“文科生思维”VS“理（工）科生思维”

林泉

    这论坛有人想掐架、想抬杠。我看了傅先生的文章《北大学生扔鸡蛋何以引来哗声一片》，就想到这个题目。

    常常听人以“文科生思维”、“理（工）科生思维”说事论人。我一向不用这两个词组直接评论人，感觉不够礼貌。原因之一么，基本就是周先生的理论：对游泳健将不要指责他球技不好。但另一方面，私心里还是会这么品评，我以为这两个词组还是能笼统地概括一个人的学术训练背景和思维方式的缺憾。

    先讲一点我知道的类似扔鸡蛋的事情。
    某大学学生举行专业知识应用竞赛，其中就有一项趣味赛，使用一张A4的纸做成减震器，保护鸡蛋从4层楼上下落，蛋不碎、纸重轻者获胜。旁边放一个炒锅，专炒破鸡蛋。在清华大学换成了40W白炽灯泡，从大礼堂屋顶往台阶上扔，满地碎玻璃。我认识的一个人就用半张A4纸保护着灯泡，从6楼扔下，玻璃完好，钨丝无恙，照样亮。这里面涉及到空气动力学、物理学、材料力学、结构动力学等原理。清华大学送给李敖的桥，是结构设计比赛的第一名。国外学校有用通芯粉搭桥的、纸牌造楼的、铁丝做椅子的。这样的活动，要多好玩就有多好玩，学生们花钱不多，激发兴趣、寓教于乐，非常利于知识点的融会贯通。
    是不是专业学生举办这些活动是份内的事情，北大医学院的学生就不应该做呢？中央电视台少儿频道，经常有中小学生进行各种各样创意比赛的项目，小儿最爱看。这样的活动，不仅仅是动手能力、想象力、逻辑思维的培养，更是对求真求实、严谨做事的素质训练。

    看，学生扔鸡蛋好处不少吧？

    “我认为说大学是教学中心也好、研究中心也好，其实质是思想的中心。”傅先生这篇文章，从学生扔鸡蛋的事情引发如此感慨，逻辑上似乎关联不足，显露出一种典型的“文科生思维”的缺陷。

    是不是这样？请各位讨论。

林泉

“哇，这是林泉的第一个主帖吧？先抢沙发要紧！”
不是第一个主帖了。你们发的主贴都比较深奥，我只能不疼不痒地跟贴。这帖子目的是“故意挑起”文理生争端。

[ 本帖最后由 林泉 于 2007-10-20 17:58 编辑 ]

林泉

咦，紫壶的帖子没了？

紫壶

哦，对不起。我发帖后突然想起你发的“童稚语”主帖了，所以删了。
扔鸡蛋游戏在北大学生中玩，似乎将大学生等同于中小学生了，他们应该更有创意吧。傅国涌的文章好像是在借题发挥，只是这个“题”离文章正题太远了，偏要把一个并不关乎思想的实验游戏扯到思想上去，难免八卦。我觉得，这不能归罪于“文科生思维”，理科生或工科生同样也会犯这种生拉硬扯的毛病。

周泽雄

我原来在本版贴过一篇小文，题旨与主帖有关。刚才找了一下，没找到。干脆，附在林泉的大帖下，权充参与：

                              从钱钟书考零分说起

钱钟书考大学时数学得零分（一说得十四分），依旧被当时开明的清华大学破格录取。随着钱钟书声誉日隆，这事儿也越来越成为美妙的佳话了。最近《萌芽》杂志举行“新概念作文”大赛，有位作文写得非常老练、令阅卷作家看了直叹服的学生韩寒，据说也曾因数学成绩不佳而留过级。上海《新民晚报》为此还举行了讨论，以韩寒的例子对现今的中学教育体制提出强烈质疑。中学教育的确存在着不少弊端，但此事却促使我思考另一个问题，即为什么我国有志于文学或在文学上有着出众秉赋的人，大多在数理化方面成绩非常糟糕呢？

从钱钟书到韩寒，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个传统在延续。事实上这个传统可以追溯到更远，甚至两千年前。换句话说，在钱钟书、韩寒等人身上体现出来的文理偏废倾向，早在孔夫子时代就已经被先验注定了。这是由中国文化起步阶段的不足或特色所直接导致的后果，若我们将《论语》中的孔子形象与差不多同期的希腊柏拉图或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进行比较，就不难找到原因。两人有相似之处，比如身体都很健康，都挺长寿，都主张“述而不作”，都热心于“传道授业解惑”，在东西方的历史地位都无比崇高，但稍一细想，又会发现两人出入极大。孔子的学说大多比较务虚，强调的是做人的学问，强调“仁”和“中庸”；苏格拉底虽然也提倡正义和诚实，但其学说却和日常世界紧密关联，具有鲜明的世俗经济色彩。孔子钱财不多，攒钱之法更是一窍不通（他竟然说，若“富而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苏格拉底同样钱财不丰，但他显然属于自甘淡泊，而非不通理财之道。孔子“五谷不分”，苏格拉底却几乎在所有层面上都具有极为丰富的应用知识，堪称“百科全书”式人物。除了世俗伦理之外，我们没法说孔子奠定了哪些学科的基础，因为孔子虽然非常好学，但学习的内容毕竟较为狭隘，对于提高社会生产力，不仅全无帮助，甚至反会帮点倒忙。相反，苏格拉底几乎在一切领域都显出是一位专家级人物，包括如何当一位军事统帅。所以西方现代科学的基石，追根溯源的话，人们会自然想到苏格拉底和他的学生柏拉图，及柏拉图的学生亚理士多德。在孔子那里，知识被严格限定在伦理范畴，在苏格拉底那里，知识没有范围，“哲学”的原始含义就是对知识的热爱。

在中国历史上与孔子倡导的儒学常起到互补作用的道家思想，除了在养生摄生方面对世人可以提供若干帮助，总体上也是走的务虚之路，所以老庄哲学虽然深奥无比，本质上也是无法与现代科学精神相一致的。这两股势力惊人的文化传统在中华大地上浩浩汤汤地奔流了两千余年，不可能不使受其影响的中国文化人在学问倾向上无所偏废，在文化昆仑钱钟书与今天的中学生韩寒身上，我们看到的正是这一并非值得大加称赞的“偏废”现象。反过来，赖苏格拉底们之力，西方文化传统中的文人，从来就没有文理分家的意识，所以不仅他们的哲学家往往还是大数学家（如帕斯卡尔、伯特兰•罗素），大画家不妨还是大工程师（如达•芬奇），他们的文人一般也都具有较为良好的科学素养。应该承认，正是这一综合文化的优势，正是这一从来没有文理分家观念的可贵传统，才是导致中国在近代迅速落伍、西方迅速崛起的深层原因之一。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知识分子，往往实际上被等同于“文章之士”，他们在“远庖厨”的同时也远离了科学精神，甚至根本无视科学的存在；西方文化传统中的知识分子，相比较而言更接近现代知识分子的本义，绝不仅仅意味着能写一手锦绣文章。

所以，在人们津津乐道于钱钟书先生当年的数学成绩时，事实上隐含着这样一个结论：文科成绩出众与理科成绩差劲，乃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天经地义。这其实是一个危险的结论，其内在依据至少无法被“放之四海”地加以衡量。虽然，就单个人来说，受其天性影响肯定有其自然生成的偏废倾向，但就教育原则而言，我们却不应视文理科畸形发展为自然之理，我们更应该致力于泯灭文理科的外在壁垒，弱化文理科的外在界限，拆除藩篱，而不是强调它的理所当然。显然，当致力于做科学家的学生心目中没有对文学的敌意，致力于做文学家的学生也不存在对数理化的恐惧，他们身心的自由发展只会得到更加充实完备的保障。这样我们也就可以期待中国的经济学家也能像凯恩斯那样写出美妙的随笔，中国的政治家也能像丘吉尔那样具有优良的艺术修养，中国的文学家不至于面对电脑普遍都有点呆头呆脑。

何况，就钱钟书而论，我们也不应过于强调他高考时的数学分数。他日后的大量阅读早已纠正了早年的偏颇，他读过的科学著作，同样令人咋舌。他甚至还热情地读过钢琴乐谱呢。

1999年12月7日

童志刚

现实中我接触的主要是文科生，但也不少理工科的，基本的印象是，如果说某个人在思维上有缺陷，我愿意认定那源于他阅读的不足和性格的毛病，跟他出身于文科院系还是理工院系没多大关系。事实是，今天的大学生，入学之前，许多文科生的理科成绩并不差，就是说，从基础上讲，两类学生并无多大差别。所以我的结论，两类思维各有所长，无所谓高下之别。至少，对于有人要说有高下，我不以为然。

说几句违禁的话，这几十年来，咱的领导人倒是多为理工科生，都着个“系”那个“系”了，但就整体思路而言，我是没看出他们的“理工科思维”有什么严密性和值得称道的。印象里国外的领导人似乎还以文科出身的人为多，不知道他们那里是如何判定这两类思维的高下的？

林泉

回紫壶：扔鸡蛋游戏在北大学生中玩，似乎将大学生等同于中小学生了，他们应该更有创意吧。——用薄纸和其他材料做成有足够强度、刚度、稳定性、缓降、减震效果的结构其实有难度的，材料还要用到最少。做到鸡蛋不破容易，但各方面最优、最合理，做到极至就难了。所以，这个题目是一个很训练人、常做常新的趣题。
回童板：但就整体思路而言，我是没看出他们的“理工科思维”有什么严密性和值得称道的————我也这么觉得。

[ 本帖最后由 林泉 于 2007-10-20 20:29 编辑 ]

乌龙茶

如果是讨论纯粹的思维品质问题，我觉得，差别不只是理工科生和文科生的差别问题。每一种专业都会训练出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比如，一般认为数学专业的人思维都是很严密的，可我的经验是：一个对社会科学不甚了解的数学专业人士，分析社会问题时常常思维非常简单化，而且“漏洞而出”。但在较为抽象的符号运算领域，普通人无法与数学专业人士相比。然而奇怪的是，很多数学专业人士往往能做得一手好诗，尤其是年长一些人，他们往往对诗有超出一般人的领悟能力，甚至比许多文科生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很有意思。
        文科生实际上也有很大差别。比如，史学和文学就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思维方式。史学专业的人通常更注重事实，而文学专业的人更注重有没有具创意的思想。有个同事曾经这样比方，如果要写一篇文章，搞文学的人首先想到的是我有没有说别人说过的话，而搞史学的人首先想到的是我这话有没有出处。这种差别是很大的。

[ 本帖最后由 乌龙茶 于 2007-10-20 22:59 编辑 ]

心中有刀

几个月前，一位朋友请我给他的孩子出主意，在文、理两科间作一选择，以便准备高考和将来填报志愿。我是这么跟朋友说的：“你得先问清楚孩子，他将来想掌握主动，管人管事，还是被人管、由别人安排决定如何做事。前者选文科，后者选理科。”

李菜苗

靠，有刀聪明一世，这种馊主意将来出了问题人家找你来了，读文科读理科与被人管没有关系，读文科的也大部分被人管，领导总是少数啊。
人家可是满怀希望读文科，结果……，你打算赔多少？

伊来

我是以前学理科，后来学文科。从来不服管，也没管别人。照有刀的说法，我或者是等于什么科都没学，或者算学了却都没毕业。

林泉

有刀先生的建议有“劳心者劳力者”的意思，对国内学生而言还是很现实的。国内学生转专业、跨学科，自由度很低。比如格林斯潘原在朱利亚学单簧管，我们这里恐无此可能。

心中有刀

原帖由 李菜苗 于 2007-10-21 13:20 发表
靠，有刀聪明一世，这种馊主意将来出了问题人家找你来了，读文科读理科与被人管没有关系，读文科的也大部分被人管，领导总是少数啊。
人家可是满怀希望读文科，结果……，你打算赔多少？

回菜苗：

如果文科学得好，就一定不会觉得那是个馊主意了，别人出了问题找你，你准能巧妙回答滴。假如文科没学好，没学好，那当然管不了别人，只能怨自己啦！

是不是？

心中有刀

原帖由 伊来 于 2007-10-21 13:45 发表
我是以前学理科，后来学文科。从来不服管，也没管别人。照有刀的说法，我或者是等于什么科都没学，或者算学了却都没毕业。

伊来文理兼修，那是通才啊，珍贵着呢！

西凤酒

什么文科理科，书读多了，都是偏执狂，只是偏的方向不一样。偶有例外，像周泽雄这样的，可能天性温和，也可能年轻时偏执得过头了。伊来这样，文理兼修，我估计她走路都横着。

伊来

估计的不错。
横着估计怎么会错?

流星雨

我们读书的时候，文科被叫做“瘟科”，成绩稍好一点的都毫不犹豫地选择读理科，估计这种选择对所谓的思维方式有“一点点”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好像和文科理科在“训练”方式上的差异无关哈？

我觉得世界上的人基本上可以划分成两类，一类可以定义为适合读书，一类则能定义为不太适合读书，一般来说，适合读书的那类，可能逻辑能力都应该先天有点偏强，智商偏高？不适合读书的那类，非逻辑之外的另一些能力则偏强，情商偏高？这个世界实质上则是由非逻辑能力主导的，情商主导智商？哈哈，成功人士似乎一般都是不读书的或是不把读书很当回事的，嘿嘿，比如像我这样的人就得老老实实接受人的指派，太把书当一回事了，书呆子地说，这也是命！

西凤酒

原帖由 伊来 于 2007-10-22 10:54 发表
估计的不错。
横着估计怎么会错?

激动，因为伊来难得一见的评语“估计的不错”，虽然后面怀孕着“横着估计”。
既然前面一句认了，后面的索性也认了吧，彼此彼此，都横着，正好捉对。记得你说要生一堆孩子，生个老二就叫“横横”，同根根很配啊，都是木字边的，那是朱元璋的派头。
啊哈，我现在明白你为什么给儿子起这个名字了，南京也是皇城，他就是皇城根儿。

林泉

伯林总结了两种思维模式：刺猬和狐狸。按这个模式，是不是可以这么认为：胡适是刺猬，鲁迅是狐狸。　
<转贴>　在古希腊诗人阿基罗库斯留下的残章中有这样一句：“狐狸知道很多东西，刺猬却有一个绝招。”伯林说，学者和思想家也大致可以分成这么两类：一类对世界有一个统一的看法，追求普适的理论和解决――刺猬；而另一类体察个体的多样，追求不同甚至相互抵触的目标――狐狸。比较著名的刺猬有：但丁、柏拉图、卢克来修、帕斯卡、黑格尔、陀斯妥也夫斯基、尼采、易卜生、普鲁斯特，等等；而狐狸有：莎士比亚、希罗多德、亚里士多德、蒙田、埃拉斯穆斯、莫里埃、歌德、普希金、巴尔扎克、乔伊斯，等等。而托尔斯泰，据伯林说，本性是个狐狸，却自以为是刺猬，并一心追求刺猬的理想。
<转贴>李欧梵教授把这套“刺猬与狐狸”的理论应用到中国近现代文学创作研究上，认为鲁迅是一只大“狐狸”，思想虽较一般作家深刻得多，却从来没有一套体系；反观茅盾是一个“刺猬”型的作家，小说在语言和技巧比不上鲁迅，但几乎部部都有一个大架构。而李欧梵教授在总结自己的文章时说，“下意识”常常想作“刺猬”，但写出来的东西，往往仍有不少“狐气”。

丙辰龙

“傻读书的”这词，如果是说搞理工科的，勉强说得上是精研业务的代名词；但要是用搞文科的人身上，除了史学和古汉语等特殊专业，还马虎勉强地说是敬业的外，经济、管理、社会、教育、心理……的老师和学生，如果被如此认可，那就是名副其实的傻。而中国文科教育就是如此地傻着这个过程：教师闭门造车固执己见，将前人或外国人的唾沫代代相传。同时不可否认的：就是这群傻瓜生产线上出来的傻瓜，成为中国管理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说这话是有依据的，而且自己就是某种程度上的参与者。比如：连三四人的教研组都管理不好的人，给学生教行政管理课头头是道；当下社会问题的基本动向都不清楚的人，在讲公共政策及道德品质课程；企业大门都没迈进过的人在讲市场营销策略；连罪犯都没有近距离接触过的人讲犯罪心理学…….以往我一直想不清楚为什么中国的教授很难当上国家最高行政首脑，如威尔逊；中国官员一上大学讲坛，就遭文人讥笑，而不像外国领导人到大学演讲时那样受追捧。相反，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官员和师生“对骂”的词语竟一样：傻！为什么傻？因为都是中国人，虽然对彼此的行当陌生，但不至于陌生到如听洋人演讲时完全让人家牵着鼻子走的被动，所以，多少都有些发言权，但一个在讲坛上夸夸其谈的政治学教授，绝对能让一小科长忽悠地对所讲理论动摇，能不说专家傻吗？同样，官场和机关理所当然的作为，会被文科专家推定是理论上的违法乱纪，搞学术的能不说官员傻吗？现实比教科书快，比教科书的理论活络，而教师却几年乃至几十年抱守教条自说自话。二者的脱节就这样形成了。更有意思的是，我们很自豪地宣称：大学就是象牙塔，应当不受外界的“干扰”，而不追究象牙塔的意义本为追求真理的干净场所，而不是不问社会冷暖的活死人墓。

        教文科的傻，并进而培养学生傻，问题主要出在管理层面。众所周知，在发达国家，老师和学生的社会实践，始终是重要的教学环节，投入经费不菲，故有师生跨国交流、在政府部门和企业作实际学习、引政府和企业项目入课堂，等等。不论是学校、基金会出资，还是以义工、志愿者方式参与，教学活动始终与社会实际密切关联。在这些方面，中国的经费总额本远逊于发达国家，但每所大学还是有一定数量的教研资金，用于支持教师的教研活动，并支持学生从事社会实践。但我们教研经费的一般结果是：做出精美课件；发表论文的版面费；挂羊头卖狗肉的会议旅游，等等，更多情况下，谁争到科研课题，就是多了个报发票的项目：出租车票、餐馆饭票、电子器材票、买卫生纸开出的办公用品票、汽油票，乃至色情场所的消费票，都是“科研经费”的去处。有多少花在了课题上？课题的承担者自己知道，当然，我也知道一些，只不过每人不一，我无法拿出数据罢了。说穿了，争取到经费基本等同于给老师些福利，给学校换回些公开的或内部的“科研成果”。只要出结果，在年终的成果统计方面增添上内容，管他是傻话呆话废话。派教师进修专业也多是和学历挂钩，很少考虑系统内部的交流，依然多在空对空的圈子里打转。从别的高校听来的学问，本是通过阅读就可取得。文科学生的实践课更有意思：参观展览是实践课；学雷锋扫马路是实践课；能去慰问一次孤寡老人，已经是很地道的实践课了。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下毕业的学生，一走向社会，发现来自老师那里的观点或土崩瓦解，或是几十年前的老黄历，或为不食人间烟火的天书。到这种境地，不认傻不行，只好将理论放一边，从头再来。

shen

文学与数学,犹如他和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