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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发
发表于 2007-10-22 2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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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的状况——开始认识社会(之一)
我被分配在广州郊区税务局做税务助征员。在那里工作了近三年。这段期间我的人生视野有了极大的拓展。它使我洞悉了机关里的政治生态、人际关系，了解当时中国农村的普遍状况。这对我思想的形成有极大意义。
广州郊区税务局本部设在沙河镇，约四十来人。分属税政科、稽查科、稽管科、计统科、秘书科、政治办公室、局长办公室。下辖沙河、芳村、黄埔、三元里、新窖、太和、人和、钟罗潭、罗岗、江村等十个税务所。税所人数从十来人到二十几人不等。
此时的税务部门的干部(为了区别“机关干部”与“革命干部”，我此后文中的干部一律指没有“革命”资历的“机关干部”。有“革命”资历的则全称为“革命干部”。)由以下四种人构成。一是留用人员。即曾在国民党政权的税务局中工作过的。他们约占百分之二十。此时(以1965年为计，下同)他们的年纪在四十岁左右。二是共产党建政之初吸收的受过中等教育的青年，此时年约三十几岁。他们约占百分之五十。三是公安机关调职干部。年龄从三十到四十岁不等。占百分之十不到。四是从工人中提拔的干部。年龄三十出头，大约占百分之十几。正牌的革命干部在税务局中则屈指可数，且都居领导要职。
除了以上四大类人员之外就是我们这批新近招收的年纪二十岁上下的税务助征员了。人数约占百分之十。助征员做着与干部同样的工作，但不属干部编制。以上四种人所占比率并不固定。在市税务局里留用人员的比率可能还稍高些，而郊区税务所里就很少留用人员。工人提拔的干部在市局里较少，在税所里则会高达百分之五十以上。
机关干部是个心态极为复杂阴暗的的群体。人们之间充满了提防、戒备、嫉妒、歧视、仇视、憎恨。
留用人员一个个老成持重、谨小慎微。他们虽然在国民党税务局里只做过几年事，但那“伪职员”的经历是抹之不去的污点，更何况他们之中有的还集体加入过国民党。经过肃反、审干、反右、反右倾等次政治运动，能安然熬到现在实在不容易。他们对局领导和政治办公室人员恭谨而疏远。他们埋头业务却绝无进取心。其最大的心愿就是保住这份工作，不要成为下一个政治运动的牺牲品。由於他们从国民党时期的税务工作转过来，具有业务经验，故在1952年初定行政级别时就较高。此时他们的级别多为行政19-18级。稽管科长苏智仁、黄继雄及属下的几个科员都是此类人员。为表述简便，兹称之为丁类。
从公安局转业到税务局的人们(兹称为丙类)对现实充满了不满。公安局在社会上的威势远非税务局可以比拟。他们从公安局调到税务局是降格使用了。为什么会调职？原因是1962年10月毛发出阶级斗争的理论后，中国社会各个领域都逐步开展了强力的政治甄别、政治筛选。我在那甄别和筛选中被永远摈除在大学门槛之外。这批原公安人员也是在这场甄别和筛选中从威风凛凛的公安部门贬到向人讨账的税务局来了。之所以被贬原因不外以下两个。一是出身成分不好。建政之初政审不严，以至有些出身成分差的人也招到公安局这样的要害部门中来了。二是表现不好。政治上不够积极要求进步。不靠拢组织。其具体表现往往是发牢骚、讲怪话、顶撞领导等。如果以上两个原因同时具有，那就更是死定了。
党建政之初吸收的那批青年知识分子(且称为乙类)早已有了分化。其中少数“要求进步”成功者入了党，升至区科级乃至县处级官位。郊区税务局的局长廖国雄、局税政科科长陈荣荪--我的顶头上司--就是此类人物。另多数人因“要求进步”不足，或虽然极力“要求进步”但由於出身成分不佳或提拔名额有限等种种原因仍是“群众”身份。这两部分人之间存在着隐性的矛盾冲突。前者因自己的成功而傲视后者，后者则对前者不服气。你们有什么了不起的，不都一样是解放后才参加进来的吗？然而无论是前者或后者都自感比丁类优越。
从工人提拔的那批人(且称为甲类)大多安排做政工工作，甚至作了小领导。这有其内在缘由。他们因政治上受重视信用而被提拔，但又不懂税务业务，提拔上来作什么呢？顺理成章地去作管人、管思想的人事政治工作。局本部政治办公室三个人李初寿(办公室主任)、黄潜、邹樽端都是甲类人员。局下属的税务所所长亦有相当是甲类人物。这类人在税务局里是实权派。别看他们从前只是工人，甚至是勤杂工，但经过三反、五反、反右等运动被领导相中提拔上来后，就鲤鱼跃龙门，成了显赫的人物。他们被告知负有责任去监视政治上有问题的丁类人员。对某些丙类人员也充满怀疑和歧视。即使是对乙类人物他们内心亦有高出一头之感。甲类人员从整体上来说是中共政权的鹰犬。
革命干部数量甚少，郊区税务局中只有一个，就是副局长王效曾。(在省市税务局里会稍多些)。这不是个典型人物。因为他是个1945年“参加革命”的老资格。象他这样的资历应到广州市税务局里做局长。可是他人温软，没有竞争力。连讲话都往往不知所云且声音又细，又常因病不能上班，以至落到资历与职务十分不相称的地步。抛开这个非典型人物不论，机关里的革命干部毫无疑问是政权的象征和化身，是人格化的政权。他们大权在握、发号施令、满脸威严。
我们这群十八、九岁，二十出头的税务助征员是以上四类之外的特殊群体。我们做的同样是收税工作，但我们不属干部编制。据说这是因为1963年经济恢复后，税收工作量增加，但税务干部编制依旧，故须招收一些编制外的低薪人员(月薪30-35元)来充实税收力量。
助征员在政治上是一个将要分化的群体。他们类似十几年前建政之初招收的青年知识分子那样。其中有的会受到信用提拔，有的会补充到芸芸众生中去。
机关的气氛压抑沉闷。经过三反、五反、审干、肃反、反右、反右倾等历次政治运动的折腾，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极度紧张。在平静的表象下是互相之间高度的提防戒备和歧视敌视。大约经过半年左右的生活体检，我已经感受到其中的许多奥妙。我在政治上突然加速度地成熟起来。当然，这也与我的家庭有关。父母亲虽不是留用人员，但终归是旧知识分子，有几年“伪职员”的不光彩经历，在单位里深受排斥歧视。他们有时在家里小声地议论单位里发生的事情。我在房间里做功课隐约听到了，深为父母的遭遇不平。此时，当我亲身处於税务局的气围中，就对父母亲在机关里的境遇有了更深切的体会。
局稽管科的干部全是丁类人员。他们约比我父母亲小几岁，算是我父母的同辈人。我对他们本有天然的认同感。但是我发现他们在对我表面的热情下仍不无戒备。有时他们在讲些什么，我走过去跟他们打个招呼，他们笑盈盈地回应我后却转移了话题。起初我相当不解，后来明白了。此时我虽然只是个编制外的小助征员，但谁能确定我今后会一直是个芸芸众生还是将被领导赏识提拔呢？在机关单位里，大凡想被提拔重用的人都是要找人作垫脚石的。他们心里是这样想的：这个年轻的家伙到底是什么货色？鬼知道？跟这样一个属相未明的人打交道，当然还是审慎些好。
计统科、稽查科、秘书科以多为乙类人员。他们对我的态度较为自然。要么是随便，爱理不理，没有什么心防。要么隐隐流露出居高临下的轻视。助征员类似他们十几年前的经历，但不如他们。他们被招入税务局时就明确是机关干部。而我们助征员妾身未明，是编制外的黑市干部，或干脆说是临时工。那时(以1965年计)他们的级别在行政22级到19级之间，故此可以在内心藐视地对我们说：你们助征员要熬到我们这份上还远着呢！显然，他们不及丁类人员世故老道。
甲类人员对助征员的态度因人而异。性格平和、没有多大野心的人如黄潜、邹樽端亦是自然随便地对待我们。雄心勃勃的沙河税务所所长、局党总支组织部长王家其对该所的两名女助征员悉心栽培。把她们吸收到共产党内，欲使之成为其得力助手。另一个雄心勃勃的甲类人物--局本部政治办公室主任李初寿则大异其趣。他不感到有什么助征员值得培养，总是以冷淡的态度对待之。我甚至还隐隐感到李初寿与我的顶头上司陈荣荪和局长廖国雄(我父亲的那位女同事即为廖国雄之妻，故可以说我是廖国雄间接介绍来税务局的)不睦。陈荣荪这个对一般同事态度冷淡严肃的税政科长、局党总支宣传部长，唯是对李初寿时时笑脸相迎。但李对他却不怎么买账。后来经过一系列的变故我洞悉到，李对廖、陈的冷淡是出於甲类人员对乙类人员的嫉妒和隐性政治歧视。这个情绪还自然地延伸到我的身上。李初寿从来没有对我有过晴朗的脸色。我们这批助征员经过了几个月的试用后被正式被录时，局领导召集我们开了个小会。会上李初寿脸色阴沉地说：“你们来了就要好好工作。不要既不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农村去，又把这里当成个暂时的栖身之地，不认真负责地工作……”由於他毫不客气的训斥式讲话与当时其他局领导以勉励为基调的讲话形成极大反差，故不仅当时令我震撼，而且一直铭记至今。
甲类人员中的雄心勃勃者与其他类别人的关系都处于不同程度的紧张之中，但亦有例外的。就是沙河所长王家其与我的顶头上司陈荣荪的关系相当好。多年以后我洞悉到这里面除了有常见的个人投缘外，应会还有陈荣荪的深谋远虑。作为家庭出身不好(地主)的乙类人员，又面对李初寿这样一个心怀叵测的政办主任，他主动与与甲类人员王家其建立良好的私人关系，其中未尝没有藉以自保的深谋远虑。
王家其与陈荣荪的良好关系似乎惠及于我。王家其对人态度之生硬不亚于李初寿，但好像对我还有点笑容。可是，我内心对他深怀怀反感，尽管我表面上对他一派洗耳恭听的样子。记得刚到税务局时，我被派去做换发自行车牌的工作。工作点设在沙河税务所。不几天，我就感到所里有个人对人的态度十分严厉。脸色总是绷得紧紧的，动辄训人。有人告诉我他就是所长王家其。我听了心里不由得打了个结，叮嘱自己可要小心谨慎。有天我正在所门口换发车牌，突听见所内爆发出吼叫。我大吃一惊。这可是机关重地，怎么会有人胆敢在此撒野？不由扭过身去看。原来是所长王家其瞪着两只冒着火的眼睛，声如巨雷，手指头几乎已戳在一个干部的鼻尖上。那干部(我已忘却其名字，约莫记得他姓陈)气势虽远不能与王所长相比，但也挺胸昂首奋力反击着。但他的嗓音天生细弱，几被王所长的洪声如雷所掩盖。纷乱之中并听不清楚他们吵的什么。只是听到那陈干部说；“我不怕你！我不怕你！……我的历史是审干作了结论的……”王所长则反复怒喝：“你这个三青团骨干分子，还这么猖狂，你等着，我一定好好收拾你。”
几个干部上来劝解了大半天，才把已将陈干部逼到墙角的王所长拉开，一场闹剧总算落幕，而我对王所长的威势也有了更清晰的了解。从此以后，即使王所长见到我还能挂出一点笑容，我都对他心怀反感和畏惧。而且，我对那位陈干部产生有莫名的同情。我不由得想到我的母亲，她也有政历问题。她曾在学校里集体加入过国民党。国民党会不会比三青团更严重？母亲会不会在单位里也这样被领导骂？我心里蒙上了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
体制的机关可细分为政权机关和职能机关。前者是各级党委和政府，以及公检法。后者是除此之外的所有机关，如税务局、财政局、工商局、和化工局、无线电局之类的企业主管部门。政权机关与职能机关在人员构成上有异\有同。同是两者都以解放初期招收的青年知识分子为主，亦都有从工人提拔上来的干部。异是政权机关中有相当数量的革命干部，而职能机关里较少。还有一异是职能机关中有有留用人员，而政权机关中则无。这种差别决定了两种机关内的文革运动走向有所差异。
应予说明的是，并非所有的职能机关都有留用人员。只是在那些昔日国民党政权中亦有对口机关的单位，如税务局、财政局才会如此。此外，税务局与其他职能机关还有个区别，就是税务局来了一批公安局转业干部。这在其他机关则未必有。另外，税务局中军队转业干部甚少。而其他有些机关中则有相当数量。据我后来的观察分析，军队转业干部也是个分裂群体。一些正常转业者大都作了单位领导和政工干部，保卫干部。是各单位里掌握生杀大权的人物。而另一些则属非正常转业。文革前1963至1965年军队也搞政治甄别。一些政治质量不达标准者被从军队软性清洗出来。转到机关、工厂、学校里的非要害部门工作。这类似把不合标准的公安干部转业到税务局工作。
干部，无论是革命干部还是机关干部，亦无论是机关干部中的哪个类别，相对于群众来说他们都是官。这种社会地位规范着他们在文革大波中与工人和其他体力劳动者有所不同的心态和行为模式。机关干部中四种不同的类别亦都有各自的特点和取向。若作更细致的微观分析，所有人的具体行为都会有所差异，这就如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指纹。社会地位和家世背景一样的人由於性格差异、文化教育等因素都会使之在文革运动中有不同的表现。但是，作为一种宏观的历史研究只应作整体性的脉络勾勒，至于在文革大波中人性心态和行为方式的千差万别那就须由钟情于文革题材的小说家们去雕琢了。
农村的状况——开始认识社会(之二)
广州郊区税务局税政科有五个人。科长陈荣荪、主办科员蒙兆云、科员周以传。还有两个助征员，黄慧玲和我。税政科负责解释税法，指导、监督税所的税务干部正确理解执行税法。税政科并无硬指标的具体工作。实际上，其工作内容一个人就足以承担，顶多配备一个助手。但既设置一个科，科长就不能是秃头司令，其下只有一个兵也欠威风。故总共弄上五个人才象个样子。蒙兆云还是较忙的，经常接听税所干部的电话，解答他们提出的问题。内勤黄慧玲也终日在她的办公桌上忙碌，只是我一直都不知道她忙些什么。其他三个人其实并无具体业务。科长不作具体工作是常态。他还兼局党总支宣传委员。常去开各种会议。我被告知首先要熟悉税法，以协助蒙兆云的工作。其实这位老先生哪里须要我协助。我又有什么能力协助他。蒙是留用人员，两朝至此已干了二十多年，对税法十分熟悉。我即使拿着各种税法书日夜地背也赶不上他二十几年的功底。何况高中时代倾慕数理科的我对背税法真是厌倦透了。幸亏后来上面有指示，税务工作要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要求税所的干部驻村、驻点。局里的干部要经常下到基层。我这个本来就是多余的人乐得离开沉闷的局本部，常到各个税所里去转。藉此，我走出了机关大楼，走进了社会底层，相当深刻地了解了当时的中国农村。
在广州一中读高中时，每学期都有下乡农忙劳动。但去的地点几乎每次都是近郊石井公社的庆丰大队或红旗大队。那里虽比市区差，但并不非常悬殊。农民住的都还是珠江三角洲常见的青砖屋。而且短短一个多星期里都集中住在小学课室或大队部里，与农民还是隔离的。在郊区税务局下基层后，情况就大相径庭了。
蒙、周两位老先生(其实他们那时也只四十几岁，以我现在的目光来看，那尚只刚步入中年，但在当时我的眼中他们已相当老了。)大多只下到近郊所，当晚可以回到市区的家中。我则往远郊所进发，一去一个星期。在所里，我也没有具体工作，只是跟着税务片管员到处跑。即所谓开辟税源、征收税款。然后每星期六回到局里向陈科长汇报。
在这“下基层”的过程中，我清晰地了解到中国农村那令人震惊的贫穷。
广州郊区税务局本部所在的沙河镇位于广州东北角。此镇为广从公路的起点。广州东北郊离城区几公里便是半山区。沿广从公路北上，右边一直是山峦起伏。这些地方辖属太和公社。平原地区多为本地人，山区居民多为客家人。无论是本地人、客家人大多都家徒四壁，又脏又烂的被子胡乱扔在床上。煮饭灶所发出的浓烟长年累月地熏，使整间屋子都涂上了一层烟垢。农民们日出而作，承担着繁重的田间劳动，夜间就歇息在条件如此恶劣的住房中。而维持他们生命，使之能从事简单再生产的只是粗劣的食物。与本地人相比，客家人生活在更差的状况中。本地人以大米为主食，客家人则番薯占了相当比重。原因是山区或半山区里水田很少。大多山坡旱田里只适于种块茎类作物。另外，从住屋也可看出区别。客家人几乎无一例外住泥砖屋子。进入这种屋子会闻到一股难耐的潮湿霉味。而在更多的情况下这霉味会被另一种更刺鼻的气味所覆盖，那就是畜牲的骚味或人的尿味。原因是有些农户把猪就养在自己屋子里，或把尿桶放在屋子的墙角。小便时尿桶盖一打开，饱和的尿气一下就冲向屋子的四面八方。或者，由於尿桶没有盖严、尿桶盖有破孔等原因，使尿气在不断的泄漏之中。这虽可降低尿气外侵的瞬时效应。但物质不灭，屋子里尿分子弥漫度的平均值是不相仲伯的。
后来我知道那个座落在太和山区最深处的叫穗丰大队。分成十多个自然村，多则几十户，小则几户，星罗棋布在许多个山坳里。我用尺子在广州地图上量量。其离广州城边的直线距离只有十几公里。但税务片管员告诉我，那里的人大多一生都没有进过省城。唉！十几公里的距离对於他们来说就如地球到月亮了。
广州西北角也有一条公路北上，叫广花公路。这里是一坦平原。广花公路与广从公路大致平行略呈喇叭形，在郊区境内相距约七、八至十多公里。出城的近郊叫石井公社。再继续北上就属远郊人和公社。从人和公社的平原上可以望见山峦起伏的太和山区。
人和公社几乎所有村庄住的都是本地人。他们大多能住青砖屋，吃大米饭。可是有一样太和山区的客家人比他们优越，就是前者不缺柴草烧，而后者一年之中只有半年可以烧稻草煮饭。其他时候就得到处去打柴草了。抬头四望，只有太和山区离自己最近。於是，这些平原的农民便在死去活来的双夏大忙后，便着手进山打柴草了。他们天蒙蒙光就成群结队地步行十几公里到太和山区，上山打了柴草，捆起来往回挑。毒热的太阳晒得他们汗下如雨，何况还挑着百多斤的柴草。在这种情况下补充水分比食物更重要。他们每人都带着一个很粗的竹筒做的盛水器。可是喝干那一筒水也未必能补偿身体失水。好几次，我骑着自行车从人和税所到太和税所，那十几公里，一个多小时的单车车程往往都被税务干部们视为畏途。可是与这些挑柴草的农民们相比那实在还是太轻松。我迎面望见他们被太阳晒得黑红的脸庞和浑身汗透的衣裳，心里不由得升起深深的感叹。农家苦，真是农家苦啊！
农家劳动不但要成人如牛马负重，连孩子也失去了童年。十岁左右甚至更小的孩子就要承担看牛、斩猪菜等，或到村边道旁用齿扒扒散落在地上的树枝拿回去烧火煮饭。这是他们放学后必须要做的事情。有一次我远远望见一大捆柴草在自行移动。大惑不解赶上前去看个究竟，原来是一个瘦小的孩子在担柴草。两大捆柴草已把他埋藏起来了。
吃着粗糙的食物，承担着沉重劳动的农民还背负着苛捐杂税。尽量设法逃漏税收说来也是正常心态下的产物。有次在三元里所，一个农民来补说。办理补税的干部边开税单边训斥他说：“告诉你，你没饭开也得先交税。要不，不单止你的榨油坊开不成，牢都有得你坐。”我看到那农民愁眉不展的脸上遍布着如刀刻般的皱纹，心里老大同情不忍，对那位税务干部的声色俱厉十分反感。
然而，我的身份决定了我必须去做自己反感的事情。有一次下基层到隶属罗岗税所的南岗税站。那天已傍晚了，税站站长说刚接到一个消息，宏岗大队第七生产队杀了猪，要去收屠宰税。可是片管员刚好病了。有人说就等等吧，等片管老张休完病假回来再说。站长说不行。这事迟了就收不回来了。说着说着天色已暗下来。站长对我说，小刘去一次怎么样？我是分局下基层的人员，本无具体收税职责，但既然站长开了口，我只得硬着头皮承担。
冬天的寒风在夜间显得尤其凛冽。我穿足了毛线衣和卫生衣推着单车出门时也不由打个寒战。而比寒风更令人心寒的是到宏岗七队的羊肠小道须穿过一片坟地。尽管我不信有鬼，但夜间独自穿过坟地毕竟使人莫名心怯。还有，更令我举步唯艰的是我认为征收屠宰税本身就是个毫无道理的事情。我记得长篇小说里就有个“反割头税”的章节。说的是农民们怎样反抗国民党政府的税吏来征收他们杀猪的税。农民自己买猪苗，自己买猪饲料，自己花劳动力养了猪，这关政府什么事？凭什么要收税？既然从前农民们是那样反抗国民党收“割头税”了，那么他们今天又会如何呢？
壮着胆子借着朦胧的月色骑车穿过坟地，找到了宏岗七队的队部。推门进去，里面昏暗的灯光下一片烟雾腾腾。好几个农民抽着劣质烟在闲聊。我认得那位七队的出纳。来时我还担心找不到他会白跑一趟。现在谢天谢地总算他在。我说明来意后，他楞着不吭声。几个农民围上来故意都把烟喷在我的脸上。说我们杀自己的猪还要交什么税？真的，我内心完全同意他们的说法，但公务在身只得一边拨开刺鼻的烟雾一边向他们解释这是政府的规定。折腾了半天他们终於肯交税了。我收齐税款写了税单，如释重负地转身要逃离这间屋子时，突然向前摔了个嘴啃地。身后响起一遍哄笑。原来门口暗中横了一张长凳。在昏暗灯光的阴影之中，急欲离开的我没有察觉这个机关。我明白这是不忿交税的农民们在捉弄我。从地上爬起来后泪水在眼眶里打转。但我没有去与他们理论，忍着皮肉小伤头也不回地骑上单车走了。支持着我的最大意念是，这与中农民的激烈行动相比简直不算一回事。
有时在一个地方长了也会交到一些农民朋友。我有意识地向他们询问农村的一些情况。有次在钟落潭跟几个中年农民聊谈起来。说是中年，其实只有三十几岁。但沉重的农活使他们的脸貌提前“老化”了。我问他们村子里什么时候生活最差？我猜想他们会说是解放前某个时候吧？六十年代中期离解放前并不遥远，以他们的年龄会对“解放前”留有清晰的记忆。但不料他们却说是1960年最苦。村里饿死了十几个人。没饿死的也都水肿得厉害。真的吗？我惊吓无比。我当然记得五年前饥肠辘辘的日子。也隐约听说北方有的地区饿死了人。但感觉上那都是传言。起码在广州还没有听说谁饿死了。这次确确实实听到这种情况不能不极感震撼。“是灾荒吗？”我问他们。“灾个屁！那几年风调雨顺得很。”“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呢？”“这我们就搞不清了。”对话就此打住。或许是不便再深究下去，或许是不具备深究下去的意识和水平。钟落潭是平原区，鱼米之乡。这里都发生这种惨况，其他地方就不消说了。那时的我虽很年轻，但已意识到这是治国上的一次大失误。
我讨厌局本部的作息。首先是因为税政科其实没有具体业务，有时都不知该怎么打发时间。而更重要的是我厌恶机关里压抑的气氛。於是尽量找机会独自到处跑。我对近郊缺乏兴趣，对远郊的平原地区如龙归、人和、江村也提不起多大劲头，而是尽往山区、半山区跑。从太和到穗丰，从良田到汉田，从沙田到九佛，我处处细看农村面貌。还留意九佛农场知青的情况。因为我差点就落到他们的地步。有次已近黄昏，在一个村庄里听到广播器叫四类分子集合去田头积肥。我知道这是不计工分的额外劳动。未及，六七个面黄肌瘦、衣衫褴褛的中、老年农夫挑着粪桶来到生产队部门口。我实在无法把神情萎缩的他们与舞台上穿着长袍马褂、留着八字胡、典着肚皮的南霸天、周扒皮等联系起来。我不由得想起那曾上过抗日战场，而今以拉大板车为生、受群众管制的二伯，心里不禁泛起对这些四类分子莫名的同情。
三年广州郊区税务局工作经历，和对农村状况的了解使我的思绪越出了个人际遇的忧伤。失去童年的孩子、过早衰老的成人、住所肮脏、食物粗劣、油灯如豆。面对这些我似乎忘掉了领受微薄工资的自己其实也属可怜的一群，而去思虑怎么才能改变如此贫瘠的农村状况。
三、红皮白心的“革命接班人”
投考财贸干校高分落取的惨痛经历使我绝了读大学的念头。面对现实我告诉自己必须做好这个侥幸得到的工作。
税务局时期的我与高中时期判若两人。高中时期埋头读书，不好运动，体质虚弱。到税务局后不久，为免除每天从荔湾区到沙河上班的路途耗时，我就打了个简单的行李包到局里。每星期六才回家。入夜就在办公桌上睡觉。平时下班后看税法书，早上跑步锻炼。身体日益健壮起来。很可能这无意中给局领导们初步留下了这个年青人有朝气的印象。
我资质平常。但有务求把事情尽量作好的习性。从小做功课不需大人督促。数理科考试如果得了四分就会懊恼不已。我不原谅自己做不出、或做错任何一道数理习题。此时我把以前苦读的劲头都转在工作上，所表现出来的干劲是惊人的。有一次下基层到黄埔税所，所里有一批发票之类的材料要急送到局本部，但没有人手。我主动提出由我用单车运。一个上午之内，往返沙河与员村(黄埔所地址在员村，与沙河相距约七、八公里。)三次，把材料都及时送到。当时我觉得这很平常。因读高中时到农村参加双夏大忙比这不知要辛苦多少倍。潜意识中以此作参照物，在税务局无论怎么辛苦都不算一回事了。但是没想到这却在领导层中引起震动。他们还没有见过象这样拼命做事的。
在下基层中我尽量主动找些实际工作做。那时上级要求税务工作不能光顾徵税，还要促进生产，开辟税源。我在钟落潭所下基层时，随片管员在汉田村一带发现许多队办砖厂的砖买不出去。农民们为此愁眉苦脸。我想起有人曾说广州其实缺砖，於是就主动到广州建材公司联络，告诉他们这一情况。建材公司的一位经管此项业务的科长不相信。我建议他派人会同我去实地了解。他勉强同意了。当我带着他的两名部属去到那些队办砖厂时，他俩喜出望外。事情很快就有了皆大欢喜的结局。建材公司找到了货源。队办工厂找到了销路。那些砖窑的烟筒又冒烟了。象这样大型的促进生产项目连在税务局干了多年的干部们都未有做到，而我这个才二十岁的小助征员却办成了。
冬季，农村糖寮开榨。税务局要派员驻在糖寮就地徵税。这是苦差事，很多人都设法避开。我想藉此更深入了解农村状况，遂主动表示愿去。糖寮旁边的一间破旧小屋里摆了一副床板和两张破学生书桌，作为我的就寝处及我和糖寮会计的办公桌。徵税员是不受欢迎的角色。为了融洽关系，我在计税征收之余主动参加糖寮里的生产劳动。在此过程中与一些糖寮农工和农村青年交了朋友。更具体地知晓了他们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的双重贫瘠。一个工分仅值几分钱，很多人家都超支。巴望着糖寮开榨年终可以分点红。可是糖业专卖公司尽量压级。你们税务局又要抽税。没什么指望啦。我尴尬地讪笑着。哦，这不关你的事。生产队副队长兼糖寮场长宽厚地对我说。他也看出我与糖业专卖公司的人大不相同。我整天在糖寮里做帮工，后来甚至学会了撑杆搅糖浆的技术活。而糖业公司的人则派头十足。这说来也不足为奇。糖业公司是给他们钱的，而我是向他们讨钱的。
我在糖寮里的工作情况给局里的巡视人员了解并汇报上去。局的头头们颇为惊讶。因以前还没有人这样下力在糖寮工作。由此而获得他们的好评倒是我始料不及的。
在助征员群体中我明显有着突出的工作干劲和能力。如何看待我这种青年人，税务局的领导与高考招收办的人有着不同的价值取向。
六十年代中期每年大学招生只十几万名。也即毛入学率仅百分之一点几。(当今为19%)所有大学生都将具有国家干部的身份，而且其中有的前途不可限量，成为未来的中央级领导人亦未可知。(稍早一些，五、六十年代之交进入大学的胡锦涛、温家宝便属此类)故此，为党国大计深谋远虑的中共顶级领导人下令对大学生的录取实施严格政审。招生办官员是其意图的执行者。所有的考生在他们的卷宗中都只是毫无生气的符号。只要是盖了“不予录取”的印章的符号就必须予以抹去，无论这个符号下的考分有多少。
税务局的领导就大相径庭了。他们面对的不是符号，而是活生生的人。他们没有去为党国大计作深谋远虑，但他们却需要有干劲有能力的税务工作人员。税务员在为谁做事？当然是为党、为国家。但这其实只是空泛的高调。更实际的是在为领导做事。工作完成得好，领导脸上有光。领导之上还有领导。每一级领导者都需要有得力的部下把工作做出成绩以让他好向更上级交差，并藉此受到更上级的赏识和提拔。社会权力体系呈金字塔结构，即使民主体制下亦然，只是权力的法理基础不同罢了。於是我被局领导所重视，并被列入了培养对象。
市税务局举办为期两星期的政治培训班，我被派去参加。这当然是领导“培养”我的具体措施，而我竟然连团员都不是。郊局团总支书记向我暗示几次--她当然会是得到指示才这样做的--我装着没听懂。我牢牢记住高中二年级的惨痛遭遇，不想再讨个没趣。何况那时是想有利于考大学。现在大学梦已绝。就凭我的工作能力和实绩，若有助征员转干总不会少我一份。干吗要去入那个团？看我无反应，科长陈荣荪出面直接了当地要我写入团申请书，我只得照办。我看见他在申请书上批写：“请团总支从速考虑”，就拿着申请书走进了局长办公室。不久，局团总支书记就给了我入团申请表。并很快就安排了“通表会”。一般来说，“通表会”后一、两个月上级团委就会批准下来。可是我的足足拖了好几个月。我内心明白这是大姑二伯的事情又发酵了。我根本懒得去问。后来终於还是批准下来了。科长陈荣荪对我稍作勉励几句。沙河所所长、分局党总支组织委员王家其则找我谈话。说加入共青团只是第一步，要不断要求进步。党的大门永远对革命青年敞开，要立志做一个优秀的革命接班人云云。
但是，投考省财贸干校以数学第一、总分第二的高分被拒在我心中种下的反现实种子竟是如此之深。以致我不为团委批准的消息和王家其的鼓励所动。那时，已开放到税务分局这一级。我是每一期的热衷读者，从那个小小的窗口热切地窥视外部世界。陈荣荪见我经常看得那么细。有次对我说：“嘿！小刘，参考消息只能是作参考一下的呀！”我赶紧点头称是，但心里边则说，这里讲的比报纸真实得多。
给我最大的思想启迪，是我从中确切获知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结构。多党竞选、上院下院、三权分立等。我心中朦胧感到资本主义比修正主义好，修正主义又比社会主义好。我心里有个比方是资本主义好比是街上有几个饭堂，这家“刮拢”(粤地俚语，意为收取高价钱却给低劣食物)你可以去别家。社会主义好比街上只有一家饭堂。你要吃饭非得到它那里去不可。於是它怎么“刮拢”你都得忍受。至于修正主义为什么都比社会主义好，则是因为共产党在说修正主义要把社会主义修到资本主义去。
但是，我又确认中国绝不会走向修正主义。因为我们党比苏联共产党厉害得多。苏联的十月革命有点象一哄而起，之后只打了几年的国内革命战争。而我们党从北伐、井冈山、长征、抗日到解放战争，打了二十几年，基础无比坚实。死了那么多人才拿到了政权，它怎么可能修正成多党制的资本主义呢？
投考财贸干校高分被拒，及其后这两、三年的生活经历使我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少年时代的理想是做船舰设计师。读数理科极为专心用功，对社会、政治无所关注。怀着少年理想的破灭进入青年时代后整个人简直换了个头脑。心智急速地成熟起来。宏观上对社会现实、政治制度有了自己的思索。微观上对周围的人和事都甚有洞悉力。能够相当准确地判断某个人的社会座标及其意向，和某人言行后面的动机和真实目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能在1971年就能暗中写作“文化革命简析”初稿的原因。这中国第一部三年文革简史竟是出自一个二十来岁的青年人工余之手，而且在问世的时间上远远领先于其他所谓专家学者们的大作。至1980年将它油印问世和1996年收录于文革史论文集之中时，我都再没有对它进行改动。这一方面固然是为了保持其历史原貌，另一方面则是里面的观点看法与我当今的仍基本吻合，毋须删改。
入团获批准以及王家其的谈话倒是开启了我对另一种人生道路的设想。年仅二十岁的我已认定了共产党制度是个坏制度。因为它把人分成等级，实行政治歧视。而且搞了十几年，人民还是那么贫穷，尤其是农村。我想，今后一方面要继续勤勤恳恳地工作，做出成绩，另一方面也去装个“要求进步”的样子，能入党就入。共产党制度坚如磐石，根本改变它绝无可能。但如果我入了党，能爬上一个县委书记或县长的位置，我一定要在我管辖的范围内施仁政，让人民都能安居乐业。1966年初，郊区税务局团总支改选，我被明显有领导运作痕迹地选为总支委员。这无疑加强了我“伪装积极”，有所进取的信心。
记得1963年某日广州一中开校会。校长万冀在会上声嘶力竭地说：“现在毛主席党中央指示要大抓阶级斗争是非常英明的。我们学校要培养又红又专的革命接班人，要防止红皮白心的野心家骗取党的信任。”接着，万冀讲了上级文件中所列举的一个典型事例。某大学一个成绩优秀的学生党员、校团委副书记在游泳中溺毙。学校正要给他开隆重的追悼会，这时在他的遗物日记中发现他大量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文字。他并打算继续伪装积极，争取二十年后做到中央委员。在中国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据说这个案件对中央震动极大。决心要对大学生进行严格的政治甄别和教育。
高中时，我被定为白皮白心的学生，并被摈除在大学校门之外。来到税务局后，在这特定的环境中，我似乎变红了。但那只是“皮”红了。我的心仍然是白的。当然，由於我的起点低得多，抱负远远没有那位溺死的党员大学生高。但是抱负的质是一样的。就是伪装忠於党，争取日后能爬上某一领导职位，在自己职位能及的范围里真正为人民做些好事。
好几次骑单车累了，在小路旁休息，顺便爬上旁边的山坡极目四望。南岭丘陵的余脉郁郁葱葱。一条小溪蜿蜒山谷。大自然是多么美好。(六十年代中的广州郊区还没有象八十年代以后那样到处爆山取石，搞得怪石嶙峋的。)可是，散布绿树葱茏间的竟都是些泥巴房子。我心里不由得深深地叹息。然而青年人毕竟都有开朗快乐的一面。叹息完后我又会高歌一曲。那时最常唱的有三首歌。首屈一指的是李文科的；另一首是马玉涛的；还有一首是胡松华的。我当然认为这些歌的歌词都在粉饰现实。但我还是喜欢它们那宽广的音韵、豪迈的旋律。唱着歌我觉得自己充满了力量。我想，既然廖国雄、陈荣荪等非红出身都还是入了党，做了局长、科长，那只要我努力工作，积极表现，亦会有入党做官的可能。等我做广州郊区的区长，我 文革前夕中国社会是个政治高压、政治迷信极度泛滥的年代。无穷无尽的政治学习、政治表忠对人们的思想进行着强度极高的驯化、奴化、愚化。没有经过那个时代的人--亦即占当今中国社会总人口百分之七十几的人们是无论如何都想象不出那个时代的大痴迷。我那处於萌芽状态中的民主思想不可能与任何人交流，而只能埋藏在自己心灵的深处。文革前中国社会中不满现实的当然不乏其人，但具有较明确、较系统民主思想的人是否存在，我一直怀有疑问。直到三十多年后--九十年代后期看了杨曦光的，知晓了张九龙、刘凤祥、雷特超等人的事迹后，才对文革前中国社会有了更深的洞悉，从而对文革期间反政治歧视、反政治迫害的群众造反运动作正面评价有了更坚实的意念。一定要让农民们都住上红砖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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