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师东兵访李作鵬

老木匠

師東兵訪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李作鵬——史料轉貼，愛批判不批判
(chinesenewsnet.com)
曾经担任过海军政委和副总参谋长、中共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李作鹏刑满释放后，我在山西他的住所采访了他。这是一个有血性的汉子，动不动喜欢拍桌子，骂几句“他妈的”，但是现在的脾气显然好多了。不管是历史捉弄他，还是他企图捉弄历史，反正他成了中共历史上一场惊心动魄的大剧的主角之一。
李作鹏的脸膛，显得有点浮肿，气色也不大好，但是整个思维却是非常敏捷，记忆力也很惊人。他生于1914年，比林彪小八岁。在他的简历中，他特意写明他只是初小文化程度，说明他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大老粗。1930年他在他的家乡江西省吉安县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红军长征的时候，他在中央军委二局二科担任科长。抗战时期，任八路军115师侦察科科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参谋处处长，第一纵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东北野战军第六纵队司令员，第四野战军第43军军长。建国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5兵团参谋长，中南军取军政大学副校长，第一、四步兵学校校长，总参谋部军训部部长，海军副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海军政委。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71年9月，林彪摔四在蒙古的温都尔汗大沙漠后，李作鹏同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一道被隔离审查。1973年被开除党籍，随后关入监狱。1981年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为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判处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实际上，他在1982年就保外就医，1987年刑满释放。他的这段历史，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革命了一辈子，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最后落个反革命的帽子，我怎么能口服心服呢？实际上，我都是跟着共产党走的，竟然成了反党，这是什么他妈的逻辑！”
他在监狱里，亲笔写下了他认为属于自己的功劳：
“农暴后我参加过几次围攻吉安的战斗。参军后，我参加过反对敌人一、二、三、四、五次大围剿。参加了二万五钱里长征。抗日战争中参加抗击日寇的进攻，频繁地反扫荡、反合围、反封锁、反顽斗争，并多次发动向日伪缴大规模的进攻，收复失地，扩大抗日根据地。1945年对日反攻时，我亲自指挥，收复山东临沂等多座城市。接着奉命去东北，参加东北抗击国民党进攻的自卫战争。以后参加三下江南的战役。1947年参加夏季攻势、秋季攻势、冬季攻势等战役。1948年的辽沈战役，我指挥两个师，对消灭廖耀湘兵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大军进关后，参加了平津战役，向广州进军占领广州。特别是粤桂边战役，我指挥一个军，对消灭鲁道源、张淦两个兵团，起了决定性作用。据说林彪高兴得跳了起来。我还参加了界解放海南岛战役。全国解放战争结束后，我主要负责培养干部的工作。当时中南军政大学和第四高级步校领导六个步校（即商丘、信阳、长沙、南昌、广州、桂林步校），每月在校生万余人。以后把我调到北京，先是负责陆军训练，以后则是陆军为主兼管海军空军的训练。到海军我做了三件主要的工作：打击敌人从海上、空中来犯。不仅消灭了20余股沸腾窜犯，并击沉、击伤[章江号]等多艘敌舰。击落入侵敌机多架，包括击落了无人驾驶飞机及美国新鬼怪式战斗机，活捉了美国飞行员，彻底粉碎了台湾反攻大陆的阴谋；进行了大量的战备工程建设；开始建造了一大批舰艇，包括原子舰艇、导弹驱逐舰、万吨级海洋调兵遣将船，使海军建设由小型海军向中型海军方向发展。以上所说，别人可能不愿听。我是写给我的子女们看的，并永远保存。”
但是，你要问他在文化大革除中把多少共产党人打成反革命的时候，他再也不吱声了。整人整到自己头上的时候，他懂得了什么叫“荒唐”、“内耗”和“可笑”，但是回顾他整别人的历史，我不知道他是否想过这几个字眼没有？
我问他：“萧劲光大将作为海军的创始人之一，你认为他的功劳怎样？”
李作鹏毫不犹豫地说：“我熟悉他，他是好人，但是我们在工作中和一些路线是非上有分歧，这并不能说明其他的事情。1949年10月中旬，正在参加衡宝战役的萧劲光接到毛主席的急电，要他在战役结束之后速来见他。毛主席见他后，让他负责组建海军，出任海军司令。因为：一、他是一个老同志，能够把革命传统带到海军；二是建设海军要向苏联学习，他曾在苏联学习过，懂得俄语；三是海军建设任务很重，搞海军要有一、两个有丰富实战经验的人去领头。毛主席对他说：[根据这些，我们选择了你，你可是只能干好，不能干坏，怎么样？]萧劲光回答：[请主席放心，我一定会干好的。]于是，1950年1月12日，毛主席签发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命令，正式任命萧劲光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员。他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明确地提出了海军必须打好三个桩子，即政治思想桩子、组织桩子、技术桩子，并强调特别重要的是政治思想桩子。他对海军的训练和作战也很重视。海军的第一次高级干部战役集熏就是他主持的。1955年11月，海军干部参加了军委总参在辽东半岛组织的一次大规模演习，海军有60多艘舰艇，7500多人参加了演习，他是海军方面的总指挥。1958年炮击金门打响后，他赶到前线，视察炮兵阵地、舰艇集结地，进行战备动员和慰问。我担任政委之后，他是支持我的工作的。他对我说：[我对林总没有任何的意见，我是对江青、张春桥这些人插手部队的做法大有看法，我们一定不能让张春桥这些人插手军队，他们的领导，军队不会服的。] 1969年4月，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萧劲光没有投张春桥、姚文元、江青等人的票，引起了江青对他的极大反感。江青对他的做法进行追究时,他针锋相对地说：[既然我是党的代表，我就有自己的权利，为什么要强迫我服从你们的意志，难道代表连自己的合法权利都没有了吗？]他曾竟亲自找过林彪，谈过他自己对张春桥等人的看法。林彪对萧劲光的态度是：[能为我用就为我用，不能为我所用你们也别得罪他。老资格了，能让且让吧。]这就是我对萧劲光同志的认识，他对我谈不上什么斗争，这是他后来在我倒台以后的态度。那说明不了什么。”
“陶勇的问题你插手的吗？”我提到了一个令他无法回避的问题。
李作鹏却是丝毫没有躲闪的意思，他说：“不错，是我插手调查过他的案子，但那是他死后的事情。他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表现，我是不知情的。1967年1月21日下午2点30分，陶勇被人发现死在海军招待所后院的花园里的井里。我得到这个消息，马上派人调查，最后认定是自杀。我们马上以海军党委的名义作出了他是[畏罪自杀]的结论，同时上报中央和军委。这个问题同样我和萧劲光也是一起研究过的，他也是这样的意见：[可能是自杀，没有更为可信的其他意见。]以后这个问题弄得非常复杂，他家里的人断言是他杀。但是折腾十几年，把我们抓了以后有关方面继续调查，也没有找到他杀的根据嘛。究竟是怎么回事？应该有个明确的回答了吧？就是因为我们倒霉了，硬是要把一些本来事实都很清楚的问题人为地搅混，实在难以令人心服。”
这个人是很爱面子的人，不到黄河心不死，就是在被捕入狱后，也有很长的时间里没有如实地坦白他的问题，总是在一些枝节上和专案组的人员纠缠。1971年10月3日，中共中央经毛泽东批准，宣布撤销黄永胜为组长的军委办事组，成立以叶剑英为召集人的军委办公会议，在军委的领导下负责军委的日常工作。李作鹏听到这个消息后，马上请求和毛泽东谈话，他说：“这样弄下去，只能是亲者痛、仇者快。我看他老人家是糊涂了，作为一个伟大领导，你不能今天这样，明天又那样，朝令夕改，你让下面的同志到底怎样执行你的意图？”
他接着对我说：“实际上，我们国内的那场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我们党内和军内长期的派系斗争和矛盾的产物。军内的矛盾，早在红军时期就已经产生了。一些领导人之间的矛盾，可以追溯到很久的年代。毛泽东为了平衡党内、军内的矛盾，一会儿支持这个，一会儿站在那一边，总是巧妙地利用矛盾，平衡各派力量，保证自己的命令和目的畅通。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了，他就是用这样的手段，来巩固江青、张春桥的势力，准备在他们需要的时候，夺取最高权力。事实上，整个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就是给江青、张春桥他们扫平障碍的历史。只是这个目的已经被党内的大多数人看透了，毛泽东才调整了他的策略和部署。最近我看了杨成武自己写的一些回忆文章，有的事实并不是那样。他说是林彪给毛主席进的谗言，说他[杨成武这个人不好，他排挤别人，抬高自己，想把那个代字去掉，他想当总长。]据我所知，恰恰是毛泽东自己看出了杨成武的问题，他对林彪和周恩来说：[杨成武跟我曾经谈过他那个代字的问题，不太好工作。军委办事组的同志不听他的指挥，一旦有事他应付不了突然事件，我看他是在做党召开九大的准备了，要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抓权。]林彪有了毛泽东的这个指示，才敢于对他下手，就是下手前也是在毛泽东那里召开了四次会议研究。一次是有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和江青四人参加，讨论九大的设想。其中提到了杨成武的问题，毛泽东建议选择一个级别稍微低一点，从基层军区来的人担任总长的职务，林彪提出了黄永胜。毛泽东说：[再想想，有没有更合适的人。]那时毛泽东还没有最后下决心；第二次扩大到康生和陈伯达，毛泽东说：[总长的问题，江青特意征求了谢富治同志的意见，他也认为杨成武这个人不行了，他到处插手，到处要权，到处拉关系，他和关锋、王力、戚本禹这些人都挂搭上了，经常和关锋等人互通消息，听说关锋要担任总政治部主任，专门到关锋那里祝贺，这个人两面派。]这实际上就是给杨成武定了性质。林彪的讲话主要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和观点来讲的。现在说抓关锋、王力、戚本禹是他向毛主席汇报了他们的罪行，由他亲自向总理传达毛主席指示的，这可是一个弥天大谎。事实上是张春桥根据江青的指示向毛泽东密报的，是江青他们把那三个人抛出来的。这一点，江青和我们谈话的时候说得非常清楚：[我承认，我们中央文革小组有错误，也出了一批坏人，比如王力、关锋、戚本禹这些人，有人吹牛说他们是某些人揪出来的，这是贪天功为己有。我在这里正式告诉大家，那几个小爬虫是我们把他们端出来的，春桥和他们进行了斗争，最后报告了毛主席才决定清除出去的。]陈伯达当年也说过：[王力、关锋这些小爬虫、变色龙是江青同志把他们端出来的，是江青决定打倒他们的。他们反党乱军，干扰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属，所以我们终于把他们清除出去了。]还有很多的事实，比如林彪和叶群就对我和黄永胜说过：我们和江青打交道要注意，那个人可是翻脸无情，高兴的时候把你捧天上，不高兴了说打倒就把你打倒了。比如关锋、王力、戚本禹，当年都是她亲手扶植起来的，后来她感到他们不那么听她的话了，反对了她的心腹张春桥和姚文元，最后又是她把他们送进了监狱。这些事实无非要证明一点，杨成武说的不那么对。”
我问道：“你整过彭德怀没有？”
李作鹏说：“说我整彭德怀，可能我想整他也没有那个条件。整过彭德怀的人有，就是这个口口声声说我们整了他的杨成武。比如他曾经揭发说：[三反分子彭德怀是一个典型的军党论者，一贯反对毛主席的党指挥枪，而决不允许枪指挥党的的原则，妄想取消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反对毛主席提出的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的原则，恶毒咒骂政治工作，多方削弱政治工作，从根本上取消政治工作制度，妄图使无产阶级的革命军队，蜕变为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军队。1953年的军队内务条令是彭德怀修订出版的，他和黄克诚都不承认政治工作的领导地位，要把大批政治干部转业作军事工作，准备实行一长制，胡说这是建军方向。]还说：[政治委员现在没有多少工作可做，要兼主任，以后就不要政委了] [军队实行一长制是肯定的，但时间可以考虑。政治干部可以改作军事工作。]等等。[不仅有言，而且还有行。1953年至1954年间，一度取消了坦克和自行火炮团的连队指导员，造成部队思想上的严重混乱，是彭德怀企图取消党委的领导，反对政治挂帅，实性一长制的具体表现。]类似这样的言论多得很，怎么只把我的一些在上级和军委统一的部署下的言行就说成是迫害了和反对彭德怀等人，其他主要领导人的言行统统一笔勾销了呢？这是我永远也想不通的。”
我问：“你在揭发和诬陷罗瑞卿的那起事件中起到了什么作用？”
我刚说完，李作鹏就激昂起来：“说罗瑞卿是我李作鹏诬陷的，简直是本末倒置！不错，我是揭发过罗瑞卿的，那是党中央决定批判罗瑞卿的会议之后。你看过1966 4月3日批转中央做作组写的《关于罗瑞卿错误问题的报告》没有？那上面所点的揭发者的人名，才是真正把罗瑞卿置于死地的人呢。现在把一切责任推到我这里来，完全不顾起码的事实。当时，党中央在5月16日批转那个报告，所加的按语也说明了问题，我给你念一段：[中央人认为，罗瑞卿的错误是用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对无产阶级军事路线的错误，是用修正主义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彪同志的错误，是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篡军反党的错误。中央认为，这个小组会议开得很好，贯彻执行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摆事实，讲道理，对罗瑞卿进行了耐心的教育和严肃的批判。罗瑞卿不但不认真检查自己的错误，反而于3月18日跳楼自杀（受伤），走上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道路。]这个文件的最后一句就是：[为了教育干部，吸取教训，并肃清罗瑞卿错误影响，中央决定将中央工作组的报告和中央批语发到县委和团级党委，这个报告所附的叶剑英、谢富治、萧华、杨成武等同志的四个主要发言，罗瑞卿3月12日的检查以及叶剑英、萧华、杨成武、刘志坚同志4月24日向主席、中央的报告，发给地委和师党委，口头传达到县、团级党员干部。]我所说的这些，才是给罗瑞卿同志定的真正罪名。我那时候连中央正式委员都不是，怎么能决定了罗瑞卿的真正命运呢？至于说我也反对和揭发过罗瑞卿，我承认。这个事情多着呢。只要是我们这一级的干部，我可以说，他们统统都揭发批判过。你如果是一个真正的作家，就应该实是求是地把许多真实的情况写出来。这并没有什么保密的嘛，无非是对历史负责。”
我还没有继续问他什么，他就接上来了：“我被捕后，中央专案组一直审讯我为什么要在海军里大肆吹捧林彪。我就说：[这里也有个谁先谁后的问题，中央应该查一查谁是始作俑者。你们定了林彪是毛主席的接班人，我这个小小的中将怎么能不执行呢？请看看这份材料吧，事实是最好的见证人。]现在，你也可以看看这份东西，我不知道你看过没有？”说完，他给了我一份当时的文件，上面有叶剑英的两段话：
1966年9月25日叶剑英说：
“最近时期，我们党内还有一个值得庆贺的大喜事，就是毛主席选定了他自己第一个接班人，主席选了几十年，究竟谁来接呢？选来选去，验来验去，经过近40年的革命考验，证明了林彪同志最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是伟大的政治家和战略家，还有高度的领导艺术，是毛主席的接班人。毛主席选定林彪同志这样一个最亲密战友为接班人，肯定地说，不但我们文化革命能取得彻底胜利，而且对整个中国、整个世界的革命取得胜利，完全是乐观的。林彪同志跟着毛主席领导二、三十年是没有问题的。有了毛主席，有了林彪同志这样英明伟大的领袖，有了他们两个人，刚好马克思、恩格斯也是两个，毛主席、林彪同志也是两个，我们的革命就无往而不胜，就可以信心百倍地完成我们伟大的革命事业。”李作鹏在上面批道：“我都没有说过如此肉麻的话，但是人家成了正确！”
1966年10月5日，叶剑英在全军军事院校文化革命动员会上指出：
“中央最近决定，让林彪同志作为我们的副统帅，这是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最可庆幸的大事。还应该指出的是毛主席从1928年起经过28年的观察，林彪同志在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1928年上井岗山，以后一直在闹主席身边，向毛主席学习军事、指挥、理论等各方面是最好的。在党的领导中，特别是在军队领导干部中，是全面掌握毛泽东思想，而且年岁最轻，身体也最健康，今年才59岁，是领导中最年轻的，而且身体经多年检查，从头脑到内脏没有什么毛病，林彪同志只有局部神经受伤，不会影响思考和健康。目前，他是最优秀、最年轻、最有能力领导我们的。我们不仅要宣传毛泽东思想，而且要向全国、全世界宣传毛主席和林彪同志的健康，这是极大的政治意义。”
这时，李作鹏对我说：“在林彪的问题上，我敢说，除了毛主席和江青这个人外，谁也不是诸葛亮，谁也没有料到林彪会出问题！当然，江青那个人是早就对林彪不满而准备要搞名堂了。她表面上对林彪敬重，实际上在背后大做文章。她和张春桥、姚文元那些人散布：[林彪并不是一贯正确的，他在井岗山时候，长征的时候，包括建国以后的许多问题上都犯过错误，也反对过毛主席。天下哪里有什么一贯正确的人呢？你们不要上当！小心上了一些骗子的当。]江青的这些话传到林彪耳朵里，林彪气得骂江青是个[不要脸的婊子，没有资格在党内的历史上说话！]林彪曾经写过一首诗词，里面有这样的句子：[壮志坚信马列，岂疑星光灿烂燎原，井岗搏斗忆当年，唤起人间巨变！]这首诗词被谱成歌曲后，我们都唱过。叶群就对我亲自说过；[林总的这首诗词，就是对着三滴水来的。这个女人就是仗着毛主席的势力来压人，许多老同志都不服气她！你看看吧，要是毛主席死了以后，谁还会买她的账！我也不买她的账，她没有积下那个德呀！]这说明我们都是有自己的看法的，并不是跟着什么人走的。”
他讲了许多他认为是最能说明问题的事实：
“1965年夏天，叶群向我调查大比武中的一些问题时，对我说：[你要注意罗瑞卿这个人，他是有野心的，想当国防部长，拉人组织班子，又是提级、又是提职，但是你放心，他是瞎子点灯白费蜡。他的阴谋得逞不了。]我当场就说：[请林副主席放心，我是绝对不会作出对不起林副主席的半点事情的。]所以，我根据叶群的要求，写了一些揭发罗瑞卿在1964年的大比武中的一些问题。但是，我要说明一点的是，这并不能成为置罗瑞卿死地的原因。真正揭发了罗瑞卿要害问题的恰恰是叶剑英、萧华等人。现在专案组和审判我们的人来了个本末倒置，这能说是公平合理的吗？再说，是否当初林彪揭发罗瑞卿的问题全部都是胡说八道呢？罗瑞卿是否果真清白无暇，连一点错误和缺点都没有呢？我看事实并非如此。如果要是公平合理的处理这些问题，就必须对谁都应该实事求是，而不能只是马列主义口朝外，只对别人不对自己。”
我问：“你认为哪些问题对你是不实事求是呢？”
李作鹏说：“我被捕之后，有些人为了讨功和推卸自己的责任，硬把一些问题往我身上推。比如刘丰说我曾经主动地问他毛主席在武汉视察时的指示，完全是一派胡言。根本不是我主动地问他，而是他主动地向我汇报的。至于我向黄永胜报告，这是副职向正职的责任，完全符合组织纪律的，我特别告诉他不要告诉吴法宪这个人，他沉不住气，另一个也告诉他不要报告叶群，因为牵扯到她。这一点，黄永胜在法庭上也没有做到实事求是。”
我说：“到了现在，你应该看清楚了吧？毛主席付出舍掉林彪和你们这样一批人的代价来保江青和张春桥，难道不足以显示了他关于中国今后的决心吗？”
李作鹏说：“当时谁也不是神，怎么能看出毛主席的这个意图来呢？就是到了庐山会议以后，我也不相信毛主席会最终地把我们统统抛弃。我记得1967年9月，周总理曾经给我们传达过许多毛主席的指示，那里面都是谈正确对待犯了错误的干部的。我可以给你讲一讲。1967年7、8月份，毛主席在长沙接见干部和群众，谈到湘潭两派时，这样说：[工人阶级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为什么要分两大派呢？两派要互相少讲别人的缺点，才有利于革命的大联合。]谈到长沙保守组织的时候，他说：[两派都是工人，一派造反，一派保守，我看保守是上面有人蒙蔽了他们。对受蒙蔽的群众不能压。湘潭那么多产业工人，不会一辈子保皇，要正确对待，对他们的头头，要靠下面自己起来造反。干部大多数是好人，我们要团结大多数，包括犯错误被群众斗了的，向群众检查了就完了嘛，不要揪住不放。除了极少数坏人，打击面过宽了不好，对干部除了投敌、判变、自首者外，过去十几年、几十年总是做过一些好事吧？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进行批判斗争时，要用文斗，不要武斗，不要侮辱。你们可以告诉造反派，要加紧学习，对造反派也要加强教育，现在正是犯错误的时候。青年人不要性急。现在紧张严肃有余，团结活泼不足，缺乏民主作风，不平等待人，打人骂人拍桌子，把我们的传统搞乱了，我我们坚持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的公式搞乱子。现在我要告诉大家，两派都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这些话说得多么好呀，可是在对我们这些人身上，老人家怎么就忘记了呢？对我们为什么就不团结了呢？这一点，我就是想不通。难道说，就是我们这些人犯了错误？他们就没犯过错误？”
我说：“他们没有你在文化大革命升得快呀，这也是正常的嘛。”
李作鹏说：“我是在党的九大以后，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以后，才数得上。一直到1968年5月20日，毛主席和林彪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两万多什么革命战士的时候，我的名字在哪里？你看看这张报纸。”他取出一张当年的报纸，上面有被接见和陪同人的名字，他的名字在这样的顺序内：“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国防科委和有关方面的负责同志粟裕、李作鹏、邱会作、刘贤全、王树声、李天佑、王新亭、温玉成、张池明、张令彬、谭甫仁、萧力、罗舜初；中国人民解放军各军种各兵种的负责同志萧劲光、王宏坤、张秀川、罗元发、邝任农、王辉球、曹怀里、陈仁麒、吴烈、陈士渠......”
“你再看看当时的流行提法是什么？”他指着同样的这张报纸让我看，上面写道：“伟大导师、伟大领袖毛主席神采奕奕，满面笑容，健步来到接见会场，同大家亲切见面。这时全场一片欢腾。毛主席十分高兴地从接见会场主席台的一段走到另一段，向大家频频招手，热烈鼓掌。”大家一致表示：“我们永远以林副主席为光辉榜样，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我们坚决遵照林副主席的指示：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他等我看完这些后，得意地问我：“你以为这些怎么样？当时的报纸都是这样讲的，毛主席又不是看不见，为什么后来要把一切推到我们的脑袋上呢？难道这些话在当时我李作鹏能够决定了吗？这里，我还要告诉你，我在中央的几年里，始终没有得到过江青对我的信任。在当时，没有江青的信任你是可想而知的。我记得几次开会时，江青都说过：[李作鹏知道个什么？他没有在这些问题上发言权。你说我能在他们的问题上承担什么责任吗？]”
我说：“这都是历史了，可以使我们回忆到当年我们党的幼稚和许多人的不成熟。这些并不能说明有些人的正确不正确，也不能对你后来的错误有任何的解脱。你说我说得对吗？”他眨巴眨巴眼睛，没有再说别的，只是把话题转移了。
提到庐山会议的时候，李作鹏说：“林彪在1970年8月的庐山会议上讲话，那完全是针对张春桥和江青这些人的，毫无疑义。但是，毛主席把这次庐山会议和1959年夏天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的《意见书》相比，我认为毛主席实在是不高明。现在这个话就可以讲了，当时不行呀。当时中央的文件里这样说：[林彪上了庐山，不去请示毛主席，在8月22日下午的常委会议上，也没有表示要在大会上讲话。在事先没有向毛主席、党中央亲请示报告的情况下，8月23日，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开幕的会议上，第一个跳出来，发表了突然袭击，制造谣言，欺骗同志的讲话。他继8月22日坚持要设国家主席的反党纲领之后，在这次讲话中又打出《天才》的反党纲领，公然对抗毛主席的指示，疯狂叫嚷：我还是坚持天才这个观点。他的讲话，是一个反革命政变的动员令。他向党突然袭击，发动了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进攻，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这实际上就是说：反江青和张春桥就是反党，就是要搞政变。当时林彪在讲话中反反复复地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红旗，要拥护毛主席的嘛，怎么能说成是反党呢？文件里还这样讲：[在林彪的指挥下，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一面连夜加工炮制称天才的材料，私拟了国家主席一节的宪法条文；一面四出活动，多方串联，组织力量，部署进攻。吴法宪接连找王秉璋、王维国、陈励耘等人谈话，指名道姓地恶毒攻击中央某些负责同志，鼓励他们在小组会议上向党发动进攻，要他们讲设国家主席和《天才》两个问题。李作鹏、邱会作也分别联络人，进行了布置。]不错，我是作了布置。我对海军的一些人和我所熟悉的人说：[张春桥算老几？他想取代林副主席的地位，那是根本没门的，他要当党中央副主席，我们就起来造他的反！]......”
我马上问道：“你当时说过这样的话吗？”
他说：“说过，现在你可以调查一些当事人。但是，好象没有人揭发过我说的这句话。因为有人也附和了我的话，大概怕连累了他们自己吧，这样的话就始终包了起来了。我还说：[江青也不是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时候了，党的九大已经召开，整个国家已经走向了正规，现在她是应该听林副主席的，而不是让林副主席听她的。江青有什么了不起，要不是看在毛主席的面子上，林副主席早把她轰出去了。]这些话，都作为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言论。现在谁给我们平反？这些总不是我们造谣吧？这些总不该否定吧？至于林彪多年来对毛主席怎样？究竟是谁亏了谁？我看你还是看看这些事实吧。”
他不知道从哪里搞来了文化大革命中印发的关于彭德怀的所谓罪行材料给我看，上面有彭德怀的一些言论：
彭德怀在1958年夏天说：“毛泽东所说的大办民兵师和人民公社，两个东西总有一天要垮掉一个。”
彭德怀在1959年7月14日《意见书》里对毛主席进行攻击，说“他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的作风置诸脑后。有些经济法则和科学规律轻易被否定，都是一种左的倾向。”彭德怀在庐山会议西北小组上，极端恶毒地攻击毛主席和党中央，说“从1957年7月整风反右以来，我们党政治上、经济上一连串的胜利，威信高了，所以得意忘形，造成干部和群众性的头脑发热。”他在《意见书》里，还反对无产阶级的政治挂帅，散布折衷主义，胡说什么政治挂帅和经济工作“两者必须并重，不可偏重偏废。”
彭德怀同刘少奇一唱一和，散布阶级斗争熄灭论，1957年4月12日他在南京军区干部大会上胡说什么“阶级对抗性的矛盾不存在了”。他在庐山会议西北小组会上说“无产阶级专政以后容易犯官僚主义的错误，我们党总是[左]的难纠正。右的比价好纠正。[左]的一来，压倒一切，许多人不敢讲话。”1957年5月31日，彭德怀对某兄弟党同志说：“革命时最大的可能是右倾，对敌人妥协。取得政权后，主要是[左]倾，官僚主义。这种官僚主义是污专政的阴暗面，害死人”......
李作鹏说：“我们再看看林彪自从1959年彭德怀垮台以来是怎样地坚持宣传毛泽东思想和拥护他的领袖地位的吧！这些评价绝大多数都是经过毛主席亲眼看，亲自修改的，但是毛主席并没有说过要取消这些话，怎么解释后来他讲的那些都是阴谋呢？”他同样给我提供了一份他自己所说是由海军整理的一个材料：
早在1949年7月，林彪在中共中央华东局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28周年大会上讲话的时候，就这样说过：“单纯的工作经验，不能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只有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才能认识今天，预见明天。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提高了，工作效率就能提高。打起仗来，就能以一当十，以十当百，少打败仗。做经济工作，就能很快地使经济繁荣。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锐利的武器。在纪念党的生日的时候，对我们具有重大意义的就是努力学习，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把自己的头脑武装起来。这样，我们不但可以迅速取得全国胜利，而且能够巩固这个胜利，建设一个新中国。不学习，我们就会在胜利之后不能继续前进。”
1951年11月，林彪在全军宣教文化工作会议上讲话的时候，又说：“对于各种政治问题，都应该给予科学的回答。什么是科学的回答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回答。因此，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来提高我们的政治理论水平。”
1959年9月，也就是中央刚刚召开批判了彭德怀的庐山会议后不久，林彪在全军高级干部会议上讲话中提出：“全世界是发展的，反映世界规律的理论也在发展。认识就是从低级往高级发展的。毛泽东同志全面的、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综合了前人的成果，加上了新的内容。”
1960年10月，林彪在全军高级干部会议上说得更加突出了：“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
1965年9月，林彪在以他的名义发表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的长篇文章里，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功勋：“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在于，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并且根据中国人民长期革命斗争的经验，加以高度的概括和总结，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指针。我们的时代是一个世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走向灭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毛泽东同志关于人民战争的理论，不但是中国革命的产物，而且带有时代的特征。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各国人民的新经验不断证明，毛泽东思想是世界革命人民的共同财富。这就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国际意义。”
1966年1月，林彪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再次指出：“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主席的书，是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毛主席的话，水平最高，威信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
1966年3月11日，林彪就工业交通战线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一封信中指出：“毛泽东思想，反映了国内国际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反映了无产阶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毛泽东思想并不是劳动人民自发地产生的，而是毛主席在伟大革命实践的基础上天才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是综合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经验，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1966年8月18日，林彪陪同身穿军装的毛泽东在首次接见红卫兵大会上讲话时，这样讲：“毛主席是当代无产阶级最杰出的领袖，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毛主席最相信群众，最关心群众，最支持群众的革命运动，和革命群众心连心！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一个崭新阶段，是当代最高水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当代改造人民灵魂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最强大的思想武器。”
同年10月，林彪对全军的指示中强调：“毛泽东思想是革命的科学，是经过长期革命斗争考验的无产阶级的真理，是最现实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统一的行动纲领。”
等我看完这些林彪的语录后，李作鹏才滔滔不绝地讲起来：“林彪的这些话，并不是他一年、两年这样讲，而是整整讲了十多年，称毛泽东为天才，有的是在百万人的大会上当着毛泽东的面讲的。毛泽东为什么在那个时候不站出来给林彪提意见，说你林彪讲得不对，是唯心论的先验论，是反党的纲领，我毛泽东不赞成，是讨嫌的。如果你毛泽东那时就反对林彪这样讲，我李作鹏保证不会跟着林彪那样再讲，我相信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不会跟着林彪跑了。偏偏毛泽东不讲，不但不讲，他还欣赏，他还得意，他还要把一切不跟着林彪讲的人打成牛鬼蛇神和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这些不能说你毛泽东不知道吧？正因为你毛泽东需要这些，所以才那么器重地重用了林彪，把他作为你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而且写进了党的决议和党章。例如1966年8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权会的公报中曾这样写到：[林彪同志号召人民解放军在全军展开学习毛泽东同志著作的群众运动，为全党全国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到了毛泽东不需要的时候，他就可以把当初的一切都作为林彪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罪状来批判。这样，哪里还有什么是非标准？哪里还能够使全党全军跟得上你毛泽东的战略部署？所谓1970年8月的九届二中全会上在什么称天才问题上反党，大概除了汪东兴一类的别有用心之徒外，我们谁也分不清什么原因。都说上了陈伯达的当，实际上是上了毛泽东的当。”说到这时，李作鹏显得十分激动起来了。他站起来打着手势说：“你毛泽东手握生杀大权，今天这样说，明天那样讲，朝令夕改，忽东忽西，谁也摸不着头脑，怎么能不犯错误？就是到了今天，我也没有真正总结出什么能够辩别什么真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验和教训，我如果再碰到类似中央副主席的话和全党的主席的指示，我还会跟着走。我没有那个本事辩别！”
这就是李作鹏此时此刻的真实心态。
我说：“你也不能完全这样讲，1971年9月12日，你已经明明知道毛泽东批判了林彪的一系列错误，已经给全党高级干部再三打招呼，你还是要死硬地跟着林彪走，拒不检查自己在庐山的错误，这也是分不清谁是谁非吗？”
李作鹏又回到了那个令他再三再四地解释不清的问题上来了：
“19719月12日晚上，周恩来得到了情报，让我查问山海关机场上有没有停留一架256号飞机的事，我查问了后告诉周总理：[有！]过了大约半个小时的样子，周恩来对我说：[你通知山海关机场，停留的这架256专机，不能轻易放飞，他的飞行要有我和黄总长、吴司令和你的批准才能起飞。]我问道：[是否我们联合批准才能放飞？]周总理说是的。这时我就感觉到问题越来越严重了。到了9月13日凌晨零点6分，我通知了山海关机场调度室。我记得告诉了他们必须是四个首长指示后才能放飞。但是神差鬼使，到了机场调度室的记录里成了[四人中一人指示放飞才放飞，其他人指示都不可以。]这样就造成了一个天大的乱子。但是，到了二十多分钟后，我接到了机场调度室的电话，说林彪一家要乘256专机强行起飞。这时，我的思想已经乱了，我知道可怕的情况已经发生，可是我的确不知道林彪的这架飞机要到什么地方去。”李作鹏的眼睛转向我，我从他的眼神里似乎看到了一种难以启齿的悲哀。
是的，那是一个令任何人都难以估透的时刻，命运老人给所有的生命都规定了自己的归宿和走向这个归宿的轨迹。但是这个轨迹在最后一刻始终是保密的。林彪走向自己归宿的那条小路，不仅他自己在最后的一刻毫无觉察，就连亲眼看到他仓促逃跑的人也不知道他究竟要走向何处。那时的李作鹏听到林彪的专机已经飞翔在天空的时候，说了一句：“就这样吧！”究竟会怎么样呢？他的脑海里肯定已经有了他自己的设想......
在林彪摔死后的一个月，周恩来在一次讲话中和别人谈到了李作鹏的这段历史：
“1971年9月12日，毛主席回到北京后，打乱了林表一伙的政变部署。在游泳池毛主席的住地，他听取了我的汇报后，对我说：[要注意林彪坐飞机离开北京，不要让他走。现在他手里的王牌就是空军，空军的整个指挥权不在我们手里，但是要撤换吴法宪。今后，空军的调动要直接由你和吴法宪、黄永胜联合下令，并报告我知道。]听了这话，我就知道毛主席已经胸有成竹了。这天晚上，我得到了林彪已经在山海关机场调动了一架256专机。我分别向吴法宪、李作鹏和黄永胜了解此事，他们都证实有这回事，但是不知道林彪调用这架专机的用途。为了防止出现意外事件，我请示了毛主席，决定启动这架飞机必须要有我和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四人联合同意下令，其他的任何人都不行。这就是说：毛主席决定要对林彪动手了。这点，林彪的估计是不错的。但是怎样动手是另一回事，并不一定非要把他抓起来。林彪、叶群他们早按排好了，一旦需要的时候就组织力量把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这些人接到指定的地点，进行政变。林彪、叶群指使周宇驰，从空军司令部窃取了我国三北地区雷达兵部署图，可作导航用的我国周围各国广播电台频率和时间表，港澳航线图以及乌兰巴托、伊尔库茨克航线图、机场位置、呼号、频率表，华东、中南几个省一、二、三级机场资料等。林立果、刘沛丰等还串到广东深圳、沙头角，拍摄了大量地形照片。他们还乘坐飞机，越过规定的航线，查看了九龙的地形。林立果说：[万一情况紧急了，可以让首长到香港指挥、遥控。]但是，我没有想到李作鹏竟然对山海关机场调度室传达命令时，篡改了我的指示内容，把四人联合下令改为四人中的任何一人下令都可放行。这就说明了他是有准备的，他不知道林彪的反革命计划才有鬼呢！特别是当林彪逃跑的时候，李作鹏已经得到了林彪一伙逃跑的报告，他不去采取任何的措施，反而让机场的人直接向我报告，这不等于故意放虎归山吗？毛主席得到了李作鹏的这些表现后，对我说：[看来这个李作鹏也是不可救药了，他和那几个大将是一模一样的人，你们要注意和警惕呀！]这样，他就把自己和林彪完全、彻底地捆到一起了！”
这就是当时的真实情况。据监狱里看守过他的人讲：“李作鹏在监狱里曾经脱口说过：[我不能作忘恩负义的任何事情！对林彪我要生前够朋友，死后够义气！]这一点，也是李作鹏的实际表现。他多次对专案组的人讲：[我李作鹏的肩膀是硬的，只要是我的事实，我绝不赖账。但是不是我的问题，我也绝对不会承认！]他几次对审讯他的人拍桌子，发脾气，故意在监狱里唱戏，表现他的胆量和满不在乎。实际上，这些都是他掩饰自己心虚的假象。”
我曾经问过李作鹏：“你在1971年9月23日被捕之前，是否向毛主席和党中央揭发过康生？具体揭发了一些什么？你是怎样认识康生这个人的？”
李作鹏笑了笑，说：“我揭发康生是认为他在林彪的问题上耍了两面派，早在党的九大召开之前，他就是一直吹捧林彪的，九大之后，他在1969年9月13日接见外宾的时候，说得非常明白：[林彪同志无论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是毛主席最好的学生，他是我们的党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典范。确定他为毛主席的接班人是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百年大计。]他在庐山会议上的问题也很突出。林彪最初提出设国家主席的时候，他并没有提出反对。他曾经对我说：[如果要设国家主席，只能林副主席来担任，毛主席是不会再担任这个职务的。毛主席已经当过国家主席，他毕竟老了，没有这个精力了。林副主席的身体也不是太好，如果林副主席身体允许当然可以担任这个职务。]当陈伯达搞出那份称天才的语录后，曾经送过康生，康生并没有表示反对。但是，陈伯达出了问题以后，他却来了个大骂陈伯达。这些，不但我，连江青和张春桥也是清楚的。在1971年华北的批陈整风的座谈会上，周恩来鼓励我站出来揭发问题，他对我说：[到现在你还不揭发问题，对你是没有什么好处的。有什么问题就揭发什么问题，该揭发谁你就揭发谁。你写出来，如果觉得需要保密，你可以把材料交给我，我保证给你交到毛主席手里，什么人我都不会告诉的。]我认为，康生在我的问题上一直起了最坏的作用。因为康生这个人也和江青一样，是最善于打击报复的人。”我问道：“你还有什么觉得冤枉的地方吗？”
“我认为，不能全盘地否定我们的工作和成绩。”李作鹏尽量显得很坦诚地说：“在过去的岁月里，我在批判叶剑英、徐向前、陈毅等老同志的时候，我对他们个人并没有采取任何的过火行为，有许多的问题上我是明批暗保的。这一点，他们自己心里也有数。比如我在1968年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批判完陈毅后，陈毅拉着我的手说：[谢谢你对我的帮助，听了这么多的人批评，就是数你对我不错，没有任何失实之处。另外，你对我的人身也采取了保护，和那些对共产党有仇恨的人是不同的。]说完，他还紧紧地和我握了手。这也说明了我的为人。在苏振华的问题上，我更是想方设法地给他们通风报信，竭力为他们作点事情。没有我的保护，我敢说，苏振华是绝对活不到现在的。所有这些，都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我希望别因为我们今天有了这样的问题，就把我们过去的一切都否定了，这绝对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法。”
对于李作鹏的这番话，我不知道该怎样回答。但是我相信，一切总会有一个必然的归宿和结论的。历史和人民决不会冤枉一个真正的无辜者，但是也绝对不会因为迁就一个人的过错就歪曲了他自己走过的道路。历史是不会轻易开口说话的，但是一旦它开了口，将是永远推不翻的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