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胡逢祥：现代中国史学专业机构的建制与运作（2）

左月

三、现代性透视下的机构运作
    所谓现代性，乃指符合现代社会发展趋势和要求的精神或价值理念，它可以表现在思想文化领域，也可以渗透到制度和器物的各个层面。就中国现代史学专业机构的运作实践而言，这种“现代性”至少可透过以下四个环节加以审视。
一是建立以现代“科学”为本位的独立运行机制。
“科学”是推进中国学术走向现代化的核心理念，当其清末自东西方传入中国起，便对传统学术和旧史观念形成了极大的冲击，王国维感慨“自近世历史为一科学，故事实之间不可无系统，抑无论何学，苟无系统之智识者，不可谓之科学。中国之所谓历史，殆无有系统者，不过集合社会中散见之事实，单可称史料而已，不得云历史。”[ 见樊炳清译《东洋史要》（[日]桑原隲藏著），东文学社1900年印本。]即因此而发。不过开始国内思想界对“科学”内涵的认识，大多尚集中在现代科学的系统分类和注重因果关系考察等方法论角度。[ 可参看拙文《科学与人文之间——关于现代史学建设路向的一点思索》(《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3期)。]此后，随着西学输入程度的加深，人们对这一概念有了更为宽泛的理解，认为现代学术之发展，不但需要科学方法之指导，还应树立起一种客观公正、唯真理是求的科学献身精神，于是学术独立之思想遂亦因此萌生，王国维于1905年初即公开表达了这一愿望：“学术之所争，只有是非真伪之别耳，于是非真伪之别外，而以国家人种宗教之见杂之，则以学术为一手段而非以为一目的也。未有不视学术为一目的而能发达者，学术之发达，存于其独立而已。然则吾国今日之学术界一面当破中外之见，而一面毋以为政论之手段，则庶可有发达之日欤!”[ 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王国维遗书·静庵文集》，上海书店1983年版。]民国初年，特别是新文化运动前后，章太炎、顾颉刚和梁启超等都对此作出了类似的呼应。[ 可参见拙文《五四时期的科学主义思潮与中国史学的现代化建设》，《华东师大学报》1995年第6期。]这一理念，同样也反映在现代学术机构的建设目标上。马相伯等筹设的国家最高学术机构“函夏考文苑”，就主张其“不干政治，上不属政府，下不属地方”，[ 马相伯：《为函夏考文苑事致袁总统条呈》，见朱维铮等著《马相伯传略》第162页。]并希望建立一种不受政府干预的基金制度，为其独立运作提供稳定的物资支撑。而1928年成立的中央研究院，按照院长蔡元培的说法，行政上虽直属政府主管，然“就性质而言，则为一纯粹学术研究机关”。[ 蔡元培：《国立中央研究院工作报告》(1929年3月15日)，《蔡元培全集》第六卷第369页。另据胡适分析，蔡元培和杨杏佛等负责创建中央研究院，目的也是“想造一个不受政府支配的学术文化机关，此是甚不易做到的事”。见胡适1930年2月1日日记。]其工作目标明定为“实行科学研究，及指导联络奖励学术之研究”。[ 周宁辑：《国立中研究院概况(1928-1948)》(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原始资料摘编)，《民国档案》1990年第4期。]理论上并不要求其为某种政治服务。朱家骅也说：“中央研究院是参考各国的国家学院的性质与形态，并斟酌我国的政制和需要而组成的。各国对国家学院都超然组合，不涉行政范围，用意是在尊重‘学术自由’的原则，使其可以自由发展。”[ 朱家骅：《国立中央研究院简况》，杜元载主编《革命文献》第59辑，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72年版第219页。]傅斯年强调史学工作“不是去扶持或推倒这个运动或那个主义”，[ 傅斯年：《史料论略(史学方法导论)》，《史料论略及其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新世纪万有文库》本，第2页。]同样包含着这层意思。据此，中研院还参照国外经验，于1935年选聘国内各学科一流学者正式组成了评议会，由其决定“研究学术之方针，促进国内外学术研究之合作与互助”。[ 见前引周宁辑《国立中央研究院概况(1928-1948)》。]在这一体制下，史语所的运作，从人员聘任到研究规划的制定与实施，均保持着相当的独立性，连院长也不随意干涉。如蔡元培曾向史语所推荐过王瑞书(名学素)、锺凤年、吴廷燮等人，傅斯年经考虑不妥后，照例予以了回绝，而蔡也并未因此感到意外或不快。[ 参见潘光哲《蔡元培与史语所》，《新学术之路》第196-199页。]此种行为上的默契，显然是以学术界对该制度的理解和共识为基础的。而周一良到该所不久，得到的印象也是：“史语所的研究工作是纯粹为学术而学术，不带任何一点功利主义，是完全自由研究”。[ 周一良：《史语所一年》，《新学术之路》(下)第555页。]
诚然，学术研究或人文学术机构的运作能否真正做到独立不倚，迄今仍是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但较诸传统学术的运作方式，这一建设方向的“现代性”却是无可争辩的。传统社会虽也出现过某种类型的史学专业机构，如南朝宋所置之总明观，内分玄、儒、文、史四科，每科各设学士十人，从事研习，显系一种研究机构；历代史馆、方略馆和方志修撰机构等，也皆带有此种性质。只是这些官办机构多由朝廷贵官和地方行政官员领衔，治史行事处处仰承统治者鼻息，因而无不表现出对政治的强烈依附关系。现代史学专业机构倡导以“科学”为本位的独立运行体制，不仅是对旧学术体制的一种颠覆，也为史学真正走向学科独立并健全其发展机制提供了有利条件。
二是构筑以现代技术为基础的专业研究平台。
在传统社会，人文学术的研究始终处于以文献研读为能事的个人作坊式状态。现代科技的发展，不仅在方法论上给人文学术以极大的启示，还从技术上为突破这一旧格局创造了条件。诚如傅斯年所说：“现代的历史学研究，已经成了一个各种科学的方法之汇集，地质、地理、考古、生物、气象、天文等学，无一不供给研究历史问题者之工具。”[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见蒋大椿主编《史学探渊》第498页。]史语所在边疆少数民族的人类学调查、各地方言风俗的采集、语音实验，以及殷墟发掘和古史研究方面取得的突破性成就，正是综合运用人类学、考古学、语言学、天文学、地质学等各种现代科技方法的结果。其余如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和文科研究所长期坚持对华南地区方言和少数民族的调查研究，1931年北平女子师范研究所与美国佛利尔艺术博物馆及山西省图书馆合作发掘陕西万泉县石器时代遗址，1932年燕大国学研究所派罗香林与北平协和医院教授史蒂芬森对闽粤地区畲民、蛋民、黎人、瑶族、客家等作人类学与民族学之考察，以及顾颉刚建议齐鲁国学所与北平研究院合作调查滇西罗罗、僰人、麽些等族，[ 详可参见梁山《中山大学校史》、黎锦熙《北平大学女子师范学院研究所略史》(《师大月刊》第1期，1932年11月)、《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派员调查畲蛋黎瑶之内幕》(《读书月刊》1卷6期，1932年3月10日)、顾颉刚致刘书铭函(山东省档案馆藏档J109-03-2)。]要皆反映了这一学术发展趋势。这类研究，由于涉及的知识面和技术面较广，往往需要多学科专家的通力合作，并运用多种现代技术手段才能完成。而现代学术机构的出现及其“集众”研究模式的确立，则为这一目标的实现提供了坚实的平台。
顺便指出，在现代学术的运作环境下，个人书斋式的研究凭借其深厚的传统人文素养，在思维逻辑方法、抒展史家灵性等方面虽仍有用武之地，但必须看到，这种方式无论在技术手段、活动空间、历史视野，还是在人力物力资源的配置上，都很难达到现代学术机构的那种规模效应。对于现代学术机构来说，吸收和融入现代技术的程度，事实上还是判断其现代化水准的一个重要标志。比较中国现代各家人文学术机构的实际操作，在这方面推进力度最大的无疑当数史语所，这也正是其能够取得超乎寻常业绩的重要原因之一。不过从总体上看，中国现代学术机构在这方面“现代性”表现并不理想。究其原因，或为财力所困，或因专业人员知识结构的限制，或受累于观念滞后，而当时整个中国社会科技的落后，也不能不是一个客观上的重要因素。
    三是涵养现代民主意识观照下的学术宽容度。
    学术民主是科学发展的强力推助器，自然也是现代学术机构运作中应加贯注的基本精神。蔡元培在北大倡导“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和接纳新旧各派代表人物在校讲学的实践，便在这方面树立了良好的风范。然从中国现代史学机构的总体运作情况看，理论上虽都表示接受这一理念，具体实践则仍不免存在一些距离。如傅斯年在筹建史语所时曾表示：“此既系中央研究院之一部，自当一体收罗此两科之学者，使国内名贤在此范围者无有遗漏，亦无滥举，不能以我等之接触及情好为断。”[ 傅斯年、顾颉刚、杨振声：《致蔡元培、杨杏佛》(1928年5月5日)，《傅斯年全集》卷七第60页。]并据此拟定了一个最初组合名单，包括蔡元培、胡适、陈垣、陈寅恪、赵元任、俞大维、刘复、林语堂、马衡、李济、容庚、朱希祖、沈兼士、徐炳昶、、袁复礼、罗家伦、顾颉刚、杨振声、傅斯年、史禄国、罗常培、丁山、辛树帜等，[ 傅斯年：《致蔡元培、杨杏佛》(1928年8月29日)，同上第68-69页。关于史语所初拟研究人员名单，傅斯年在同年5月5日致蔡等信中已提到，与此稍有出入。]几乎将当时国内该领域的各派代表学者一网打尽，气度不可谓不大。但从日后的实际操作看，其中不少人并未能参与相关工作，有的还被坚拒于门外(如马衡)。对此，有人认为，这是因傅与马衡等人“道不同不相为谋”之故，惟其如此，方能使史语所成员得“秉持相近的学术态度”，共赴新学术之路。[ 杜正胜：《无中生有的志业——傅斯年的史学革命与史语所的创立》。]这样的解释，不能说没有依据。但其做法，显与前面表达的人事观念有相悖之处，其间孰是孰非，仍值得作进一步讨论。
    这里，不妨先以朱希祖和马衡为例，作些分析。朱、马虽为傅氏师辈和国学门元老，但因被视为民国初年至1920年代浙系章门弟子把持北大校政时期的核心人物，一直受到某些派别或人士的忌恨，其中包括傅斯年。[ 可参见桑兵《近代中国学术的地缘与流派》一文相关论述，《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1930年，朱希祖因受北大部分学生驱赶，愤而辞职，改就中央研究院研究员，不久又被挤走，遂于1932年秋南下广州中山大学任教。朱之被迫离开北平，显然与当时学术界复杂的派别倾轧有关。近据新披露的朱氏1938年8月7日日记，始知傅斯年正为个中关键人物。日记云：“大儿新作《后九迁记》一篇，读之颇感慨。盖前在北平草厂大坑购屋三十余间，以为可一劳永逸不再迁，故当时撰《九迁记》一篇……不料民国十九、二十两年遘傅斯年逢蒙之祸，北京大学及中央研究院两被夺位。二十一年夏，不得已出居广州，播迁失所。迄今又遇国难，奔走蜀道，几又将九迁矣。余老而益愤，不稍介意，然读此记，亦不能无动于中(衷)也。书籍既分散于南北，饥驱又偏走于东西，著作不能手着，皆蒙此影响也。摧毁学术是谁之过欤？既欲窃据学者高位，又欲奔走势利之门而为政客，妒才嫉能，将终为小人而已矣。”[ 日记原为朱希祖之孙朱元曙提供，此转引自周文玖《朱希祖与中国现代史学体系的建立》(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与海外中国学中国学研究中心主办“国际视野下的中国史学“国际研讨会参会论文打印稿)。该文并提供旁证谓：曾就此事之可信度征询过与傅斯年有密切接触的何兹全先生，何答：“我当时很年轻，具体情况也不清楚，但有一次傅先生与我聊天时曾说起这事，说他鼓动学生赶走了朱希祖……傅先生谈起这件事时很得意。”并认为“朱希祖日记中这样说，应该是可信的。”]至于马衡，曾以史语所特约研究员的身份一再提出欲参与该所组织的殷墟考古发掘，亦遭无情拒绝。其实，朱、马两位都属当时学术上的趋新人物，朱在北大史学系力倡吸取现代社会科学方法治史；马则不但精于金石古器物学，作为国学门考古学会主任，对现代田野考古也表现相当积极并有所实践(尽管尚不能和李济等直接受过西方现代人类学和考古学训练的人士相比)，实为现代中国由传统金石学转向田野考古学的先驱人物之一，然两人皆不为傅所容。矛盾显得如此尖锐，这其中除了所谓“对知识的态度和追求知识之方法的歧异”外，实在很难说不杂有成见或门户派别之争。
当然，也有不少确属术取向不同而被斥者，如傅对钱穆之前扬后抑，对张荫麟之淡漠，对郭绍虞、梁实秋等排拒，[ 可分别参见钱穆《师友杂忆》(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68、228页)、陈寅恪《致傅斯年》(《陈寅恪集·书信集》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46-47页)、杜正胜《无中生有的志业——傅斯年的史学革命与史语所的创立》(《新学术之路》上第37页)、《傅斯年致蒋梦麟》(《胡适来往书信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31页)。]以及对南高出身的柳诒徵、张其昀、缪凤林诸家之隔阂，大抵皆与这些人士的学术理念不合其所崇奉的专重史料考证有关。至于对年轻人员的录用，一般认为傅素有偏爱北大出身之习惯，“凡北大历史系毕业成绩较优者，彼必网罗以去”，[ 钱穆：《师友杂忆》，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68页。]他校学生则无此幸运。据王世襄先生回忆，1943年冬他从北平到重庆，一心想入史语所工作，但当他经梁思成介绍得见傅斯年时，傅只说了两句话，“第一句问：‘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我回答：‘燕京大学国文系本科及研究院。’傅先生说：‘燕京大学毕业的不配到史语所来。’我只得赧然而退。”[ 王世襄：《傅斯年先生的四句话》，《文汇报》2006年7月5日第15版。]而某次有中山大学学生持校长介绍信到史语所查书，傅竟对他们说：“‘回去吧，你们中山大学不念书。’一句话便将其打发了。”而在台大校长任上，有非北大出身的某先生向他求职，他也答道：“你是燕京毕业，在台大只能任副教授。”[ 胡振宇：《考据与史料——胡厚宣先生治学与史语所的传统》，《新学术之路》(下)第674-675页。]不过，如果全面地看，傅之爱才，其实并不限于北大，如北师大的陈述在三年级时，便被傅看中预约到史语所工作；[ 傅斯年之知陈述，系据陈寅恪介绍，《陈述先生忆往事》(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92/3)自谓“当时进史语所的，一般都是北大毕业生，我算例外”。]燕京出身的周一良和川大出身的王利器，[ 参见周一良《史语所一年》(载《新学术之路 》下)和《王利器自述》(载《世纪学人自述》卷四，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也都颇受傅赏识。当然有一点可以肯定，即他所垂青的学生，无一例外都在史料考证方面显示出相当的功力和才华。故更确切些说，其所钟情和肯定的乃是科学实证一派的治学路向，顺之者纳，异之者拒。
史学研究中出现不同流派的纷争，原本很自然，问题在于现代学术机构的组建和运作究应如何面对，是排斥其他，专就自认正确的某一路向发展，还是在学术上敞开胸襟、兼容并包？这确是值得我们反复深思的。应当说，如果是地方性或规模更小一些的机构，依据自身的特定条件(包括人才和物质资源)选择某种类型或风格作为发展方向，不仅可以理解，有时还是明智的。但作为代表国家最高史学水准的中央院史语所只成一种风格或学派的代言，则终不能不感觉有所缺憾。因为在当时的条件下，史语所无疑占据了同类机构中政府所能给予的最优资源，理应为史学的多方面发展提供平台；何况现代史学的发展，本非仅靠一种学术路径便能推至极致，而是各种现代科学理论、方法和学派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作为代表国家最高史学专业机构的史语所，应当体现这一现代学术发展的宽宏特征，使之成为本学科领域各派前沿学术的共同表演舞台。然而我们在其中看到的差不多只是科学实证派一家的活动身影。这样做，固然易于加强其机构内部的合力，从而在一段时期内对该学派及其研究事业的发展形成有力的推动，但从长远看，也易滋长学术界资源配置不公，以及门户之争和党同伐异之风气，是则终非吾学术事业之幸。
当然，从另一方面看，也有一些机构在组合上虽为多派共存，但由于其中往往掺入了复杂的人事关系甚至政派争斗，造成内部摩擦不断，以致大大牵制了自身的运行效率，如厦门大学国学院在其成立的两年间便是如此。[ 详可参见桑兵《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第九章《厦门大学国学院风波》。]
对于这些现象，有人喜欢从当事人的个性或人事关系着眼加以探讨，但据我看来，似乎不能把问题的结症过多地归咎于个人因素。因为从当时学术机构的运作情况看，这类问题的存在绝非个别现象，从中颇可见史学界对现代学术理念及其制度运作的总体把握水准与人们期望中的“现代性”尚存在着一定距离，有的甚至还掺杂着某些陈旧观念或非现代性因素。1926年张星烺在致陈垣信中批评“北大党派意见太深，秉事诸人气量狭小，其文科中绝对不允许有异己者……北大现已几成为政治运动专门机关，不宜再使与纯萃学术牵混”，并主张日人酝酿在京成立的人文科学研究所和图书馆的中方负责人选“皆宜立于党派之外，且人须气量宽洪也”。[ 见《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209页。]便反映了一些学者对此种现状的忧虑。

    四是营造符合现代社会发展趋势的物质支撑体系。

    史学研究作为一种社会精神文化活动，本身并不直接产生经济效益，这一学科特性决定了其专业机构的建设发展离不开社会为之提供的物质基础。而要维持这类机构持久稳定的发展，比较理想的是建立由政府、企业和民间的多渠道筹资体系。中国现代史学专业机构的运作虽然也表现出这一趋势，却因受当时社会现代化程度低下的制约，其发展一直处于不甚理想的状态。
其时各类史学专业机构的运作，经费一般不出以下几个来源。首先是政府行政系统。如中研院史语所和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按照最初的设想，每月分别为十万元和五万元。[ 见北平研究院《院务报告》1卷1期所载《本院筹备经过及组织》，1930年5月。]落实到史语所，最初为五千元，但在筹备过程中，傅斯年等就提出，此数远不敷用，“如以五千元一月以进行此研究所，事实上做不出许多事来，因此并非整理国故之机关，其耗费以‘动手动脚’而滋大，以下所拟以每年十二万元为标”。即使这样，仍有维系困难之忧。[ 傅斯年、顾颉刚、杨振声：《致蔡元培、杨杏佛》，《傅斯年全集》卷七第62-63页。]北平研究院开始实仅每月三万元，[ 见前引北平研究院《院务报告·本院筹备经过及组织》。]作为其下属机构的史学研究会，经费自然更少。不过由于这两家机构都属政府直接拨款，其来源总算还保持着相对的稳定性(特别是抗战前)。而国立大学研究机构经费虽也出自政府财政，但因当时各大学经费始终处于“僧多粥少”的拮据状态，其景况就差多了。如1925年底，北大国学门的一批教授纷纷南下，工作一度停顿，经费不继便是一个重要原因。又如1931年7月北平师大和北平女子师范合并后成立研究院，下设历史科学门和教育科学门，初定每月经费为五千元(实为四千四百元)，其中历史科学门为二千元，“但实际上，政府经费既不按期，又不如数”，积欠甚多，难以维持，[ 钱玄同、黎锦熙：《师大研究院历史科学门一年之经过及今后“教材纂辑工作”之计划》，《师大月刊》第1期，1932年11月。]只得于1932年7月停止此项运作。
其次是社会其他渠道。这部分经费来源既少且不稳定，一般都不能持久。如厦门大学国学院初成立时雄心勃勃，后因资助人陈嘉庚经营橡胶失利，经费大减，原定工作计划遂多搁浅。[ 当时专程南下到厦大国学院供职的张星烺致陈垣信中曾谈及此事：“此间情况不见甚佳，国学研究院牌子已挂出，而内中并无的款办理一切。目下仅筹一种国学季刊而已。据云因校主陈嘉庚下半年来橡皮生意不佳之故也……(沈)兼士先生现已决意回京，不欲再理此间事，大约四五日后彼即动身北上矣。”见《陈垣来往书信集》第210页。]前述云南大学西南文化研究室的经费出自云南劝业和兴文两家银行，第一年为国币十万元，第二年为十五万元，然并非长期资助，从档案提供的材料看，前后仅维持了两年(1942.7-1944.6)。[ 云南省档案馆藏档，全宗号16-2-115。]
复次为各类基金会。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与国内人文学术研究机构有较大关系的基金会差不多都有国外背景。其中资助数额集中而又比较稳定的当推美国霍尔基金向哈佛燕京学社及国内六所教会大学(燕京、岭南、金陵、华西、齐鲁和福建协和)提供的630万美元专项资助，按照规定，该项经费必须用于推动中国文化教学与研究工作，包括提高其在这方面的本科教学水平，当时这些大学举办的国学类研究机构，无不仰给于此。[ 详见陶飞亚、吴梓明《基督教大学与国学研究》第189页。]另一重要渠道是因列强退还庚款成立的管理机构，如1924年9月成立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为美国退还庚款管理机构)和1931年4月正式成立的中英庚款董事会等。特别是史语所，得到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资助颇多，抗战前，史语所经常费虽达每月一万，但仍捉襟见肘，故其最初几年的田野考古经费，“差不多全由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捐助”，每季为三五千圆。[ 李济：《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四十周年纪念学术讲演会主席报告和谢词》、《对于丁文江所提倡的科学研究几段回忆》，《李济文集》卷五，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49、179页。]1931年，中基会不仅拨给史语所第三期补助费六千五百二十元，[ 见《国立中央研究院十九年度总报告》。]又确定自该年起“协助史语所田野考古工作经费每年一万，故第五、六、七次安阳发掘均由此项协款拨付”。[ 李济：《〈安阳发掘报告〉编后语》，《李济文集》卷五，第123页。]不过，其时能获得这类资助的人文学术机构毕竟太少，如1939年1月，辅仁大学因经费困难，向中基会提出申请，要求补助文理科经费七万余元，其中包括文科研究所史学部五千元和文学院中国文学系研究室一万元，但结果仅得二万元，且指定为理科专用经费，文科根本无份 。[ 辅仁大学旧档，卷宗号707。]
可见经费一直是困扰各类史学专业机构建设和发展的瓶颈。为此，学术界一直期望建立起一些独立运作的学术基金以改善其现状，如张星烺在1924年12月致陈垣信中曾问及“京中学界运动基金独立有希望乎”，[ 见《陈垣来往书信集》第196页。]大约当时已有人作此设想。连政府主办的中研院也在开办后一年的报告里声称：“尚有一最重要最急切、影响进行至巨之问题，即本院基金及建设费之筹集是也。学术研究机关若无基金，则进行必难稳定。本院组织法规定基金最小限度为五百万元，今所有者仅及十一。”[ 蔡元培：《国立中央研究院工作报告》(1929年3月15日)，《蔡元培全集》第六卷，第380页。]
这些现象均表明，尽管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学术现代化的潮流中，作为其制度建设重要方面的专业机构设置已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与进展，但要真正确立起这一制度的良性运作，对于学术界来说，仍显得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