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华为万人大辞工的启示

章星球

华为万人大辞工的启示

章星球

华为发生的万人大辞工事件无疑是令人惊悚的，它证明，新的劳动法是一部有很大弊端的法，它反映了一种有损劳资交易自由的倾向，证明政府正试图让企业来承担当前社会危机造成的压力。

但是说到这部法诞生的原因，我想很多今天表态谴责这部恶法的经济学人也有必要反思一下，你们长期以来的某些主张是否也与这部法脱不了关系呢？我要说的是在社保福利方面，你们长期以来坚决的反对态度可能正是造成该法出台的重要原因之一。


回顾当初，建立统一社会保障体系是自损国际竞争力的观点甫出，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就发表声明，这一观点代表了中心的观点，反社保福利、对西方福利的盲目批判成为经济学界最热闹的声音，中国的经济学人在对西方福利病隔岸观火的同时也喜不自禁地为中央之国最自由的市场经济而自豪。有经济学家如此鼓吹，正好也应了当时政府之所需，乐得省钱、省心、省力。相反，政府的贪污问题却被认为是市场经济的润滑剂，结果福利不搞，政府有钱无处花，贪污腐败自然大行其道，公共福利为零，因为钱都被贪污腐败掉了。

殊不知，中国未能建立基本的公共福利制度，正是今天这部有悖市场自由的劳动法出台的根本原因之一。

我是坚决反对最低工资法而主张建立现代公共福利保障制度的，并曾在万科论坛反复强调最低工资法与建立现代公共福利保障制度之间的权责关系，虽然都是以保护底层利益为目标，但前者是政府权力的进入、责任转嫁，后者是权力退出责任进入、前者将增进劳资交易自由、而后者将导致自由减少，但无论长期后果好坏，对政府来说这都是用来缓解社会矛盾的可用手段，只不过前者治标而后者治本而已。中国的现实最终会使政府不得不在这二者之间进行一个选择，因为中国式的市场经济必然要导致贫富极端分化和种种社会危机，如果政府无力承担社会责任，就毫无疑问地会将这种责任转嫁到企业头上。问题却在于，由于多年来众多经济学家的肤浅建议，导致中国在建立现代福利社保体系方面还是一片空白，新一届政府即使有远见要建立社保体系，也不可能一下子拿出这么多的钱来。所以这部法某种程度上是被逼出来的，华为采取应对措施后，政府又立即宣布新的补充条款来对付，显示出政府的某种急迫心情，给人一种赶尽杀绝的紧张感，对企业如此严厉的态度，是改革以来立法案例中从未有过的现象。过去，一部类似的劳动法或条例出台后，政府在保护劳工利益方面更多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这次太反常了，这也说明政府是有压力的，苏振华撰文说“华为万人辞职是企业的无奈应对”，我认为也许背后则是政府更深的无奈。因为它还没得及建立社保体系，社会危机却已经先到来了，所以才有慌不择路的选择。另外一个原因则是当新一届政府发现之前的政策法律不对时找不到几个象我一样拥有中庸智慧的专家学者来修正调整，而是启用了另一个极端中的学者来立法。

劳资交易自由，在我看来是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之一，劳资交易自由一旦受抑，市场就等于被计划掉了一条腿。最低工资法之所以不可取，就因为它与市场经济的价值观不一致，与现代文明之缔造者康德的自由观不一致，而与马克思的价值理论相统一，因此最低工资法是典型的左的东西，是加大干预。相反，公共福利制度则不然，公共福利制度可以市场经济理论高度圆洽，所以主张福利者右，主张最低工资法者左。
这一法律出台给经济学人的启示是：经济学人决不能先设立场，不能单纯站在资本家的利益方向说话，而应该从普遍伦理出发，同时设身处地为劳资双方的利益作想，不能有张五常那种“维持低工资”的想法，因为要“维持”低工资，也就等于是一种反向的权力干预，同样是在伤害自由市场。所以增加工人收入的大方向是必须坚决支持的，我们的一些以自由派经济学人自居者就是在这一点上出现明显的倾向，所以不能做到学术上的客观公正。真正的经济学家应当着重关心“如何让工人的收入增加”这一手段问题——是市场手段还是行政干预。

所以经济学者应该积极致力于社会公共福利制度的思考和创新，要求政府责任进入、权力退出，让每个公民都能站在福利底线之上，这样人就不会被逼到极端贫困的状况，人就可以拥有相对充裕的自由选择空间。公共福利的意义就是扩大了劳方的自由选择空间，让每个工人都可以在自由意志下选择自己可以接受的工资额度，增加了工人的谈判筹码，也使工人工资提高成为现实可能。个人的自由意志彰显了，政府的意志就可以退出，而最低工资法就不必要了。所以我主张公共福利的目的之一，就是因为它不仅从整体上拔高了每个公民的竞争平台，同时也让工人和资本家都拥有更大的自由交易权，最终是能让工人的工资能真正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