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民国大师上课的精彩开场白

左月

大师上课，不仅水平高，功底深，内容丰富，脍炙人口，令人难以忘怀；他们上课的开场白，也各有千秋，见秉性，见风格。香港《文汇报》刊文总结称，有的一开始就把课堂气氛搞活跃了，有的幽默地介绍自己，有的是精心设计的，一张口就不同凡响，有的则是随意而为，好似信口开河，其实意蕴深矣，有心者才能意会。
　　
　　清华国学四大导师之一的梁启超，上课的第一句话是：“兄弟我是没什么学问的。”然后，稍微顿了顿，等大家的议论声小了点，眼睛往天花板上看着，又慢悠悠地补充一句：“兄弟我还是有些学问的。”头一句话谦虚得很，后一句话又极自负，他用的是先抑后扬法。
　　
　　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刘文典与梁启超的开场白有同工异曲之妙，他是著名《庄子》研究专家，学问大，脾气也大，他上课的第一句话是：“《庄子》嘿，我是不懂的喽，也没有人懂。”其自负由此可见一斑。这且不说，他在抗战时期跑防空洞，有一次看见作家沈从文也在跑，很是生气，大声喊道：“我跑防空洞，是为《庄子》跑，我死了就没人讲《庄子》了，你跑什么？”轻蔑之情溢于言表。好在沈从文脾气好，不与他一般见识。
　　
　　不过，平心而论，虽然沈从文的小说写得好，在世界上都有影响，差一点得诺贝尔奖，可他的授课技巧却很一般。他也颇有自知之明，一开头就会说，“我的课讲得不精彩，你们要睡觉，我不反对，但请不要打呼噜，以免影响别人。”这么很谦虚地一说，反倒赢得满堂彩。他的学生汪曾祺曾评价说，沈先生的课，“毫无系统”，“湘西口音很重，声音又低，有些学生听了一堂课，往往觉得不知道听了一些什么”。听他的课，要会“举一隅而三隅反”才行。
　　
　　也有人不仅文学成就大，课也讲得精彩，譬如大诗人闻一多。闻一多上课时，先抽上一口烟，然后用顿挫鲜明的语调说：“痛饮酒，熟读《离骚》——乃可以为名士。”他讲唐诗，把晚唐诗和后期印象派的画联系起来讲，别具特色，他的口才又好，引经据典，信手拈来。所以，他讲课时，课堂上每次都人满为患，外校也有不少人来“蹭课”，有的人甚至跑上几十里路来听他上课。
　　
　　启功先生的开场白也很有意思。他是个幽默风趣的人，平时爱开玩笑，上课也不例外，他的第一句话常常是：“本人是满族，过去叫胡人，因此在下所讲，全是胡言。”引起笑声一片。 他的老本家、著名作家、翻译家胡愈之先生，也偶尔到大学客串讲课，开场白就说：“我姓胡，虽然写过一些书，但都是胡写；出版过不少书，那是胡出；至于翻译的外国书，更是胡翻。”在看似轻松的玩笑中，介绍了自己的成就和职业，十分巧妙而贴切。
　　
　　民国奇人辜鸿铭，学贯中西，名扬四海，自称是“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被外国人称为“到北京可以不看故宫，不可不看辜鸿铭”。他在辛亥革命后拒剪辫子，拖着一根焦黄的小辫给学生上课，自然是笑声一片，他也习以为常了，待大家笑得差不多了，他才慢吞吞地说：“我头上的小辫子，只要一剪刀就能解决问题，可要割掉你们心里的小辫子，那就难了。”顿时全场肃然，再听他讲课，如行云流水，似天花乱坠，果然有学问，果然名不虚传。
　　
　　架子最大的开场白，则非章太炎先生莫属。他的学问很大，想听他上课的人太多，无法满足要求，于是干脆上一次大课。他来上课，五六个弟子陪同，有马幼渔、钱玄同、刘半农等，都是一时俊杰，大师级人物。老头国语不好，由刘半农任翻译，钱玄同写板书，马幼渔倒茶水，可谓盛况空前。老头也不客气，开口就说：“你们来听我上课是你们的幸运，当然也是我的幸运。”幸亏有后一句铺垫，要光听前一句，那可真狂到天上去了，不过，老头的学问也真不是吹的，满腹经纶，学富五车，他有资格说这个话。
　　
　　听大师上课，如醍醐灌顶，是一种美妙享受；光是那一句非同凡响的开场白，就能让人肃然起敬。

何毓玲

好向往，好好向往！
可惜我辈生不逢时，从来没听过这等大师的课！
当今的大学，只有大楼，没有大师！

童志刚

俺上课总是迟到，很少能听到开场白。

caidanzhou

俺在复旦大学读书时，上课时也能碰到几个大师。不过俺觉得最烦的是听党委书记杨西光的大报告。只要杨书记在主席台上一开口，俺就在下面打瞌睡，几年下来，好像是成了条件反射。当然这话只能在今天讲，如果在当时讲，那俺一百顶“右派分子”的帽子也早已戴上了。

oversee

俺大学时听说兄弟班一革命史老师讲课极好，于是逃自己的课去旁听

该老师每次课前写一对联在黑板，内容涵盖要说内容；课前看似萎靡不振，一及课文双目炯炯，精神百倍

某次上课，在黑板书一大大“人”字，表述为“毛某某后，中国再无大写之人”；
课后一女士直奔老师进行抗议，然后第二节课学生离开近半

“如果你们这么多年的知识经不起我一节课的冲击，你们应该反思”老师随后课上的这句话让我记忆深刻

迅弟儿

不管是东西方什么国度，后生的人总是本能的敬畏先生的人。
于是传说就这样演变为传奇。
此风尤以东方国家为盛。

卓立

民国时代多拓荒者，自然地心气高，眼界宽，所谓“站得高、看得远”，首先得志高才行，一个人的心气和自我定位，往往决定他的成就。更重要的是，那时有足够的空间存放这样的心志。目不识丁时的大志只是狂妄，饱览群书而能壮志不坠，这一方面需要有拓展空间，另一方面当然是靠真家伙。由此，学理的积累过程，同时也是枷锁的生产过程，清末能出大师，文革刚结束也能出准大师，但空间被填满后就开始制造庸才了，所以也会有当前高校人才的青黄不接。很多学者会有这样的体会：年轻时有写文章的胆气，下笔快，立论快，结果见效也快，可是等年纪稍长，积累更多，反而不敢下笔了，越到后面，落笔越艰难，学问长了，自己倒没了为文的胆子。某种程度上，这和读书的过程是一样的：通常读一遍时，总是跟着文脉走，往往也是跟着问题走，这时候思想是最活跃的，甚至可以说，此时阅读的过程即是思想的过程，结果很多人也因此自命成了思想者。但这样的思想者如果能耐心点再横向纵向阅读百倍的相关文献，感受将变得完全不同，倘若他有幸再重读同一本书，就不再是跟着此书的文脉去读了，此时的读法，就成了学术型读法，而初读时泉涌的奇思妙想和写作胆色，全化成了对各路文献的回忆梳理了，甚至，再找不出一个能完全独立属于自己的观点来，此时，他就变成了一个单纯的学人。但是，如果这个人在这种情况下仍然能发现一片全新的空间，在那里真正地只有他在独自驰骋，他举重若轻，仿佛戴着镣铐跳舞，此时，他就拥有了真正的思想，那便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师了。——对于我们今天，最多的是初级的思想者，次多的是囚犯般负枷而行的学人。至于大师，那需要从里到外超越时代的特殊秉赋，而不是光知道高仰着头藐视一切就可以做到。

[ 本帖最后由 卓立 于 2007-11-16 02:24 编辑 ]

迅弟儿

“如果这个人在这种情况下仍然能发现一片全新的空间，在那里真正地只有他在独自驰骋，他举重若轻，仿佛戴着镣铐跳舞，此时，他就拥有了真正的思想，那便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师了。”

当市场竞争比较充分，也就是说市场原理起作用没有政府干预的时候，也就是说没有专制的时候，就不可能再产生大师了。

迅弟儿

之所以能够成为“拓荒者”，是因为到处都荒着。
所以说产生大师的时代都是悲凉落后的时代。
我们不需要大师。我不愿意看见产生大师的时代。
现在如果谁还想做大师的话，我很想请他去塔克拉玛干沙漠去，在那里一定能实现他的宏伟梦想------现代木乃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