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多目标?

张五常
不久前在报章上读到周小川先生在十七大的言论,有云:「中国当前货币政策仍要坚持多目标,并强调促进经济发展……。他大称,中央银行首先要注重通货膨胀的防治,保持币值稳定,其次在宏观调控和制定货币政策时要考虑促进就业……。」
上述的观点无疑是西方某传统的货币政策观。可以办得到吗?地球历史没有成功过。今天欧元币值稳定,主要是因为他们放弃了「多目标」。可不是吗?欧元成立以还,德国与法国的失业率毫无改进,其它的欧盟国家有失业率低很多的。欧盟之邦有不同的经济困境,是佛利民当年认为欧元行不通的原因,而今天欧元成功,是因为主事者只求币值稳定,不管其它。货币政策的「多目标」,在实践上没有成功过。原则上行得通吗?理论说很困难,困难重重也:一石多鸟要碰巧。国家大事,岂同儿戏哉?
虽然不是我的研究专业,但自六十年代初期起我跟进货币,有名师指导,同学了得,而后来认识佛利民、夏理·庄逊、蒙代尔等货币大师,要不跟进也艰难。记忆所及,佛老当年认为没有一个联邦储备局的主席是及格的。后来到了格林斯潘,佛老认为最好。格老的政绩如何呢?处事临危不乱,国会应对一流。然而,他在任的二十年间,美国的利息率轮上轮落凡八次之多。我早就说过,利息率辘来辘去,辘上辘落,早晚会有投资者或借贷者被辘瓜。言犹在耳,次按风暴就出现了。
费沙的利息理论说得清楚:投资的回报率应该与市场的利息率相等。很显然,投资的回报率不可能像格老任内的利息率那样辘上辘落。换言之,格老的货币政策基本上是违反了经济原则。佛利民当年是反对以利息率调控经济的,但以币量调控,困难重重,格老转用利率也就无话可说。可惜佛老去年谢世,否则见到今天的次按风暴,足以仰天大笑矣!中国的央行最近加息五次,也是以利率调控,拜格老为师,放弃了比格老高明的朱镕基传统。不敢说朱老比格老聪明,而是美国的「无锚」(fiat money)货币制度有不容易解决的困难。佩服蒙代尔,他四十年前就这样说。
西方的币量理论(quantity theory of money)起于史密斯之前,其后参与的天才辈出,实证研究的大好文章数之不尽,可谓精英尽出矣。然而,理论归理论,实践归实践。实践上,该理论有一个无可救药的要点:我们不知道方程式内的货币量究竟是些什么!是M1?是M2?是M3?还有其它吗?
我肯定币量理论有严重的失误,始于一九九五。该年我的一位师兄A. Meltzer访港,我带他到雅谷进午餐。在货币研究上,这位师兄非同小可。他是K. Brunner的学生,与老师拍档研究货币得享大名。单以调控银根(base money)来调控币量的主张,是这位师兄一九六三首先提出的。这个「银根」法门后来被西方的国家普遍采用,是以利率调控之前的事了。可以说,从货币理论实证研究的角度衡量,这位师兄的成就不在佛利民之下。
在那次雅谷午餐中,师兄向我提出一个困扰着他的问题:美元的币量急速上升了好几年,但美国见不到有通胀复苏!他说想不通,唯一的解释是当时美元在国际上强劲。分手后我再想,得到的解释是:一九九一波斯湾之战后,苏联解体,国际上要持美元者急升,而外间多持美元是不会导致美国本土的通胀上升的。三年前,佛利民直言他对自己多年来的币量观有怀疑,那是大师的风范了!
于今回顾,我历来敬仰而又拜服的佛利民,币量之说外,其货币观还有两处失误。其一是他对美国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的解释,是货币的顶级研究,详尽得前无古人,但轻视了当时的美国工会林立,福利大行其道,最低工资半点也不低。这些加起来约束了劳工合约的选择,而重要的件工合约当时在美国是被判为非法的。我绝不怀疑佛老说的,当年美国的联邦储备局做错了,失误频频,币量应加不加,或应加反减,也不怀疑在合约选择自由不足的情况下,大幅增加货币量,搞起一点通胀,对当时的大萧条有助。然而,朱镕基的中国经验却令人大开眼界。神州大地一九九三的通胀率越百分之二十,一九九七下降至零,跟着有负三强的通缩,如果算进当时的产品与服务的质量急速提升,通缩率达两位数字应无疑问。楼房之价是下降了三分之二的。就是在这样的极为「不景」的时期,中国的经济增长保八,而失业率徘徊于百分之四左右。长三角的经济就是在那时颷升,只八年超越了起步早十年的珠三角。是重要的经验,明显地否决了佛老的单以货币理论解释大萧条的分析。
佛老的另一项失误,是他认为金本位制度放弃了之后,一个大国不容易甚至不可以用实物为货币之锚。昔日以金或银为锚的本位制,导致西方太平盛世很长的时日,今天还有不少经济学者向往。可惜此制也,金或银本身的价格波动会导致其它物价的波动,而这本位制的瓦解,起于经济增长或行军打仗,金或银的供应量不足。
没有谁不同意有实物为本位的货币制度最可取,只是找不到可取的实物。是朱镕基在九十年代处理货币的方法使我霍然而悟,站了起来:以实物为货币之锚,市场要有实物存在,但政府不需要提供实物,而市民是不需要储存有关的实物的。解释是后话。
这里要向周小川先生澄清一下。多目标的货币制度虽然老生常谈,但历史的经验没有成功过。货币的基本用途是作为计算单位(unit of account),亦即是协助市场交易的单位了。凯恩斯是这样看的。作为计算单位,货币的主要目标是稳定物价,而如果只针对这单一目标处理,成功不难。这应该是中央银行要集中的唯一职责。经济的其它方面应该是央行之外的责任。不要羡慕美国联邦储备的主事者基本上是管到经济的各方面去。看似大权在手,其实手忙脚乱!是那个无锚的fiat money制度使然。货币无锚,以币量调控物价难于登天,顾此失彼,于是不能不管到多方面的目标去。
君不见,西方常说的商业周期(business cycle),开放改革后的中国从来没有出现过。不是说经济没有波动,而是没有周期性。货币制度不同,市场合约选择的自由度不同,所以有别。个人认为:朱老搞出来的中国货币制度是好的。非常好,要不然中国不会有今天。我同意蒙代尔为此而提出的格言:还没有破坏,不要修理它。
碧天清远楚江空,牵搅一潭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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