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济喜
内容提要：梁代皇族萧氏兄弟指昭明太子萧统与萧纲、萧绎，他们都富有文才，文学旨趣和而不同，周围聚集许多文士。他们经常就文学问题展开坦率的对话，其对话风尚，在当时文坛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渐渐形成传统，中国古代文论的诗话风尚受此泽溉，值得后人深入研究。
关键词：三萧生平；文学对话；诗话传统
作者简介：袁济喜，1956年生，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研究，发表有《六朝美学》、《中国古代文论精神》等著论。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素有注重对话的传统，通过对话营造文学氛围，探得精神之奥秘，诗话传统便是这种文化特点的表现。南朝（公元420—589）的文学批评秉承了魏晋思想对话与文艺批评的传统，重视对话与文艺批评的互动关系。其中尤以梁代萧梁皇室的对话风尚，对于当时的文坛影响巨大。
梁代皇族萧氏兄弟是指昭明太子萧统与简文帝萧纲、梁元帝萧绎。这兄弟三人从小就在父亲梁武帝萧衍的濡染下酷嗜文学，都有许多文士聚集周围。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他们的文学观点和而不同，互渗互融，呈现出非常复杂的情状，不能简单地将其划为中立派或者新进派一类。在今存的典籍中，保留有许多他们彼此坦率地进行对话的书札，通过这种坦诚地对话，他们的思想得以展露，呈现和而不同的景象。中国古代文学批评重视对话与交流的传统，至此得以彰显而流布。以往研究三萧文论者，对此似有所遗缺，本文拟初步论证之。
一 萧氏兄弟基本的道德观与人生观上都属于儒学中人，与乃父梁武帝的重视儒学有关。[1]梁武帝时，南朝的儒学得到重倡，一度甚为繁兴，受到这种时代风尚的影响，萧氏兄弟与刘宋与萧齐皇室的文化素质相比，有着明显的提升，其爱好文学总的说来属于这种儒雅之风的熏陶。
昭明太子萧统无疑是当时的文坛领袖人物。萧统（501—531年），字德施，萧武帝萧衍的长子，天监三年被立为皇太子。死后被谥昭明。《梁书·昭明太子传》中记载：“性宽和容众，喜愠不形于色。引纳才学之士，赏爱无倦。恒自讨论篇籍，或与学士商榷古今；闲则继以文章著述，率以为常。于时东宫有书几三万卷，名才并集，文学之盛，晋、宋以来未之有也。”从这里可以看出，萧统的仁爱宽和，也体现在他对于文士的和而不同上面，他不仅自己文才盖世，有着不同凡响的识见眼光，其主编的《文选》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总集类不祧之作，并非偶然，而且萧统还善于发现作品与人才的价值，比如他对于当时的著名才子刘孝绰很是欣赏，《梁书·刘孝绰传》中记载：“时昭明太子好士爱文，孝绰与陈郡殷芸、吴郡陆倕、琅邪王筠、彭城到洽等，同见宾礼。太子起乐贤堂，乃使画工先图孝绰焉。太子文章繁富，群才咸欲撰录，太子独使孝绰集而序之。”可见刘孝绰受到萧统不一般的赏识与信任。
萧统不仅对于当红文士看重，而且对于不为人所重视的文士也大力推介，这是尤为可贵的。他对于陶渊明与刘勰的赏识与评价值就说明了这一点。刘勰任东宫太子舍人时，“昭明太子好文学，深爱接之。初，勰撰《文心雕龙》五十篇，论古今文体，引而次之。”（《梁书·刘勰传》）刘勰写作《文心雕龙》时所持的人生观与文学观，应当说在萧统那里找到了知音，而当时其他人却对此却很冷漠，使刘勰倍感伤心。他对于陶渊明的推举更是如此。萧统的文学领袖风度，很重要的一点表现在经常与文士商榷古今，讨论对话，引纳人才，形成宽和而热烈的文学对话氛围，推动了晋宋以来的文学繁盛。他主编的《文选》即是这种对话与兼容的结晶。
萧统的文学对话气度与他的中和为美的文学观念是一致的。他的文学观念儒道兼容，既传承历史，又有着时代特点。他在《文选序》中提出：
《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时义，远矣哉。若夫椎轮为大辂之始，大辂宁有椎轮之质？增冰为积火所成，积水曾微增冰之凛。何哉？盖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物既有之，文亦宜然。随时变改，难可详悉。
萧统形象地比喻道，供皇帝祭祀所乘的大辂车是由古时的椎车进化而来的，但却没有了椎车那种原始质朴；积水变成层冰，失去了水的形状却获得了冰的寒冷，事物在发展的过程中是不断弃旧趋新的。不过，萧统更强调文学进化中永恒不变的儒学人文精神。他提出：“《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时义，远矣哉。”以往研究萧统文学观念的人对于这几句话并不再意，这是甚以为憾的。萧统采用《易传》的话说明文学问题，首先是想将儒学思想作为文学价值的基础，其次，他强调文学是观乎人文以化成于下的产物，“文之时义”因此而远矣，也就是文学因为有了这种人文化成的蕴涵与使命而任重道远。
萧统除了受儒学影响外，道家素朴为上的审美人生观对他的泽溉也是很明显的。萧统虽然主张文学的变化与演进，但是在文学审美观念上却与当时的萧纲等人有着很大的区别，他对于世俗的华丽风尚并不赞成。《梁书·昭明太子传》记载：
性爱山水，于玄圃穿筑，更立亭馆，与朝士名素者游其中。尝泛舟后池，番禺侯轨盛称“此中宜奏女乐。”太子不答，咏左思《招隐诗》曰：“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侯惭而止。出宫二十余年，不畜声乐。少时，敕赐太乐女妓一部，略非所好。
萧统自觉地用左思《招隐诗》来反抗时俗的淫靡好色。在一次与名士泛舟游玩之中，番禺侯萧轨提出要在此中奏女乐助兴，表现出当时贵族的生活趣味，这亦是当时的风气。萧统本心是不喜欢和不赞成的，但他没有正面回答番禺侯的话，而是巧妙地用吟咏左思的《招隐诗》来微讽，既不失风雅，又婉曲地批评了萧轨的审美观，使萧轨深以为愧，中止了这一要求。这也是一种巧妙的对话艺术吧。在《陶渊明集序》，他通过与陶渊明的精神对话，感受其精神人格，激发其风教作用：
有疑陶渊明之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为迹焉。其文章不群，词采精拔，跌荡昭章，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横素波而傍流，干青云而直上。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加以贞志不休，安道苦节，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自非大贤笃志，与道污隆，孰能如此者乎？
余素爱其文，不能释手。尚想其德，恨不同时，故更加搜求，粗为区目。白璧微瑕者，惟在《闲情》一赋。扬雄所谓劝百而讽一者，卒无讽劝，何必摇其笔端？惜哉，亡是可也。并粗点定，其传编之于录。常谓有能读渊明之文者，驰竞之情遣，鄙吝之意祛，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岂止仁义可蹈，爵禄可辞，不劳复傍游太华，远求柱史，此亦有助于风教尔。
萧统在这里采用知人论世的思想方法，想与陶渊明进行思想深处的对话。他认为陶渊明诗文醉翁之意不在酒，借酒以寄意，其中蕴涵着极深的人生感慨。萧统的这些观念，表现了梁代文论儒道兼修的特点。他对于陶渊明的解读，渗透着深挚的对话精神。陶渊明当时并未被大多数人所接受，钟嵘《诗品》中也只是将他列入中品，称之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而萧统则深入地与前人进行对话与交流，专门为之写了《陶渊明传》和《陶渊明集序》两篇文章，深入开掘出其中浓厚的人文精神，他自称不仅“素爱其文，不能释手”，而且“尚想其德，恨不同时”。正是这种孟子所说的知人论世的对话精神与方法，使其能够深入陶的灵魂深处，作出不同凡响的评论与阐释，虽然在解读中有着加入了诗教的意味，认为陶渊明“白璧微瑕者，惟在《闲情》一赋”，但对于陶渊明诗文中精神实质的领会与开掘是超轶时流的。
萧统在与自己兄弟的书札中，也处处体现出这些思想观念与审美趣味。比如梁元帝萧绎曾为湘东王，著有《金楼子》，文才卓越，但为人阴微猜忌，唐代史学家姚思廉在《梁书》卷五《元帝本纪》上说他政治上虽有成就，帮助削平侯景之乱，自立为帝，但为人“禀性猜忌，不隔疏近；御下无术，履冰弗惧，故凤阙伺晨之功，火无内照之美”；而萧统为人仁厚，与萧绎的人生观与文学观虽然也存在很大分歧，但他对于萧绎诗文的新丽是肯定的。在《荅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中他指出：“得疏。知须诗苑英华及诸文制，发函伸纸，阅览无辍，虽事涉乌有，义异拟伦，而清新卓尔殊为佳作。夫文典则累野，丽亦伤浮，能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吾尝欲为之，但恨未逮耳。观汝诸文，殊与意会。至于此书，弥见其美。远兼邃古，傍暨典坟，学以聚益，居焉可赏。”萧统一方面赞美萧纲作品的善于想象，清新卓尔，富有新义，文采斐然，另一方面则婉曲地向弟弟提出了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的审美标准，他赞扬萧绎的这封书信“远兼邃古，傍暨典坟”，因此弥见其美。这些话不光是客气，而且也在婉示萧绎，要继续向着这些方向而努力，其中也隐含着批评萧纲之作尚须改进的意思在内。接着，萧统审己度人，在信中谈到自己的创作爱好：
吾少好斯文，迄兹无倦。谭经之暇，断务之余，陟龙楼而静拱，掩鹤关而高卧。与其饱食终日，宁游思于文林。或日因春阳，其物韶丽，树花发，莺鸣和，春泉生，暄风至。陶嘉月而嬉游，藉芳草而眺瞩。或朱炎受谢，白藏纪时。玉露夕流，金风多扇，悟秋山之心，登高而远托，或夏条可结，倦于邑而属词。冬云千里，睹纷霏而兴咏。
密亲离则手为心使，昆弟宴则墨以情露，又爱贤之情，与时而笃。冀同市骏，庶匪畏龙，不如子晋，而事似洛滨之游，多愧子桓，而兴同漳川之赏，漾舟玄圃，必集应、阮、之俦，徐轮博望，亦招龙渊之侣。校核仁义，源本山川，旨酒盈垒，嘉肴溢俎，曜灵既隐，继之以朗月；高舂既夕，申之以清夜。并命连篇，在兹弥博。又往年因暇，捜采英华，上下数十年间，未易详悉，犹有遗恨，而其书已传。虽未为精核，亦粗足讽览，集乃不工，而并作多丽，汝既须之，皆遣送也。
萧统在这封书札中，满怀深情地回忆了与兄弟诸人，以及身边文士深相交纳，仿效曹丕与邺下文人交往的故事，登临山水，观赏风景，感兴而发。他坦言自己在政务与读经之余，钟情自然，感兴赋诗的创作爱好。萧统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所作送给弟弟阅读，并期望他加以以批评与指正。
萧统与另一个弟弟简文帝萧纲的人生观与审美观分歧更大一些。萧纲曾封晋安王，在文坛上的地位比萧绎要高许多。但萧统在《答晋安王》一书中，依然真诚地与萧纲交换看法：
得五月二十八日疏并诗一首。省览周环，慰同促膝，汝本有天才，加以爱好，无忘所能，日见其善，首尾裁净，可为佳作。吟玩反复，欲罢不能。相如奏赋，孔璋呈檄，曹刘异代，并号知音，发叹凌云，兴言愈病，尝谓过差，未以信然，一见来章，而树谖忘痗，方证昔谈，非为妄作。
萧统称道萧纲的才华与诗文，首尾干净，余味悠久，令自己反复展玩而不能罢，还说自己是他的诗文之知音。这些话固然有客套的成分，但是也并不尽然，因为他自己的文学观念至少在因物起兴，感兴为诗这方面与两个兄弟有着共同的感受与爱好。萧统在这封信中感叹自己的以文感兴：
炎凉始贸，触兴自高，睹物兴情，更向篇什。昔梁王好士，淮南礼贤，远致宾游，广招英俊，非唯籍甚，当时故亦，传声不朽，必能虚已，自来慕义，含毫属意，差有起予，摄养得宜，与时无爽耳，既责成有，寄居多暇日，殽核坟史，渔猎词林，上下数千年间无人，致足乐也。
知少行游，不动亦静，不出户庭，触地丘壑，天游不能隐，山林在目中，冷泉石镜，一见何必胜于传闻，松坞杏林，知之恐有，逾吾就静。然终日披古为事，况观六籍，杂玩文史，见孝友忠贞之迹，睹治乱骄奢之事，足以自慰，足以自言。人师益友，森然在目，嘉言诚至，无俟旁求。举而行之，念同乎此。但清风朗月，思我友于，各事藩维，未克棠棣，兴言届此，梦寐增劳，善护风寒，以慰悬想，指复立此，促迟还书。
书札满怀情感地谈到自己在公务与经书之暇，登高赋诗，赏景感兴的情形，可知他虽也服膺儒学，但同时也有着建安时代曹丕那样的雅兴，在登高赋诗，即景而作方面，有着独特的感受与表现。参照有关记载，可知萧统并非矫饰，他与萧纲与萧绎一样，确实在以文会友，以友辅仁方面为时人所称道。这种对话使梁代文坛异采纷呈，和而不同。通过这一角度去透视梁代文坛，有助于改变以往人们对于梁代文坛一些简单化的看法。
而萧纲尽管与萧统存在着思想上的分岐，但是他尽量发现乃兄的道德文章价值，在阐述萧统中进行对话，表现自己的文学观念。在萧统死后，萧纲作了《昭明太子集序》，首先赞美萧统的仁厚之德与为人之道，体现出传统的儒家文论人品与文品一致的观点：“窃以文之为义大哉逺矣。故孔称性道，尧曰钦哉。武有来商之功，虞有格苗之徳，故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种观点与萧统《文选序》中的观点比较相似。接着萧纲列举赞扬了萧统有十四德，其中就有对于他接纳人才，奖掖后进的事迹：
垂慈岂弟，笃此棠棣，善诱无倦，诲人弗穷，躬履礼敎，俯示楷模，羣蕃戾止，流连于终燕，下国逺征，殷勤于翰墨，降明两之尊，匹姜肱之同被，纡作贰之重，弘临菑而共馆。此三徳也，好贤爱善，甄徳与能，曲阁命宾，双阙延士，剖美玉于荆山，求明珠于枯岸，赏无缪实，举不失才，岩穴知归，屠钓弃业，左右正人，臣僚端士，丹毂交景，长在鹤关之内，花绶成行，恒陪画堂之里。雍容河曲，并当今之领袖，侍从北场，信一时之俊杰。阙岂假问谢鲲于温峤，谋黄绮于张良？此四徳也。
最后才是对于萧统的解读，有意思的是，如同萧统解读陶渊明一样，萧纲对于乃兄的文才解读与阐释也充满着主观体会：
至于登髙体物，展诗言志，金铣玉辉，霞章雾密，致深黄竹。文冠绿槐，控引解骚，包罗比兴。铭及盘盂，赞通图象，七高愈疾之旨，表有殊健之则，碑穷典正，每出则车马盈衢，课无失体，才成则列藩系缶，近逐情深。言随手变，丽而不淫。
显然这里面有着萧纲自己对于文学风格的爱好与审美趣味在内。梁武帝在萧统去世后所写的悼词一方面追忆萧统：“总览时才，网罗英茂；学穷优洽，辞归繁富。或擅谈丛，或称文囿；四友推德，七子惭秀。望苑招贤，华池爱客；托乘同舟，连舆接席。”另一方面也赞美他的诗文风格华丽婉约：“吟咏性灵，岂惟薄伎；属词婉约，缘情绮靡。字无点窜，笔不停纸；壮思泉流，清章云委。”这些都说明在对话中加入了各自的审美判断，即使父子与兄弟之间也不妨和而不同，可以通过对话来进行交流。曹丕《典论论文》中强调“文以气为主，气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即使父子兄弟之间也不能强行为之。萧氏父子兄弟倒是为此作了注解。
二 在梁代皇族中，新进论的代表人物为萧纲与萧绎，他们与昭明太子萧统的中和文学观有很大的差异。其中以萧纲最为活跃。萧纲(503—551年)，是梁武帝的第三子，初封晋安王，萧统死后立为皇太子，后为简文帝。他与兄长萧统与弟弟萧绎一样，都是嗜好文学艺术并有相当修养的帝王人物，也是当时文坛的领军人物。由于他们之间的兄弟关系，以及在基本文学观念的相似，所以这种差异更能体现“和而不同”之美。
萧纲年少时即以文才显名，辞采出众，被武帝称作梁室之曹植。他博览群书，学无所碍，儒道玄佛兼修，体现出梁代学术文化兼容并包之特点。萧纲虽然在治绩上成就并不明显，但是其作为当时文坛的领军人物，却是当之无愧的。其属下的徐陵等著名人物，编成广有影响的《玉台新咏》，也表现出这一派的文学观念与萧统有着很大的不同。《梁书》卷四《简文帝本纪》记载：
引纳文学之士，赏接无倦，恒讨论篇籍，继以文章。高祖所制《五经讲疏》，尝于玄圃奉述，听者倾朝野。雅好题诗，其序云：“余七岁有诗癖，长而不倦。”然伤于轻艳，当时号曰“宫体”。所著《昭明太子传》五卷，《诸王传》三十卷，《礼大义》二十卷，《老子义》二十卷，《庄子义》二十卷，《长春义记》一百卷，《法宝连璧》三百卷，并行于世焉。
萧纲与萧统一样，带有建安年代曹丕与曹植养士的风习，喜欢结交文士，他最赏识的除陵也是一位喜欢赏接人才的文坛大人物。《梁书·除陵传》记载：“其于后进之徒，接引无倦。世祖、高宗之世，国家有大手笔，皆陵草之。其文颇变旧体，缉裁巧密，多有新意。每一文出手，好事者已传写成诵，遂被之华夷，家藏其本。”当时朝野上下，思想文化与文学创作的讨论与对话是很热烈的。《梁书·儒林·戚衮传》中记载：“梁简文在东宫，召衮讲论。又尝置宴集玄儒之士，先命道学互相质难，次令中庶子徐摛驰骋大义，间以剧谈。摛辞辩纵横，难以答抗，诸人慑气，皆失次序。衮时骋义，摛与往复，衮精采自若，对答如流，简文深加叹赏。”这些方面都可以说明萧纲对于思想对话与论辩的倡导与宽容。
不过，一般论者都认为萧纲写诗伤于轻艳，当时号为宫体。传说他让徐陵编《玉台新咏》也是一种忏悔行为。所以唐代《梁书本传》的作者姚思廉评价曰：“史臣曰：太宗幼年聪睿，令问夙标，天才纵逸，冠于今古。文则时以轻华为累，君子所不取焉。”但从我们今天的文学批评标准来看，这正是他与萧统等人和而不同之表现，他有着自己的文学观念与人生观念，是受到整个六朝时代文学氛围的影响。在《诫当阳公大心书》中，他这样训诫自己的儿子：
汝年时尚幼，所阙者学。可久可大，其惟学欤？所以孔丘言：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若使墙面而立，沐猴而冠，吾所不取。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
萧纲告诫儿子，立身先须谨重，谨重先要学习，但文章有所不同，不妨放荡。这样的家诫对照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中《文章篇》对于儿子的训勉，真有天壤之别，不妨看作是他与儿子坦诚对话，促膝谈心的表现。萧纲虽然也告诫儿子要重视学习，立身行事其惟学也。但是奇怪的他却要求儿子将立身与文章分开，这与传统的儒学观有所不同。历代的儒家教育子弟都是将诗文与做人合为一体的，孔子对儿子孔鲤说过“不学《诗》，无以言”。萧纲所说的“放荡”既有轻艳的意思，也有解放思想的意义，他重视文学的独立性与抒情性也有积极的意义，对此不可一概否定。
当时这种主张感兴来从事文学创作是三萧的共同文学观念，也是文学创作风气所致。大凡诗教陵夷的时候，人们吟咏情性，以感兴为美，表现出一种思想解放，人格舒展的创作观念。萧纲多次在与他人的书信中，谈到自己的这种创作观念。在《与刘孝绰书》中，他以抒情的笔调写道：
执别灞浐，嗣音阻阔，合璧不停，旋灰屡徙，玉霜夜下，旅雁晨飞，想凉燠得宜。时候无爽，既官寺务烦，簿领殷凑，等张释之条理，同于公之明察。雕龙之才本传，灵蛇之誉自高。颇得暇逸于篇章，从容于文讽。顷拥旄西迈，载离寒暑，晓河未落，拂桂棹而先征；夕乌归林，悬孤?而未息，足使边心愤薄，乡思邅回，但离阔巳久，载劳寤寐，行闻还驿，以慰相思。
刘孝绰是梁代著名文人，曾为梁武帝、梁元帝所赏识。《梁书》卷三三《刘孝绰传》中记载他：“孝绰辞藻为后进所宗，世重其文，每作一篇，朝成暮遍，好事者咸讽诵传写，流闻绝域。文集数十万言，行于世。”萧纲在这封信中，他以对话与交流的口气，与友人刘孝绰叙说了自己与友人别后彼此感兴作诗，以文慰心的过程。在《答新渝侯和诗书》中，他赞扬了新渝侯的诗作新丽可人，令人读后赏心悦目：
垂示三首，风云吐于行间，珠玉生于字里，跨蹑曹左，含超潘陆。双鬓向光，风流已绝；九梁插花，步摇为古。高楼怀怨，结眉表色；长门下泣，破粉成痕。复有影里细腰，令与真类；镜中好面，还将画等。此皆性情卓绝，新致英奇。故知吹箫入秦，方识来凤之巧；鸣瑟向赵，始睹驻云之曲。
这封书书札明显地表达了他对于作品更看重其中的工丽巧致，欣赏“性情卓绝，新致英奇“的作品，这与萧统的文学观念是有所不同的。由于这些观点是在与友人的书信中款款道来，亲切可人，没有一本正经的教训意思在内，易于为人所接受，即便不能为人所认同，也不致于剑拔弩张，导致冲突。
另一方面，萧纲对于文坛的批评也是严厉而坦诚的。在《与湘东王书》中，他通过与萧绎的这封书信，批评当时一些文人的创作滥用事典，不看对象：
又时有效谢康乐、裴鸿胪文者，亦颇有惑焉。何者？谢客吐言天拔，出于自然，时有不拘，是其糟粕；裴氏乃是良史之才，了无篇什之美。是为学谢则不届其精华，但得其冗长；师裴则蔑绝其所长，惟得其所短。谢故巧不可阶，裴亦质不宜慕。
萧纲批评当时人学习谢灵运与裴子野，但是不能得其长反得其短，而是东施效颦，越仿越糟。他正面提出对于当时文士作品的评价：
至如近世谢朓、沈约之诗，任昉、陆倕之笔，斯实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张士简之赋，周升逸之辩，亦成佳手，难可复遇。文章未坠，必有英绝；领袖之者，非弟而谁。每欲论之，无可与语，思言子建，一共商榷。辩兹清浊，使如泾、渭；论兹月旦，类彼汝南。硃丹既定，雌黄有别，使夫怀鼠知惭，滥竽自耻。譬斯袁绍，畏见子将；同彼盗牛，遥羞王烈。相思不见，我劳如何？
萧纲将弟弟比做曹植那样的文坛领军，认为可与他进行对话与商谈古今，品评文章，“辩兹清浊，使如泾、渭；论兹月旦，类彼汝南”。今存的萧纲集子，有多封他与湘东王的书札，其中多次谈到他与其弟款款深情，倾心交谈对于文学创作看法的书信，保留着许多关于文学评论的看法。这种对话之方式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帝王之中还是很少的，也是魏晋六朝文艺批评史上一道独特之风景线。
梁代文坛萧氏三兄弟的另一位人物则是萧绎。萧绎(508--554)，是梁武帝弟七子，曾被封为湘东王，大宝三年在江陵即位，后被西魏所害。明年被梁追尊为孝元皇帝。《梁书》卷五《元帝纪》曰：“高祖第七子也。天监七年八月丁巳生。十三年，封湘东郡王，邑二千户。初为宁远将军、会稽太守，入为侍中、宣威将军、丹阳尹。普通七年，出为使持节、都督荆、湘、郢、益、宁、南梁六州诸军事、西中郎将、荆州刺史。中大通四年，进号平西将军。”湘东王萧绎长期镇守边西，一直手握重兵。《梁书》卷五《元帝纪》称“世祖性不好声色，颇有高名，与裴子野、刘显、萧子云、张缵及当时才秀为布衣之交，著述辞章，多行于世。”他的书札中也不乏类似萧纲那样与文士交游的内容。比如《与萧挹书》中曰：“阔别清颜，忽焉已久，未复音息，劳望情深，暑气方隆，恒保清善，握兰云阁，解绂龙楼，允膺妙选，良为幸甚，想同僚多士，方驾连曹，雅步南宫，容与自玩，士衡已后，唯在兹日，惟昆与季，文藻相晖，二陆三张，岂独擅美，比暇日无事，时复含毫，颇有赋诗，别当相简，但衡巫峻极，汉水悠长，何时把袂，共披心腹。”在这封信中他与萧挹深情地回顾了以诗交游的经历，盼望得时与他再聚，以诗交心。萧绎的文学观较为接近萧统，不像萧纲那样激进。与他交往的文士中不乏裴子野那样的守旧人士，萧绎乐与他们作布衣之交。萧绎性情猜忌，《南史》的作者对他颇多指责。但萧绎对于性格孤傲的文士刘孝绰倒还算得上宽和。在他出任湘东王时，曾写信抚慰因事免职的名士刘孝绰可因幽居而发愤著述，吟咏情性：
君屏居多暇，差得肆意典坟，吟咏情性，比复稀数古人，不以委约而能不伎痒；且虞卿、史迁由斯而作，想摛属之兴，益当不少。洛地纸贵，京师名动，彼此一时，何其盛也。近在道务闲，微得点翰，虽无纪行之作，颇有怀旧之篇。至此已来，众诸屑役。小生之诋，恐取辱于庐江；遮道之奸，虑兴谋于从事。方且褰帷自厉，求瘼不休，笔墨之功，曾何暇豫。至于心乎爱矣，未尝有歇，思乐惠音，清风靡闻。譬夫梦想温玉，饥渴明珠，虽愧卞、随，犹为好事。新有所制，想能示之。勿等清虑，徒虚其请。无由赏悉，遣此代怀。数路计行，迟还芳札。
这封信写得情辞恳切，通过现身说法，勉励刘孝绰不要因一时困顿而放弃写作。使刘孝绰深为感动，于是写信作答：
伏承自辞皇邑，爰至荆台，未劳刺举，且摛高丽。近虽预观尺锦，而不睹全玉。昔临淄词赋，悉与杨修，未殚宝笥，顾惭先哲。渚宫旧俗，朝衣多故，李固之荐二邦，徐珍之奏七邑，威怀之道，兼而有之。当欲使金石流功，耻用翰墨垂迹。虽乖知二，偶达圣心。爰自退居素里，却扫穷闬，比杨伦之不出，譬张挚之杜门。昔赵卿穷愁，肆言得失；汉臣郁志，广叙盛衰。彼此一时，拟非其匹。窃以文豹何辜，以文为罪。由此而谈，又何容易。故韬翰吮墨，多历寒暑，既阙子幼南山之歌，又微敬通渭水之赋，无以自同献笑，少酬褒诱。且才乖体物，不拟作于玄根；事殊宿诺，宁贻惧于朱亥。顾己反躬，载怀累息。但瞻言汉广，邈若天涯，区区一心，分宵九逝。殿下降情白屋，存问相寻，食椹怀音，矧伊人矣。
刘孝绰在信中以曹植与杨修作比喻，说明两人的知心，也道出了内心的烦忧。虽然《梁书本传》上说“孝绰少有盛名，而仗气负才，多所陵忽”；《颜氏家训·文章》中也说“刘孝绰当时既有重名，无所与让；唯服谢朓”，为许多人所嫌恶。但是萧绎对他还是有所包容，后来刘孝绰在湘东王府下任职，虽然不受重用，但还是得以全身，倒也没有像杨修那样罹祸。
萧绎的文学观念与萧纲相比，较为中和。在《内典碑铭集林序》中，他提出文学的审美规范是：“能使艳而不华，质而不野，博而不繁，省而不率，文而有质，约而能润，事随意转，理逐言深，所谓菁华，无以间也。”这种观点与刘勰以及昭明太子萧统的文学观较为接近。不过在涉及文学的性质特点时，他的思想却是很先进的。萧绎在《金楼子·立言篇》中提出：“诸子兴于战国，文集盛于两汉，至家家有制，人人有集。其美者足以叙情志，敦风俗；其弊者只以烦简牍，疲后生。”从这里也可以见出他是并不否认教化原则的，但是他更重视文学自身的规律。他以《金缕子·立言篇》中阐发了自己对于文笔之辨的看法：
古人之学者有二，今人之学者有四。夫子门徒，转相师受，通圣人之经，则谓之儒。屈原、宋玉、枚乘、长卿之徒，止于辞赋，则谓之文，今之儒，博通子史，但能识其事，不能通其理者，总谓之学。至如不便为诗如阎纂，善为章奏如舍近求远松，若此之流，泛谓之笔；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谓之文。……笔退则非谓成篇，进则不云取义，神其巧惠，笔端而已。至如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而古之文笔，今文之笔，其源又异。
萧绎的看法集中代表了齐梁时期重视文学形式美的观点，首先他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论述了文学家和儒学之士的区别，然后，又区别了当时博通子史，善为章奏的“学”、“禾”与“文”的差异，颜延之、范晔、刘勰论文笔之辨都以音律为尺度，萧绎的看法则大大进了一步。他认为“文”不单指有韵（指押韵脚），而且还要有华丽漂亮的词藻（“绮縠纷披”）、抑扬悦耳的音律（“唇吻遒会”）与婉丽动人的情感（“情灵摇荡”）相结合，方能构成真正的“文”。即使是“笔”，也要求“神其巧惠”即讲究构思的巧妙，以别于“直言之言，论难之语”。萧绎强调：“至如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徵弥漫，唇吻遒会，情感摇荡。”正是当时文学批评领域的这种对话与交流，促使萧绎对于当时的文笔之辨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推动了中国古代关于文学价值特征的认识。
萧绎自己的作品也大都以兴为美，是对于生活实践的真实感受。比如他在《秋兴赋》中写道：
秋何兴而不尽，兴何秋而不伤！伤二情之本背，更同来而匪方。复有登山望别，临水送归，洞庭之叶初下，塞外之草前衰。攸征人与行子，必承脸而沾衣，纷吾闲居有怡，优游多暇，乃息书幌之劳，以命北园之驾。尔乃从玩池曲，迁坐林间，淹留而荫丹岫，徘徊而搴木兰。为兴未巳，升彼悬崖，临风长想，冯高俯窥，察游鱼之息涧，怜惊禽之换枝，听夜籖之响殿，闻悬鱼之扣扉，将据梧于芳杜，欲连留而不归。
秋风萧瑟，万物索漠，人们在孤寒中自然会想到思念之情。而一轮皓皓明月，则是远隔万里的情人之间的信使。萧绎的《荡妇秋思赋》描写了皎皎明月与荡妇秋思情景交融的意境：
荡子之别十年，倡妇之居自怜。登楼一望，惟见远树含烟。平原如此，不知道路几千？天与水兮相逼，山与云兮共色。山则苍苍入汉，水则涓涓不测。谁复堪见鸟飞，悲鸣双翼！秋何月而不清，月何秋而不明？况乃倡楼荡妇，对此伤情。于时露萎庭蕙，霜封阶砌，坐视带长，转看腰细。
这篇赋铺叙倡妇在秋月秋水中惆怅自伤，孤寂难耐的心境，景物在这里成了衬托主人心境的对象。思妇在孤独之下，只有借山水自然物来排遣。在《玉台新咏》收录的许多作品中，这种以秋月作为背景的思妇诗就更多了。可见他自己倡导的文学观念在创作实践上还是有所收获的，证明效果是积极的。
从上述对于萧氏三兄弟的彼此对话之间彰显的文学观念中我们可以得知，南朝梁代文学与文化的繁兴与多彩，与这种“和而不同”的对话精神与方式直接相关，并且形成了一种文化氛围。萧统与他周遭的文学人物编选了《文选》，而萧纲与他的文学侍从徐陵等人则编选《玉台新咏》，这两部文学总集中的美学观点很不相同，但又交相辉映，各有特点，一部是雅文学的总集，另一部则是俗文学的诗集，萧统与萧纲由此还自然而然地形成不同的文学集团。不过，这些都没有妨碍他们之间的对话，这两大文学集团与曹丕、曹植文学集团的政争不同，没有染上政治斗争的色彩，更没有发生政治倾轧与杀戮的悲剧，不像曹丕因丁仪兄弟参与曹植集团而加以杀害那样。萧统身为兄长，尽量利用兄弟亲情关系，通过款款交谈来求同存异。而曹丕与曹植与身边的文士多有交流与对话，但是从目前看到的文献来看，他们兄弟之间并无书札交流文学创作方面的心得体会。这一点萧氏兄弟要胜于曹氏兄弟所为。梁武帝萧衍富于才学，对于当时的许多文士是不喜欢的，比如沈约、何逊、吴均、刘峻等人都被他所厌弃。[2]但他决没有像曹操杀杨修那样，杀过文人，这一点也影响到他的儿子与文士的关系上面。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兄弟之间既有如此大的思想差异又能够共生共融的特例并不多见，或者说是绝无仅有的，三萧的文学对话可以说是一道奇特的景观。《文选》、《玉台新咏》、《文心雕龙》、《诗品》这些经典诞生在这种思想对话的氛围中，呈现出瑰丽多姿的风采，也就不足为奇了。中国古代的诗话传统也受到这种对话方式的泽溉，北宋欧阳修《六一诗话》中率多运用对话方式展开，欧阳修与梅尧臣就曾开展过坦率的对话。因此，对话精神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有着内在的联系，也是今人值得传承的中国文学批评的文化精髓。
注释：
[1]梁武帝禅齐后，在《叙录寒儒诏》中自述：“思阐治纲，每敦儒术。轼闾辟馆，造次以之”。他多次下诏，修礼作乐。《访百僚古乐诏》中提出：“夫声音之道，与政通矣。所以移风易俗，明贵辩贱，而《韶》、《镬》之称空传，《咸》、《英》之实靡托。魏晋以来，陵替滋甚，遂使雅正混淆，钟石斯谬”，在《答何佟之等请修五礼诏》中提出“礼乐坏缺，故国异家殊，实宜以时修订，以为永准”。简文帝萧纲也倡导儒家“诗教说”，在《请尚书左丞贺琛奉述制旨毛诗义表》中明确提出：“臣闻乐由阳来，性情之本，《诗》以言志，政教之基。故能使天地咸亨，人伦敦序。”强调文学对百姓的教化作用。梁元帝萧绎同样十分重视儒家的道德。萧绎在《与学生书》中曾讲：“可久可大，莫过乎学；求之于己，道在则尊。”这里的“道”即指儒家的立身之道。梁元帝提倡孝道，《孝德传序》中有言：“夫天经地义，圣人不加，原始要终，莫逾孝道。”
[2]《梁书·文学传·刘峻传》记载：“高祖招文学之士，有高才者，多被引进，擢以不次。峻率性而动，不能随众沉浮，高祖颇嫌之，故不任用。乃著《辨命论》以寄其怀。”
原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 
发表于 2007-11-30 1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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