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企业倒闭风潮与中国就业问题

章星球

企业倒闭风潮与中国就业问题

章星球

先看看这个案例。

最近，香港亚洲周刊一文提到，新劳动法导致台资企业倒风潮。回忆起在万科论坛周克成也曾转一则新闻：新劳动法出台前夕，番禺月亮贺卡有限公司一次性辞退了250名员工。从南方都市报的一则报道中我注意到有如下话语片断。

1996年入厂的吴小瑛说，与厂里许多姐妹一样，她已经为公司工作十多年。“当时，我还只是一个小姑娘，在厂里工作，在厂里生活，工厂这个小圈子就好像我世界的全部，而现在，它要抛弃我。”吴小瑛说着，眼眶湿润了。

“1992年我进厂时，公司还是个不足1000人的小厂，现在，已经发展成4000人的大公司了。她们这些工人年纪大，又没有技术，让她们以后怎么生活？”生产部经理谭先生说。
记者：把为公司辛勤工作多年的员工拒之门外，算是凭良心吗？

区卓基（企业法人）：我们只是按照规定，不再与他们续签合同，他们可以凭自己能力，再去找其他工作。公司是需要发展的，是需要缩减成本，提高经营能力的。

评析：

这个案例中，我不认为区卓基的理由有何不妥。实际上有没有新劳动法，失业问题的根源早已存在，新劳动法只是想堵截，结果适得其反。但是区的这一句“他们可以凭自己能力，再去找其他工作”却说得太轻巧了，问题就在于她们缺少那个能力，十几年都重复同样的简单劳动，所以不具备其它技术，她们最大的困难在于她们的人力资本储备。所以，正是以上几个小片段，证明了我开出的药方之合理性——解决就业问题核心仍在人力资本与公共福利，而不是求心的强制涨工资。 04年，李敏教授给我发来一信，说读到我的仿生社会学，虽已在大学执教西方经济学十年，但对中国宏观经济某些最本质东西的认识、却不如读到“仿生社会学”瞬间的顿悟。我用不同类型的植物比喻不同的政治和经济体，人力资本为根、政治制度为径，物质资本为叶，认为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就象爬藤植物或草本植物，人力资本增长不足的中国经济结构就象根浅叶茂的爬藤或草本植物，一旦遇到国内国际的气候变化，就可能大面积枯萎，并引发失业——这一预言已从台资企业倒闭风潮得到证实。李敏攻读华科大经济学院博士学位已历四年，但以《中国就业问题研究》为题的论文提纲一直未能通过，因为导师强调论文必须有所创新，然而就业问题是一个堪称历史悠久的课题，早有各路方家提出各种解决手段，要创新，不容易。尽管阅读了大量文献，提纲一再修改，都被导师打回。李认为从文化本位社会理论与仿生社会学中可以发掘出新的解决思路，并就此向我咨询。我提供了一个框架性的思路，认为人力资本状况的改善会从供和需两个方面同时促进就业问题的解决，并放大其它各种解决手段的作用，因此主张政府将人力资本战略与公共福利结合，大幅增加文化教育福利。


李敏确定了论文核心观点，认为现有的七种解决就业手段虽然都有一定效果，但主次轻重未明，缺少一个元素来担纲挈领，而人力资本发展战略与福利性学习型社会，便可以起到这一作用，因此解决就业危机，应该以人力资本战略为中心。论文兼顾了效率和内需等多重思考。铅笔社诸学者担心的“效率”和求心认识到的“内需”都已经纳入了思考范围，只是铅笔社和求心的逻辑不能打通二者的“大周天”，陷入了各自的偏执之中，而该论文较好地理顺了二者的关系。求心根本没意识到人力资本增长战略与福利性学习型社会就是真正的内需，还跟我大唱反调，反对扩大人力资本投资，鼓吹强制加薪，因为求心不明白强制提工资来增加内需对于企业效率与自由市场的侵害。


就增加内需问题，李敏的论文中以较多笔墨谈到了劳工过度工作造成的内需损失与就业空间的减少，主张改善劳工待遇，让劳工拥有正常的家庭生活，这样的话不仅增加消费扩大内需，同时也扩大其他人的就业机会。我和李敏都深知政府权力的危害性，虽然和求心一样有改善劳工生活状况、增加内需的共同目标，但认为手段选择不当，必然是缘木求鱼，历史上血的经验教训太多了。铅笔社的问题则是他们根本不把这当作应该致力的目标，在唯效率至上的经济乌托邦中迷失了自我。而以人力资本战略与福利社会结合，将增加工人的选择空间与议价筹码，增加劳资交易的自由，最终促进效率，实现劳工收入的真实增长，起到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效果。

实际上深圳发生的一些大规模解雇事件中，那些失去工作者最大的困扰就是缺少更多的劳动技能而不易找到新工作。由此可见人力资本战略的重心地位。中国应该大幅降低教育培训行业的门槛，甚至出台奖励措施，迎来这一行业的大繁荣，如果能这样，搞教育培训的我系椰子有福了，什么时候连不安心经营创业的椰子搞教育培训都搞到发财了，中国就业问题也就无大碍了。



我对最低工资法和有损劳资交易自由的一切法律高度警惕。在这个论坛上就此着墨也不少，既要照顾劳工利益又要提高实际工资水平，还要达到效率与自由，最好的办法就是增加政府公共福利减少政府权力，而不是把社保、最低工资、强制合同一类东西伸进企业。——目前政府要求企业搞的所谓社保，实际上也是城市政府盗窃农民工财富的一种手段。有农民工对我说，政府真够缺德，当本来居无定所的他们要离开一个城市前往另处或回家时，由企业代交的社保金额就要被扣留。

而这篇论文也提到了缩减劳动者工时对于增加就业和内需的意义，同时却对中央D校吴忠民教授的缩减工时案作出了批评——吴的论文应该与新劳动法或求心的某些观点一致，李敏就此咨询我，我给出了一个基本原则，就是“惩不如奖”，用法律去惩罚企业加班，不参加社保，不如政府掏点钱、立点名，奖励给工人提供福利、社保、学习培训机会的企业和愿意致力于自身人力资本增长的工人——之前我还在万科周刊发表了《十个亿打造文化深圳的另一极》，就是这个思路。惩罚减损自由，而奖励增加了自由。其中大有哲理。

该文后来由北京的《报告文学》杂志社出了一个理论增刊，我写了一篇评论，继续以树的生长循环模式解释了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循环增长经济模式。

[ 本帖最后由 章星球 于 2008-1-18 23:54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