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发] 公平与效率的融合——如何打造万亿生育指标市场

章星球

章星球

今年两会，计划生育政策成为不少代表委员关注的热点。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所研究员李成贵提交了《实行城乡间人口生育指标自愿有偿调节》的提案，建议“在国家严格管理下,实行城乡间人口生育指标自愿有偿调节的新政策。”他将这一新政策解释为，城市居民付费获得二胎生育指标，农村居民放弃二胎生育指标获得补助。即城市有生育二胎愿望的家庭可以提出申请登记，申请者获得生育指标需要交纳一定费用作为“人口发展调节基金”，主要用于补助放弃生育二胎的农村家庭。而自愿放弃生育的农村家庭可与计生部门签订合同，由社保部门为其设立专门账户，在农家主妇50岁时一次性发放。

李成贵先生的主张实际上是以政府调控为主，城市申请二胎者向政府缴费，而农村放弃二胎者从政府领取补帖，政府的非透明性很难保证城市居民上缴的费用最后能真正补帖到农村家庭。其实，在李成贵方案以外，我们还可以找到更合理的方案，那就是市场手段。我的主张是修改法律，规定每个公民都拥有一个生育指标，一对夫妇则共有两个指标。每个人都可以将自己的生育指标与他人进行自由交易，比如，农村贫困家庭无力让孩子上大学，可以先把生育指标卖出去，出售对象不由政府来区分城乡或限制身份，完全自由交易。某些残疾人士，靠政府和社会提供的生活救济不足以过上健康生活，也可以把自己的生育指标出售。反过来，卖掉指标的穷大学生，也可以在将来致富后，再买回指标。除此以外，卖掉指标的穷困人士和残障人士，仍然可以通过选择拥有生育指标的配偶而获得生育子女的机会。这将意味着每个人都拥有更多的自由选择空间，在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看来，这就是经济效率。这样一来，我国将形成一个全新的生育指标市场，其规模可能高达上万亿——假设每年交易指标为一千万个，平均每个10万元，那么这个市场每年便达10000亿规模，真可谓一个全新的经济增长点。经济学告诉我们，交易本身是可以创造财富的，所以此举不仅达到了社会转移支出都难以实现的功能，同时还实现了经济增长，有利于调节贫富矛盾、城乡矛盾、农村青年上大学难问题等，尤其将为残障弱势群体提供极大的经济利益保护——因为很多残障夫妇本来就不愿意要孩子或者只想要一个，甚至有的残障人士没有生育能力，生育指标市场意味着他们在政府救济、社会慈善之外还可以从市场获得一大笔保障金，我国的几千万残疾人士因此又多了一条保障之路。另外，计划生育由于存在大量不人道行为而备受世界非议，生育指标市场的建立，将极大地减少这种不人道行为，有利于提高中国政府的世界声誉。

为了保证人口的稳定，还可以根据人口增长规律，在不同阶段规定不同的人均指标，如低谷阶段增加指标，高峰期减少指标。就目前阶段而言，我认为可以先从人均一个指标开始试行。


计划生育政策已经弊端重重需要改革，这已是几乎所有学者的共识，只存在一个怎么改的问题。

一种观点是主张微调，但更多学者则认为生育权是一种基本人权，应该不受任何限制，如有学者认为生育应该无上限，完全自由。
完全放弃计划生育，彻底的生育自由，在我看来是不现实的，不仅短期内不可能被通过，而且完全的生育自由本身就是有问题的。

我曾就此撰文与秋风探讨过，认为生育上限并不等于计划经济，在市场经济前提下对生育进行某种程度的调节是合理和必要的。这是因为我对生育权与秋风等学者有着根本的不同，我认为生育权实际上和未成年人权利构成了一对矛盾，这就决定了它不能是无限制的权利。由于人类生育能力的相对无限与家庭及社会抚养能力的相对有限，这就决定了生育权必须是有限制的，事实一夫一妻制人类传承几千年、就是对生育力的一种限制。我们可以从大自然观察到这种现象，某些鸟类父母故意阻止一些体弱幼鸟进食直至它们饿死，而看过《动物世界》者，莫不震撼于万物巨大的生殖力与极其有限的生存力之间的悬殊反差，无数动物产下大量的后代，结果只有极少数得以存活。这便是万物生育能力与生存条件的矛盾。鸟妈妈的残忍也是自然稀缺性面前的无奈选择。这种矛盾一直延续到人类，人类拥有科学与文明，到今天虽然很少再有食物不足以养活子女方面的困扰，但人类后代的抚养标准也与动物有着本质区别，那些得不到良好的营养条件与教育条件的孩子，即使天赋惊人，也往往成为社会上的弱势群体。理论上，如果我们如某些学者一样认为生育权是基本人权应该不受任何限制，那么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农村家庭大量生育，每家都是十个八个，结果将会如何？我们不能教条地搬用西方的经验，其中原因其实并不复杂，就在于中国人观念中对子女的抚育标准与西方人的悬殊差距。中国的父母会认为他们给了孩子生命就是极大的恩赐，而西方的父母则更在乎自己对孩子的养育责任，他们更多会考虑，我能不能把他送上大学，我能不能保证他的营养条件，能不能让他身心健康成长。没有能力给予儿女良好教育条件者，会在道德伦理上受到压力。

万物可以不思后果地繁殖，而人类作为一种拥有自由意志并统治地球的生命，却不能完全放任本能，而必须自觉地承担起对社会和自然的责任，人类不能为了自己的无限制生育而对大自然索求无度，这都是限制人类生育力的法理前提。

撇开人类对自然与万物的责任不谈，单就为了更好地保证每个公民的健康成长，在公民的生育权与受抚养权这组矛盾之间，我主张限制生育权以更好地保障受抚养权，让未成年人有可能获得更好的营养与教育福利。因此，限制每个公民只有一个生育指标，是可以拥有立法依据和具备道德正当性的。

因此建立生育指标市场，既可以具备法理前提，更兼具效率与公平，可以极大造福社会，是一项值得政府为之立项研究的方案。

[ 本帖最后由 章星球 于 2008-3-11 23:29 编辑 ]

迅弟儿

李成贵啊，你可以与他联系一下嘛。
我还以为最初是你的设想呢。

章星球

我这是和李成贵完全不同的设想，以他的知识结构不一定会同意。

李成贵先生的主张实际上是以政府调控为主，城市申请二胎者向政府缴费，而农村放弃二胎者从政府领取补帖，政府的非透明性很难保证城市居民上缴的费用最后能真正补帖到农村家庭。而且，凭什么指标只能从城市向农村单向流动呢？为什么不能寻找一种可以多向流动的方案呢？李的方案可以说既缺效率也欠公平，法理上机会没有向所有人提供所以不平等，不能给人们以更多的自由选择所以缺乏效率，是公平与效率皆不足。我们应该追求一种公平与效率皆得的方案。

迅弟儿

你说的有道理。
但是还有一些政策实施的条件问题。比如说一人一证的话，基本上就同时意味着一个家庭两个孩子，这样“独生子女政策”就等于完结。现在这个基本国策好像还没有完全改变吧。
当然，人口老龄化和今后劳动力可能会相对不足的问题已经出现了。“独生子女政策”很快就要改了。

你和秋风等的讨论内容呢？我想看看。

章星球

人口可以计划吗？

这是秋风的文章

秋风



两会之前，人口政策就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国家计生委向名人、富人超生，倒促使人们去反思，只生育一胎是不是公民的法律义务，超生对超生进行处罚，是否合法、又是否合理。当然，以一胎化为核心内容的现行人口政策本身的利弊得失，也早已是学术界、舆论关心的问题。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研究员叶廷芳等29名委员在本次政协会议上再次提出这个问题，他们联名提案，要求政府尽快停止独生子女条例的执行。



对此，政府部门当然会有自己的看法，其坚持一胎化政策的倾向大概也不会在近期内有所变化。事实上，即便是在学界，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人口学家等对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后果、对于是否应当继续奉行一胎化政策，仍有不同看法。至于普通民众，尽管也感受到了独生子女政策给家庭生活、社会文化带来的负面后果，比如，人们对七零后、八零后各代的种种议论，都很自然地会提到“独生子女”这个词，但仍有很多人几乎不假思索地相信，中国的资源已经不能养活太多人口了。所以，人口政策究竟如何调整，确实需要一场严肃而深入的公共辩论，而不应草率地由政府部门随意决定。



在进行这样的讨论之前，似乎首先厘清一个根本问题：人口应当计划、能够计划吗？



理解这个问题，中国人有天然的优势，因为，大凡四十岁以上的人，对于计划经济都有或多或少的记忆。有人告诉并且教育公众说，市场天然地会导致生产与消费的混乱，所以，应当对经济活动进行计划，由政府安排没家企业生产什么，雇佣什么样的人，从哪儿进货，向谁出售产品，也由政府来安排每个人可以消费什么，消费多少，在哪儿消费。结果大家都看到了，用奥地利经济学家路德维希·米塞斯的话说，这是一种“有计划的混乱”。企业效率低下，消费者的需求总是得不到满足，整体经济增长十分缓慢。于是，民众自发地、甚至冒险地进行市场化改革，而政府不得不承认这种活动的正当性。在市场化进程相对健全的领域，比如一般消费品领域，所有人的福利都改进了。



这个事实证明了，经济不可能、因而也就不应当由一个中心自上而下地进行计划。这个命题，在相当大程度上可以适用于社会领域，包括人口问题。



问题的关键在于，人类的一切活动，包括经济活动、社会活动，以及生育，都是高度复杂的，任何计划DG都永远不可能搜集到进行合理的计划所需要的必要信息。这一点决定了，再先进的计算机与数学模型，都不足以让计划DG制定出一个合理的计划。所有貌似科学的计划，都具有不可克服的任意性。



以人口领域为例，一胎化政策的一个前提是，我们可以确定一个最优人口规模，然后通过对全社会生育活动的计划管制，使人口不至于超出这个规模。然而，这个最优规模必然是任意的，或者用人们喜欢用的一个词，它不可能有任何“科学”依据。比如，确定最优人口规模的依据之一是资源供应规模。总是有人宣称，给定中国目前的资源总量，生活在这片大地上的人口，就不可能超过某个水平。大城市也煞有介事地宣布，基于本地资源水平，人口规模不可超过某个规模。为此，不能改革户籍制度，必须阻止农村人口流入城市，不给外来人口发放户籍。



这样的科学依据全部是虚妄的。从事后的结果来看，所有这些计算结果都毫无意义。因为，人类利用资源的历史清晰地证明，资源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其供应取决于人的创造性在合理的制度下之发挥。不是地球储藏着资源，而是知识创造了资源。就此而言，资源供应在任一时间点上都是充分的，其供应量仅受市场法则支配，受制度制约。这也意味着，任何人都不可能计算出资源总量是多少，当然也就无从据此确定最优人口规模。



而社会的复杂性，也使计划DG永远不可能预料到其计划执行的全部后果。当初人们之所以选择计划，是因为相信，计划可以避免市场导致的某些后果。然而，计划DG所能把握的变量是十分有限的，还有大量变量是不可测量的，计划DG不可能掌握。但这些变量不会因为惧怕计划DG而不发挥作用，一旦计划付诸实施，它们就自然地导致某些后果。比如，一胎化政策导致的社会、文化、伦理后果，恐怕当初就没有人预料到。一个没有考虑这些后果的计划，是否应当继续坚持？



总之，就事物的性质而言，对一个超出一定数量的共同体的经济、社会、生育活动进行计划，超出了人的理性能力，是理性的致命自负。计划经济不可行，其他领域的计划同样是不可行的。因此，笔者想对政协委员的提案作一补充：人们生一胎还是两胎，着本来就不应当由政府来计划。



南方都市报，2007-3-17

章星球

我的文章

近读学者秋风《生育可以计划吗？》等四篇关于生育政策的文章，对其“放松现有的一胎化政策，适度放开生育”的主张深表支持，但对他的一些观点却有不同意见，尤其不能同意他对从理论上把计划生育与计划经济完全等同。虽然我支持放松控制标准，但不能同意秋风放松控制标准的理论依据，因为他的理论推导是要指向生育的完全自由。而我则主张坚持人口控制但尽量将计划生育导向台湾式“家庭计划”。
    其一，计划经济问题不是出在“计划”而在“垄断”。秋风文中提到，“大凡四十岁以上的人，对于计划经济都有或多或少的记忆。有人告诉并且教育公众说，市场天然地会导致生产与消费的混乱，所以，应当对经济活动进行计划，由政府安排企业生产什么，雇佣什么样的人，从哪儿进货，向谁出售产品……这是一种“有计划的混乱”。今天，已经很难想像一个企业不能“有计划地生产什么、雇什么样的人、从哪儿进货、向谁出售产品”，所谓“计划经济”其实是政府职能过度扩张变成一家大的企业包揽了这些计划。即使在“计划经济”时代，市场也并没有真正消失，只是政府依托强制暴力成为了商品唯一卖家和人力资源的唯一买家。因为是商品的唯一卖家，没有竞争所以商品质量总是短缺而质量低下，因为是劳动力的唯一买家，所以民众要挤破后门找工作觅铁饭碗，工资水平却可以无限压低。市场经济仅仅证明，“计划”要让众多企业独立自主地去做，最后让市场来判断谁的“计划”做得好，而不能让政府一家包揽。同理计划生育的改革方向也不应该是放弃计划（人口控制），而应该取缔行政强制手段，以适度上限的法律约束和观念文化引导，让家庭自己去计划。或者说，计划生育不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问题，而是强制行政与否或法治不法治的问题。



秋风企图以经济学而不是政治学来解释计划生育问题，意思计划生育与计划经济的内在逻辑是相同的，所以他认为“经济不可能、因而也就不应当由一个中心自上而下地进行计划。这个命题，在相当大程度上可以适用于社会领域，包括人口问题。”，他似乎没有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在计划经济时代，恰恰人口是没有“计划”而是完全“放任自由”地生产的，反过来又恰恰是改革开放后，在商品生产逐步开放的同时，对人的生产却反而开始予以限制。按照秋风对计划经济的上述理解，难道中国的改革开放格局竟然是在“人”的生产从“市场经济”倒退到“计划经济”，而“物”的生产则从计划经济前进到市场经济？

    而如果我们抛开“计划”与否，把所谓计划经济仍看作市场经济的一个特例，即政府在市场上是商品的唯一卖家和人力资源的唯一买家，政府垄断实质就是有暴力强制手段依托的市场垄断的极端，就较容易理解上述“悖论”了。恰恰可以从市场供求关系来理解，人越多劳务市场竞争越激烈越有利于政府这家巨无霸企业降低经营成本。所以“人多力量大”的一个隐含逻辑就是“人多价便宜”，“计划经济”时代政府不计划人的生产，仍然是政府的趋利动机和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无形中发挥作用。计划经济不是没有市场，而是市场上缺少足够的买家和卖家。计划经济下的政府兼具经济管理和社会管理职能，“人多”合乎政府这个人力资源买家降低人力成本的利益，但人太多却又因市场没有其它买家而造成社会问题让政府这个唯一买家无法消受。

    秋风说“经济不可能、因而也就不应当由一个中心自上而下地进行计划”。这个命题，可以适用于曾经的计划经济，却不能适用于中国现有计划生育制度，原因就在于物的生产可以让众多企业去计划，而人的生产企业不会去“计划”，所以只能由政府来“计划”——实际上也不是真正去代替每个家庭做计划，只是提供一个政策限制而已。计划生育仅仅提供限制标准，也只对超出限制标准者实施惩罚，这和市场经济中政府对生产领域设定的各种限制标准内在逻辑是统一的。只不过由于中国儒家文化的强大惯性导致的执行难度与专制政体的粗暴本质，引发了种种问题。显然这种难度已随着人们的观念改变而大幅下降。

如果我们允许市场经济中的政府拥有如下职能：无论人的生产还是物的生产，任何一种产品的供给如果大大超过市场需求，就可以对之进行适度的限制（例如香烟的大量种植导致粮食危机）；反之如果其供给远不能满足需求，则予以鼓励（如加拿大奖励生育）；那么我们就可以把改革开放过程中对物的生产的开放与对人的生产的控制都视为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改革的合理选择。同理，今天我们主张放松管制，也不用上升到彻底消除计划经济残留甚至如秋风所说的“范式变革”这一理论高度，而只需要从人力资源不能满足市场需求这一逻辑出发就足以推导出放弃一胎制的理由。

    或许问题是出在“计划生育”这个词上吧，似乎带着计划经济时代的痕迹。然而如果我们把垄断和自由看作所谓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的话，从“计划生育”实施过程来看，和“计划经济”只有公有或集体企业可以生产产品不同，人的生产其供给主体数以亿万计，不存在任何垄断。而且计划生育也只对超过限制标准的人口生产进行一些经济上的惩罚，并没有具体计划谁来生、怎么生等等。计划生育也没有把人分为三六九等，比如官家可以多生几个，富人可以生几个，穷人生几个，甚至可以说是改革开放以来实施得最为“平等”的一项政策。归根结底，计划生育并没有真正的计划，而只是人口控制。对于经济条件好交得起罚款的人，生了也就生了，多交些钱，也合乎现代市场经济国家社会转移支出原理。只有对既交不起罚款又要超生的人，才出现过一些不太人道的制裁，而且新政后也大有改观，现在上房揭瓦捆绑孕妇的工作方式还是少见了。

    即使在市场经济，人口控制也是永远必要的，马尔萨斯是资本主义世界的，马寅初学的也是西方经济学。男人随时准备着几十亿精子，女人也每月要产卵子，据传成吉思汗曾留下无数子孙，以致中亚8%的人口是天之骄子的后代（联合晚报2004-06-14)。秋风把人的生产拿来与商品的生产相比，然而就生产能力而言，人和同样作为动物的蟑螂、兔子、以及曾在澳大利亚造成生态灾难的老鼠和猫有更多的共性。正是因为人口几于无限的生产能力，才使得商品的生产相对于人言而言永远是稀缺的。因此，控制人口，是市场经济永恒的主题，西方市场经济社会没有计划生育政策也未导致人口爆炸，只不过是达致人口控制的手段不同。西方更多是文化与市场因素起到了调控作用，而中国则是单纯文化与市场因素不能达到控制目标不得不以行政手段来补充。而且恰恰是秋风推崇的儒家文化传统不利于市场调节，假如实施和加拿大完全相同的生育福利制度，由于文化因素的差异，中国难保不出现人口爆炸。

市场经济也需要控制人口，所以不同的市场经济国家在人口问题上或放任自由或行政限制或福利奖励，作法并不一样。同理中国的人口控制，从最多只准生一胎到只准生两胎或者哪一天可以到8胎10胎，甚至有一天也象加拿大一样行奖励制度，都不是违背市场经济的做法，都不能证明人口不需要控制。所幸的是秋风虽然在理论上提出很多反对政府控制人口的理由，在具体建议上并没有主张生育完全自由放任，而只谨慎地主张放宽控制标准。所以本文反对的也不是秋风这一最终合乎人口控制基本逻辑的政策主张，而是他那可能导致“范式变革”的理论观点，因为只能调整控制目标，而不能改变控制原则。因为按照那样的理论，就是完全不要人口控制，回到“人多力量大”的老路上去。

    秋风非常乐观地以一种上一代人十分熟悉的声音说，“不要怕人多，从来不是社会养活了人，而是人养活了世界，一个理由是人是有创造性的，在人的创造性面前，世界上的资源并不稀缺”。我不怀疑人具有巨大的创造性——虽然我怀疑目前的文化体制释放人的创造性的能力。然而秋风似乎忘了，一个政府的经济和社会决策是不能以抽象的人的“创造性”为依据的，而要等到这“创造性”变成可以被理解的科学知识，再到变成具有应用价值的技术，再到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市场供给能力。秋风又说，“假如人的创造性不被抑制，而市场机制能够正常发挥作用，则任何一种资源尽管永远是稀缺的，却并不会出现严重匮乏、以至于导致无法承载人口的问题。”

然而，政策可以“假如”为依据吗？万物的生育能力与抚养能力是永远的矛盾。

菜农

章星球总是有思想，中国这样的人就是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