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前对企业倒闭潮的最精确预言

章星球

该预言见华科大李敏博士论文《中国就业问题研究》，运用的是本座所独创的仿生社会学和文化本位社会理论，引用了我的主要观点。可惜的是，这些观点从未受到重视，虽然，即使现在也可以按我的建议予以挽救。可惜的是世上糊涂人太多，糊涂学者太多，有良知的媒体又太少，我只能在论坛上宣扬宣扬。真他妈的悲哀！

以下是摘自论文第三章第三节的内容：

章星球认为，相对于就业危机而言，一个国家片面追求货币财富为主的增长模式是一种危险的模式。中国的世界工厂就是这种模式的代表，它把中国低成本的劳动力当作赚取货币的工具，并以此与世界其它国家竞争自身的比较优势，而它越要保持这种比较优势，就越要降低工资成本，降低工资成本的结果则是人们劳动时间的延长和劳动强度的增大，人的发展权以及基本权益由此受到更大抑制，当其恶性循环到达一个临界点后，就可能导致大规模的破产，今年的“民工荒”证明了这种可能，事实上这种低层次扩张的发展模式，其边际效用已经到达警戒线。其最大的危险是一旦突破警戒线，世界经济气候大动荡的话，由于其容纳了大量就业人口，可能迅速爆发就业危机。

章星球进一步指出，追求实物财富增长的内需增长模式要比追求货币财富为目的的增长模式为优，在这种模式中，货币财富不再成为最高目的，而是服务于实物财富增长的工具，好比一种润滑剂。在这种模式中，就业危机将不像前一种模式那样严重，因为生产是以满足内需为主，满足外需为辅，即使外需突然因世界经济整体气候突变而萎缩，也不会造成太大的就业危机。


中国的投资者为什么偏好于利用低薪劳动者这一比较优势盲目追求低层次产业的扩张而不热衷于产业形态的升级，甚至对企业管理与技术创新都缺少热情呢？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中国有一大批勤劳刻苦任劳任怨的低薪劳动者，正是这种比较优势导致了对它的路径依赖。而这种依赖则导致了企业生命力的极度脆弱——深圳一旦真正贯彻推行新的最低工资制，将意味着数以万计的企业面临倒闭。这也意味着中国以低薪竞争力为比较优势的世界工厂模式其边际效用已经降低到警戒线，而且这种世界工厂虽然在短期内似乎是解决了就业问题，但实际上酝酿着极大的风险，因为这种以外需为主导的低层次企业在残酷的竞争生态中，好比生态链最低一级的“草本植物”，一旦遇到国际气候的大变化，就有大面积枯死的可能，进而引发更大规模的就业危机。

但是，虽然我看到了世界工厂的潜在危机，并没有主张以强力的政府干预去控制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发展，而是主张因势利导，对包括最低工资法，中央党校吴忠民的削减工时案——相当于浙大校长的6小时工作制主张等有可能直接伤害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做法都表示反对。而是主张政府少用权力，多承担责任，运用公共财政致力于人力资本增长，发展教育培训事业，建设学习型社会，让劳动者有可能掌握更多或更高的技能，以保企业和劳工都有可能温和地完成产业升级或承受震荡。所以我曾经针对深圳提出一个方案《十个亿打造文化深圳的另一极》，主张市政府大幅增加拔款为农民工提供培训机会，鼓励民间培训企业发展，建设学习型社会，然而深圳每年的拔款仅区区几百万。


现在我再次提出建议，希望各界学者和媒体、官员能够予以重视。

年拔款五十亿，培养“文化深圳”的草根基础

章星球


深圳文化立市的目的不能仅限于社区的文化形象工程或者影视、旅游等文化产业，而应该落实到全体市民及千万打工者的文化权利和文化福利。成立”农民工文化福利基金”致力于学习型社会的建设对深圳已经具有现实意义。

随着农业税的取消，农村公共产品的增加和“民工荒”的出现，深圳低成本、零责任地利用中国农村人力资源的时代将要结束了，深圳和整个珠三角地区的工业基础正遭到挑战，随着各内地政府招商引资节奏的加快，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离开深圳。很显然，深圳要继续保持对广大农民工的吸引力殊为不易，因此，增加农民工福利，不仅仅是因为社会公正的需要，而且对维护深圳人力资源优势极具现实意义。经济成长应与人共生，深圳经济的成长理应与每一个为深圳工作者的成长同步，为了打造文化深圳的草根基础，我主张深圳市政府大幅增加对农民工培训的补帖力度，建议深圳政府除在以有基础上增加拔款外，再向中央政府申请每年划拔50亿以上用于数百万农民工的培训和其它文化福利。

2007年深圳市的全口径财政收入达到2770亿元，其中，上划中央各项收入首次突破2000亿元大关，达2112亿元，比上年增长78.9%.上划中央收入占辖区收入的比重达76.2%，比上年提高6个百分点。很显然，中央政府每年从深圳上缴的财政收入中划拔50亿反哺深圳，用于深圳农民工培训与文化福利事业，是一件可以做到的事。由于深圳的农民工来自全国各地，所以此举实际上也合乎中央财政支出方向，有利促进和谐社会建设。不仅合乎社会公平，从长远看也同时合乎中央的利益，即使撇开社会公平目标，把母鸡养肥也会更有利母鸡下更多的蛋。

每年50亿，三年则为150亿，可以用这笔钱成立一个“农民工文化福利基金”造福数百万工人。从成立时开始，凡在深圳连续工作三年以上的农民工，可以从中获得一笔数千元的教育培训券，农民工持此券可以在深圳任何公立或民办教育培训机构就学，而教育培训机构则可持此券向基金会换取现金——凡正规注册的机构无论民办公办都可以。

自从取消农业税和农村公共品有所增加后，很多80后青年农民不愿意再出来从事低工资工作，宁愿呆在家里。不仅是因为低工资，一些年长打工者的经验也让他们驻足——很多在深圳超过四十岁的农民工不仅没能存到多少钱，而且没有一技之长。番禺月亮贺卡有限公司辞退了250名员工后一些员工的讲话极富代表性，如以下是南方都市报一则报道中内容：1996年入厂的吴小瑛说，与厂里许多姐妹一样，她已经为公司工作十多年。“当时，我还只是一个小姑娘，在厂里工作，在厂里生活，工厂这个小圈子就好像我世界的全部，而现在，它要抛弃我。”。生产部经理谭先生说。“1992年我进厂时，公司还是个不足1000人的小厂，现在，已经发展成4000人的大公司了。她们这些工人年纪大，又没有技术，让她们以后怎么生活？”。

　　从这些话里不难得出结论，农民工除了需要赚取工资收入外，同时还有自身人力资本增长的需要，我曾与一些工人交谈，他们说80后农村青年很多不愿意出来打工，赚不到多少钱是一个原因，同时也是因为没有成长机会。很显然，如果巧用“农民工文化福利基金”、全面放开教育培训业，免税免门槛鼓励各种民办教育培训机构发展，把深圳建设成为一个学习型社会，让农民工在这里工作之余拥有更多学习机会，深圳将重新获得对广大农民工的吸引力。

和谐社会，经济的增长应与人的成长和谐，为深圳作出贡献的农民工也许大多数最后都不得不离开深圳。中央政府每年从深圳获得数以千亿计的收入，几百万农民工做出了最大贡献。因此，深圳市政府向中央政府要求拔款反哺农民工，既是责任所在，也是自身利益所在。

章星球

中国遭遇企业破产潮?http://news.QQ.com　 2008年03月27日08:41 　 南方新闻网　 　 评论2472条 第 1 2 3 4 5 6 7 页

按：珠三角，这个热闹、辉煌的“世界工厂”，“灭门之痛”似乎在所难免：上千家鞋厂破产，万余台资、港资工厂关门，数量庞大的中小企业正计划迁离，同时，由此引发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致使集群链条上的20万家小厂受到影响。河南遂平，一个安静的中原小县城。全国最大塑料厂的猝死，让这个小县城陷入进退两难，7000工人不得不重新寻找工作。企业的倒闭犹如公交车，半天不来一辆，然后三辆一块儿来。山东青岛，2007年，上百家韩资企业卷款裸逃，撂下一地的债务白条和成千上万不知所措的中国工人。在新《劳动合同法》压垮企业的说法喧嚣中，企业破产潮正从南往北袭来：新《劳动合同法》是不是最致命的那把刀？

全国最大塑料厂的猝死：如果不是在县政府门前，如果不是三四十甚至上百人的规模，如果不是两个多月的坚持，倪俊丽们的“静坐”只是些街坊间的闲事。这些“静坐者”被遂平县人看成是种“示威”。这群以中年妇女为主体的“静坐者”，真的按照工厂倒班的模式，分别排了“上午班”和“下午班”。一些工人冲进厂里的办公室，当地出动了数十名警察才平息了事。 门前107国道已经挤满了上千名工人，几百辆经过国道的车辆被堵在了路上

韩资裸逃，中国当地政府不愿公开：对于韩企撤走，政府部门讳莫如深。胶州市政府宣传部的一位工作人员给上司打电话，“又来了记者”，长叹了一口气后他告诉记者，“这个事情不能再提及了”


青岛城阳区南疃村的工业区里，遍布着这样的厂房招租广告。 记者 陈鸣 摄
工人们的坚决反对，并没能阻止这个全国塑料袋生产商的去意。 贾俊生 摄

倒闭潮还是淘汰潮？

记者 莫中客 北京报道


春风萧瑟，席卷着珠三角那些早已风雨飘摇中的企业。

根据亚洲鞋业商会去年11月的统计报告，在广东鞋厂有五六千家，大中型鞋厂已经关闭1000多家，其中，在两三个月内，惠东的3000多家鞋厂中就有四五百家中小型鞋厂关门。这种景象并没止步于制鞋业，而是一圈圈地波及到诸如制衣、玩具加工、电子加工等整个劳动密集型行业。媒体惊呼珠三角掀起“多米诺倒闭链”。

同样来自该协会的报告称，50%的企业开始计划迁往内地。然而内地也并非乐土一片。河南省遂平县被誉为“中国最大塑料袋生产商”的华强塑胶有限公司宣布停产转让，2万工人一夜之间被隔在了厂门外。

无独有偶，集诸多宠爱于一身的外资企业也卷进这一潮流中。1月12日，一度被当地政府视为明星企业的韩资企业世刚纤维有限公司30多名韩国籍高管人间蒸发了。而被誉为韩企天堂的青岛，也遭遇了韩企卷款裸逃的冲击。

到底有多少企业关门，中国官方至今没有一个明确的统计数据。但是，有“曹破产”之称的北京思源兼并与破产咨询事务所创办人曹思源的“破产数据库”统计发现，截至2007年年底，中国企业破产立案数首次止跌回升，2007年破产企业比上年增加了12%，达到3207件。

同时，“破产数据库”所描绘的曲线展示，中国破产立案数自1991年起，连续6年以每年超过此前历年总和的速度上升；1997年到1999年有三年摇摆；2001年达到历史最高点的8939件；而后从2002年开始，连续5年下跌，2006年跌至2857件；2007年则是六年来破产案件首次上升之年。

但是“3207”这个数据在曹思源看来，并不准确。中国企业的破产率只在0.1%左右徘徊，远没有达到正常的1%。也就是说，中国企业去年的正常破产立案数应该在32000件左右。

最后的稻草
从春节开工至今，在东莞厚街一家小鞋厂工作的张小梅，被老板安排的任务就是，站在灰尘笼罩的大街上，举着“招工牌”，等待熟练工的出现。没有工人，工厂少承接了80%的定单。在她老板看来，即使把工人的工资提到1500元，还是很难招到满意的工人。


鞋厂遭遇到的“民工荒”，被亚洲鞋业商会负责人李鹏写进了提交给国务院政策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中。他或重或轻地罗列了十几个因素：人民币升值、原材料涨价、劳工成本上涨、“民工荒”、“电荒”等挤压着企业利润空间。政策层面上，出口退税、加工贸易、环保监控也在不断调整，包括制鞋企业在内的外贸出口企业一直负重前行。

东莞港资鞋厂老板梁嘉耀的一席话或许能说明企业的窘境：“人民币持续升值，原材料涨价，工资成本上升，招工难，出口贸易受抑，政策频繁调整，早前又颁布实施了《劳动合同法》和两税合一新政，就像在我们的头上悬起了一把把刀！”

而在刚刚结束的全国两会上，被媒体戏称为“五大炮手”之一的张茵炮口直指新《劳动合同法》。“这种状况已经导致国内就业率下降，特别是对低文化层次、技术含量不高的人群冲击更大。”她建议取消“签订无限期合同”一项。在她看来，“签订无限期合同”是一种吃大锅饭式的历史倒退。


北京思源兼并与破产咨询事务所创始人曹思源认为，新《劳动合同法》出台后，确实出现很多反弹的现象。尤其是其中的“永久性劳动合同”引起雇主的恐慌，这样会被误解成将政府的社会保障责任转嫁给企业，没有哪家企业有这么大的能耐。

新《劳动合同法》给企业带来多少成本增加，说法不一：广东省劳动保障部门调查认为，守法企业丝毫没有影响，不守法企业所增加的成本不超过企业总成本的2%。根据南海金履鞋业负责人刘坤的测算，新《劳动合同法》以及两税合一，给企业带来的成本增加超过20%。

“两税合一”也被很多企业主“诟病”。有评论认为，韩企出逃很大原因在此，外资企业不再具有血统优势，而是和中国企业平等竞争，使得一部分竞争力不强的外资企业不负责任地集体外逃。

除了政策性因素外，产业自身因素也使得各企业从产生那天开始就注定了今天的命运。目前珠三角超过70%的产业仍靠“低成本、低利润”的加工贸易模式，始终居于价格链底端，利润仅在5%-10%之间。这种劳动密集型制造企业没有核心竞争力，一旦低成本的比较优势丧失，就直接面对生死抉择。

劳动密集型企业的自然淘汰？
外贸界有这么一个说法，如果整条产业链的利润有100%，那么以加工贸易方式中国拿到的就只有10%，而前期的研发和后期的渠道可以拿走90%的利润。

2005年，前商务部长薄熙来向欧盟的官员算了一笔账：中国出口8亿件衬衫，才能换回一架空中客车飞机。其中透露出来的是对中国制造业低成本、低利润、缺乏自主品牌与技术含量的现状的无奈。

而目前的政策走向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加速了这些低成本低收益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自然淘汰或加速产业升级。

商务部外贸司刚刚完成的专题调研显示，广东出现的企业倒闭潮“无伤大局”。目前涉及的行业主要是制鞋、纺织服装、玩具以及家具等劳动密集型产业，而出口的重头机电类、IT类并未受到波及。而韩企裸逃，其中大多数属于高资源投入高污染的粗放型企业。

广东的加工贸易出口一直占据全国该项出口总额的约4成，去年逾3000亿美元的出口额中，加工贸易贡献接近70%！但广东省省长黄华华在两会期间的发言认为，广东省很多产业处于国际产业链低端，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政府希望把珠三角极其有限而昂贵的土地，腾给更多的高新技术企业。

但产业升级是一个自发的市场过程，通过政策调整起到推动作用的背后隐含着政府调控的影子。曹思源认为，产业升级这是一个缓行渐进的过程，不会也不能过于集中，目前的现象恰恰是违背经济规律的。

出路还是困境？企业在观望，政府也在观望。

《朝鲜日报》2月引述经济评论家朱健国评论珠三角企业倒闭的现象说：“在1958年‘大跃进’运动时期是有人亡，现在是企业正在亡。一个企业死亡，就会有数百至数千名职工失业。情况要比想象中更严重。”

章星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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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忧外患

虽然只是一个行政村，但亚洲最大的鞋企聚集地——东莞厚街白濠也拥有6车道的宽阔水泥路和窗明几净的高尚住宅，这是这个城市高度工业化的象征。但如今，这些东西都冷清得像一堆摆设。


3月7日，19岁的鞋厂招工代表陈二妹已经在一个榕树下的招工点坐了一个下午。她几乎翻烂了手中的《知音》——在刚过去的6个小时里，一共才只有2个人向她咨询过，其中一个还是问路的。


“厂里快没人开机器了。”陈二妹说，如果明天还招不到人，就到隔壁村试试。


上世纪最后20年珠三角经济的迅猛发展，引发了中国历史上最大一次的人口迁徙——南下打工潮。但2004年，随着投资持续过热，农民工待遇过低及维权意识觉醒等，用工市场上的供求关系悄然改变，导致以珠三角为重灾区的全国性“民工荒”爆发。当年，珠三角工人缺口高达200万人。


王启华的工厂也在那年因缺工而产能缩水，为按时完成订单，他只好出高价到附近农村请些妇女来当兼职工人，但最终仍因迟交货而支付了10万元的违约金。


此后，他的工厂人数持续下滑，有些人跳槽到大厂了，有些过完年就不来了。2008年春节过后，他的工厂人数滑至近年来最低的26人，这个尴尬的局面让他小单不想接，大单又接不了，一小撮人终日无所事事地守着空荡荡的厂房。


“民工荒”成为制约珠三角制造业持续增长的瓶颈。“现在用2000多元月薪招一个熟手工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厚街逸豪玩具厂人资部经理邓志强说。


困扰王启华的还有日益上涨的原材料价格。


从2007年到现在，一年间，制鞋行业原材料涨幅达30%，这使鞋厂利润值骤降至5%，这意味着，做一双较平常的40元皮鞋，厂家只赚2元钱，几乎触及利润底线。此外，油荒、电荒，人民币升值，欧盟对中国产品的反倾销、银行银根缩紧等措施陆续出台。王启华感到眼前是一个接一个的紧箍咒，把本已微薄的利润榨了又榨。


“首当其冲的是一些经营不善，积弊积弱的中小企业，它们会因经不起冲击而率先倒闭。”东莞皮革鞋业协会常务副秘书长梁蔚然说，而有自主开发和自主品牌的大厂，处于产业链的较高端，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


一部击溃他的法律

3月12日，江门台山一间咖啡厅。


王启华和他的律师朋友对着一本红色小册子神色凝重。他甚至拿出了计算机，但此时再精明也无法帮他摆脱对眼前小册子的恐惧。


这就是从1月1日开始实施的新《劳动合同法》。它在劳动者薪酬、工作时间、福利保障等方面都对用工单位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旨在保护劳动者利益。


“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这几乎成了这段时间用来形容新《劳动合同法》最常用的谚语。


为此，就连华为、沃尔玛这样的知名公司，也不得不出非常规手段，发生有规避嫌疑的裁员事件。而在东莞智力人才大市场咨询员赵伟伦看来，一些企业属于假倒闭而规避新法。


现在的王启华，已经被连月的财政赤字耗尽积蓄，连同此前买机器借下的钱，他已成了负资产。如果再加上新《劳动合同法》，将让他增加近一成的成本，即使在全盛时期，也是这个利润只有5%左右的小企业无法自行消化的。


“这将是灭顶之灾。”王启华预见了他和他的工厂的未来。


然而，众多像王启华这些小企业主的呼声，并没有动摇执法者们的决心。劳动部在今年1月称新法未对企业产生负面影响。而广东省劳动保障部门也认为，该法对守法企业一点都没影响。


出路在哪？

王启华一直难以忘记去年与朋友到广州观看的一场名贵品展览。



那天，在意大利名牌服饰专柜前，王启华惊叹于那些在射灯下熠熠生辉的女装皮鞋，仿佛一件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


当厂家代表得知他也是一名鞋商时，如遇知音般向他介绍这些鞋的设计理念和灵感。王启华尴尬地发现他一点也听不懂。一直以来，他只以为鞋只是一个底加一个面的行走工具而已。


王启华只好在一脸不懂装懂的微笑中附庸风雅了一个下午。临走前，他才发现，就这么一双鞋的价格，等于他厂里上百对鞋的价格总和。


王启华的费解也代表了中国制鞋业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巨大差距。


“产业升级和自主品牌才是出路。”东莞皮革鞋业协会常务副秘书长梁蔚然更愿意把当前的企业“倒闭潮”看作是一次企业的优胜劣汰，“不能永远靠低附加值的贴牌或加工等方式生存。”


2007年11月，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在于东莞举办的“世界鞋业发展论坛”上谈到，未来东莞要成为打造中国的世界名牌鞋的基地。只有这样，才能掌握世界鞋业的话语权。


一同来参加论坛的广东省外经贸厅厅长梁耀文也表示，不仅是鞋业，对于珠三角众多的加工型企业而言，只有技术研发才是出路。


王启华也在继续他的挣扎求存。为了开源节流，他主动向房东提出把厂房租赁面积减半，同时准备处理一些闲置机器。几个胆子大点的工人试探性地问王启华：“您是否准备炒掉我们了？”王启华稍作沉默，然后颇有江湖意气般地在每个人的肩膀上轻捶了一拳：“不，只要你们想留下。”


但谁都明白，这只是这个末路企业主最后仅存的一点自我安慰罢了。

章星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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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韩企撤逃调查

记者 陈鸣 青岛报道




从2001年到2007年，至少206家未经正常清算的韩国企业撤离青岛，其中2007一年就达87家。



诸多迹象表明，一场韩资企业集中“非正常”撤资的行动正在青岛加速展开。


在导致韩资企业信誉危机的同时，也迫使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思路由盲目转向理性。


曾经在半夜乘摩托车呼啸来去的韩国青年在这条街上已不多见。2月的晚上，青岛出租车司机施长发守在青岛市城阳区的夜总会门口等着拉客。他明显感觉到，不论是白天黑夜，他能看到的韩国人都在减少——以前他每天要拉五六趟韩国人去机场，最近半年来平均一天两趟都不到。

韩国人正在撤离，在这个城市里是个私下流传的秘密。


从2007年下半年开始，在青岛的城阳和胶州——这两个韩国企业最集中的区域，民间已经传言纷飞，先是一些讨不到工钱的工人，接着是一批不时到访的韩国记者，他们都在传递着这个消息：一场韩资企业集中撤离的行动正在青岛悄然展开。


而一些韩国企业的“非法”撤离，正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


韩国老板悄然撤离

已经过了正月十五，城阳区的几个工业园里，一些韩国工厂仍然大门紧闭。往年初八的时候工人们就应该已经回厂上班。


“这里人气散了。”在南疃村附近已经居住了十多年的王源海说。他最直观的感受来自于丈人胡老头，老丈人在南疃村开了一个旅馆，专门给韩国公司职工当宿舍，曾经住着上千人的楼房，如今只有两百多人了。


而立之年的王源海是建筑队的一个小工头。开着破旧的面包车行驶在流亭镇大大小小的工业区里，他对上个世纪末开始的南疃村的热闹场景记忆犹新。城阳区的不少厂房就是当年他跟弟兄们一起盖起来的，那个时候，韩国人大批大批地到来，荒地上的厂房像蘑菇一样遍地生长，隔半个月就冒出一座新楼。每到下班，这里的街道上人潮涌动，就像赶集一样。路边都是写着韩文名字的小馆子，韩国人坐在餐馆里头喝酒。那时，看着韩国人在南疃村里山呼海啸，王源海时常觉得自己置身于一个韩国村庄。


转变从2003年开始，那年春天，王源海不时听说有韩国企业搬走。有一次，一个韩国老板欠了他老丈人近万元的工人住宿费连夜跑了，从此再也没有出现。这让老人自责至今：“他拖了两三个月，我怎么就稀里糊涂地答应了呢？”


对韩国老板的突然离开同样感到措手不及的还有工人。


2月20日，城阳区夏庄黄埠。刚过完春节的工人宋志强和田肖回到大三信制衣厂时，发现厂里的大门已经锁上。门前依然鲜红的春联已经被扯成碎条，“大三信”三个字被铲去，只剩底下的英文名称SAMSHIN让路人大致可以猜出这家企业的名称。村干部说，韩国老板春节期间就已经逃跑了。而此时，大三信服装厂已经拖欠工人两个月工资。当宋志强他们到劳动局监察大队投诉时，他们才了解到，另有一笔每月从工人工资中扣除的保险金也没有如约打入他们的账户。


黄埠村的干部接管了大三信制衣厂的传达室。“这些老板太黑了！”除了跟着村干部愤慨地骂两句，宋志强和田肖只能自认倒霉，这种事以前就发生过，从来没人讨回过工钱。老板人间蒸发，意味着死无对证，意味着一笔无头债。


他们领了村里发的每人700元的一次性补偿金，就匆匆忙忙地登上另一个韩国服装厂派来的卡车，他们不知道这一次老板会不会逃走，但他们需要挣钱糊口，一刻都不能耽搁。


刚过去的这个元宵节让建筑工头王源海、出租车司机施长发明显感觉到了村里人气的回落。写着“厂房出租”的红色横幅沿街到处都是。但是，究竟多少企业走了，有多少是办理了正规清算手续，多少是连夜撤逃，村子里谁也说不清楚。有两次，王源海在酒桌上提及此事，当即被同席的村干部制止，“这个事情还是少问为好。”


村里的敏感不难理解，对于一个开发区来说，人气比什么都重要。同样，在离青岛市区两小时车程的胶州市，对于韩企撤走，政府部门同样讳莫如深。胶州市政府宣传部的一位工作人员给上司打电话，“又来了记者”，长叹了一口气后他告诉记者，“这个事情不能再提及了”。

究竟撤逃了多少家企业，政府部门至今仍然拒绝给出一个准确的数据。


走不走？


走还是不走？该去哪里？这是韩国金石善夫妇最近时常和朋友讨论的问题。


对他们来说，离开青岛转向内陆，甚至去往更遥远的越南只是时间长短的事。2月21日在一家咖啡馆和记者见面时，金石善的朋友已经走了三个。他们开办的企业规模都很小，雇用人数在两三百之间，主要经营工艺品和皮革。


在金老板狭小的厂房里，几十个中国工人在缝纫机前埋头工作。与中国一般的乡镇企业没有什么不同，厂房是简陋的铁皮屋，除了缝纫机和熨烫设备，这里数量最多的就是“人”。


正是大批工人让“金老板们”开始吃不消了。


“工人工资实在涨得太厉害了。”一口咖啡下肚，金石善眉头紧皱。仅去年一年，青岛市工人最低工资标准就由560元提高到760元，而实际支付工资也由2000年的800元涨到如今的1500元。加班费用由当年的1.6元/小时，上涨到去年的5.7元/小时，今年则涨至6.7元/小时以上。

金石善的说法很容易就能从遍布工业区的招工广告上得到印证。


地价猛涨也是韩国商人离开的原因。1999年金石善随着韩国同胞们大规模进驻时，城阳区还只是一个小村庄，30公里外的胶州更是一片农田和洼地。王源海描述当时他带着韩国人来看这里大片的廉价空地时，“他们惊喜得几乎要尖叫起来”。


一位吕姓女士告诉记者，1998年她以7万多的价钱在城阳区中心买下了一套100多平方米的房子，如今如果要在同一区域购买同样的房子要付出12倍的价钱。


明阳路上的“21世纪不动产”的经理赵丕功提供的数据证实了这一说法。上世纪末城阳区的房价开始缓慢上涨，到2003年每平方米猛涨了1300多元。“今年城阳区二手房均价在4000元左右，万科在城阳的一个新楼盘已经是每平米9200元。”经过十年开发，城阳区寸土寸金，工业用地同样十分紧张，地价上涨几乎与住宅同步。在紧邻青岛流亭机场的南疃和洼里工业园，厂房租价比一年前涨了整整十倍。


上世纪末韩国人就开始迁入青岛，至今这里仍是韩国人密集的城市。每周从青岛至韩国首尔、大邱、釜山三个城市的航班就有三十多架次，与仁川间的轮船每周也有四班以上。2002年青岛常住韩国人为近2万人，2003年上升至3万人，2004年则飙升至5万余人。有的是全家搬来，夫妻到韩企上班，孩子在青岛读书。而如今随着生产成本大幅提升，金石善的朋友们只好选择搬走，“济宁和荷泽交通没有青岛方便，但是那里每个月工资700元，就算要经常加班很多工人都抢着干。”


实际上，韩企的撤离并不是这一两年才发生的事。


韩国中小企业厅代表处课长李炳直向记者出示的一份统计资料显示：在2001年到2007年间，未正常清算撤离青岛的韩国企业就有206家。自从2003年开始发生韩企零星外逃之后，非法撤离数量每年递增，去年一年就达87家之多。


整个山东沿海市县都在面临同样的问题。


就在1月中旬，烟台的韩国世刚贸易株式会社旗下的三家企业数十名高管在一夜之间集体消失，遗留下5400多万元债务。事后有烟台网友发帖说，数十名高管分乘三辆大巴从国内三个机场分别出境，在外逃前一天，某韩国高管更是嘱咐他的中国司机，“明天不必上班，我们要一起坐车去打高尔夫球。”


烟台“世刚事件”之后不久，青岛市辖的胶州，两家由韩国兄弟二人开办的老企业，在扎根已近十年后，也选择了悄然失踪，只留下海尔大道上两间空荡荡的厂房杂草丛生。


李炳直课长承认，上述撤离韩企的资料中，胶州、即墨等县级市还没有统计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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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料袋巨头的“突然死亡”

记者 车黎 河南遂平 报道



从1月末开始，43岁的倪俊丽就和她的工友们，一长溜地坐在县政府门前的花坛边，在聊天，在太阳底下打瞌睡，更多的是在发呆。

如果不是在县政府门前，如果不是三四十甚至上百人的规模，如果不是两个多月的坚持，倪俊丽们的“静坐”只是些街坊间的闲事。但是，地点、人数的敏感性，使得这些“静坐者”被遂平县人看成是种“示威”。


倪俊丽说，我们这是在“上班”。


这群以中年妇女为主体的“静坐者”，真的按照工厂倒班的模式，分别排了“上午班”和“下午班”，“上班”点数跟政府部门的作息时间一样，从上午9时到下午5时。


烫着短卷发的倪俊丽，和其他的人身份相同：曾是河南省遂平县华强塑胶有限公司的工人。能在“华强”工作，对这个有着54万人口的中原小县城居民来说，是个体面的差事。


但是这份曾经“荣耀”的活计，在2008年1月20日戛然而止。这天，全国最大塑料袋生产商贴出公告，宣告解散，包括遂平华强和60公里之外的另一个分厂——漯河华强在内的2万名工人瞬间失业。


最后半年

在倪俊丽看来，工厂的倒闭，没有一丝先兆。倪说：“每天拉货的车都排着队来，要先拉到货还得开后门。”


曾是下岗工人的倪俊丽，6年来，一直在华强过得很顺心：每月1500元的工资，跟当地平均工资相比，整整高出20%，而且从来没有拖欠过。


身为公司质检车间一名“领班”，倪俊丽对公司的情势变化一无所知，相反，她认为公司的发展是越来越好了。


的确，1995年，广州南强塑胶有限公司在遂平投资兴办了华强塑胶制品公司后，飞快扩张，遂平的厂房从80亩扩大到160亩，1998年在邻近的漯河市又开办了一家占地300亩的分厂。根据公司公开发布的信息，它的年产量25万吨以上，产值高达22个亿，在全国市场的份额占到了50%，其产值11年在全国同行业排名第一。流动资产和固定资产总和达到40多亿元。


就是这个看起来不可能倒闭的“中国最大的塑料袋生产商”，却突然猝死了。1月20日，正准备进厂上班的倪俊丽，在工厂大门口的墙上看到了一张公告：公司宣布于2008年2月1日解散。


和倪俊丽“蒙了”不同，作为公司质检部主任的郭建伟，几个月来一直在小心观察着公司的变化。


2007年10月，有两个车间停工。


2007年11月，开会传达广州南强总公司关于“改制”的内容。当时公司花30万元聘请了律师和会计师，设计了几套改制方案，其中包括转让和全员入股。改制的计划就是让公司职工交钱入股，“交一两万就可以参股”。


到了今年1月，所谓的改制进入了最后关头，“连投票箱都准备好了”，说要召开职工大会，由职工投票决定改制的最后方案。

然而，这一切戛然而止。


原因是“漯河暴动了”。


“漯河暴动”

所谓的“漯河暴动”，是工人夸张说法。


去年12月底，华强漯河裁掉了2000人，在养老保险等方面并没有给予足够的赔付，各种关于公司前途的猜测四起。


同时，一些工人感觉到“不对劲”：公司每天都有几大车货物往广州运。1月19日，成品仓保管员上报库存已经不到18万件，而该公司一天的产量就有15万件左右。工人们怀疑老板想甩手不干。


1月19日是工人上班的最后一天。


漯河分厂厂长陈锋舟回忆说，“当时很多工人堵住了厂门口，不让运货车出厂。同时，还劝上夜班的同事停工。”


一些工人冲进厂里的办公室，对办公设备进行破坏，甚至“把工厂的几道大门都给扒了”。当地出动了数十名警察才平息了事。


这起混乱的事件中断了华强公司精心安排的计划。1月20日，华强公司大门口就贴出公告，宣布公司解散。“现在猛然想起来，什么改制，原来是要金蝉脱壳啊？”郭建伟这才有些恍然大悟。


倪俊丽当天没能进成工厂。那天正好她女儿大学放寒假回来，她没敢回家，“怕女儿知道了着急”。


当晚，她收到了一个工友的短信：早上9点去厂门口。


1月21日，等倪俊丽到遂平工厂门口时，门前107国道已经挤满了上千名工人，几百辆经过国道的车辆被堵在了路上。


厂方把这个事件定性为“大规模群体事件”。“我们没想堵国道，只是想要求厂里解决问题。”倪俊丽也在现场待了一上午。


一根又一根稻草

工人们的坚决反对，并没有阻止华强的去意。1月22日，遂平华强在互联网上发布消息，遂平和漯河两个分厂一起整体转让，转让价格为2.8亿-3.5亿元。


没人想到这家中国最大的塑胶企业会骤然倒下。


关于原因，遂平华强、甚至广州南强的管理层始终没有正面解释，而遂平县中小企业服务局局长徐俊彦面对媒体，给出了自己的分析——限塑令、亏损、新《劳动合同法》。


2007年12月31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限制生产销售使用塑料购物袋的通知》，规定从2008年6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禁止生产、销售、使用厚度小于0.025毫米的塑料购物袋。而华强的产品90%以上正是国家禁止生产、销售和使用的超薄塑料袋。


但是，在质检部主任陈红看来，“限塑令”并不是“禁塑令”，“要转产并不困难，只要把吹膜机的齿轮改装一下就可以了，何至于马上就要歇业？”


而陈锋舟也是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公司就不顺应国家的政策转产呢？”


遂平华强塑胶原总经理助理、工会主席刘建华知道些内幕，漯河、遂平两家分厂在2006年和2007年度内，因为原材料涨价、劳动力成本提高等原因已亏损3000万元。


同时，塑胶企业属于技术含量低、投资小、劳动密集型企业，一台吹膜机、一台制袋机、一个小作坊就可办起来。在华强进驻遂平之后，周围出现了一些家庭作坊式的小型塑料袋厂，抢走了华强一定比例的市场份额。


值得一提的是，华强曾多次公开表达了对税收政策的不满。为减税，公司甚至曾以万名职工的名义给国务院和国家工商管理总局写信请求对劳动密集型企业减税，但是并没有效果。

章星球

中国遭遇企业破产潮?http://news.QQ.com　 2008年03月27日08:41 　 南方新闻网　 　 评论2472条 第 1 2 3 4 5 6 7 页

新《劳动合同法》下的成本压力

“你们怎么看待新《劳动合同法》呢？”


销售部职工魏学峰一听这个问题，总会自动忽略记者问题中的“法”字，说：“劳动合同我们签了。”


“我们都还高兴呢，以为新《劳动合同法》出来，我们的保险有人管了。”倪俊丽说。


在刘建华看来，新《劳动合同法》才是遂平华强迅速结业的致命原因。


在遂平华强的7000名员工中，仅有1000人左右参加了社保。而遂平县当地劳动部门按照新《劳动合同法》计算出来，13年来遂平华强拖欠工人的养老、失业保险金以及各种加班费用加起来高达1.8亿元。对于建厂13年的华强来说，有超过2000名工龄在10年以上或者接近10年的老员工。根据新法，连续工作10年以上的员工，应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如果2008年继续生产，按照新的劳动合同法，公司将比上年度多支出4000多万元。而遂平华强去年亏损额是3000万元。


“到了该它偿还和承担社会责任的时候，公司却断然选择了退出。”郭建伟无奈地说。


令工人们很难接受的不仅是公司的突然解散，还有公司解散之后对待他们的态度。


在宣布解散三天之后，公司给出了一份“和解协议”，核心内容是工人们能得到全年平均月工资的60%，也就是600元，买断了工人与工厂的任何关系。


600元，没有让工人满意。倪俊丽和她的工友们把希望寄托在他们的维权小组上。


这个维权小组代表的工人由最初的3000多人，剩下1000多人，到现在只有600名工人。大多数工人选择了妥协，“该找工作就找吧，吊在一棵树上也没啥用。”


工厂停工两个多月，女儿在上大学，爱人没工作，倪俊丽选择天天到政府门口“上班”。


倪俊丽把这次失业和10年前的“下岗”联系到了一起。当时她从县里的纺织厂下岗时，刚开始也是什么都没有，“后来到大院儿(政府)门口坐了两个月，好歹给了几千块。”


3月10日是最后签署期限。倪俊丽没有去签协议。“上次下岗就解决得不好，这次不能就这么算了。”这600多名工人留下的只有仲裁或者打官司的路了。但是，华强公司态度非常明确，不接受仲裁，“直接法庭见”。


“你说我们这事能不能不打官司？”维权小组组长唐庆华对于诉讼显然充满了畏惧，因为那意味着要付出不见底的时间和精力。他们更愿意把希望寄托在政府上，“他们真的就没啥办法了吗？”


塑料袋业的转型

“和华强有什么可谈的？停产、转让都是企业自己的行为，其他问题都走法律程序。”遂平县副县长赵峰这样说道。


事实上，当地政府根本做不到这样超脱。


河南遂平是一个传统农业县，近些年来和大多数中西部省份一样，把“招商引资”当作重点工作之一。在其政府的宣传网站上，招商引资的明星企业前三位分别是“造纸、塑胶、化工”，几乎都是重污染企业。在县政府10余个“遂平功臣”宣传栏，其中一位“功臣”的立功事迹就是“引入华强”。


华强是当地最大一家民营企业，最近几年，公司每年上缴的利税占到了遂平全县税收的一半左右，还解决了7000人的就业问题。华强的停业，对于河南省南部的这样一个小县城来说，无疑是一场不大不小的地震。


遂平县政府的心愿还是让这个“利税大户”继续存在下去，不管谁来接手。今年春节后，由遂平县副县长赵峰带队的协调小组两度奔赴广东，与总部广州南强公司谈判，想尽办法让广州南强能够在遂平继续发展。然而，无论塑料厂怎么发展，归谁经营，一劳永逸地解决与工人的法律纠纷，是广州南强公司最为看重的。


广州南强已经宣布退出塑料袋行业，这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华强发展的这12年，正是我国塑料袋企业飞速发展，直至泛滥成灾的12年。在“限塑令”出台前一个月，中国塑协塑料再生利用专业委员会副会长董金狮公布的数据是，全国每天仅买菜就要用掉10亿个塑料袋，其他各种塑料袋的用量每天在20亿个以上。


林平(化名)是华强配料车间的一名工人。他在工厂做了整整10年的时间，在他看来，从某种意义上讲，公司曾经的辉煌成绩建立在不正当经营之上。


林平说，“华强塑料公司辖下的华强废旧物品回收公司，从全国各地回收来废旧塑料瓶、废旧薄膜、塑料袋，而这些又几乎全部送进了吹膜车间，通过二次造粒吹膜制成新的塑料袋。”他的工作就是调色、掺入聚乙烯，“保证做出来的塑料袋色泽美观。”


使用回收塑料，是降低成本的方法。但按照行业标准，回收再造的塑料袋是禁止用作食品包装袋上的。然而，“还不是大部分在流入市场之后成为了食品袋。”林平说。


现在华强退出，在6月1日前，市场对于塑料袋仍然有着巨大的需求。巨头倒下，给不少小塑料袋生产企业带来“最后的疯狂”。


自从传出华强塑胶倒闭的消息后，市场上塑料袋的价格涨幅非常大，每件(20公斤)已经涨了几十元。


就在华强停业后的一个月里，不少等着进货的经销商蹲在厂门口，希望能够在众多赶来买存货的经销商中拿一点货。


“华强关门太快了”。安徽芜湖经销商周德胜在等了两天之后，转身准备去相邻的西平县，那里有不少作坊式的塑料袋生产企业，“但那些小厂的产品质量比起华强来，肯定是差了太多。”


6月1日以后，限塑令到底能执行到何种地步？一些塑料生产商也在观望华强变局。


而倪俊丽们则密切关注华强的动向。对他们来说，存货可以卖，但机器不能随意动，这是他们认为得到赔偿的最基本筹码。


按照新《劳动合同法》计算出来，13年来遂平华强拖欠工人的养老、失业保险金以及各种加班费用加起来高达1.8亿元。如果2008年继续生产，公司将比上年度多支出4000多万元。而遂平华强去年亏损额是3000万元。

菊茶

吴敬琏有一本<中国增长模式抉择>，是2006年写的，所得出的结论和你一样。

菊茶

文化本位和一般所说的内涵式增长，也即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提高，似乎是差不多。吴敬琏那本书论证了，为什么在现有体制下这是不可能的。

菜农

出现一个新的ID菊茶，很欢迎。

章星球

原帖由 菊茶 于 2008-3-28 17:04 发表
文化本位和一般所说的内涵式增长，也即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提高，似乎是差不多。吴敬琏那本书论证了，为什么在现有体制下这是不可能的。

没有看过吴敬琏的书，文化本位社会的想法是早在97年就有的，并且写了十多万字的一个油印本，03年学会上网后发布网络，05年被李敏运用于其博士论文，并于当年由《报告文学》杂志社出了一个理论特刊。

文化本位社会首先是一个社会理论，自有其价值观，是从价值观出发演绎出经济增长模式，是作为文化动物和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而对经济增长模式作出选择，而不能是经济增长成了目的。这和吴敬琏的纯经济分析可能有点不一样，当然最后会有殊途同归的地方——凡是追求比现在更好的发展模式，必然会有某些共同面。

首先不能因为科技进步或劳动者素质提高的增长模式更有效率而反对现行模式——否则就很容易得出政府权力主导模式转型也是合理的这一结论，如广东省一些官员便振振有词，说企业倒闭风潮不要紧，产业升级嘛。

所以文化本位社会理论不仅包含了对两种不同增长模式的优劣判断，还要包含对模式转型中的价值关怀，主张经济增长必须与人的成长同步，经济增长模式的调整过程也尽量不要把痛苦转嫁给企业和劳动者，转型应该尽量让企业和劳工自己掌握节奏。所以从文化本位社会的角度看，新劳动法的很多条款造成大规模企业倒闭就是不好的，而单纯从增长模式或产业升级角度看，反而会认为新劳动法的那引起条款促进了产业升级。

菊茶

谢谢菜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