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与差异——关于《包法利夫人》的阅读研究

魏邦良

    作为文学史上的名著，《包法利夫人》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迄今为止，哪怕是再挑剔的读者，也无法从这部传世名作中找到破绽或败笔。不过，在对该书的一片叫好声中也存在着一些容易被人们所忽略的差异。读者的性别不同、知识面的多寡乃至知识结构的相异都会使他们对这部名著做出不尽相同的评价。

   作家王安忆在重读了《包法利夫人》后，写了一篇读后感，其中谈到爱玛的悲剧缘由，王安忆有如下观点：
“设想成为另一个样子的能力，是从爱玛十三岁的时候开始孕育培养的。那一年，她被父亲送去修道院读书。爱玛在修道院里并没有如通常那样感到受压抑，相反，她以她的所好攫取了多愁善感的养料。宗教、教义、宗教仪式，还有修女，为她组织了一个不真实的梦幻世界，她在此沉醉不醒。这是他浪漫的天性所致，也多少因为外省修道院的人性的气质。修女们待爱玛很友爱，忏悔时，神父缠绵的絮语，讲道中引用情人、婚姻的比喻，同学们偷带进来互相传看的精美画册，还有那个每月来修道院一星期做针线的老姑娘，她会唱古老的情歌，她讲故事，说新闻，她甚至散播小说这种世俗读物。在这里，终因为远离中心而纲纪松懈。于是，修道院便‘充满温情’。爱玛的感伤性格在此得到丰厚又褊狭的营养，她对生活的想象，即‘欢愉，激情，陶醉’的概念，也在此完成。在这些概念化的想像之下，蕴含较深又细水长流的日常生活，就显得太平淡了，平淡到她认为是个错误。
……于是，当包法利这个乡间医生一旦出现，她（爱玛）便将幸福的指望交给了他，而紧接着就感到了失望。包法利这个笨人，实在是有着感人的爱，即便是对他从未爱过的前妻，也含着温情，何况是他深爱的爱玛。……他对她言听计从；为了换个她乐意的环境，不惜放弃他好不容易立足行医的托斯特，迁去永镇；在爱玛死后，还按着她的喜好行事；他终于发现爱玛不忠实的证据，被嫉妒打击得一蹶不振的时候，当他久久望着妻子的情人罗多尔夫，‘他仿佛又见着了跟她有关的一切东西’，竟也嫌隙尽释。这样的爱是爱玛没有从书上读过的，因此便是在她想像之外。‘而他又没法理解自己不曾身经的事情’，这其实是致命的缺陷，她的世界就是那么狭小，她没有体验到的情感于她都是不存在的。由于她对客观的外界缺乏了解，或者说理解的愿望，她才可能一任发展‘设想成另一个样子的能力’，走入幻觉的深渊。”【1】

   按王安忆的说法，爱玛不满足于细水长流的日常生活，走入幻觉的深渊，主要是因为在她十三岁那年孕育培养了“设想成为另一个样子的能力”，她为什么能在那段时间孕育培养了这种能力呢？一是充满温情的修道院发展了爱玛的感伤性格；二是她在修道院读了大量的浪漫小说，并因此“以她的所好攫取了多愁善感的养料”；三是在修道院，“宗教、教义、宗教仪式，还有修女，为她组织了一个不真实的梦幻世界，她在此沉醉不醒”。概括地说，就是修道院的外部环境造就了耽溺幻想的包法利夫人。
    其实，福楼拜创作《包法利夫人》，其目的是想通过爱玛这个形象写一种每个人都会有的幻想，正是着眼于这一点，他才对朋友说：“包法利夫人就是我”，也就是说，福楼拜无意在作品中突出环境对人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在福楼拜眼中，环境对人影响力并不像王安忆所说的那样大。著名作家纳博科夫分析《包法利夫人》时就曾说过，“我反对人们在女主角爱玛·包法利受到客观社会环境影响的论题上纠缠不休”，福楼拜这部小说表现的到底是什么？纳博科夫的观点如下：
  “三种因素造就一个人：遗传因素、环境因素，还有未知因素X。这三种因素相比，环境因素的影响力远远弱于另两种因素，而未知因素X的力量则大大超过其他因素。谈到小说中的各种人物，当然是作者在控制、指挥和运用这三种因素。像包法利夫人这个人物一样，包法利夫人所生活的社会环境也是福楼拜精心创造出来的。所以，说福楼拜式的社会影响了福楼拜式的人物，就是在作无意义的循环论证。小说中的每件事都发生在福楼拜的头脑中，不管最初那微小的动因是什么，也不管当时法国的社会环境或是福楼拜心目中的法国社会环境究竟如何。基于这一看法，我反对人们在女主角爱玛·包法利受到客观社会环境影响的论题上纠缠不休。福楼拜的小说表现的是人类命运的精妙的微积分，不是社会环境影响的加减乘除。”【2】

    按纳博科夫的说法，是三大因素造就了多愁善感、耽溺幻想的包法利夫人，而“未知因素X”所占的比重最大。这里所谓“未知因素X”，就是通常所说的命运。
  评论家李健吾则索性认为就是“未知因素X”即命运决定了爱玛人生的悲剧：“她（爱玛）一生的历程，只是一种不当有而有的错误，犹如查理的充满讽刺的可怜人语：‘一切由命不由人！’”李健吾认为，正因为遇人不淑，机遇不佳，包法利夫人的悲剧才产生。“爱玛的一生，可以说是瞎碰，其间作祟的，是种种奇巧的不幸的遇合，仿佛隐隐有一种定命论主宰全书的进行。”【3】包法利夫人最终变成了“淫妇”，李健吾认为，罪魁祸首应是“游戏人间的命运小儿”。

    法国批评家布雷地耶的看法与李健吾类似：“假定如今爱玛没有生在父亲的田园，从小她就不认识乡间，不知道什么是‘羊叫’，什么是‘奶制的食品’，什么是‘犁’；她女道院的教育绝不会叫她渴望奇遇。少和‘平静的景物’在一起，她也不会企求‘意外的遇合’。进一步，假定她没有遇见包法利这样蠢的丈夫，……再假定在杨寺，临到失足，她能够寻见一个支柱，临倒倾覆，能够寻见一个救星，一位伴侣，然而千万不要是驯良的何麦夫人，……或者再有一位安慰者，然而千万不要是牧师布尔尼先，……不用说，她失败，不过另是一种失败，一种环境造成的新生命，一出不同的戏，一部不同的《包法利夫人》。”【4】

    我不同意李健吾和布雷地耶的看法，事实上，把包法利夫人看作是一个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形象，是不符合福楼拜的创作初衷的，另外，福楼拜这部小说也没有隐含这样的主题：人，挣脱不了命运的枷锁。爱玛的悲剧与命运当然不可能毫无关系,但我认为,导致爱玛悲剧的罪魁祸首不是“游戏人间的命运小儿”,而是爱玛心灵的贫瘠和趣味的庸俗.

    福楼拜创作《包法利夫人》的初衷是什么呢？倘想了解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介绍一下该书的写作背景。
    福楼拜在意大利旅行时曾买过一幅画，即布律盖勒的《圣安东尼的诱惑》，在法国，他又买了一幅由卡洛制作的同一题材的版画。他根据这两幅画给他的启发，写了一部小说，名字就叫《圣安东尼的诱惑》，小说写完后，他花了四天时间把小说读给几位朋友听。读完小说后，福楼拜用拳头敲了一下桌子，问：“怎么样？”一个朋友答：“我想你最好还是把它扔到火炉里去，从此不再提它。”第二天，这个朋友想缓和一下对福楼拜的打击，就对他说：“你为什么不写德拉马尔的故事呢？”福楼拜一听，激动得跳了起来，大声说：“是啊，为什么不呢？”德拉马尔在里昂附近的一个镇上开了个私人诊所，后来他妻子死了，他便娶了邻近一个农夫的女儿。他的这位妻子年轻漂亮，但也风流淫荡，她不满乏味的丈夫，经常和别的男人通奸，由于爱打扮、乱花钱，她很快债台高筑又无力偿还，最终服毒而死。福楼拜几乎完全照搬这件事，写出了《包法利夫人》。动笔前，福楼拜反复琢磨，“决定在小说中描写一群庸俗不堪的人物，决定根据他们的庸俗本性和庸俗环境设计出一连串相应的事件。”【5】
    由此可知，福楼拜创作《包法利夫人》就是要写一部关于庸人的小说。这里的“庸人”在当时一般是指“布尔乔亚”，这部书中的大多数人物都是“布尔乔亚”，爱玛也不例外。
“据说《包法利夫人》中多数人物都属于布尔乔亚。但我们首先应当弄清楚的是，福楼拜本人使用的‘布尔乔亚’这个词具有什么含义。除了在法文中常见的‘城镇居民’这个字面含义之外，福楼拜笔下的‘布尔乔亚’这个词指的是‘庸人’，就是指关心物质生活，只相信传统道德的那些人。……福楼拜的‘布尔乔亚’指的是人的心灵状态，而不是经济状况。这部小说中有一个著名的场面：一个勤劳的老妇人由于像牛马般卖力地为农场主干活而获得一枚奖章。评判委员会由一伙怡然自得的布尔乔亚组成，他们笑容可掬地望着老妇人。请注意，在这里，笑容满面的政客和迷信的老妇都是‘庸人’也都是福楼拜所指的那种‘布尔乔亚’。”【6】

   由于在福楼拜的笔下,爱玛是众多庸人之一,所以,尽管她有超凡脱俗的外表，但心灵却贫瘠粗俗。这种贫瘠和粗俗，为她的人生悲剧埋下至关重要的因子。
王安忆认为，爱玛的悲剧与她的耽溺幻想密不可分。修道院的读书经历强化了她的浪漫天性，培养了她的幻想习惯。在修道院那段时间，爱玛听人唱情歌，讲故事，说新闻，饱读浪漫小说，其感伤性格因此得到丰厚又褊狭的营养，并最终陷入幻觉的深渊不可自拔。李健吾也认为，修道院的读书经历对爱玛影响巨大，“从十三岁起，她就在一家女道院读书。最初，宗教的神秘气息，笼罩住她稚弱的心灵，然而这不能满足她深切的要求。她时常向一位老裁缝借小说看，她不欢喜图画性的东西，不过她欢喜里面的情绪：她梦想浪漫的热情。”
   
    无论是王安忆还是李健吾，都认为是读浪漫小说毁了爱玛，难道罪魁祸首是修道院，是修道院里的读书氛围，是她在修道院所读的那些书？当然不是。我认为，王安忆和李健吾的这一看法十分片面且肤浅。事实上，爱玛耽溺幻想，“走入幻觉的深渊”不是因为她读了很多的浪漫作品，而是因为她的心灵贫瘠而浅薄。
“浪漫这个词有好几层涵义。讨论《包法利夫人》这本书和包法利夫人这个人物时，我将使用浪漫的下列涵义：‘一种梦幻式的，富于想象力的心态，主要由于受到文学作品的影响，时常沉湎于美妙的幻想之中。’（浪漫的，不是浪漫主义文学的。）一个浪漫的人，在精神上或感情上生活在一个非现实的世界之中。这个人是深沉还是浅薄，取决于他（或她）的心灵的素质。爱玛·包法利聪慧、机敏，受过比较良好的教育，但他的心灵却是浅陋的：她的魅力、美貌和教养都无法抵消她那致命的庸俗趣味。她对异国情调的向往无法驱除心灵中小市民的俗气。她墨守传统观念，有时以传统的方式触犯一下传统的清规戒律。通奸不过是逾越传统规范的一种最传统的方式。她一心向往荣华富贵，却也偶尔流露出福楼拜所说的那种村妇的愚顽和庄户人的粗俗。”【7】

    由于爱玛心灵贫瘠，趣味庸俗，对别人是有营养的书，对爱玛则成了有毒的致幻剂。一方面，由于趣味的庸俗，爱玛只挑选一些合她胃口的书来读；另一方面，由于心灵的贫瘠，爱玛读书时只能吸收书中的一些糟粕。表面上看,爱玛的沉湎幻想与书有关，实际上,是因为心灵的贫瘠和趣味的庸俗,她读书时不能像别人那样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结果种下了爱幻想的病根。

   读书本身没有错，然而，一个不会读书的人读了大量的书，问题就严重了。不是有这样一句名言吗：“把一本书放在一个无知者的手中，如同把一把剑放在一个孩子手中一样危险。”而爱玛读书时恰恰就像一个浅薄无知的孩子那样：
  “第六章中以追忆的形式描写了爱玛的童年，她如何受到浅薄的浪漫主义文化的熏陶，读了些什么书，从书里学到了什么。爱玛读了许多传奇故事，许多带有异国情调的小说，许多浪漫派诗歌。她熟悉的作家中有些是第一流的，如沃尔特·司各特和维克多·雨果；有的却不怎么高明，如贝纳尔丹和拉马丁。作家好坏倒无关紧要，我要说的是，爱玛不是一个善于读书的人。她读书太动感情，以浅薄无知的孩子的方式，让自己去充当小说里某个女角色。”【8】
   “那些专好读催人泪下的诗歌的人，那些崇拜赖昂和爱玛认为高尚的小说人物的人，根本就不配读书。孩童们常将自己与书中的人物等同起来，这情有可原；他们爱读文笔拙劣的冒险故事，也是可以原谅的。但爱玛和赖昂也这样读书，则是另一码事了。”【9】
    为什么说孩童这样读书“情有可原”呢？因为，孩童会长大，长大后，他们就会分清书中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是有着很大差别的，更不会“将自己与书中的人物等同起来”。而爱玛则一直像孩子那样读书，当然就行不通了。
    由于心灵贫瘠，趣味庸俗，爱玛无法成为一个合格的读者，这样，她一方面从书中吸收了一些糟粕，另一方面也把书中的世界与现实中的世界、生活中的自己和书本里的角色混同起来，她的人生悲剧由此慢慢形成。
    王安忆认为，爱玛身上“致命的缺陷”，是“没法理解自己不曾身经的事情”，意思是爱玛没有在小说中或生活中遇到过类似包法利医生所给予她的这种深爱，“这样的爱是爱玛没有从书上读过的，因此便是在她想像之外”，既然爱玛不理解这种爱，当然也就不会珍惜，于是，她不满自己的婚姻，不甘心安分守己做包法利的黄脸婆，从而“走入幻觉的深渊”，酿成人生悲剧。而纳博科夫认为，爱玛的致命之处是其“庸俗趣味”。谁的看法有道理？我认同后者的说法。因为爱玛并非不理解包法利对她的爱，真实情况是,爱玛很看重包法利对她的爱但她却无法接受包法利这个人。福楼拜笔下的包法利，愚钝、笨拙、迟缓、毫无魅力、没有头脑、缺乏教养，信守着一整套传统观念和习俗，尽管他忠厚老实，但他只能唤醒爱玛对他的怜悯，而无法获得爱玛的爱。如同安娜·卡列利娜不满自己的丈夫卡列宁一样，爱玛也不满自己丈夫包法利，这是正常的可以理解的。
    对爱玛的丈夫包法利，王安忆的评价很高，她认为，爱玛能嫁给包法利简直是一种“福分”：
“这是一个老实、呆笨、心底淳厚、少见识但尽职守责的孩子，有多少乡村医生是用这样的坯子做成。他们巡游乡间，会的就那么几手，可却包治百病。有治不好的，也不见怪，因为有上帝召唤做后盾呢！而医生的品格就是见证。像爱玛这样一个乡下地主的女儿，与好名声的包法利医生结婚，已是她的福分。再不会有更加出奇制胜的机遇了，除非出现神话，比如辛德瑞拉的故事。”【10】
    我不同意王安忆的看法。身为女人，难道只要丈夫忠厚老实，不沾花惹草，哪怕他再无能、愚钝、乏味、迟缓，自己也该满足吗？王安忆认为，爱玛是一个乡下地主的女儿，她的社会地位决定了她不可能遇到比包法利更好的丈夫，这个武断的看法缺少根据。是的，爱玛出身不高贵，但我们不要忘了爱玛作为女性具有令人艳羡的美貌，美貌就是女人的资本，一个乡下地主的女儿完全可以凭借自己出色的美改变自己的命运，找到一位如意郎君。当然，爱玛确实不可能像辛德瑞拉那样遇到一位白马王子，但嫁给一个比包法利有品位有魅力的男人，是完全有可能的。
    王安忆认为，爱玛嫁给包法利已经是难得的“福分”，她不满意这样的丈夫这样的婚姻，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倘若爱玛想换一种活法，追求理想的感情生活无异于“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是在“神话”里才会发生的事。一句话，爱玛的悲剧之所以产生就是因为她自不量力心比天高固执地追求“神话”。
   有趣的是，李健吾的观点与王安忆完全相反。王安忆认为，爱玛能嫁给包法利医生已经是一种“福分”，也就是说在她的生活中，不可能找到比包法利医生更好的男人了；李健吾则认为，爱玛嫁给包法利如同鲜花插在牛粪上，这场婚姻对爱玛来说就是悲剧，换句话说，倘若爱玛所嫁的男人不是这个乡村郎中而是其他什么人，爱玛的人生结局就不会“悲惨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
   “我们平常有一句俗语，叫做彩凤随鸦，正好应了包法利夫妇。他们的婚配，从头到尾是错误。各人走各人的路，幸福我们不敢说，至少结局不会悲惨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他们的性情绝对没有调和的可能，好像一枚钱的不同的正反两面，却合在一枚钱上。他们并不冲突，然而就是貌合神离，拢不在一起。如果乌鸦自觉，一定会交还彩凤的自由，不是怜惜彩凤，是怕自己难堪。”【11】
   
    对爱玛嫁给包法利这件事，王安忆和李健吾所持的观点竟截然相反，一个说，那是爱玛的福分；一个说，那是爱玛的悲剧．为什么会这样?我的看法如下，女性读者（如王安忆）对另一个女性的美有一种本能的嫉妒（潜意识里），所以她（如王安忆）会忽略爱玛美貌的价值和功用；男性读者（如李健吾）对另一个男性的艳福有一种本能的嫉妒（潜意识里），所以他（如李健吾）会夸大爱玛美貌的价值和功用．

    王安忆认为，爱玛应该满足自己的婚姻，应该死心塌地和老实忠厚的包法利医生厮守在一起，因为，她不可能再找到比包法利更好的丈夫，不可能拥有更好的婚姻。在王安忆看来，爱玛的悲剧就在于她不甘心过平淡而真实的生活，一味“沉溺于自我幻觉”“一厢情愿地制造神话”，结果只能是头破血流，最终香消玉殒。
   我不同意这样的看法。任何一个充满青春活力的女性都无法忍受愚钝、迟缓、沉闷、乏味的包法利。爱玛想离开包法利追求新的生活，不仅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是值得尊敬的。“爱玛不是一个弱者.她的悲剧和全书的美丽就在她反抗的意识.这种反抗的意识,因为福氏只从艺术家的见地来看,最初仅止于人性的自觉.这里的问题是：如果比起四周的人们，我们应该享受一种较优的命运，为什么我不应该享受，为什么我非特不能享受，而且永生和他们拘留在一起呢？”【12】
    按王安忆的观点，爱玛出生在乡村，她卑微的身份，她所处的环境，都使她无法追求到更好的婚姻更好的生活，而她不顾现实，执意要追求另外的生活，结果只能四处碰壁。这样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我在前面已说过,现在重申一下，爱玛虽是乡下姑娘，但却具有罕见的美貌，这美貌，就是她追求幸福人生的资本，不过，由于心灵贫瘠、趣味庸俗，爱玛在追求新的生活时往往选择了错误的目标。对爱玛来说，悲剧不在于她对生活的勇敢追求，而在于她在追求时，目标一错再错。倘若把一堆书放在爱玛面前，她选择的往往是内容俗艳的那几本；倘若把一群男人放在爱玛面前，她相中的往往是轻浮油滑的那个人，因为，爱玛是福楼拜在作品中塑造的一个庸人，她浅陋庸俗的本性，决定她只能做出这一选择。正因为爱玛是一个缺少眼光的庸人，在追求新的生活时，她不是被人骗，就是错把小人当君子。无论是读书，还是“阅人”，心灵贫瘠，趣味庸俗的爱玛都不是一个合格的“读者”。爱玛的最大悲剧，不是她的卑微的出身，也非她的身在福中不知福，而是她的庸人的天性，决定了她在追求人生时不能做出正确的选择。她的可悲在于,既不能分辨书之良莠，也无法识别人之好坏。

  《包法利夫人》写的是一个庸人的故事，但这部关于庸人的小说却成了罕见的杰作。作者福楼拜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对此，英国作家毛姆有精当的分析。
“福楼拜自己也知道，要写一部关于庸人的小说，很可能写出来之后会使人觉得枯燥乏味。但他决心要写一部艺术作品来。他觉得只有用优美的文体才能克服由于题材的卑琐和人物的粗鄙造成的种种困难。”【13】
    这部小说的文体之优美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真实性。“我首先要指出的是，他以一种完美的技巧刻画了人物性格。他们的真实性令人信服。我们一见到他们就会接受他们，好像他们是这个世界上的活生生的人，就用自己的双脚站在我们面前。我们会觉得有关他们的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就像我们生活中遇到的管道修理工，杂货铺老板和医生一样。我们好像不会想到，他们其实是小说里的人物。”【14】
   精确性。“布封有一句格言：要想写得好，就得感觉得好，思考得好，叙述得好。福楼拜以此自勉。他认为，要形容一样东西，只有一个词最贴切，不可能有两个同样贴切的词，所以用词就必须像手套一样要正正好好适合对象。他立志写出一种既畅达又精确、既简洁又多变的散文。他要把散文写得像诗歌一样有韵律、有节奏、有乐感，同时又不失散文的本色。只要能有助于达到上述效果，他不仅随时准备使用日常用语，如有必要，甚至还使用粗俗的俚语。所以这一切，他当然做得非常出色。”【15】
     结构出色。“这部小说的结构也非常出色。小说的主人公是爱玛·包法利，但小说一开始却是写她丈夫包法利医生的早年生活和第一次结婚，最后又以他的精神崩溃和死亡作为结尾。有些批评家认为这是缺点，我却认为这是福楼拜有意设计的，也就是把爱玛的故事镶嵌在她丈夫的故事里，就像把一幅画镶嵌在画框里一样。”【16】

在对《包法利夫人》的评析中，王安忆、李健吾、毛姆、纳博科夫的看法有相同之点也有不同之处。准此，我们或许可得出如下结论：
由于性别、阅历、趣味、身份等方面的差异，导致人们对《包法利夫人》的评价也不尽相同，有些观点甚至截然相反。在一片众声喧哗中，有的是肤浅的皮相之见；有的是片面的一家之言；有的则是离题的自说自话。我认为，作为读者，必须充分了解作家的创作初衷，贴近文本，用心细读，悉心揣摩，才能从众声喧哗中分辨出那些力透纸背、入木三分、发人深省、启人心智的的真知灼见。这样，我们才能做一个迥异于爱玛的合格的“读者”。


注释:
【1】
【10】引自王安忆著：《我读我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第69、71页
【2】
【6】【7】【8】【9】引自〔美〕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著，申慧辉等：《文学讲稿》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出版第114、115、118、121、132页
【3】
【4】【11】【12】引自王光东主编：《大学文学读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第342、343、341、343页
【5】【13】【14】【15】【16】引自毛姆著，刘文荣译：《毛姆读书随笔》上海三联书店出版1999年出版第177、180、177、181、1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