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Emmanuel Martin:粮食价格危机:谁的责任?
由粮食价格飞涨导致的饥荒蔓延是一场可怕的人类悲剧。小麦的世界价格三年之内就几乎上涨了两倍,仅在去年一年就翻了一番,而大米价格的增幅则在三个月内就超过了50%。很多贫困国家,现在吃一顿饭的花销比一年前多了40%。这样的涨幅与涨势,对于食品消费支出占总预算75%的家庭而言,无异于一场噩梦;同时,它很可能意味着有数以百万计的人要重新回到贫困线以下,几年来为求发展的努力近乎徒劳。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一局面的形成?鉴于经济关系的复杂性,我们不能像人们通常所做的那样,只是给予泛泛的解释,而是要深入挖掘粮价危机背后的真正原因。可以说,这场危机是数项政策共同作用的“无意后果”,是由于这些政策切断了决策者与责任之间的联系而带来的扭曲效应。
首先让我们来重温一下全球化可能带来的后果,其中之一就是每年有数百万人可能因为参与全球经济而摆脱贫困。这显然是个好消息,但它也带来了粮食需求的增长,尤其是对肉类(而饲养家畜又需要谷物)食品需求的增长。现在,我们需要搞清楚的就是:为什么粮食的供给跟不上需求的变化——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粮食供给无法跟上需求变化的人为原因。虽然气候灾害也是影响的因素之一(比如,澳大利亚的旱灾),但我们重点要考虑的是导致市场失灵,价格失控的直接的或间接的政治原因,因为原本市场可以依据需求的变化调节供给,从而保持价格的相对稳定。
补贴与保护主义政策的扭曲效应
将导致粮食危机的原因归结为富裕国家的补贴政策,有时是非常正确的。补贴通常会带来两种效应:一是使生产者将投入都集中在受补贴的农作物上。如果政府对生物燃料作物的生产给予补贴,那么其后果很可能就是粮食作物减产,谷物价格上升;二是如果富裕国家同时推行补贴与关税保护政策的话,那么这就意味着贫困国家无法在粮食市场上同前者竞争,当然也就无法发挥他们的竞争优势。另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非洲国家之间的保护主义政策,降低了提高地区市场生产效率的可能性,当地的经济发展已陷入停滞状态。由此可见,保护主义政策要对粮食价格危机承担部分责任。
模糊的农业土地产权
了解农业土地产权的制度性安排对于理解今天的粮食问题是至关重要的。有些国家的供给短缺问题,并非全都是由于外部原因导致的。在市场无法发展的地方,将罪责都推到市场头上显然是不合逻辑的。非洲农业的主要问题,是土地产权的模糊不清使生产者没有投资的积极性。因此,发展政策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如何通过制度性安排——必须与当地传统相结合——使“农业生产者”能够为自己的行为决策负责,以为这些国家提供发展农业的动力。只有存在制度性激励机制,这些国家的农业生产能力才会真正显露出来。在这一方面,中国的做法值得效仿。近年来,它加强了对农民“财产权利”的保护。
国际援助机构的负面作用
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干预政策,与其在援助过程中所投入的数量庞大的资金相比,几乎可以说没有取得任何积极的结果。与其初衷相反,它们的援助使一些贫困国家的经济陷入了“持续的附属状态”。乌托邦式的“大推进”项目及其后续的结构调整项目,给受援国带来的是生产力的下降与债台高筑。为了偿还巨额贷款,有些受援国被迫发展非粮食出口作物,比如棉花。因此,援助政策破坏了一些贫困国家的粮食安全。另外,国际机构的援助也为腐败滋生——一小撮不负责任的政府工作人员在同国际机构的合作中谋取私利——提供了温床。而目前,仍有很多贫困国家正在以人民受压迫,经济自由被剥夺为代价,接受国际机构的贷款援助。
金融危机的消极影响
最近的金融危机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粮食市场,因为水稻和玉米现在成了投机者的避风港。因此,我们必须找到金融危机与粮食危机之间的间接解释关系。研究发现,金融危机的背后是美国银行提供了太多的高风险贷款,但几乎没有人意识到,这些风险贷款与联邦储备政策间的紧密联系。所谓的“格林斯潘主义”至少产生了一个重要的扭曲效应:即联邦政府为冒险的输家(即银行)提供了某种程度的“保障”。正是这一错误的政策激励导致了银行不负责任的行为,并最终引发了一场全球危机。在此,联邦政府的政策效果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世界银行的行为效果惊人的一致:上层组织将其他组织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后者则因此无法为自己的选择负责。然而,无论是国家还是市场,都只有在决策者的责任得到保证的条件下,才能够有效运转。
昂贵的石油
最后,石油价格的飙升影响了运输成本,并最终被转嫁到粮食的消费价格上。石油价格的上涨,可以说是世界范围内石油需求的增长与石油卡特尔组织没有及时调整生产造成的。除此以外,石油也是金融危机时期投机者的一个投资避风港,因此石油价格的上涨,也可以部分间接地归因于那些要为金融危机负责的人。
总而言之,对于身处灾难的人而言,帮助其缓解痛苦的紧急援助是必要的。但在此之后,我们还必须从问题的结构性根源出发来帮助其解决问题。各种组织与各个国家的“责任”代表对自己的言谈并没有抱以负责任的态度。我们听到他们在发表观点时,多次引用罗斯福新政、世界银行的持续援助、新的市场扭曲,甚至法国农业部部长提出的欧洲持续的保护主义政策等作为例证。而这些都是坏的征兆。粮食危机应被视为在制度体系内推广责任理念,重新审视发展政策的契机。这也意味着,国际援助机构及相关政府,无论其是贫困国家的政府还是富裕国家的政府,都应该改变态度。
【伊曼纽尔-马丁博士(Dr. Emmanuel Martin)是卡托研究所法语项目网站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