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欲辨真义已忘言——纪念我的父亲

老木匠

作者：陈必大


爸爸的生命之旅最终还是在二ＯＯＯ年的门坎之前止住了脚步。他曾如此留恋的这个世界对此似乎并未在意，寒暑易节，熙来人往，转眼又是一年。

当每个个体生命走到尽头，回归自然的怀抱时，才显出同样的渺小与无奈，故而佛家才有众生平等之说。但在无神论者看来，个体生命只有在与现实世界的联系中才有意义，才有人们赋予它的各种价值，也才有为现实这种价值而产生的冲突和因因相循的不平等。爸爸坚韧的走过了坎坷的一生，“咬定青山不放松”，几乎是出于本能的维系着这种联系——尽管这种联系有时是那样贫瘠，现实世界是那样粗砺，简直就像对生命意志的考验。当数以百计的人们冒着严寒来向这位羸弱不堪、放浪形骸的老人作最后的告别时，悬于他们心中的并不是他的任何名声或功绩，而是他本不应该遭受的沉重的苦难。

有一种说法：一个人一生中好日子和苦日子大致上有一个固定的比例，前半生苦日子过得多，后半生剩下的就多是好日子，反之亦然。可爸爸的一生中苦日子实在是太多了，多是不成比例，多到已经让他不知道该对好日子抱什么样的期望了。每念及此，总使我唏嘘不已。可爸爸从没有那么多伤感，他总是以为：好日子也罢，苦日子也罢，反正是要过的。只要自己心里知足，就什么样的日子都能挨过。

被打成右派以前，王蒙曾有过这样的诗境：所有的日子都来吧，我们要用彩色的缨络编织你们……当所有的日子都过去以后，人们会发现，日子是我们一天天过的，可怎么编织它们却不全是我们的主观愿望所能决定的，照马克思唯物主义的说法，人的本质乃是其社会关系的总和。这句话现在常常被政府、企业和知识界的精英们在觥筹交错之际引用来作为建立关系网的理论依据。除了这种极端唯物的用法，这话实在也是“辩证”得让人只能对着他宿命的发呆，因为我们还是不知道我们所遭遇的这些社会关系是怎么样“总和”起来的。


（一）

袁家的祖籍在贵州修文，是个渊源久远的官宦世家。四百多年前袁家的祖上中了武举，后官至明朝的贵阳守备。自此以降，这个家族代代有功名，鼎盛时期曾连出了三位进士。袁家子弟通过科举而做官，竟绵延了十八代之久。

清朝末年，我的曾祖父袁照黎中举，先在贵州某地，后到河南确山当知县，以后又升任观察使，负责督办黄河水利工程。到我爷爷袁祚廙这一辈，科举考试在一九Ｏ八年被废除了。虽说生不逢时，但官总还得有人做。袁家世代官宦，联姻不乏公卿豪门（我的两个姑奶奶一个嫁到清朝“盛京将军”赵尔巽家，一个嫁到军阀徐世昌家），自有做官的门道。加上爷爷精通文墨，又“一笔写不出两个袁”，在小站练新军的时代就进了袁世凯的幕府，不久又捐了一个营口道台的官职，也算是不辱没祖先了。

辛亥革命，风云色变，武昌起义，清廷倾覆。爷爷在道台的太师椅上席未暇暖，就只得挟裹公帑私囊，挂冠而去，躲进了天津的租界。随着北洋军阀攫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爷爷利用他的“原始积累”和与军阀政客们的关系，开始“二次创业”。他先是摇身一变，成了北洋政府凤阳盐关的总监，后来又当上了山东枣庄中兴煤矿的董事长和北京（电）报（电）话局的局长，同时还在北京经营房地产和当铺，开了面粉厂和油坊，全然不见前朝遗少的颓唐，俨然一个长袖善舞、颇思进取的“官商”（应该说是亦官亦商，不同于直接利用官的职权来经营的”洋务派“、孔宋家族和“官道”这一类官僚资产阶级）。后来外公陈布雷委托当时的北平副市长张伯瑾调查爸爸的来历，以决定是否应允女儿的婚事。爷爷这些头衔和家世及朱自清、吴晗、张奚若诸教授的溢美之词，竟把外公迷惑了，把爸爸这个专和国民政府捣乱的“害群之马”当成了“端庄青年”并托付了女儿的终身。这是后话。

爷爷先后娶了四房五位太太（正房是妹妹死后又娶姐姐，是为一房），育有十六位子女（但活下来长大成人的只有一半多一点）。我的亲奶奶王氏是苏州人，出身低微，曾给人做过丫鬟。那时大奶奶热衷于吃斋念佛，二奶奶天昏地暗的搓麻将，四奶奶周金子曾是天津出名的交际花，为摆脱军阀张宗昌的纠缠，宁肯嫁给儒雅风趣的爷爷作小，可是这位四奶奶又太“新潮”，不安于室。于是中规中矩，温良谦让，勤谨体贴的我奶奶倒显得几分得宠。

爸爸是奶奶的第一个男孩，在全体兄弟姐妹中排行十二。在他周岁的照片上爷爷以他那手严谨秀逸的小楷题了首小诗：“浑浑元气，双目瞳瞳，握拳擦掌，盼顾自雄，人皆愿子聪明，我独愿子如痴如聋。”稚子憨态，跃然纸上，舔犊之情，溢于言表。那时爷爷正折腾在兴头上，一家老小搬到了北京景山后街米粮库胡同一所很大的宅院里，呼仆使婢，钟鸣鼎食，不仅有马车，还有汽车，处处都显现出官宦人家的排场。但那毕竟是一个非常动荡、充满不确定性的年代，军阀混战，列强环伺，民不聊生，百废待举。北洋政府“你方唱罢我登场”，争权夺利，乱乱哄哄，爷爷不仅官做不踏实，生意上也显得左支右绌，惨淡经营，后来又如《红楼梦》里说的，“底囊渐渐尽了上来”。

一九二九年爷爷死于脑溢血，那年爸爸十二岁。出殡的排场炫示着死者身前身后的风光，却无法避免袁家走向衰落。爷爷死后无人可以撑起门户，生意清盘，收入锐减，米粮库的府邸转让给了回国的洋博士胡适。各房奶奶们迁到了北兵马司的四合院，依仗着爷爷和祖上留下的日渐减少的财产，过起了贫民老百姓的日子。俗话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爸爸及兄弟姐妹靠奶奶们一点一点卖古董字画，总算衣食无忧，并上完大学。

爸爸后来谈到他们从少爷到革命者的转变时，就事论事的提起了两条：家道中落和相对自由化的教育。家道中落使他们没有祖上的余萌可以托庇了，必须准备自食其力，必须去关注将来要在其中讨生活的社会。而当时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社会弊端根本回避不了。但凡能了解事实、有正义感、有同情心的青年学生，大都会站在大多数受压迫的中国人一边，站在代表社会进步的力量一边。家道中落，也是他们没有什么既得利益需要捍卫，欢迎社会的改造。爸爸的思想感情很平民化，但同时又有旧时读书人那么一股劲儿，以民间疾苦天下兴亡为己任，不时来上点书生意气、不平之鸣，一不当心就成了革命党。“折戟沉沙铁未销”，大家子弟不经受几代人的磨难，很难将仗义执言的锋芒磨尽，认同凡夫俗子也是天经地义。我曾问过爸爸：如果仍从当年的环境开始，让您重过这一生，您还会选择投身革命吗？他通常最不愿意讨论这种抽象的、假设的问题，但他又不想回避我的问题中那隐隐惋惜的含义，他说，如果天下清平，谁都想有一个稳定的职业，过体面的生活。我们家祖祖辈辈都是读书做官，如果日本鬼子没打进来，我们兄弟完成学业后，也许有人会走这条路，我的姐夫叶公超、表哥杨继增后来都成了国民政府的部长。但日本的侵略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弄得国是日非、民族危亡，不改变当时那种社会状况，个人前途也无从谈起。而且青年学生，一腔热血，容易被改造社会的激进思想所吸引，即使不切实际，也总觉得比斤斤于个人得失、窝窝囊囊、蝇营狗苟要高尚些。再说你实实惠惠，当一辈子缩头乌龟，谁能保证日后你就不会被打成右派呢？问题不在当年的理想是对是错，问题在于为什么后来就不能照当初的理想去做……

说到教育，爷爷本身就是个享乐主义者，他奔波生意，周旋应酬，沉迷酒色，自然就不讲究那么多“正心诚意修身齐家”的古训。爷爷早年寓居在天津意租界，家中早早的就有了报纸，电话，颇得风气之先，不由人思想不开通，见闻不广博。爷爷死得早，家里奶奶多，各自为政，相互牵制，所以爸爸他们受教育的环境是比较宽松和自由化的。启蒙时是家中设馆，请先生来教，但内容已不再受四书五经、八股文章的局限，而且增加了数学和自然。以后上中学，眼界更开阔，兄弟姐妹多，相互影响，对社会思潮和局势的了解和探讨也多。在那个大转变、大动荡的年代，爷爷是个并不墨守成规的“弄潮儿”，只是他的转型并不成功，“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先是我三伯迷上了“五四”以后的新文学，开始追求个性解放，甚至与四奶奶的丫环生出了一段恋情并因此受爷爷的责罚，竟一病不起，撒手尘寰。接着是我的八伯袁永辉开始左倾，他是个壮怀激烈的热血男儿，没有那么多儿女情长，从小就自觉地砥砺意志，锻炼身体，随时准备坐言起行，去承担大任。他是弟弟妹妹们的头，也是他们后来走上革命道路的领路人。一九三五年底北京爆发“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八伯是清华大学学生中的活跃分子，紧接着他又随一批学生一起南下，参加了革命武装。抗日战争时，八伯已是八路军山东纵队参谋处作战科科长，是位智勇双全的指挥员。令人难以相信的是，一九四一年在康生发动的山东解放区的“抢救运动”中，八伯竟然被当作潜伏敌特枪决了！直到八十年代末，在爸爸的奔走申诉之下，八伯的冤案才平反昭雪，并在清华园勒石树碑，以纪其事。

其实在共产党的队伍中，出身于官僚、地主、资本家家庭，并非为生计所迫或为其它利益所驱动的“另类”革命者，为数不少。我妈妈陈琏也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从客观上说，当时国民党当局宁可丧失东北，退出华北也要坚持“剿共”打内战，在农村则拒不实行“使耕者有其田”的土改以缓和阶级矛盾，这些不得人心的政策把大批本来附属于统治阶级的青年推向了共产党的怀抱。从主观上说，象我父母这样的革命者，都受过教育，具有独立人格和侠义心肠，所以能超越阶级局限去追求为理想献身的那份崇高。可叹的是，并非所有的革命者都理解这种崇高，特别是当革命所建立的社会不再需要理想而只需要服从的时候，“另类”革命者总是最先被怀疑、被清算的。我父亲兄弟三人参加革命，都曾出生入死，结果一个被错杀，两个后来成了右派，加上我妈妈在文革中的惨死，简直是无一幸免！现在回过头来看，中国人口的大多数是农民，中国革命的主力是农民，它不可避免地带有浓重的农民革命的色彩。农民的理念是“均富”，大家都一样，凭什么你们比我过得好，凭什么你们比我懂得多，凭什么你们有一种我没有的品质，所有不是由革命而得到的东西都应该被革命“革”掉，为了成为彻底的无产者，你们就特别应该被不断革命、不断修理、不断折腾。在这种理念指导下的革命，无法产生具有生产性的制度安排，又无法包容和学习多样化的世界，只能关起门来，愚弄群众，运动群众，甚至是胁迫群众去进行内斗，通过内斗，在非常低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上，靠人们被斗出来的“觉悟”建立乌托邦社会主义。这是一条错误的路，失败的路，但却不是一条不可避免的必由之路。邓小平先生能在三十年后将中国从这条路上拉回来，就证明了这一点。三十年的弯路使真正的革命志士也跟着一起蒙羞！


（二）

在全国五十多万右派中，真正“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只是极少、极少数（按今天的标准衡量恐怕根本算不上）。绝大多数右派分子都是被“阳谋”“引蛇出洞”，抱着真诚的善意向领导提了些意见而祸从天降。我的六舅舅陈遂，上海交大的毕业生、建设中学的教师就是这样当的右派。他被送到宁夏去劳改后就音信杳然。直到文革结束后，家人才得到通知，六舅舅已在大饥荒的一九六二年死去。当时劳改队让饥肠辘辘的劳改犯自己去挖野菜充饥，六舅舅误食毒草，不治身亡，享年三十六岁，连家都没成。

爸爸的这个右派倒不是这么糊里糊涂当上的，可以说是在劫难逃吧。当时他在清华大学负责党务工作，不可能不说鼓励群众“大鸣大放”、向党提意见的话，上上下下的领导都说过类似的话，而且是党委会布置他去作这样的动员。结果他被清华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当作“党内右派”的典型登上了《人民日报》，通栏大标题是：“在斗争的紧要关头背叛共产主义　袁永熙做了右派分子进攻党的内应”，如此骇人的罪名，下场可想而知了。

我们小时候妈妈曾对我们做过这样的解释：你爸爸因为放松了思想改造，居功自傲，个人主义膨胀，结果犯了错误，走到了党的对立面。这是唯一逻辑上说得通的解释。从一九三九年到一九五七年，妈妈和爸爸风雨同舟一起革命了十八年，她很清楚爸爸绝对不会去反党，至多就是在某个具体问题上反对了当时清华的领导。至于反对得对不对，只有一个标准：看谁在政治运动中倒下。如果上级和党委一班人都不站在你一边，那你的反对就是站在了对立面，反对领导就是反对党，其他的申辩都是白说。

一九四七年九月，我父母新婚不久，受社会上地下电台案牵连，被国民党军统特务逮捕，并在家中搜出了“民青”纲领等文件。在严刑拷打、威逼利诱面前，爸爸机智应对，使敌人无隙可乘，掩护了同志，保护了组织，自己的身份也没有暴露。一九四八年五月底陈布雷和叶公超出面具保，释放出狱。由于与“民青”有关系已无法抵赖，爸爸在出狱时不得不签一份“悔过书”，不过他在“受共党蛊惑”，“误入歧途”这类词句前都加上了“并未”二字，以示不服。一九四八年十一月陈布雷自杀，一九四九年一月我父母在zhonggong地下党的安排下逃出国民党统治下的上海，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跋涉，终于归队。但在接下来的审查中，爸爸签的那张“悔过书”成了争论的焦点。

经过刘少奇批示，开除党籍，可以重新入党。当时中青委负责人向爸爸传达了这个结论，为了安慰爸爸的满腹委屈，特别强调了其中的“不影响使用”。一九五一年爸爸率学生代表团访问了英国、挪威和芬兰，这是新中国向西方国家派出的最初的民间代表团。当时中国与西方国家不仅没有外交关系，且正在朝鲜战场上兵戎相见。访问的最大意义是展现了中国青年的开放、友好、理性、和平和尊严，打破了西方媒体关于中国青年都是极端民族主义的赤色战争狂人的宣传。回国后不久，爸爸由团中央学生工作部副部长调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一路被“使用”下去。这个过程中蒋南翔起了关键作用。那时的共产党人朝气蓬勃，大家都想把自己的一摊工作做好，一点一滴的建设社会主义新事物。为此想要配一个好使的班子也不为过。爸爸有资历、有能力、有把柄，蒋以为是个好搭档，那是爸爸一生中少有的、用彩色缨络编织起来的好日子。

清华领导蒋南翔是个有事业心又权势欲极强的人，把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看得很重，当时他与高教部杨秀峰在苏联专家的分配和办学方针上有矛盾，总觉得清华遭人挤兑。一九五五年，中央决定组建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要抽调清华的师资，还得周恩来亲自召集陈赓、蒋和爸爸一起协调，才把事情摆平。对外要当“天字第一号”，内部就得步调一致容不得半点反对。蒋那时对爸爸常说的一句话是“要有政权意识”，这是他的发明。意思就是，现在我们胜利了、掌权了，和那些旧知识分子的关系变了。他们已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只有转变立场，附到无产阶级这张“皮”上来。解放前他们是我们反对国民党统治的同盟军，现在搞社会主义革命，我们是领导阶级，他们是被教育、被改造、被领导的对象，不服气就要斗争，这没有什么其它道理可讲。“政权意识”就是要按我们的观念改造世界，在各种运动、斗争中，拉得下情面，不手软，敢于坚持“左”的作法，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因为政权就是镇压之权，就是压制、打击不同意见之权，不这样使用政权，最后就会丧失政权，用毛泽东的话说，我们不作“宋襄公式的蠢猪”。五十年代，“左”的路线尚在发育时，这种发挥曾被认为是很高的“马列主义”水平。爸爸这人不太在意理论，想问题往往就事论事，宁可“俗”一点，平平实实地做人做事，也不愿意违心地去扮演自己不愿扮演的角色。爸爸过去搞学运有一种体会，凡事不能左，左就没朋友，左就被暴露，左就受损失，左就遭破坏。固然我们现在掌权了，可以不求人了，人家反过来要求我们了，可“人一阔，脸就变”，不亦小人乎？为了把清华办好，就要搞一个可以一手遮天的独立王国？爸爸也不肯苟同：事情都得大家商量着办，上下左右的关系还是要理顺，哪能尽如你意呢？这番见识使当初调他来清华的蒋南翔大感失望。如果爸爸只是思想懒惰，不爱学习，政治上有时未免天真，那作个人云亦云的糊涂虫就是了。可偏偏他在解决具体问题上又自有主张，不肯随便迁就，受到压制时，还会动点不怕事、不卖账、敢作敢当的“少爷”脾气，以为党内总应该还讲点民主吧，其实“政权意识”就是建立新等级秩序的同义语，上尊下卑，权力集中，说的就是不要民主，不管党内还是党外。一来二去就有了矛盾。爸爸不但没对蒋表示出应有的顺从与尊重，甚至还批评人家政治品德有问题，似乎他解放前搞学生运动时有些难以抹杀的功劳，就忘乎所以了，这大概就是所谓“居功自傲”说的由来吧。

其实“骄傲”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别人心目中认为你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对爸爸来说这个分寸尤其难以把握。一九四七年九月，我父母新婚不久，受社会部地下电台案牵连，被国民党军统特务逮捕，并在家中搜出了“民青”纲领等文件。在严刑拷打、威逼利诱面前，爸爸机智应对，使敌人无隙可乘，掩护了同志，保护了组织，自己的身份也没有暴露。一九四八年五月底由陈布雷和叶公超出面具保，释放出狱。由于与“民青”有关系已无法抵赖，爸爸在出狱时不得不签一份“悔过书”，不过他在“受共党蛊惑”，“误入歧途”这类词句前都加上了“并未”二字，以示不服。一九四八年十一月陈布雷自杀，一九四九年一月我父母在乔石、郁文夫妇的安排下逃出国民党统治下的上海，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跋涉，终于归队。但在接下来的审查中，爸爸签的那张“悔过书”成了争论的焦点。在中央青委最初的意见中这并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因为爸爸并没有暴露共产党员的身份，当然应该把原来的“角色”演到底。可当时的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帅孟奇认为，敌人不知道你是共产党员，你自己总知道吧，怎么能丧失气节，向敌人屈服呢？爸爸的老领导钱瑛则不同意这种说法：若不签’“过书”，分明就是暴露自己。不仅如此，同案已经被释放的陈琏、邢福津、陈彰远也要被抓回去，还不知会牵连多少其它人。共产党人的气节不能这么坚持。这两位资格一样老、在敌人黑牢中一样坚贞不屈的女共产党员为了爸爸的结论相持不下，官司打到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那里。刘当然知道其中的是非曲直，他自己早年在奉天也有过这么一段。问题是左派们（这是不带引号的左）动辄以牺牲了的先烈来说事儿，占据着理论和道德的制高点，刘也不能不有所顾忌。于是刘少奇提笔批示：“现在胜利了，对干部要求严格些有好处。可让其重新入党，但不影响将来的使用。”找遍党章也找不出“重新入党”这样的处分，要重新入党，唯有先开除出党，对政治立场不坚定，这样处分已是莫此为大了吧。帅大姐没话说了。小袁在狱中经受酷刑，严守机密，没给党造成任何损失，出狱后又积极寻找组织，所以准许他重新入党并注明“不影响使用”，钱大姐也该满意了吧。如果后来人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领导艺术没有概念的话，研究研究这个案例吧。

可后来问题还是出在这个左右逢源、收发于心、可以“各取所需”的结论上。当时中青委组织部长蒋南翔、学生部长荣高棠向爸爸传达这个结论时，为了安慰爸爸的满腹委屈，特别强调了其中的“不影响使用”。一九五一年爸爸率学生代表团访问了英国、挪威和芬兰，这是新中国向西方国家派出的最初的民间代表团。当时中国与西方国家不仅没有外交关系，且正在朝鲜战场上兵戎相见。访问的最大意义是展现了中国青年的开放、友好、理性、和平和尊严，打破了西方媒体关于中国青年都是极端民族主义的赤色战争狂人的宣传。回国后，毛泽东一度说要见一见，谈谈情况，后来也因为爸爸的“重新入党”处分而不了了之。不过爸爸总算官照作、级照评，由团中央学生工作部副部长到清华大学党委第一书记，一路被“使用”下去。这个过程中蒋起了关键作用。那时的共产党人朝气蓬勃，大家都想把自己的一摊工作做好，一点一滴地建设社会主义新事物。为此想要配一个好使的班子也不为过，爸爸有资历、有能力、有把柄，蒋以为是个好拍挡，他对何礼和爸爸说，我们三代清华地下党的领导捏在一起，一定能把清华搞好。那是爸爸一生中少有的、用彩色缨络编织起来的好日子。顺风顺水更使爸爸觉得四九年无端受一个处份本来就是冤枉，这种情绪如障目一叶掩盖了对他的结论中黑暗的方面：不影响使用并不表示你没有问题，重新入党也不表示你旧账已清、既往不咎了。多少旧政府留用人员、有政治历史问题的专家、学者不是都“不影响使用”吗？由此我们可以接触到蒋、袁矛盾的核心：蒋认为“不影响使用”是我对你的施恩，因为你并不是没有问题。袁觉得“不影响使用”是我应得的补偿，因为我本来就没有问题。出于这种认知上的差距，爸爸在工作中的不同意见，会被蒋看成忘恩负义；而蒋的指示差遣，爸爸总觉得他居高临下、颐指气使，也有抵触情绪。

高饶事件后，清华有人向上级指控蒋，清华党委作了调查，认为是不实之词，警告处份了那个干部（后来按蒋的意思升格为留党查看，中央监委没批）。可是蒋认为是爸爸调和矛盾、斗争不力，说他是司令，袁是政委，有人打司令黑枪，政委看着不管。五七年爸爸被定为三类右派再次开除出党后去找蒋，蒋不见，刘冰谈话，要爸爸着重检查对蒋的不满。六二年爸爸摘帽，蒋说，你最后的检查，党委认为还好，我看还差，但我尊重大家意见，给你摘帽。你那时为什么反对我？看我不行了？现在怎么样？八十年代初，爸爸早已平反，两人在一次春节团拜上不期而遇。毁了爸爸一生的蒋仍无丝毫悔意，恨恨走开。活在这么深的怨恨中，令人想着都不寒而栗。不管怎么说，政委并没有打司令黑枪吧，可结果却是把政委拉出去“毙”了！

爸爸曾不无悲哀地自嘲说：为什么我成了右派？两条：一是被捕而没有英勇牺牲；二是“被使用”而没有意识到要报答蒋南翔的“再造之恩”。


（三）

接下来的二十二年（一九五七～一九七九）是用荆棘编织起来的苦日子。爸爸先是在京郊昌平县长城脚下的一个劳改农场劳改了五年，他自称是“苏武牧羊”。其间曾感染羊炭疽病，很多医院都不知道这是什么病，多亏友谊医院一位年轻的住院医生猜出了病因，才得以治愈。一九六二年爸爸从右派变成“摘帽右派”（其间的差别是后者已认罪悔改--与其说这是一种宽大，不如说是再加一层羞辱），被下放到冀南的南宫县教中学。被下放到冀南的南宫县教中学。蒋南翔特别指出，没送你到边疆，已是很大的照顾了。事实上，让爸爸远离北京，以防在另一种政治气候下他可能会上诉，才是极大的不照顾。

五七年六月当清华党委把爸爸从进城听报告的车上赶下来时，爸爸就意识到连串的打击将接踵而至。政治上被人冷不防推下悬崖，惊恐震觫、头皮发麻、脑子发炸，也就是突然宣布的那一霎那。没有什么可失去后，也就无所畏惧了。就象1947年秋，军统特务从房顶上纵身跃下，包围了棉花胡同甲五号爸爸他们正在开会的小屋时一样，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可是妻离子散造成的痛苦却是永远无法愈合的。

反右刚发动时，毛泽东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曾在小范围内传达，知情的领导不仅是秘而不宣，反而更起劲地鼓吹“鸣放”，以期引蛇出洞。我母亲也不了解情况，属于不受信任的被引之列。

六月中旬北京市委宣布开始揭批袁永熙时，妈妈还希望爸爸振作起来，把问题讲清楚，争取党的谅解，她也表示了不会和爸爸离婚。七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北京日报》、《中国青年报》都在显著版面刊登了袁永熙“堕落”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的长篇报导。妈妈知道这次爸爸已不可能象四九年审干时那样，说清问题，全身而退了。一场塌天大祸竟不知由何而起，妈妈内心充满惊恐、焦虑、痛苦、委屈和迷茫。要让妈妈当时就意识到党的路线出了偏差，那是梦话，连后来的第二代领导核心当时都没有意识到。这种情况下一种自然的思维取向就是从身边最熟悉的人和事中找原因。爸爸对四九年的结论心里不服，和蒋南翔之间有矛盾，妈妈当然是知道的，但现在演变成了敌我矛盾，撤职、开除、见报、劳改，这些事就不能不重新认识了。妈妈的理想主义倾向使她往往从道德情操上去归纳政治斗争。“天下唯有德者据之”，革命就是有道德、有追求、代表社会进步的新兴力量取代没落者、谋私者的过程。解放后党内的问题从张子善、刘青山到高、饶最后也都落脚在道德品质上。陈毅元帅在一首诗里总结说：“手莫伸，伸手必被捉”。代表了当时对党内斗争的这种单纯的认识。

相对来说管住自己“手莫伸”应该是容易做到的，可让妈妈想不通的是，一起出生入死十八年的小袁，怎么就不知道谦虚谨慎、改造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呢？怎么就不能把一九四九年的结论当成组织上的严格要求呢？这下好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膨胀，利用鸣放反对党的领导，终于成了右派。妈妈哀其不幸，怒其不明，一家人都跟着受牵连。妈妈当时的地位非常软弱：作为大右派的妻子，袁永熙的反党阴谋，你一点都不知道吗？四七—四八年的入狱和被保释，你们也是一起的，真的就那么单纯吗？这时蒋南翔又出场了，向妈妈传达了两条：一）袁永熙的问题和你没关系，不会株连到你。二）你背叛反动家庭投身革命，党相信你也会勇敢地和右派分子袁永熙划清界限的。已经不用说更多的话了，为了对丈夫的忠诚而失去党的信任，妈妈不会那么做，因为她并不肯定爸爸是正确的或无辜的，而她自己入党时就准备为党牺牲自己的一切。爸爸当时对离婚也没话可说，再搭上一个也没有意义。五年后爸爸摘帽，曾试图通过复婚留在北京，妈妈拒绝了。离久情疏，她已习惯了一个人的宁静淡泊，不想再起波澜。在阶级斗争风声渐紧的形势下，对孩子们来说也是关系单纯些好。

爸爸每每提到妈妈都黯然神伤，他总说如果两个人在一起的话，妈妈在文革中就不会自杀。这个“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的话可能正确，正确得几乎同义反复，那就是：如果妈妈能够接受一个已经离异的摘帽右派，她就能接受世界的不完美，革命的不完美和人生的不完美，她就不会自杀了。

从一见钟情到终成眷属，爸爸对妈妈苦苦追求了八年，若不是他当年是地下党的头儿，机警干练，富于谋略，颇孚人望；若不是妈妈既不愿脱离革命又不能找一个圈子外面的青年；若不是周恩来、邓颖超夫妇硬把妈妈从去延安的车上拉下来，叫她回陈布雷身边；要不是上级领导钱瑛大姐，和伙伴们的极力赞成和催促，爸爸的追求很可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我能理解妈妈长时间的犹豫：爸爸太事务性了，平凡踏实，不务虚名，浅显直露，诚恳待人，但没有诗意，没有美感，没有好学深思的静气，没有“天地存乎一心”的内省和深沉，甚至不会想到为了所爱的人要使自己变得好一点。爸爸总说想那些“虚”的没用，人是立场、态度、和方法的统一体，思想感情反倒可以忽略，这种“客观”的思想方法使他可以轻而易举的得出一个短期“有用”的结论。目的是过河，方法是架桥或找船，如此而已。爸爸喜欢下围棋，这里就只有谋略而没有思想，他甚至也不愿研究原理，全凭多年的实战经验去与人周旋。他后来教书，最喜欢平面几何，几乎没有什么题能难住他。这里只有逻辑的完美，没有任何感情色彩和不确定因素。这种经验主义、实用主义、不求甚解、自以为是，碰到妈妈这么认真的理想主义者自然就不讨巧。爸爸的长项是做事，没有正经事做，思想感情就没有寄托，他只能“达则兼济天下”，不能“穷则独善其身”。我想象不出，如果文革时他们两人还厮守在一起，爸爸能给妈妈什么样的鼓励和安慰。如果因为爸爸的问题加重了她内心的负罪感，以妈妈之刚烈，恐怕仍难免一个悲剧的结局。

相比之下，爸爸的散淡疏懒、不拘一格倒使他更能承受命运的重击，不去多想慢慢也就看开了。他的口头禅是：想那些没用。我分辨不出这是随遇而安的豁达，还是对现实的厌倦，或者根本就是根性中的懒惰。爸爸下放到南宫中学自然是“锥处囊中”，什么课都能上，俨然一个“全才”，尽管他在西南联大基本上没务什么“正业”。南宫很穷，但民风淳朴，有习武的传统，又是老根据地，以盛产“八三四一”战士而闻名。当时爸爸从行政十级降到十七级，可到了南宫还比县长大。加上又是京城里来的过去的老革命，犯了错误可人家改了（摘帽了），谁还会去为难他呢？久而久之，右派在普通老百姓眼中倒成了可敬的人。

一九六五年邢台大地震，南宫县城也房倒屋塌，爸爸一向仰赖的食堂也开不了火了。这种实际情况给领导和同事们的“关怀”提供了很好的借口，在他们的热心张罗下，爸爸终于抢在政治大地震发生之前，利用“四清”与“文革”之间短暂的间歇，第二次成家。后来的事实证明，如果没有一九六五年十月底的再次结婚，爸爸从十年浩劫中存活下来的可能性几乎是零。

我的继母张兰芬当时是南宫中学的化学教师，天主教徒，说不上多高的政治觉悟，正因为如此,她在维护爸爸这一点上绝不会有半点动摇。她虽然是大学毕业，但不改乡土本色，为人质朴，性格张扬豪放，一点事都会弄出很大响动，只有在祷告时才非常虔诚。文革发动后，爸爸被说成是刘少奇、彭真安在南宫的定时炸弹，被斗得死去活来。我继母见势不妙，直冲县人民武装部，见到支左部队首长双膝跪到，大呼：“救救袁永熙！”也幸亏这些军队干部出面干预，把已被打得口鼻流血的爸爸救了下来。一而再，再而三，只要爸爸一被揪走，我继母就去搬救兵，她脑子里只有一个固执的念头：不管他有什么问题，就是不许你们打他！她不仅拒绝揭发爸爸的“问题”，还故意和红卫兵激烈冲突，让他们把本来没什么问题的她也关进“牛棚”，以便就进照顾爸爸的饮食起居，一起劳改以监视红卫兵的“革命行动”。红卫兵先是威胁要打断她的腿，后来干脆放下爸爸，开始斗她。这么奋不顾身的引火烧身，甚至不惜以死相拼也要保住爸爸，我继母心地之单纯、性情之强韧、只认天理伦常、藐视“革命”的戒律与教条，闻者无不为之动容。她自己没有孩子，至亲也早已谢世，所以他把爸爸看成自己生命的一部分，不容侵犯。她就像鬼使神差的守护神，在这个节骨眼上来到爸爸身边，保着爸爸历经险阻地走出了文革的劫难。

一九七九年，爸爸终获平反，回到北京，睽违二十二年后又开始重温做官的感觉。可在我继母眼中，老袁还是老袁，管你什么学院院长，政协委员，照样呼五喝六。日子在南宫怎么过，在北京也怎么过。不管爸爸怎么抱怨，我们怎么劝说，她固执梗顽，一如面对当年的红卫兵。一九九一年，爸爸中风后，终于没有决心通过锻炼来恢复手脚的机能，吃喝拉撒睡，全靠继母操持。爸爸像个被宠坏的孩子，一没有人在跟前，就要叫“兰芬！”须臾不能离开。他一会儿起，一会儿睡，一会儿拉，一会儿尿，把继母折腾得够呛。他们几乎每天都要争吵，在外人听来他们像是有很深的矛盾，其实这是爸爸希望被人关注的策略。爸爸的晚年很怕孤独，孩子从小就不在一起，以后散在各地又都有自己的事儿要忙。眼前的老伴儿虽说是患难夫妻，但爸爸在她的心目中永远被定格为那个窝窝囊囊的摘帽右派上，对着她，“公瑾当年”，欲说还休，“老骥伏枥”，不提也罢。爸爸一生太实在，太唯物，到这种时候“最难将息”，一生的机会都已穷尽，能做的事情都已做完，怎么去排遣对死亡的恐惧呢？吵吵嘴至少能使生活有点色彩、有点生气。我弟弟对此已习以为常，说这是他们之间特殊的交流。

每当我也不知道怎么安慰爸爸时，我都会想到生命短暂但精神富有的妈妈。人能想些“虚”的，那是一种造化，一种崇高的欢乐，一种不甘“心为形役”的解脱。虚邈的思想可能对你眼前要做的事情没用，但能带给你生命的充实和内心的自由。一度听弟弟、弟妹说爸爸坐在轮椅上还跟着继母去了教堂，可后来才知道他并不是出于对“天国”的向往，而只是不愿被一个人撂在家里……


（四）

一九七四年初，农历除夕，浅灰色的天空中飞舞着细小的雪花，华北大地惟余茫茫。一个老乡在自行车后座上驮着从二千四百公里外的云南赶到这儿的我，吃力的骑行在南宫县城到薛吴公社的乡村土路上。他满头大汗，我冻得发抖，我一再说和他换换，他生怕我答应的五块钱泡汤，执意不肯。车拐进空荡荡的薛吴高中的场院时，我的脚已没知觉了。总算找到一个还留在学校的老师，他说爸爸和继母昨天就进城去接我，然后一起去北京过年，怎么没有接到呢？等我再骑车返回县城时已经是暮色四合，爸爸和继母在寒风中瑟缩着在路边迎出很远，脸上挂着欣喜而歉疚的的微笑。这是我们分离十七年之后的再次相逢，那灰暗的寒冷，不安的期盼，羞于流露的情感，遥远疏离的时空，阴差阳错的折磨，当时的场景像是缩写爸爸人生的神秘符号，烙在我敏感的心底。 妈妈带着我们离开爸爸的那年我才六岁，依稀的印象中他不常在家，很多时间一人住在清华，他对我们有点不知所措，很少亲热的表示（也许是因为他抽烟我们宁愿不要他亲热）。我小时候多灾多难，爸爸倒是也没少操心。我患小儿麻痹症后，他联系苏联专家，每周抱我去做电疗，又和妈妈、幼儿园的院长苏哲阿姨一起领着我上下楼梯练腿，使我总算没瘸。爸爸每次提到这件事都很自豪。又有一次我在幼儿园摔掉门牙，流了很多血，在医院缝完针，爸爸妈妈才赶来。见到妈妈又大哭起来，爸爸见我狗窦大开的样子，忍不住开心地笑了，我当时心里真恨他 。爸爸回家也总一个人睡在外间，躺在床上还抽烟，地上铺着一张报纸用来吐痰，本来整洁的家，他一回来就乌烟瘴气，脏兮兮的。妈妈对他的懒散邋遢的没落气深恶痛绝。那张恶心吧叽的报纸也把我们和他隔得远远的。

一九六二年夏，妈妈调到华东局工作，赴上海前夕，刚刚摘帽的爸爸提出要再见孩子们一面，妈妈还费了很大劲向我们解释：爸爸不是坏蛋，改好了。那天妈妈回避了，我们被领到姑姑家。爸爸高兴得有点手足无措，反反复复地说：五年不见，长这么大了。我们只顾自己玩，爸爸在一边看着，显得消沉而无奈，姑姑不断的要我们过去和爸爸说话，我们也拘谨戒惧，不知说什么好。临别爸爸还给我们买了礼物，姐姐得了一条围巾，弟弟得了一副乒乓球板，我得了一盒装在蓝色铅笔盒里的高级铅笔。在那个大饥荒的年代有几个中国孩子能得到这样的礼物？想到这以后不知何年再相见，爸爸忍不住亲了亲弟弟。

以后就是“十年生死两茫茫”。文革之初，拜父母离婚之赐，我和姐姐居然也有资格当“红卫兵”，造别人的反。而千里之外南宫县的红卫兵正把爸爸打得死去活来。这是一副何等混乱的图景？荒唐岁月，不堪回首。妈妈死后，我们都被下放到偏远的农村插队，在当时的大动荡中渐渐被人遗忘。一九七二年底爸爸“解放”出了牛棚，也知道了妈妈的死讯，开始找我们。爸爸妈妈的老朋友古念良、沈吾华夫妇从姨妈那儿知道了我们的下落，接着爸爸就开始和我们通信。要不要和爸爸恢复关系，当时是有争论的。一九七三年在邓颖超的干预下，对妈妈的结论又作了复查和改正，从原来的“自杀叛党”、“敌性内处”、“开除党籍”，改为“有变节行为”、“党籍不予处理”。所以如果还像以前一样，我们的家庭出身只算妈妈、不计爸爸，我们背上的黑锅会轻一些，“改造好”的机会也大一些（当时我们被称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不过，这纯属自欺欺人，你说你划清界限了，和爸爸没关系了，他说你没划清，还有阶级烙印。与其指望人家开恩相信你，不如作一个正直无畏的人，对自己真诚些。妈妈死了，家也没了，我们总算都从农村抽调到工厂有了一口“大锅饭”可吃，既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也不图领导的“信任”了，背不背这口黑锅又有什么两样呢，爸爸总归是爸爸。同是受压迫、被歧视的人，何不守望相助、相互支撑呢？问题在于：十七年的分离是父子感情一片空白，印象也大多是负面的--多年来妈妈教育我们不可自私、不可懒惰、不可放任自己，爸爸都是现成的“反面教材”。不过感情是可以建立的，如果你需要并且愿意去尝试的话，爸爸的信写得很通达、坦诚，又不失尊严，是我了解了他也曾一度辉煌。文革搞到这种地步，大批老干部被打倒，爸爸不过是个“先行者”罢了。无篷的小船在风雨中漂流，也渴望有一个平静的港湾。六年多无家可归之后，想到除了云南林学院的单身宿舍之外，在遥远的河北又会有一个家，心中涌起一种异样的温暖……

这个家非常简陋，“干打垒”的平顶房，砖地，一盘土炕占去了小屋的一大半，炕与门之间考墙有一低矮的土灶和水缸，门右边窗下那张简易的书桌才提醒人们这是个老师之家。爸爸怕分离十七年、千里寻父而来的儿子对这个家太失望，才决定在南宫迎我然后一起去北京。不想阴差阳错，被我撞破。爸爸过虑了。妈妈虽然批评爸爸，但他的批评给我们树立的道德准则却是：“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斯是陋室，惟吾德馨”。从那以后我每次的探亲假都是昆明—南宫—北京。

爸爸从不吹嘘自己，即使是为了孩子们的“回归”。他们的朋友们则觉得责无旁贷，在我们面前对爸爸倍加赞赏，什么错划右派，全是扯淡。我的是十四姑父孙国梁态度最鲜明，他是北京市教育局的老局长，也是爸爸从小的朋友，一九四六年爸爸带“南系”的地下党员从昆明复员回北平就是通过他与“北系”组织建立了联系。当时姑父家里常常聚集着一批老干部一起骂“四人帮”，关注周恩来、邓小平的整顿，为蒙冤者上告出主意，为各地更多老干部复出工作想办法、找门路。爸爸自己不说什么，只是三天两头把我往姑父家带，让我自己去听去想。他反对“四人帮”，反对极左的立场是不言而喻的。姑父对爸爸特别的礼貌周到，每次都要送到院子大门口。他每次翘起大拇指对我说：你爸爸，好人，硬骨头。听那意思：你们若再有什么“左”的想法不敢认爸爸，那简直就是站到“四人帮”那边去了。那年头什么都要上纲为路线斗争。

一九七九年爸爸平反回北京，工作一时无法安排，在中央办公厅落实政策办公室帮忙。一天他指给我看对面房间一位高个的老人，说他是胡风，他们正在办理他的申诉。当时在胡耀邦主持下，不管是哪次运动、哪个时期、什么人批示的，冤假错案有多少平反多少。一九八Ｏ年春节爸爸和方群一起去给胡耀邦拜年，胡问爸爸今年多大了，爸爸说六十三了。胡接口说：“六十三大了点了，做不了多少年了”，他一指坐中的胡启立，“要象他那个年龄就大有可为了。”爸爸的问题还不止是年纪，二十二年右派已把他的锐气磨尽，再说那么多的老干部要工作，结果人浮于事，谁也干不好。可是早早退下来又不甘心，平反后走个过场就退，像没平反似的。一九八二年爸爸去北京经济学院当院长，一九八六年以后还当了几年顾问，第六、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算是对他二十二年右派的政治补偿。政协定期组织委员们到全国去视察，了解民间疾苦。八十年代改革中的深层矛盾暴露还不充分，普遍的情绪也比较乐观，爸爸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并不高。有几次想就教育体制改革和民主法制建设作个系统些的发言，“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自由化”又使他心里添堵、兴意阑珊。他对“左”的论调非常抵触，常常把报纸一摔，再也不碰，如果是文件，那就让我们看完给他讲个意思，他实在没有耐心再听那种虚张声势的“训话”。如果是与人交往，他非常慎重，不轻易表达自己的见解，怕引起别人不快，就是事后也不加以评论，不贬低别人，不利用别人，厚道的近乎窝囊，微笑中总有种略显傻气的歉意，好像在说：阁下的高论真令人佩服啊……如果我在北京，他喜欢带着我去拜访他的老朋友、老同事，显配显配他还有这么个颇上台面的儿子(对我来说，如果老爷子以我为骄傲，为什么不呢？）。其实我感觉得到，二十二年的人下人使他的思想感情彻底平民化了，一旦又回到北京这个权力中心，和真正管事的官儿们打交道，他自信不足，资讯不足，显得局促。这时有我在旁边，他感觉会好些。他常抱怨弟弟不善与人交往，而且不肯“练练”，即陪他出访。我不禁心里暗暗好笑：我们“练”它干嘛呀，那都是你最该去练的事儿。爸爸的天真，有时使我纳闷，二十多年的痛苦压抑缓解之后，显现出来的竟只是思想感情的返璞归真。是他把自己的遭遇通天彻地地想透了，还是他根本就没有想……彻彻底底地只活到今天。

爸爸自己说他年轻时也是锋芒毕露，以后当上了右派才不得不收敛。他一再告诫我，要懂得在战斗中侧身而立（鲁迅），能不说的话就不说，更不要得理不饶人，因为一张狂就失分寸，就得罪人。他对我的倔强、直率、雄辨和玩世不恭几乎失去了信心，甚至恨恨地说：“你会像风一样，将来下场很惨。”文革后期，社会上实惠之风劲吹，打家具、做裁缝、练厨艺，爸爸希望我这个“少年政治侠客”收收心，学点实惠的本事，我不屑一顾：要学就学“万人敌”。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后，我连续读了七年书，然后又留在大学当老师。知识分子总是不满现实、批判社会的，可是我不做官，就没人找麻烦，下场也无从“惨”起。不过爸爸的这句诅咒，还是在我心头留下了阴影：我们这个家被反右和文革弄得支离破碎，连爸爸也没有自信把它从新凝聚起来。这个影响会一直延伸到将来。我们和爸爸重圆时已经长大成人，生活道路已经定型，十七年没有交集的经历，他也很难教导我们什么，他的经验还停留在过去，而我们已急不可待地冲向未来。未来并不会自动治愈这个家庭的创伤，甚至会“复制”出类似的创伤。二ＯＯＯ年爸爸的预言开始应验：我曾长期追求、倾心相爱的女人终于也离我而去。家又破了。从这一点说，我和爸爸当年一样，下场很惨。老一辈的维系失去后，下一辈对长辈和家庭的承诺就变调了，关系就松散了，谁也不卖谁的账，配偶之间更是如此，一对一地deal，随时可以破局。由此又影响到孩子对父母的看法和将来的生活取向。十九世纪初老袁家“大宅门”的盛景已不会再现了。


（五）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二日，外公陈布雷最后一次看到太阳升起。在他决心自裁以了却一切烦恼之际，他仍然放心不下半年前才保释出狱、自己有“严加管教”之责的女儿和女婿。他们至少是思想上“亲共”，这已是人所共知，自己死后，当局会不会再找他们麻烦，令人担忧。怜儿是他一生的心病，为父的话，她总认为是替国民党当局说的。在这生离死别之际，不要再触动这块伤疤了。于是他打电话叫来了正在中央信托局上班的爸爸，作了一番临终嘱咐。他说：“我一生最大的错误是从政而不懂政治。投在蒋先生手下，终至不能自拔，如今悔之晚矣。”他默然了好一会儿，话锋一转，切入正题：“政治这个东西不是好弄的，你和怜儿像现在这样，凭自己的本事，做点对社会有益的事，不是很好吗？千万不要再卷到政治中去了，千万，千万！”后面那句没有说出来的话是：你们如果再出事，我可就保不了你们了……更多的话也不必说了，到明天太阳升起的时候，为父之心就将大白于天下了。

可叹的是“布雷鸣过后，迷津仍不醒”（陈布雷早年在上海办报鼓吹国民革命时，文章备受推崇，有诗赞曰：“迷津唤不醒，请作布雷鸣”）。在爸爸妈妈看来，外公之死预示着独裁统治的瓦解，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不会再有黑暗的政治，只有为国家快速工业化而实行的管理、引导和协商。妈妈是学历史的，当然知道新王朝建政后的权力重组意味着什么，但政治作为一种手段，只要不是为了一党一家的私利，而是为了国家民族的前途，就是道德的，就是合理的。

话说回来， 如果爸爸愿意听从外公的劝诫，他有办法从政治中退出吗？没有。如果他不曾孜孜以求地寻找组织归队，他将是“脱党分子”，五七年仍然在劫难逃。如果他四九年对审干结论不服，不申请重新入党，对抗组织，下场更惨。除非当年中组部说，我们现在胜利了，不需要那么多人了，你既然没牺牲在敌人监狱里，也就不用回来了，该干吗干吗去吧。这固然令人齿冷，但如果能不荒废后来二十二年的人生，倒也不失为一个合理的解决办法。非要“天下英雄尽入我彀中”，非要所有党员“从一而终”，这又是一种“强迫症式思维”。同路人也是一种缘份啊 （爸爸有个朋友邓锟，曾是东江纵队的红小鬼，后被谢富治批判为地方主义，愤而出走香港，与内地作生意发家，躲过了所有的运动，潇洒一生。我的中学同学孙恒志，八九学运中因征集党员签名，被撤去上海市委研究室主任职务，派到宋庆龄墓看坟。他辞职下海，自己办了公司。可见退出政治，需以社会多元化为前提。）

其实爸爸压根儿也没想过要退出，离开革命队伍，还能干什么？当然中组部也不会说你请便这样的话。相反，周恩来夫妇在一次家宴中还对爸爸妈妈说：我们在延安听说你们被捕，可着急了，也不知道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我们让《解放日报》发了消息，说国民党连陈布雷的女儿、女婿都抓，可见其内心多么虚弱。试图掩护你们。不管掩护是不是起作用，这话出自周恩来之口，就足以让爸爸肝脑涂地、万死不辞了。命运真是捉弄人，你不想退出吗？不知哪里飞来一脚，你就变成了右派，被踢出了革命的大门。被打倒是脱离极左政治的唯一途径。

爸爸背负十字架走过了二十二年，在沉重的政治压力下生活得很艰难。但有一点恐怕是他可以感到安慰的：他从五七年就没资格再“左”了，没可能再去害别人，从而保持了他的灵魂清白。在 那漫长的岁月中，他都想过些什么，我们今天己无法去探究。他一定仔细地审视过自己的一生。因为他不得不写很多的“检查”和“交待”。看着这些材料，我感到心酸：就为了毛泽东先生一个荒唐而固执的想法，多少人竟然不得不这样浪费自己的才智。“左”的路线根源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具体的事件、具体的人物似乎没有必要再提。可是从另一方面看，如果没有当事人之间的个人恩怨和眦睚必报、人莫予毒的强迫症式的思维，左的路线也不至于为祸如此惨烈。为什么我们的革命要把人变成冷酷无情的执行党的路线的机器，而不是要让大家都变得更好更富于人性呢？无产阶级要解放全人类，是要把全人类都变成无产者，还是变成有产者？为什么在“民主派”和“自由化”之前一定要冠以“资产阶级”的限定语呢，无产阶级不配享有民主与自由吗？

爸爸在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中加入共产党，他相信自己是投身于一个追求民主和社会进步的正义事业。在他担任主要领导的昆明“一二·一”学生运动中，（据杨者圣先生在《国民党‘军机大臣’陈布雷》一书中的考证，“一二·一”事件的善后是陈布雷）置老蒋的指示于不顾，另搞一套，因势利导，将学运化解。实际上这对未来翁婿之间的斗法，可以说是各得其所，都让对方下了台阶。学运最难之处就是如何收场。陈布雷的措施使学运可以圆满收场，成就了爸爸的功业。四位烈士为民主献身。一九五七年在中途变调的“民主”实验中，他成了右派。但三十二年后，七十二岁的爸爸又带领“西南联大校友会”的同志，走向了天安门广场。当我在香港听到这个消息时，爸爸畏葸、羞怯的形象在我心目中陡然之间变得高大了……

一九九六年我和爸爸在北京最后一次团聚。当时爸爸已中风多年，深居简出。那年爸爸七十九周岁，按照“作九不作十”的惯例，郁文阿姨、乔石叔叔在家里设宴，请我们全家，为爸爸做寿。那天为了把他的轮椅从楼上搬到楼下，忙乱中忘了他的假牙，结果寿星老只能面对满桌菜肴在一旁陪坐，回到家里再一个人兴味索然地补吃带回来的菜。不久，我出了国，再也没有见到爸爸。

爸爸去世后，有人写了一篇文章，标题是：“凄风冷雨六十年--袁永熙的悲剧人生。”（陆怀峰。《传记文学》七八卷第一期。）其实爸爸的一生很丰富，大起大落，波澜壮阔。他是陈布雷的女婿，又是共产党在国统区“第二条战线”上的领导核心成员；他坐过国民党的黑牢，也受过共产党的劳改；他管理过最高学府，也教导过农民的孩子。他曾是国民党中央信托局敌伪资产处置科的科长，也曾是《人民日报》点名的大右派；他曾被红卫兵揪斗，也曾在政协举手；他访问过很多国家，他和很多领导人有交往……这些都不是“悲剧人生”四个字就能概括的。访问者们如果没有对具体历史时代的了解，很容易被他邋遢的外表，谦卑的表情和平实的谈吐所迷惑。

今天我在地球的另一边，写爸爸上个世纪的故事，感觉上总隔着一层什么。这不仅仅是因为手头几乎没有资料，也不仅仅是因为我和爸爸一起生活的时间很短，而好象是爸爸的经历很坎坷，而内心太简单，以至我都不知道该告诉人们些什么。不管怎么样，我已经把我能表达的意思都说了。

吹笛在湖北

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