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华：毛泽东与王明的首次公开交锋

一、穷途末路的国际派
1938年9月，王稼祥传达的季米特洛夫支持毛泽东为zhonggong领袖的「口信」，在zhonggong上层犹如引发了一场七级强地震，对王明等产生了巨大的冲击，zhonggong核心层随即发生急剧的分化和新的组合。毛泽东虽未正式出任党的总书记一职，但从此他已理直气壮、当仁不让地独揽zhonggong党、军一切大权。在毛的分化瓦解下，原先就已显现分裂迹象的王明营垒更加分崩离析，王明等开始丧失与毛争斗的意志，在政治上逐渐衰竭下去。
作为毛泽东头号政治对手的王明，自1938年底从重庆返回延安后，实际上已被毛泽东锁在笼中。从莫斯科返国后，王明在政治上的风光岁月仅仅维持一年，王明初抵延安时的那种热烈、欢快的气氛早已烟消云散，现在王明只能依照毛泽东的安排，在某些节庆场合出来点缀一番，其政治上的权力已被大大削弱。
在毛泽东的控制下，王明在政治上的失势是一步步进行的。六届六中全会后，王明仍是书记处和政治局成员，在六中全会后还新兼任了中央统战部部长。从重庆返回延安后，在1941年初，王明又被任命为中央南方工作委员会、东北工作委员会和中央党校委员会等三个机构的主任，王明并担任了中央妇女工作委员会书记和中国女子大学校长。从表面上看，王明一时担任了许多重要职务，然而，王明的这些职务大多为空头闲职。1939年后的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已完全由毛泽东控制，开会时间、会议议程等一切皆由毛决定，旁人不得置喙。至于中央统战部，则是延安的一个冷清衙门。统战部下辖三个科：干部科、友军科、各党派科，然而zhonggong有关与国民党统战的所有大政方针，全由毛泽东亲自掌握，周恩来则起着辅佐毛及执行毛指示的作用，王明在决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极为有限。延安的中央统战部只有王明和副部长柯庆施、南汉宸（1939年9月至1941年初任统战部副部长，1941年2月调往边区政府任财政厅厅长）以及少数工作人员。除了有时配合延安交际处出面接待几个来访的国统区知名人士外，统战部的主要工作是负责指导延安的中国女子大学，统战部的领导，从王明、柯庆施到干部科科长徐一新（即徐以新）都在女大任职。原先中央统战部对边区党委统战部也负有指导责任。1939年，时任边区党委副书记兼统战部部长的王观澜表示反对王明提出的边区也是统战区的观点，引起与王明的争论。毛泽东一锤定音，决定新设边区统战委员会，由王观澜任主任委员，宣布今后边区统战问题由该委员会领导，大事直接请示中央，将王明任部长的中央统战部的最后一点权力也彻底剥夺干净。中央南方委员会、东北委员会这两个机构更是形同虚设。南方工作委员会成立于1939年底，本来是为了加强对国统区zhonggong地下党的领导，但事实上有关南中国党的工作，基本由设在重庆的zhonggong南方局领导。在抗战阶段，延安与东北的直接联系很少，特别是东北抗联失败后，zhonggong在东北的工作几乎完全停顿，为此，1942年中组部曾挑选177名东北籍干部前往东北开辟工作。被派往东北从事地下工作的党员主要为苏联情报机构服务，间或也与延安发生电讯联系，但是在日军严密控制下的伪满洲国，从延安派出的zhonggong地下党员很难开展工作，多数秘密机关被日军破获，因此设立中央东北工作委员会，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虚应人事。任命王明负责中央党校工作委员会，却是毛泽东的别出心裁之举。毛以此举有意挑起王明与张闻天等的矛盾，指望坐收渔人之利。王明真正负责的工作岗位，只是中央妇委和中国女子大学。而安排王明担任中央妇委书记和女大校长，则有明显羞辱王明的含意。
对于江河日下的王明，毛泽东无丝毫顾惜之意，反而谋求对王明的进一步打击。王明领导的中央妇委共有六名常委，包括其妻孟庆树，担任常委的蔡畅、帅孟奇，不时就工作中的一些问题和王明发生冲突。一度在国际和国内政治舞台上风光十足的王明，到了1941年初，竟不得不主持召开妇委保育工作会议。王明任校长的中国女大也受到种种限制，在解决生源、人员借调、学生分配等许多问题上，都碰到不少麻烦。1941年2月13日，王明为女大毕业生分配事写信给陈云，提议中央组织部将调做其它工作的女大毕业生的比例下降到25%，希望把来延的女学生均送入女大学习。次日，陈云覆信给王明，规劝王明「彼此以服从中央书记处多数同志通过的决定为好」，陈云在信中说，「女大是我党的学校，全部学生都应归中组部在中央总的意图下分配工作」，暗指王明将女大视为自己的私人范围。陈云向王明明确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妇女工作是全党工作的一部分，我是党的工作者，我的责任和我的要求，也仅仅是『一视同仁』四个大字」。
1941年6月，王明被免去中央妇委书记的职务，由蔡畅接任。9月1日，创办两年、在海内外享有盛誉的中国女大被合并进延安大学。蔡畅上任伊始，马上将妇委中原在中国女大学习的女干部召集在边区政府交际处会议室开会，「了解一下王明当女大校长时，有什么错误言论」。在蔡畅的领导下，中央妇委开始批判王明在领导妇委工作中所犯的「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的错误。
毛泽东对付王明最厉害的措施是切断王明与莫斯科的联系渠道。毛独握与斯大林的通讯系统，除毛之外，任何人不得染指。据师哲透露，1940年2月任弼时在莫斯科时，共产国际机要处交给他两套机要密码，由周恩来于3月随身带回延安。同年11月，延安与莫斯科新的通讯系统正式开通，「效果良好，通讯准确无误」，但「只有毛主席一人有权使用」。掌握这个绝密的通讯系统的机构，对外称「农村工作部」，又叫「农委」，设在中央警卫团附近的小砭沟，部长为吴德峰，副部长是帅孟奇。毛泽东为了避人耳目，任命王观澜为中央农村工作委员会主任，其实王观澜并不参与此事，吴德峰才是真正的负责人。但是，作为中央机要局局长的吴德峰也不能与闻毛与斯大林电报往来的内容。参与电报翻译的只有极少数中央社会部工作人员，如师哲等一、二人。极端机密的电报则由任弼时翻译，直呈毛泽东，从而避开了师哲。
在毛泽东的严密封锁下，身为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委员、政治书记处候补书记的王明，获知共产国际的信息，只能通过毛泽东的口头传达。而是否向政治局委员传达共产国际的来电，是全文传达还是部分传达，是向个别人传达，还是向全体政治局委员传达，这些全凭毛的个人意愿决定。为了防范王明与苏联和外界联系，毛还严格限制王明前往重庆出席国民参政会。只是因为得到周恩来的支持，王明才出席了1939年9月在重庆举行的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四次会议，而在这以后，王明就再没有去过重庆。
王明在六中全会后的一段时期内，似乎并无政治上受挫的明显迹象，但随看毛针对王明的一系列措施的陆续出台，他已完全明白毛的意图所在，只是有口难言，无力还手。1939年春夏之际，当毛泽东携带江青，由两名贴身卫士随从，乘坐当时延安唯一的一辆小包车——海外华侨捐赠八路军前线将士的救护车，风驰电掣般穿行于延安街道时，人们看到的王明则是形单影只，「时常独自漫步街头，也不带一名警卫，低着头，不发一言地，沉重的脚步声中若有所深思」。
王明并不甘心自己在政治上的日趋败落，从1939年始，他就开始调整对毛泽东的态度，试图以向毛示好的行动，改善自己的处境，在政治上重新振作起来。1940年，王明连续发表两篇文章，不惜对毛阿谀奉承，吹捧毛对「发展马列主义理论所作出的巨大贡献」，甚至加封给毛三个头衔：「中国革命的伟大政治家和战略家」「伟大的理论家」。王明认为，自己的言行至少会化解毛对他强烈的敌意，从而缓和并改善与毛的关系。
王明的这番表演十分拙劣，这种丧失了意志力和自尊的行为，使其在毛泽东心目中原本就不高的形象，更加一落千丈。毛在得意之馀，不仅毫不领情，反而视王明为一具可以任意摆弄的政治僵尸。1940年，因热烈吹捧毛泽东，王明的处境有所改善，毛泽东对王明还作出某种善意的姿态。该年，原红一方面军干部黄火青从新疆返回延安（黄曾加入西路军，后进入新疆），毛在接见黄火青时，特别关照黄一定要去看望王明。同年3月，王明在延安重新再版了1931年写的《为zhonggong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一书，企图论证自己在党的历史上的地位。王明还凭籍其对马列原典的熟稔在延安各机关、学校广作报告。在当年的延安知识分子中「王明同志」是一个令人敬仰的名字，其受尊敬的程度和「毛主席」不相上下。口若悬河的王明，作起报告来条理清晰，出口成章，几个小时的报告可以不要讲稿。报告完毕，「再从头到尾归纳一遍，一二三四大项，下边又分甲乙……再分，大家对照记录竟能丝毫不错」，有时一席演讲，竟受到数十次掌声的欢迎。王明的「口才」和「理论水平」赢得了延安广大青年知识分子的尊崇，人们普遍认为王明是「天才」，被公认为是「活马列主义」。[7]这一切不仅把王明捧毛的效果冲得一干二净，更增添了毛对王明的憎恶。
和心情抑郁的王明相比，1937至1940年，是博古心情比较舒畅的几年，主要乃是博古远离延安，长期与周恩来在南京、武汉、重庆从事对国民党的统战工作。六中全会后，王明被调回延安，但是博古继续留在重庆，担任zhonggong南方局常委兼组织部长。在周恩来的领导下，重庆的南方局继续保持着长江局时期机关内互相配合、互相尊重的空气，丝毫没有在延安和其它根据地普遍存在的「书记专政」的现象。生活和工作在这种与延安迥异的氛围中，博古暂时忘却了自己不甚光明的政治前途。
博古心情舒畅的日子到1940年11月终于结束。这时，国共关系正因新四军北调问题而处于紧张状态。毛泽东判断国民党即将与zhonggong全面决裂，11月3日，毛及中央书记处覆电周恩来及南方局，命博古、凯丰即回延安。博古返回后，重新回到他原先担任的中央党报委员会主任的工作岗位，1941年5月，被责成领导新华社和《解放日报》，从此，毛泽东将博古牢牢地置于自己的直接控制下。博古与毛打交道多年，早已领略毛那种「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的领导气势。对他而言，忍受毛的权势，虽比王明相对容易一些，但终难气平。所以博古的反应就具有了两重性：一方面，博古自知气力不抵毛泽东，在返回延安后，很快就解除了精神武装，心如枯井，任由毛随意摆布；另一方面，博古对苏联的干预还抱有一线希望，在毛和康生的严密监视下，仍和苏联派驻延安的情报人员保持断断续续的来往，将自己对党内问题的看法悄悄传送给莫斯科。苏联当时派驻在延安的代表弗拉基米洛夫在他的《延安日记》一书中曾描述过，博古如何躲过康生情报机构的监视，来见苏联人时的那种胆战心惊的状态。弗拉基米洛夫的叙述得到师哲侧面的证实。据师哲回忆，弗拉基米洛夫对他不止一次地说，「博古对他帮助最大，使他弄清了国际、中国国内和党内许多复杂问题的来龙去脉」。
作为原国际派第三号人物的张闻天，由于长期和毛泽东合作，他的处境要明显好于王明和博古。但是在1940年后，张闻天在zhonggong核心层中的地位已大不如从前，而有朝不保夕之危。早在1937年毛泽东、刘少奇政治联盟刚建立时，毛与张闻天的关系就发生了重大变化，张闻天作为毛的第一合作者的地位业已丧失。在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上，张闻天失去了zhonggong「负总责」的地位。到了六届六中全会后，张闻天原拥有的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的权力，也正式由毛泽东所取代。但在1939至1940年，当刘少奇不在延安时，毛为了分化张闻天与王明的关系，有意倚重张闻天而疏远王明。因此，在一段时期内，张闻天似乎仍是延安的第二号人物。然而好景不长，张闻天担任的这种角色，在任弼时返回延安后便宣告结束了。张闻天虽然仍是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但其工作范围只限于延安的党的意识形态部门。毛泽东开始对张闻天「横挑鼻子竖挑眼」了，据师哲称，四十年代初期，毛曾针对张闻天「大而化之」的「工作作风」，对其「提出过批评」。1940年3月，周恩来从苏联返国，在政治局会议上传达共产国际领导人曼努伊尔斯基对zhonggong领导人的评价，曼氏认为张闻天是zhonggong党内优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毛泽东闻之勃然大怒，他讥讽道：什么理论家，张闻天从苏联背回的是一麻袋教条，当场将周恩来挡回去。1941年春之后，毛对张闻天更加咄咄逼人，对张闻天负责的工作百般挑剔。张闻天起草的关于干部教育的几个指示都曾给毛看过，再用中央书记处的名义发出，均是经中央决议通过的，毛却出尔反尔，又来训斥张闻天。毛动辄出口伤人，经常骂张闻天「一事不懂」，使他满腹委屈，又无处倾诉。在这个时期，张闻天仍领导延安马列学院等文宣单位，他去马列学院的次数不多，但留给学生的印象却十分深刻。有一份回忆资料这样描述当年张闻天的形象：高挑身分……头戴列宁帽……胸前别着一枚约伍分硬币大小的、用红色玻璃镶嵌的马、恩、列、斯像，不时地闪闪发光。张闻天的学生们无法想象到，他们所尊敬的导师在经历了与毛共事几年的风风雨雨后，即将面临被毛抛弃一边的命运。
从表象上看，在1938至1941年，原国际派中最风光的人物是王稼祥。毛泽东为酬谢王稼祥传达季米特洛夫「口信」的功劳，在王稼祥返国后，立即封他中央军委副主席和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两个头衔。原国际派人物参与军委，在长征结束后，这是首次，也是最后一次。由于毛的特别防范，王明、博古、张闻天均未能进入军委。派任王稼祥为军委副主席，至少在名义上，使王稼祥排名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之后，成为zhonggong军队第四号人物，表明了毛当时对王稼祥的特殊感激和信任。
但是，王稼祥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只是毛泽东给予的一种酬劳性质的安排，并不表明王稼祥拥有实际的军权。从未独当一面指挥过军队、在军内毫无根基的王稼祥，虽然足以使毛完全放心，但毛仍然留有后手。王稼祥在军委的职责主要集中于八路军的政治教育方面，并不能过问军中高级干部的任免事项。王稼祥只是在毛需要借助党的力量，弹压他所认为的军中分离倾向时才派上用场。1941年7月1日，在毛的直接授意和指导下，王稼祥与王若飞合作，起草了针对彭德怀等军中将领的〈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从这个意义上说，身为军委副主席的王稼祥，只是承办毛书案工作的一名高级幕僚而已。
王稼祥政治上的顺境在1942年结束，从此，王稼祥开始走下坡路。1941年9月后，遵照毛泽东的意见，任弼时在中央办公厅设立了国际问题研究室、政策研究室等机构。设置这类研究机构，毛有其独特的运思。毛的最主要的目的是将一批党的高级干部打发进这类机构，将他们原先担任的职务予以冻结和事实上的终止，同时，切断他们与党内外群众的联系，诱使这批老干部在「研究」的过程中，逐步反省自己的「路线错误」。对于毛的这个计谋，王稼祥似乎有所觉察。虽然毛亲自动员王稼祥担任国际问题研究室主任，并出席了研究室成立大会，但是王稼祥对这个只有三个成员的国际问题研究室，丝毫「不感兴趣」。由于王稼祥的消极，这个研究室的工作基本处于停顿状态。
属于国际派另一个重要人物的凯丰（何克全），其境遇在1941年居然发生了柳暗花明的转机。身为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凯丰，由于在遵义会议上曾发言支持博古，在长征结束后主动与毛接近。1938至1940年，凯丰先后随同王明、周恩来在长江局和南方局担任重要职务，1940年11月，奉毛的命令，与博古一同返回延安。对如何安排凯丰的工作，毛深有考虑。一方面，为了离间、分化国际派的关系；另一方面，也是作为对凯丰在长江局工作期间未积极参加王明「闹独立性」活动的一种奖赏，1941年底，毛任命凯丰接任张闻天，担任中央宣传部代部长（在这之前，凯丰被任命为中宣部副部长）。毛一箭双雕，既名正言顺罢免了张闻天的中宣部部长的职务，又赢得了凯丰的感激，同时也避免将凯丰安置在更重要的工作岗位上。
在毛泽东的巨大压力和分化瓦解之下，国际派更加四分五裂、溃不成军。王明等为了保住在党内的地位，不惜互相攻讦，争相向毛讨好。
1940年11月20日，王明在延安《共产党人》杂志第12期发表《论马列主义决定策略的几个基本问题》一文，该文在歌颂毛泽东革命策略思想的同时，把批评的矛头指向了博古。王明不点名地批评了在博古领导下的zhonggong在三十年代中期所犯的错误，声称「苏维埃革命后半期，我们不能利用反动统治阶级各派别及各种军事、政治力量的许多矛盾和冲突，以利于苏维埃革命的发展」。固然，王明的上述看法并非首次发表，早在1934年王明就有类似的意见，但当1940年博古正面临毛的巨大压力时，王明再次重申这类批评，无疑具有与博古划清界限、着意摆脱干系的明显意图。对于王明此番表演，毛只会暗中称好。因为至此以前，毛还没有充分的把握，公开批判苏维埃后期的错误。王明对博古的攻击，使毛看到了国际派即将土崩瓦解的景象。
和王明竭力向毛泽东靠拢有所不同，王稼祥自恃有功于毛，早就以为自己已是「主席」的人马了。1938年后，王稼祥更是刻意与王明、博古、张闻天等拉开距离，以示自己与王明毫无瓜葛。王稼祥几乎断绝了与王明等的一切私人来往。王稼祥自莫斯科返回延安后，与毛泽东的故旧、原长沙周南女校校长朱剑凡之女、担任中央政治局保健医生的朱仲丽结婚，使与毛的来往又增加了一个渠道。王稼祥并在中国女子大学借调教员等枝节问题上，「抵制」王明的「错误」，以显示自己立场坚定，爱憎分明。
看似淡泊名利，恂恂有君子风度的张闻天其实早已和王明、博古分道扬镳。张闻天与博古有宿怨，在瑞金时期的最后阶段，博古曾公开批评过张闻天主持的人民委员会的「文牍主义」。1934年春夏，博古还排挤张闻天，将其派往闽赣几个县巡视，不让张闻天参加最高决策机构「三人团」，博、张关系早在长征之前就已出现严重裂痕。
张闻天对王明更是抱有强烈不满。王明返国后，为了打击张闻天，曾散播「张闻天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任支部书记期间，其所在支部党员都是托派」的流言。这一切都决定了当毛泽东向王明等发起进攻时，张闻天将只求自保，绝不会助王明、博古一臂之力。
在原国际派中，表现出最大团结意愿的只有博古一人。遵义会议后，博古一改过去骄横、咄咄逼人的态度，对所有的同事都表示善意和尊重。随着毛泽东权势的急剧膨胀，博古天真地希望原国际派人马能重新聚合起来，对毛加以一定的制衡。1937年，博古急切地盼望王明能早日返国，以为王明能担负起这个领头的使命。1937年9月初，博古作为zhonggong代表前往南京同国民党谈判，在南京期间，他还十分关心打探有关王明在苏联的消息。10月21日，博古致电张闻天，告知苏联《少共真理报》（即《共青团真理报》）刊有王明一论文的消息，要求延安将是否收到王明文章的消息迅速转告他，「以便译介」。但是王明返国后的表现却令博古失望。虽然博古在武汉长江局期间和王明相处堪称愉快，可是只要一涉及过去的历史问题，王明马上就表现出一副与己无关、自己一贯正确的姿态，使博古对昔日的同事彻底寒了心，于是只盼望能长时间留在重庆工作。博古已预感到自己迟早将成为昔日朋友献给毛泽东祭坛上的一只羔羊。
国际派大将所暗存的侥幸和自保的心理，被毛泽东一一看在眼里，毛充分利用他们之间的各种芥蒂和矛盾，施用区别对待、各个击破的策略，将王明等分别孤立在各个被动的地位。当王明等正在为与毛关系的改善而暗自庆幸时，毛泽东已将他们引人早已布设好的包围圈，正待一举「歼灭」之。
二、进退失据的周恩来
1938年11月zhonggong六届六中全会闭幕后不久，周恩来看到毛泽东已获莫斯科的「承认」，随即开始调整与毛的关系，其最重要的步骤就是与昔日关系紧密的王明迅速拉开距离。
1939年6月，周恩来离开重庆返回延安，准备出席预计于7至8月召开的讨论国共关系的中央政治局会议。7月7日，重庆《新华日报》为纪念抗战两周年发表zhonggong领导人撰写的文章，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刘少奇、博古、凯丰、董必武、吴玉章、叶剑英、邓颖超等皆报上有文，唯独缺少王明的文章。《新华日报》不登载王明文章，并非是一般的工作疏忽。周恩来此时虽不在重庆，直接领导《新华日报》的是南方局宣传部长凯丰，若无重要领导人的指示或暗示，凯丰是没有理由、也无权力拒绝在《新华日报》上刊登王明文章的。
1939年8月下旬，周恩来为治疗臂疾，启程离开延安，转道兰州、迪化前往苏联，于9月中旬到达莫斯科。周在苏联居留的半年时间，除了住院治疗外，周此行的主要使命是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国抗战形势及中国党的工作。周恩来起草了长达数万言的《中国问题备忘录》，于1940年1月分发给共产国际各执行委员阅读。1940年2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作出关于zhonggong代表报告的决议，肯定zhonggong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季米特洛夫将这份决议当面交给了周恩来。
周恩来对共产国际的汇报并没有直接涉及毛泽东与王明的分歧。但明显突出了毛在zhonggong党内的作用。周了解共产国际领导人对王明的同情态度，避免在正式场合批评王明，却在私下谈话中，对王明进行了抨击。季米特洛夫在与周恩来个别交谈时问到王明回国后的表现及与毛泽东的关系，周恩来回答，不够好，甚至有一个时期，王明跑到武汉，企图组织自己的班子。在这里，周若无其事，将自己与王明在武汉的密切合作全部勾去。当季米特洛夫对zhonggong远离工人阶级、以乡村为中心表示担心时，周的答复则是，zhonggong在农村经过长期斗争的锻炼，有毛泽东领导，完全可以无产阶级化。周恩来的这番言论十足像一个毛泽东的政策解说员，他以这种态度向共产国际表明他个人支持毛泽东的立场。
周恩来在莫斯科的又一个重要活动是参加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对李德的审查。1939年8月下旬，李德在华居留七年后随周恩来等同机前往苏联。同年12月，共产国际「根据中国党的意见」，开始了对李德的审查，参加者有周恩来、毛泽民、刘亚楼以及共产国际监委主席佛罗林。据李德回忆，周恩来在发言中批评了他在1934年对闽变的态度以及「短促突击」的作战策略。但是，在李德与红军的「消极防御」关系问题上，周的态度却「极其谨慎」。李德认为，这是因为此问题牵扯到周在内战时期的军事主张。共产国际最后对李德问题作出结论，免予处分，改派与中国无关的工作。1940年后，李德被调往莫斯科外国文学出版社，从事苏联文学和列宁著作的德译工作。以后李德长期在苏联克拉斯诺戈斯克任教，直至1949年才返回苏占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尽管周恩来已经拉开了与王明的关系，翩然来归，毛泽东却对周很不满意。毛对周的不满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眼下现实的因素。1938年后，毛对周的不满主要集中在周对国民党的温和态度，以及周对项英表现出的宽容。
如前所述，毛泽东与王明在理论上的重大分歧即是如何评价国民党抗战，以及zhonggong在抗战阶段应对国民党持何种方针的问题。zhonggong六届六中全会批准了毛泽东将共产国际加强统一战线的精神与毛自己有关大力发展zhonggong力量相调和的政治路线，但在如何掌握这两者的关系问题上，却留下了极具伸缩性的空间。从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正式文件中，很难真正看清zhonggong对国民党的方针、策略已发生了重大转变。zhonggong对国民党的方针基本取决于zhonggong领袖对瞬息万变的形势随时作出的灵活反应。由于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大大加强了自己的地位，党的最高决策权已集中于毛个人之手，这就造成了极为尴尬的局面：负责具体处理与国民党交涉的周恩来，根据六中全会的精神，继续强调zhonggong与国民党的合作；而毛泽东则拥有对六中全会的解释权，在毛的解释下，六中全会的路线应是反击对国民党「妥协」的「右倾投降主义」。
周没有全程出席六届六中全会。1938年9月30日，周在六中全会作完统一战线工作报告后，随即离开延安于10月1日返抵武汉。周对六中全会精神的理解主要依据的是9月中旬至下旬召开的政治局会议所通过的基本方针，这次会议实际上是六中全会的预备会议，其主要内容是讨论毛泽东即将在六中全会上宣读的《论新阶段》政治报告。周恩来就是根据这次会议和《论新阶段》的精神，在六中全会后，继续强调拥蒋杭日，加强国共两党合作。
然而，周恩来为贯彻六中全会精神采取的一些措施并不被毛泽东所欣赏，在毛的眼中，周恩来在处理与国民党关系上的不少作法都烙有「右倾投降主义」的印记。在毛的「账簿」上，周恩来为国民党办训练班一事，就是周犯下的一个严重「错误」。
1938年11月25至28日，周和叶剑英在蒋介石主持召开的南岳军事会议上，就zhonggong为国民党举办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一事同国民党方面达成协议。此项动议出自zhonggong方面，1938年10月22日，周恩来陪同抵达武汉的朱德面见蒋介石时，向蒋正式提出此议。蒋介石对此表示同意，要求zhonggong提供教官。于是，周恩来担任了该训练班国际问题讲师，叶剑英任副教育长，zhonggong教官、工作及武装人员共三十多人参加了该训练班的工作。对于此类「为他人作嫁衣裳」事，毛泽东一向深恶痛绝。尽管周此举最终得到毛的同意，但对毛而言，这不啻是在外力强迫下，对既成事实的无奈批准，而依其本性则是极不情愿的。
周的这类「错误」在1938年底达到了高峰。1938年12月12日，周恩来、叶剑英等在给廖承志并报毛泽东、张闻天的电报中，似乎忘记了毛对国民党一向采取分化瓦解的既定方针，而提出zhonggong应以「大党风度」调和国民党各派系的矛盾。周的这种「抗战至上」的态度在1939至1940年继续发展。周在就统战问题与毛的往返电报中，也是多强调「击敌和友」。1940年10月以后，在围绕新四军北移问题突然升温的两党冲突中，周和毛的态度更是存在根大的区别。与精神高度紧张、提出「作与蒋介石决裂的准备」的毛截然相反，周、博古多次建议中央应作必要的妥协，「也让一步」，对国共分裂持相当谨慎的态度。
在处理与国民党的关系上，毛泽东、周的态度差异，并不涉及任何实质性的路线分歧。毛的强硬与周的稳健都是出于维护zhonggong利益的同一目标。事实证明，抗战期间，毛泽东在制定对国民党的方针过程中，十分重视并经常采纳周提出的外柔内刚、留有馀地的主张，毛和周构成的互补关系，有效地维护了zhonggong的利益。尽管周的中和作用对毛的决策极为重要，然而在毛泽东心目中，周作为一个「调和主义者」的角色也就固定化了。
毛泽东对周的另一不满是周对项英的态度。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决定，新四军受zhonggong中央和长江局的双重领导，在党的关系上，长江局直接领导东南分局。这样，王明、周和项英就有了比较密切的工作联系。毛泽东对项英原本就无好感，除了三十年代初期两人在江西结下的深刻矛盾外，王明返国后，项英与王明关系的接近，更加深了毛对项英的不信任。1939年春，项英指令新四军军部秘书、抗战前曾任zhonggong上海剧联书记的扬帆，写出江青在沪演艺界表现情况的书面材料，署名项英，将材料发电给延安，此电报明确提出。江青不宜与毛泽东结婚。项英此举更进一步增添了毛对项英的反感。1937年后，毛泽东十分担忧项英因领导新四军而加强其在党内的地位，对项英明显表现出冷漠和排斥，对项英提出的一些工作方面的请求，也多加以敷衍和事实上的阻拦。
1938年春夏之际，项英为新四军组建事，多次致电毛泽东，请求调派得力的军政干部前往江南。项英在电报和信中提出，延安集中甚多的干部，「应抽调大批派到南方」，项英还提议中央派刘少奇、陈云到南方工作。在给毛的电报中，项英建议「中央负责同志也应轮流到南方巡视」，强调此举对「加强对于全国领导，实属必要」。项英的上述言论，在极度敏感的毛泽东那里，有影射其据守延安、从不前往前线视察的寓意。毛对项英提出的这类要求仅作一般性的敷衍，只派去周子昆、袁国平、李一氓等少数高级军政干部和五六十名团连级干部。毛在覆项英的电报中，语含轻慢，声称「如你处不要，则交长江局使用。究竟你处是否要这批干部」？对项英毫不掩饰自己的厌烦。但是在一段时间内，毛泽东慑于项英在党内、军内所享有的崇高声望，以及项英一身凛然的「共产主义清教徒」的气质（项英是少数反对任何特殊照顾，在生活上坚决与普通战士同甘共苦的zhonggong领袖），对项英也无可奈何，只能在其背后多方加以掣肘。1939年后，随看毛政治地位的巩固，毛频频开始了对项英的指责，并采取一系列步骤削夺项英的权力。对于毛泽东的狭隘胸襟和毛、项之间的纠葛，周完全清楚，他既附和毛对项英的部分批评，又试图维护项英的威信，在关键时刻助项英一臂之力。
1939年8月。中央政治局在延安连续举行会议，听取周恩来就统战问题和南方党与军队工作情况作的政治报告。项英未出席这次会议，由张鼎丞代表东南局和新四军出席会议。周在谈到新四军问题时，高度评价了项英的领导作用。8月25日，会议由周而非毛泽东作结论，周指出，项英领导的东南局取得了许多成绩。
时隔一年，周在1940年6月17日举行的讨论新四军工作的南方局常委会上，再次肯定新四军执行了中央为新四军制定的「向北发屐，向东作战和向南巩固」的方针。在这之前，194O年5月4日，毛泽东在给东南局发出的指示中，对项英领导的新四军工作未尽展开，实力发展不大提出批评。项英感到委屈，于5月9日、12日致电延安，表示同意中央路线、方针、策略，但希望中央指明他的错误性质和具体内容，并公开宣布撤销他的职务。周在6月17日南方局常委会的发言中虽然对项英提出了委婉的批评，指出新四军没能利用有利时机大胆发展，但仍然强调「一年来东南局的工作在项英的领导下是正确的」。周并面告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和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中央仍以项英为东南局书记。
1940年8月4日，周出席在延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周一方面批评新四军未积极执行中央向北发展的方针，在与国民党的谈判中也未坚持党的立场；但同时，周再次提出，东南局仍以项英为书记。周的这番表态具有重要的意义。1940年，毛泽东在远离江南的延安，隔着千山万水，凭着电报对新四军实施具体指导。惯于为自己留退路，以显示自己在任何情况下都料事如神的毛泽东，在给项英的电报指示中，前后矛盾，变化无端。毛既要项英尽速作好北渡转移的准备，又要项英维持「拖」的局面，来配合延安部署对国民党的谈判斗争。毛忽而判断国民党大军进攻在即，要求皖南部队立即分批移动；忽而又命项英向重庆要开拔费，要饷弹，「再拖一两个月」，[30]致使项英无所适从，始终难以最后确定新四军北上的时间和路线。而毛泽东只看结果，不管过程，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在延安对项英吹毛求疵，百般指责。中央政治局的大多数成员也随看毛泽东的调子，对项英多方挑剔。江南新四军所处的环境与华北八路军完全不同，国民党在江南留有强大的兵力，新四军的活动与发展受到很大的限制，加之项英的领导确有缺失，对国民党顾忌较多，这些都严重削弱了项英在党内的地位。1940年11月中旬，延安决定成立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令项英在部队移动安排就绪后，返回延安参加「七大」。在项英地位岌岌可危的时刻只有周能体谅项英进退两难的苦衷，强调项英在东南局和新四军的领导作用，竭力维护项英在新四军中的威信。
周在处理与国民党关系上的稳健态度及对项英的善意和宽容，都被毛看在眼里，毛只是需要选择适当的时机向周恩来表明自己的不满。
1939年1月5日，在没有任何特殊迹象的情况下，毛泽东公然推出一项旨在削弱周权力的行动。是日，毛隐身其后、以延安中央书记处的名义，致电在重庆的周，无端改变1939年9月26日中央政治局关于设立南方局的决定，提议将华南及西南各省合并成立的中央局（即南方局）易名为西南局。此决定如果一经最后确定、必然大大降低南方局作为zhonggong在延安之外领导南中国党最大的派出机关的地位，而将南方局等同于地位较低的北方局（杨尚昆）、中原局（刘少奇）等其它派出机构。周立即对延安的这封电报作出回应，1月7日，周与在重庆的另两位政治局委员博古、凯丰共同联名，覆电中央书记处，强调新设立的中央局「以南方局名称为好」。只是在周、博古、凯丰的强烈要求下，毛泽东才作出让步，于1月13覆电，同意仍沿用南方局的名称。
对于周直接领导的南方局的工作，毛泽东的态度也是模棱两可的。1939年8月24日，毛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发言中，一方面称赞南方工作「做得好，各省工作有成绩」，并指出「这是在恩来领导下的成绩」。但是，毛紧接看话锋一转，开始尖锐指责南方「党不巩固」，「群众运动不深入」，「统战没有中层阶级更大的发展」。周对于毛的批评迅速作出反应，在当天周所作的会议结论中，周承认南方局在巩固党、利用合法机会做群众工作不多，周还检讨了在统战中「偏重了联蒋」，「对中产阶级团结不够」。
和周小心翼翼、努力协调与毛泽东的关系全然不同，毛则不时示周以颜色，让周明确地体会到两人的关系已今非昔比。1940年3月26日，周恩来、任弼时、蔡畅等从莫斯科返抵延安，尽管在抵达延安的前一天，周恩来在甘泉就和毛通了电话，但是当周抵达时，毛却仍在睡觉，「只有李富春前来迎接，而且主要还是接他的夫人蔡畅」。两年后，毛却亲自迎接从莫斯科返延的地位远低于周恩来的林彪。这一回毛不睡觉了，他挽着林彪的手步入杨家岭他居住的窑洞。毛对周、林的亲疏之别，一目了然。尽管毛有意怠慢周，周却处处关心、体贴毛。1940年2月下旬，周一行自莫斯科启程返国时，共产国际为周等准备了两大箱西式食品和烟酒，以备旅途食用。周却提议旅途中改用中餐，将这两箱洋式点心万里迢迢带回延安。返回延安后，周又亲自检查食品箱，命令将其送给毛泽东夫妇享用。毛固然对周之细心周到心领神会，但对周的态度始终未越过公事公办的界限，这就使周永远感到头顶上有一个紧箍咒存在，至死不敢稍有懈怠。
1938年后，毛泽东准确地利用了周的性格特点，对待周，有扬有抑，有紧有松，成功地瓦解了周与王明的联盟，并重新理顺了毛、周关系。对于毛而言，周是须臾不可缺少的股肱，周的崇高声望、非凡才干和对zhonggong事业的献身精神，使周成为任何人都难以取代的人物。更重要的是，毛了解周没有争当zhonggong领袖的权欲，对毛毫无威胁。周既非王明集团成员，又与苏联和共产国际关系深厚，是可以代表毛与斯大林打交道的最合适人选，这一切都可使毛继续重用周。但是，毛绝非是一个能轻易忘记过去的人，周在1931至1935、1937至1938年两次与王明联手孤立毛的往事，使毛刻骨铭心，难以忘怀。周恩来身上散发着的那种儒雅、高贵的气质，也与毛一身的「山大王」气质格格不人。因此，毛时不时就要借机敲打一下周恩来，并执意提拔刘少奇作zhonggong第二号人物，将刘作为制衡周的工具，以防周恩来在党内形势发生突变的关头，再一次弃毛而去。
为了打下zhonggong的江山，毛泽东必须借重周的才干和忠诚；周也在与毛的长期共事中，发现毛具有自己所缺乏的可作「人主」的霸气，断定凭藉这股霸气，毛能够一统江山。因此，周以其独有的机敏和灵活，很快适应了与毛的合作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毛居于主导地位，周则安于作一个辅佐性的角色。由于毛、周都重视对方对自己的价值，各守分际，因而两人的合作虽时兴波澜但仍弥久而不坠。只是三十年代末至四十年代初，毛、周合作的关系还刚刚建立，毛对周还有太多的怨气没能尽兴宣泄，故而毛有意让周体会上下不落地的虚空，使周在很长时间内搞不明白自己在zhonggong核心层中究竟处于何种地位。这种由毛一手制造的对周恩来的慢性精神虐待长达七年，直到1945年zhonggong七大召开才告一段落，使周进退失据，有苦难言，为自己昔日的「过失」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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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初战告捷：1941年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
从zhonggong六届六中全会后，毛泽东为在政治上彻底摧毁王明、博古等国际派，小心翼翼，稳扎稳打，将王明等成功地加以分隔，逐步缩小包围圈，已取得了对王明、博古等的绝对优势。经过三年的精心策划和细致的准备，毛泽东在1941年9月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向王明等下战书。
毛泽东向王明等挂牌的行动发生在1941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于延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据当时担任会议记录的胡乔木的记载，这次会议「实际上只在9月10日、11日、12日、29日和10月22日开了五次会」。参加者有在延安的政治局委员毛泽东、任弼时、王明、博古、康生、陈云、张闻天、王稼祥、朱德、邓发、凯丰等十一人，政治局委员周恩来、彭德怀、刘少奇缺席会议。毛泽东为了确保自己在会议上取得完全的优势，批准自己的支持者李富春、高岗、陈伯达、彭真以及杨尚昆、罗迈（李维汉）、林伯渠、王若飞、叶剑英列席会议。毛并指定王首道、胡乔木担任会议记录。
1941年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是在严格保密的状态下进行的，以至外界长期难以窥其真相。只是到了八十年代中期，为反击王明对毛泽东的攻击，zhonggong党史研究部门才有选择性地披露了这次会议的若干资料。直至1994年《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出版，才使得外界对历史上这次著名会议的实情有了初步的了解。
毛泽东为这次会议确立的目标是具体和明确的，这就是重新解释1931至1935年zhonggong的历史，从根本上摧毁王明、博古等国际派的政治合法性基础，逼王明、博古彻底下台。
1941年9月10日，毛泽东在会议上作基调发言，以谈「主观主义」对党的危害为突破口，迅速切入到「苏维埃后期『左倾』机会主义」的命题。毛严厉指责苏维埃后期的主观主义，自称为「国际路线」，穿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其实是假马克思主义。毛说，1933年中央苏区反「邓毛谢古」实际上是「指鸡骂狗」，「在苏维埃运动后期，五中全会精神……这些都比立三路线的『左倾』在政治上表现得更完备」。为了防止王明等抬出莫斯科作挡箭牌，毛主动出击，采用釜底抽薪的办法，声称国际派师承的并非是斯大林正宗，而是布哈林、季诺维也夫。毛说，主观主义来源之一即是「外国的传统，过去共产国际如布哈林、季诺维也夫等人的影响」，一下子就将王明等与已被斯大林消灭的「人民公敌」捆在了一起，把他们一同打进「假马克思主义」之列。毛在集中攻击国际派的时候，没有忘了把周捎上，他在讲话中批评了周领导的苏区中央局于1932年5月11日作出的《关于领导和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与扩大民族革命战争运动周的决议》，「是完全主观主义的东西」（当时博古、张闻天仍在上海，苏区中央局书记为周）。
毛泽东在1941年9月主动挑起党的历史问题的讨论，是经由他精心策划，不断试探，并判断在核心层已不会遭到多数人反对的情况下才进行的。在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上，毛为了夺取军权，无心在有关党的政治路线的问题上纠缠。但是到了1937年6月，当毛已初步站稳脚跟，他却支持刘少奇向张闻天挑战，企图在对过去党的政治路线的评价问题上，打开一个缺口。只是在遭到多数人的激烈反对后，毛才被迫退却。1938年毛又想重新挑起对党的历史问题的讨论，被共产国际明令阻拦，但毛不甘心就此罢休，再次放出试探气球。10月，毛在〈论新阶段〉政治报告中，有意含混其辞，避免直接评价1931至1935年党的政治路线，甚至重复〈遵义会议决议〉，再次肯定遵义会议所纠正的党的错误，「并非是党的总路线的错误，而是执行当时总路线所犯的战争策略与战争方式上的严重原则错误」。但是毛同时宣称，这种错误具有「左倾机会主义性质」，为日后推翻原有结论预埋了伏笔。1940年12月，毛再次出击，在12月4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要总结苏维埃运动后期的政策错误问题。毛说，遵义会议的决议须有些修改，决议只说那时是军事上的错误，没有说是路线上的错误，实际上是路线上的错误。然而毛的这种说法又一次受到张闻天等的反对，毛只能被迫妥协，在12月25日为zhonggong中央起草的关于时局与政策的指示中，没有提出「路线错误」的正式概念。半年多后，形势向有利于毛的方面发生了重大的转变，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毛已无后顾之忧。毛编辑的供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对号人座」的《六大以来》已经发至各政治局委员和其它负责干部。毛对党的组织、军队、保安力量的控制也达到坚不可摧的地步，现在他再无需违心地附和众议了，于是义无反顾，破门而出。
毛泽东是一位高明的战略家，深谙开展党内斗争也需像军事作战那样，要讲究以虚就实、声东击西等一套战法。毛要师出有名，更要撇清个人争权的色彩。在九月政治局会议上，毛将整肃国际派的意图暂时模糊化，他说「要实行学制的改革，把过去的一套彻底打碎。……以《联共党史》作为学习的中心……」。在他列举的「宗派主义」的各种表现中，首先是「首长至上」。（「在延安，首长才吃得开」），「排挤非党干部」（「许多科学家、文学家都被人看不起」）。明明毛要讨伐的是王明等的「宗派主义」，却故意施用障眼法，将「宗派主义」的外延尽量扩大。然后，毛宣布要「实行两条路线的斗争，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
尽管毛泽东说得冠冕堂皇，但是与会者个个都明白他所指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究竟是什么。王明作为毛泽东的头号政治对手，对毛的意图洞若观火，可是他的嘴却被自己和毛泽东双重地封死。王明多年前就曾批评「苏维埃后期左的错误」，现在毛只不过是重复王明昔日的指责，王明已无任何理由对毛的批评提出异议。因此当毛抨击「苏维埃后期左倾机会主义」时，王明明知其中隐藏凶兆（「左的错误」与「左倾机会主义」，在共产党语汇中有质的区别），却也无可奈何。王明表示赞成毛的报告，承认苏维埃后期的错误是路线错误。王明说，他对博古、张闻天在中央苏区的政策是「不同意的」，对五中全会提出的「苏维埃与殖民地两条道路决战」的主张，他也是「不同意的」。王明强调自己在莫斯科期间，就曾反对过博古的错误，博古应是「苏维埃后期最主要的错误负责者」。王明在发言中还爆出一个大冷门——他揭发博古道：1931年9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成立时曾有过约定，将来到政治局委员多的地方要将权力交出来，因为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张闻天皆非中央委员。而事实上博古、张闻天抵达中央苏区后，并没有正式传达这个意见。王明所述基本符合事实，但是他自己对此也有责任，因为王明并没有从莫斯科打电报来纠正这个问题。再说，王明这番揭发也把周恩来、陈云、康生牵扯了进来，因为临时政治局成立时，周恩来仍在上海，陈云、康生均为临时中央政治局成员，周恩来等有可能也与闻此事。博古、张闻天到达苏区与苏区中央局合并成立zhonggong中央局时，没有资料证明，周恩来曾向博古等提过这个问题。当然，博古、张闻天、周恩来完全可以为自己辩护：1933年在中央苏区成立的只是zhonggong中央局，当时在上海也存在一个zhonggong中央局。最后，1934年1月六届五中全会成立的政治局的名单也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批准。在博古落难之际，王明的这些话无疑是对博古落井下石，同时也进一步把事情搞复杂化了。诚然，对于王明而言，是没有什么「朋友」概念的，只要能保护自己，随时可以「翻脸不认人」。
博古在会议上处于被告者的地位，「墙倒众人推」，没有任何人向他援之以手。在一片指责声中，博古两次发言作了检讨。他承认自己「完全没有实际经验，在苏联学的是德波林主义的哲学教条（德波林是布哈林派的哲学家——引者注），又搬运了一些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教条和西欧党的经验到中国来」。博古对王明的「揭发」也作出了反应，他没有为自已辩护，相反承认临时中央进入中央苏区后没有交权「确有纂位之嫌」，但又认为对此共产国际和zhonggong驻莫斯科代表团也有责任，最后，博古表示他有勇气研究自己过去的错误，希望在大家帮助下逐渐克服。
张闻天在会议上的表现在原国际派中是最突出的。他是被批判的主要对象之一，毛泽东在9月10日讲话中，多次把矛头指向张闻天——在国际派中，张闻天力量最为虚弱，毛先捡软的柿子捏。毛尖锐抨击张闻天负责的干部学习活动是「同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相对抗的」。毛嘲弄张闻天道，「对于理论脱离实际的人，提议取消他的『理论家』资格」。面对毛的挖苦讽刺，张闻天第一个缴械投降。他在发言中除了表示拥护毛的报告外，还不惜自我贬损，称「过去国际把我们一批没有做过实际工作的干部，提到中央机关来，这就给党的事业带来很大损失」，表示「现在要补课」。9月29日，张闻天再次发言，这一次他干脆把王明也拖下水，张闻天仿效博古，承认临时中央到苏区「确有纂位问题」，但马上强调王明对此也有关系，因为「五中全会的名单也是国际批准的，这些事情王明当时为什么不起作用」？在这天的会议发言中，张闻天一改过去固守「中央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态度，宣布同意毛对苏维埃后期党的路线性质的评价，承认「当时的路线是错误的」，并且主动表示，「我是主要的负责者之一，应当承认错误，特别在宣传错误政策上我应负更多的责任」。张闻天的这番表白究竟是出于真心，抑或是迫于毛的巨大压力的违心之论，看来两者兼而有之。张闻天在和毛的长期共事中，对毛的性格体会甚深，了解毛不做则已，一干则不择手段，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在另一方面，也不能排除张闻天的大转弯与其对毛认识的加深有密切联系。毛的文韬武略给张闻天以深刻的印象，也许张闻天已从内心对毛「服气」，正是鉴于内力、外力两方面因素的作用，张闻天决定向毛主动认输，以求早日解脱。
王稼祥、凯丰、邓发等几位政治局候补委员，虽然都知道毛泽东迟早要清算过去的历史，但是乍听到毛的严厉指控，仍不免受到强烈的震动。因为，毛在讲话中对1934年zhonggong六届五中全会的否定，直接威胁到他们在那次会议上当选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地位。
在这三人中，王稼祥早已归顺毛，由于他和毛的合作，是以否定「三人团」的「左的错误」为基础，1938年后王稼祥在党内地位的上升又与毛的大力扶助有关，因此王稼祥不可能转而为「苏维埃后期错误」辩护。在9月1O日的会议上，王稼祥检讨自己，「我也实际工作经验很少，同样在莫斯科学习一些理论，虽也学了一些列宁、斯大林理论，但学得多的是德波林、布哈林的机械论。学了这些东西害多益少」。
在九月政治局会议上，凯丰的心理压力也许是与会者中最重的一位。遵义会议上反对毛泽东复出的旧事，足以使凯丰心惊肉跳，后怕不已。在会议紧张的气氛下，凯丰除了作检讨外，别无其它选择。
邓发不属于国际派，也不在毛泽东的「亲密战友」之列，此时不握任何实权，他在会上也作了检讨发言。
在国际派各员大将和邓发相继检讨的同时，其它政治局委员也陆续发言，除了表示拥护毛泽东的报告外，还采取主动，纷纷作出自我批评。在毛的设想中，这次会议不仅要解决国际派的问题，即使那些现在属于毛营垒的人也应对他们过去程度不同的「错误」表明态度，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显示在zhonggong党内唯有毛泽东才是唯一正确的，也只有通过这种形式才能确立毛在党内至高无上的地位。
9月12日，毛泽东的重要盟友任弼时在会议上作检讨发言，承认自己当年「反对所谓『狭隘经验主义』是错误的」，并说自己「毫无军事知识」，却在当年中央苏区召开的南雄会议上对毛所坚持的苏区内部也能打仗的正确主张不以为然。9月11日、29日，陈云和康生分别就过去白区工作的「错误」在会议上作检讨发言。陈云提出，刘少奇同志是代表了过去十年来的白区工作的正确路线，有些干部位置摆得不适当，要正位，如刘少奇同志将来的地位要提高。康生在发言中以当年王明副手的身分指责王明实际上与博古有着一样的思想，他还特别指出王明回国后也犯了错误。对于他自己有何错误，康生说，今天看起来是少奇的对，自己当时反对少奇，把少奇完全看成机会主义者，一是由于自己的主观，二是听国际说少奇是机会主义。康生还说，主观主义的错误路线把白区工作弄光了。如果中央那时是刘少奇负责，情况将是另一样。
陈云、康生的发言抬出了刘少奇，把刘少奇看作是zhonggong白区工作正确路线的代表，这在当时和毛泽东的战略目的并无冲突。毛虽然想独占「唯一正确」的光环，但毛早有将刘少奇扶持为zhonggong第二号人物的意图，此时毛也考虑到zhonggong尚有白区工作这一块，于是毛接受了「刘少奇是白区工作正确路线代表」的说法。
参加九月政治局会议的领导人已经就他们过去的错误作出初步检讨，迈出了「思想觉悟」的第一步。如何迈出下一步，似乎无需毛泽东的点拨，与会者几乎个个都无师自通，迅速而自然地就跨越了这一步：他们开始纷纷当着毛的面对毛进行赞颂。王稼祥说：「毛主席代表了唯物辩证法，在白区刘少奇同志是代表了唯物辩证法」。陈云说，「毛主席是中国革命的旗帜」。罗迈说，「毛主席——创造的马克思主义者之模范、典型」。叶剑英说，「毛主席由实践到理论，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还有人当面向毛提议，「多作论着，教育全党」。在这类对毛的赞颂辞中，只有任弼时的调门较低，他说：「我党的毛主席、刘少奇同志能根据实际情形来工作，所以犯主观主义少些。」
与会者的检讨和表态使会议出现了毛泽东所盼望的一边倒的局面，可是仅仅限于这一步仍是不够的。熟谙共产党斗争哲学的毛明白，若不将王明盯住，会议散后，王明仍有可能兴风作浪，只有「擒贼先擒王」，将火烧到王明的身上，才算真正断了国际派的后路。
如前所述，在九月政治局会议上，博古、张闻天是被批判的主角，对王明几乎没有正面涉及。在这段时间面，毛泽东两次找王明交谈，试图说服王明承认「错误」。毛此时尚没有明确提及王明在「苏维埃后期的错误」，而是集中于对王明返国后「错误」的批评。毛提出王明在1937年12月会议上的报告和武汉时期的工作都有错误，强调王明的错误为：政治上犯有原则性的错误，组织上闹独立性的错误。但是，毛与王明谈话并无结果，双方实际处于胶着的状态，直到1O月初，一个偶然的事件触发了王明向毛泽东作出正式回击。
1941年1O月4日，毛泽东将一份季米特洛夫给zhonggong中央查询中国抗战情况的电报交给王明，提议王明先作考虑，然后集体讨论如何给共产国际回电。季米特洛夫在这封电报中提出十五个问题要zhonggong回答，其中有zhonggong准备采取什么措施在德国法西斯继续进攻苏联的情况下，在中日战场打击日军，从而使日本不可能开辟第二战场打击苏联；zhonggong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团结究竟采取什么立场等。王明看到这封电报，如获至宝，觉得反击的机会到来了。
10月7日晚，毛泽东偕同任弼时、王稼祥到王明住所，共同商讨回电季米特洛夫的问题。王明在与毛的谈话中，就季米特洛夫来电所提有关zhonggong统战政策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王明认为，「我党已处于孤立，与日蒋两面战争，无同盟者，国共对立。原因何在？党的方针太左，新民主主义论左」。王明又说，「我党的黄金时代是抗战之初的武汉时期，1937年12月会议前和1938年10月六届六中全会以后，这两头的政策皆是错误的」
10月8日晚，王明在杨家岭召开的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作长篇发言，全面阐述他对当前党的政策的看法。王明集中谈论三个问题。第一，批评zhonggong（实指毛泽东）有些地方政策「过左」，「妨碍统一战线」。王明说，「对地方实力派消灭过份，对地主搞得太过火」，「今后阶级斗争要采用新的方式，使党不站在斗争的前线，而使广大群众出面，党居于仲裁地位，可有回旋馀地」。王明提出，在中国与苏联都异常困难的形势下，zhonggong不仅应与民族资产阶级搞好关系，而且还应与国民党把关系搞好，此「既有必要，也有可能」。第二，对毛的〈新民主主义论〉提出异议。王明认为，「在目前统一战线时期，国共双方都要避免两面战斗，要把反帝反封建加以区别。含混并举是不妥的」。王明指出，「新民主主义只是我们奋斗的目标，今天主要是共同打日本」。第三，对毛就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和长江局的指控提出反驳。王明宣称「十二月会议与六中全会的政治路线是一致的」。长江局总的路线是对的，只是在「个别问题上有错误」，如「强调斗争性不够」，「在客观上形成半独立自主」（指与延安的关系），但王明紧接看又强调，「我在武汉工作时是讲独立性的」（指与国民党的关系）。
王明在10月8日的发言是他最后的背水一战。1938年共产国际在斯大林大清洗中遭到严重摧残，王明的恩师米夫因与布哈林有牵连，已被处决，王明失去了保护伞。共产国际出于现实的考虑，实际上已半抛弃了王明。在近三年的时间里，季米特洛夫未与王明直接联络（或许有联络，但电报被毛截留），备感凄楚的王明只能审时度势，违心地向毛低头。正当王明独自一人承受来自毛的巨大压力时，季米特洛夫的电报犹如一剂强心针，顿时给王明注入了活力。他抱着孤注一掷的心理，向毛作最后一搏。
王明的反击被毛泽东当场粉碎。毛泽东针对王明的指责，反驳道，王明认为我们太左了，恰恰相反，我们认为王明的观点太右了。毛说，王明同志在武汉时期的许多错误，我们是等待了他许久，等待他慢慢的了解，直到现在还没有向国际报告过。前几天与他谈话指出了武汉时期有这样几个错误：一、对形势估计，主要表现是过于乐观；二、对处理国共关系，没坚持独立性与斗争性；三、军事战略，助长了反对洛川会议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方针；四、在组织上，长江局与中央的关系是不正常的，常用个人名义打电报给中央与前总（指八路军总部），有些是带指示性的电报，不得中央的同意，用中央的名义发表了许多文件，这些都是极不对的。现在王明同志谈了他的看法，大家可以讨论。
毛泽东的迅速反击有效阻止了王明再次聚合国际派的努力。参加当晚会议的任弼时、康生、张闻天、陈云、王稼祥、凯丰纷纷表态，一致批评王明，拥护毛的发言。王稼祥、任弼时还以当事人的身分。搬出了季米特洛夫、曼努伊尔斯基当年对王明的批评性评价。任弼时回忆季米特洛夫曾向他说，「王明缺乏工作经验」，「王明有些滑头的样子」。张闻天插话说，《救国时报》（王明领导的zhonggong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巴黎创办的中文刊物）宣传王明为英明领袖。在会议结束时，毛泽东当机立断，关于苏维埃运动后期错误问题，停止讨论。「准备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王明提出的政治问题」，希望王明对武汉时期的错误及对目前政治问题，在政治局会上作出说明。毛特别提出「王明在武汉时期政治上、组织上都有原则错误，但不是路线的错误」。
据胡乔木记述，在10月8日书记处会议后，毛泽东随即写了一份「较为详细的讲话大纲」，准备在拟定12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发言。毛在这份讲话大纲中进一步扩展了自己在10月8日会议上的讲话要点，认为王明的首要错误是统一战线中的迁就倾向，其它错误是，在中日战争问题上，有盲目乐观倾向；在军事问题上，只是空谈五个统一与七个统一，以对抗「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对中央关于发展长江流域游击战争的意见置之不理；在处理党内关系上，坚持要到武汉去，使长江局成为实际上的中央，反对延安用书记处的名义，对延安、华北下命令；不印〈论持久战〉小册子；开六中全会不肯回来，到了西安还想回武汉去，形成「独立自主局面」。胡乔木说，毛的大纲也指出了王明还有一些「对的地方」，但胡未予列出。
毛泽东在10月8日书记处工作会议上对王明的批驳，及会上出现的一边倒局势，使王明深感孤掌难呜，只得全线撤退。1941年10月12日，王明宣布有病，不能参加政治局会议。这样，原定的会议未开成，毛泽东准备的「大纲」也未能宣讲（此「大纲」所列各点日后成为zhonggong党史编纂学对长江局评价的定论）。次日，任弼时在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报告说：今天李富春参加医生的会诊，医生要王明休息三个月。王明提出，病休三个月中，不参加书记处会议，只参加政治局会议（实际上自此以后，王明就再也未参加政治局和书记处的任何会议）。王明并提出两点意见：—、关于武汉时期的工作，「同意毛主席10月8日结论」。二、关于他对目前时局的意见，请政治局同志到他住处去谈，以后由政治局进行讨论，他病好后再看记录。
对于王明声称有病，不能出席政治局会议事，在zhonggong党史编纂学中长期被解释为「诈病」。王明则在三十年后出版的《zhonggong五十年》中说，10月8日，他的胄大出血，10月9日，毛泽东派其私人秘书叶子龙将他「从床上拖到了会上」。从10月10日起，他就卧病不起。10月14日，王明被李富春等送进延安中央医院。王明说，毛泽东是为了「甩开」他，「强迫」其住院治病。
王明自动请假，使毛泽东最大的一块绊脚石已不复存在。在10月13日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毛对王明表现出少有的温和态度。他请任弼时向王明转达，「对他说明，他在武汉时期的工作，路线是对的。但个别问题上的错误是有的，我们就是这些意见，如他还有什么意见，等他病好后随时都可以谈」。然而就在同一天，毛一改数日前宣布的停止讨论「苏维埃后期错误」的决定，再谈过去历史问题。毛说，苏维埃运动后期错误的主要负责者是博古同志，张闻天算犯第二等的错误，王明在四中全会中形式上纠正了立三路线，但后来在实际工作中仍未克服立三路线。会议最后决定成立「清算过去历史委员会」，由毛泽东、任弼时、康生、王稼祥、彭真五人组成，以毛泽东为首，再次引导党的高级领导人把目光转回到过去历史问题。
以毛泽东为首的「清算过去历史委员会」的工作任务并不复杂，其实就是根据毛的意图重新改写zhonggong党史。毛当然知道此项工作的意义所在，根本不需他人帮忙，而是自己亲自动手将改写党史的框架建立起来。据近年披露的史料显示，毛泽东在这段期间一共写了两组系统批判「左倾路线」的文稿：一组是至今仍未完全公开的长达五万多字的「九篇文章」；另一组为近两万字的作为九月政治局会议结论的〈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
所谓「九篇文章」，是毛泽东针对原zhonggong中央从1931年9月至1932年5月发出的九个文件而写的批判文章。这组文章以嘲讽怒骂的方式尖锐指责了博古、张闻天、周恩来等当时党的领导人。初始题目是「关于和博古路线有关的主要文件」，以后改为「关于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有关的一些主要文件」，再改为「关于1931年9月至1935年1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
据看过「九篇文章」的胡乔木评论，该文「用词辛辣、尖刻，甚至还带有某些挖苦」，是毛泽东的「激愤之作」「也是过去长期被压抑的郁闷情绪的大宣泄，刺人的过头话不少」。毛在「九篇文章」中提出一些重要观点，如认为1931年秋成立的临时中央是非法的，刘少奇是白区工作「正确的领袖人物」，文中还多处援引刘少奇的观点。文章写成后，毛泽东只送给当时与他关系最密切的刘少奇、任弼时看过，没有在其它领导人中间传阅。相信这是毛泽东在对刘少奇、任弼时进行「路线交底」。胡乔木作为毛的秘书，「看过此文，属于例外」。
1964年春，「九篇文章」从北京中央档案馆发现。毛泽东将这组极具攻击性的文稿批给刘少奇、周、邓、彭真、康生、陈伯达以及陈毅传阅，毛在批语上写「请提意见，准备修改」。1965年1月2日，毛又将此件批送谢富治、李井泉、陶铸传阅，让他们对文章提出意见，以便毛「修改」。毛在1965年1月2日的批语中写道，将删去文中提到的周恩来的名字，「因为总理一生正确比（错）误多得很多」。毛说，「此文过去没有发表，现在也不宜发表，将来（几十年后）是否发表，由将来的同志们去作决定」。
1965年5月12日，毛泽东在对「九篇文章」作了修改后，将原文标题改为〈驳第三次左倾路线（关于1931年9月至1935年1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在内容上也增加了一些文字」。据胡乔木透露，经毛修改的1965年稿。仍然保留了「咄咄逼人、锋芒毕露」的特点。此时，毛泽东突然改变了原先不准备发表此文的想法，准备重新发表该文。毛解释道，「由于年深日久，这个不利于团结的因素——写得太尖锐，不存在了，干部不会因为看了这篇文章怒发冲冠，不许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从而破坏党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了」。然而不久毛泽东再次改变了主意，打消了公布这组文章的念头——概因1965年春毛已开始酝酿文化大革命，毛着实不愿公开这组文稿给刘少奇脸上贴金。1974年6月，毛泽东又找出「九篇文章」，将有关称赞刘少奇的内容尽行删去，「打算印发中央委员，但后来只发给部分政治局委员看过」，当时正是毛对周再度不满、策动反周的「批林批孔」运动期间，毛似乎有意将此文作为反周的石头。毛在临去世前一个月的1976年8月，又一次对此文发生兴趣，「请人读给他听过一遍」。此时刘少奇、周恩来、王明、张闻天、彭德怀均已不在人世，邓小平也被毛再次打倒，毛的「敌人」已尽情铲除，夕阳日下，毛重温旧稿，也许只是出于对这篇尽遂性情文章的特别珍爱，却再无发表此文的念头了。
与「九篇文章」有所不同，毛泽东写的〈结论草案〉具有较正式的辞章形式和较强的理论色彩。《结论草案》的核心精神是，首次明确认定在中央历史上，自「九一八」事变到遵义会议的「三年零四个月」为「左倾路线」统治时期，改变了毛自1940年12月以来以1934年zhonggong六届五中全会为「苏维埃后期左的错误」起点的划分。毛的这个改动非同寻常，由此，可以将王明与「苏维埃后期左的错误」挂上钩。由于这个改动，毛在起草《结论草案》时，对原先只点出博古一人的名字作出修改，加上了王明的名字。毛写道：
王明同志与博古同志领导的这条路线是在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各方面都犯了严重原则错误的，集各方面错误之大成，它是形态最完备的一系错误路线
毛泽东并从思想形态、政治形态、军事形态、组织形态等方面具体剖析了这条「错误路线」的特征和对zhonggong革命造成的巨大危害。特别指出，在长征前把中央领导变成「三人团」，变为外国顾问一人专政，剥夺政治局委员与闻军国大事的权利，甚至根本停止政治局的工作。以及「故意地压抑刘少奇同志（他是很好的与很老的群众领袖，又是政治局委员），而提拔了两个新党员（博古、张闻天）」，是这条「错误路线」最恶劣的表现方面之一。
〈结论草案〉的另一个引人注目之处是关于对zhonggong六届四中全会的评价。与zhonggong党史编纂学的传统解释完全不同，毛泽东在这份〈结论草案〉中不仅没有将六届四中全会称之为「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起点」，相反，毛写道：
中央政治局在收集详细材料经过详细讨论之后，一致认为四中全会及其以后一个时期，中央领导路线虽有缺点、错误，但在基本上是正确的。
毛泽东在〈结论草案〉中列举了「四中全会的成功方面」：「反对了李立三的错误路线与罗章龙的反党行为」，恢复了共产国际在中国党内的信任，放弃了组织城市暴动和攻打大城市，解决富田事变的争论。以及在粉碎第二次、第三次「围剿」中都作了工作等等。毛指出，这些都应肯定。「这是四中全会的主要的根本的方面」。
毛泽东为什么如此肯定以后遭致他强烈谴责的六届四中全会？
首先，zhonggong六届四中全会派往中央的代表团在1931年4月至10月，曾全力支持毛泽东。正式在zhonggong中央和任弼时的全力支持下，才最终把一度被项英翻案的富田事变重新定为反革命事变，有力地维护了毛泽东的威信。
第二，几个与毛泽东关系最密切的政治局委员，如任弼时、刘少奇是在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的（任弼时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刘少奇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陈云、康生在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否定六届四中全会不可避免将触及他们。有可能对任弼时、刘少奇等与毛的合作产生不利的影响。
至于毛泽东是否顾及到共产国际的因素并不是主要的。六届四中全会和五中全会都是经共产国际批准召开的，毛既可以否定六届五中全会，就没有理由担心否定六届四中全会将遭致共产国际的不满。
然而毛泽东终究是要彻底否定六届四中全会的，非此不能彻底剥掉王明等国际派「合法性」的外衣。这一幕何时推出，还得取决于党内形势的变化，尤其是政治局多数成员态度的进一步转变。现在，毛泽东的老对手项英已死，只要任弼时能够配合，江西「肃A8团」的那一段历史，任何人都不敢牵扯到毛的身上，毛反而可将「肃反扩大化」的帽子扣到王明、博古的头上。只是眼下形势还未臻于完全成熟，毛泽东还需继续等待。
毛泽东在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上虽然没能彻底否定zhonggong六届四中全会，但是他的一些最重要的目标已经实现。毛已一举摧毁王明等国际派，完全控制了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毛还顺利地打下了重写zhonggong党史的基础。1941年秋，在毛的倡议下，中央政治局宣布成立几个机构：以康生为主任的「中央党与非党干部审查委员会」，9月26日成立的以毛泽东为组长的「中央高级学习组」和以陈云为首的复查过去被错误打击干部的委员会，前两个机构成为毛领导整风运动的最重要的工具。
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的结果表明，共产国际对zhonggong的控制力已基本丧失，在zhonggong政治生活上曾经发挥过重大作用的国际派已经土崩瓦解。王明实际上已退出zhonggong核心上层，从此不再对zhonggong重大决策起任何作用。毛泽东的下一步骤是乘胜前进，全面肃清王明等国际派在党内的影响，在全党搞臭王明、博古，彻底改变zhonggong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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