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志田：为历史植树造林

老木匠

历史不应像烟囱和电线杆那样直白，它可能更像一棵棵鲜活的树，有主干也有枝叶

“历史大众化”近年似已形成风潮，让我们这些学历史的很受鼓舞。不仅中国，现在西方大学历史系一个日益发展的分支就是所谓“公众史学”（publichistory），已经成为不少博士的就业方向。其实公众对往昔的兴趣和需求始终存在，近年大量历史剧的出现，正呼应着大众希望了解历史的需求。

有些历史研究者常对电视中的历史剧提出商榷，我以为大可不必。电视剧就是电视剧，不能要求它像严肃的著作一样精准；况且我们很多史学著作不仅没有什么“可读性”，实在也并不怎么精准（有人甚至以为精准不是史学追求的目标）。在所有学科中，史学本应是最需要讲故事也最适合于讲故事的。我们的历史著作写出来不能让老百姓喜欢，责任应该在研究者本身（包括我自己）。

电视剧的一个好处是有许多迂回曲折的“情节”，这似乎也是以前史著的标准。以“笔锋常带情感”著称的梁启超就说，他读西洋史著，总是“越读越有趣，处处峰回路转，时时柳暗花明”。梁氏当年比较尊西，对中国的历史著述缺乏自信。但至少可以看出，对时人而言，要不时“峰回路转”和“柳暗花明”，才会感觉“有趣”。如今我们写出的历史，却渐渐都像律师文书那样直白扼要，一语破的。

在梁启超看来，把问题弄得“简单明了”本应是闹革命搞运动的方式。“凡要拐几个弯的问题，断不能做国民运动的主题。排满革命运动为什么有力？说一声‘满洲人抢掉了我祖宗的江山’，个个都了解了；五四运动为什么有力？说一声‘日本人欺负中国’，个个都了解了”。不过他也指出，这是因为当时中国人的政治素养不足，“等到将来多数人政治知识渐充，政治兴味渐浓，那么，稍为复杂的问题，也说得进了”。

八十多年过去了，且不论我们的政治知识是否更充足，历史著述似不应满足于陈述简明的问题了。198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本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不仅经济成分多元，政治亦然，地方和基层的声音在决策中的影响，可见明显的增加。如今媒体讲究“煽情”，就连中央台都出现一些带有地方口音的主持人。在全球范围里，冷战的结束意味着两极化世界的终结，黑白分明的简明思路渐渐淡出，所以才产生出把中国视为非敌非友的“共同责任者”这类美国新思维。

在这样内外变化的大语境下，比较自然的走向，似乎应该是凸显史事和史学的丰富性。出现相反的情形，或许是因为生活节奏加快，人们的阅读习惯也在改变。一般人或非历史专业的学人，希望寻求简捷的答案，很可以理解。我也读其他专业的东西，假如过于简洁，无形中总有点被“灌输”的感觉。历史著述若简明扼要得像直指天空的烟囱，固然直截了当，但是否少了点意趣？

历史本身异常丰富，给人们留下了宽广的想象空间。在变动急遽的近代中国，其特色更表现为多元多歧而又互渗互动。能一目了然的东西，即使存在，恐怕对读者也无多大益处。或许，我们对历史的看法越不清晰，越多面化，离那捉摸不定的真实也就越近。

史事发生发展的原状如此，表述亦然。窃以为，史学应该尽可能呈现历史的丰富性，且最好体现在表述上，可以考虑采取更有层次的表述方式。史家傅斯年曾把文章分为“外发”和“内涵”两种，前者“很容易看，很容易忘”；后者“不容易看，也不容易忘”。理想的文章，是作者可以引导“读者自己感悟”，产生“无限的感想”。

目前历史著述的直白状况，究竟是作者影响读者还是读者影响作者，尚不清楚。其实阅读是一个充满惯性的行为过程，读者和作品始终互动于其中；而阅读习惯又是可以改变的。历史不应像烟囱和电线杆那样直白，它可能更像一棵棵树，有主干也有枝叶。我们切勿低估读者的水准，即使有“主题”的历史内容，也可以表述得更像一棵生存的树：葳蕤的枝叶会遮挡部分树干，但并不影响其一干竖立，反而丰富了全树，赋予其生命力。阅读这样的历史，读者的眼光不也会更加鲜活些吗？

1950年代歌曲中的“小燕子”曾把林立的烟囱看作树林而欣喜，现在燕子不论大小，本身已渐稀缺。我们的历史可能也需要植树造林——积枝叶扶疏之树，成郁郁葱葱之林。若对应“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的俗话，最好还有鸟儿点缀其间，隐约透出婆娑舞姿和曼妙歌声。

（作者为历史学教授）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156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