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华：从「延安之春」到斗争王实味

李旧苗

一、利用自由主义打击教条主义：毛泽东与延安「自由化」言论的出笼
    1942年的初春，春寒料峭，毛泽东整顿三风的报告犹如一股春风，将延安知识分子干部的心吹的暖烘烘的。各机关、学校纷纷办起壁报，人们踊跃著文，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向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发起猛烈的攻击。就在这时，毛泽东开始了一个重大行动：清剿「教条主义的大本营」[1]——延安中央研究院。
    延安中央研究院（以下简称中研院）是zhonggong为培养高级理论干部而设立的一所「红色教授学院」，它的前身是马列学院，这是国际派的一个世袭领地，自1938年5月5日成立，即长期由张闻天兼任院长，副院长一职则由zhonggong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开山人之一、日本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师河上肇的弟子王学文担任。张闻天和王学文是zhonggong党内极少见的掌握数门外语、精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宿耆，但是毛泽东对张闻天、王学文领导下的充满浓厚理论学习气氛的马列学院并无好感。1940年5月，王学文因长期在日本留学，熟悉日本情况，被调到总政治部任敌工部部长，王学文虽然继续挂名副院长，但张闻天在工作中已失去一重要助手。1941年5月，马列学院改名为马列研究院，7月，又易名为中央研究院。毛将马列研究院改名的目的是为了淡化zhonggong作为原型马列政党的形象，以凸显zhonggong的民族主义色彩，此举也是为最后摧毁斯大林伸向zhonggong的这块精神租界地尽早作好舆论和心理上的准备。
    1942年1月，中宣部部长兼中研院院长张闻天，主动下乡进行社会调查，在临行之前，张闻天去中研院讲话，他「以庄重的口吻说毛泽东同志的学习态度和学习方法始终是扎扎实实的，脚踏实地的，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是全党学习的楷模」，号召大家要「老老实实」地向毛学习。张闻天随即话锋一转，开始自我贬损，声称：「我没有什么值得学习的，我不过是一个缺乏实际的梁上君子罢了。」 [2]毫无疑问，张闻天这番话会一字不差地报到毛泽东那里，张闻天用这种方式向毛传递了他彻底认输的信息。张闻天离开延安后，中宣部代部长凯丰以「带罪之身」奉命领导中央文宣部门的整风运动，但他极为知趣，不肯过问中研院的运动。罗迈（李维汉）则在毛的支持下，以中宣部副部长的身分坐镇中研院。罗迈系zhonggong元老，也是毛青年时代的朋友，但曾一度依附国际派，得罪过毛。1935年后，罗迈审时度势，积极靠拢毛，更在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上对自己所犯的「错误」作了「深刻的检查」，已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毛的谅解。1942年毛泽东派罗迈主持中研院整风运动，就是要在政治斗争的「风口浪尖」上，进一步考察他。对此，罗迈心领神会，1942年3月16日，他在《解放日报》发表《要清算干部教育中的教条主义》的署名文章，指责1938年后的zhonggong干部教育，造成了「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马列书」的风气，将矛头直指领导中央文宣和干部教育工作的张闻天。罗迈十分清楚，毛正不动声色地注意着自己，他也知道毛早已派陈伯达挂职于中研院，陈伯达这个「包打听」将会把中研院的大小事情迅速禀告于毛。
    毛泽东派罗迈前往中研院的目的十分明显：揭开中研院的「盖子」，先打掉院内那批留苏、留东、西洋的「理论权威」的傲气，再进而将斗争矛头直指「教条主义的祖师爷」——中研院院长张闻天和王明、博古。
    中研院被毛泽东选作整肃国际派的重点单位绝不是偶然的。1938年后，经张闻天亲自挑选，马列学院集中了一批zhonggong著名的学者和理论家：担任中研院各研究室负责人的张如心、王思华等皆有留苏或留欧美、留日背景，且均为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初入党的老党员；各研究室的一级研究人员也多是一时之选，其中大多数人都是三十年代左翼文化运动的风云人物，有的人还有译著出版。但由于后一类人入党时间较晚，且大多不曾留苏，所以在政治上的地位并不高。
    毛泽东为了在心理上彻底打垮中研院内这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意志，交替使用了两种手段：第一，在政治上和人格上公开羞辱他们；第二，挑动青年知识分子的不满情绪，「放火烧荒」，将青年的怒火引至国际派身上。
    出身于长沙第一师范的毛泽东有着极其强烈的自尊心，对所谓「大知识分子」一直怀有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他从来就怀疑党内那批理论家在内心深处并不承认自己，毛也猜度这批人甚至根本就否认zhonggong党内有「教条主义」一说，他们完全可能以zhonggong绝大多数党员没读过马列著作为由，拒绝接受「教条主义危害论」。毛泽东知道，对付这笔「红色教授」，仅仅用说理辩论那一套纠缠不清的「文明的方式」显然是不够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将他们臭骂一通，使他们在劈头盖脸般的责骂中，斯文扫地，无地自容。
    对付「红色教授」，毛泽东自有其法术，其中最厉害的一着就是剥掉他们引以自豪的「理论家」头衔，赐他们一个「坏透了的留声机」的恶名。
    秉持毛泽东的旨意，《解放日报》在社论中嘲笑那些以熟读马列为奇货可居的「红色教授」，自以为「谁背的书最熟，谁就是最好的理论家」，其实是在闹「天大的笑话」。社论声色俱厉地警告他们，必须自我脱帽（「理论家」之帽），并以无可置疑的权威口吻教训这些「理论家」：
    会引证马列主义之警句的人不能称为理论家，能以马列主义精神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人，才能称为理论家。 [3]
    为了一举打掉「红色教授」身上的傲慢，毛的得力助手胡乔木在《解放日报》上著文，干脆直接将他们喻为「废物」。当然，这样的骂人话实在太难听了。于是，胡乔木将「废物」从轻发落，改称为「坏透了的留声机」（「因为他们决没有把所见所闻背得一字不差的本领」），并且宣称共产党内这种人「多的是」！[4]
    毛泽东的凌厉攻势果然有效，中研院的「红色教授」们个个吓得胆战心惊，忙不迭地表态支持反教条主义。但是，毛却对他们思想的迅速转变十分怀疑，因为这些「理论家」并未将「教条主义」与他们个人联系起来，而是「你也来呀，我也来呀，大家把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尾巴割下来呀」，好似「教条主义」与他们无关。对这批「理论家」随风转舵毫不脸红的行径，毛泽东、胡乔木表示出极大的愤怒，他们借《解放日报》之口挖苦道：「他们叫得愈多愈响，就愈成为讽刺。任是什么漂亮的盒子，一触到他们的指头，就都变为顽石了」。  [5]
    其实「红色教授」们已经够可怜了，仅仅在一夜间他们就从凤凰变成了草鸡。他们忍痛宣布自己原先视为安身立命之本的马列著作「比屎还没有用处」， [6]这些昔日的理论家从最良好的愿望出发，尽可能地去理解毛的「新解释」，他们已对毛表现出最恭顺的服从，所未做的只是将自己骂得狗血喷头，而阻碍他们达到这一步的则是个人的尊严感，然而毛泽东所要索取的正是这份个人的独立与尊严！
    1942年3月9日，《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篇经毛泽东修改，由胡乔木撰写，堪称中国言论史之奇文的社论《教条和裤子》。 [7]这篇社论以大胆使用粗俗文字于政治斗争，开创了zhonggong文宣语言的新范式。毛泽东、胡乔木通过《教条与裤子》的社论，责令「红色教授」们「脱裤子」：为什么要「脱裤子」呢?因为「问题发生在他们的贵体下」，还因为裤子下「躲着一条尾巴，必须脱掉裤子才看得见」。而各人「尾巴的粗细不等」，割尾巴所需用的「刀的大小不等，血的多少不等」，因而只有先脱掉裤子，才谈得上「用刀割」,「裤子上面出教条，这就是教条和裤子的有机联系，谁要是诚心诚意地想反对教条主义，那么他第一着就得有脱裤子的决心和勇气」。  [8]
    然而毛泽东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大师们」能否自觉「脱裤子」并不抱奢望，他决定采取一项重大措施——动员青年知识分子帮助「红色教授」和老干部「脱裤子」。
    毛泽东摆出一副青年知识分子保护人的姿态，频频发表同情他们的言论，将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一步步诱人早已为他们准备好的进攻堑壕。
    在毛泽东言论中最具鼓动性的内容是他对「宗派主义」的解释。1941年9月10日，毛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把「宗派主义」主要解释为排斥、歧视知识分子的「首长本位观」，而不是他以后惯所喻指的「王明、博古宗派集团」！
    毛泽东说：
    宗派主义现在也有。在延安，首长才吃得开，许多科学家，文学家都被人看不起。宗派主义是排挤非党干部的一种风气，即排外主义。同时也排内。 [9]
    1942年2月2日，《解放日报》在社论中遵照毛的上述口径，批评宗派主义「对于党内同志则轻视疏远，少团结，少帮助。对于党外干部，则少了解，少关心。对『三三制』的实行，又是不坚决、不彻底」。 [10]一时间，毛泽东似乎在鼓动延安青年知识分子「反官僚」！
    3月中下旬，毛泽东的言论向更「开明」的方向发屐，《解放日报》连续发表反宗派主义的社论。3月14日，《解放日报》刊载社论《从自己制造的囚笼中跳出来》，抨击某些共产党员的「孤立主义」错误，宣称党和党外人士的关系问题，是党的生死问题，也是革命的成败问题。3月19日，又发表《发扬民主作风》的社论，再度批判一部分党员排外的宗派主义情绪，要求zhonggong党员「虚怀若谷」，「倾听各种不同意见」。毛在为zhonggong中央起草的《关于共产党员与党外人士的关系的决定（草案）》中亲笔写道（这份决定因王实味事件的发生，以后并没有下发和公布——引者注）：
    任何愿与我党合作的党外人员，对我党和我党党员及干部都有批评的权利。除破坏抗战团结者的恶意攻击以外，一切善意批评，不论是文字的，口头的或其它方式的，党员及党组织都应虚心倾听。正确的批评，应加接受，即使其批评有不确当者，亦只可在其批评完毕，并经过慎重考虑之后，加以公平的与善意的解释。绝对不可文过饰非，拒绝党外人员的批评，或曲解善意批评为攻击，而造成党外人员对党的过失缄口不言的现象。党外人员对于违犯政府法令或党的政策的党员及干部，除得向法庭或行政机关依法控诉外，并有权向各级党委控告，直到党的中央。
    《新华日报》、《解放日报》及各抗日根据地的报纸刊物，应吸取广大党外人员发表言论，使一切反法西斯反日本帝国主义的人都有机会在我党党报上说话，并尽可能吸收党外人员参加编辑委员会，使报纸刊物办得更好。党报工作者必须学会善于吸引党外人员在党报上写文章，写通讯的方式和方法。某些党报工作者的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态度，须受到批评。[11]
    毛泽东的这些话说得何等好啊！十五年后的1957年春，他不也说过类似的话吗？然而，若细心观察，毛还是在文件中预留了伏笔，毛在这份文件中给「批评」作了一个二分法分类——「善意批评」和「破坏抗战团结者的恶意攻击」，至于判断何谓「善意批评」，何谓「恶意攻击」，其解释权自然属于党的领导机关和党机关的领导人。尽管如此，毛泽东在1942年3月下旬起草的这份以后被束之高阁的文件的主旨精神却是鼓动「放」！
    1942年的3月，「自由化」的微风从毛泽东的窑洞里飘拂出来，从毛泽东窑洞里进出的客人有一位就是非党作家萧军。毛泽东在一次深夜长谈中甚至将自己在党内所遭受的排斥和打击的细节向萧军和盘托出。 [12]从这件事中不难看出毛泽东在1942年3月鼓动「自由化」的真正意图。然而担任《解放日报》社社长的博古并不完全知道毛泽东的打算，他眼见毛泽东「批评」的板斧又挥向自己负责的党报工作，于是迅速跟上毛的调子，在他的默许下，丁玲在《解放日报》文艺栏推出由党员与非党员撰写的一组批评性文字，以示党报工作的改进。
    1942年3月9日，就在《教条和裤子》社论问世的当天，《解放日报》刊出了丁玲的《三八节有感》，紧接着，由丁玲任主编、陈企霞任副主编的《解放日报》文艺栏又先后发表了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和经毛泽东亲笔润色、作了修改的萧军的《论同志之「爱」与「耐」》，[13]以及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罗烽的《还是杂文时代》，这些文章一经刊出，立即轰动了延安。
    丁玲、王实味、萧军等人文章的共同特点是：用文学的形式对毛泽东在1941年9月10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批评宗派主义的一段话：「在延安，首长才吃得开，许多科学家，文学家都被人瞧不起」作具体的解释和进一步的发挥，尽管他们当时都不知道毛的这个讲话。
    毛泽东的「煽惑」终于将瓶子里的「魔鬼」驱赶了出来！丁玲等尖锐抨击了在延安普遍存在的「首长至上」的现象。这些文章还曲折地表达了广大青年知识分子对延安「新生活」的失望：基层单位的领导毫无政策和文化水平，对上奴颜卑膝，对下则横眉冷对，动辄用政治大帽子压制普通党员的不满。文章的作者纷纷要求扩大党内民主，在「同志爱」的基础上建立充满友爱、平等精神的革命队伍的新型关系。
    在《解放日报》文艺栏发表的文章中，最具影响力的是中研院文艺研究室特别研究员王实味的《野百合花》。
    二、呼唤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王实味言论中的意义
    王实味是受了五四民主和科学精神的影响，满怀乌托邦社会改造的理想，转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从而投身共产主义运动的那一代左翼知识分子的突出代表。1926年，时年二十岁的王实味在其就读的北京大学文科预科加入了GCD，一年后因与女友恋爱受到了zhonggong支部书记的指责而不再参加支部的组织生活。从1926年起，王实味开始在北京、上海的文学刊物上发表文学作品，1929年后，长期住在上海，有过一本创作小说集和五本文学译著问世。1937年10月王实味来到延安，先入鲁迅艺术学院，后经张闻天亲自挑选，调入马列学院编译室，参与翻译马列经典著作，几年中译述达百万字左右。王实味个性耿直傲介，看不惯马列学院编译室负责人陈伯达等谀上压下的种种表现，与他们的个人关系十分紧张，但却十分尊敬张闻天、王学文和范文澜（原任马列学院中国史研究室主任，1941年8月后任中研院副院长）。马列研究院改名为中央研究院后，王实味转入由欧阳山任主任的中国文艺研究室作特别研究员，享受中灶待遇。
    从1942年2月始，年届三十六岁的王实味受毛泽东整顿三风号召之鼓舞，陆续在《谷雨》杂志、《解放日报》及中研院《矢与的》壁报上连续发表文章，计有《政治家、艺术家》，《野百合花》，《我对罗迈同志在整风检查动员大会上发言的批评》，《零感两则》等。王实味的上述文章，从内容上看，与丁玲、萧军、艾青等人的文章完全一致，只是更具尖锐性和批判性。
    王实味大胆地揭露了延安「新生活」的阴影，相当准确地反映了延安青年知识分子理想渐趋破灭后产生的沮丧和失望的情绪，并对在革命口号下逐渐强化的等级制度及其官僚化趋向表示了严重的忧虑。
    1937—1938年，成千上万受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和《塞上行》强烈吸引的知识青年，怀着对zhonggong的崇仰和对未来新生活的憧憬，从天南海北奔向延安。他们的到来正好和急欲「招兵买马」、壮大自身力量的zhonggong的现实目标相契合，因此受到zhonggong领导的热烈欢迎，而与外界隔绝多年的老红军也热忱欢迎给他们带来各种信息的知识青年。延安一时到处充满着青年的欢声笑语，似乎成了一座青年乌托邦城邦。
    知识青年在延安感受到一种完全迥异于国民党统治区的氛围，最令人振奋的是，在人与人关系上充满着一种同志式的平等精神。尤其从国统区中小城镇前来延安的女同志，更是觉得「卸掉了束缚在身上的枷锁，分外感到自由」。一首流传在延安的歌曲真实反映了当年她们的感受：
    冰河，在春天里解冻；万物，在春天里复生；全世界被压迫的妇女，在「三八」发出自由的吼声……从此，我们……我们定要……打碎这锁人的牢笼！[14]
    在这个时期，由于毛泽东的领袖权威还未最后形成，zhonggong政治生活中的礼仪化色彩较为淡薄，毛泽东、王明、张闻天、朱德等党的领袖穿着朴素，言谈随和，经常前往各学校作报告，前呼后拥的现象还不突出。除了「毛主席」这个称呼已被叫习惯而继续沿用以外，其他zhonggong领袖都可以被青年人直呼为「同志」，无论是「王明同志」、「洛甫同志」，还是「恩来同志」、「博古同志」，都未闻有谁将「书记」、「部长」一类头衔与他们的名字相联。集中在延安各学校学习的青年学生经常就马列基础知识和党的领导人的报告，展开热烈的讨论，「他们无限崇仰『两万五』穿草鞋和会打草鞋的人」，「一到了自己的队伍里，就天真烂漫得很，虔诚到了家，对自己的领袖人物更是从心里往外热爱他们，一想到烈士，就肃然起敬」。为了表示与旧社会一刀两断，许多人甚至改了自己的姓名。艰苦的物质生活非但未减弱知识青年的热情，相反，在这种充满平等精神的新环境里，他们体验到心灵净化的崇高，对zhonggong的政治目标产生出更为强烈的认同感。在这个时期，延安男女青年的交往还比较自由，十月革命后苏俄柯伦泰夫人的「杯水主义」一度流行，一些重要干部率先「与传统作彻底决裂」，上行下效，「打游击」和「革命的恋爱」成为新生活的一项标记， [15]使得理想主义的氛围更加浓厚。
    然而1938—1939年后，随着国共关系的恶化，延安与外界的联系基本中断，在封闭的环境下，延安的社会气氛和精神生活领域开始出现重大的变化：
    一、毛泽东有意利用王明、康生从莫斯科带回的斯大林「反托派」精神为己服务，放纵康生在延安营造「肃托」精神恐怖，青年知识分子无端失踪的事件时有所闻。伴随「肃托」阴影的扩大，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也逐渐升温，延安各学校原有的自由讨论的学习活动渐渐转变为对毛报告的歌颂，广大知识青年的主动性逐渐消失，自赎意识与沮丧感日益蔓延。
    二、上下尊卑的等级差序制度逐步完善，新老干部的冲突逐步表面化。在任弼时的督导下，1940年延安的大、中、小三灶制度正式在全党推行，舞会成为延安高级干部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对领导干部的安全保卫工作已制度化。各单位的领导多由参加过长征的老同志担任，知识分子的思想和生活习惯开始受到严厉的指责，批评知识青年的词汇，诸如「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小资产阶级的情调」，愈来愈经常出现在报刊和领导干部的口中，成为笼罩在青年知识分子头上的精神低气压。
    三、恋爱自由逐渐受到限制。「杯水主义」现象显然与差序等级制度相违背，作为一种「时尚」它在1939年就告结束，而代之以干部级别为基础的、由领导介绍批准的婚姻制度。
    到了1941年，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忽然发现，他们已从青年乌托邦理想国的主人，一下子跌落至「等级差序」制度下的最底层！
    从王实味给我们提供的延安两个女青年的对话中，不难看出延安青年知识分子的失望和激愤：
    「……动不动，就说人家小资产阶级平均主义，其实，他自己倒真有点特殊主义。事事都只顾自己特殊化。对下面同志，身体好也罢，坏也罢，病也罢，死也罢，差不多漠不关心！」
    「哼，到处乌鸦一般黑，我们底××同志还不也是这样！」
    「说得好听！阶级友爱呀，什么呀——屁！好象连人对人的同情心都没有！平常见人装得笑嘻嘻，其实是皮笑肉不笑，肉笑心不笑，稍不如意，就瞪起眼睛，摆出首长架子来训人。」
    「大头子是这样，小头子也是这样。我们的科长，对上是毕恭毕敬的，对我们，却是神气活现，好几次同志病了，他连看都不伸头看一下。可是一次老鹰抓了他一只小鸡，你看他多么关心这件大事呀！以后每次看见老鹰飞来，他都嚎嚎的叫，扔土块去打它——自私自利的家伙！」
    「我两年来换了三四个工作机关，那些首长以及科长、主任之类，真正关心干部爱护干部的，实在太少了。」
    和这一切相对应，王实味又为后世提供了一幅伴随革命「蜕化」，「新阶级」破土而出的逼真画面：
    抗日前线的将士在浴血奋战，「每一分钟都有我们亲爱的同志在血泊中倒下」；
    延安中央大礼堂的舞会在通宵达旦地举行，「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
    「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曲汤，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颇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食分五等，衣着三色」…… [16]
    作为一个狂热的理想主义者，面对这一切，王实味感到不平，有如骨刺在鲠。他似乎十分怀恋1937—1938年那段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岁月，但他毕竟又信奉马克思主义，知道「共产主义不是平均主义」。于是王实味申明自己也属于「干部服小厨房阶层，葡萄并不酸」，放言直谏绝非为争个人利益。他甚至对延安的等级差序制度表现出最善意的理解，认为「对那些健康上需特殊优待的重要负责者予以特殊的优待是合理的而且是必要的。一般负轻重要责任者，也可略予优待」。只是处在当前「艰难困苦的革命过程中」，「许多人都失去最可宝贵的健康的时期」，为了「产生真正铁一般的团结」，「负责任更大的人，倒更应该表现与下层同甘共苦（这倒是真正应该发扬的民族美德的精神）」。
    王实味确实太书呆子气了。他毕竟未亲身经历过1927—1937年的「现代农民革命战争」，他不知道他所提出的这些要求对于某些出身于农民的高干实在是强人所难。斗转星移，zhonggong虽然还未打下天下，但已有几块相对稳定的地盘，一些人已做不来与群众「同甘共苦」、「吃一锅番瓜汤」那类事了！虽然从总体上讲，在四十年代初的延安，干部物质待遇的差别还不是十分明显：大、中、小三灶伙食供应制度和斜纹布（黑色）、平布（青灰色）、土布三级服装供应制度，如果和1949年后的高干特供制度相比，简直不能同日而语，但为何王实味竟感到「大人物」有如「异类」呢？
    真正使王实味以及延安青年知识分子产生疏离和异己感的是以「食分五等，衣着三色」为特征的、与高干地位相联系的干部特殊待遇制度以及由此产生的「高干至上」的浓厚的社会气氛。
    延安的重要高干的家里一般都有组织分配专门照顾首长孩子的保姆，保护首长安全的警卫员，以及照顾首长生活起居的勤务员或公务员（负责为首长打洗脸水和洗脚水，在牙刷上放牙粉等），有的首长的勤务员也由警卫员兼任，另有「伙夫」、「马夫」各一人。 [17]在范围不大的延安城，人们经常可以看到警卫员紧紧跟着首长和他们的家属沿着延河漫步，每逢星期六，人们也不难看到首长派来接爱人回家度周末的警卫员已早早守候在各学校、机关的门口。甚至连孩子们都知道：街上奔跑的那辆由海外华侨捐赠给八路军前方将士的救护车，是「毛主席的汽车」。至于毛泽东居住的杨家岭、枣园戒备森严，明哨、暗哨密布，非邀不得靠近，这更是公开的秘密。1942年春，毛泽东派李卓然登门邀请塞克到其住处谈话，被塞克拒绝，理由是「有拿枪站岗的地方我不去」，直到毛泽东吩咐撤去岗哨，塞克才在邓发的陪同下去见了毛泽东。 [18]这一切在王实味和延安青年知识分子的眼中，全都成了背离革命道义原则的有力证据，使他们产生了强烈的义愤和不平等感。
    最令人心悸的是作为一个书生的王实味竟敢从抨击「食分五等，衣着三色」的现象进而试图剖析产生等级差序制度的思想和历史根源，间接或直接地向手握兵符和镇压机关大权的zhonggong领袖毛泽东发起了挑战。
    王实味看到的「革命圣地」绝非是纤尘不染的共产主义殿堂，在延安的阳光下，不仅存在着浓重的阴影，还有人「间接助长黑暗」，「甚至直接制造黑暗」。证据之一，即是有人以「发扬民族美德」为等级差序制度辩护——而这类「民族化」言辞的始作俑者不是别人，正是毛泽东。王实味是一个十分敏锐的知识分子，他亲自体验了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后在延安逐步深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感受到在社会气氛方面所发生的深刻变化。他不会忘记1940年延安理论界所发生的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正是随着这类讨论的展开，在「民族形式」的掩护下，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某些价值被堂而皇之地引入到zhonggong的理论及其实践中。终于，王实味得出自己的结论：中国专制主义的旧传统已严重侵蚀了zhonggong的肌体，即使在延安，「旧中国的肮脏污秽也沾染了我们自己，散布细菌，传染疾病」，而旧传统一旦与以「必然性」面目出现的俄式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就构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等级差序制度的理论基础。
    王实味质问道，难道我们可以用「了解国情」，「尊重国情」作借口，迁就、迎合中国的落后传统吗？难道因为「黑暗面」存在有其必然性，就欢迎、保护黑暗吗？王实味笔锋一转，忽将批评的矛头直指毛泽东独创的名言「天塌不下来」论：
    在「必然性」底「理论」之后，有一种「民族形式」的「理论」叫做「天塌不下来」。是的，天是不会塌下来的。可是，我们的工作和事业，是否因为「天塌下下来」就不受损失呢？这一层，「大师」们底脑子绝少想到甚至从未想到。
    从四十年代初开始，毛泽东就愈来愈喜欢讲「天塌不下来」，在形势紧张，zhonggong面临困境时，毛爱谈「天塌不下来」；在闻知党内外有不满意见时，毛更爱说这句话：
    「有意见，你让人家讲吗，天又不会塌下来！」，「有话就说，有屁就放，天塌不下来！」
    「我劝同志们硬着头皮顶住，地球照转，天塌不下来！」
    满腔热血的王实味慷慨陈辞：
    在认识这必然性以后，我们就须要以战斗的布尔什维克能动性，去防止黑暗的产生，削灭黑暗的滋长……要想在今天，把我们的阵营里一切黑暗消灭净尽，这是不可能的；但把黑暗消灭至最小限度，却不但可能，而且必要。
    王实味继而警告道：
    如果让这「必然性」「必然」地发展下去，则天——革命事业的天——是「必然」要塌下来的。别那么安心罢。
    王实味在1942年所发出的这番「危言耸听」的预测，终于事隔四十九年后在「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原先称作「社会主义祖国」）——苏联和东欧、蒙古各社会主义国家得到应验，苏联甚至都已不复存在。
    只是，王实味当时还指望毛泽东警醒，以求防患于未然，但是王实味再一次失望了：
    「『大师』们不惟不曾强调这一点（指防止黑暗面的滋长——引者注），他们只指出『必然性』就睡觉去了」。
    「其实，不仅睡觉而已。在『必然性』底借口之下，『大师』们对自己也就很宽容了。」
    尽管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不着急，王实味却忧心如焚。他为防止「革命的天塌下来」，向全党贡献出他的药方：重振共产主义的理想之光，在革命道义的基础上建立新型的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使共产革命充满永久的动力。
    王实味饱含激情，无限感怀地回忆起为实现主义而牺牲了生命的李芬烈士，企图用追忆殉道烈士的方式来唤起人们胸中已沉寂的理想主义，用烈士滚沸的热血来涤荡革命队伍中已经形成的带有专制色彩的人身依附的现象。王实味更期盼借早期共产主义者身上的圣洁之光，重振革命者已渐丧失的自豪感、自尊感和自信感。王实味梦想zhonggong能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首先实践关心人、尊重人、重视人的人道主义准则，让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成为「新社会」的自觉原则。 [19]王实味热情歌颂青年的「纯洁、敏感、热情、勇敢」，呼吁当政者万勿因延安的青年由于得不到「爱和热」而发出「牢骚」就厌恶、嫌弃他们。王实味不无沉痛地说：「延安的青年已经够老成的了」，若再打击他们（例如某个在墙报上写文章的青年，遭该机关「首长」批评打击，「致陷于半疯狂状态」），那么这个世界就太「寂寞了」。王实味甚至「超现实主义」地做起类似武者小路实笃笔下的「一个青年的梦」，以为凡为人者，皆存一颗温暖友爱的同情怜悯之心。他写道：
    我底理性和良心叫我永远以最温和的语调称呼他们为「炊事员同志」（尽管在延安称伙夫为「炊事员同志」有些讽刺意味，因为即使不反对平均主义，也不会有「半个伙夫会妄想与『首长』过同样的生活」）。 [20]
    从抨击延安「歌舞升平」的景象到剖析等级差序制度的思想和历史根源，进而再开出一付「民主」、「博爱」的疗救药方，王实味的论调在延安领导人听来，的确太刺耳了！不仅如此，甚至听来有如托洛茨基的「工人国家蜕化论」！在这里，他们的判断并不错，王实味的思想确实和毛泽东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
    王实味鼓吹的「平等」、「博爱」观念，从根本上说，和建立在政治功利主义哲学基础上的「领袖至上」观念存在着严重的对立。从王实味的人道主义思想出发，必然引发出人的主体精神的高扬；而确立「领袖至上」的观念的首要条件就是削弱乃至消灭人的自主性，使人成为「齿轮和螺丝钉」。1942年的毛泽东正全力追求实现这个「宏伟」的目标，将全体党员改造成「党的（也即是毛的）驯服工具」，如果听任王实味「蛊惑人心」的言论继续扩散；势必严重抵消毛的努力。因此，王实味及其思想就成了毛泽东不得不予以清除的障碍。
    王实味呼唤平等，抨击延安的等级差序制度，也直接侵犯了毛泽东和享受等级制度之惠的老干部的利益，至于王实味言论中渗透的对革命的幻灭感，若从毛的角度看，则有可能「侵蚀」并危及毛「打江山」的伟业。
    1927年后，作为「现代农民革命战争」主体的农民，已成了zhonggong革命的主要动力，尽管因受俄式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使这场发生在二十世纪中国的「农民革命战争」增添了许多新因素，但是中国历史上的「农民造反」模式仍对zhonggong武装革命发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不少参加这场「现代农民革命战争」的农民看来，「打江山」的意义就在于「排座次，坐江山」，尤其随着毛泽东在三十年代中期控制了zhonggong军队后。这场「农民革命战争」的俄式共产主义因素就逐渐被烙有毛个人印记的民族化共产主义因素所置换。深受农民造反传统浸润的毛泽东。极为重视利用农民的感情、行为和愿望为自己「打天下」的伟业服务，毛在马列主义的术语范围内，转换概念，引进大量中国传统农民造反的语汇和行为，使得zhonggong军队既是苏联红军式的军队，又是一支具有浓厚中国传统农民起义军色彩的队伍。作为适应战时环境的一种军事共产主义的分配方法，和体现「论功行赏」传统原则的延安等级差序制度就是这样一种新旧杂揉的混合物。这个制度一经建立就受到农民出身的军队高级将领的普遍欢迎和敬重，至于受过俄式教育的zhonggong高级文职干部，也因它夹杂斯大林等级制的因素，而对其采取「欣然接受」的态度。如今王实味放肆攻击被他们视为是未来革命成功后将要实行的权力与财富再分配制度的先期象征符号，怎能不遭致高干们共同的愤怒？于是当某军队高级将领破口大骂王实味「反党」时，那些具有留苏背景的高级文职干部，也纷纷口诛笔伐，声讨王实味「反列宁主义」。
    毛泽东对等级差序制度的态度要比某些「武人」复杂的多。毛在等级制度问题上的看法是灵活的，其变化中轴点是看其是否有利于一统天下的伟业和他对权力的获得与巩固。从本质上说，毛泽东是zhonggong等级差序制度的最大维护者，而当他的权力还未达到顶峰，或自感权力受到威胁时，毛往往又变成一个「反官僚主义」的急先锋，只有在这时，毛才会释放一些头脑中的「虚无主义」，换上一付「小人物」保护者的面孔，然后煽动下层「反特权」，驱赶群众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一俟目标实现或情况有变，毛则马上翻脸，挑出几个「替罪羊」，批判起「自由化」和「无政府主义」，将那些被愚弄的群众和知识分子一网打尽。此种计谋毛一生屡试不爽，1942年则是牛刀初试。
    王实味与一般左翼人士不同之处在于，他不仅执着于五四自由、民主的理念，他更受到青年马克思人道主义思想，和继承发扬了这种思想的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思想，以及反斯大林主义的托洛茨基部分观点的强烈影响。
    作为近代欧美文明一部分的青年马克思人道主义思想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传统，在战乱频仍、国民文化素质低下的二十世纪中国，除了在五四时期及三十至四十年代曾引起少数知识分子的兴趣，犹如惊鸿一瞥，始终不曾在中国落户。它和在第三国际指导下建立的zhonggong几乎毫无思想联系，尤其随着1927年国民党屠杀zhonggong的一声枪响。zhonggong历史上的古典共产主义革命阶段的终结，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对zhonggong的影响已接近于零。王实味作为一个异数，他的社会民主主义观点主要来源于他对马克思和其他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家著作的直接阅读，以及在阅读基础上的独立思考。
    王实味与托派的部分观点存在共鸣也是一个明显的事实。三十年代初期，王实味与托派有所来往，曾翻译过托洛茨基自传的部分章节和被斯大林隐瞒的列宁（遗嘱），对苏共内部复杂、残酷的斗争有所了解。1937年王实味投奔延安，但头脑中的「异端」思想并未完全根除，托洛茨基所描绘的「工人国家官僚化」的景象，连同辗转传至延安的1937—1938年莫斯科「叛国案大审判」的不祥消息，刺激、震撼了王实味，逼使他自觉或不自觉地拿起「蜕化论」这把标尺，来衡量延安所发生的一切，而他在延安所见所闻正好与他头脑中的「蜕化」影像完全重合！

李旧苗

三、风向突转：毛泽东拿王实味开刀
    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和刊登在中央研究院《矢与的》壁报上的其它言论一经问世，立即在延安引起轰动，一时间各学校、机关纷纷仿效中研院，也办起了各种类似《矢与的》的壁报，至1942年3月底，4月初，各大单位创办或计划创办的壁报有：
    西北局的《西北风》；
    延安自然科学院的《整风》、《向日葵》、《心里话》；
    民族学院的《脱报》（脱者，「脱裤子」也）；
    中央医院的《显微镜》（拟创办）；
    延安学生疗养院的《整风》 [21]
    这些壁报连同存在时间较久的中央青委《轻骑队》壁报，构成了延安壁报群中的几朵耀眼的浪花。
    与此同时，各学校、机关「反官僚，争民主」的浪涛正汹涌澎湃：中央研究院，百分之九十五的工作人员同情、支持王实味的观点，研究院领导罗迈和张如心等成为众矢之的；
    延安大学也出现了民主「一边倒」的局势。在3月26日全体党员大会上，与会者控诉了「个别领导同志，以主观武断的态度处理问题，缺少民主精神，以『尊重组织』、『尊重领导人的威信』等为借口变相地压制民主，以致造成一部分同志不敢讲话和不愿讲话的现象」，会议「打破了过去大家畏缩不敢发言的空气，充分发扬了民主」，有人甚至提议，应以清算的方式，明确责任问题，「是非属谁。责任属谁，根究到底，必须得出正确的结论」。各支部代表一致认为：
    领导者的威信是建立在自己的工作上，建立在正确的认识和主张上，若建立在别人不敢谈话的基础上，是非常危险的。[22]
    几个还未完全「脱」尽率真之气的党员老知识分子，竟然也在一时高涨的「鸣放」空气中翩然起舞。
    中央研究院副院长范文澜是三十年代初入党的老党员，1934年被捕，1939年赴延安后重新加入共产党。他在《矢与的》壁报上撰文，号召「以民主之矢，射邪风之的」； [23]
    自然科学院院长徐特立经历过中央苏区的党内斗争，讲话就含蓄得多，他提议不要多追究个人责任，但是也按捺不住，鼓励青年「大胆发言，认真检讨」；[24]
    已经奉命停课，或即将停课转入整风的各学校，和已转入整风检查阶段的各机关，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动荡的局面，青年知识分子普遍要求「揭盖子」和割领导的「尾巴」……
    此时的毛泽东又是何种反应呢？他是大畅所欲，抑或是「龙颜震怒」？据胡乔木回忆，当毛泽东看到在《解放日报》上连载的王实味的《野百会花》后，气愤地「猛拍办公桌上的报纸」，厉声问道，「这是王实味挂帅，还是马克思挂帅」？毛当即给《解放日报》打电话，「要求报纸作出深刻检查」。[25]毛泽东感到情况不妙；担心运动将失去控制，迅速改变原先制定的利用「自由主义」打击教条主义的策略；在亲自前往看过在《矢与的》壁报后，毛召集高干会议，决定抛出王实味作为靶子，先行将「自由化」打压下去。[26]
    1942年3月31日，毛泽东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放出「反击」的气球，他抓住「立场」、「绝对平均观念」和「冷嘲暗箭」三个问题，向延安青年知识分子发出严厉警告：
    有些人是从不正确的立场说话的，这就是绝对平均的观念和冷嘲暗箭的办法。近来颇有些求绝对平均，但这是一种幻想，不能实现的。我们工作制度中确有许多缺点，应加改革，但如果要求绝对平均，则不但现在，将来也是办不到的。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我们应该拒绝。…冷嘲暗箭，则是一种销蚀剂，是对团结不利的。 [27]
    毛泽东的上述警告赫然刊登在4月2日《解放日报》的头版，但是在1942年春天，延安大多数青年干部还未练就从报纸上观察政治风向的本领，竟然将毛的警告置之脑后，继续我行我素，「鼓噪」民主。延安青年知识分子对毛泽东发出的政治信号熟视无睹，这并不是第一次，早在中央研究院3月18日召开动员整风大会的前夕，《解放日报》就分别刊登罗迈、张如心文章，[28]已从侧面传达了毛对他们的保护态度，只是在当时，王实味和中研院的绝大多数干部根本没有把这当成一回事。如果说上次的疏忽碰巧与毛泽东「放火烧荒」的意图相吻合，毛也并非不愿看到罗迈这个昔日的政敌被群众「火烧」一下，那么当毛已改变主意，将王实味视为首要敌人之后，中研院再「炮轰」罗迈，就属犯上作乱的行为了，只能增添毛剿灭自由主义的决心。
    1942年4月3日，也就是《解放日报》刊登毛泽东警告的第二天，中宣部正式发出有名的「四三决定」（即《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这个决定是「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下」，[29]针对中研院整风出现的「自由化」倾向，特为「纠偏」而制定的。《决定》明确申明：整风必须在各部门的领导机关负责人领导下进行，不得以群众选举的方式，组织领导整风的检查委员会；在检查工作时，不仅只检查领导方面的，而且要检查下面的和各个侧面的；每人都必须反省自己的全部历史。[30]「四三决定」的颁布不仅结束了短暂的延安之春，而且标志着自1941年10月就秘密酝酿的干部审查运动即将拉开帷幕（当时成立了以康生为首的「党与非党干部审查委员会」），整风不久将转入严酷的审干肃反阶段。
    4月5日，《解放日报》刊登胡乔木起草的《整顿三风必须正确进行》的社论，胡乔木在社论中指斥整风已出现了「不正确的方法」，再次重复毛泽东3月31日发出的警告，不指名地抨击王实味是「从不正确的立场来说话」，谴责王实味等的「错误的观念，错误的办法，不但对于整顿三风毫无补益，而且是有害的」。 [31]4月13日，延安壁报的始祖，创刊于I941年4月的中央青委《轻骑队》壁报编委会在《解放日报》上作出初步检讨，与胡乔木关系密切的中央青委的几个青年已从胡乔木处获知运动将转向的信息。《轻骑队》编委会的这份检讨正好与毛泽东的目标相一致。毛很清楚，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普遍同情王实味而他却不能将他们全部打成反革命——毛只求杀一儆百，从此封住他们的嘴，继而改造他们的思想，使其心悦诚服，老实就范即可。因此毛乐意让《轻骑队》壁报在认错后过关，这也算是给中央青委书记陈云的一个「面子」。4月23日。《解放日报》果真发表了《轻骑队》编委会的《我们的自我批评》，他们在此文中申明自己是「一群政治上幼稚的青年同志」，承认自己的言论「助长了同志间的离心倾向」，「产生了涣散组织的恶果」[32]《轻骑队》获得了解脱。 [33]
    王实味此时并不知风向已变，仍在中研院振振有词，继续发表情绪激昂的演说，殊不知他已被毛泽东选中，即将被当作活祭推上燃烧着的火台，成为警吓众「猴」的一只待宰之「鸡」！
    1942年4月7日，在前一阶段因遭到巨大的批评压力，暂时退避一旁的罗迈遵循毛泽东的「反击」部署，从容跃入前台。具有丰富的党内斗争经验且十分熟悉毛泽东个性的罗迈，为了向毛显示自己的忠心，先将中研院出现的「自由化」与王明、张闻天挂起钩来，[34]再有条不紊、胸有成竹地部署中研院的反王实味斗争。很快，中研院原先支持、同情王实味的干部，被骤然降临的风暴吓得不知所措，随即为求自保，纷纷反戈一击，或痛哭流涕检讨自己立场不稳，上当受骗；或义愤填膺，控诉王实味一贯「反党」、「反领导」。一些人甚至作出与王实味「势不两立」的模样，要求组织上严惩王实味。在这种群体性歇斯底里的疯狂状态中，王实味被控的罪名也不断升级，到了1942年6月，王实味的头上已有三项「铁帽子」：反党分子（不久又升格为「反党集团头目」）、托匪、国民党特务（又称「国民党探子」）。在持续的精神恐惧中，6月初，王实味突发书呆子「异想」，宣布退出zhonggong，以为就此可以摆脱一切。但是，王实味又大错特错了，罗迈等绝不会允许王实味退党，而是要将其开除出党。他承认或不承认「错误」，更是无关紧要，他的归宿早已由「上级」作了安排，作为一个难得的「坏人」标本，等待他的将是被捕入狱，即使王实味痛哭流悌，收回退党声明，承认自己的言论犯了弥天大罪，跪在中央组织部磕头求饶，也丝毫无济于事。[35]1942年11月后，王实味已处于隔离状态，失去了人身自由，1943年4月1日，王实味被康生下令逮捕，次日被关押进中社部监狱，[36]从此成了活死人，除了偶而被带出来向来延安的外国或国统区记者发表一番自唾自弃的说辞外，[37]王实味的日常「工作」就是写交待材料，直到1947年7月1日在山西兴县被康生下令砍了头。
    从毛泽东的角度看，整肃王实味，并下令在延安展开批王斗争乃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1942年6月初，在批王斗争达到高潮时，一位与王实味友善又与萧军相熟的作家李又然，请求与毛关系较熟的萧军向毛代为说项，然而当萧军向毛陈述后，却遭到了毛的断然拒绝；毛并警告萧军不要插手。[38]
    1942年春，王实味这头从魔瓶中跑出的「魔鬼」使毛泽东大为震惊，毛本指望大大小小的王实味们可以把一把大火烧到王明、博古一类的「大尾巴」上，谁知王实味等乱燃野火，横扫一切，竟敢把矛头指向了新秩序的基石——等级差序制度，真可谓犯上作乱，是可忍。孰不可忍！这时，毛方体会到等级差序制度的「甜露」还不很久，毛愈来愈相信，等级差序制度是建立新秩序的重要保障。在唤起农民「觉悟」，组成浩浩荡荡的「打天下」队伍时，一个「阶级斗争」，一个「论功行赏」，无疑是壮大和凝聚革命力量的两个最有效的武器，只不过「阶级斗争」是公开亮出的旗号，另一个则是在内部实行的方法。王实味向等级差序制度挑战，影射、讽刺这是旧中国的「污秽」，涣散人心，居心叵测，只能使青年知识分子顿生革命的「无意义感」，无疑是企图摧毁革命。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毛泽东才勃然变脸，全然不顾自己曾抨击过延安「首长至上」的现象，以及大力鼓励青年知识分子「割大尾巴」的事实，厉声谴责起王实味的「绝对平均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毛也发现，利用自由主义反对教条主义是一种格外需要小心驾驭的、充满巨大风险的政治游戏，不到绝对必要时不能轻易操之，否则极易引火烧身。1942年春，王明等已显出一副衰相，虽说国际派仍是毛在党内的头号敌人，但毛已再无必要利用王实味之流来围剿王明。当然，事情既已发生，也无需惊慌失惜，正好借此契机，因势利导，同时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将自由主义和教条主义一锅煮，把反王实味的斗争转化为一场整肃「异端」的运动，这也可叫做「将坏事变为好事」于是「延安之春」的帷幕刚落下。审干肃反的锣鼓就已敲响！最后在审干战役的高潮中，1943年5月，毛泽东干脆关闭中央研究院，把「红色教授」们全部赶进中央党校去受审。
    总之，王实味是在劫难逃，延安的广大青年知识分子也命中注定要在这已置放好断头台的革命广场上经历一场红色风暴的洗礼，以实现脱胎换骨的蜕变。当然，最不幸的还是王实味，虽说每一场大革命都有一批冤死鬼，但王实味的毁灭却因是一场精心设计的计谋的牺牲品而格外令人扼腕同情。毛泽东决定拿王实味开刀，挑选在当时社会知名度不甚高的他作斗争靶子，而有意放过了和王实味有相同思想的知名女作家丁玲，是基于一种深谋远虑的考量：若在延安打击1936年底就投奔陕北的《莎菲女士的日记》的作者丁玲，势必将在国统区文化教育界和青年学生中引起极大震动；而清洗王实味，则犹如下一场「毛毛雨」，最多地皮湿一层，稍刻就会踪影全无，不致严重削弱国统区左翼文化人和青年学生对延安的向心力。尽管毛泽东政治行为中的功利主义的性质在王实味事件中得到充分的暴露，但是世人既有势利眼，也就不能单单责怪毛泽东的老谋深算，工于心计。毛泽东的策略果真获得了成功：虽然国民党当局围铙王实味事件出版了小册子，王实味的命运也曾引起国统区一些文化人的关注，但是王实味的名气毕竟不很大，而国统区的严重腐败使更多的人把国民党在王实味事件上的反应视为是老生常谈的「反共八股」而不予置理，——王实味终于被历史尘封了。
    四、毛泽东为什么要给延安文化人套上「辔头」？
    1942年春王实味事件的爆发及其巨大反响引起毛泽东的高度警惕，王实味的拥护者和最忠实的听众基本上是那些前来延安的「文化人」，而在这些人当中，文艺界人士又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毛泽东十分清楚，王实味事件绝非是一孤立、偶然的事件，王实味的言论集中反映了延安文艺界人士的不满情绪，代表了他们的观点、态度和立场，毛联想到延安文艺界多年来存在的问题，判断在延安文艺界存在着一股反叛的潜流。
    延安文艺界果真有反叛的迹象吗？毛泽东的估计显然过于严重了。从1937—1941年，延安的文艺界人士想党之所想，急党之所急，自觉服从zhonggong的政治需要，积极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延安文艺界以街头诗，活报剧，木刻版画，大标语，大合唱等文艺形式和小说、剧本的创作，热情歌颂抗战和八路军、新四军，抒发对延安和敌后根据地的热爱，同时还根据zhonggong的宣传口径，批评、抨击国民党。在党组织的支持下，一些作家还将自己的作品投寄给在国统区创办的左翼文艺刊物，zhonggong在国统区的机关报《新华日报》也不时刊登延安作家的小说和诗作。在国统区刊物上发表的延安作家的作品，吸引了更多的青年向往zhonggong和延安。
    延安文艺界对毛泽东也显示出充分的尊重。一度挂名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的毛泽东曾多次在鲁艺发表演讲，在和鲁艺师生的接触中；毛表现出虚怀若谷的姿态，赢得文艺界人士的普遍好感。1938年春，途经武汉转赴江南新四军的一位署名「大漠」的青年，特将他所记录的毛泽东在鲁艺的演讲稿整理成《毛泽东论鲁迅》，投寄给胡风主办的《七月》，此文在武汉的发表使毛泽东在zhonggong领袖的身分之外，还增添了「革命文学理论家」的色彩。[39]1939年底，毛泽东在和鲁艺戏剧系主任张庚交谈时提到延安文化活动不够活跃，提议排演曹禺的《日出》以丰富延安的文化生活。[40]戏剧界人士闻风而动，经过二十多天的突击，于1940年元旦正式公演了《日出》；不久又在胡乔木的「关怀下」排演了《雷雨》、《钦差大臣》等一批中外名剧，受到毛和延安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的欢迎。[41]文艺界人士不曾想到，两年后，毛泽东会改变态度，将遵照他个人指示开展的所有这一切指责为「脱离群众」、「关门提高」、「顽强表现小资产阶级情感」的行为。
    尽管延安文艺界为宣传zhonggong政治路线竭尽了全力。但是作为政治家的毛泽东并不真正满意。他敏锐地感到在文艺界存在着一股与正在形成的新权威相对立的离心倾向，而这种离心倾向，在毛那里可以简化为两句话：文化人不听话，不尊重领导。
    如果说「不听话、不尊重领导」是指文艺界人士在服务于党的政治目标的前提下，仍然保留了某些个人独立性和原有的审美习惯、语言特点和生活习性以及文艺家独立不羁的个性风格，那差不多是事实：
    在这一时期，文艺界人士虽然尊重毛泽东，但并没有把毛泽东视为zhonggong唯一领袖，尤其没把毛看成是精通文艺问题、可以指导自己创作的理论大师。不少文艺家还未养成尊重党在文艺方面领导人的习惯。一些来延安前就有较高成就的文艺家，「孤芳自赏」，独立特行，根本不把「文艺界领导同志」周扬放在眼中，经常对周扬的领导作风反唇相讥。
    在来自全国不同地区的文艺界人士中，许多人还带着原有的小圈子的色彩，在延安就有以周扬为首的「鲁艺派」和以丁玲为首的「文抗派」两个摊子。1939年，周扬担任「鲁艺」副院长，实际主持鲁艺工作，在周扬的周围逐渐聚合了何其芳、周立波、陈荒煤、沙可夫、沙汀、刘白羽、林默涵、贺敬之等。1939年5月，经张闻天同意，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文抗」）成立，主要成员有丁玲、萧军、舒群、艾青、白朗、罗烽等。两个摊子互相排斥，势如水火，经常在延安打笔墨官司。1941年6月17至19日，周扬在《解放日报》发表《文学与生活漫谈》，他以领导者的口吻指责延安一些作家说：「他们写不出东西却把原因归之为没有肉吃」。8月1日，萧军、艾青、舒群、罗烽、白朗在争取到毛泽东的同意后，在延安「文抗」机关刊物《文艺月报》著文（此文寄给《解放日报》，但被退回），指斥周扬既「有自己的小厨房可以经常吃到肉」，却无端贬低其他人只知和首长闹平等争肉吃。萧军愤然写道：「到延安来的都不是为了来吃肉，是为了来革命；正如周扬到延安来不仅仅是为了当院长（鲁艺），吃小厨房和出门有马骑……一样」。[42]在这些纷争的背后，实际上存在着两种创作思想的分歧。周扬称「鲁艺派」主张「歌颂光明」，而「文抗派」主张「暴露黑暗」。[43]延安文艺界的这些纷争似乎表明延安的文化人还生活在上海的亭子间里，一句话，延安的文艺界仍然沿着过去的轨道运行，在逐渐形成的毛的「新秩序」下，文艺界自成天地，俨然是一个世外桃源。
    其实，文艺界的「不听话」并非有意与毛泽东的「新秩序」对抗，而是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运动的残阳馀韵和正旭日东升的毛主义的不协调而迸发出的火花。
    「红色的三十年代」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法西斯主义的崛起和由对西方制度的怀疑、动摇而产生的幻灭感和深刻的精神危机，促使西方一部分知识分子将人类的前途寄托于斯大林进行的苏联共产主义试验上，因此，从三十年代初至1939年苏联参与瓜分波兰前，许多著名的知识分子纷纷向左转，而在向左转的知识分子中，情感丰富，且对政治和社会生活变化最具敏感性的文学家又占有最大的比重。
    和欧美作家从三十年代初才逐渐左倾有所不同的是，中国作家的向左转则早在二十年代后期就开始了。由于中国知识分子生存的环境比西方作家更加恶劣，左翼作家普遍将文学作为参与社会改造的特殊工具，赋予文学以巨大的社会批判的功用。作为中国险恶的政治和社会生态环境的产物，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左翼文学，一方面继承了五四新文学关照社会现实和直面人生的传统，另一方面又吸取了俄罗斯文学深厚的人道主义的精神，表现出强烈的社会批判性和激进化倾向。
    中国左翼文学的另一特点是，左翼作家很少像他们的欧美同行那样以独立的个人形式向社会陈述自己的理念，而是结成比较紧密的集团，以集团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文学和政治主张。受逐渐斯大林化的苏联共产党文艺政策和领导方式的影响，zhonggong在1928年后将很大的精力投放在组织以上海为中心的「普罗文学」运动上，并在1930年2月领导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文艺的集团化固然可以形成风潮，在吸引追随者方面发挥特殊作用，但也易于引发文艺家之间的纠纷和冲突。尽管瞿秋白、鲁迅、胡风、冯雪峰、周扬等以「左联」为依托。集合了大批的知识青年，使左翼文学的队伍越益壮大，但中国文艺界从此也就埋下了长期纷争的种子。
    三十年代初、中期，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加剧了国内局势的动荡，加之俄式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广泛传播，中国左翼文学得到蓬勃的发展，蒋光赤、柔石、叶紫、萧军、萧红等一批作家迅速崛起，在他们作品中所表现出的强烈的社会关怀，引起了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广大下层知识分子的普遍共鸣。贫穷至极的生活和对国民党统治下社会现实的不满，将一批批青年吸引到左翼文学的行列中，促使他们走上用文学反抗社会的道路。
    在三十年代的上海、北平等大都市中，创作具有社会批判内容的诗歌、小说、剧本成为知识青年和大中学生显示「革命精神」和自我价值的一种时尚。三两个朋友，凑一、两百元钱就可以自费创办一份文学刊物，如果再将几篇作品结集印成小册子，一个作家或诗人也就诞生了。尽管国民党当局也曾颁布「图书审查条例」，但是国民党图书审查的重点对象只是鲁迅、胡风、茅盾、丁玲等少数著名作家，对活动在上海租界内和大中城市的一般作者，「图书审查条例」形同空文，几乎不产生作用。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学家多如过江之鲫，文学青年则更是不可计数。当然，作品有高下之分野，作家也有影响大小之区分。如果某一作品被鲁迅、巴金等主办的刊物选用，再经胡风、周扬等革命文艺理论家为之点评，那么，该作者从此就名声大震，顿时从一般文学家中脱颖而出，成为有影响的著名作家了。然而有此殊荣的作家毕竟不多，多数人尽管已出版了数本创作集和译著，但知名度并不高，除了作家周围的朋友圈子，一般读者是很少与闻的。
    对于所有这些已出名或尚不出名的左翼文艺家，国民党统治下的社会现实是令人窒息和不堪忍受的，与此相映照的则是苏联小说中展现的和在自己头脑中存在的莫斯科的「光明天地」。正是左翼文学强烈的批判意识和对新社会的渴望，最终将大批左翼文艺家吸引至中国的莫斯科——延安。
    对于理想主义和乌托邦新村生活，赴延安的左翼文艺家并不陌生，除了早在书本上与之神交外，部分左翼作家在三十年代还亲身体验过。以作家碧野为例，出身贫穷而酷爱文学的碧野在三十年代初身无分文只身来到文化古都北平，就曾与十一个境况相近的青年组成了一个共产主义新村寄住在潮州会馆。这些青年或写诗作文，或在北京大学旁听和去图书馆看书，过着极为贫困，但却是「有衣同穿，有饭同吃」的生活。在他们的脑海里，延安正是这样一个和他们心目中景仰的、「克里姆林宫塔尖上的红星光芒」照耀下的苏联完全相似的理想国，在那块土地上，充满着社会正义的原则，人们个性自由，到处都可以「自由呼吸」。[44]所以不少左翼文艺家「到延安一进边区，就匍匐在地上亲吻土地」。[45]诗人柯仲平更直接将延安比作但丁《神曲》中的天堂。[46]
    从1937年到1939年，投奔延安的文化人，除了个别名气较大由延安指名调入的人之外，绝大多数为一般的左翼青年知识分子，只有少数人读过大学。这些名气不大的作家和艺术家，甫抵延安一身轻松，又是「自由呼吸」，又是「自由歌唱」，而zhonggong为了发展实力，对来延安的文化人一度也做到「礼贤下士」，毛泽东更是真真假假，对延安文艺界取得的成绩满口称赞，甚至还和一些文艺家交上了「朋友」，于是文艺家们陶醉了。
    这是一批「单纯到透明」的青年人，尽管延安缺吃少穿，物质生活极为艰苦，但是他们毫无怨言，只把延安视为中国的莫斯科。现在他们又传唱着这样一首苏联歌曲：
    人们骄傲地称呼是同志，
    它比一切尊称都光荣。
    有这称呼各处都是家庭，
    无非（分）人种黑白棕黄红。[47]
    然而，毛泽东与延安文艺家的「蜜月」仅维持了两年。随着毛的政治地位日趋加强，和延安等级差序制度的逐渐形成，以毛泽东和红军老干部为一方，与以赴延安左翼文艺家为另一方的矛盾就逐渐公开化了。
    逐渐地，延安的文艺家对一些老干部和老红军的思维习惯和生活方式看不顺眼了，许多青年文艺家竟发现原先心目中的英雄既无文化，更不懂马列主义理论，个别人开口「妈个×」，闭口「妈个×」，但却会摆「首长」的架势。于是他们开始拿起笔，批评起延安生活的阴暗面。
    毛泽东和红军老干部对文艺家的不满则主要集中在文艺家的「无组织、无纪律」和个性的狂放不羁方面。1940年，丁玲在延安「文抗」主办的文学刊物《谷雨》上发表批评延安官僚主义的著名小说〈在医院中〉，毛泽东没有说什么，但已对丁玲严加注意。1942年2月17日毛泽东、王稼祥等参观华君武等主办的《讽刺画展》，毛虽对画展有所称赞，但在约华君武谈话时，却要求华君武在漫画创作上「要注意片面性」。毛并举华君武一幅发表在《解放日报》上谈植树的漫画，说「不要笼统说延河旁所有植的树都枯死了，应当说是那一段地点的树，植得不好」。[48]
    如果说毛泽东对延安文化人的不满更多的集中在政治方面，那么一些老干部的不满则来自于对知识分子根深蒂固的怀疑和歧视。许多红军老干部从未进过城市，更长期生活在疑惧知识分子的环境中，[49]抗战之初，一经接触满口新名词、思想和生活习惯与己迥异的知识分子，虽觉新鲜，但为时不久，隔阂即生，生怕这些见过大世面的城市人瞧不起自己。于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之类的念头再度复活，重又退回到原先怀疑、恐惧知识分子的蜗牛壳。
    作为志在夺取天下的毛泽东，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自然有别于某些目光短浅的军中老干部（需要指出的是多数军中高级将领，如朱德、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聂荣臻、罗荣桓、叶剑英、陈毅、徐向前、关向应等都十分重视、尊重知识分子，工人出身的关向应因嗜读鲁迅作品，有「小鲁迅」之称。对知识分子抱有偏狭态度的只是个别高级将领和军中中下级干部）。毛一方面需要文艺家，另一方面又恐驾驭不住文艺家，因而一段时间内，毛的态度摇摆不定，既投之以饵，间或鼓励抚慰一番；又从内心深处鄙视舞文弄墨、吹拉弹唱的文艺家；更厌恶于彼等目空一切、抗上犯下之狂态，故时不时对文艺家旁敲侧击一下。只是这群文艺家旧习难改，依然故我，因而毛在1942年后对文艺家越发讨厌。据师哲回忆，一次他在陪毛泽东从杨家岭出来在延河滩散步时，正巧碰上一位作家，只见他手执拐杖不停飞舞，见到毛泽东打了个招呼，仍继续摆动手中的拐杖，遇到驮盐的毛驴队，仍然如是。毛泽东极为气愤，向师哲道，「这是流氓行径，目中无人。……只是因为他认识几个方块字，就不把老百姓放在眼里，坐在人民的头上显威风……目空一切，摆臭架子」！[50]当年在延安文艺界人士中有用拐杖习惯的只有萧军、塞克等数人，他们又何尝能想到，被自己称为「知己」的毛泽东，对自己的冒失和莽撞会如此愤怒，竟然在师哲面前将其骂作「流氓」！
    更为严重的是，毛泽东对延安文艺界人士的反感又和对张闻天的不满掺和在一起，使毛和延安文化人的矛盾更趋复杂化。
    张闻天是继瞿秋白之后zhonggong党内对文艺问题有专门研究的极少数高级领导人。张闻天青年时代曾直接从事过文学创作，他具有比其他zhonggong领袖丰富得多的文学素养和较高的艺术鉴赏力。抗战以来，张闻天作为zhonggong文宣方面最高负责人，多次代表zhonggong中央就文艺问题发表意见，但是张闻天在有关文艺的几个重要问题上的观点和毛泽东的看法并不一致。
    关于新文化的性质问题。张闻天在1940年1月5日至7日作的《抗战以来中华民族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又称《文化政策》）的报告较毛泽东提前四天，对新文化的性质作了具体阐释。张闻天认为所谓新文化，它应是「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51]在这里，张闻天将「民主的」单独列出，表明他对新文化民主特性的重视。然而毛泽东在也年1月9日作的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文化》（以后改名为《新民主主义论》）的报告却对此问题语焉不清。毛泽东指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也是民主的」——毛泽东将「大众的」等同于「民主的」，是疏忽抑或是别具用心，人们不得而知。但显而易见，「大众的」决不能取代「民主的」，因为「大众的」既有专制愚昧的内容，也可有民主科学的内容，毛以「大众的」代替「民主的」，实际上是模糊了新文化民主的性质。
    关于「大众化」、「中国化」的问题。张闻天早在1937年11月就初步接触到这个问题。1940年1月，张闻天针对延安文艺界已出现的孤立强调通俗化的倾向，明确指出「通俗化不是曲解新文化，使新文化庸俗化」，张闻天强调，「无论如何，现代文艺的各种形式比较中国旧文艺的形式是进步的」。[52]张闻天的上述言论是对在毛泽东鼓励下正在兴起的复归旧传统倾向的一次回击。
    关于对知识分子的态度问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被毛泽东扣之以「对知识分子采取宗派主义极左态度」的张闻天等人，在对待文化人的工作方式、个性特点、生活习惯等方面都表现出充分的理解和尊重，其态度远较毛泽东温和。张闻天在1940年10月10日代zhonggong中央宣传部、zhonggong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起草的《关于各抗日根据地文化人与文化团体的指示》中，要求「纠正党内一部分同志轻视、厌恶、猜疑文化人的落后心理」。他指出：「爱好写作，要求写作，是文化人的特点」，「文化人的最大要求，及对文化人的最大鼓励，是他们的作品的发表」，因此，「应该用一切方法在精神上，物质上保障文化人写作的必要条件」，「应该在实际上保证他们写作的充分自由」。张闻天进而提出，为了「保证文化人有充分研究的自由与写作时间」，「（文化）团体内容不必要很严格的组织生活与很多的会议」。至于对作家的批评，「应采取严正的、批判的、但又是宽大的立场，力戒以政治口号与偏狭的公式去非难作者，尤其不应出以讥笑怒骂的态度」。 [53]张闻天的上述较为开明的意见，源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他的影响，以及三十年代初在上海领导左翼文化运动时的经验。相比较于毛泽东，张闻天更熟悉五四以后新文化运动发展的历史。尽管张闻天不能彻底摆脱zhonggong党内长期存在的反智主义传统的影响，但是在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上，张闻天以及博古等人却比毛泽东多了一分宽容，而少了许多农民式的狭隘。[54]1943年，正是由于张闻天和博古的保护，才使1941年11月投奔延安的五四时期的著名诗人高长虹免遭中央社会部的逮捕。[55]而张闻天在有关党的文艺政策及对知识分子政策方面的所有意见，在整风运动期间，都被毛泽东斥之为「自由主义」而遭到严厉的指责。[56]
    如果说1941年前，毛泽东因忙于应付内外形势和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尚无暇顾及文艺问题，对张闻天的一些与己不同的看法还能容忍的话，那么到了1942年当毛已腾出手时，他就再也不能允许张闻天就文艺问题说三道四了。
    于是，王实味事件的爆发，就成了毛泽东整肃延安文艺界的最佳突破口，毛泽东决心利用这一「反面典型」，扩大战线，一并收拾延安所有的文化人，以求一劳永逸地解决文化界的所有问题，最终确立自己作为文艺界大法师的至高无上的地位。

李旧苗

五、延安文艺座谈会与毛泽东「党文化」观的形成
    在zhonggong党内，毛泽东是得到全党公认的首屈一指的学问大家。毛具有党内无人企及的极其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知识，他不仅极其熟悉并爱好唐诗宋词、《昭明文选》、红楼、水浒、三国、野史稗记一类古典文学，同时也嗜读鲁迅杂文，然而毛对鲁迅之外的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品却很少涉猎，一是兴趣不大，二是长年深居军中无机会阅读。毛对外国文学作品就知之更少。
    毛泽东的「无产阶级文艺理论」有两个来源，一是他的助手为他准备的列宁、斯大林有关文艺问题的部分论述，第二是他在周扬、胡乔木等向他提供的三十年代zhonggong领导上海左翼文艺活动的背景资料基础上所作的总结。
    毛泽东在文艺方面的主要顾问是周扬和胡乔木这两个新朋友，而不是昔日的熟人冯雪峰。和张闻天、博古、杨尚昆等人完全不同，毛在1937年以前与上海左翼文艺界几乎毫无联系。1933年底，与鲁迅关系密切、曾任zhonggong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的冯雪峰从上海到达江西瑞金，毛泽东曾约见冯雪峰，两人进行过一番有关鲁迅的著名谈话。[57]但是，1933年底到1934年10月，正是毛泽东在政治上最为失意的时候，毛除了向冯雪峰打听鲁迅的情况，对上海左翼作家的活动并无很大兴趣。毛与担任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副校长的冯雪峰也很少接触，更谈不上彼此间已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关系。在这个时期，zhonggong文艺工作的元老、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教育部长的瞿秋白虽和毛泽东偶有接触，但彼此都是被冷落的人物，心境不佳，加之双方性格并不投合，因而也无雅兴讨论文艺问题。遵义会议后，面对繁重的军务与急剧变化的形势，毛泽东更是无暇顾及文艺问题。
    长征结束后，毛泽东、张闻天等决定启用冯雪峰，让其秘密赴沪执行一项特殊任务，此时zhonggong生存乃是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文艺工作一时还排不上主要议事日程。1936年4月上旬，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指派冯雪峰携电台和活动经费秘密返回上海，临行前，周恩来、张闻天向冯雪峰交待的任务是，在上海建立电台，与沈钧儒等上海救国会领袖取得联系，重新恢复zhonggong在上海的组织和情报系统。「附带管一管」左翼文化活动。 [58]1936年4月25日，冯雪峰抵沪，遵照张闻天的吩咐，第二天即移居鲁迅家中。出于特殊的谨慎，冯雪峰返沪后，没有立即与以周扬、胡乔木为首的zhonggong文委系统取得联系（冯雪峰相信陕北有关zhonggong在沪地下组织已全部被国民党破坏的说法），4月27日冯雪峰与鲁迅、胡风商议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随即以鲁迅为一方，和以周扬为另一方的「两个口号」的论争正式爆发。
    冯雪峰乃是一文化人。他虽衔重大使命来沪，但是冯的兴趣仍在他过去领导过的左翼文化方面。在他于1936年12月领导、组织了zhonggong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后，冯雪峰就将有关zhonggong组织与情报工作交由潘汉年等承担，他自己则将主要精力集中于文化界。1937年1月冯雪峰返陕北向毛泽东等汇报后又折回上海，遵延安命将zhonggong上海临时委员会全盘工作向刘晓作了移交。至此，冯雪峰的「中央代表」的身分即告结束。然而由于冯雪峰曾疏远周扬而与鲁迅、胡风关系密切。已触犯了周扬等人，激起了周扬等的极度不满，周扬等产生了被抛弃、冷落的深深不平感，并拒绝与冯雪峰见面。[59]
    七七事变爆发后，周扬、艾思奇、何干之、王学文被指名调往延安，不久周扬被任命为边区教育厅长，旋又被任命为鲁迅艺术文学院副院长，实际主持鲁艺的工作（鲁艺院长为吴玉章，但他并不到院主事），这样就和毛泽东建立起工作上的联系。恰在这时，冯雪峰因与zhonggong驻南京代表团负责人博古发生严重争执，一气之下，竟向潘汉年请长假，于1937年12月返回家乡浙江义乌，脱离zhonggong组织关系长达两年之久，至1939年下半年才由zhonggong中央东南局恢复了组织关系。冯雪峰此举带来严重后果，毛泽东从此埋下了对其反感、厌恶的种子，而周扬则在延安与毛的关系日益接近，周扬的才干逐渐引起毛的注意。
    周扬原名周起应，最早是以俄苏文学翻译家于三十年代中期在上海左翼文化界崭露头角的。自1933年上海左翼文化运动的领导人瞿秋白、冯雪峰相继进入江西中央根据地后，周扬就成了左联和zhonggong文委的领导人。1935年2月，周扬躲过了国民党对zhonggong上海中央局的毁灭性大逮捕，与夏衍、胡乔木等组织了zhonggong临时文委，团结了一百馀名文化界的zhonggong党员。但此时周扬领导的zhonggong临时文委实际上已和长征中的zhonggong中央毫无组织联系。在「左联」前期，周扬曾译过几本介绍苏联文学、音乐的读物，编译了《高尔基创作四十周年纪念论文集》，和周立波合译过一本介绍苏联大学生生活的长篇小说，但基本上没有自已创作的文学作品问世，因而曾被鲁迅讽刺为「空头文学家」。但是，周扬却因政治倾向的因素和对俄苏文学的爱好，对俄国十九世纪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文学理论，以及苏联共产党文艺政策及日共文艺理论十分熟悉。1937年周扬在上海生活书店出版了他最著名的译著《安娜·卡列尼娜》，加上他曾撰写过一些介绍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理论的文章，因此当周扬赴延安时，除了翻译家的头衔外，他已获有「文艺理论家」的声誉。
    周扬的「文艺理论家」的身分，在延安得到重视。在1937年后前往延安的文化人中间，尽管作家、诗人、艺术家比比皆是，但是「文艺理论家」却寥如晨星，尤其周扬还有前zhonggong上海临时文委领导人的政治身分，所以周扬很快被委以重任。1937—1940年，周扬紧密配合毛泽东对文艺工作的有关指示，经常在《解放》周刊、《新中华报》发表阐释文章。[60]由于周扬善于引述列宁、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言论为毛的论点作注脚，周扬逐渐赢得毛的信任，在1942年以前，就成了毛在文艺方面的首席代言人。
    在周扬为确立自己在毛泽东那里的地位而努力奋斗时，周扬昔日的朋友胡乔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35—1937年，胡乔木在沪活动期间，是躲在「左联」和「左翼社联」幕后活动的一个不十分引人注目的角色，虽然胡乔木并没有写出有较大影响的作品，但他却是1935年以后以周扬为首的zhonggong上海临时文委的主要成员，与周扬有着密切的关系。1936—1937年，胡乔木经历了周扬与冯雪峰等的对立与冲突。是属于周扬派的主要成员，但胡乔木在「两个口号」论争中较少出头露面，因而没有引起外界的注意。1937年7月，胡乔木虽较周扬早几个月进入陕北，但长期被留置在安吴堡青训班，和在延安正日渐走红的周扬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但是到了1941年2月胡乔木调入毛泽东身边做政治秘书，情况就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胡乔木的地位迅速超过了周扬。由于胡乔木对三十年代上海左翼文化活动的历史十分熟悉，他成了毛了解文艺问题的主要顾问之一（江青也起类似的作用），而胡对「左联」内部矛盾等问题的看法，十分自然地对毛泽东产生了影响。
    1939年胡乔木调回延安，胡乔木与周扬在延安又有了经常接触的机会。此时胡乔木已较少以自己的名字公开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周扬则在精心研究如何运用列宁、斯大林有关文艺问题的论述为毛泽东构筑文艺理论。周扬集中精力翻译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生活与美学》，试图从这位俄国革命文艺理论家那里发掘出「文艺为政治服务」的信条。然而周扬对毛作出的最大贡献无疑是他精心编选的马克思、列宁、斯大林、鲁迅等论文艺的语录。 [61]
    周扬、胡乔木对毛泽东的另一个重大帮助则是向他介绍有关「两个口号之争」。对于「两个口号」的争论，早在1937年1月，冯雪峰返回延安向zhonggong中央汇报时，毛泽东就有所了解。1937年9月后，周扬、艾思奇、王学文等抵达延安后，毛泽东又从另一方（「国防文学派」）那里，详细了解了双方的观点及其有关背景。1938年5月，毛泽东还与「国防文学派」的重要人物徐懋庸作了详细交谈。从陈伯达处，毛更了解到既非周扬派，又非鲁迅、冯雪峰派的第三种看法。在周扬与鲁迅两种对立的观点间，尽管毛泽东较倾向于鲁迅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而不大欣赏「国防文学」这个烙有王明印记的文学主张，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毛泽东毕竟不是文艺家，他根本无意拘泥于这种文人间的无谓的争论，毛所关心的是「国防文学」的口号确实有助于实现文艺家的抗日统一战线，而眼下帮助自己构筑文艺体系的正是这帮「国防文学派」。现在，提出「民族革命战争大众文学」口号的鲁迅已经作古，冯雪峰又目无组织私自离队，胡风虽然在国统区十分活跃，然此人既非zhonggong党员，政治面目且十分可疑，毛泽东毫无必要为了已死的鲁迅而抛弃周扬。于是毛泽东一锤定音：两个口号无优劣之分，皆是革命口号，[62]毛泽东并在私下对周扬说，鲁迅也有「党八股」， [63]对周扬表示了充分的理解。
    对于鲁迅，毛泽东所持的是政治功利主义的态度。从读者的角度，毛固然惊叹、钦佩鲁迅对中国历史、社会和中国国民性的深刻认识和尖锐的剖析，毛也激赏鲁迅对三十年代左翼文艺家种种浅薄所作的无情的揭露和抨击。但是，毛泽东在阅读鲁迅作品时更多的是站在zhonggong领袖的角度，从这个角度出发，鲁迅对于毛泽东有时就显得并不可爱。鲁迅蔑视一切权贵的个性和独立不羁的精神虽然可以与毛的精神世界形成沟通，但毛决不认为，在延安也需发扬这种精神。至于鲁迅倡导的抨击时弊、揭露丑类的杂文形式，毛明确无误地表示，在共产党区域，它已基本失去作用。有鉴于鲁迅对毛的价值及其局限性，毛迫切需要将鲁迅和鲁迅的遗产修改成适合于自己政治需要的样式：一方面，毛要利用鲁迅打击左翼文化人的「虚狂」；另一方面又要创作出鲁迅如何「服从共产党领导」的故事，以防止文化人援引鲁迅来反抗延安的新秩序。正是基于这样的需要，毛泽东才看中了被鲁迅鄙视但对自己言听计从的周扬。与鲁迅有隙、生恐有人援鲁迅反对自己的周扬，对塑造毛氏版本的鲁迅新形象最为积极，周扬又因在上海左翼文化界党同伐异，树敌甚多，只会在延安的新环境下更猛烈地打击文艺界的「小资产阶级的作风」。于是被毛慧眼看中的周扬就在胡乔木的暗助下，摇身一变，成为毛氏鲁迅学最权威的解释者和统领延安文艺界的「领导同志」。
    1942年春，毛泽东在胡乔木的协助下，分别召集了一批文艺界人士前来住处个别交谈。在被毛召见的文艺家中，既有属于周扬派的陈荒煤、何其芳、刘白羽；也有当时处于受压制状态的萧军、艾青等。经过一番「调查研究」，毛泽东认为将自己已成熟的文艺主张公之于众的时刻到来了。
    1942年5月2日，有一百馀人参加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正式开始，毛泽东发表讲话，5月23日，毛又在座谈会上作总结性发言，是为有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此文几经修改，发表于次年10月19日的《解放日报》，毛泽东的这篇报告，标志着毛氏「党文化」观的正式形成。
    毛氏「党文化」观直接师承斯大林，与具有极其强烈的政治功利性和反艺术美学的日丹诺夫主义一脉相承，作为有中国特征的「党文化」观，毛的文艺思想则较俄式的「党文化」观更加政治化，表现出更浓厚的反智色彩。
    毛氏「党文化」观包含下列五个核心概念：
    一、文艺是政治斗争的工具，革命文艺的最高目标和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利用文艺的各种形式为党的政治目标服务。具体而言，zhonggong领导的文艺的基本方向是「工农兵方向」，文艺家只能，也必须以此方向作为自己的创作原则和创作内容。「创作自由」是资产阶级的虚伪口号，革命的文艺家应心甘情愿地做革命的「齿轮和螺丝钉」。
    二、和工农兵相比，知识分子是最无知和最肮脏的，文艺家的主体意识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无稽之谈，因此知识分子必须永远接受「无产阶级」的改造。
    三、人道主义、人性论是资产阶级文艺观的集中体现，革命文艺家必须与之坚决斗争和彻底决裂。绝不允许描写工农兵在反抗、斗争之外的任何属于非阶级意识的表现。
    四、鲁迅的杂文时代已经过去，严禁暴露革命队伍中的阴暗面。
    五、反对从五四新文化运动遗留下的文艺表现形式上的欧化倾向，文艺家是否利用「民族形式」并不仅仅是文艺表现的个别问题，而是属于政治立场和世界观的重大问题。
    上述五个方面的内容包括了从创作主体、文艺功能，到创作题材和创作形式等文艺学的所有领域，构成了一个严密的党文化体系。从表面上看，毛氏党文化观竭力强调文艺的社会和政治功用，与中国文学中的「文以载道」的传统有某些相似之处，但「文以载道」并不意味着可以取消文艺的审美功能，将文艺等同于试帖课和八股文。毛泽东在这里将「文以载道」夸大到极端的地步，同时又吸取了明清颜习斋等鄙薄读书人的反智思想，结合斯大林主义，最终建立起具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zhonggong官方文艺路线。一言以蔽之，毛氏文艺思想的实质是将文艺视为图解政治的宣传工具，将文艺家看成是以赎罪之身（身为知识分子的「原罪」）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的「战士」。
    毛泽东极为看重文艺界对其《讲话》的反应。延安文艺座谈会一结束，周扬就立即担负起宣传、解释毛泽东党文艺观的新使命，从此延安文艺界的气氛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伴随这种变化，以周扬为核心的zhonggong文艺统制体系也迅速得到确立，周扬终于成了名副其实、手执响鞭的「奴隶总管」。
    1942年后，zhonggong对文艺家的行政和思想控制进一步严密化，延安及各根据地文艺刊物、文艺团体被完全置于各级党委宣传部门和由周扬领导的官办文艺领导机构的领导之下，同人性质的文艺刊物已不复存在，所有的文艺家均被纳入各类行政组织之内。在延安的文艺家只有萧军不堪被日渐官僚化的体制所束缚，于1943年12月自我放逐，前往延安县川口区第六乡的刘庄，与妻子儿女劳动垦荒，过着几近穴居人的原始生活，半年后萧军全家返回延安，仍旧被纳入到行政组织之内。[64]
    和苏联作家协会一样，由周扬领导的鲁艺和边区文协承担着许多与文艺无关的政治功能。延安鲁艺在1942年后与康生领导的中央社会部和各单位的审干肃反领导小组密切合作，在延安文艺界大挖「特务」，结果文艺家大多成为特务嫌疑和被「抢救」的对象。1943年延安几乎全部的文艺界人士都被集中到中央党校第三部，在那里逐个接受严格的政治审查。
    对于周扬来说，配合中央社会部在文艺界肃反固然是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但是周扬要提高自己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主要还取决于他能否组织创作出一批体现毛氏党文化观的文艺作品。于是周扬将少数作家暂时调出中央党校第三部和鲁艺，住进设于桥儿沟的「创作之家」，[65]希望他们能够创造出体现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文艺作品。
    被周扬挑选，获准进入「创作之家」这个「世外桃源」的作家大致分四类：
    最有希望和最有可能在近期内创作出符合毛泽东党文化观的作品，思想较为「纯正」的作家，如周而复、杨朔；
    思想虽未完全改造好，但具有特殊才能，可能创作出为党急需的文艺作品的非党文艺家，如塞克夫妇、艾青夫妇；
    少数资历较深，一时无法安置的重要作家，如从苏联返回延安的萧三；
    个别来自国统区且较具影响力，有可能返回重庆的非党作家，如高长虹。
    住进「创作之家」的大多数作家，除了高长虹一人外，[66]都对能在急风暴雨的审干抢救高潮中被保护，心存感激，他们中的一些人果然不负周扬的厚望，创作出最早一批体现毛氏党文化观的文艺作品，使周扬在毛泽东面前挣足了脸面，巩固了自己的地位。
    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后，毛泽东、胡乔木还加强了对周恩来领导下的重庆左翼文化界的干预。自抗战爆发以来，周恩来在武汉、重庆团结了大批文艺界人士，在这些人中既有原属周扬系统的夏衍、田汉，又有与鲁迅关系密切的胡风，还有中立作家老舍、巴金等。对于老舍等非zhonggong作家，周恩来十分尊重，即便对于思想一贯左倾的胡风，周恩来一般也不干预他的创作活动，相反，在胡风创办刊物遭遇困难时，还曾给予经济上的资助。 [67]重庆《新华日报》的副刊上，不时刊载胡风和与胡风关系密切的文艺家有关文艺理论的文章，这一切在1942年之前均未受到延安的非议。
    但是到了1943年，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毛泽东、胡乔木在已完全掌握了延安的文宣机构后，将手掌伸向了周恩来领导的《新华日报》。延安对《新华日报》和重庆几家有zhonggong背景的刊物上发表的乔冠华、舒芜等几篇烙有胡风「主观战斗精神」的文章十分不满，指责《新华日报》「发表了许多自作聪明错误百出的东西，如XX论民族形式，XXX论生命力，XXX论深刻等」。[68]显然，在毛泽东、胡乔木的眼中，《新华日报》等以工作环境特殊为借口，提倡感性生活，强调作家的主体意识，实际上是在宣传与毛氏「党文化」观完全对立的「资产阶级」文艺主张。
    为了彻底纠正《新华日报》的自由主义倾向，1944—1945年，毛泽东、胡乔木特派几位已经「改造好」了的周扬手下的重要干部林默涵、何其芳、刘白羽、周而复、袁水拍等从延安前往重庆，宣传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重庆的左翼文化界人士进行知识分子必须加强思想改造的现身说法式的训导。然而对于何其芳等人的训导，除了郭沫若等极少数人之外，重庆大多数左翼文艺家都以沉默相对，只有胡风一人公开表示了少许的疑问和保留，而冯雪峰则十分不以为然。[69]然而胡风、冯雪峰并不知道，延安方面早已在密切注意着他们对毛氏党文化观的任何反应，为他们以及其他国统区的作家，建立了一本「功过簿」，以待日后进行总清算。[70]
    如果说，在重庆和大后方的左翼作家，在1942年后为自己所受到的毛氏「党文化」的压力而感到困惑，那么他们所承受的压力也就是这么一些，他们毕竟还未失去创作上的自由，而在延安的文艺家则面临着迫在眉睫的选择：或者走王实味自我毁灭的道路，或者走何其芳抛弃旧我、追求「新生」的自新之道。延安的文艺家在经历了最初的震撼后，纷纷开始「脱胎换骨」。丁玲也许是延安文艺家中最早「脱出」的一个。在1942年4月初毛泽东亲自主持的关于王实味、丁玲问题的高干学习会议后，丁玲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丁玲在6月11日中央研究院召开的王实味思想批判座谈会上，一方面斥骂王实味「卑劣、小气、反复无常、复杂而阴暗」，号召「反对一切对王实味还可能有的小资产阶级温情，人道主义，失去原则的，抽象的，自以为是的『正义感』」；另一方面，又自恼自责，称自己的〈三八节有感〉。「是篇坏文章」，要求那些同情她遭遇的读者「读文件去吧」。[71]为了摆脱与王实味的牵连，丁玲在1942年10月19日延安纪念鲁迅的大会上，还极不礼貌地对待在王实味问题上仗义直言的萧军，声称zhonggong的朋友遍天下，丢掉萧军，不过是九牛一毛。[72]其实在丁玲「布尔什维克的战斗性」的背后掩藏青很深的痛苦，几十年后，她自称〈三八节有感〉使她「受几十年的苦楚」，给她带来一生的灾难，因而不敢随意为文，生恐「又自找麻烦，遗祸后代」！[73]但是在1942年丁玲却心甘情愿地接受胡乔木、周扬的指导，按照他们解释的毛泽东的「党文化」观，创作出一篇又一篇的符合党的路线的作品。[74]于是丁玲暂时成了一名「毛泽东的文艺战士」，然而懦弱乖巧的丁玲何尝料到，十多年后她又跌入几乎和王实味一样悲惨的深渊。所不同的是，这一次丁玲没被处死，而是被送到了北大荒，文革爆发后又被关押进秦城监狱。

[1] 师哲：《在历史的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页246。陈明（丁玲的丈夫）曾在延安中央研究院的前身马列学院学习。他在回忆中提到马列学院曾被一些人指责为「教条主义大本营」。参见陈明：《回忆与怀念》，载《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页314-15。
[2] 江围：《难忘的岁月》，载《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页103。
[3] 参见《解放日报》1942年2月2日社论《整顿学风、党风、文风》，这是配合前一天毛泽东在中央党校所作同名报告而发表的重要社论，文章极有可能经过毛泽东的亲自修改。
[4] 参见《解放日报》1942年3月9日社论《教条与裤子》，此篇社论由胡乔木起草，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可视为毛泽东、胡乔木的共同作品，已收人1992年5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胡乔木文集》第1卷。胡乔木在该卷序言中特别说明，他在四十至五十年代写的评论，绝大多数经过毛泽东的亲笔修改。
[5]《教条与裤子》，载《解放日报》1942年3月9日；另参见《胡乔木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页48。
[6] 参见中央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室主任王思华的《二十年来我的教条主义》，载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中国报刊史研究室编：《延安文萃》，上（北京：北京出版社，1984年），页152。
[7]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陈永发在其《延安的阴影》一书中称，「目前文献中，可以看到，最早使用（『脱裤子，割尾巴』）这个说法的是1943年4月的陕甘宁边区整风总结」，此说有误。「脱裤子，割尾巴」的说法，最早出现在1942年3月9日的《解放日报》刊载的（教条与裤子》的社论；随即迅速传播开来；成为整风运动中使用频率最高的一组词汇。这组词汇的发明人，现在也可以确定，他们不是别人，正是胡乔木和毛泽东。参见陈永发：《延安的阴影》（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页317注释1。
[8]《教条与裤子》，载《解放日报》1942年3月9日；另参见《胡乔木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页48。
[9] 毛泽东：《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1941年9月10日），载《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1期。
[10] 参见《解放日报》1942年2月2日社论《整顿学风、党风、文风》，这是配合前一天毛泽东在中央党校所作同名报告而发表的重要社论，文章极有可能经过毛泽东的亲自修改。
[11] 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共产党员与党外人员的关系》的决定，仅是一纸文字，在当时及以后数十年间一直没有发表，求实出版社在1982年出版的内部读物《延安整风运动纪事》第87页虽提及此决定后来没有发出，但未作任何解释。上述引文引自《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北京：新华出版社，1983年），页94。1993年zhonggong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毛泽东文集》第2卷也收人了此文。
[12] 王德芬（萧军夫人）：《萧军在延安》，载《新文学史料》，1987年第4期；另参见张毓茂：《萧军传》（重庆：重庆出版社，1992年），页233-34。
[13] 据当时在《解放日报》文艺栏任编辑的黎辛回忆，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是经丁玲看过，签过「可以用」意见才见报的。博古因工作繁忙，没有事先审阅，文章见报后的次日，博古特来到编辑室询问王实味何许人也，并打听此文发表的经过，博古并叮嘱该文的下一部分「以后不要发表了」。3月23日，《野百合花》下半部分又在《解放日报》刊出，博古又到编辑室询问此事，编辑陈企霞说明此文曾送博古审查，博古解释他因事忙，稿子没看，并表示他对此事负责。参见黎辛：〈《野百合花》延安整风《再批判》〉，载《新文学史料》，1995年第4期。页69-70。另参见王德芬：《安息吧，萧军老伴！》，载《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2期，页114。王德芬自1938年与萧军结婚后，于1940年6月与萧军同赴延安，萧军夫妇当时并不知道，毛泽东其实并不真正欣赏萧军。毛泽东虽然亲笔为萧军的〈论同志的「爱」与「耐」〉作了修改和润色，但萧军文章渗透的人性论并不合毛的口味。1942年4月8日，延安已转入对王实味的批判，只是由于萧军的文章具有外人不了解的特殊背景，《解放日报》才破例予以刊载。毛泽东出于其个人的政治目的，本来有意利用萧军的豪爽性格，但毛很快就发现萧军个性倔强，难以驾驭，遂对萧军产生了反感。1958年，《文艺报》第2期将萧军经由毛修改润色的〈论同志的「爱」与「耐」〉，与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丁玲的《三八节有感》等文章，汇编成《再批判专辑》，作为供批判右派的「大毒草」重新公布。毛亲自主持此事，并亲笔加了「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的很长一段编者按语。
[14] 文白：《金色年华——马列学院的八小时之外》，载《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页189。
[15] 宋振庭：《真理是朴素的，历史是无情的——为长诗〈于立鹤〉再版说几句话》，载严慰冰：《魂归江南》（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页3。另「打游击」是喻指恋爱对象的转换犹如战无固定限制的游击战一样，经常处于变动之中，此种风尚一度流行于1937—1938年的延安。
[16] 王实味：《野百合花》，载《解放日报》，1942年3月13日。
[17] 毛泽东不喜称刘伯承从苏联红军条例中引进的「炊事员」「饲养员」这两个洋名词，而习惯使用具有「中国特色」的「伙夫」、「马夫」的称谓。
[18] 黄樾：《延安四怪》（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页124。另据抗战初期代表四川地方实力派杨森前往延安的杜重石回忆，当他在1938年初夏前往见毛泽东时，在毛的住处附近不仅见到哨兵，他更受到哨兵的「人身检查」。参见杜重石：《风雨岁月》（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3年），页38－39。
[19] 王实味对斯大林主义的本质已有一定的认识，他曾在私下对一些人说过，「斯大林人性不可爱」，「斯大林的性情太粗暴了」，「苏联对于季诺维也夫叛国案的审判是可怀疑的」，「苏联在清党时，斯大林不知造就了多少罪恶」，参见温济泽：《斗争日记》，载《王实味冤案平反纪实》（北京：群众出版社，1993年），页188、192。在公开场合，他借毛抨击「言必称希腊」之话，回击那些援引苏联也有特供制度而为延安特供制度辩护的人，要这些人「闭嘴」。
[20] 王实味：《野百合花》，载《解放日报》，1942年3月23日。
[21]「学生疗养院」为干部疗养院的代号，即如中央党校的代号曾为「中山图书馆」，机要通讯局的代号为「中央农委」。
[22] 参见《延安整风运动纪事》，页83。
[23] 李维汉：《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工作和整风运动》，载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页485。
[24] 参见《延安整风运动纪事》，页89。
[25] 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449。
[26] 这次由毛泽东主持的高干会议召开于1942年4月初，代表文艺界参加的只有周扬和丁玲两人。会议的议题是批判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曹轶欧（康生妻子）、贺龙等在发言中都严厉指责了丁玲。毛在会议总结中将丁玲与王实味区分了开来，声称丁玲同王实味不一样，丁玲的文章有建议，虽说也有批评，而王实味则是托派。参见丁玲：《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载艾克恩编：《延安文艺回忆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页62；另据戴晴称，1943年贺龙曾在大会上「把《三八节有感》的作者骂为『臭婊子』」，参见戴睛：《梁漱溟、王实味、储安平》，页102。
[27] 毛泽东：《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的讲话》，载《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页91。
[28] 1942年3月16日《解放日报》刊登罗迈影射攻击张闻天的文章《要清算干部教育中的教条主义》，3月17日又刊登张如心不指名攻击王明、博古的《清算德波林主义，开展反主观主义的斗争》一文。
[29] 李维汉语，参见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页486。
[30] 中央档案馆编：《zhonggong中央文件选集》（1941一1942），第13册，页364-66。
[31]《整顿三风必须正确进行》，《解放日报》社论，1942年4月5日。载《胡乔木文集》，第1卷。页57。
[32]《轻骑队》编委会：《我们的自我批评》，载《延安文萃》，上，页57。  
[33] 据当年参加《轻骑队》壁报的李锐称，《轻骑队》没有编委会，在闻知胡乔木对《轻骑队》的意见后（胡责成《轻骑队》成员童大林对编辑方针的错误作出检查），许立群对《轻骑队》的「错误」作了长篇检查，胡乔木让童大林对原文作了压缩，将《轻骑队》的检查送给毛泽东过目，毛给文章加上《我们的自我批评》的标题，发表于1942年4月23日的《解放日报》。参见宋晓梦：〈李锐与延安《轻骑队》〉，载广州《岭南文化时报》，1998年9月10日。虽然《轻骑队》检讨文章称，「我们决心把第二年的《轻骑队》来一个彻底的改造」，但事实上《轻骑队》已寿终正寝，再没复刊。
[34]罗迈在1942年4月6日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央高级组会议上发言，将中央研究院整风中出现的「偏向」归咎于「过去教条主义的教育」，参见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页486。一年后，张闻天对王实味问题也作了检讨，他在《整风笔记》中写道：由于「放松了对各种错误思想的斗争，以致如王实味一类的反动思想在整风开始后，得以取得全院绝大多数人的同情」，「我曾经想在马列学院内创造一种新的学风，新的党风，而结果却发展了教条主义，自由主义与党八股。这种学风，党风与文风，正是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特务分子所欢迎的」。引自唐天然：《有关延安文艺运动的「党务广播」稿》，载《新文学史料》，1991年第2期，页187。
[35] 参见温济泽：《王实味冤案平反纪实》，页7。温济泽是当时中央研究院党总支工作人员，写过一篇记述中研院斗争王实味大会的《斗争日记》，发表于《解放日报》1942年6月28、29日。1979年后，温济泽为平反王实味冤案作了大量的申诉工作，在温济泽和其他人努力下，1991年2月7日，王实味冤案得到彻底平反。
[36] 凌云（中社部当时的工作人员，曾参与审讯王实味，八十年代曾任国家安全部部长）：《王实味的最后五十个月》（1993年5月），载《王实味冤案平反纪实》，页74。据凌云称，1942年11月初，康生曾致电在重庆的周恩来，要周提供有关王实味等是「托匪」的资料，「但周的覆电没有提供任何对康生有用的材料」。
[37]《新民报》记者赵超构在1944年5至7月参加了赴延安的中外记者参观团，返回重庆后，写了《延安一月记》，记述了他见到王实味的情景。赵超构写道，王实味对中外记者说，他「在休养中」，王实味「谈话的神情完全像演讲」，「说到他过去的『错误』，他的表情严肃的可怕，有时竟是声色俱厉的」。参见赵超构：《延安一月记》，载王克之编：《延安内幕》（上海：经纬书店，1946年），页52、51；另据凌云称，让王实味见中外记者是党中央的指示。王实味是由中社部的干部陪他去见记者的，当时「王实味还是顾全大局的」，只是返回后，王实味「非常恼火躺在床上，握紧拳头，表示了极大的不满，说当众承认是托派『是自我牺牲，是被迫的』」。参见凌云：《王实味的最后五十个月》，载《王实味冤案平反纪实》，页78。
[38] 萧军对张毓茂的谈话，参见张毓茂：《我所知道的萧军先生》，载《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2期，页139-40。
[39] 胡风：《一点回忆》，载《胡风晚年作品选》（南宁：漓江出版社，1987年），页81-82。
[40] 艾克恩：〈《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与延安文艺运动〉，载艾克恩编：《延安文艺回忆录》，页408-409。
[41] 艾克恩：〈《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与延安文艺运动〉，载艾克恩编：《延安文艺回忆录》，页408-409。
[42] 张毓茂：《萧军传》，页230-31。
[43] 参见周扬：《与赵浩生谈历史功过》，载《延安文艺回忆录》，页35、38。
[44] 碧野：《人生的花与果》，载《新文学史料》，1992年第2期，页54-63。
[45] 参见周扬：《与赵浩生谈历史功过》，载《延安文艺回忆录》，页36。
[46] 参见王琳：《狂飘诗人柯仲平传》（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2年）页416。
[47] 韦君宜：《思痛录》（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页5-6。
[48] 参见《延安整风运动纪事》，页67；华君武：《延安的漫画活动》，载孙新元、尚德全编：《延安岁月——延安时期革命美术回忆录》（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页137-38。
[49] 仇视和乱杀知识分子最严重的是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及鄂豫皖、川北根据地。1937年进入延安中央党校的原红四方面军的干部中，许多人明明识字，却硬伪装成文盲，惟恐因识字而遭清算，参见《成仿吾传》编写组编：《成仿吾传》（北京：zhonggong中央党校出版社，1988年），页111；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还有一个轻蔑的称谓，叫作「白脚杆」。参见黄火青：《一个平凡共产党员的经历》，页126。
[50]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页237。
[51] 张闻天：《抗战以来中华民族新文化与今后任务》，载《张闻天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页252-54。
[52] 引自程中原：《张闻天论稿》（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1990年），页346-47、349。
[53]《张闻天选集》，页290－93。
[54] 据在延安《解放日报》与博古同过事的丁玲、舒群等人的回忆，博古对待下属亲切随和，在《解放日报》文艺副刊遭到来自杨家岭方面的指责时，博古一般都率先承担责任，从不对下属横加指责。1942年4月初，当丁玲在毛泽东主持召开的批判王实味的高干座谈会上，遭到贺龙、曹轶欧等人猛烈攻击时，博古悄悄坐到了丁玲身旁，宽语安慰了丁玲。事隔四十年后，当丁玲回忆起当时情景时，还禁不住写下她对博古深深的感激。博古也保护过《解放日报》副刊编辑陈企霞。参见丁玲：《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载艾克思编：《延安文艺回忆录》，页62。另参见陈恭怀：《陈企霞传略》，载《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3期，页181。
[55] 言行：《高长虹传略》，载《新文学史料》，1990年第4期，页198。
[56]《关于延安对文化人的工作的经验介绍》（1943年4月22日党务广播），载《新文学史料》，1991年第2期，页188、138。
[57] 冯夏熊（冯雪峰之子）：《冯雪峰——一位坚韧不拔的作家》，载《回忆雪峰》（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页12-13。
[58] 有关这段历史事实有两项已得到互相证实的资料来源，一是冯雪峰在文革期间所写的「交待材料」：《有关1936年周扬等人的行动以及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经过》，另一为张闻天的《1943年延安整风笔记》，参见《雪峰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页506－507；另参见程中原：《张闻天论稿》，页492-93。
[59] 对于1936年4月下旬，冯雪峰衔zhonggong中央命来沪，没有先找周扬接头，而是住进鲁迅家一事，周扬其至在1979年还为此耿耿于怀。参见《周扬关于现代文学的一次谈话》。载《新文学史料》，1990年第1期，页125。上海zhonggong临时文委另一领导人夏衍在事隔五十年后也仍对冯雪峰当年的这一行动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参见夏衍：《懒寻旧梦录》，页313－15。
[60] 例如周扬在1938年6月8日《解放》周刊上发表的《新的现实与文学上的新的任务》一文，较早提出作家的创作必须随着生活环境的变化而改变，应重视文艺的通俗化和大众化的问题，周扬的上述看法与毛泽东的看法完全合拍。参见《周扬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页246－47、251。
[61] 周扬翻译的车尔尼雪夫斯基论著《生活与美学》于1942年由延安新华书店出版，周扬选编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的部分内容自1942年始陆续刊载，1945年由延安解放社正式出版。
[62] 参见徐懋庸：《我和毛主席的一些接触》，载《徐懋庸回忆录》（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页103－104。
[63]《周扬关于现代文学的一次谈话》，载《新文学史料》，1990年第1期，页124。
[64] 张毓茂：《萧军传》，页241-46。
[65] 延安「创作之家」名义上由zhonggong中央西北局领导，西北局宣传部具体主管，但周扬作为西北局成员，实际上负责「创作之家」。
[66] 在「抢救运动」中，高长虹因直接向zhonggong中央提意见，甚至要向斯大林提意见，被康生诬为青年党，幸而得到张闻天、博古的保护，才未入狱，但高长虹很快从公众生活中消失了。参见言行：《高长虹传略》，载《新文学史料》，1990年第4期，页198。
[67] 1943年，胡风从桂林回到重庆，为续办《七月》重新登记事，向周恩来求援，周一口答应，开给胡风一张三万元保证金的支票，1945年春胡风主编的《希望》正式出版。参见胡风：《再返重庆》（之二），载《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1期，页34；另参见胡风：〈关于《七月》和《希望》的答问〉，载《胡风晚年作品选》，页122。
[68]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GCD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卷（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年），页89。1943年12月16日，董必武在〈关于检查《新华日报》、《群众》、《中原》刊物错误的问题致周恩来中宣部电〉中表示已「依据中宣部指示对于怀（即乔冠华）观点作进一步检查」，见《中华儿女》，1992年第2期；另参见《GCD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卷，页139-40。
[69] 1944年3月18—19日，胡风参加了由冯乃超主持召开的重庆左翼文艺界人士学习毛泽东（讲话）的座谈会，胡风在发言中强调左翼作家在国统区的任务是与国民党的「反动政策」和「反动文艺」作斗争，而不是「培养工农兵作家」，胡风也未谈思想改造的问题。不久，何其芳又向重庆左翼作家介绍延安思想改造运动，引起与会者的强烈反感。「会后就有人说：好快，他已经改造好了，就跑来改造我们！连冯雪峰后来都气愤地说：『他妈的！我们革命的时候他在哪里？』」参见胡风：《再返重庆》（之二），载《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1期，页35；另参见李辉：《胡风集团冤案始末》（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89年），页50－52。
[70] 何其芳等回延安后，向毛泽东汇报了去重庆传达《讲话》的情况。胡风写于1945年初的论文《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长期以来被认为是胡风反对毛泽东《讲话》的「罪证」，胡风在这篇文章里不指名地批评了将「思想改造」庸俗化为「善男信女式的忏悔」的倾向。1948年zhonggong果然在香港组织了对胡风的第一次大规模批判。冯雪峰则在1945一1946年发表了《论艺术力及其它》、《论民主革命的文艺活动》、《题外的话》等一系列文章，系统地抨击了正甚嚣尘上的文艺机械论和公式主义，冯雪峰尖锐指出：「研究或评价具体作品，用什么抽象的『政治性』、『艺术性』的代数学式的说法，也说是甚么都弄糟了。如果这样地去指导创作，则更坏」。冯雪峰的上述看法，在当时就被认为是「反对毛泽东的」。参见陈涌：《关于雪峰文艺思想的几件事》，载《回忆雪峰》，页216。1946年6月10日至11日，何其芳在《解放日报》连载《关于现实主义》一文，抨击画室（即冯雪峰）对毛《讲话》的态度。冯雪峰对毛泽东的《讲话》的态度直接影响到1949年后他的政治前途，1954年12月31日。毛泽东将冯雪峰的诗和政治寓言《火》和《火狱》批转给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陈伯达、胡乔木等人传阅，明显表明对冯雪峰的严重不满。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页644。1957年8月27日，冯雪峰被正式宣布是「三十年一贯的反党分子」，并被冠以「右派」帽子。
[71] 丁玲：《文艺界对王实味应有的态度及反省》（1942年6月11日）载《丁玲集外文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页134-37。
[72] 参见王德芬：《安息吧，萧军老伴！》，载《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2期，页108。
[73]《丁玲日记》，1978年10月8日，载《新文学史料》，1990年第3期，页15。
[74] 例如丁玲写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就得到胡乔木的直接「指导」。1948年6月，丁玲将刚刚完稿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滕抄复写件面交已迁居于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的胡乔木，请胡审读。1948年7月，胡乔木、萧三、艾思奇等在传阅小说稿后一致认定，「这是一本最早的最好的表现了中国农村阶级斗争的书」。胡乔木立即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认为写得好，个别地方修改一下，就可以发表。胡乔木随即打电报给已在大连准备赴苏联、匈牙利访问的丁玲，传达修改意见。丁玲随即奉命对原稿作了修改。9月，《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党中央的直接关心下」赶印出来。丁玲终于带上这部小说于1948年11月9日离开哈尔滨出国。参见龚明德：〈《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版本变迁〉，载《新文学史料》，1991年第1期，页121-22。

李旧苗

《野百合花》与王实味之死
傅国涌     

    权势的影响往往是一时、一地的，而思想、人格的影响却是跨越时空的。有时候一个悲剧人物给时代留下的影响远远要超过那些有权决定他生死的人。王实味被杀害已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王实味最后平反也有十几年了，然而，我们有关王实味的话题还刚刚开始切入正题。
    王实味是40年代延安最大胆、最有争议的知识分子，一个年轻的翻译家、作家。连党的最高领袖毛泽东都曾深夜提着马灯去看《矢与的》壁报（上面最轰动的就是王实味写的短文），1945年“七大”时甚至说：“四二年，王实味在延安挂帅，他出墙报，引得南门外各地的人都去看。他是‘总司令’，我们打了败仗。”1962年，王实味死了十几年了，已经成为全国领袖的毛泽东又一次在最高层会议上提起他。
    王实味只活了41岁，1947年惨遭杀害时头上戴了三顶大帽子，“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反党五人集团头头”。这些帽子那一顶都足以把他打入万劫不复的地狱。在他死后三十五年开始，三顶帽子由三个不同的部门以不同的形式陆续摘掉了，1982年zhonggong中央组织部的决定否定了“反党五人集团”的存在，1986年zhonggong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的《毛泽东著作选读》的“注释486”说关于王实味“是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一事，据查，不能成立”。1991年公安部对“托派问题”的结论予以纠正，宣布为王实味平反昭雪。前后经历了近十年。
    人性论
    王实味到底是何许人？他在1942年的延安——当时中国的“革命圣地”说了些什么？
    王实味是河南潢川人，原名叔翰，1930年以后用“实味”的名字投稿，还用过诗薇、石巍等笔名。1925年他考上北大，和胡风是同班同学。1926年他20岁那年加入共产党，那时北京还在军阀统治下的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李大钊就是1927年被杀害的。他在北大只读了两年就因为经济原因而辍学。
    在1937年奔赴延安前，他已经是个作家、翻译家。在延安的头四年，他翻译了一、二百万字的马、恩、列经典著作，算得上是个有成就的马克思主义翻译家，正儿八经的党内知识分子。
    导致他被杀的不过是他1942年写的几篇短文，也就因为这几篇小小的杂文，他的名字留在20世纪的历史上甩也甩不掉，他的案子、他的死都曾引起各方面的关注。
    其实他一直是个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并没有向这一意识形态提出挑战。他不过是追求普通的人性，在他的短文里表达了自己朴素的人性观点，这些恐怕和他在北大所受的教育，和他在西方文学方面的深厚造诣有关。他虽然信仰马克思主义，但并没有放弃最基本的对人性的内在追求。这是他1942年闯祸、1943年被捕、1947年被杀的根本原因。
    和他十分熟悉的文艺理论家雪苇揭发他——特别执着于“人性”，深信“不论一般政治也好，或特殊的革命政治也好，人性都起着很大作用”。他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太强调客观、太看重物质，以为改变了客观的物质条件，人性就能够变好”，他以为未必。他指出，“改变人性这项工作是独立的，如果说它不比改变社会的物质环境更重要，至少是同样重要。”他举例说，革命之后，“得胜的新朝权贵们露出来的‘人性’，竟比老北洋军阀的更丑更恶，这使他悲愤；更使他痛心疾首的，则因他眼见不少的‘老朋友们’，一见气候转变，立即改辕易辙，甚至认贼做父，卖友求荣。”
    雪苇那时在窑洞里写中国新文学史，张闻天说可以和王实味交换意见。他们肯定讨论过有关文学、人性等问题，他的揭发因而是可信的，和王实味自己的文章中所表达的观点也一致。
    王文元回忆他们当年在上海每次见面谈论的主题也并不是革命，不是主义，“我们每见必谈、每谈必争的一个问题是他后来因之出名的‘人性论’”。
    即使在王实味遭到批判后，他还经常和人说“斯大林人性不可爱”，苏联清党时“斯大林不知造成了多少罪恶”？“斯大林的性情太粗暴了”。
    周扬当年在《解放日报》发表的长文《王实味的文艺观与我们的文艺观》，就是批判王实味“主张艺术是为抽象的人类服务，是表现抽象的人性的”。可见王实味对人性的理解是一贯的（当然，四十多年后周扬也发表文章说“人的根本就是人自身”，最后肯定他自己批判了一辈子的人道主义和人性论，这些王实味都不知道了）。
    关于王实味的托派问题，起因是他有两个托派朋友。他在北大时的同乡、他的入党介绍人、他所敬爱的老大哥陈清晨（其昌），他的同学王文元（凡西）后来都成了著名的托派。30年代初他们在上海曾有过交往，替他们翻译过《列宁遗嘱》、《托洛茨基自传》中的两章，还在托派刊物上发表过小说，同意他们的一些观点。但他并不赞同他们另起炉灶，也从未参加过托派。
    直到1942年王实味已大祸临头还对他们念念不忘，在杀气腾腾的批判会上，“仍觉得他们底‘人性’是好的”。尤其是对陈清晨，“即使面对着声色俱厉的批判与前景险恶的审讯，他也不肯否认那温暖地保存在他心中的老大哥‘好的人性’”。王实味的“愚蠢”之处就在于这里，——既然不是我们自己人，怎么可能“‘人性’是好的”呢？衡量人性的标准是什么？人性那时侯在党性、立场、觉悟这些大义凛然的概念面前，是多么微不足道啊！对这一些，书生气十足的王实味至死恐怕也不会明白。
    他只知道，不能因为政治观点的分歧就否定他的老大哥、老同学的人性。1930年，他的妻子小产，家中一无所有，是陈清晨默默地把自己家里能当的东西全部当了，硬塞给他三十元钱（这一些王实味并不知道，他也不知道陈清晨最后惨死于日本宪兵之手）；王实味要翻译哈代的《还乡记》，穷得买不起原著，就是王文元替他买的。这种人性的温暖一辈子都留在他的心中，甚至可以为此而死。在面临厄运的人生关头，他依然坚持自己对人性的理解，以及做人的基本良知，这一切在我们这个民族、我们这个时代是多么难能可贵。
    《野百合花》
    1942年6月11日，丁玲为了批判、否定王实味，彻底划清与王实味的关系，在延安中央研究院与王实味思想作斗争的座谈会上发言说：“作家是须要有作品的，王实味除了《野百合花》，《政治家·艺术家》而外，还写过什么诗，小说么？”其实，早在1926年，王实味在学生时代就已在《晨报》副刊、《现代评论》、《创造月刊》、《新月》等赫赫有名的报刊上发表过多篇中、短篇小说，受到了诗人徐志摩、评论家陈西滢等的重视，《现代评论》还破例给了他三十元稿费，这件事曾被传为文坛佳话，甚至载入了文学史中，那时他不过二十出头。1930年，他的中篇小说《休息》被编入“新文艺丛书”，由中华书局出版，这套丛书中包括了沈从文、胡也频、徐志摩的作品。他还翻译过不少西方文学作品（如都德、哈代、高尔斯华绥等人的作品）。早在1933年9月出版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王哲甫著）就提到了他的文学创作。
    当然，王实味最出名的是他1942年3月分两次发表在延安的《解放日报》上的一组杂文《野百合花》，他在“前记”中对这个题目作了解释，并深情地回忆起他在北大时那个“圣洁的影子”——李芬，一个在北大入党的女共产党员，1928年春天她在故乡湖南被自己的亲舅父缚送给当地驻军，穿着三套密密缝在一起的衬衣裤从容赴死。王实味一生都忘不了这个“圣洁的女殉道者”，并从她的影子里汲取生活、战斗的力量，促使他写下这些文字的也是这一力量，他由李芬想起了一切倒在血泊中的同志，所以他才批评延安“歌转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一片升平气象。
    这篇文章共四个小标题，分别为“我们生活里缺少什么？”、“碰《碰壁》”、“‘必然性’‘天塌不下来’与‘小事情’”、“平均主义与等级制度”。
    他批评“革命圣地”缺乏人际之间的温暖，多少热血青年奔赴延安就是为了寻求“美丽与温暖”，所以对“丑恶与冷淡”忍不住要“发牢骚”。他说；“要想在今天，把我们阵营里一切黑暗消灭净尽，这是不可能的；但把黑暗削减至最小限度，却不但可能，而且必要。”他反对以“必然性”、“天塌不下来”、“小事情”为借口推卸每个人（尤其是“大人物”）的责任，认为那是“间接助长黑暗，甚至直接制造黑暗！”他直言不讳地反对等级制度——“我并非平均主义者，但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却实在不见它必要与合理——尤其是在衣服问题上（笔者自己是有所谓‘捕耗服小厨房’阶层，葡萄并不酸）”，当时他是特别研究员，穿着和领袖一样，津贴比边区主席林伯渠还多，和王若飞一样吃中灶，在延安文化人里算是有地位的。但他无法容忍那些不如人意的现象，并提出语无遮拦的批评，他的立足点不是政治的，而是人性的，他倡导的是爱和温暖，他之所以参加革命说穿了也就是追求人性，他说青年们来延安是为了“美丽与温暖”，无疑是他自己内心的真实写照。
    《政治家·艺术家》
    在《野百合花》后半部分发表的同时，他的另一篇文章《政治家·艺术家》也在《谷雨》上发表。他强调政治家与艺术家不同，实际上尖锐地指出了艺术家可以独立于政治家，艺术独立于政治之外，有它自身的规律这样一些要命的问题。
    他指出政治家改造社会制度，艺术家改造人的灵魂。“人灵魂中的肮脏黑暗，乃是社会制度底不合理所产生；在社会制度没有根本改造以前，人底灵魂根本改造是不可能的。社会制度底改造过程，也就是人底灵魂底改造过程，……政治家底工作与艺术家底工作是相辅相依的”；政治家“善于进行实际斗争去消除肮脏和黑暗，实现光明与纯洁”，艺术家“善于揭破肮脏和黑暗，指示纯洁和光明”；“政治家对事更看重”，“艺术家对人更求全”，因为“政治家了解在革命过程中，自己阵营里也是人无完璧，事难尽美；他从大处着眼，要把握的是：历史车轮前进着，光明占优势。艺术家由于更热情更敏感，总是渴望着人更可爱，事更可喜；他从小处落墨，务求尽可能消除黑暗，藉使历史车轮以最大的速度前进”；政治家的优越性是“怎样团结、组织、推动和领导革命力量，怎样进行实际的斗争”，艺术家“自由地走入人底灵魂深处，改造它”；政治家和艺术家各有各的弱点，政治家熟悉人情世故，精通手段方法，善于纵横捭阖，猫的利爪可以捕老鼠也可以用来攫鸡雏，这是要防止的；艺术家骄傲、偏狭、孤僻，甚至互相轻藐、互相倾轧。
    “旧中国是一个包脓裹血的，充满着肮脏与黑暗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生长的中国人，必然要沾染上它们，连我们自己——创造新中国的革命战士，也不能例外。这是残酷的真理，只有勇敢地正视它，才能了解在改造社会制度的过程中，必须同时更严肃更深入地做改造灵魂的工作，以加速前者底成功，并作它成功底保证。” 因此，他向艺术家发出呼吁：“更好地肩负起改造灵魂的伟大任务罢，首先针对着我们自己和我们底阵营进行工作；特别在中国，人底灵魂改造对社会制度改造有更大的反作用；它不仅决定革命成功底迟速，也关系革命事业底成败。”
    读他的文章，我不禁想起了鲁迅“文艺和政治的歧途”。王实味的血管里流淌着和鲁迅一样鲜红的血液，他是性情中人，他不会、也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他把心里话说了出来，作家、艺术家不应依附于政治而要发挥独立的作用。
    “软骨头”与“硬骨头”
    在上述这些文章发表时，延安最高学府中央研究院的整风壁报《矢与的》也创刊了，王实味一个人就在创刊号上发表两篇短文《我对罗迈同志在整风检工动员大会上发言的批评》、《零感两则》，真名实姓，指名道姓，矛头直接指向他的顶头上司。
    《零感两则》的第一则《辨正邪》，居然“危言耸听”地说：“党内的正气必须发挥起来，邪气必须消灭，否则亡国亡党亡头的危险，仍不能免。我们的眼光不应只看到本院，更应该注意到全延安以至全党，因为有些邪气家伙正在那里打着反邪气的旗帜，企图打击中伤比他们正气得多的人，……我们决不能让邪气更大的人得势”。
    第二则《硬骨头与软骨头》指出：“你是不是对‘大人物’（尤其是你的‘上司’）有话不敢说？反之，你是不是对‘小人物’很善于深文罗织？要了解，软骨病本身就是一种邪气，我们必须有至大至刚的硬骨头！”
    有人在壁报上反驳王实味，他则发表《答李宇超·梅洛两同志》予以回击。再次重申“王实味充分自信，他的骨头从未软过，而且不比任何人软！”
    “《矢与的》的壁报出来以后，看的人川流不息。有几期壁报贴在布上，挂在延安的南门外，看壁报的人象赶庙会一样多。”（这是罗迈即李维汉的话）一时轰动延安，三十六岁的书生王实味成为“革命圣地”的明星。领袖都要深夜提着马灯去看壁报，甚至说“王实味在延安挂帅”。
    悲剧的意义
    王实味的悲剧，绝不是他个人的悲剧，乃是整个民族的悲剧，整个时代的悲剧。他的生死、命运，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由他上溯AB团的那些学生娃子，微山湖畔王文彬的冤魂，从他之后，胡风分子、右派分子、“文化大革命”中千千万万知识分子的命运，冥冥之中都已注定。那些当年落井下石、打“落水狗”的人们最终都未能逃脱和王实味类似的命运，作家丁玲、诗人艾青等等都在革命圣地写下了令后人难堪的人生败笔，在王实味被杀10年后他们几乎无一幸免地成了右派。他们曾极力想划清和王实味的界线，不惜用世上最肮脏、最恶毒的言辞来诅咒、批判王实味，然而这个王实味阴魂不散，10年后仍把他们的命运牢牢地绑在了一起，历史仿佛绕了个圈子，1958年的“再批判”把他们当年的文章重新放在一起发表、一起批判，还是逃脱不了“毒草”、“反党反人民”的罪名。甚至周扬这样的革命文学“班头”也没有逃过十年“文革”的厄运。他们的经历比起王实味实在好不了多少，只是活了下来而已。中国的知识分子常常不懂得生命的意义有时候不在于是否活着，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
    当年王实味在延安为千夫所指时，人们也许压根就没有想到自己。我们这个民族的最可悲之处就是看见别人的人权遭到践踏，甚至杀害，只要与己无关，总是选择明哲保身，结果是谁也保护不了自己。
    往往只有当灾难降临到自己头上时，人们才发现自己成了所有人无情射杀的目标，昔日的同志、朋友，甚至亲人都纷纷站到对面去了。没有左拉的《我控诉》这样慷慨激昂的声音，没有“这不公正”的低吼，也鲜有追随丈夫走向风雪弥漫的西伯利亚的女性。因而，那些在“文革”浩劫中，和丈夫一起选择了自杀的女性将永远值得我们尊敬。我始终相信为了做人的最基本的尊严，选择绝路未尝不是对自身生命价值的肯定。
    王实味，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史上不是一个孤零零的特例，他是一个见证，他的死也不是康生批准的还是李克农批准的这么简单。在他的身后，共和国的天空下，遇罗克、张志新、林昭、李九莲、王申酉……仍然没有逃脱和王实味相同的结局，因为思想而被处决。这个世界上只要有一个人的生命可以被随意剥夺，只要有一个人的自由与权利没有保障，那么对所有的人而言，他们的生命、权利和自由同样将受到威胁。王实味只是一个投奔革命的普通知识分子，但他死后20年共和国的元勋功臣（如贺龙、彭德怀）也惨死在自己参与缔造的这个共和国，甚至共和国的主席、执政党的第二号人物，以国家元首之尊也未能免于一死。这些人在王实味问题上立场可怕是一致的（比如贺龙），他们支持或默认了王实味的死，也就等于为自己掘好了墓。一个王实味的死，人命如草，当时除了领袖几次发脾气“赔我一个王实味”之外，我们没有听到任何声音。历史留下来的只有萧军一个人在一边倒的批判声中那声怒吼——“让他说话”。萧军与王实味素不相识、从无来往，在那耻辱的一页中，他的出现像是一个异类，这个独一无二的声音60年后依然令我们感动。如果没有这唯一的一声怒吼，如果没有温济泽等人为王实味冤案的平反所付出的努力，我们这个民族的知识分子将会更加无地自容，杀死一个王实味，意味着所有人的命同样都是可以被草菅的，只要你不低头，只要你还保持独立思考，那怕你怎么忠诚于这个主义也不行。
    《野百合花》发表后，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曾两次和王实味谈话，还两次给他写信，指出《野百合花》的错误。对这一明显来自最高层的批评意见，他竟置之不理，悲剧的发生因此也就在所难免了。其实，王实味当时只要低头认罪，学学丁玲、艾青他们，把自己作践、糟蹋一番，也许就能逃过这一劫难了。王实味就是王实味，他不仅不认错，还提出退党，这样他被开除党籍、逮捕，最后被秘密处死的结局也就注定了。这就是他和其他延安知识分子的区别。
    1946年春，社会部部长康生、副部长李克农批准处死王实味。没有起诉、没有审判、没有上诉和裁定，也不需要这一切，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下，王实味这个被他所热爱的革命党所抛弃的人面临的只能是“秘密处死”的下场。其实，就算在和平年代，有了逮捕、起诉、审判、裁定等法律程序又能怎么样呢？“党的优秀儿女”张志新烈士不是死之前连可以喊“共产党万岁”的喉管也被扼断了吗？伟大领袖高瞻远瞩，总是希望留下一些反面教材（比如胡风、梁漱溟）。但人头落地，人死不能复生，他再发脾气，要赔他一个王实味也来不及了。1948年9月1日，他在李克农就王实味问题所作的检讨报告的批示中写道：“有所声明即够，不必议处。”
    王实味的观点说穿了也没有什么高深之处，他无非说出了别人没有勇气说出来的一些心里话而已。他二十岁就入党，译著等身，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但他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是有人性色彩的，所以他才批评斯大林缺乏人性，才敢直言延安的阴暗面，他不是那种只会唱赞歌的喜鹊。他在严酷的战争环境还能够坚持独立思考，真正体现了北大精神的精髓。因此他就要为自己的思想和骨头付出全部生命的代价。王实味死了，他留下的有关人性的讨论并没有结束，也永远不可能结束。
    这位北大出身的知识分子，在他以生命的满腔热情主动投奔的“革命圣地”呼吁民主、平等，要求政治中的人性，希望正在进行中的革命事业更加完美，这是多么正常的一件事。他从来都不是什么大人物，但因为他对人性的真挚追求，他的身上永远都闪烁着人性不灭的光芒。

李旧苗

楚汉狂人王实味

黄昌勇


    王实味，一个在中国现代革命史和现代文学史上引起关注的人物。关于他的命运的结局、对于他的不实之词的推翻和平反以及他的家人的情况，媒体均有过报道。本篇以翔实的描述，并循其性格发展的逻辑，向人们展示了在其漫长的人生中以独异的性格禀赋，在风云际会的时代潮流中铸就的生命之花的悲剧。
    故乡与家园
    在豫南大地，大别山北麓，淮河之滨，坐落着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潢川，这就是王实味度过童年的地方。这是一座美丽的小城，一条悠悠小河从城中横贯东西流过，城池也被划为南北两半，在这里至今还有着很多神奇的传说。
    史载，在春秋时代，这里属于黄国都城。
    公元前704年，江淮大国楚举行诸侯会盟，黄国虽是小国，却傲骨铮铮，拒绝参加。
    公元前656年，楚又会诸侯于沈鹿，黄国仍不予理睬。
    盛怒的楚国终于在公元前649年将黄国吞并，从此黄国归属楚地。
    黄国地处楚国疆域的中心，春秋以后，中原文化渐为楚文化所侵蚀，中原地区形成两大文化系统，而黄国恰成一个纽带起着承转的作用。
    这样，楚文化的骚狂和中原文化的雄傲集于一身，构成黄国百姓特有的性格特征。
    1906年3月12日，当春天透出第一片嫩绿时，王实味出生于古城樊城铺一个普通的耕读人家。父亲王言炳，靠教书种田为生，清光绪年间中举，因而周围城乡百姓都称为王举人或王孝廉公。王姓是乡居当地的大户人家，拥有大量的田产，但独王言炳无一垄地、一亩田，随着生齿日繁，家境渐入困顿，当时街上流行这样一句话：“听见呼噜噜噜噜，王举人家喝稀粥。”
    王实味有兄弟姐妹共八人。
    王孝廉公虽然中举后步入仕途，但他清正刚直，官职微小，并不能改变家境的清贫。他一生不忘教育，晚年仍任县弋阳高中教职。
    王实味五岁丧母，在继母和姐姐照料下生活，他自幼就发奋读书，先随父亲习诵四书五经，因此打下较为深厚的国学根底。父辈的教诲、家庭的熏陶和周遭平民百姓困苦的人生事实都影响着幼小的王实味。
    王实味主要接受的是新式教育，中学时期，他接受了进步老师的教育。他与同学徐智雨、戚宇凡后来成为zhonggong党员，徐与戚还是潢川县党组织创建者。
    童年的困苦，中学时代的教育，都在王实味此后人生路途的抉择中留下抹不掉的印痕。
    1923年秋，王实味拿到中学毕业文凭后，即考取设在开封的河南省留学欧美预备学校。这件事曾在这豫南小城引起一阵不小的轰动。
    十七岁的王实味从此别离亲人和故土，走向辽阔的人生舞台，开始漫漫长路的人生之际遇。
    苦闷的青春
    河南省留学欧美预备学校是当时开封最好的学校，毕业生大都被送到国外留学。但由于家庭经济本来就不好，伯叔们又闹分家，王实味经济来源无着，因此他仅在此读了一年英文，就不得不辍学。
    恰在此时，设在开封南关的河南省邮政局公开招考邮务生，考试科目是中文、英文作文和英语口语。待遇是月薪三十银元，条件相当不错。王实味毅然投考，揭榜时，王实味名列榜首。
    王实味考取邮务，在一般人看来是求之不得，可对这位不得不辍学就工的青年来说却实非心之所愿。他对一同考取的另一名派往许昌邮局的同行说，自己才十八岁，正是读书的大好时光，此切断一切前程，实在痛心；他愤激地表示在洋人鼻息下求生活，绝对不能忍耐。作邮务只是暂时解燃眉之急，一年后积蓄些钱以同等学历报考大学。
    果然，1925年夏天，王实味辞去工作，考入北京大学文学院预科。
    王实味在驻马店邮局一年的生活情况，我们无从知晓，但他后来留下一部中篇小说《休息》，却以自传性日记体的形式真实地记录了他这一年中青春的苦闷。
    小说一开篇，王实味就写道自己离开学校生活，“怀着满腹鬼胎走向这黑暗龌龊的社会路上来。心头不觉有种种疑虑与忧恐，不知此后的世界将向他呈现一种什么状态。”
    《休息》由假托名为黄秋涵的友人写给实徽的十一封信组成。全篇没有明显的故事情节，只任主人公用一支抒情笔致漫畅地写来。叙说了秋涵从失学到求职做邮局职工再到失望自杀的经过。其情感思想也可见出王实味本人的思考。
    秋涵在信中解剖说自己有着“暴烈的火性，急躁的性情”，他不断阅读《创造周报》、《东方杂志》等进步报刊，自以为是“自觉的青年”，这都可看作是青年王实味的实况。
    秋涵在第八封信中表示：“我们青年的使命就是要用我们的力去捣毁一切黑暗的渊窟，用我们的热血去浇灭一切罪恶的魔火，拯救阽危的祖国，改造龌龊的社会，乃是我们应有的唯一的目标与责任。”
    青年王实味对黑暗社会的愤激与痛恨，搏击社会的理想和热情跃然纸上。
    战斗在北大的共产党人
    《休息》是王实味于1925年底完成于北京大学的。
    北大当年是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这里荟集了中国的一代精英。王实味同王凡西（王文元）、张光人（胡风）等编在一个小班。此时的王实味正值青春年华，满身是雷是火，他仿佛置身于一个崭新的天地，瞩望到了理想人生的星光。他思想一天天开阔，在共产党员和进步教师的引导下，他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并请求入党。
    1926年春，王实味由北大党支部干事、自己的同乡、河南洛阳人陈清晨（陈其昌）介绍加入GCD。陈清晨此时就读于北大哲学系。王实味那时住在北大西斋学生宿舍，紧张的学习生活以外，他常满怀激情，伏案创作至夜深人静。20年代中期虽然已是“五四”落潮的苦闷时代，一批来自天南海北的青年却在古都不时掀起文学新浪潮。
    1926年7月，王实味创作了近三万余言的小说《毁灭的精神》，他将目光瞄向创刊已二年多的北京影响很大的《现代评论》。当时《现代评论》发表作者的稿件，除赠送刊物外，一律不付稿酬，可是王实味，这个无名作者在投寄稿件的附信中俨然声明，要求稿费三十元，否则就请退还稿件，《现代评论》负责稿件的陈西滢（陈源）为这无名作者的要求踌躇起来，他为此专门开了一次会，结果议决破例支付王实味三十元稿费，此事一时在京城文学圈内传为美谈。
    一边学习功课，一边从事创作，还要参加地下党的组织活动，王实味的生活充实而又忙碌。
    1926年秋，王实味所在的北大支部又吸收了两名新党员：来自湖南的李芬和刘莹。就是这两位湖南妹子与王实味此后的生活有着重要的关联。
    仅几次见面，并没有深交，不想，二十岁的王实味爱上了沉着、刚毅的李芬，他不断给她写情书，要求会面。
    比王实味大二岁的李芬对这位来自豫南小城的青年有很不错的印象，但她有难言之隐而不能接受这青年执著火热的爱心。原来，在家乡时她已经历了一场爱情悲剧。1926年秋考入北大中文系预科班后，她立志不再结婚而将自己的青春和一生献给革命。她不敢给王实味回信，但堕入情网的王实味却将一封封情辞恳切的信件不断送来。无奈之下，李芬就约刘莹一起准备将此事报告支部书记、自己的湖南同乡段纯，想请他出面向王实味转达自己的隐衷而就此了结这一情缘。段纯听了李芬的述说后，却用激烈的态度对待王实味，他没等李芬把意思表达完，马上就让人请王实味来，不等王实味分辩，就是一顿劈头盖脸的训斥，要王实味此后不要再“纠缠”李芬。
    性格火躁的王实味自然不服气，他认为恋爱是个人的隐私，是自己的权利，党不能包办，他仅是给李芬写信，并没有无理取闹，支部也无权干涉。他更不能忍受书记的粗暴态度。两人就此争吵起来。
    段纯决定召开一次支部联席会议解决所谓王实味恋爱事件。他在发言中认为王实味之所以入党的动机就在于为了方便追求女性，在这革命斗争异常紧张与艰难之际，王实味身为党员，却拼命追求女同志，干些无耻勾当，实在是荒唐之至。他主张会议通过决定，给王实味以严厉的党纪处分。参加会议的人大都发言批评了王实味，但没有人同意段纯的“卑鄙动机论”。王凡西当时发言说不要把属于私人性质的事情，提高到党和革命的角度来考虑。会议结果以给王实味一个正式批评，要他不再给李芬写信而结束。
    王实味列席了这次会议，他出奇地冷静，静静地听完大家的批评，表示接受组织的意见。但是，当晚王实味就跑到王凡西的宿舍，情绪非常激动，说自己没法不爱李芬，不过他会克制自己不再给李芬写信。他认为段纯对恋爱的看法是封建的，处理这件事的态度是官僚的。
    王实味此后确实再也没有给李芬写信。但他却不能够克制自己，他又找到段纯，向他大声吼出自己的见解，段纯恼怒之级，骂王实味无组织无纪律，并说再闹就将他开除出党。
    就这样，在这次恋爱风波结束后，王实味离开了党组织。
    但是，初恋的情怀不能忘却，几年之后，当王实味得悉李芬牺牲的消息后，恨得切齿捶胸，他要立即找到组织为她报仇；此后在惹来杀身之祸的那篇杂文中王实味仍悲痛不已、并深情地忆念：“想起她，心脏照例震动一下，照例我觉得血液循环得更有力，我会不止十次二十次地从李芬同志的影子吸取力量、生活的力量和战斗的力量。”
    脱离了党的组织，爱而不得的忧伤困扰着这年仅二十一岁的青年书生，然而经济上的重负又逼迫而来，工作一年的积蓄已用光，微薄的稿酬杯水车薪，家庭不能给予支持，王实味再一次品尝被迫辍学的痛楚。
    王实味离开了北大，又投入茫茫人海中求索。
    与刘莹结为夫妻
    王实味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为了追求李芬，脱离了党组织，最后却与当年与李芬形影相随、一起东奔西走做地下工作的另一位湖南妹子刘莹结下了秦晋之好。
    1929年初，无处安生的王实味借住在当年北大同一支部的同学曹孟君家。在南京曹孟君家，王实味遇到从湖南赴上海的刘莹。
    刘莹和李芬是曹孟君的入党介绍人，这次刘莹作客南京，意外遇到王实味，两人不免将王实味作为闲谈的一个话题。
    曹孟君告诉刘莹，段纯对王实味的处理给他的打击很大，但王实味还心向共产党，他是一个极有正义感的青年，刘莹还从曹孟君处知道了王实味的家世和经历。
    刘莹这次路经南京，主要是到上海寻找组织。
    见到王实味，刘莹自然想到了李芬，在北大，李芬是像亲姐姐一样对待她的。王实味自然也记挂着李芬，刘莹沉痛地告诉了王实味李芬在家乡壮烈牺牲的经过。
    1927年冬，李芬是被组织派回家乡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她以教书为掩护与zhonggong湘西特委联络并组建了zhonggong宝庆特区城西中心支部。
    由于叛徒告密，李芬遭到邵阳警备司令部的搜捕。李芬恰巧不在学校，她转移到姑嫂家躲藏，此时，李芬的二伯父李维宽知道李芬被通缉，他也知道李芬手中有父亲留下的巨款，为私吞这笔巨款，李维宽父子将李芬骗回家，并软禁起来。李氏父子劝亲侄女李芬投案自首遭到严辞拒绝，他们竟将李芬捆绑起来送到敌人手中。
    1928年7月25日，李芬就义于邵阳大祥坪。临刑前，她将自己的三套衣裤、袜子都穿在身上，用针线密密缝在一起，以免歹徒玷污自己的圣洁，她还在自己胸前缝了一块鲜红的大红布，象征对党的赤诚。
    王实味听完刘莹的讲述，心如刀绞，泪涕如雨。
    此后不久，王实味与刘莹两人先后抵达上海。
    它乡异地，两人交往日深，感情日切。心中都滋生了一种共同的愿望。
    1930年元月，刘莹与王实味结合在一起，他们在菜市路租了一间亭子间做新房，开始了新的生活。
    文学姻缘
    从考入北大始，王实味就开始了自己的文学旅程，他得到现代评论编辑陈西滢的赏识，并与诗人徐志摩结下文学姻缘。
    王实味最早投稿的短篇小说，是他描写极具故乡潢川风土人情的《杨五奶奶》。其实，徐志摩任《晨报》副刊主编时，将王实味的这篇并不成熟的小说置于篇首，表现了他对文学青年提携的热心和对王实味的器重。
    王实味到南京后，没有放弃对文学的追求。那时，他的北大同学，好朋友张天翼也在南京一机关任小职员，正在成功地发表小说。
    同学相逢，而且两人都有对文学的爱好，自然话题都集中在文学上了。面对纷繁的文学现象和自己在文学路途上跋涉的艰难，王实味与张天翼两人商量分别给鲁迅先生写信寄稿请教。
    确实，在《鲁迅全集》中我们仍能查到1928年10月19日鲁迅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
    晴。上午得语堂信。得张永成信。得史济行、徐拘澜、王实味信，午后复。
    ……寄还王实味小说稿。
    刘莹到上海后，按照杨善南信中的指示，她来到指定的一所学校找接头人，但或许因时间隔得太长，未联系到。组织关系中断了。
    心中失望的刘莹只得先报考“同德产科学校”，录取后住进学校宿舍。
    与刘莹住在一起的一位女同学张肖瑜，是曾任国民党政府要员张难先的女儿。她是南洋医科大学学生，地下党员，因南洋医大无宿舍，便转学到同德产科学校。当她得知刘莹因失掉组织关系而苦恼时，便介绍她到南洋支部接上关系。
    王实味见到刘莹后，告诉她，自己决定以卖文为生，一边写小说，一边想搞些文学翻译。
    刘莹接上关系后，并没有打算介绍已脱党的王实味重新回到组织中来，因为她当时认为，王实味觉悟实在太低。王实味整日整夜在亭子间爬格子，他对刘莹一本正经地说：“父亲年迈，家境贫寒，我要努力写作，先挣一笔钱送回家给父亲储备起来做养老金。这样，解除了我的后顾之忧，那时再考虑入党，了无牵挂一心一意地为革命工作。”
    生存是前提，刘莹一边读书，一边做地下工作。两人的生活费也只能靠王实味卖稿子了。但这并不影响刘莹对王实味政治觉悟的估价：一个革命者怎么能首先考虑自己的家庭呢？先给父亲挣钱后入党的思想不符合党的要求，因此，对王实味还得继续观察、帮助。
    王实味虽然那时发表了一些作品，但毕竟不是名作家，靠挣稿费养家糊口毕竟捉襟见肘，刘莹也因经济逼迫辍学在家。
    一日，二人在《申报》上看到一则启事，说是奉天（辽宁）省庄河县高中招聘教师，薪水从优。王实味急忙写信应聘，回信说王实味月薪一百元，刘莹六十元，食宿费自理，一学期只发五个月工资。
    虽然每学期只发五个月，但月薪不菲，而且是固定的收入，刘莹征得党支部同意，随丈夫一起赴东北执教了。
    在上海以写作为生
    他们1931年初去庄河，只呆了一个学期，积蓄了几百元于1931年夏初返回上海。租房、买粮，手头上的零用钱顷刻花光，而王实味对存款一个子儿也不准动，他说这留着送给父亲。
    刘莹此时已有身孕，但她着急的是再次失掉了与组织的联系，因为她的联系人张肖瑜离开上海到内地读书去了。由于那时刘莹对党内盲动主义路线有些看法，因此决定等孩子生下后再与组织联系。
    谁曾想，刘莹此次脱党竟再也没能回到组织中来。
    两人的生活只能寄托在王实味的一支笔上。这时，王实味又得到了徐志摩的帮助。其实，1929年到上海后，王实味即与徐志摩有了联系，他几年前创作的中篇《休息》就是这时被徐志摩编入自己主编的丛书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徐志摩介绍这部小说时认为：“取材严格，文字优美。”
    王实味由创作转入翻译也许也与徐志摩有关。他的第一本译作，霍普特曼的《珊拿的邪教徒》也是经徐志摩之手编入自己的丛书内出版的。
    在几年中，王实味先后译有都德的《萨芙》，高尔斯华绥的《福尔赛世家》，奥尼尔的《奇异的插曲》，哈代的《还乡》等五部世界名著，分别编入“世界文学名著”和“世界文学全集”，由商务印书馆或中华书局出版，字数一百余万字。
    徐志摩在王实味的文学道路上扶持有加。但王实味与他却保持着距离。
    一次，王实味正在街上疾走，后面一辆轿车在他身旁戛然停下，车门打开，跳出了风流调傥的徐志摩，他热情邀请王实味搭车并要送他回家，谁知王实味不买这个人情，坚持自己步行。
    又有一次，因书稿的事王实味约好了与徐志摩会面的日子，到了日期，他准时到了徐志摩家，可徐志摩竟失了约；第二天，王实味再去拜访，这次却去早了一点，一进门，娘姨对他说：“大少爷还不曾起身”，请他稍候。王实味顿时无名火起三千丈，掉头就走。回家后，结结实实写去了一封信，用尖刻的措辞将徐志摩大骂一顿。徐志摩接读来信，自觉理亏，当即摸到王实味的住处，着实道了歉，两人才言归于好。最后讲定由王实味帮忙翻译哈代的《还乡》。
    在上海时，与王实味往来的朋友不多，那时在南京的张天翼常来看望他们。每次王实味都是尽其所有来招待老同学。晚上，王实味与张天翼就睡在地板上，两人互称“伙计”，天南地北，从国家形势到文艺界状况乃至北大往事，无话不谈，非常投机。
    不想，由于王实味的狂气和尖刻，竟使二人中断了交谊。
    那是1932年春夏间，张天翼又来看望王实味一家，当时，他们已有了女儿劲枫。半岁不到的女儿长得非常可爱，还未婚娶的张天翼逗着孩子，这时王实味用尖刻的语言开起玩笑来：“你配有这样的好孩子吗？”
    虽然王实味对朋友内心如一团火，但他的俏皮话、讽刺话却让人难以接受。经受这次领教后，张天翼再也不来看他们了。
    这年夏天，王实味一次领了一笔不小的稿酬，他连同在庄河县带回的存款兑换了四百块银元，用铁皮箱钉好匆匆赶回故里。
    七月流火，王实味返回上海，那时他们已迁居法国公园附近福履理路建业里东街71号。王实味仍得靠拼命地译书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日子虽然拮据，可王实味也有“大方”的时候。
    有一次，他兴冲冲地领回三十元稿费，赶忙让刘莹去买急需的米、油、盐等，刘莹走后，王实味就去房东处交积欠的租金。交完租金回来推门一看，王实味愣住了，只见屋内一个男子拿着箱子正准备往外走，大白天行窃！王实味气极了，他怒目而视，拦住已放下箱子要出门的小偷。这时，窃贼“扑通”跪在地上，哭诉自己实在无法才走上这条无耻求生之路，他是个鞋匠，收入不能养家，恰逢儿子重病在床，无钱求医，才出此下策。
    王实味看到窃贼跪下哭诉，气消了大半。他心里想，你不能骗我，就拉起窃贼一起去他家核实情况。果然，窃贼破烂不堪的家中一个孩子正发着高烧躺在床上，妻子在哭泣，很是凄惨。此时，王实味的气愤荡然无存，他掏出交房租后剩余的十余元钱交给窃贼，要他赶紧送孩子去医院。后来，鞋匠带着已病愈的孩子提着礼品来道谢，王实味却坚决不收他的礼物。他对鞋匠说：“你们的生活比我们苦，留给孩子补补身体吧。”
    有一天，王实味送稿到中华书局，在交稿间隙，他翻看自己上次交来的译稿，不禁火冒三丈，原来，钱姓编辑在王实味的译稿上做了一些改动。王实味激烈地指责钱编辑不懂装懂反而弄巧成拙将文章改坏了。编辑老爷岂容指责，钱编辑竟傲慢无礼，口出恶语将王实味训斥一通。这无异于火上浇油，王实味当场拿回译稿，撕碎与中华书局的译书合同，拂袖而去。
    中华书局是当时国内数一数二的大出版机构，人们以能在这里出书为荣，书局已给王实味出过几部书，签定长期译书合同，大半等于有了铁饭碗。王实味撕掉合同，自然不会再回头。
    饭碗砸了，气愤难平，王实味又吐血不止，一检查，是可怕的肺病！真是屋漏又遭连阴雨。
    得知王实味患了肺病后，刘莹力劝他去杭州养病，她说：“我带孩子回长沙，求父亲帮助，每月给你寄三十元，你安心养病好了。”就这样，夫妇变卖了家当，备齐路费，王实味赴西湖养病，刘莹带着幼儿西行长沙。
    与托派往来埋祸根
    1930年5月的一天，王实味在一家书店偶遇已三年没见过面的老同学王文元，王实味告诉老同学他已与刘莹结婚了，王文元说他被派往苏联学习，才回国不久。
    不久，王文元再次登门，请王实味帮忙译点稿子，他说想送妻子回娘家安庆生产，手头拮据，接了一部书稿，急于交稿。王实味爽快应允，接过一叠原稿，埋头译了起来。直到王文元来取稿子，王实味才知道是《托洛茨基传》中的两章，那时王实味脱党有年，对托洛茨基不甚了解，而刘莹则知道，因为党内曾传达过文件，托洛茨基是反党人物，这引起刘莹的怀疑，送走王文元后，她警告王实味说王文元有可能是托派，要少与他往来。
    直到多年后，王实味夫妇才知道王文元早就参加了托派组织，他1929年回国，曾在周恩来手下工作一段时间，后来党组织发现他参加托派活动，周恩来曾劝他与托派脱离。王文元不听劝告，当上了托派“中央委员”，后被党组织开除。
    那时，在与王实味的交往中，王文元并没有宣传自己的托派观点，当时他与王实味常讨论的是人性论问题。王文元要急于换钱的托传并没有出版。
    那时，王实味为生活所迫，忙于译书，王文元忙于左派反对派组织，两人见面机会并不多，到1931年初，王实味、刘莹赴东北应聘，一年间，两人来往不上十次。
    等王实味夫妇回到上海，王文元已被捕两个多月了。1932年春天，王实味曾带着一包食品和两本书去上海漕河泾监狱探望王文元，两人没能见面，东西是托看守转交的。王文元1934年底出狱，此时王实味早已离开上海了。
    在上海，王实味还遇到了托派另一重要成员陈清晨。陈清晨是王实味的入党介绍人，在北大，他们又有同乡之谊，陈清晨温厚谦和，王实味把他视为老大哥。大家特别对陈清晨的人品赞不绝口。
    陈清晨来过几次后，王实味和刘莹几次问及他的住址和工作，陈笑而不答，因为对陈清晨的好印象，他们想到陈清晨很可能已在党内担任重要职务了。
    陈清晨像在北大一样热心，看到王实味一家经济困难，主动借给他们钱款。
    1932年春天，陈清晨又来造访。王实味和刘莹这次想托陈清晨介绍他们与“左联”取得联系，不想陈清晨的回答令他们吃惊和意外。原来，陈清晨也已脱党。
    联想到陈清晨在谈话中常提起王文元，并流露出他俩的交情不一般，王实味、刘莹也开始怀疑陈清晨的身份了。此时，王文元已被捕在押，王实味夫妇知道不能再与陈往来了，但又怎么公开拒绝呢？最后，两人想出了唯一的办法——搬家。
    他们搬到刘莹的同学童文焕家，无声无息，切断了与陈清晨的往来。八十年代，任教于南京大学的童文焕之子赵力田还写信给刘莹，忆及他们三十年代借住在他家时在他幼年的记忆里留下的印象。
    南北转徙
    刘莹带着孩子回长沙娘家。每月从家里给王实味寄去三十元钱，供他养病之用。
    1933年11月6日，是女儿王劲枫两周岁的生日。刘莹收到王实味从杭州寄来的一张摄于西湖之畔鲜花丛中的一帧全身照片。照片的背后王实味写下两行飞洒的文字：枫儿两周岁生日，爸爸时养病西湖。明年杜鹃花开时，将与吾莹及枫儿相聚于西子湖畔也。
    这张王实味送给女儿生日礼物的照片曾历经岁月的劫难。在“文革”期间，刘莹害怕抄家时被人发现背后的文字，便用剪刀剪下王实味的上半身以便隐藏。
    这竟成为王实味留给世人的唯一一张幸存的残缺照片。
    1934年春，王实味在杭州养病已近一年。不能总是靠妻子娘家寄钱养活，在病情好转后，王实味又开始寻找职业。
    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听说原河南省留学欧美预备学校校长如今在山东省教育厅当秘书长，他便写信求老校长帮忙谋份职业。就这样，他到了济南，在教育厅任三等科员。
    1934年夏天，刘莹带着女儿也去了济南。次年7月，儿子旭枫出世。
    王实味虽然供职于政府部门，却与自己的同乡、同学、地下党人徐智雨、戚禹凡二人来往密切，其党员身份王实味是知道的。
    与当年在南京国民党省党部呆不下去一样，王实味同样看不惯省教育厅内的乌烟瘴气。他终于无法忍受了，1936年夏，由老同学郑若谷介绍南下开封，任河南省开封省立女中英文教员。
    王实味离开济南到开封是一人独往，新的职业使他心情非常愉快，他写信给刘莹，催他们快来开封。这时，刘莹的嫂子从北京来信说自己要回湖南，希望他们能回去相聚，就这样，刘莹母子三人在徐智雨、戚禹凡帮助下上了火车，先回到长沙娘家。
    在省立女中，王实味是英语水平最高的老师。他与同事、教语文的张宇瑞同住在校园西南隅一个三间平房组成的教员宿舍里，两人各住两边一间，中间留下为会客室。
    张宇瑞当时已是共产党员，两人性格完全相反，王实味锋芒毕露，张宇瑞则沉默寡言，但两人却相处得很好。
    或许是通过张宇瑞的介绍，王实味来开封后又遇到一位北大同学杜宏远。
    杜宏远原名杜孟模，杜家是开封著名的革命家庭。
    杜宏远是河南杞县人，1925年入北大理科预科，曾接替段纯任北大支部第九届支部书记。此时，在开封高中教书。
    见到杜宏远，王实味回忆起北大时的生活，他又愤怒地倾诉了被段纯粗暴处理及脱党的经过，并表达了要重新回到党内的渴望。杜宏远让王实味先参加一些党外活动，接受党组织的考验。

李旧苗

奔赴延安
    1935年，中华民族一个灾难的年头。
    王实味对国内局势的发展，对蒋政府的消极抗日态度非常清楚，他爱憎分明，出言坦率，在学生面前从不隐瞒自己对时事的看法，因而赢得了学生们的尊敬，给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37年上半年，开封省立女中生物教师阎有训突然被国民党宪兵从学校抓走，学生们不知道阎老师为什么被捕，事实上，阎是共产党员。王实味与学生们谈到这件事时，两眼通红，气愤异常，他不顾自己的安全，在课堂上将讲台拍得震天响，大骂国民党当局：“这样的政府，即使日本人不来，也会垮掉的。”
    在学生心目中，王实味当然是进步的教师了，那时，王实味三十出头，风华正茂。他讲课认真、细致、透彻。学生们都喜欢上了这门难学的英文课。
    由于患有肺病，虽然养病有年，但肺病给他的身体仍留下影响，学生们看到的这位王老师总是脸色苍白、清瘦，但王实味从来没有请过假或误过课。
    这年寒假，王实味亲自到长沙，一是探望尚未见过面的岳父一家，二是来接刘莹回开封。
    第一次踏进岳父家大门，看望曾经不愿接受他为婿的岳丈大人。刘家办了一桌丰盛的酒席招待他。在刘家逗留的几日，王实味显得很开心，他教两个内弟唱《国际歌》并向他们宣传抗日的道理。
    寒假快结束了，他们一家正准备启程，忽然收到来自武汉的快信，告知比刘莹大五岁的姐姐在汉口被人骗走了银钱，债主逼债，陷入无路可走的境地。
    当时刘家没有合适的人去汉口，岳父便与王实味商量，让女婿先走一步，刘莹到汉口接回姐姐，然后再去开封。就这样，王实味一人先回到了开封。
    直到1937年5月，刘莹才带着儿女来到丈夫身边。此时，王实味经过组织考验，重新加入了GCD。
    几年前，在上海，刘莹是党员，王实味是普通群众，刘莹对王实味思想表现的某些方面还有不满，而今，位置倒了过来，丈夫回到党内，刘莹却站在门外。
    王实味没有将自己入党的事告诉刘莹，几十年来，刘莹一直认为王实味是在延安入党的，但王实味的档案材料却记载着他1937年在开封回到党内。
    “七七”卢沟桥事变拉开了全面抗战的序幕。王实味更积极地投入了抗日宣传活动。王实味在开封报纸上撰文，反对学生静心读书，号召学生走向抗日斗争。当时，开封女中组成了抗敌后援会分会，分会下设有宣传、戏剧、总务等组。王实味参加了戏剧组的工作。王实味为戏剧组创作了一个剧本《要落的太阳》，因为日本的国旗是太阳旗，意思是日本侵华战争注定要失败。这个剧本写出后，王实味与学生一起排练，先在本校演出后，又在开封各学校汇演上搬出，反映很不错。
    这样的紧张日子过了不久，王实味与刘莹决定离开开封奔赴延安。
    两人开始准备启程，但一个现实问题摆在面前，两个孩子怎么办？当时女儿六岁，儿子两岁，而且体弱多病，他们商量下来，只能写信回长沙央求父亲接走孩子请人照顾，不料此时又添了新的麻烦，刘莹怀中又有了小小的生命。无奈之下，两人商定，王实味先行一步，刘莹带孩子回长沙并打掉胎儿，然后两人在延安相会。
    十月初，王实味送妻儿到郑州转车南下。呜呜的汽笛拉响了，已记事的女儿拼命地喊着爸爸，王实味跟着移动的列车奔跑着，直到他的身影在女儿泪眼模糊的视线中消失。
    不想一家人此次生离竟成了死别。
    王实味送走妻儿后，立即返回开封，他找到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范文澜，范立即写了一封信，要王实味到西安找他的一位学生即可。
    王实味带着范文澜的信，根据信封上的地址，找到了在陕西省教育厅任职的高舍梓，高舍粹是范文澜在北京时的学生，见到老师介绍的人，自然很热情。她立即带王实味到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办好了去延安的手续。
    1937年10月，王实味抵达延安。
    无期相见难
    王实味一到延安，即给在长沙的刘莹写信，信中他讲到延安抗日救国的热烈气氛，讲述了他的新鲜感受和无比兴奋的心情，他认为他真正找到了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在信中王实味还倾诉了自己对妻儿的思念之情，催刘莹赶快上路并告诉他大致日期，他好安排接应。
    刘莹虽然身在家乡，一颗心却早已飞向了延安。
    无奈腹中胎儿似乎不愿母亲远行，当时刘莹不敢将处理掉胎儿的事告诉父亲，只秘密地找医生开方打胎。不料碰上了庸医，几剂中药下来，不仅胎儿未下，刘莹反而被折磨得死去活来。后来，幸亏刘莹嫂嫂张罗，将其安排在一家德国人开的医院做了手术，取出死胎，保住了大人的性命。
    但是，一番折腾下来，刘莹身体极度虚弱，整整一年时光，她辗转于病榻之上，又由于时局变化，与丈夫相会延安的梦想不得实现。
    而今，刘莹还后悔当时自己没有设法给在延安的王实味写信，哪怕报个平安也好。
    王实味到延安后，分到陕北公学任第七队队长，几个月后王实味调到设在清凉山的出版局，从事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原著的工作。
    王实味深厚扎实的外文功底在这里派上了用场。
    1938年5月5日，在马克思诞生一百二十周年纪念日，马列学院成立。中央宣传部长洛甫（张闻天）兼任马列学院院长，或许是他早已了解到王实味深厚的英文底子和较好的翻译能力，所以在编译室成立后就点名调王实味进来工作。编译室主任开始由洛甫兼任，王实味对博学而谦和的洛甫十分敬重。后来陈伯达调到编译室并内定为主任，陈对外语一知半解，得意时手舞足蹈，平日对下属装腔作势，动不动便拿政治帽子压人，王实味对此十分反感，经常与陈伯达发生争执。
    王实味在延安，不仅与妻子失去了联系，与故乡潢川的亲人也音讯阻隔。
    1941年春，王实味写了一篇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的文章，里面有一部分是与陈伯达商榷的文字。陈伯达后来在批判王实味大会上发言说，那时，他已从王实味这篇文章中嗅出托派的气味，并写了文章，只是遭到王实味阻挠后文章没有发表。他在发言中直言：那时王实味就把他当作最大的几个“敌人”之一，并说：他在马列学院工作的时候，和王实味同一个党小组，只要他参加了小组会，这个会是一定没有法子开下去。由于当时翻译有分工也有合作，在分配稿酬时稍有不公，王实味便大吵大闹，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在编译室不到四年的时间内，王实味共译出近二百万字的理论书稿。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的有：《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雇佣劳动与资本》、《价值、价格与利润》等，收入延安解放社出版的“马恩论丛”，还有《什么是革命之友》、《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同盟书》、《共青团的任务》等包括《列宁选集》18卷中他译出的两卷半。
    这些书不仅在延安、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出版，而且还曾在重庆和沦陷区“孤岛”上海印行，在当时发生不小的影响。直到1950年三联重印《价值、价格与利润》一书时，校对王学文还将王实味应得的稿酬交给当时的马列学院机关党委，三次共交了二百六十四万元（旧币）。此后有不少人还回忆起王实味对马列著作在中国的译介的贡献。
    一段姻缘
    在开封女中，王实味所教的班中有位女生，名叫薄平，与其他同学一样，她对年轻有识的王老师非常崇敬，由于年岁小，每当与王老师那对炯炯有神的眼睛相遇时，就羞涩地低下头。步入开封女中，是薄平的人生转折点；而有了王实味这样的老师的影响和感染，又使这花季中的少女有了更辽阔的人生梦想。
    这时，面对时局的动荡，薄平的父亲写来家信催女儿回家，然而飞出笼的鸟儿怎可能回返，薄平面对家信自然不会动心。
    一天，在学校报刊阅览室，薄平看到一则丁玲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在山西招收学员的消息，她兴奋异常，就偷偷将报纸拿回宿舍，与同班同学潘秀荣商量结伴去投奔太原找丁玲参加抗日宣传。
    当时，在学生中传闻说，王实味因宣传抗日引起当局的注意，处境危险，可能要离开开封。年仅十九岁的薄平与同学潘秀荣商定后，稍作准备，带着简单的衣物，就毅然踏上西去的列车。
    谁也没有想到，在西去的列车上，她们与王实味意外地相遇了。
    谈了几句话，王实味也没有告诉她们自己的去向，只是叮嘱两个学生一路上要注意安全，小心从事。
    火车到了潼关，薄平下车了，她们准备过风陵渡，然后取道太原。
    途中，她们又遇到开封北仓中学学生孙岩，她正要随平津流亡同学团一起去太原。
    就这样，她们又随平津流亡同学团一起上路，最终抵达太原。
    一行人马上找到太原八路军办事处，一位姓彭的首长告诉他们说：因为太原即将放弃，你们休息一下，去汾阳。并要求除随身物品外，能扔的东西都扔掉。
    到汾阳后，他们即全部参加由吴奚如负责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分团。是年底，西北战地服务团解散。
    薄平与孙岩一起，渡黄河，经绥德，一路风餐露宿，步行来到宝塔山下。
    来到革命圣地延安，薄平被分到陕北公学第八队当学员。
    不想，在这里，她与王实味老师又相逢了。
    1938年2月中旬至3月初，一所以鲁迅名字命名的艺术学院——鲁迅艺术学院宣告成立。薄平成了音乐系的一名学员。
    在鲁艺，王实味闯进了薄平的生活。第一次找薄平，王实味主要是教育她要靠近组织积极申请入党。
    幼稚的薄平，原以为到了延安就是共产党人了，她哪里想到参加了革命工作并不等于入党。
    王实味对薄平说：“你怎么来延安的我最清楚。我最了解你，你没有通过任何关系，也没有介绍信，硬是自己闯来的。”他还告诉薄平，将来有时间，他要以薄平的经历写一本书。
    听了王实味的一席话，薄平喜滋滋的，也正是在王实味的启发和关怀下，薄平于1938年8月7日宣誓加入了GCD。
    入党不久，薄平就结束了在鲁艺的学习，分到鲁艺实验剧团唱京剧，她曾和阿甲同台共演新编京剧《松林恨》。
    王实味专事译述，除工资外，尚有稿费收入，其时，王实味与家人失去了联系，他就用这些收入常邀请薄平去“打游击”（即吃饭）。
    在王实味处，薄平又认识了延安女子大学的袁清。
    一次袁清劝薄平说：“王实味的妻子和儿女都不在了，你过去是他的学生，他、很喜欢你，很爱你，你跟他结婚吧，会很有前途的。”
    薄平当时很犹豫，一是她考虑到王实味比自己大十二岁，而且又结过婚；王实味患过肺病，身体不好，常脸色苍白，二是在薄平看来，王实味喜欢翻译，整日伏案写作，喜欢静，自己天生爱动，喜欢唱歌，两人兴趣不一致。当然，薄平犹豫的原因还有她那场尚未萌发的初恋悲剧。
    在陕北公学，薄平所在的小队队长名叫王健，是北京大学的学生，他细长的个子，有棱有角的长方脸上，戴着一副近视眼镜，文质彬彬充满着活力。王健才华横溢却又内敛含蓄，几个月的生活，他与薄平说话不多，两人却配合默契，心心相印。
    毕业了，一部分同学留在延安，一部分要开赴前线，在欢送会上，欢送的同学和上前线的同学分列两队，面对面齐声合唱。当唱到“分别了，同学们，我们再见在前线”时，她和王健两人你望着我，我望着你，眼里闪烁着泪花。
    当天晚上，王健找到薄平，披着月光，踏着积雪，他们漫步于田野，两人默默地走着。
    “什么时候出发？”还是薄平首先打破沉默。
    “明天一大早。”
   “是乘车？还是步行？”
   “步行。”
   “什么地方？”
   “不知道。”其实，即便是知道，王健也不能说出，因为这是战时的秘密。
    又是一阵沉默，最后，王健说：“薄平，我对你印象很好，希望能交个朋友。”
   “我对你印象也好，我同意。”
    王健激动地握紧薄平的手说：“我们通信吧，到前线后我即写信来，你复信给我。”
   “一定！”
    ……不久，鸿雁未到，却传来噩耗：王健在战斗中牺牲了。
    薄平受到巨大的创痛，王健的影子在她眼前、心中久久拂之不去。
    当时，薄平的一些鲁艺的同学，先后与延安的一些高干结婚了。平心而论，薄平对王实味无微不至的关心也很感动，她考虑过，自己若与王实味结婚也不丢人。
    虽然有袁清做说客，王实味终于忍不住了。一天傍晚，他约薄平到延河边散步，晚霞将清澈的河水印成一片金黄，两人一前一后，长长的影子在河岸沙地上拖得很长很长。
    “薄平，我知道有许多人爱你，可我最懂得怎么去爱你的，我已经给组织上打过报告了，咱们结婚吧？”王实味深情地对薄平说。
    薄平并不觉得突然，只是她总觉得自己对王实味敬畏多于好感，她总是把王实味作为一个师长来看待的。
    “还没谈恋爱，怎么结婚呢？”
    王实味也知道王健的事，他很尊重王健与薄平的感情，多次劝薄平说：“王健真的牺牲了，你总不能等一辈子。”
    终于，薄平答应了王实味的求婚。
    而今，薄平已记不清是1939年的哪一天，王实味的小窑洞气氛与往常不一样，小油灯换成了一对红蜡烛，一束野百合，插在一个空酒罐里，从来不喝酒的王实味买来一罐子甜酒，桌子上摆了一盘他平时爱吃的坛子肉，还有一盘在延安少见的香肠。
    王实味理了发、刮了胡子，一改平日胡子拉碴的小老头形象，显得满面春风、年轻了许多。
    当窑洞只剩下他们两人的时候，王实味深情地对薄平说，他们结婚，组织上非常赞成，他会给她带来幸福。
    王实味与薄平婚后的生活开始比较平静，他们各忙各的，只是每星期六像那时延安大部分夫妻一样在一起度周末。
    王实味每逢相聚的这一天，就将文稿束之高阁，把窑洞打扫得干干净净，还采些野花来点缀屋子，特意去买些肉和白面等平日自己很少吃的东西，然后去鲁艺接年轻的妻子回来。
    几十年后，薄平还回忆说：“王实味感情外露，喜怒哀乐溢于言表，他的血好像比别人的都热。”
    三十年代在上海生活过的王实味，对昔日上海滩上的影星蓝苹而今成了红都女皇的江青在延安大出风头很是不满，一次在广场上听报告回来，王实味张口大骂江青：“江青装着捉虱子，把裤子捋起来，让大兵看她的大腿，真不要脸！”
    喜欢“犯上”的王实味在薄平眼中却很有人情味。
    一次，吃过饭，王实味忽然谈起前妻和孩子，他流着眼泪说：“我从没有给过他们幸福！”薄平听了很感动。
    一个周末的晚上，王实味照例同薄平一起围着炉子炖肉，负责打饭的小鬼送来了小米饭。看到小鬼身穿战士们换下来的旧棉衣，袖口和肩膀破得露着棉絮，王实味心疼了。他拉着小鬼一起吃，给他碗里多盛些肉，边吃还边发牢骚：“发这样的棉衣，不知是给人暖和还是让人风凉。”
    薄平天生爱动、爱唱。她爱唱歌甚于爱王实味。有时，她走出窑洞，对着山唱歌。
    一次，她正用英文唱（马赛曲》，王实味从窑洞出来叫她：“薄平，薄平，你进来，你唱的是什么呀？”
    “《马赛曲》呀1”
    “你唱的是什么文？”
    “英文！”
    “不对！”
    “老师就这样教的。”薄平当然也不服气。
    回到窑洞，王实味说：“你要唱就在窑洞里唱，你瞧老柯那双贼眼，几次你出去唱，他不是出来打水，就是上厕所，这是故意出来看你。他配看你吗？”
    对爱情王实味是专制的，星期天，薄平一刻也不能离开他。
    王实味不抽烟，不跳舞，似乎没有什么爱好，唯一的生活享受是冬天搬把躺椅在门前晒太阳。
    薄平越来越痛苦地感到，她与王实味缺乏共同语言，他们都酷爱自己的事业，互相之间能交谈的话很少，她觉得去王实味那里过星期六，纯是在尽义务。
    一次，王实味送薄平回鲁艺。
    走到延河边，时间尚早，王实味说：“散会儿步吧。”
   “好吧。”
    二人并肩走着，王实味一人天南海北、古今中外地讲着，而薄平却默默无语。王实味觉出异样。“你身体不舒服吗？”
    “不！”
    “那么……”
    “下星期天我要去采集民歌，不想回来了。”
    敏感的王实味，双眼直视着薄平：“对我有什么意见吗？”
    “……我总觉得来你这里是一种义务，不来吧，人家会说，怎么不去过周六？可是，王健的影子总跟着我，……对你我要有对王健的一半感情就好了。”薄平吞吞吐吐终于把藏于心底很早就想说的真话和盘托出了。
    1939年底，薄平听取鲁艺音乐系教师杜矢甲的劝告，重返鲁艺，参加第三届的学习。
    学习期间，她更少回家了。每逢周六，王实味都往返几十里山路来东郊桥儿沟鲁艺接她。但薄平东藏西躲，同学们也帮她打掩护，特别是一帮男生，更是不同情王实味。
    一天傍晚，王实味又来了。
    正在山上对着白云唱歌的薄平看到远远的山坡上走来的王实味，慌忙躲进一个山洞里，王实味满山遍野里找呀，喊呀，一直折腾到天黑，薄平就是不出来。
    “薄平，你在哪儿，你听到狼叫没有？快出来——”
    王实味越来越动情，惨痛的声音传遍旷野。
    薄平有些害怕了，她走了出来，王实味见到她，掉下眼泪：“今天还是跟我回去吧，好好谈谈，看怎么解决！”
    回到家，已是半夜，王实味对一言不发的薄平说：“今晚我一切都明白了，你宁肯冒着危险也躲着我，可见我们的关系也应该结束了，我不抱任何幻想了。”
    薄平仍一声不吭。
    “咱俩的事，恐怕太主观，既然如此，我也不能勉强你，等你毕业后调远点，咱们慢慢分手吧！”
    连惊带吓，第二天，薄平就发高烧住进了医院。
    1940年夏，薄平毕业，分配到边区中学。
    报到前，薄平请假到西安治病，在等车期间，她给王实味写了封信，希望王实味能遵守君子协定，不要再来找她了。
    但王实味仍很有礼貌地来了，他说日后他可以帮助薄平提高写作水平，不做夫妻就做朋友。这次，王实味还给薄平起了两个名字，一个叫“辛生”，一个叫“绯石。”解放初，薄平还用过“绯石”笔名发表过作品，以纪念王实味。
    1940年10月，薄平离开延安。也没有料到，这次一走，竟是与王实味的永诀。她后来听孙岩说，王实味曾多次托人在白区给她发过信，可她一封也没有收到过。
    解放后，薄平在郑州参加铁路工作。她没有料到的是，因为王实味案的牵连，她成了历次运动挨整受审的对象，自己后来的爱人、子女都因此受到牵连。
    她晚年曾对人说：“从王实味到山上找我那次起，厄运就一直跟着我，多少次梦中，我都被王实味追赶，无处躲藏。”
    野百合花
    经历了一场短暂的婚姻，王实味的生活仍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他很少与人来往，整日埋头翻译。当然，对身边的很多人和事，他常表不满，语言尖刻，辛辣，毫不留情。
    据说，当年分到文艺研究室，王实味的特别研究员也是闹来的。当时延安物质相当匮乏，但作为特别研究员的待遇却相当高。毛泽东每月拿五块钱津贴，王实味可拿到四块半，比当时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还多半块。当时边区棉布很缺乏，大家都穿土布，外面买来的少量斜纹布做成衣服，主要是给领导、学者穿，这就是当时的“干部服”。作为特别研究员的王实味也享受这一待遇。但是1941年冬季，发棉衣时，因为王实味瘦削，没有领到合适的干部服，他就围着范文澜在中央研究院从前山吵到后山，从山下闹到山上，最后范文澜把自己的一份给了王实味才平息了这场风波，王实味只要了帽子，因为范文澜个子大，他的衣服王实味根本不能穿。
    在编译室，只有两个人，王实味没有与之吵过：一是持重厚道的老留日生王学文，一个就是博学而谦和的洛甫。
    王实味与何锡麟争吵只因为学经济的何指出王实味的一处翻译不应用“价钱”而应改用“价格”。何锡麟后来对人说：“此人性格十分不可爱，大部分人都讨厌他。我们那时候吃中灶（连王若飞也吃中灶，只有中委吃小灶）。还有小鬼打饭，质量不错。王实味不拘小节，他不顾自己有肺结核，吃菜尽挑里边的瘦肉。”
    当时，延安的生活相当单调而枯燥，不久，延安成立了俱乐部，经常举行一些交谊舞会，有时就在露天场地里跳。什么嗜好也没有的王实味对延安单调的生活浑然无知，进而将人们唱戏、跳舞的娱乐与前方将士拼死疆场的悲壮对比，不能不怒从中来。
    有一次，俱乐部主任金紫光从王实味窑洞口走过，正逢他躺在一把帆布椅上晒太阳。王实味猛地跳起来，把这个快活爽朗的小伙子当胸抓住，指着下面隐隐有乐声传来的礼堂，恨恨地说：“再跳，再跳我就找颗手榴弹来把你们全炸死！”
    对于自己看不惯的人和事，王实味从来都是直言指责，不管别人能否接受。
    王实味虽然性格孤僻，但他一人住一个窑洞，平时少与人往来，虽然不时与人争吵，在延安，也没引起人们的注意。来延安后，除了勤勉为翻译马列原著尽心尽力外，他甚至很少在报刊上写其它文章。
    然而，1942年初普遍展开的延安整风运动却将王实味推向了历史的前台。
   七十年代末，周扬在接受赵浩生的一次访谈中说：“当时延安有两派，一派以‘鲁艺’为代表，包括何其芳，当然以我为首。一派是以“文抗”为代表，以丁玲为首。这两派本来在上海就有宗派主义。大体上是这样，我们“鲁艺”这一派的人主张歌颂光明……而‘文抗”这派主张要暴露黑暗。”
    1941年秋至1942年春，以丁玲、萧军、王实味、艾青等为中坚力量，借助杂文掀起了“暴露黑暗”的浪潮。
    1942年3月，王实味连续推出《政治家、艺术家》、《野百合花》两篇文章。
   《政治家、艺术家》刊载于3月15日出版的《谷雨》第1卷第4期。
    文章纵论在历史活动中政治家、艺术家各自不同侧重的作用。
    他说：“愈到东方，则社会愈黑暗”。“旧中国仍是一个包脓裹血的，充满着肮脏与黑暗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生长的中国人，必然要沾染上它们，连我们自己——塑造新中国的革命战士，也不能例外。”“当前的革命性质，又决定我们除掉与农民及城市小资产阶级作同盟军以外，更必须携带其他更落后的阶级阶层一路走，并在一定程度内向他们让步，这就使我们更沾染上更多的肮脏与黑暗。”正是这种历史与现实的双重原因，我们“艺术家改造灵魂的工作，因而也就更重要、更艰苦、更迫切。大胆地但适当地揭破一切肮脏与黑暗，清洗它们，这与歌颂光明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
    关于暴露与歌颂的关系，王实味认为，“揭破清洗工作不止是消极的，因为黑暗消灭，光明自然增长。”当时，王实味还预感到，这类文章可能会被国民党利用。王实味不幸而言中，此后国民党将王实味、包括丁玲等的文章汇编成册，作为反共宣传材料。
    《野百合花》是王实味创作的杂文的总题，写出的一部分，分两次刊发于《解放日报》1942年3月13日和23日的《文艺》副刊上。
    杂文的第一节：“我们生活里缺少什么”论及在延安生活中领导与群众之间缺乏爱的现象。第二节，“碰《碰壁》”系针对2月22日《解放日报》刘辛柏的《碰壁》一文而发，要求要学会保护青年敏感、热情、勇敢的特点，从他们“牢骚”的背后找出我们工作的缺点来；第三节，“‘必然性’‘天塌不下来’与‘小事情’”，主旨是说革命内部要防微杜渐，“把黑暗削减至最小限度”；第四节，“平均主义与等级制度”，王实味明确表示他并非平均主义者也不反对等级制，只是说在这艰苦的革命岁月，“一切应该依合理为必要的原则来解决”，反对一些“不见得必要与合理”的地方。
    1942年春，包括王实味的文章在内，《解放日报》副刊上大量杂文的出现，形成洪波巨浪的态势而引人注目。伴随此还有中央青委在文化沟创办的《轻骑队》，边区美协的《讽刺画展》和中央研究院的《矢与的》三种曾轰动一时的壁报。可以看出，这股文艺思潮在当时延安知识界中已引导出一种颇为壮观的社会思潮了。
    不管怎么说，这股“针对自己”“暴露”的思潮，与当时延安热烈的时代氛围形成了一种似乎极不协调的冲撞。
    事实上，早在《解放日报》文艺栏创刊时，主持报社的博古就多次对丁玲说过，党报文艺栏绝对不能搞成报屁股，也不搞《轻骑队》。所以开始时丁玲发稿相当谨慎。博古的话是颇具眼光和先见的。
    1941年5月就开始的延安整风运动在1942年2月普遍展开并不是偶然的。
    领导解放区人民进行军事政治斗争的毛泽东在繁重的工作之中也给文艺界以特别的关注。
    4月6日，《解放日报》发表克勉来信《“轻骑队”及其他》，对“轻骑队”及丁玲、王实味的杂文提出批评。
    4月12日和13日，《轻骑队》编委两次在《解放日报》作自我批评。
    1942年3月18日，作为zhonggong中央宣传部整风试点单位，中央研究院整风运动大会开始。当时，院长洛甫带队到陕北开始为期一年的调查研究，宣传部长由凯丰代理。洛甫临行前对当时的中宣部副部长、兼任中央研究院中国教育研究室和中国新闻研究室主任的罗迈（李维汉）说：“中央研究院的事你照顾一下，”因此，罗迈参加领导了中央研究院整风运动的主要阶段。
    动员大会上，副院长范文澜首先讲了毛泽东整顿三风的报告及检查本院工作的意义和方法，之后，罗迈提出了六点意见，其中有院长、秘书长及各室主任应该是整风检查工作委员会的当然委员（院务会议决定）。关于出墙报，必须有组织的进行，共产党员在党内不应匿名，否则会导致无政府状态这两条。罗迈的发言，引起王实味等人的激烈反对和长时间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上述两条中。王实味等人反对院务会关于“院领导和各研究室主任为当然委员”的决定，主张全部检委都由群众民主选举产生；还要求壁报上的文章可以匿名。关于检委组成问题，两种意见相持不下，最后举手表决，赞成王实味的占四分之三。结果检委由群众民主产生，二十一名检委，领导干部除王思华、张如心外，全部当选。但是，带头反对院领导的王实味也没能当选，王实味当时在群众中的人缘和威信可见一斑。
    中央研究院整风动员大会上的“民主”风波，当时轰动延安。
    3月23日，就是王实味《野百合花》第3、4节刊发于《解放日报》的当天，中央研究院为配合整风出版的壁报《矢与的》创刊。范文澜在发刊词中提出要以“民主之矢，射邪风之的”。主张“沏底民主”、“绝对民主”、“谁阻碍民主，就会在民主面前碰出血来。”王实昧在创刊号上一人独发两篇署名文章，在《我对罗迈同志在整风检工动员大会上发言的批评》中说：“罗迈同志发言底内容和态度，还保留着过去党内家长制作风的残余，压制了群众反三风不正的斗争热情和积极性。”在《零感两则》中，王实味号召人们“睁大眼睛来辨正邪”“软骨病本身就是一种邪气，我们必须有至大至刚的硬骨头！”紧接着，王实味在第3期壁报上针对李宇超、梅洛对他的批评发表《答李宇超、梅洛两同志》，他承认自己在动员会上的发言有些“尖刻和过头”，但是不否认因为罗迈的家长武断作风使他非常激动而骂了罗迈，为此，他愿意接受批评，最后表示他“充分自信，他的骨头从未软过，而且不比任何人软！”
    后来罗迈回忆说：中央研究院的整风墙报《矢与的》更以“民主”获胜的面目，轰动了整个延安。
    当时，范文澜约与自己来往密切的王震来看壁报，看后，王震很不满意，说：“前方的同志在为党为全国人民流血牺牲，你们在后方吃饱饭骂党”。王震看壁报后的当晚就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当晚毛泽东就挑灯在中央研究院领导陪同下来看壁报，他说：“这些东西很有教育意义，是很好的反面教材，”并当即指出：“思想斗争有了目标了。”
    “目标”是谁，毛泽东接下来的几次谈话和中央领导的讲话已隐隐透出。
    3月31日，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毛泽东不指名地提出了对王实味的批评。
    在读了《野百合花》后，毛泽东就指出过：“这是王实味挂帅了，不是马克思主义挂帅。”
    4月初，在一次中央高级干部学习会上，许多人都对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和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提出批评，毛泽东在最后总结说：“《三八节有感》虽然有批评，但还有建议。丁玲同王实味也不一样，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就目前材料这是关于王实味托派问题最早提出的一次。
    有一天晚上，政治研究室的靳石等人散步到杨家岭与毛泽东相遇，随后毛泽东向他们征询《野百合花》发表后的反映，最后毛泽东说：“《野百合花》这里边有文章。”
    看来，在毛泽东的心目中，王实味将该扮演一个什么角色，事实上已经定格。1945年，“七大”时毛泽东说得更为明白：
    党要统一思想才能前进，否则意见分歧。王实味称王称霸，就不能前进。42年，王实味在延安挂帅，他出墙报，引得南门外各地的人都去看。他是“总司令”我们打了败仗。我们承认打了败仗。于是好好整风。
    1942年4月3日中宣部在总结中央研究院整风开始阶段的经验后，做出了《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简称“四三”决定》）。
    4月6日，毛泽东在中央高级干部学习组讨论会上说，在整风发动阶段中存在三个问题：干部思想不一致、青年中有不满和不安情绪、文艺界有一个方针问题。
    4月7日，中宣部专门把中央研究院的负责干部和积极分子召到杨家岭开座谈会，从上午9时一直开到夜里12时，会上发言虽然十分踊跃，但旗帜鲜明地反对王实味的，却只有李宇超同志一人，最后，中宣部部长凯丰批评了把中央研究院的争论看成是“宗派”斗争的错误观点，指出中央研究院的整风存在的偏向，主要是组织原则上的偏向，并“暗示一些同志的自发性偏向与王实味的挑拨性言论的区别。”
    从毛泽东的谈话到凯丰的“暗示”，王实味走向历史的前台已成必然。
    根据《四三决定》，4月到5月中旬，中央研究院开始进入学习整风二十二个文件阶段。这期间，5月2日至23日，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毛泽东在“讲话”中就“人性论”、“人类之爱”“写光明还是写黑暗”、“暴露文学”、“还是杂文时代”、“歌功颂德还是刻画黑暗”等极具针对性的问题提出结论性的意见。
    在文艺座谈会前后，毛泽东亲自邀请了丁玲、萧军、艾青等谈话，征求他们对文艺的意见和建议，丁玲等都作为文艺界的代表被邀参加了座谈会。作为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特别研究员的王实味则不能获此殊荣，毛泽东更没有直接找他谈话。只是当时作为毛泽东的秘书的胡乔木在此期间曾找王实味谈过两次话，写过两次信。信里有这样一段话：“《野百合花》的错误，首先是批评的立场问题，其次是具体意见，再次才是写作的技术。毛主席希望你改正的，首先也就是这种错误的立场。那篇文章里充满了对领导者的敌意，并挑起一般同志鸣鼓而攻之的情绪，这无论是政治家、艺术家，只要是党员，都是绝对不容许的。这样的批评愈能团结一部分同志，则对党愈是危险，愈有加以抵制之必要。”
    王实味对这种批评当然置之不理。
    中央研究院在党风学习即将结束之际，于5月27日举办了“党的民主与纪律”座谈会。会议开始后，先后有十一个人发言，主要提出中央研究院极端民主化倾向，李宇超提出王实味问题，他说，我们有偏向的人虽然很多，但是与王实味根本不同，并认为从王实味的文章，动员大会上的发言以及动员大会后的个人活动来看，他的错误是“一贯的，是严重的，不是偶然的，”随即有人提出相反意见，认为这两者只有量的差别，没有质的区别，李宇超的发言“有捕风捉影的说法和主观主义的残余。”
    5月28日会上，有人指出王实味组织上是我们的同志，只是思想上已成为我们的敌人。
    5月30日，上午艾思奇传达了毛泽东“讲话”的结论部分，下午罗迈发言明确支持早在上海时就与同乡康生有着密切往来的李宇超的意见，认为王实味“不单是思想上的错误，还是政治上的错误。”
    5月31日，印发了王实味在壁报上曾经发表过的文章，作为研究王实味思想的参考材料。
    对于极端民主化的清算，带有群众性自发性偏向基本纠正，解决了一般偏向问题，就为解决王实味问题奠定了思想基础。
    罗迈将王实味问题从思想问题上升到政治的高度，其实是有背景的。
    且不说毛泽东在此前就说过王实味是托派的话，就是凯丰等领导同志也特别强调王实味与其他人自发性的偏向显然不是内部思想问题的差别而只能是敌我政治上的区分了。更重要的是，这时，康生已经插手，早在4月底或5月初，康生当时是中央社会部部长、中央直属机关总学委主要负责人，6月1日成立的中央总学委副主任，他的话自然一言九鼎。
    康生将这些话告诉过李言，还派人到中央研究院，命李言写一份包括王实味言论和平日表现的村料。再接着，李言接到通知，到中央组织部看王实味档案。
    原来，1940年，王实味曾向中央组织部报告过他在上海时与托派成员王凡西等来往关系的情况。看来，所有关于王实味“托派”问题都只能是就此而来的了。
    作为负责中央研究院工作的罗迈对这些自然是清楚的。
    6月1日，座谈会已转向对王实味的批判。
    李言在发言中报告了党委与王实味六次谈话的经过，说明王实味至今没有承认过错误。最后声称：为了“治病救人”，必须彻底揭发王实味的错误，与他进行严正的思想斗争。
    之后，李又常、潘芳、雪苇诸人发言，将大会推向高潮，温济泽的《斗争日记》中载：
    雪苇诸同志的发言，向大会提供许多材料，使大家知道王实味过去曾与托派有过关系，思想上中毒很深，到现在，他还常说；“斯大林人性不可爱”；“拉狄克是一个可爱的人”；“中国大革命的失败，共产国际应负责任”；“苏联对于李诺维也夫叛国案的审判是可怀疑的”；“托派理论有些地方是正确的”等等。
    这里有些问题是王实味平日与雪苇经常争论的，在争论中王实味还同意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中关于否认无产阶级文学的观点，认为“左联”提出“普罗文学”是错误的。自然两人观点相左。雪苇曾将这些先后告知中央研究院秘书长徐建生和党委书记李言。他大概没有料到领导安排他的这次揭发具有的“引爆”作用。后来，他在分组会上说：“王实味的托派思想是毫无疑问存在的，但要上升为政治问题，即组织行动、特务活动问题，还材料不足。”这种意见，自然不受欢迎。
    王实味既然与“托派”绑在一起，他的错误与一般偏向的区别在中央研究院自然得到了统一。
    6月2日上午，王实味提出退党要求，6月3日晚间有几位同志找王实味谈话，为着继续“挽救”他。
    6月4日，大会继续进行。
    中央政治研究室和文抗来旁听的人很多，大礼堂的窗台上坐满了人，开会的铃声响后，几百双眼睛发出来的视线，射在从左大门走进来的王实味身上，温济泽《斗争日记》载：
    在李宇超和潘芳两个同志发言之后，轮到王实味发言了，他低沉地说：“……我郑重地严肃地撤销我前天在变态心理下对党委提出来的要求……是我所尊敬的几个朋友的‘爱’感动了我。”
    “你的政治生命是由朋友底‘爱’决定的么？”一个同志向他提出质问。
    我今天认为超阶级的‘爱’和‘恨’是不存在的了……”他接着说：“刚才李宇超同志说我是托派，我自己也不知道，我过去根本不知道政治（？）……你们看我在《中国文化》上写的关于民族形式的文章，就可以知道我底统一战线的立场站得很稳，……哪里有托派思想？”
    “你不应该说谎！你是常和我谈到托派问题的，你现在还认为苏联有托派，说苏联的托派不是法西斯匪帮的走狗，而是反法西斯的。”一个同志起来质问。
    “我说过的话我一定承认。是的，我说过：我对托派进行小组活动、反对斯大林，是很痛恨的。现在看到他们与苏共团结在一起反对法西斯（？），我又很感动。”
    “你根据什么事实说苏联还有托匪？说托匪是反法西斯的？”又是一个质问。
    “你也对我说过同样的话。”又一个同志起来质问。
    在王实味接下去的发言中，他承认他在1929年，开始与托派来往，替托派翻译过“列宁遗嘱”，“托洛茨基自传”两章……直到1936年，他还与托匪陈清晨通过信。而且直到今天，他对陈清晨，王文元（王凡西）等托匪分子仍念念不忘，仍觉得他们底“人性”是好的。
    大家对他这种毫不承认错误的态度和公开宣传托匪理论的行为，非常愤怒，要求他明确答复问题。
    “你为什么说苏联清党时，斯大林同志不知造就了多少罪恶？这种话是你以前说过的。”一个同志起来问。
    “我认为苏联清党时，有好些人是可以从敌人争取为同志的。斯大林的性格太粗暴了。”
    对于斯大林同志的污蔑，又激起全场的义愤。
    “你和托派的关系，在一到延安时，为什么不立刻忠实地向党汇报呢？”
    “我初到延安，觉得到处受人歧视，……我一直到四O年，在民族形式问题上批评陈伯达，和他论争，他骂我是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意见，假如他再骂我是第四国际（托派组织——引者注），那还了得么？为着站稳脚跟，我才把我与托派的关系报告组织部。”说过这里，他大骂“陈伯达是宗派主义”，主席团制止他发言。
    王实味表示他仍然“保留”他原来的托派观点。
    休会时，温济泽和王实味一同出来，王实味对他说：“我的错误，只有我自己能清算，别的人，不论哲学学得怎样好，也不会弄清楚的。”下午，王实味没有出席大会。会后，大会公推三个代表去和他谈话。但是，从此之后，王实味再也没有出席任何形式的会议。
     6月8日，从早晨七点多钟就不断地像潮水般涌来了一千多个旁听者，大会只能在操场召开。
    李又然和雪苇在大会上首先发言，他们较系统地叙述了王实味的托派思想，王实味与托派的历史关系，王实味对党的错误看法，对整风运动的错误了解，及王实味在整风运动中的活动等等。
    接着有些同志提供了一些新材料，主要是关于王实味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为人表现。
    在6月4日的大会上，王实味大骂陈伯达时，陈伯达就坐在会场中，陈伯达自然不会容忍，晚上回来就开始准备书面发言材料。
    6月9日，陈伯达在会上做了一次极其“精彩”的发言。
    他在发言中说，王实味发表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文章后，自己写了一篇《写在王实味同志“文艺的民族形式短论”之后》的文章，王实味看后十分激动，就竭力活动去阻止这篇文章的发表，大概是因为王实味“作贼心虚”，他的“原文或许是无意的泄露了他的托派思想的狐狸尾巴，或许是有意的要在文艺问题的形式掩盖下偷运托派的思想。”陈伯达当时没有发表的文章后来删改后以原题在《解放日报》1942年7月3日上刊出。今天我们实在读不出陈伯达在王实味关于民族形式讨论这一学术论争中“发现”的托派思想在哪里。
    紧接着，艾青发言：“王实味的文章充满着阴森气，当我读它的时候，就像是走进城隍庙一样。文章风格是卑下的。这样的‘人’实在够不上‘人’这个称号，更不应该称他为‘同志’！”
    第二天，大会继续进行，下午，中央研究院各研究室及工作人员支部，及政治研究室全体人员一致要求开除王实味党籍，主席团决定，交院党委办理。
    6月11日，丁玲在大会上发言。
    在批评自己的《三八节有感》之后，丁玲沉痛地反省：“在整顿三风中，我学习得不够好，但我已开始有点恍然大悟，我把过去很多想不通的问题渐渐想明白了，大有回头是岸的感觉。我知道，这最多也不过是一个正确认识的开端，我应该牢牢拿住这钥匙一步一步脚踏实地的走快。前边还有九九八十一难在等着呢。”然而，提到王实味，丁玲则严厉倍加，她说：“王实味的问题，……已经不是一个思想上的问题、立场或态度的失当，而且是一个动机的问题，是反党的思想和反党的行为，已经是政治问题。”
    她提出要“打落水狗”，并且认为王实味“为人卑劣、小气、反复无常、复杂而阴暗”，总之，“是破坏革命的流氓。”
    接着，罗迈做了总结性发言。
   “王实味是什么人，根据同志们在座谈会上揭发的许多事实，说明他是一个托洛茨基分子，”他说王实味“态度活像一个流氓，在‘耍死狗’，对于王实味我们已经尽了自己的力量，现在是他严重地考虑自己的问题的时候了，他愿不愿从反革命的茅坑里爬出来，要看他自己。”
    范文澜发言“完全同意”罗迈的意见，只是他“补充”说：
    “王实味反革命反党的思想和活动，党委早已知道了，不过我们对王实味始终抱着‘与人为善’、‘治病救人’的精神，”，“可是王实味不了解我们的这种精神，始终不诚意揭发自己的错误，多方掩饰自己的错误，反说我们助长了他的错误”，范说到此，引来会场上一阵笑声，然后他问道：“你们看这个人混蛋不混蛋？我们用尽了苦心去挽救，希望把他从茅坑里救出来，可是他却想把我们拉到茅坑里去。”
    至此，中央研究院批判王实味斗争大会结束，整风进入党风总结阶段。
    从毛泽东谈话说王实味是托派到批判王实味大会结束确定王实味系托派分子，但是关于“托派”三个层次意义即思想上的托派影响、政治上的托派活动和组织上的托派关系似乎没有人去明确地区分。
    雪苇在揭发王实味后对上升到组织提出异义，引起领导的不悦；就是在陈伯达6月9日大会发言中无中生有地说王实味曾交代自己参加过托派组织后，还有人提出反对意见：“王实味在思想上是托派，这已经肯定了，但是我们还不能肯定他在组织上有什么问题”，自然当场遭到六七人的不容争辩的驳斥。
     看来，确定王实味组织上是否有托派关系并不需要任何真凭实据了。
    对王实味的斗争批判仍在不断扩大、升级。
    6月15日至18日，延安文艺界四十余人在文抗作家俱乐部召开座谈会，丁玲、周扬等为主席团，会议上作家们一致表示了对托派王实味的愤恨，一致认为托派王实味是政治上的敌人，同时也是文艺界的敌人。大会由丁玲作总结，并向文艺理事会提出开除王实味会籍，并通过《关于托派王实味事件的决议》，会后，文抗理事会即召开会议，开除王实味会籍。6月22日，边区文协及所属文化团体在文协俱乐部召开讨论会，出版整风壁报“关于托派王实味”的专号。
    王实味在文艺界的影响的肃整应当是以周扬在7月28日、29日《解放日报》连载的长文《王实味的文艺观和我们的文艺观》为总结。这篇毛泽东当时审阅过的长文至今读来仍能看作是如何将学术问题上升转换到政治高度的范本。洋洋洒洒万余言，除了像“人性”筹许多问题上的糊涂认识外，在对王实味的批判和辩驳中断章取义、偷换概念、以偏概全、曲解原义的毛病比比皆是。
    同时，已插手王实味问题的康生，并不满足王实味一项“托派分子”的帽子，他又开始罗织新的罪名。
    七八月间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展开对成全、王里夫妇的斗争，九十月间在中央研究院开展对潘芳、宗铮夫妇的斗争，当时称为“七十二天”大会，最后把四人与王实味一起打成“五人反党集团”。
    其实，这五人关系极为粗疏。因为王里与宗铮是复旦大学校友，在延安相见自然有些往来。1936年初，王里在南京的堂嫂曹孟君曾向他介绍过王实味，4月份，她到济南后，曾去拜望过王实味两次，现在王实味与宗铮、潘芳夫妇又是紧邻，所以五人才有些接触。
    1942年10月23日，中央研究院党委决定，由中宣部长凯丰签署，上报中央批准，王实味被开除党籍。决定说王实味“从1929年参加托派活动以来，始终没停止过托派活动，……是一个隐藏在党内的反革命分子。”王实味不同意这个决定。第二天，他突然不见了。院党委四处寻找，结果在中组部找到他。他正在哭诉自己没有参加托派，要求不要开除他的党籍。又于26日交给党组织一份书面检查，说明他1930年至1936年与托派某些人的关系，已向党作过详细报告，确实没有参加托派组织。要求将开除党籍的处分改为停止党籍半年。然而到月底，王实味问题正式定性，罪名是：“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反党五人集团成员。”年底，王实味被关押。
    从囚禁到秘密处死
    中央研究院成立之初，为了有计划地进行研究工作，一般都制订了三年研究规划和半年或一年的执行计划。延安整风开始后，研究工作基本停滞，王实味所在的中国文艺研究室就现在的材料和回忆资料来看，所做的研究工作很少。1943年5月，整风进入审干阶段，中央研究院改编为中央党校第三部。
    就在中央研究院改编之前，4月1日晚王实味在延安那场“抢救失足者”运动中被康生下令逮捕，关押在枣园后沟的西北公学。
    王实味被捕后，毛泽东明确指出：“对王实味不要杀，中央社会部对王实味的审讯不再追究“特务”、“反党集团成员”等莫须有的罪名，而只是在“托派”问题上动脑筋。据当时提审王实味的凌云回忆，第一次审讯是王实味被捕不久，在枣园后沟中央社会部拘留所进行的。王实味进门后，对任何人不予理会，径直走到挂着列宁像的墙前，深深鞠了一躬。对王实味，在“抢救失足者”运动中采用的逼、供、信等手段及酷刑都没采用过。提审常常变成王实味一人在那里大发宏论。
    作为提审人与材料汇总人，凌云记得王实味自己承认参加过托派组织，在中央社会部工作过的叶成章也记得王实味的干部履历表中填有“参加托派组织”字样。但这些材料在中央撤离延安时被焚毁；凌云也不否认这有王实味出于对审讯不耐烦而顺口乱认的可能。
    岁月如流。
    与王实味一同逮捕的二百多人在此后的甄别平反中不断离开，而他仍关押在中央社会部。
    1943年夏末，包括爱泼斯坦在内的中外记者团应毛泽东之邀访问延安，曾请求会见王实味。负责接待工作的王震应允，几周后，王实味就被带至记者们面前。他只是在记者面前反复承认自己是个“托派”。
    不久，国民党利用王实味案在西安精心策划了一场“追悼活人”的闹剧。他们组织追悼会，悼念“被zhonggong迫害致死的王实味等”。次年五六月，又一个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当时在国民党中宣部任职的北大毕业生杨西昆随团访问，于是范文澜任会长的“北大同学会”邀请杨西昆举行座谈会。
    座谈会共有二十人参加，当介绍到王实味时，杨西昆大吃一惊。王实味当场发表即席演说，大意是说，他在延安犯了错误，但生活得很好，而西安却说他被迫害致死了。谁无父母，谁无妻儿？要是他的亲友知道了，该有多么焦急难过？由于国民党的封锁，他与家人都无法通信。因此希望杨同学回去，利用工作方便，帮助说明他的真相，他将十分感激。
    当时参加记者团的《新民报》记者赵超构也会见过王实味：
    有一天下午，交际处通知我和国民公报记者，请我们到文协晚餐，到那边的时候，有一个瘦长的男人和丁玲一同出迎，介绍过来，才知道就是王实味。这种意外的会见，颇使我一时失措，因为我想不出适当的话来和他交谈。谈《野百合花》吧，我深恐有伤他的自尊心，可是当我们坐下来的时候，王实味却先开口谈起他自己的事情来了。谈话的神情完全像演讲，时刻舞着手势以加强他的语气，说到他过去的“错误”，他的表情严肃到可怕。有时，竟是声色俱厉的。谈话继续了一小时之久，我好几次打断他的话头，因为我觉得这种话在说者与听者两方面都会感到不舒服。最后我们才慢慢谈到文艺上去。我试提他过去翻译的几本小说，他似乎稍微发生了一点兴趣，但当我劝他回到文艺岗位来，再从事翻译工作的时候，他的情绪忽然又冲动起来，坚决地说：“不，我现在正对政治发生兴趣，以后还是要参加政治工作的。”问到他最近的生活，据说还“在休养中”。据我的观察，他的精神上所受的刺激，就在和我们会面的时候，也还是掩饰不了的。要说《野百合花》事件在他心理上没有留下一点创伤的疤痕，那是不可能的。
    可以看出，王实味无论与国民党官员或记者会谈，内容都是早已安排好了的。
    王实味身患肺病有年，在近四年的囚禁生活中，他确实没有像其他犯人那样养猪、种菜、纺线、进行劳动改造，或许他对赵超构所言的“在休养中”也是实情。然而他不断诉说自己“不是托派，不是特务”，但是在四十年代谈托色变的延安，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一手定案，翻案谈何容易。
    1946年，对王实味重新审查的结论仍是：“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
    1947年3月，延安保卫战拉开序幕。“托派分子”王实味没有遇到特赦的幸运，他也得离开延安，与中央机关一起向黄河以北撤退。
    春寒料峭。春的讯息还没到来，满树黄叶飘飞，满地枯草焦黄。谁也料想不到王实味这一程竟是踏向死亡的人生隧道。
    4月16日，王实味与两名中央社会部押送人员一道到达了目的地——设在兴县城郊的晋绥公安总局的一个看守所。
    到看守所后，押送人员告知王实味是中央社会部的犯人，随后又留下一份1946年关于王实味的甄别材料、一份王实味在押送途中的表现记录情况就走了。
    晚上，收押登记时，王实味对看守所的工作人员说：“我是犯了错误，我犯了刘少奇同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上的二、五条，即不能拥护真理和容忍、委屈求全，所以改名王二五。但，我决不是托派。”
    当工作人员告诉他这里是看守所时，王实味仍侃侃而谈，他说：
    “我向记者承认自己是托派，是被迫的，是自我牺牲。”
    对王实味这些言论，看守所的工作人员找他谈过两次话，要他好好改造，不要翻案。之后，王实味又写出材料，承认自己的托派问题，他还写信给甘露和谭政文等，要求工作。
    不久，国民党军队进一步进逼。作为晋绥根据地中心的兴县地区遭到轰炸。
    6月12日，王实味所在的看守所遭到炮弹袭击，看守所需要转移。晋绥公安总局于次日给中央社会部写了一份报告，请示对王实味的处置办法。这份写给中央社会部的报告，根据中央社会部押送人员此前的交待及王实味的表现，提出请示；
    我处审讯科昨日被蒋机轰炸，急于搬家，对王实味究应如何处置，望速来信告知！
    报告被快速送往距兴县六十公里的临县中央社会部驻地，很快被批回，指示将王实味就地秘密处死。
    晋绥公安总局审讯科于7月1日夜将王实味提出，砍杀后置于一眼枯井掩埋。
    次日，审讯科将执行情况向总局作了汇报，同日，晋绥公安总局也向上级作了一份书面报告，其中写道：
    ………根据王实味的罪恶及表现，实属无法改造，故请示处决，批准后，我们于昨夜在兴县将王秘密处死。
    今生今世，山河岁月。
    王实味就这样结束了他四十一年的生命历程。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刘莹看到了弄请王实味问题的希望，1979年盛夏，73岁的刘莹只身来到北京，向党申诉。
    从1979年到京城上访，转眼间又是十年，刘莹老人双鬓已满是白发，生命已至暮年，老人一定要等到丈夫平反的那一天，她也坚信，历史的陈案，今天都会一步步得到澄清。
    她只有不断地上诉，耐心地等待。
    1990年4月，公安部两位同志风尘仆仆赶到车城（湖北十堰），他们带来一份平反决定的初拟稿，征求家属的意见。
    12月的一天，天上细雨纷纷，儿子王旭枫所在的二汽四十九厂领导派一辆小车将刘莹及家人接到厂部。
    这里坐满了人等待他们到来，公安部的二位同志和湖北公安厅、十堰市公安局领导，二汽领导都已在座。
    公安部同志向人们宣布为王实味平反的决定。
    刘莹老人平静地听着，似乎岁月的沧桑已磨平了她对敌人的情感，只是年已五十五岁的儿子止不住流下眼泪，他说这是他一家人最快乐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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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自由主义打击教条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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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招除了老毛在延安整风，反右前的整风，文革中多次使用外。老邓也在对付凡是派中熟练应用：先解放思想，再反自由化。

李大兴

在国内，最早为王实味申冤的文章是戴晴那一篇，发在《中国社会科学》，主要是黎澍运作的。“温济泽等人为王实味冤案的平反所付出的努力”这句话不确，不知何所本。

李旧苗

温济泽与王实味冤案的平反

宋金寿

    我与温济泽同志相识是1980年的事。那时，我正协助李维汉整理回忆录。为协助李老弄清楚王实味问题，我们先后访问过许多延安时期的老同志。温济泽同志也是王实味所在的延安中央研究院的，原为文化思想研究室的研究员兼学术秘书。整风运动开始后，临时调院党委搞宣教工作，直接参与处理过王实味问题，并在当年就写过反映王实味问题的《斗争日记》一文，是我们必须访问的对象。1980年5月10日，我们访问了他。
    由于温老温文尔雅的风度，执着的精神，实事求是的作风，给我以极其深刻的印象，此后，近20年里，他成了我的良师、益友和同志。
    “为王实味平反，我有一份责任”
　　温老对我说过：“为王实味平反，我有一份责任。”其实，这是一种谦虚和自责。要是在延安整风中，按温老当时对王实味问题的看法和做法，也许就不会有王实味冤案了。
　　当我们第一次访问他时，温老就明确地说：
　　1、开始批判王实味的时候，我认为他是思想问题，没有把他看成政治问题。当时丁玲写《三八节有感》，也没有人说她“反党”。
　　2、王实味的托派问题，是他自己早已交待的。他与托派已脱离了关系。这是历史上的问题，把他当作现行问题来处理，值得研究。
　　3、王实味是一个人的问题，还是有一个集团。当时把王实味与潘芳、宗铮、王里、成全打成“五人反党集团”，我是怀疑的。
　　上述观点，实际上是温老在延安整风中对王实味的基本看法。
　　在王实味冤案平反以后，温老在自己写的文章中回忆了当年因工作关系，参加批判王实味的一些情况。他说，开始他不认为王是“敌人”，后来由于康生说王是“托派分子”、“国民党特务”，按照个人服从组织的原则，他相信了康生的话。
　　由此，温老被误认为对王实味有“温情主义”。此事，至少在中央研究院是尽人皆知的。为此，温老曾写过一篇《谈温情主义》的文章，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1943年4月6日的第4版上，表明经过整风和反王实味斗争，认识了自己的错误。经过几十年，又在王实味冤案平反以后，那篇文章实际上变成了“违心”之作，故尔，温老没有把它收入到自选的《征鸿片羽集》中去。
　　现在看来，问题已经十分清楚，王实味冤案是由李维汉引发，康生插手，毛泽东参与并最后认定的。其他人应该是没有责任的。
    铭记李维汉临终前的“嘱托”
　　李维汉是一位久经考验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在统一战线和民族工作方面的著名理论家，为党为国为人民作出了无私的贡献，但到晚年遭到了不公正的对待，曾被作为“党内的修正主义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而撤职、挨斗，甚至坐牢，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才获得解放。
　　为了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从1980年春起，李老倾注极大的精力，撰写回忆录。王实味问题是他直接参与处理的，因此，他对我们说：
　　王实味问题要重新审查。王实味的问题是由我引发的，我有责任把它搞清楚。王实味被定为托派分子，但究竟定托派的根据是什么，大家都不大清楚。这个责任要康生负。康生说过，王实味不仅是托派分子，而且是复兴社(兰衣社)分子，后来又说是“兼差特务”等等。要召集原中央研究院的同志议一议，如果是错案，即使人死了，该平反的仍然应该平反。
　　经过我们的调查访问和查阅有关的资料，搞清王实味问题已经有了基础。但是，李老的组织观念是很强的。他认为王实味问题，原先是由组织作出决定的，重新审查的结论也应由有关组织作出。因此，在他的回忆录的征求稿中提出了他个人的看法。李老非常慎重，因此把它称为“悬案”。他是这样写的：
　　关于王实味的托派问题和在我离开中央研究院整风领导以后所出现的“反党五人”(指王实味、成全、王里、潘芳、宗铮)集团”问题。最后王实味的爱人刘莹同志写信给我，要求重新审查王实味的问题。据悉王里同志也向中央组织部和中纪委提出申诉，中调部也在重新审查潘芳、宗铮的问题。这是一个悬案，我相信中组部最后会做出正确结论的。我是当事人之一，为了向党向同志负责，我有责任提出我的意见。
　　我已经向中组部建议重新审查王实味的问题。现在看，有几点是明确的：第一，王实味的问题，主要是思想问题，不是敌我矛盾。第二，王实味同托派的关系是历史问题，不是现实问题。第三，王实味的问题是个人问题，而不是组织集团进行反党活动。总之，所谓“五人反党集团”案，是个错案，应予平反。王实味本人的问题是否错案，有待重新审查。如果确属错案，即使人死了，也是应该平反的。
　　李老所表现的观点与温老同我们所谈的看法，两者完全一致。他们实际上已经否定了王实味是“托派”、“反党集团”等的所谓“铁案”。1982年2月，中组部为“五人反党集团”平了反。但王实味个人的平反遇到了麻烦。因为王凡西在他的《双山回忆录》中说，王实味是“自动”前去“zhonggong统治区”的“托派”。故此，中组部的同志表示，对王实味的平反无能为力了。
　　但是，李老并没有最后放弃。在临终前，嘱托给了温老。温老是这样记述此事的：
　　1984年7月、8月，李言和李老相继去世。他们在去世前，都同我谈过，要请求中央组织部继续审查王实味的问题。李老在垂危时，卧在病床上，拉着我的手，鼻孔里插着氧气管，吃力地对我说：“王实味……问题……要搞清楚，……要对他……负责，……对他的……家属……子女……负责。”李老临终前的嘱托，我是深刻铭记在心的。
　　温老不仅铭记李老临终前的“嘱托”，而且为此付出了极大的努力。
    为王实味平反，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在李老逝世以后，有两个重要的信息，使王实味的平反出现了转机。
　　1985年5月，王凡西在香港《九十年代》月刊发表了《谈王实味与王实味问题》一文。文章在详细地叙述了他与王实味，以及陈其昌与王实味的关系以后，着重指出：
　　在我的回忆录中有这样一句话：
　　“在zhonggong统治区内，一些自动前去参加工作的托派(例如王实味等)，遭到了无情的斗争，并最后被杀害了。”
　　这里我应该指出，这句话说得不甚确切。正如我在上面所忆述的，王实味虽与陈其昌和我有过长期较密切的关系，虽然他思想上受过托洛茨基某些意见(特别是文学方面的见解)的影响，但他始终不曾参加过中国托派的任何组织。
　　我们可以说王实味曾经是托派的一个同情者，却不能说他是托派分子。
　　必须声明的第二点是，王实味大约1929年至1934年这个时期与党失去联系，为想重新参加组织，他那时确曾徘徊于“中央派”与反对派之间。但最后他参加前者而不参加后者，而这完全是出于他独自的决定。当他决定重新加入zhonggong组织之后，便断绝了与托派朋友的来往。
　　这里绝不可能存在什么“派遣”问题；绝对谈不上什么“渗透”用意。
　　王凡西的这个“证词”，无疑为王实味的平反扫清了道路。
　　紧接着，1986年6月《瞭望》杂志第22期发表了《创造和谐、相互信赖的环境——胡启立同上海知识分子谈心》一文，传达了来自zhonggong中央最高层的信息。文章转达了胡启立(当时任zhonggong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话：
　　耀邦同志常和中央书记处的同志们说，回顾我们党的历史，有好多经验教训可以总结。从延安时期批判王实味，后来批胡风，直至“文革”批“三家村”，这些经验教训告诉我们，搞运动、打棍子，把思想问题搞成政治问题，然后再以组织手段加以惩处，这样作出的结论最后都是站不住的。
　　胡耀邦(当时任zhonggong中央总书记)所说的三个案子，其中“胡风反革命集团”和“三家村反党集团”，分别于1979年和1980年得以平反。因此，胡耀邦说“这样作出的结论最后都是站不住的”，实际上已经否定了王实味案，含有应给以平反的意思。
　　正在这个时期，zhonggong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为编辑《毛泽东著作选读》一书的《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文作有关王实味问题注释，首先找到了温老。
　　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王实味是个“暗藏的国民党探子”，“他当特务，写文章骂我们，又死不肯改。zhonggong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同志对如何为王实味作注伤透了脑筋：王实味的“国民党探子”、“特务”能不能成立？王实味的真实身份又该怎样确定。对此，温老向他们介绍了王实味在延安被批斗的情况，并表明自己的观点：否定了对王实味的“国民党探子”、“特务”的指控。同时温老介绍他们向我了解有关王实味的情况和资料。经过中央文献研究室同志的多方面调查和研究，为王实味作了这样的注释：
　　王实味(1906—1947)，河南潢川人。翻译家，还写过一些文学评论和杂文。曾在延安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任特别研究员。关于他是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一事，据查，不能成立。
　　《毛泽东著作选读》的注释，可以说是给王实味作了一个初步的平反。
　　《毛泽东著作选读》一书出版以后，温老告诉我：注释是由zhonggong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副主任龚育之、逄先知主持作出的，经胡乔木审阅、并同意的。应该说具有权威性。
　　但是，加给王实味的“国民党探子”、“特务”的帽子，应该说是毛泽东记忆中的差错。在延安批斗中加给王实味的是“托派”、“五人反党集团”和“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头衔，所以，为王实味平反仍有许多事情要做。
　　为此，温老曾多次写报告向有关部门为王实味提出申诉。1986年11月，温老写报告给中央组织部，要求为王实味平反，并提出了三条具体建议：1、为王实味摘掉“托派分子”等的帽子，平反昭雪。2、恢复王实味的党籍。3、举行一个小型座谈会(温老表示：可以由他组织)，正式宣布平反，并就这个冤案谈谈应得的教训。但是这样的申诉，想方设法，通过有关渠道送出去，始终未能到达对王实味案能作出决策的人手里。1988年3月，温老又写报告。这个报告，通过zhonggong中央组织部一位离休老同志之手，直接送到了zhonggong中央组织部长宋平的办公桌上。宋平在审阅以后，批转公安部办理。
　　公安部在接受这个案子以后，6月30日即派人与温老取得了联系，温老同他们作了详细的研究。同时又建议向我作了解，我也向他们作了介绍，并提供了相关的文字资料。
　　后来，温老告诉我，公安部的同志只用了几个月的时间，于同年底，就将案子审理完毕，写出了上报材料，送有关部门和领导批阅，以便正式宣布。由于受国内政治形势的影响，事情被搁置，1991年初，有关领导才圈阅了这个报告。温老对我说，据透露：在王实味平反问题上，参与划圈的14位领导人，都划了“○”，表示同意；在恢复王实味党籍问题上，只有两位领导人划了“○”，是绝对少数。最终决定为王实味平反，未恢复王实味的党籍。
　　1991年2月7日，公安部发出《关于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正式宣布：定王实味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结论予以纠正，在战争环境中被错误处决给予平反昭雪。并向王实味的家属宣布了这个决定。
　　沉冤50年，经过12年的周折，王实味冤案得以平反，与温老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温老为王实味的平反 有更深层次的考虑
　　温老对我说过：他最恨“左”啦!“左”把党和国家害苦了，把许多人害苦了。但温老没有说，也把他害苦了。其实他自己也受过“左”的苦，长达20年。
　　温老十分赞赏胡耀邦的这样一个思想：“搞运动、打棍子，把思想问题搞成政治问题，然后再以组织手段加以惩处”的恶劣作法不能再搞了。他认为，从批判王实味到批胡风，直到批“三家村”的经验教训应该很好的总结。
　　在王实味冤案平反以后，由于温老的就王实味平反召开一次座谈会的建议未能付之于实施，温老只好自己动手写出了《王实味冤案平反纪实》一文，发表在1992年1月的《炎黄春秋》杂志上，稍后又被《新华文摘》转载。温老在文章中说：“我怀着极沉重的心情，写下了这段埋藏在心底多年的回忆，希望由这篇文章传出的信息，对所有关心王实味平反问题的同志们和朋友们，都是一个告慰。”
　　此后，温老不辞辛苦，搜集历史资料，组织有关同志撰文，编著了《王实味冤案平反纪实》一书，1993年10月由群众出版社出版。温老为该书又写了《再谈王实味冤案——冤案的始末及教训》一文，进一步总结历史教训，提出了“为什么这样‘左’?”的问题。
　　温老认为：发生王实味冤案，“左”的原因主要是：1.对托派的错误看法。2.对敌情的过火估计。3.一个人说了算的主观判断的恶劣作风。4.群众运动的斗争方式。5.宁“左”勿右的不正常心态。6.不愿听不同意见的专横态度。同时提出了应该吸取的教训：1.一定要实事求是。2.要注意防止“左”。3.要发扬民主，倾听不同意见。4.要建立和健全法制。5.要允许当事人说明情况和申辩。对于这些观点，温老结合延安整风和反王实味斗争的实际作了详尽的剖析。其中，温老特别用了邓小平关于“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观点，并强调：“对这些话，我们应当深入思考，切实注意。”
　　但是，温老认为这样的总结远远不够，应把从王实味到批判“三家村”写出一本书来，总结“搞运动、打棍子”这种“恶劣作法”的历史经验教训，教育当代人，启迪后来人，终止这种做法，创造国家和民族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温老认为自己年事已高，力不从心。大概在1993年的一次交谈中，对我说了这个心愿，希望由我为主来写作这本书，他作顾问。当时，我认为，这是一个极好的意见，写好了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都有极大的好处。
　　但我认为自己理论水平不高，历史知识有限，信心不足，表示“打退堂鼓”。此后，我不知道温老是否另有什么考虑和安排。
　　温老的遗愿未能实现，自然也成了我的终生遗憾。

李大兴

谢谢旧苗兄转来宋先生文章，我不知道温老先生晚年曾为王平反事奔走，谨受教。温老先生为人温和，认识他的人对他大多印象很好。不过，温老先生也是一位谨慎忠诚的党员干部。所以当年戴晴发表文章时，“那是1986年，《王实味与'野百合花'》刚刚完成。我手里攥着草稿，不大有信心，也不大知道该怎么办——那时候还没有互联网，除了军方，可能还没人用电脑。偶然间，他见到这稿——我那时候还不大认识他，既不是向他投稿，也没有请他审阅。他什么都没说，只拿着这稿，迈着他的鸭步，到他供职的人民出版社，不仅请打字员打了出来，还印了好几份。三、四份吧，8开，厚厚一大沓。有了稿子在手，我开始找出版者……于是才有在黎澍先生"共同作弊"之下，打"时间差"，混过温济泽先生可能的阻拦，险情跌出地出现在《文汇月刊》上的后情。”（引自〈悼念包遵信先生〉）。

宋先生避而不谈戴晴文章，我能够理解，然而这样一来，历史的全貌未免被隐去了一部分。

李旧苗

大兴兄，我印象中戴晴的文章应该是发表在你10楼转引中提到的《文汇月刊》而不是8楼你所说的《中国社会科学》上吧，后来香港的《明报》也作了转载。

李大兴

旧苗兄，这里面有故事，不过过去久了需要核实一下，待我问过戴晴大姐再说吧。

zoufeng_1234

《王实味与'野百合花'》应该是发在文汇月刊的。

李旧苗

大兴兄，在另外一个论坛，看到你有一段与主帖有关的回复，转录如下：

“戴的《王实味与〈野百合花〉》发表于86年，系得黎澍、包遵信两先生之助，其间经过，我当时曾有耳闻。鲜为人知的是，王能够重新被评价，还与几位美国学者有关，他们去国内遍访经历过42年整风运动的知识分子，其中有一些我熟悉的人，由此支持重新评价。而我远在域外，却听说此事的原由是，一个好友为美国学者做翻译。”

王案之重新评价，竟与美国学者有关，的确鲜为人知，能否展开来谈？

李大兴

旧苗兄，没有展开来谈的原因是因为当事人或已故去，或已失去联系。我需要去问在美国从事现代党史研究的人，才能确认这些美国学者是谁，采访了哪些人。

李旧苗

我曾参与过01、02年两批三db学教活动的全程组织工作，现在回过头看延安整风运动的有关文献，感触颇多，两者在手法上极为相似，不仅是具体做法、甚至连操作次序都一样，先是学习文件，再是自我批评（灵魂深处闹革命），然后征求意见（实则是相互揭批），最后总结提高，几乎就是翻版。当然，所处时代不同，火药味没有当年那么浓烈。在整个过程中，高层意图往往并不以文字形式直接传达，而需要你去悟，悟到什么程度，活动就推进到什么程度。

李大兴

现在大概已经走形式得多了吧？不要说文革，就是八十年代，还往往是气势汹汹，虽然多以虎头蛇尾收场。黎澍先生一篇批判人民创造历史文章，还引来一场围剿。

李旧苗

各地差别很大，即以江苏为例，苏南敷衍了事，苏北则严格遵循程序，且花样翻新，面对面，背靠背，最后搞得大家苦不堪言，当然，这种苦主要还是身体上和精力上的，政治上的打压并不多见，利用运动整人的情况少了，反倒是利益共同体的味道更浓一些，呵呵，打住，现实问题，不多说了。

老木匠

现在官员也在总结历史经验，知道延安整风的意思，知道谁说真话谁倒霉，知道心善脸薄为官大忌，反正老调子的官样文章一遍遍套话一遍遍说，真正的老和尚念经有口无心。

权势集团一旦形成，要自行调整、自我约束几乎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