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军宁：对50年代道德面貌的追问

李旧苗

近年来，人们的道德面貌和精神生活引起了各界的强烈关注。在这类讨论中，不断有人以50年代“精神文明顶峰”来衬托今天“江河日下”的世风。有人甚至自豪地宣称，中国的物质文明建设虽不如发达国家，但是我们在50年代有任何国家都无法比拟的高度的精神文明。于是，50年代的道德面貌便有意无意地变成了今天的精神文明建设的理想参照系。
    不过，50年代的精神生活和道德面貌给我留下的却是一串串的问号。首先，精神文明的标志难道是象五十年代那样在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都充斥着“指示”、“贯彻”、“学习”、“检举”、“揭发”、“改造”、“批判”、“检讨”、“错误”、“罪行”、“打击”、“惩办”吗？谁又能令人信服地证明，以阶级斗争为纲、抛弃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拒绝世界文明的优秀遗产、闭关锁国、盲目自大是精神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有人会说，50年代比现在廉洁。可是，高层干部中如高岗之流的奢糜、大饥荒所滋生的中低层干部的特权不正是后来的结构性腐败的先兆吗？
    有人可能会向往50年代人们表现出的天真不世故、无私不计较、奉献不索取、服从不反思的“美德”。然而，我们又怎能遗忘当时政治生活中充斥的迫害、出卖与谎言？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把上述“美德”与在镇压反革命、所有制改造、反右斗争、人民公社运动、大炼钢铁等具有政治性的运动中所表现出来的盲从与愚昧截然分开呢？如果这样的“美德”还能继续充当我们今日精神文明建设的目标，如果当初人们更“计较”、更“世故”、更“有主见”，那么今天让少数人先富起来、取消人民公社、放弃计划经济、为右派平反、改造所有制，乃至整个改革开放不都是多余之举吗？难道中国人今天的“追货逐利”不正是吸取了当年以几千万人饿死换来的教训吗？今天的“贪财”与人们的正当利益长期受到严厉压制毫无干系吗？
    所以，我怀疑，50年代究竟是精神文明的颠峰，还是道德滑坡的序幕？退一步说，如果50年代真的是“颠峰”，为什么如此高度的精神文明不仅没有带来生活的改善，反而导致经济的崩溃？与物质文明完全背离的精神文明可以成为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的目标吗？再退一步说，假定50年代的中国真的是值得重新追求的“道德理想国”，不靠强制、灌输和社会生活的重新政治化，普通民众愿意回到50年代吗？再说，上述手段文明吗？
    我最后的追问是，假使我们不择手段、不计代价地重建了昔日的“道德理想国”，那么，有什么人、有什么样的制度可以向世人担保，我们所迎来的不会是第2次“大饥荒”、第2个“60年代”、第2个“十年动乱”呢？
    即使是值得怀念的也不等于是值得追求的，更不等于是能够追求得到的。今天的中国应该有其今日的目标！

雨冷香魂吊书客

对那个极端年代秋波脉脉的人好像越来越多了。

我觉得至少有两个原因，文革的反思不够；改革开放中的决策失误要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