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时代十分喜欢鲁迅，甚至被语文老师半开玩笑地称为“鲁迅专家”，我为此得意了好一阵子。如今想来，这种喜欢恐怕不是建立在对鲁迅的真正了解之上的。在传统教育里，胡适经常作为鲁迅的对立面出现，不难想到，我对他印象不佳。
那时提起胡适，脑海里首先蹦出一句“美国的月亮比中国圆”，然后才是白话文运动的发起者、提倡者。即便这“点”功绩，也因众所周知的缘故而黯淡下来。还记得看过部影片，把胡适拍得温吞水般的阴阳怪气，一副和新文化运动诸公离心离德的模样。后来翻了些材料，才知道满不是那么回事。就拿胡适和陈独秀来说，思想上他们分道扬镳，友谊却从未中断，特别是胡适，始终诚挚相待，殊为感人。
真正使我改变看法的，是读了沈卫威的《胡适传》以后，其中最震撼我的，是胡适晚年的凄凉：大陆批判，台湾“围剿”。我万万没有料到，胡适竟会遭受这般无地自由的孤苦，其心境，实与鲁迅相似相通；巧的是，他们又同被各自的营垒奉为“领袖”。
掩卷，沉思。
胡适遭人诟病较多的，无非是他和现实政治的关系，真可谓知他者为他心忧，不知他者冷言冷语。鲁迅对此很是不屑，视作政客的帮忙或帮闲。的确，胡、鲁差异极大，胡适晚年说“鲁迅终是我辈人”，多少有些一厢情愿，而鲁迅对胡适批评，也夹杂着误解成分。作为后人，应该怀着“同情的了解”的态度，而非急着“站队”，妄图占领道德制高点指手画脚。
相对而言，胡适偏重于制度层面的改良，鲁迅偏重于“思想革命”。这当然不是什么非此即彼、形同水火的歧异。思想革命固然重要，可如果缺乏制度层面一点一滴的积累，容易流于空泛；反之，没有思想革命做底子，制度改良也会由于过分浅薄而夭折。其实胡适本人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帅，一生都孜孜不倦地致力于教育建设、科学建设，不能因为做过制度层面的设计，便指责他动机不纯，是“焦大”。鲁迅写杂文不也是在争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吗？胡适仅仅是采取的方式有别。从某种角度讲，鲁迅的杂文曲笔多，较难理解，胡适的论述则明晰严谨，更能起到启蒙的效果。
更重要的是，尽管胡适常常被入世的激情所吸引，但毕竟保持了知识分子的本色。鲁迅也是。鲁迅晚年做自由撰稿人，以稿费维持生存，为知识分子的独立提供了榜样。胡适何尝不如此呢？胡适是带有学院气味，但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依托高校、摆脱官场同样是新鲜事物，也同样是走向“民间”（只要不对这个词汇做狭义解释）。胡适和鲁迅分别为“体制外生存”提供了路径，功莫大焉。
至于两人选择的道路有所不同，是很正常的。人格独立、思想自由是知识分子的共同品格，是“底线伦理”。底线之上风景万千，矛盾、冲突、碰撞有什么好奇怪的呢？唯有文妓、宠臣才是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才会“惊人地一致”。思想自由本身即意味着差异，意味着包容差异。五四前后二三十年，中国思想界群星闪耀，散发着各自的光辉，召唤着各自的圣徒，此情此景令人羡慕！
我常想，胡适那样一以贯之的温和坚定，鲁迅那样一以贯之的决绝奋争，都属于东方文化的“异数”，都是可贵的财富，没有必要抑此扬彼。我的习惯是，读书写作过于顺手乃至油滑，就去读鲁迅；过于悲观乃至阴沉，就去读胡适。这是两颗能给予我无穷力量的灵魂，在这两颗灵魂之间徘徊求索是一种痛苦，也是一种幸福。
写于2006-12-13 | 
发表于 2008-8-26 2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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