涤生：王力关锋戚本禹的人生结局

李旧苗

王力、关锋和戚本禹三人曾是“文化大革命”中响当当的知名人物。然而，当真理最终战胜了虚妄，理智最终战胜了狂热，伴随那场“红色风暴”过后，他们的人生结局如何，却鲜为人知。
    中央文革第一号“大笔杆子”——王力
    王力在进中央文革之前，就写了一系列重要文章，包括参与写“九评”而有名气。中央文革成立时，在中央文革内部，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的地位要比王力低，因此，那时，说王力是中央文革第一号“大笔杆子”，一点也不过分。
    王力，原名王光宾，1921年8月出生于江苏省淮安县，14岁时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39年3月，由谷牧介绍加入GCD。1943年任zhonggong山东分局党刊《斗争生活》主编。在此期间，他写过一本小说《晴天》，始用笔名“王力”。抗日战争胜利后，王力先后担任了华东局驻渤海区土改工作总团团长兼党委书记、土改干部训练班主任等职。后任中联部副部长。
    调到中联部，特别是列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之后，王力受命参加GCD与苏联共产党的谈判。他曾经十次去莫斯科，受到中央高层领导人的重视。王力不光在做实际工作方面有一套，而且笔杆子比较硬，曾经参与写一些大文章。1965年9月，中央决定以林彪的名义发表《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一文，王力参加了此文起草工作。1966年，毛泽东下决心发动“文化大革命”，并重新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王力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之一。进入中央文革的王力，实际上成了江青、康生手下的干将。他的眼里唯有江、康二人，而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思想和行动拉开了距离，对陶铸（后来进入中央文革）、王任重等老干部的话则根本不予理睬，这是他最后“翻船”的重要因素。“文革”中发生的著名的“七二O事件”，就是王力捅的大“漏子”。那时，毛泽东已经对他十分不满了。但王力却不知进退，又把手伸向中央更多的部门，在全国各条战线都制造出一种“乱”的局面。
    周恩来通过王力在8月7日约见外交部造反派的讲话，认定王力是坏人。但周恩来知道毛泽东赏识王力，也知道江青、康生、陈伯达与王力的关系，知道中央文革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位。同时，周恩来当时还不了解毛泽东对王力鼓动红卫兵冲击外交部到底是个什么态度。因此，周恩来没有急于表态。8月22日，外交部造反派在王力的鼓动下，火烧了英国驻华代办处的行动，更坚定了周恩来对王力的认识。8月25日，周恩来单独找杨成武谈话。他在同杨成武谈话时，谈了他对近来全国一系列重大事件的看法，还特别谈到了王力在8月7日同外交部造反派的谈话，谈了关锋起草的《红旗》杂志社论中所提的“揪军内一小撮”的问题。他对杨成武说，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我担心的是连锁反应。现在，一个是中央的领导不能动摇，一个是解放军的威信不能动摇。周恩来后来说过，他当时已经认定王、关、戚是坏人，他们这些“坏人利用‘文化大革命’的机会，来操纵群众运动，分裂群众运动，破坏我们的对外关系。”（《周恩来外交文选》第483页）周恩来还把王力8月7日讲话记录稿交给杨成武，要他送给毛泽东看。
    王力在北京鼓动造反派冲击外交部，并鼓动红卫兵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的情况，在上海的毛泽东也知道了。此时，毛泽东已经认识到：王力这样闹，其动机是有问题的。
    8月25日，周恩来同杨成武谈话之后的当天上午，杨成武即飞赴上海，向毛泽东报告了周恩来的意见，并把王力8月7日的讲话记录稿交给毛泽东看。毛泽东听了杨成武的汇报之后，双眉紧锁。他让杨成武去休息，说自己要考虑考虑，看看材料，有事再找你。8月26日上午，毛泽东让身边工作人员把杨成武找来，对他说：“你马上准备飞机回北京，准备好了再来。”杨成武安排好飞机后，回到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喝了一口茶，说：“我考虑好了，我说你记。”杨成武准备好笔和纸后，毛泽东说：“王（力）、关（锋）、戚（本禹）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毛泽东说完，把杨成武的记录拿过来过目后，说：“就这样，你回去请总理马上办。”当杨成武走出客厅后，毛泽东又把他叫回去，说：“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戚暂时不动，要他作检讨，争取一个。”（史料见杨子申：《杨成武将军访谈录》43—45页）这就是毛泽东亲自做出的对王、关、戚抓两个、看一个的重大决策。
    8月26日中午，杨成武即乘飞机飞往北京。当天到北京后，立即赶赴钓鱼台，单独向周恩来汇报了毛泽东的决定。周恩来听后表示：事不宜迟，马上开会。当时，周恩来考虑到王、关、戚还是中央文革成员，抓他们不是一件小事。经过深思熟虑，周恩来决定先争取一下陈伯达，把江、康、陈三人分化出一个，这样处理王、关、戚就会顺利一些。
    做好这些事情后，周恩来让秘书通知：中央要开一个小型碰头会，中央文革成员都参加。然后，周恩来让秘书在钓鱼台安排十几名中央警卫局的警卫守候在会场外，准备执行带走王、关二人的任务。这一切都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
    26日晚上，中央小型碰头会准时在钓鱼台召开，周恩来主持会议。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等都来参加会议了。虽然不久前有毛泽东批评《红旗》杂志社论中“揪军内一小撮”的事情发生，但王、关、戚并没有感到有太大的压力。因为他们把责任都推到了林杰身上，觉得自己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这一段时间以来，他们照样鼓动造反派们搞动乱，丝毫没有收敛的迹象。他们并不知道，这一天是他们政治生命结束之日。
    会议开始时，周恩来说，今天的会议，是传达毛主席的一个重要决定。接着，周恩来照杨成武记录的毛泽东的指示，逐字逐句地宣读。随后，周恩来一字一板地宣布：把王力、关锋隔离起来，让他们“请假检讨”，戚本禹停职写检查。“请假检讨”，是周恩来经过考虑之后发明的一个词。周恩来考虑了各方面的关系，特别是王、关、戚的特殊身份，用这个词来代替“隔离审查”或者“关押”比较合适。听到周恩来宣布之后，王、关、戚脸色大变。江青、康生的脸色也大变，他们都好半天说不出话来。但是，由于周恩来宣布的是毛泽东的指示，他们谁也不敢反对。这时，在会场外的中央警卫局的战士走进屋子里，把王力、关锋带到他们“请假检讨”的地方去了。
    王力被“请假检讨”后，先是被关在钓鱼台2号楼软禁。生活待遇还是很好的。在那里，每天都有专人给他打扫卫生，还有医生定期来给他检查身体。他并没有劳动任务，只有“写检讨”的任务，因此，他在2号楼过了一段清闲的日子。使他难受的是，他不能打电话和以其他方式与外界联系。
    1967年10月16日，中央派陈伯达、张春桥找王力谈话，除了让他继续“加深认识”、“继续写检讨”外，还告诉他，中央决定：把他交给北京卫戍区。当天，王力被押送到北京西山一座别墅里继续软禁，由北京卫戍区看管。在西山这座别墅里，王力的生活待遇没有变，还允许他带一些书籍在那里看，但同样不允许他同外界联系。
    1968年1月26日，正值春节前夕，按照中央的决定，王力被关押进秦城监狱，在这里，不允许他看报纸和书籍，他住的房间只是两个木凳架上的一块木板，吃得也很差。有一条他与众不同，毛泽东发话：“不准提审王力”，因此，在秦城那段时间里，他没有被提审过，也没有被宣判犯有什么罪。但他的党籍被开除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决定对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案重新进行审理，对王力的问题也进行了审理。1982年1月28日，王力被释放。刚出来时，组织上把他安排到北京万寿路的部长楼里居住。但他住了一段时间后，感到不满意：门口有人站岗。于是王力提出要迁居。1984年，组织上把他安排到一个清静的居民小区里，共给他两套房子，很宽敞。王力和老伴，还有一个保姆一起生活。每月组织上还发给他足够的生活费用。平时，王力喜欢读书，还动笔写一点小文章。
    从1982年以来，王力一直过着普通市民的生活。在北京的一些书店里，常常能看见他的身影。一些研究历史、尤其是研究“文化大革命”历史的学者去访问他，他总是比较客观地介绍那时的情况。他的口才仍然很好，头脑也清楚，记忆力很强，2003年zhonggong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1949—1976年）》中，引用了不少王力口述的史料。
    1996年5月，王力感到身体不适，经医生检查，发现患有胰腺癌，并且已经扩散。虽然经医生多方治疗，还是没有留住他的生命，1996年10月21日，王力在北京肿瘤医院病逝，享年75岁。
    红卫兵口中的“中央首长”——关锋
    关锋原名周玉峰，又名秀山，1919年7月生于山东省与河北省交界的庆云县。1933年，刚刚14岁的关锋就加入了GCD。1938年，年仅19岁的关锋，担任了zhonggong山东乐陵县委书记。由于做党的地下工作的需要，他在20岁那年，改名为关锋。自那以后，“关锋”一名，使用至今。
    1944年，GCD在山东省建立的抗日根据地得到发展壮大，在后方建设中，急需一批文化水平高，有能力的干部去做各方面的工作。当年，关锋被调任zhonggong山东分局渤海区教育科长，一直到解放战争时期，他始终在我党的山东根据地做教育工作。
    1955年，zhonggong中央党校在山东省成立了中央党校第四中级党校，关锋担任了zhonggong中央第四中级党校副校长。那个时候，关锋能担任zhonggong中央党校第四分校的副校长，地位和职务都是很重要的。更为难得的是，zhonggong中央党校第四中级党校副校长的位置，给关锋进一步崭露头角，提供了一个平台。那时的关锋，以笔杆子见长，经常写作和发表文章。他的文笔活泼，不但符合中央的方针，而且写得有深度。这些文章，引起了北京一些理论家、“笔杆子”的注意。1956年，关锋被借调到北京，在zhonggong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
    那时的zhonggong中央政治研究室，是中央设立的一个高级研究、咨询、参谋机构，是中央众多“笔杆子”的聚集地。如陈伯达、艾思奇、胡绳、田家英等人，都在那里任职。关锋能被借调到这样重要的机构里工作，已经不是简单的事情了。这说明，中央看上了关锋，也预示着关锋今后仕途的“光明”。在1957年反右斗争中，关锋成了“左派新秀”。关锋很快就受到了中央的重视和重用。1958年6月1日，中央创办《红旗》杂志。关锋被调到《红旗》杂志，编辑专供毛泽东参阅的《思想理论动态》，后来又调到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他逐渐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毛泽东酝酿发动“文革”时，关锋被作为《zhonggong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的起草人之一留在了毛泽东身边工作。
    1966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时，决定在中央成立一个专门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机构——中央文革小组。关锋成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他已经成为“中央首长”了，在“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都这样称呼他，他的讲话，也被称为“中央首长指示”了。
    但关锋在“文化大革命”中，干的比较大的事情，还是较早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并主持起草有“揪军内一小撮”内容的“八一社论”。但恰恰是这件事，断送了他的政治生命。
　　早在1967年1月10日，受林彪之命主持《解放军报》的关锋，在拟定《解放军报》的《宣传要点》时，就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经查，这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提出“揪军内一小撮”口号比较早的文件。可以说，关锋是“揪军内一小撮”口号的发明者之一。关锋起草完这个《宣传要点》之后，报送给江青。江青批示：“同意。”江青又转送给林彪，林彪在这份文件上批道：“完全同意。”这样，“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在全国范围内提了出来。这一口号造成了很大混乱。此后，红卫兵组织和各地造反派组织中就喊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这直接冲击了毛泽东关于动用解放军“支左”以稳定全国局势的部署。成为引发武汉“七二O事件”的重要因素之一。
　　武汉“七二O事件”发生后，已经到达上海的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的形势作了重新分析。在分析中，他已经对过“左”的做法产生了疑问，对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已开始表露出了不满的情绪来。但关锋并未认识到这一点，他还继续按照他“揪军内一小撮”的认识来行事。7月，关锋主持起草“八一社论”，他拉来的具体执笔人是林杰。8月1日，这篇题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40周年》的社论公开发表了，并且立即在全国引起震动。北京各大专院校的造反派们北上、南下串联，联合各地造反派，“揪军内一小撮”，各地造反派趁势冲击军事机关，抢夺枪支弹药，制造事端，刚刚通过解放军“支左”而稍有稳定迹象的局势，又被搞乱了。
　　这篇社论引起了毛泽东的震怒。8月上旬，毛泽东在上海看到这篇社论后，在这篇社论旁边写道：“大毒草！”“还我长城！”很显然，毛泽东对动摇人民军队不能容忍。毛泽东的这一批示，很快就传到了中央文革小组那里，引起了这帮“左派”大员们一阵惊慌。本来，在拟定新华社电讯稿时指示要写上“揪军内一小撮”的康生否认自己说过这句话，签批这篇“八一社论”的陈伯达赶紧把责任往下边推。执笔人林杰当然在劫难逃，而关锋作为主持起草这篇社论的人，推不掉责任。
　　推不掉怎么办？赶紧“转向”。这时的中央文革小组也在“转向”。关锋是与江青一起“转向”的。但是，关锋与众不同，他毕竟是较早提出“揪军内一小撮”口号的人，他已经引人注目了。此时转变，为时过晚，毛泽东已经把目光锁定在“王、关、戚”三人身上。
　　看出了“王、关、戚”是坏人，并且首先提出要解决“王、关、戚”问题的是周恩来。
　　周恩来在坚定了对“王、关、戚”的认识后，找到杨成武谈话。以后就发生了上文所述的事情：毛泽东对“王、关、戚”的问题做出了批示，周恩来召开会议宣布了毛泽东的指示，关锋和王力一起被“请假检讨”了。
　　关锋“请假检讨”后，先是被关押在钓鱼台2号楼。那里条件很好，他和王力原来的生活待遇没有变。1967年10月，关锋和王力一起被押送到北京西山，分别在两座别墅里继续软禁，由北京卫戍区看管。在西山，生活还算是平静的。1968年1月按照中央决定，关锋被关押进秦城监狱。不久，关锋的党籍被开除了。
　　1982年1月，关锋被释放。考虑当时的各方面情况，中央决定对关锋免予起诉，维持原来的开除党籍的决定不变。
　　关锋被放出来后，一直住在《红旗》杂志（现在的《求是》杂志）的宿舍里，与妻子、孩子共同生活。由于关锋仍有公民权，也就有写作和发表文章、著作的权利，因此，晚年的关锋又拿起笔来，开始了他一生所爱好的写作。
　　已经进入老年的关锋，每天读书、写作，显得和年轻时一样勤奋。他以“古棣”为笔名，接连出版了研究老子的学术专著三部，同时还发表了不少论文。当著名传记作家叶永烈采访他时，他说他自己目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专做蛀书虫！”他的书房兼卧室里堆满了书，各种各样的书都有。在关锋的书桌上，放着一叠手稿，手稿上的字迹工整、清楚。他每天除了睡觉、运动、锻炼身体外，就是关在屋子里埋头研究学问和写作。几年来，他已经写作、发表了三四百万字的学术著作。
　　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往事，他不愿意再回首。他公开讲，对于“文化大革命”这段历史，他奉行“四不原则”，即“不看、不想、不谈、不写”。对那些要访问他的人，他也都婉言谢绝。即使和熟悉的人，凡有谈到“文化大革命”的事情时，他都回避不谈。
　　关锋于2005年春逝世。
　　“文革”中“戚大帅”——戚本禹
　　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被并称为“王、关、戚”。戚本禹虽然在他们三个人中职务最低、资历最浅，但是，他却是最活跃的一个。一度受到毛泽东的信任，掌握了中央办公厅的重要权力，在“文革”中被称为“戚大帅”。
　　戚本禹祖籍是山东威海市，但是在上海长大。那时，党在上海各中学里建立了不少地下组织，戚本禹所在学校里也有了党。这就使戚本禹有机会接近党的地下组织。后来，戚本禹成为GCD外围组织的成员，做了许多重要工作，成为当时青年人中积极参加革命工作的人之一。1949年，戚本禹成为GCD党员。
　　由于戚本禹年轻（当时只有18岁），有文化（高中生），他入党不久就被选入中南海做机要工作。50年代初，中央又把他送到中央团校去学习。无论是在中南海工作期间还是在中央团校学习期间，戚本禹的表现都很好。他学习刻苦，工作认真，受到表扬。他平时爱写文章，而且文笔很好。他的文章，模仿毛泽东的笔法，又带有些鲁迅的风格，因此，他在中南海工作时，很受中央一些“秀才”们的注意。1963年8月，戚本禹写了一篇题为《评李秀成自述》的文章，发表在《历史研究》1963年第4期上。戚本禹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否定李秀成的观点。他把太平天国著名将领李秀成说成是太平天国的“叛徒”，并且用当时“左”的政治观点对历史问题进行臆断，给李秀成扣上了不少政治帽子。
　　这篇文章的发表，可谓一“文”惊人，立即在文坛上激起了千层浪，引起了很大反响。在1963年冬至1964年初，历史学界围绕着戚本禹的文章所提出的问题展开了讨论。一开始，否定戚本禹的文章很多。戚本禹受到了来自历史学界的广泛批评，在社会上也受到很大压力，搞得戚本禹很狼狈。正当此时，江青把戚本禹的文章送给了毛泽东看。毛泽东看后，表示赞成戚本禹的观点，并在文章旁边批了四句否定李秀成的话：“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忠，不足为训。”毛泽东对戚本禹文章的肯定和毛泽东写批示否定李秀成的事情，很快就在历史学界传开了。历史学界的风向一下子就转了过去，出现了一片否定李秀成、赞成戚本禹观点的声音。戚本禹趁势而上，又写了《怎样对待李秀成的投降变节行为？》一文。
　　这下子，戚本禹真正出了名。在毛泽东的眼里，在中央一些理论家、大“笔杆子”眼里，戚本禹不再是只会办一点具体事情的干部，而是有理论水平，对历史问题有研究的理论家、“笔杆子”了，连毛泽东的大秘书陈伯达和自称为“理论家”的康生，也对他高看一眼了。
　　不久，戚本禹就受到了提拔，出任《红旗》杂志历史组组长。《红旗》杂志是zhonggong中央的机关刊物，组长均由比较有名气、有地位的党中央理论骨干担任，而毛泽东又十分喜欢研究历史，对历史组特别重视。戚本禹能成为历史组的组长，在当时已经非同一般了。这预示着戚本禹今后腾达有日了。
　　1965年，毛泽东出于反修防修的良好愿望，已经下决心发动“文化大革命”，但他一直没有找到突破口。此时，江青到上海找到张春桥、姚文元，经过秘密酝酿，写出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1965年11月10日，这篇由姚文元署名的文章在《文汇报》上公开发表。这篇文章，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
　　这篇文章发表后，北京和其他一些地方，并没有积极响应这篇文章，这使毛泽东极为不满。正当此时，在政治上十分敏感并且确实摸到了毛泽东思想脉搏的戚本禹，急忙撰写了一篇题为《为革命而研究历史》的文章，在《红旗》杂志1965年第12期上发表。这篇文章的矛头直指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对翦伯赞的历史观点进行了批判。这篇文章与姚文元的文章，起到了南北配合的作用。
　　毛泽东很快就看到了这篇文章。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陈伯达、胡绳、艾思奇、田家英、关锋五人谈话，提到了戚本禹的文章。毛泽东说：“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接着，毛泽东谈到了姚文元的文章，他说：“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对戏剧界、历史界、哲学界震动很大，缺点是没有击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毛泽东还点名批判了吴晗和翦伯赞，他说：“什么吴晗啦，翦伯赞啦，越来越不行了。”毛泽东的这番话，肯定了姚文元、戚本禹的文章，支持他们批判吴晗和翦伯赞，政治态度是十分明显的。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为了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根据毛泽东的指示，zhonggong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有关负责人76人。戚本禹作为《zhonggong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的起草人之一，与江青、张春桥、关锋一起出席了这次会议。开这次会议时，田家英已经被实际上解除了职务。按毛泽东的指示，戚本禹已经成为实际掌管中央机要的重要人物，又是毛泽东和江青两个人的秘书，因此，戚本禹成了这次会议上被大家注目的焦点人物之一。各地的党政干部都知道，今后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反映意见，要通过戚本禹了，所以，大家都主动接近戚本禹。戚本禹“少年得志”，趾高气扬，每日昂首阔步，气宇轩昂地来参加会议，对那些地方大员，也不放在眼里。连当时赏识他的江青也说：“戚本禹眼睛长在额头上，朝上看。”
　　毛泽东虽然没有出席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但会议是按照毛泽东的指示进行的。在这次会议上，戚本禹被毛泽东选中，列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之一。
　　成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是戚本禹人生的重要一步。
　　但是好景不长。面对全国动荡的局势，毛泽东从1967年3月起，对“文化大革命”中的全国局势进行了重新估量，决定动用解放军采取“支左”的办法，对混乱的局势稳定一下。但是，以陈伯达、康生、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却反其道而行之，最后引发了影响全国的武汉“七二O事件”。在这一系列的事件中，中央文革小组的王力、关锋、戚本禹都扮演了急先锋的角色。特别是戚本禹，不但是这些事件和积极鼓动者之一，而且是冲击中南海的直接指挥者。
　　这一系列事件的发生，也使毛泽东、周恩来开始注意到了中央文革小组，并且认定中央文革小组里面有坏人。这些坏人，就是王力、关锋、戚本禹。而最早提出解决“王、关、戚”问题的，就是周恩来。
　　早在戚本禹鼓动红卫兵围攻中南海，鼓动中南海的造反派揪斗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夫妇并冲击朱德住宅时，周恩来就已经觉察到王力、关锋、戚本禹不是好人。周恩来找到杨成武谈话，提出了要解决“王、关、戚”问题的意见。杨成武当天飞往上海，向在那里的毛泽东汇报。杨成武当天飞到上海后，向毛泽东汇报了周恩来的意见。毛泽东经过慎重考虑后，下决心解决“王、关、戚”问题。
　　但是毛泽东在下决心解决“王、关、戚”问题时，觉得对戚本禹先不抓起来，还要看一看，争取他一下。按照毛泽东决定对戚本禹“先不抓，看一看，争取一下”的想法，周恩来在执行毛泽东的指示时，只是宣布对王力、关锋实行“请假检讨”，没有动戚本禹，还让他发了言。
　　可是戚本禹并不甘心自己的政治生命就此结束，他知道毛泽东对他手下留情之后，抱有一丝侥幸心理，以为毛泽东过去很赏识他，会对他继续手下留情，放他一马的。于是，他开始猛烈地批判王力和关锋了。他给毛泽东直接写过揭发批判王力、关锋的材料，以求自保。但是，对“文化大革命”初期制造动乱负有更大责任的陈伯达、康生、江青，为了逃避责任，把一切问题都推到了王力、关锋、戚本禹三个人身上，不允许戚本禹单独逃脱。戚本禹明白了陈伯达、康生、江青的意图后，觉得自己的处境十分危险，唯一的办法，就是向毛泽东求救。
　　1967年9月4日，戚本禹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先批判了王力、关锋一顿，还在信中还自我检讨说：我对他们的有些问题察觉不出，王力在外交部问题上犯的错误，就同我有关。我从心里愿意努力改造自己，永远做一个忠于毛泽东思想的小兵。毛泽东看了这封信后，在这封信上写下了批语：“已阅，退戚本禹同志。犯些错误有益，可以引起深思，改正错误。便时，请你告知关、王（指关锋、王力）二同志。”
　　毛泽东的批示，并未肯定戚本禹的检讨，只是淡淡地写了一些鼓励的话，可见，毛泽东对戚本禹的信并不认同。而对戚本禹更为不利的是：过去对戚本禹“让三分”的陈伯达也要整他了。1967年12月，陈伯达在《红旗》杂志编辑部召集几个人谈话，说出了这样一句话：“在《红旗》杂志，除了我之外，在揭发王力、关锋的问题时，所有的人都可以揭！”陈伯达此话一发，不光是红卫兵攻击戚本禹了，《红旗》杂志的造反派、中央文革的人员，都纷纷攻击起戚本禹来了。在这种情况下，经毛泽东同意，1968年1月14日，戚本禹也被中央宣布“请假检讨”了，此时，距王力、关锋被“请假检讨”后不满5个月。
　　戚本禹虽然是后被“请假检讨”的，但却没有王力、关锋那么幸运。戚本禹被“请假检讨”后，与林杰一起，直接被送到了秦城监狱。在秦城监狱，关押他的房间里只有一张木板床，一套被褥。吃的伙食也不太好。监狱方面不准他与外界有任何联系。后来，才慢慢地准许他看一些书籍、报纸。
　　随着时间的推移，加上继续进行的“文化大革命”又不断产生新的矛盾、斗争，人们几乎把戚本禹这个“文化大革命”初期的风云人物淡忘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特别是党中央决定重新审理“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案件后，人们才又想起了当年的“王、关、戚”三人。重新审理后，王力和关锋被开除了党籍，但中央决定对他们二人免予起诉；而中央对戚本禹，不但开除了党籍，还决定起诉至法院。
　　1983年11月2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和聚众打砸抢罪，依法判处戚本禹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
　　戚本禹的刑期，从1968年初算起，到1986年初，正好是18年。1986年初，戚本禹被刑满释放。释放后，戚本禹被安排做一点工作。他的办公室在一幢很老的西式大楼里。在那里，他每天房门紧闭，一个人在办公桌前写作。他的桌子上放着许多手稿和无格的白纸。据去戚本禹办公室采访过他的著名传记作家叶永烈先生记述：1988年采访戚本禹时，戚本禹还是如同“文化大革命”初期一样，大大咧咧。他接受采访时，神态自若，头发乌黑。戚本禹很健谈，思维敏锐，喜欢不时反问，而且看得出，他的消息相当灵通。他对各种书报都看，尤其是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文章，他见到了，总要细看。但他已经把主要精力投入到研究明史上去了。戚本禹还说：我不相信关锋“两耳不闻窗外事”，我就没法做到这一点。
　　戚本禹说的这句话，是意味深长的。
　　现在，戚本禹在上海某公司任高级职务。据见过他的人说，他精神很好，还是像从前一样，为人处事，仍然有一种“戚大帅”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