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杰：“揪军内一小撮”的提出和斗争

李旧苗

今年2月27日《报刊文摘》刊载《文革“笔杆子”关锋的人生结局》一文提到“文革”中的“揪军内一小撮”问题，有好几位朋友来电问我：该文是否符合实际。我坦率地说：那篇文章是作者信口说的。当时《红旗》有三篇同“揪军内一小撮”有关的社论是我起草的。由于陈伯达推卸责任，我因此被关押了十三年。乘此机会，据实谈谈我所知“揪军内一小撮”问题的提出及严重斗争。
    (一)“揪军内一小撮”的实质
    何为“揪军内一小撮”？揪军内一小撮的实质就是反军，就是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毛主席一直反对冲击人民军队。因此，当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在全国性媒体中一出现，他就指出这是“反军”“乱军”，并在1967年1月14日，zhonggong中央专门发了“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指出“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最主要的工具，它担负着备战和保卫国防的伟大任务，担负着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任务。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得冲击人民解放军的机关。”强调指出：“挑动不明真相的群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事机关，这是极端错误的是党纪国法绝不允许的。”1967年1月28日毛主席特为《中央军委命令》即“八条”，亲笔加写了一条：“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强调：“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并指出以上规定“必须严格遵守，违者要受纪律处理。”
    (二)“揪军内一小撮”的提出
    “揪军内一小撮”，最早见于1967年1月关锋、王力等按林彪指示起草的军队内部文件：《军报宣传方针》。zhonggong中央党校出版的《中国历史大辞典》中的“揪军内一小撮”辞条说：“1967年1月，林彪亲笔批示‘完全同意’关锋、王力等四人提出的‘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口号。”《军报宣传方针》最早提出了“军内一小撮”这个概念；所说的四人是关锋、王力和胡痴、唐平铸。当时王、关都是中央文革小组和文革宣传小组成员。该文件全名为《关于解放军报宣传方针问题的建议》，简称《军报宣传方针》，又称《军报宣传要点》。该文件起草后，排印稿上署名的就是上述四个人，由《解放军报》总编辑胡痴亲笔在这个文件上签名上报全军文革和林副主席。林彪在文件上批示“完全同意”。但该《文摘》却说，关锋把“宣传要点”报送给江青，江青批示：‘同意’。江青又转送给林彪”审批。此说无据。江青不管军报，军报的‘宣传要点’既然是据林彪指示起草的，起草后理应送主管军队的林彪审批。军报宣传要点既是军报总编胡痴签名，只能上报林彪，不应由关锋报送给不管军队的江青审批。更加荒谬的是阎长贵写的《“揪军内一小撮”口号的实质和来龙去脉》(《党史博览》2006年第6期)。阎文凭空说：“这份《军报宣传方针》，没有送全军文化大革命小组，却直接交给了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江青，又由她嘱，立即报送林彪。军报代理总编辑胡×代写：‘林总：江青同志嘱，速送你批示!’林彪不仅在自己姓上画了圈。还批示‘完全同意’”我曾问阎：“此事是你亲见亲闻？”阎答：“不。我当时还不是江青秘书。”那就是说，此事出于阎的编造。按照阎的说法，军报总编胡×成了江青的秘书．而林彪也成了唯江青之命是从的傀儡！林彪“完全同意”的批示似乎是遵江青之命。这既不合逻辑，更不合事实。尤其荒诞的是，阎据此作出结论说：
    “这不容置疑地证明，林彪和江青也是认可和同意(并且是‘完全同意’)'揪军内一小撮’的。”谁证明江青完全同意批准“揪军内一小撮”口号？怎能作出“不容置疑”的结论？“不容置疑”的根据是什么？林彪在《军报宣传方针》上批示：“完全同意”，这已载于《中国历史大辞典》，而阎说江青在《军报宣传要点》上批示“完全同意”，则毫无根据，是属于阎的编造。阎编造了假证据，给江青加上“完全同意”“揪军内一小撮”的罪名。这真的不能怀疑吗？最近阎又写文章说：“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知道，江青确实非常残忍。”这同样没有根据。“都知道”“江青非常残忍”，你都调查过吗？不要因为江青判了死缓，你就不根据事实，什么罪都往她头上戴。
    从华国锋下令逮捕江青以来，无论是公检法公布的材料，还是个人揭发的材料，都没有关于江青在《军报宣传方针》上批示“完全同意”的证据。“不容置疑”，小民百姓置疑你怎么处置？用法律制裁，还是用黑势力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三)第一次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的是林彪批准的《军报宣传方针》
    阎文说：“1967年1月8日，林彪在军委常委会上提出要加强部队‘文化大革命’运动，说部队也有路线斗争，‘文化大革命’要搞好搞彻底，又任命关锋为总政副主任，主管军报。”“关锋会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召集军报的两位领导，摘了一份四人联名的《关于解放军报宣传问题方针的建议》”，简称《军报宣传方针》。于1月10日上送给‘全军文革小组并林副主席’。其中第一条就说：要大力宣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的阴谋诡计，热情地坚定地支持无产阶级左派把军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一个新阶段。”
    紧接着，阎文说：
    “严格和真正意义上的‘军内一小撮’，即‘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提法，这是第一次出现。王力、关锋这里说的，是同《五·一六通知》精神基本一致的，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把‘军内一小撮’明确地独立出来。这也可以算作他们的创造性吧。”
    上面这段话．很重要。王力、关锋等四人根据林彪1967年1月8日在军委常委会上关于要加强部队“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写了《军报宣传方针》，文件中第一次提出“军内一小撮”，于1月10日上送全军文革并林副主席。在这里阎长贵有意隐瞒《军报宣传方针》经林彪批示“完全同意”这一重要事实，这是不对的。要追究“揪军内一小撮”第一次的出现。不可不说，“揪军内一小撮”第一次出现于王力、关锋等写的经林彪批示完全同意的《军报宣传方针》。既然林彪批示完全同意，则“军内一小撮”的第一次提出应由林彪负责，而不能由文件的起草者关锋等四人或其他人负责。阎长贵隐瞒林彪批准同意《军报宣传方针》的责饪。却把矛头指向毛主席，诬陷军内一小撮是毛主席提出的。阎长贵用《军报宣传方针》同《五·一六通知》精神基本一致这句话来替林彪开脱。阎长贵自己不得不承认《通知》和《宣传方针》不同的地方在于：《通知》没有提出“揪军内一小撮”，而《军报宣传方针》明确独立提出“揪军内一小撮”。既然彼此不同，就不能把彼此混同，指鹿为马。这是逻辑、更是事实所不允许。
    阎长贵还说：王力、关锋在《军报宣传方针》中“明确地独立提出”“军内一小撮”，“这也可以算作他们的‘创造性’”。何谓“创造性”？就是前人所没有的“创造发明”。今天阎长贵还把“揪军内一小撮”当作是一种“创造发明”。这样说来，“揪军内一小撮”口号，不应受批判，倒应该受表彰。毛主席认为“揪军一小撮”是反军，是“毁我长城”，严厉加以批评。而阎长贵却认为是“创造性”，阎长贵完全背离毛主席的指示。阎长贵和王力一样，实际上肯定“揪军内一小撮”，千方百计为“揪军内一小撮”辩护。
    （四)王力把矛头指向毛主席
    文摘上的文章说林彪批示完全同意“揪军内一小撮”后，“这个口号在全国范围内提了出来”。这也不符合实际。《军报宣传方针》经林彪批示同意后，没有下发全国。“宣传方针”没有经毛主帝批准，是不能下发全国的。《军报宣传方针》，经林彪批准后，1月12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提出“向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猛烈开火”。接着，1月14日解放军报又发表社论说：“必须继续放手发动群众……冲破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是来自混进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军报社论如此卖力地执行林彪批准的《军报宣传方针》，鼓动群众把矛头指向军队，而置zhonggong中央的“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于不顾。社论贯彻的是“揪军内一小撮”的《军报宣传方针》。“揪军内一小撮”最早见于《军报宣传方针》和军报社论，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可是王力及其附和者却说，“揪军内一小撮最早见于毛主席主持写的《五·一六通知》”。这是没有根据的。事实是《五·一六通知》根本没有“揪军内一小撮”。
    王力在中央给武汉市军民的《一封信》中，背着毛主席偷加“揪军内一小撮”口号，被毛主席发现后，受到严厉的批判。在事实面前，王力表面上承认无话可说，但不思悔改，反而把矛头指向毛主席。他说：“《五·一六通知》上就有‘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代表人物，是—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五·—六通知》的这—段话，是毛主席加的。这不是说得更厉害吗？怎么能责怪后来的这个‘宣传要点’(即《军报宣传方针》)呢？(《王力反思录》第292页)
    阎长贵鹦鹉学舌。他照王力的说法，也抄录了《五·一六通知》上的这些话，下结论说：“据此，我们说‘揪军内一小撮’口号的最早出现应在《五一六通知》，不能算是妄言。”不，阎的这个结论只能是“妄言”。因为通知明确说要“批判揭露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代表人物”，并没有提出“揪军内一小撮”这个口号。可是王、阎睁眼说瞎话，断言：“据此，我们说‘揪军内一小撮’口号的最早出现应在《五·一六通知》”王力则进一步说，毛主席说的“是”一批”，这比“揪军内一小撮”说得更厉害”!白纸黑字，毛主席明明说的是批判混进党、政、军、文化界中的代表人物，而王力歪曲为“揪军内一批”。认为这是两个相同的口号。王力为了掩盖林彪和自己的罪责，竞如此颠倒是非，混淆黑白，肆无忌惮地歪曲《五·一六通知》。在这里，人们不禁会问王力到底是什么人？“七·二0”事件时，武汉军民就已贴出“王力究竟是人还是鬼？”的大字报。
    阎长贵对毛主席进行污蔑之后，在客观事实面前，不得不说：“当然，在《五·一六通知》中没有‘军内一小撮’这样的话。”这句话，像一记重重的耳光打在阎长贵的脸上，同样狠狠地打在王力的脸上。一切反对历史事实、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人，都要受到客观事实的无情惩罚。前面我们已指出，阎长贵不得不承认：“严格和真正意义上的‘军内一小撮’即‘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提法，这是第一次出现。”事实就是这样，不能不承认。
    奉劝阎长贵先生，不要把矛头指向毛主席，不要以为毛主席死了，马列主义不行了，就跟着谢韬之流打起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黑旗，污蔑毛主席。希望你好好想想。鲁迅说：“唯有新兴的无产阶级才有未来”。这是真理，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  
    (五)“揪军内一小撮”见于中央理论性刊物《红旗》
    在全国范围内提出“揪军内一小撮”口号的，是1967年《红旗》杂志纪念建军四十周年的“八·一社论”。文摘报上的文章说“7月关锋主持起草‘八·一社论"，这也不对。实际情况是：7月中旬，关锋在新疆驻京办事处，主持召开中央宣传小组会议，布置纪念建军节的宣传工作，参加的有《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单位的负责人。后来中央正式发了《纪念“八一”建军节的通知》)。我参加了这次会议。当时七·二0事件还未发生。会上关锋没有提出“揪军内一小撮”，这些有《zhonggong中央关于纪念“八一”建军节的通知》可证。我回到《红旗》，向编辑部的社论评论组作了传达。决定社论由《红旗》社论评论小组成员卢之超起草。卢起草后给我看，我不大满意，转给关锋看，他看了觉得不行。他叫我负责起草。我起草后，题名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即送关锋审改。这时，七·二0事件已发生。关在审改时，加了一大段话，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这个反军口号，就送陈伯达批发。关增加的原文如下：“我们要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倒、斗臭。同样．也要把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倒，斗臭。这些家伙，还在垂死挣扎。不久以前，武汉地区党内和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勾结起来对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镇压。事实证明，我们必须进一步地开展革命的大枇判，把党内和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彻底干净地扫进垃圾堆里去。只有这样，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目前，全国正在掀起一个对党内，军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枇判运动。这是斗争的大方向.”(《红旗》1967年第12期)
    “揪军内一小撮”显然是根据《军报宣传方针》。在党中央的政治理论刊物上提出“揪军内一小撮”这是第一次。社论没呈请毛主席审批，关锋有责任，陈伯达责任更大。
    王力说：“当时起很大作用的还有《红旗》杂志八一社论，是林杰起草，关锋审改的。陈伯达看到后鼓掌叫好，说‘好极了’。”(《王力反思录》第1015页)
    这个问题，叶永烈在《王力风波始末》第143—144页有记载。他说：“林杰起草好社论之后，关锋看了，大体上满意。关锋又加了几段。关于‘揪军内一小撮’，是关锋在修改社论时加上去的。我在访问关锋时问他为什么在修改社论时要加上‘揪军内一小撮’这一段内容？关锋说，7月25日，林彪在天安门广场欢迎谢富治、王力的百万人大会上就讲，要‘揪军内一小撮’，要批判‘带枪的刘邓路线’。从那以后‘揪军内一小撮’成为全国报刊上最常见的政治口号。作为《红旗》杂志庆祝建军节的社论，理所当然要加上‘揪军内一小撮’这一内容。”
    关锋在这里说的很明白，他在社论中加上“揪军内一小撮”，是因为林彪提出“揪军内一小撮”口号，而不是像王力、阎长贵那样，说毛主席的《5·16通知》有“揪军内一小撮”这个口号。这一点关锋和王力不同。他虽然犯有严重错误．但在这个问题上，他没有把责任推给毛主席，这是值得肯定的。
    这一期《红旗》还有一篇社论《向人民的主要敌人猛烈开火》，这是根据关锋的指示为支持“七·二0事件”由我写的。文中的“党内、军内一小撮”，是完全按经王力篡改的中央给武汉市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上的提法写的，题目是关锋定的。
    7月底，关锋指示我在《红旗》上，转载7月22日《解放军报》红尖兵(林立果)的《从政治上思想上彻底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同时关锋还指示我，转载同日《解放军报》吹捧红尖兵文章的评论员(关锋)写的：《推荐一篇好文章》。林立果和评论员文章都提到要“揪军内一小撮”。
    关于《红旗》社论问题，邓力群在《十二个春秋》中，有个错误的说法。他说：“这个社论是林杰口述，几个人笔录整理的，社论内容的渊源来自林立果的要反对军队的走资派的言论。”邓力群当时根本不知道社论的写作，他所根据的是道听途说，牛头不对马嘴。社论内容的根本问题是“揪军内一小撮”。纪念“八·一”社论中，关于“揪军内一小撮”内容为关锋所加。而另一篇社论，我根据的是经王力篡改过的中央给武汉军民的《一封信》。此事我过去交代过。这次我写的社论同林立果的反对军队走资派言论无关。邓力群歪曲事实，给我横加罪名。
    《红旗》“八·一社论”经陈伯达签发后，8月10日左右，我听到社会传说毛主席严厉批评“八·一社论”：“‘揪军内一小撮’是‘反军、乱军’，是‘毁我长城”。大约8月13日，总理在人大会堂也说：“这期《红旗》有错误．但你们不要用我的话去冲《红旗》”毛主席批评之后，林彪即把《军报宣传方针》送毛主席审批。毛主席划掉“军内一小撮”并批示：“不用，退林彪同志。”大约也在此时，我听到消息：“叶群叫林立果给江青写信，说明‘红尖兵’文章中的‘揪军内一小撮’是别人加进去的。”(陈再道：《武汉“七·二0事件”始末》)
    虽然提出揪军内一小撮与我无关，但社论毕竟是我写的。毛主席批评《红旗》“八·一社论”后，我感到有些紧张，便正式问关锋，主席对社论到底怎样批评的。关说，主席说：“揪军内一小撮”必然冲击军队。军队不能乱。军队是党领导的．军队的领导干部都是共产党员，不是党员不能指挥军队。“党内一小撮”包括了军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另提“揪军内一小撮”是错误的，以后不要再提了。我听了关的传达后，建议再写一篇社论以弥补十二期社论的错误。经陈伯达和关锋同意后，我又写了一篇《红旗》社论。遵毛主席指示，不提“揪军内一小撮”，要拥护军队。指出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领导和指挥的人民军队，解放军不能乱。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和文化革命的擎天柱，是反抗美帝苏修最可靠的力量。陈伯达审批时，把题目定为《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可靠支柱》。社论这个提法同“揪军内一小撮”是对立的。8月19日由新华社播出，次日刊于《人民日报》。这篇社论，没有公开对《红旗》“八·一社论”提出“揪军内一小撮”作自我批评，更缺乏对“揪军内一小撮”进行深刻批判。没有达到纠正“八·一社论”错误的目的。“八·一社论”以中央名义在全国范围内提出“揪军内一小撮”影响很大；但“揪军内一小撮”的提出和批发是关锋与陈伯达的责任。对《红旗》社论进行自我批判，应由陈、关决定。我虽有责任，但无权越俎代庖。
    (六)王力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王力的一个恶劣手法，就是编造毛主席的话来为自己开脱罪责，其结果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王力说“8月12日，主席的指示传到北京，说‘党内军内一小撮’的提法不策略。”(《王力反思录》第1014页)阎长贵也附和王力的观点说：毛主席说“党内军内一小撮并提很不策略”。毛主席从来没有说过党内军内一小撮的提法不策略，他也不会说这样的话。毛主席只说：‘揪军内一小撮’是完全错误的。‘揪军内一小撮’是反军的。不要再提‘揪军内一小撮’。在1967年9月30日的中央文革小组扩大会后，9月1日，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参加的北京市革委会会议上，江青讲话说：“到处抓军内一小撮，这个口号是错误的。我们只提党内一小撮，因为不管党、政、军各个战线，都是党领导。到处揪军内一小撮，到处揪什么‘老谭’，到处揪‘陈再道’”“这样打乱我们的军队，是自毁长城。”总理和康生等也都赞同江青的这个讲话。他们都没有说，提揪军内一小撮不策略。8月22日，总理在接见广州代表时也说：“不要再提‘军内一小撮’。毛主席批评了这个事。”(《周恩来年谱》第18l页)为什么毛主席不说，“揪军内一小撮’不策略呢？因为毛主席早己明确指出“揪军内一小撮”就是乱军，就是“毁我长城”。中央文件也早已指出“是党纪国法所不允许的”。因此，根本不是不策略问题。说这个口号是策略错误，实际上是替“揪军内一小撮”辩护。这暴露了王力实际主张揪军内一小撮的狐狸尾巴，也暴露了阎长贵不懂“揪军内一小撮”错误的实质。
    王力歪曲和恶毒攻击军委八条。八条是林彪提出，经毛主席、总理和徐向前等反复讨论研究决定的。王力却断言：“八条命令是林彪口授的。”(《王力反思录》第855页)八条的初稿只有七条，根本没有第五条，即没有“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这一条是毛主席亲自加写的。这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毛主席《对军委八条命令稿和中央通知稿批语和修改》一文，讲得很清楚。第五条为毛主席亲笔所加，而且先后改了两次。王力故意向读者隐瞒这一事实，为林彪贴金。
    “八条”是为落实毛主席的军队要支左的指示而制定的。毛主席批示：“所定八条，很好，照发。”王力攻击“八条”说：“这个八条是主动采取专政措施。后来普遍对被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的人采取专政措施，取缔、抓人。这些严重后果，徐向前回忆录不回忆，历史学家也不写，这是严重问题。部队可以宣布谁是反革命姐识，可以抓，可以开枪、镇压。’(《王力反思录》第856页)八条是说：军队“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并没有说“部队可以宣布谁是反革命组织，可以抓人，可以开枪，镇压。”王力肆意歪曲军委八条，进行反军反革命煽动。王力还指责徐向前等对八条的肯定。他说：“徐向前回忆录以及历史学家把八条说得那么好，恐怕不合适。”因为八条“总的前提不对，加之许多概念不清楚。”(《王九反思录》第860页》)
    (七)不可饶恕的王力反军阴谋
    7月24曰，林彪送给主席一份由陈伯达起草(王力、关锋参与)的中央《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简称《一封信》)请毛主席审批。这天毛主席还收到武汉军区党委关于“七·二0事件”的电报。主席先以中央名义亲自写了《中央关于“七·二0事件”给武汉军区党委的复电》。复电认为，陈再道是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认真改了“仍可以站起来，参加革命的行列。”意思很明显．陈再道不是军内一小撮，不是叛逆，不要打倒，这是毛主席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和政策。《一封信》却说武汉“军区个别负责人”(实指陈再道等)，是军内一小撮“叛逆”，要严办。毛主席对林彪同意的陈伯达写的《一封信》批示说：“退林彪同志酌定”(《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383页)。毛主席不同意批发《一封信》，而且在“退”字下特加了看重号，重点是退。显然《一封信》和毛主席亲拟的给《武汉军区党委的复电》是对立的。可是，林彪和陈伯达坚持错误意见，竟以zhonggong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于7月27日向全国下发《一封信》。同一天，林彪主持会议，撤消了陈再道和钟汉华的职务。更严重的是文件下发前一天，即7月26日，王力胆大包天，竟背着毛主席在这份中央文件上加上“军内一小撮”。即在《一封信》原稿“党内一小撮”的“党内”二字之后，私自添加了“军内”两字；改成了“打败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就等于加上了“揪军内一小撮”口号。这个经王力篡改过的文件发出以后，时在上海的毛主席看见了很生气。他让姚文元告诉陈伯达和中央文革，追查在文件上私加揪军内一小撮者的责任。陈伯达立即叫王力、关锋把原稿找出来查看。王、关叫文革办事组组长王广宇找来原稿，关看后急忙对王力说：“老兄，是你的字。”王力却心无愧疚，叫王广宇不要大惊小怪。陈伯达只得将此事告诉毛主席，毛主席震怒地说：“那就要问问王力到底是什么人？毛主席对王力私加揪军内一小撮如此震怒，说明王力问题的极端严重性，绝不是提法不策略的问题。
    1967年8月30日下午，由总理主持，中央文革小组召开扩大会。张春桥、姚文元专程从上海赶来参加，杨成武、吴法宪也参加了，叶群借口有病未参加。会议专门批评王力和关锋。由康生发言揭发王力。第一个问题就是“毁我长城”，批评王力在中央文件《一封信》中私加“军内一小撮”。第二个问题是“八·七”讲话，煽动外交部夺权，打倒陈毅。第三个问题是执行“三降一灭”路线。会议结束时，总理问王力有什么话要说。因为人证物证俱在，王力哭着说：“没有什么要说的了”。从此王力被隔离审查，离开文革。关锋也因在《红旗》八·一社论中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等问题受隔离审查。陈伯达在会后却卑鄙地从关锋手中抄走由他签发的《红旗》社论原稿，以掩盖自己的罪责。
    2007年10月23日，我为此访问了原文革办事组组长王广宇。他肯定中央文件上的“军内”二字确是王力所加。2007年11月6日，他又寄来他写的《“七·二0”事件发生后中央文革的反应》一文。文中回忆了当时他奉命追查王力在中央文件《一封信》上擅加“军内”二字的那份稿件的情况。关锋生前也曾告我，“军内”二字为王力所加，并形象地说了主席知道王力擅加“军内”二字后的愤怒口气。穆欣在《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中，也肯定王力私加“揪军内一小撮”一事。
    尽管纪念建军节时，《一封信》和两报一刊社论都仍提“揪军内一小撮”，但杨成武在庆祝建军四十周年的国防部招待会上的讲话，根本不提“揪军内一小撮”。他是按毛主席指示回京主持招待会并讲话的。显然，不提“揪军内一小撮”是毛主席一贯的指示。
    在毛主席、周总理等去世后，王力在《反思录》中根本否认此事。他把自己参加起草《军报宣传方针》，在武汉鼓动揪军内一小撮，参与陈伯达主持的《一封信》的写作，特别是擅加“揪军内一小撮”的阴谋活动，一字不提，竟厚颜无耻地宣称：“王力不知道有‘军内一小撮’这个词。”(《王力反思录》第291页)。他说自己所以被打倒，是“江青向毛主席告了恶状，说七·二0事件后，王力以为天下不是毛泽东的，是王力的了。”毛主席“相信了”此话。毛泽东忌讳王力威信超过自己，说“要查王力到底是什么人”，借故把王力打倒(《王力反思录》第214页)。王力不仅把自己的罪过推得干干净净，而且倒打一耙。王力擅加“军内”二字铁证如山。亲见者有关锋、王广宇等，揭发此事的有关锋、王广宇和穆欣等。我在秦城监狱受审时，也曾听到专案组“5·16”大组组长陈伟说：“在中央文件上加军内一小撮的是王八七。”人证物证俱在，这是赖不掉的。
    1967年9月，毛主席在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后回到北京。王海容去看望毛主席，想知道毛主席对“揪军内一小撮”和王力“八·七”讲话的态度。当时林彪、陈伯达问题还没有完全暴露。毛主席只念了唐人罗隐的两句诗作答：“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念完，没有作具体解释，就下逐客令：“我要休息了，你回去吧!”毛主席对林彪的不满，9月20日，他在武汉对军区和省的领导的讲话时有所透露，他说：“现在我很不喜欢你们给我的四个官衔，什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叫毛主席就行了。”(《毛泽东传》第1498页)  毛主席引罗隐诗，暗示林彪和陈伯达等在武汉问题上坚持要打倒陈再道，鼓动“揪军内一小撮”和他不同力。
    关于“揪军内一小撮”和武汉问题的处理意见。毛主席1967年7月25日亲拟的《中央关于武汉“七·二0事件”给武汉军区党委的复电》同林彪1967年7月27日下发的经王力篡改过的《一封信》有重大不同。当时毛主席在上海，北京由林彪主持工作。内部大量印发宣传中央的《一封信》，而不积极宣传毛主席写的《给武汉军区党委的复电》。王力写的《反思录》，阎长贵写的《揪军内一小撮的实质和来龙去脉》，对毛主席的复电，都闭口不说，这是封锁毛主席的声音。1967年9月7日，毛主席《在戚本禹检讨信上的批语》说：“犯些错误有益，可以引起深思，改正错误。”并叫戚“告知关、王二同志”。称王为同志，是希望王力深刻反思，改正错误，是对王力的最后挽救。王力拒不承认错误，反而对毛主席进行猖狂攻击，自走绝路。
    (八)王力到底是什么人？
    “揪军内一小撮”的提出和斗争，大体经三个阶段。1967年1月10日，林彪批准了王力等四人写的《军报宣传方针》，提出揪军内一小撮，接着《解放军报》于12日和14日相继发表社论，鼓吹“揪军内一小撮”。1967年1月14日，zhonggong中央毛主席发出《不要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1967年1月28日，毛主席在军委八条命令中，亲自加写了一条：“不许冲击军队问题”。这是斗争的第一阶段。
    1967年《红旗》杂志发表纪念“八·一”建军节社论，关锋在社论中增写“揪军内一小撮”口号。毛主席见了，指出是“反军”、“毁我长城”，并告中央文革小组：不要再提“揪军内一小撮”。林彪闻信，把《军报宣传方针》送毛主席审批。毛主席把“军内一小撮”划掉，批退林彪。当时毛主席没有追究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的责任。如果不再提这个反军口号，问题可能就此结束。这是斗争的第二阶段。
    在斗争的关键时刻，1967年7月26日，王力明知冒犯党纪国法，竟在被毛主席批退的中央《一封信》中，偷偷加上“揪军内一小撮”口号。此文件发出之后．人们以为这是毛主席和中央的指示，中央和地方的报刊、广播电台．大肆宣传揪军内一小撮，冲击军队。北京红卫兵提出了第三次大串连：“揪军内一小撮”，十万火急跑到全国去揪。8月底，北京出现了以红代会名义发到福建前线的一份电报：“北京来电，以陈伯达为首的中央文革委托派三千人到福建抓军内一小撮，现在先来一千，其余随后来。”陈伯达看到这份电报后，大骂红卫兵“荒谬”。“瞎闹”。(《陈伯达等在北京市革委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这么大的事，陈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问题根本不在红卫兵，而在于王力篡改中央《一封信》提出“揪军内一小撮”口号，造成很大混乱，形势严峻。幸好问题被毛主席所觉察，并查明了擅加者是王力。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问王力到底是什么人，同时把他隔离审查。
    王力不仅不承认错误，反而说自己是无罪的羔羊，他引王光美的话作证。“王光美同志对我讲：“你作了替罪羊。搞这么乱，是要找一个人作替罪羊的。”(《王力反思录》第1023页)王力是无罪羔羊？！王力违抗中央指示和军委命令，同毛主席对着干，造成全国冲击军队的严重形势，党纪国法所难容。因此，毛主席把王力清除出中央文革。要替王力平反，只有彻底否定毛泽东。毛主席在《给江青的信》中说过：“有些反党分子，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王力就是这样的人。他所以明知故犯，在中央文件中加上“反军”口号。目的就是搞乱军队，搞垮“文化革命”进而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他在《反思录》中就是这么说的：“文化大革命是一次以小生产为社会基础的、带着封建迷信色彩的、县有无政府主义性质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群众运动，因而具有极大的盲目性、破坏性和倒退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中国人民的大灾难。”(《王力反思录》第1152页)王力竭力煽动对毛主席、对“文革”的阶级仇恨，这种仇恨由来己久。
    如果还要问王力到底是什么人，可看1992年9月10日，王力请“温家宝同志转报小平同志、泽民同志、尚昆同志”的《和平统一台湾的新思路和新策略》。在所谓的“新思路和新策略”中，王力恶毒攻击、污蔑毛主席统一台湾的战略策略，而提出要遵照企图永远霸占台湾的前美帝国主义头子杜勒斯的侵略条件；中国主动“宣布放弃使用武力统一台湾”；“不能强求台湾统一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改变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老皇历”；“分久必合，舍久必分”，“世界地图不断在重新画制”。“我们的政策，必须要有大胆的突破。” (叶永烈：《王力风波始末》第280-282页)。王力所贩卖的“新思路、新策略”比李登辉1995年在美国所宣扬的汉奸卖国谬论更彻底，更无耻。
    “台湾自古以来是中国的领土”，“一个中国”，这是中美建交公报和上海公报的原则，也是中日关系正常化的原则。这是全世界所公认的原则，决不能后退。坚决反对任何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谬论。破坏祖国统一团结的言行，是不可饶恕的滔天大罪，是同十三亿中国人民为敌的无耻叫嚣，大陆和台湾人民坚决不能答应。1894年甲午战争后，腐败卖国的清政府割弃台湾给日本侵略者，卓越的爱国英雄丘逢甲写了一首著名的诗：“春愁难遣强看山，往事惊心泪欲潸。四百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今日重读，正义的激情，令人肃然起敬；爱国之雄风，仍然鼓舞着海峡两岸十三亿同胞。再看王力汉奸卖国谬论，与丘逢甲的爱国诗篇，作一比较：一为巍巍昆仑，享誉千古；一为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遗臭万年。

老木匠

狗咬狗，一嘴毛

童志刚

即便所有当事人都出来回忆说话，这当代史仍然是一锅糨糊。真让人丧气。

李大苗

我倒是记得，“揪军内一小撮”事发后，最先倒掉的是肖华和杨成武呐。尤其是杨成武，当时是毛的特派员；而肖华呢，那日子的前不久，他的“长征组歌”还是红卫兵表演的主调呢。

李旧苗

自1967年8月30日，王力、关锋被“打倒”后，在近40年的时间里关于他们的书籍和文章中，在谈到错误和罪行时，几乎无一不说他们鼓吹“揪军内一小撮”。“揪军内一小撮”，也确实是他们被“打倒”(确切地说是被“抛出”)的根据之一。然而，“揪军内一小撮”究竟是怎么回事?其来龙去脉怎样?这是研究“文革”需要探讨清楚的一个重要问题。
    “七二○”事件后，“揪军内一小撮”的声浪像狂飙一样席卷中国大地
    1967年的“七二○”事件，本来是武汉地区军队和一部分群众抵抗和反对“文化大革命”做法的一次大斗争，它反映和体现了不满“文化大革命”的体制性力量和群众性力量。但在当时却被定性为“叛逆行为”，是“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极端狂妄的进攻”。在“七二O”事件后，“揪军内一小撮”的声浪像狂飙一样席卷中国大地，继全面夺权风潮造成各级政府和党组织瘫痪后，又使军队及其秩序受到严重冲击。
　　在“七二○”事件中，被揪斗和殴打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和国务院副总理谢富治及随行人员，于7月22日被救回北京，在机场受到周恩来等党政领导人及数万群众的热烈欢迎。当谢富治、王力从飞机上下来后，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迎上前去，同他们亲切握手、拥抱，陈伯达和江青还左右两边，手挽手地扶着王力走出机场，场面十分热烈和壮观！王力俨然一位胜利归来的英雄。
　　7月25日，在天安门广场召开了100多万人参加的欢迎谢富治、王力等人胜利归来并声讨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会，当时zhonggong中央唯一的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副统帅林彪也主动参加了这次大会，这更提高了这次大会的地位和声势!
　　关于“七二○”事件本身我们不谈，只就“七二○”事件所引发的关于“揪军内一小撮”的宣传和鼓噪作些介绍和说明。
　　《人民日报》7月25日所载“新华社武汉24日电”称：“决心把混进党政军里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斗倒斗臭。”
　　《人民日报》7月26日所载“新华社25日讯”，关于百万军民举行集会的报道说：“坚决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坚决打倒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坚决打倒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7月27日，zhonggong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在《给武汉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中，亲切、郑重地说：你们英勇地打败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极端狂妄的进攻。你们的大无畏精神和果断手段，已经使得一小撮人的叛逆行为，一败涂地。
　　从此，“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简称党内、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和提法，便在报刊上，在社会上，铺天盖地地传播和流行起来。细检7月27日到31日这几天的《人民日报》(其他报纸姑且不说)，从社论到通讯，从报道到文章，“党内、军内一小撮”的提法每天都出现十几次。
　　7月27日，林彪主持会议，决定先在内部撤销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和政委钟汉华的职务。据杨成武回忆，“在这关键时刻，林彪说了一句关键性的话：‘武汉不单是武汉的问题，而是全国性的问题’，提出‘我们要抓住做大文章’，要批判‘带枪的刘邓路线’，‘揪军内一小撮’，即揪出所谓‘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关于“揪军内一小撮”的宣传和鼓噪，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40周年的时候，达到了顶峰。
　　《人民日报》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40周年的社论《无产阶级专政最坚强的支柱》，说：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中国的赫鲁晓夫，“纠合混进党内、军内的一小撮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疯狂地进行篡党、篡政、篡军的阴谋活动”。
　　《红旗》杂志第12期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40周年的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要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倒、斗臭。同样，也要把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倒、斗臭。”“目前，全国正在掀起一个对党内、军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这是斗争的大方向。”
　　《红旗》杂志第12期还有一篇就“七二○”事件写的专论，题目叫做《向人民的主要敌人猛烈开火》，其中说：“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公然反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把矛头指向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坏事变成了好事。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策划的阴谋被击败了。一小撮暗藏在党内、军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被揪出来了。”
　　《解放军报》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40周年的社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军事路线》，说：“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彻底批判彭德怀、罗瑞卿等军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破资产阶级军事路线。”
　　党报、党刊、军报，亦即“文革”中红极一时而又极具权威的“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这三个名字在1967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8周年时第一次联合使用，此后就成为写重要文章和重要社论的定例，是“文革”中的最高舆论权威)，一齐上阵，大肆宣传和鼓噪“党内、军内一小撮”，这不是达到顶峰了吗?
　　写到这里，有一点需要指出，这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代理总参谋长杨成武在庆祝建军40周年的国防部招待会上的讲话，却只讲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不讲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是为什么?这里是否透露出和反映着某种情况和信息?要知道，杨成武当时随同毛泽东在外地，他是奉毛泽东之命回京参加国防部招待会并讲话的。这个不同，即在“揪军内一小撮”问题上，杨成武的讲话不同于“两报一刊”的言论，很值得注意。十分明显，这绝不是无缘无故的。
　　“揪军内一小撮”的大肆宣传和鼓噪造成了严重恶果，军队及其秩序受到很大冲击，整个形势简直到了“失控”的程度。当时各军区，包括大军区和省军区的告急文电，雪片似的飞向中央，飞向中央文革小组。报告各处在揪本地的陈再道，在冲击军事机关，在抢夺枪支弹药等等。而各级政府和党组织都瘫痪了，连告急文电也发不出来了。当时还说什么“形势大好，不是小好”，说什么“乱”，只是“乱了敌人”，而“锻炼了群众”，这完全不是事实。
　　由于“揪军内一小撮”的宣传和鼓噪，严重地冲击了军队及其秩序，造成了全国性的“兵荒马乱”。毛泽东虽然口头上说“形势大好”，但对这种“兵荒马乱”，不能不忧心忡忡。他在1970年同斯诺谈话时说：“1967年7月和8月，两个月不行了，天下大乱了。”“不能把军队搞乱”，这是毛泽东在“文革”中一个最重要和最基本的信条。当毛泽东看到《红旗》杂志第12期社论鼓吹“揪军内一小撮”时，“义愤填膺”地提出“还我长城”！又针对着报刊上大量和反复出现“揪党内、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和言论，话里有话地指出：不要并提党内、军内一小撮，还是提党内一小撮。并提，很不策略。这就是说，毛泽东把搞乱军队的原因，直接归结为党内、军内一小撮并提，归结为宣传“揪军内一小撮”。
    从《五一六通知》到《军报宣传方针》
　　“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流毒全国，并招致毛泽东不满，究竟是谁先提出这一口号的?
　　1967年8月22日，因抢夺军备和援越军用物资问题，周恩来在接见广州两派时，严厉地批评他们“简直没有敌情观念”。又指出：“不要再提‘军内一小撮’。‘军内一小撮’是在7月20日事件后宣传机关提错了的。”事情果真是这样吗?还是让我们看看事实。
　　实际上，应该说“揪军内一小撮”在“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中就有了。1966年的《五一六通知》说：
　　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谁都知道，这两段话，在《五一六通知》中是极其重要的，可以称之为《五一六通知》的灵魂，其印刷也都是黑体字排印的。
　　“混进党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党内走资派”，其人数是“一小撮”(《五一六通知》中说不是“一小撮”，而是“一批”、“一大批”。1966年8月8日通过的《十六条》中说的还是“一些”。“一小撮”是后来确定和流行的)，故称之为“党内一小撮”。
　　无疑，“混进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也是“军队走资派”，其人数也是“一小撮”，故也可称之为“军内一小撮”。
　　据此，我们说“揪军内一小撮”口号的最早出现应在《五一六通知》，不能算是妄言。当然，在《五一六通知》中没有“军内一小撮”这样的话。
　　1967年10月5日，zhonggong中央批复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其中说：“也要看到军队院校领导和教职员中，确实有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坏家伙，一定要借文化大革命的东风，把他们揪出来，彻底斗，彻底批。”
　　同已有的军委、总政对军队院校“文化大革命”的规定相比，这个紧急指示，是“文化大革命”中关于军事部门“文化大革命”最重要的文件。这里虽然没有出现“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概念，但有了军内“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坏家伙”的说法。可以说，这距独立和单独提出“军内一小撮”只有一步之遥了。
　　1967年1月8日，林彪在军委常委会上提出要加强部队“文化大革命”运动，说部队也有路线斗争，“文化大革命”要搞好搞彻底，要支持“左派”，又任命关锋为总政副主任，主管军报。顺便说一句，关锋被任命为总政副主任，他实际上一天也没到职，但他还是认认真真地管了军报的。他会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中央宣传组组长王力，召集军报的两位领导，搞了一份四人联名的《关于解放军报宣传方针问题的建议》(简称《军报宣传方针》)，于1月10日上送给“全军文革小组并林副主席”，其中第一条就说：
　　要大力宣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的阴谋诡计，热情地坚定地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左派把军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一个新阶段。
　　严格和真正意义上的“军内一小撮”即“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提法，这是第一次出现。王力，关锋这里说的，是同《五一六通知》精神基本一致的，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把“军内一小撮”明确地独立出来。这也可以算作他们的“创造性”吧。
　　这份《军报宣传方针》，没有送全军文化大革命小组(简称全军文革)，却直接交给了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江青，又由她“嘱”，立即报送林彪。军报代理总编辑胡X代写：“林总：江青同志嘱，速送你批示！”林彪不仅在自己姓上画了圈，还批示：“完全同意。”
　　这不容置疑地证明，林彪和江青也是认可和同意(并且是“完全同意”)“揪军内一小撮”的。这样，《军报宣传方针》也就确确实实、不折不扣地成为《解放军报》必须执行的命令和指示了。
　　《解放军报》1967年1月12日的社论《热烈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祝贺新的全军文革小组成立》，说：“让我们高举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红旗，热情坚定地支持革命左派，发展壮大左派队伍，团结广大革命群众，向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猛烈开火。”
　　《解放军报》1967年1月14日发表的社论《一定要把我军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彻底》，说：要把军队的“文化大革命”搞彻底，必须“冲破重重阻力”，而“这阻力主要来自军内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来自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又说：“在我们军队里，确实有那么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他们当面是人，背后是鬼，两面三刀，欺上瞒下，玩弄资产阶级政客的卑劣手法，抗拒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1967年3月以后，林彪多次对吴法宪等人说：“要把军队一小撮不好的人，都揪出来烧掉。”1967年7月22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又加编者按，发表空军司令部红尖兵(即林立果)的文章《从政治思想上彻底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其中说：“我们空军领导机关中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遵循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始终把斗争矛头指向以中国的赫鲁晓夫为总代表的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以中国的赫鲁晓夫为总代表的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接着，由于“七二○”事件的爆发，再次把“揪军内一小撮”的宣传和鼓噪推向高潮。
    在“揪军内一小撮”问题上，江青、康生、陈伯达极力推卸责任，王力、关锋成为替罪羊
　　当毛泽东针对“揪军内一小撮”的狂热宣传，提出“还我长城”，说“党内、军内一小撮”并提不策略的时候，据说江青、康生、陈伯达都慌了手脚，急忙为自己开脱，推卸责任。江青明明看过和同意《军报宣传方针》中关于“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并嘱“速送林彪同志批示”，她现在不提了，并装模作样、“义正词严”地批“揪军内一小撮”。
　　1967年9月5日，江青在安徽来京代表会议上讲话，说：“早一些时候，有这么一个错误的口号，叫做‘揪军内一小撮’。他们到处抓‘军内一小撮’，甚至把我们正规军的武器都抢了。同志们想想，如果没有人民解放军，我们能够坐在人民大会堂开会吗?(群众：不能!)如果把野战军给打乱了，万一有什么情况，那能允许吗?(群众：不能！)所以不要上这个当，那个口号是错误的。因为不管党、政、军，都是党领导的，只能提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能再另外提，那些都不科学。结果弄得到处抓，军区不管好坏，差不多都受冲击了……我曾给北京的小将谈过这个问题。”——江青表白她在这个问题上是一贯正确的，而没有一丝一毫的自我批评。
　　1967年7月“新华社25日讯”，即关于北京百万人集会的报道，其中“坚决打倒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关锋加上、康生审定的，康生说他请示了主席，现在他改口称，他没说主席同意了。陈伯达在这个问题上，也极力为自己开脱。
　　查阅《人民日报》，可以看到，从1967年8月10日开始，关于“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就不见了，可谓戛然而止，这显然是对毛泽东“还我长城”呼吁的贯彻和回应。最显著的证明，要算1967年8月16日《人民日报》摘要公布1959年8月16日《GCD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这件事。按理说，利用这件事恰好大讲特讲“军内一小撮”，并且军报社论已经明确断言彭德怀、罗瑞卿等是“军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然而，《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为公布这个决议而写的社论中都不再提“军内一小撮”，当然也不再说彭德怀是军内最大的“走资派”，而只是说彭德怀有这样或那样的罪行。
　　还有一件事也值得说一说，为“补救”受到毛泽东批评的“八一”社论，在8月中旬，《红旗》杂志又写了一篇关于军队的社论，题目是《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可靠支柱》，8月19日由新华社播发，登载在8月20日的《人民日报》上，而在《红旗》杂志上发表则是9月17日出版的第14期了。
　　当时，陈伯达不仅是zhonggong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组长，而且是《红旗》杂志的总编辑，《红旗》杂志为纪念“八一”建军节而发表这样重要的社论，他不审阅，不签字，那是不可能发表的，这不仅是惯例，而且是规定，即他作为总编辑的职责所在。这篇社论，毛泽东批评了，陈伯达说他没看过，显然是弥天大谎。
　　王力在“文革”后回忆说：“当时起很大作用的还有《红旗》杂志‘八一’社论。是林杰起草，关锋审改的。陈伯达看到后鼓掌叫好，说‘好极了’。”
　　这件事，我也问过关锋，关锋说：“毛主席批评这篇社论后，陈伯达说他没看过，并把有他签字的稿子要回去了，这完全是想推卸责任，是小人的做法——对他这一点，我是很有意见和看不起的。”
　　《红旗》杂志第12期有两篇社论，一篇是纪念“八一”的社论，一篇是专就“七二○”事件写的社论《向人民的主要敌人猛烈开火》。据负责处理这篇社论的责任编辑说，这篇社论中有句话就是陈伯达改过的。这句话原为：“……实际上只不过银样蜡枪头一根”，陈伯达将其中的“蜡”字改为“鱲”字。此语出自《西厢记》第四本第二折，是红娘讥讽张君瑞的，说：“你原来苗而不秀。呸！你是个银样锻枪头。”所谓“银样鱲枪头”，即表面像银质其实是焊锡做的枪头，比喻中看不中用；而“银样蜡枪头”，则不通，也无据。编辑们看到陈伯达这一改，深深赞赏和佩服总编辑知识渊博。
　　陈伯达撒谎有术，但是骗不了人。只是当时他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直接关系“文化大革命”的命运，毛泽东不想追究他的责任就是了。
　　王力在“文革”后回忆说：“8月12日，主席的指示传到北京，说‘党内军内一小撮’的提法不策略。这一问题，虽然不应由我负责，但我觉得自己没有反对，也执行了，便作了自我批评，表示也有我一份错误。但是，江青、康生、陈伯达把责任全推到我的身上来了，实在可笑。”
　　1967年9月，毛泽东经过两个月的南巡回到北京，据说外交部的王海容去见毛泽东，探听打倒王力的消息，毛泽东只给她念了两句古诗：“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没说别的，便下了逐客令。唐代罗隐这两句凭吊诸葛亮的诗，毛泽东在“文革”中不止一次地吟诵和抄写过。应该说，这两句诗，确实是毛泽东经过“七二○”事件后的心态写照，也是他在整个“文化大革命”过程中的心态写照，值得我们认真体味。

童志刚

“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无疑，“混进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也是“军队走资派”，其人数也是“一小撮”，故也可称之为“军内一小撮”。

通知里的那两句话，原则上应该理解为泛指，是说各个领域内都有“走资派”；而单独提出“揪军内一小撮”，则矛头指向具体，也更能显示出问题的重要性。两者的区别应该是明确的，“故也可称之”是十分勉强的攀附。

老木匠

肖力同志的作用一点都看不见了

李大苗

原帖由 童志刚 于 2008-8-29 17:40 发表
“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无疑，“混进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也是“军队走资派”，其人数也是“一小撮”，故也可称之为“军内一小撮”。

通知里的那两句话，原则上应该理解为泛指，是说各个领域内都有“走资派”；而单独提出“揪军内一小撮”，则矛头指向具体，也更能显示出问题的重要性。两者的区别应该是明确的，“故也可称之”是十分勉强的攀附。

老童，“揪军内一小撮”和“带枪的刘邓路线”，这都和武汉的“七二O事件“极其相关，老毛从武汉仓皇出逃，可见当时对军队的信心如何了。王力回北京，如此隆重的欢迎仪式，没有背景谁能给他如此礼遇？

出尔反尔，这是这个事件的根本。王力、杨成武不过就是代罪羔羊。

老木匠

大苗所言极是。

军内开始搞文革，也是毛先部署了自己的女儿去点火。估计毛打算清理一下军队。但到军队因参与而又分裂危险时，毛又不敢全面得罪军头集团，抛出几个小卒子

童志刚

大苗、木匠二兄：林、阎两文似乎都有为各自所属开脱的潜意识（也许是明意识），其中一个分歧是对“揪军内一小撮”的提出究竟应该归谁。大苗说：“‘揪军内一小撮’和‘带枪的刘邓路线’，这都和武汉的‘七二O事件’极其相关。”这在时间顺序上很有问题，因为早在该“事件”之前的1967年1月，“揪军内一小撮”的概念或口号就已经被正式提出，写入了《军报宣传方针》，“事件”与该口号之间的因果关系不能颠倒。既然“通知”里已经提出要在各个领域里清洗走资派，军队当然不能幸免，但要说“通知”已经一劳永逸地提出了整个文革期间的所有口号，那是不符合事实的；事实上，文革运动是一个潮起潮落、时松时紧、随时反复的过程，这个过程在各种新口号的不断提出和修正中就可以看出来。“揪军内一小撮”从根本上看当然是与“通知”的精神相一致的，但也要看到，这个概念是对“通知”的发展，是细化，是对具体目标的强调，如果说“通知”强调的是相对平均地在各个领域“揪”，那么这个口号的提出，则给了人们一个新的讯号：“揪军内一小撮”正在成为重点。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阎文所谓“故也可称之”是十分勉强的攀附。

李旧苗

何蜀：“文革”中的“揪军内一小撮”问题辨析



    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由于GCD的领袖毛泽东对这场全国性的灾难负有直接责任，因此目前中国的官方历史书籍或准官方述著对其中许多重要事件的表述常常语多遮掩，甚至扭曲事实，以尽量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形象。“文革”中以“揪军内一小撮”为口号而打击军队高级将领的事件，就是一个至今仍然扑朔迷离的案例。官方版本的介绍是，1967年这一事件发生时，毛泽东被蒙蔽而不知道真相，后来毛发现了就及时制止了这一行动。笔者通过对这一事件来龙去脉的分析，发现毛泽东其实就是这一行动的始作俑者，毛后来制止进一步“揪军内一小撮”的行动，是因为担心军队的控制权会落到林彪手中。显然，就象“文革”中的其他行动一样，毛泽东利用“革命”口号所发动的一系列政治斗争，无非是要打击他不喜欢的高级官员，以保持其个人对党政军最高权力的绝对控制。毛泽东的个人政治欲望把国家拖入了灾难的深渊，给中国的发展留下了浓重的阴影，其政治、经济、社会后果至今仍未消散。
    “揪军内一小撮”溯源   
    “文革”时期“揪军内一小撮”这一口号的完整说法是“揪出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国内关于“文革”的记述往往把其中“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字句省略掉，如此则整个口号的含义就大为不同。口号原文中矛头指向“走资派”的主要含义被模糊掉，听起来似乎这个口号只是把矛头指向军队。不过，为简便和通俗起见，本文仍使用“揪军内一小撮”这个简略说法。“揪军内一小撮”的背景是，当1967年“文革”发展到“全面夺权”和全面内战的白热化阶段时，在群众造反组织中出现了一种“揪出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思潮和行动。后来，这种思潮受到“文革”发动者和领导者毛泽东及“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严厉申斥。凡参与过“揪军内一小撮”活动或有过类似言行的人，大多遭到清算，不少人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五·一六分子”。
    其实，“揪军内一小撮”说法的源头，出自毛泽东亲自主持制订并亲笔修订的、1966年5月16日下达的“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zhonggong中央“五·一六通知”》。这个《通知》明确提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必须同时批判这些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该文件还提到：“军队里也有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笔者注：那时还未使用“一小撮”这个限制词），必须批判和清洗”。
    1966年8月zhonggong八届十一中全会一致通过的《zhonggong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明确规定：“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历来强调“党指挥枪”，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完全置于GCD绝对领导之下的军队。既然“文革”的重点是要整“党内走资派”，那么在军队任职的“党内走资派”也就必然面临同一命运。因此，“揪军内一小撮”实际上就是“揪党内一小撮”这一政治目标的必然结果和组成部份。
    “文革”开始后毛泽东和“无产阶级司令部”一方面反复强调要“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即把斗争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派”，始终不忘“揪党内一小撮”。但是，当“揪党内一小撮”自然地延伸到“揪军内一小撮”时，1967年8月，毛泽东和听命于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却严厉申斥、批判了“揪军内一小撮”的言论和行动。当时批判“揪军内一小撮”的一个理由是，军队不能乱。粗听起来，似乎有一些道理。但是仔细分析一下，就会发现其中的矛盾：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不能乱，然而领导军队的共产党却可以大乱特乱──这算什么逻辑？
    “权威”说法质疑：林彪、江青要“揪军内一小撮”？  
    到底是谁在什么时候公开提出和宣传“揪军内一小撮”？
    “文革”时期，为这一口号付出代价的不止一个人、一个政治“集团”。当“王力、关锋、戚本禹”被揪出来后，官方曾说是这几个“小爬虫”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但当林彪外逃坠机死亡的“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官方改说是林彪炮制了这个口号。以后，当“四人帮”倒台时，又说是他们伙同林彪炮制了这个口号。不论罪名归于谁，似乎都与毛泽东无关，而且似乎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永远“英明正确”，而且全靠他“明察秋毫，力挽狂澜”，才刹住了“揪军内一小撮”的歪风。
    “文革”结束以来公开出版的有关“文革”史的著述中，谈到“揪军内一小撮”时，基本上都继续重复沿用了“文革”中一变再变的流行说法。即使是在否定了“两个凡是”之后，有关论著对这个问题依然沿袭旧说，而且含混不清。
    在《GCD历史大辞典》中，关于“揪军内一小撮”的辞条是这样说的：“《五·一六通知》中，曾错误地抨击了所谓‘混进’‘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1967年1月，林彪亲笔批示‘完全同意’关锋、王力等四人提出的‘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口号。同年7月末，《红旗》杂志第12期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鼓噪：‘要把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倒、斗臭’，‘彻底乾净地扫进垃圾堆里去。’于是，一些造反派就到各地‘揪军内一小撮’，冲击军事机关，揪斗军队领导干部，闹得乌烟瘴气。毛泽东发现后，批评‘揪军内一小撮’的错误提法，才刹住这股歪风。”[1]
    席宣、金春明的《“文化大革命”简史》中说：1967年“7.20”事件后，“早在1967年1月就由江青等人拟定并经林彪批示‘完全同意’但又一直不敢公开的‘坚决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口号，也利用‘7.20’事件的时机，在报刊上公开宣传，以致全国掀起冲击军事机关的浪潮。”[2]
    这两例应该算是较为权威的说法。从上述说法中只能推导出以下结论：
    第一，林彪支持“揪军内一小撮”，因为1967年1月林彪在提出这一口号的中央文件上批示“完全同意”。但以上两个说法对谁是口号的具体提出者却各执一词，一说是由“关锋、王力等4人提出”，一说是“由江青等人拟定”，而且上述两本书对这个口号具体文字内容的表述也不同。
    第二，虽然有人（可能是林彪，也可能是江青或别的人）在1967年1月就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但“一直不敢公开”。至于他（她）或他们为何“不敢公开”，上述的“权威”著述就语焉不详了。
    第三，他（她）或他们正式公开宣传这个口号的时间大约是在1967年7月底，通过《红旗》杂志12期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提出的。此后，才“于是”、“以致”有了全国的“揪军内一小撮”浪潮……
    历史真是这样的吗？
    到底是谁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
    按照上述说法，“揪军内一小撮”这个口号似乎是“关锋、王力等4人”或“江青等人”提出的。其实，这两种表述在事实的认定上出入颇大，前一说法不含江青，后一说法也未必包含关锋、王力。由此可见，在当事人这个基本环节上，上述两本“权威”著述的说法是漏洞百出的。
    更有趣的是，被称为当事人的王力后来完全否认了他参与其事的说法：“人们又说，1967年1月王力伙同关锋按照林彪、江青的旨意拟定解放军报的宣传要点，提出彻底揭穿党内军内一小撮。这个宣传要点还拍成照片，铅印的名字有王力、关锋、唐平铸、胡痴，签名的只有胡痴一个人。这件事王力不知道。为什么要加上王力的名字？我也不知道。这时王力刚被任命为中央宣传组组长，唐平铸、胡痴是成员，关锋是总政副主任、军委‘文革’小组副组长，林彪委托关锋管《解放军报》。王力知道，过去不管谁领导中央宣传部工作从来不管《解放军报》。这个宣传要点王力连看都没有看过。关锋提到过这件事的过程，说这个要点是根据军委常委扩大会议的决定写的，但没有说要加王力的名字。我认为这个问题即使是胡痴签了名，也不应追究责任。而且这问题还应该进一步研究。因为《五·一六通知》上就有：‘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等等。《五·一六通知》的这一段话，是毛主席加的。这不是说得更厉害吗？怎么能责怪后来的这个宣传要点呢？怎么能把责任推到四个人身上呢？”[3]
    王力的这个说法值得重视。这一说法首次提到，“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口号，是根据当时《解放军报》的“宣传要点”提出来的，与时任军委“文革”小组副组长的关锋确实有关，但关锋也不是自行其是，他说这个“宣传要点”是根据一次军委常委扩大会议的决定写的。当时军委常委包括几位老帅在内，军委常委会议一般由军委秘书长叶剑英主持，而林彪平常一般是不出席这样的会议的。如果叶剑英主持的军委常委扩大会议确实作出了“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决定，那显然就不能说成是“关锋、王力等四人”或“江青等人”的责任。况且，在那个“宣传要点”上签名的胡痴和没有签名的唐平铸，很快就被揪出、打倒了，也属于被揪的“军内一小撮”，他们既非“王、关、戚”同党，又非江青集团中人，能把他们笼统说成是“江青等人”吗？显然不能。其实，只要把上述“宣传要点”和存档的那次军委常委扩大会议纪录对比一下，就真相大白了。这个简单的对比查证工作至今未被批准，其中自有原因。
    根据“文革”时期那一阶段的有关史实来推论，毛泽东确实有“揪军内一小撮”的意图，而且作了切实的部署。最早公开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的是1967年1月14日的《解放军报》社论，社论的标题是“一定要把我军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彻底”。这篇社论号召：“要把军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彻底，还必须继续放手发动群众，还要经过激烈的斗争，冲破重重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是来自混进军内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来自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在我们军队里，确实有那么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他们当面是人，背后是鬼，两面三刀，欺上瞒下，玩弄资产阶级政客的卑劣手法，抗拒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在这篇社论发表的前一天，1967年1月13日，毛泽东与江青之女肖力（李讷）为首的造反派在《解放军报》报社宣布造反、夺权，报社负责人胡痴随即被“打倒”。这篇公开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的社论是造反夺权之前就写好的，还是夺权之后才赶写的，现在不得而知。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对这篇煽动在军队内部夺权造反的《解放军报》社论，毛泽东不可能一无所知。
    从下列文件还可以进一步看出，“揪军内一小撮”完全不是瞒着毛泽东的阴谋活动，而是贯彻毛泽东意图的安排，并从一开始就处于毛泽东的掌握中。
    1967年1月26日，毛泽东对全军“文革”小组1月25日编印的《军队文化大革命运动情况要报》第5号刊登的“关于夺权的若干情况和问题”作了如下批示：“林彪同志：此件反映群众提出，究竟哪些机关可以夺权，哪些不能夺权；夺了权的人们对待不同意见的群众应取什么态度（应争取多数，不能排斥）。请加以研究。”随后，中央军委于1967年2月16日作出了“关于军队夺权范围的规定”[4]。中央军委这个文件的第一条列举了军队夺权范围限于哪些单位后说：“在这些单位中，哪些要夺权，哪些不需要夺权，要看党委领导存在问题的性质。如果领导权确实掌握在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的，要坚决夺回。”[5] 中央军委的文件必须经军委主席毛泽东阅后才能签发，这个文件鼓动“坚决夺回”军队单位“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力，可以被视为在毛泽东指示下宣布“揪军内一小撮”的明文规定。
    1月30日，毛泽东将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关于国务院农口几个单位情况的报告批给林彪、周恩来：“此件值得一阅。党、政、军、民、学、工厂、农村、商业内部，都混入了少数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质分子。此次运动中这些人大部都自己跳了出来，是大好事。应由革命群众认真查明，彻底批倒，然后分别轻重，酌情处理。请你们注意这个问题。谭震林的意见是正确的。此件请周印发较多的同志看，引起警惕。”[6] 毛泽东的这个批示毫不含糊地提到“军队内部”与其他各界一样无例外地“混入了少数反革命分子……”，这说明毛泽东确实认为存在着“军内一小撮”，应该把他们揪出来“彻底批倒”。
    2月7日，毛泽东对**军区党委关于请示中央尽快对**军区领导人张国华等表明看法的报告批示：“林彪、恩来、叶、聂、徐各同志：请你们研究一下，张国华、周仁山、王其梅等究竟是好人、坏人，一二日内拟电告我，发出表态，是为至盼！”[7] 毛泽东批示中点名的王其梅时任**军区副政委。在这个批示中毛泽东要林彪、周恩来、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等判断**军区领导人张国华等人“究竟是好人、坏人”，结论倘为后者，那自然就属于“军内一小撮”了。后来王其梅就是被当做“军内一小撮”迫害致死的。
    2月9日，中央军委秘书长叶剑英把“中央军委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的文稿送林彪审阅。报告称：“遵照主席在上次常委会上的指示，起草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今天上午召集32人参加的会议，进行讨论和修改。特呈上请审查批示。”林彪10日将此文件转报毛泽东。毛的批示是：“照办。如昨夜会议上有修改，照修改稿办。”军委于2月11日将此文件下发。[8] 该文件的第2条规定：“由军委决定已经展开四大的单位，除因必要暂停进行的以外，要继续充分发动群众，紧紧依靠真正的而不是假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取团结大多数，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出来。”[9] 可见，“揪军内一小撮”实乃“党中央、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央军委的“战略部署”。
    “揪军内一小撮”波及全国各地   
    从上述中央文件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及类似提法是从1967年1月起就得到毛泽东的肯定，并在一系列文件、社论中反复提出过。在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达到顶峰的“文革”高潮阶段，时刻“紧跟毛主席”的全国各地的造反派，立即把“党中央、毛主席”的这一“伟大战略部署”“落实到行动上”，从1967年初开始，引发了全国性的“揪军内一小撮”的浪潮。[10]
    1967年1月3日，军事院校“造反派”在北京召开10万人大会，“炮轰”叶剑英、陈毅等人，并计划在5日召开“批判叶、陈大会”。同日，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炮轰”聂荣臻。首都街头大量出现“炮轰”几位老帅的标语、传单。周恩来当晚与总参、总政负责人和中央“文革”、全军“文革”的全体成员接见了40多所军事院校的学生，说服这些学生放弃了5日的“批叶、陈大会”。
    1月23日，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红色造反纵队”、“红色工人造反纵队”主办的《红色造反报》第5期发表了一组批判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的文章。
    1月26日，福州地区红卫兵“红革会”及“首都三司”赴福州人员等，连续冲击“福州部队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还冲击福州军区，揪斗军队干部。
    1月29日，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红卫兵“呼三司”几千人包围了内蒙古军区大院的南大门，静坐示威，要求拒绝支持“呼三司”的军区副政委刘昌作检讨，提出“刘昌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后来发生了军队枪杀示威学生的事件。
    1月31日，西安召开批斗空军副司令员成钧的“西安地区空军院校、文艺工作全体红色造反者斗争三反分子成钧大会”。
    2月4日，青海大学红卫兵贴出大字报“炮轰青海军区机关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字报表示：“不把其中的小贺龙、小罗瑞卿揪出来示众，我们死不瞑目！”
    2月8日，广州中山大学“红旗公社”等学生组织，抗议广州军区逮捕军区机关“千钧棒”等军内造反派，于凌晨起到军区静坐示威，冲击军区。
    2月11日，四川大学“八二六战斗团”与“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等围攻成都军区，要求军区释放被捕的军内造反派及兵团人员。《八·二六炮声报》发行了“批判成都军区专号”，发表了“成都军区顽固推行刘邓路线大事记之一、之二”，号召“砸烂成都军区黑司令部”。
    2月13日，广州中山大学“红旗”造反组织、珠江电影制片厂“东方红”造反组织、军体院等1,000多人在省中级党校举行“声讨广州军区镇压革命学生誓师大会”。
    2月14日，昆明军区军医学校、外语学校、步兵学校、文工团等军队单位造反派与其他群众冲击军区机关。
    2月17日，四川大学“八·二六”组织与“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等以“解放大西南革命造反联合总部”的名义，在成都人民南路广场召开了“砸烂以韦杰、甘渭汉为首的成都军区黑司令部誓师大会”。
    4月4日与4月12日，北航“红旗”两度发表“打倒徐向前，炮轰叶剑英、陈毅的严正声明”。
    4月20日，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红色造反纵队”、“红色工人造反纵队”主办的《红色造反报》第14期发表了“炮轰叶剑英，叫他靠边站”的文章。
    5月23日，广西大学“革联”、医学院“闯”等造反派组织及一些中学红卫兵连续两晚冲入广西军区院内张贴“打倒韦国清”、“与拿枪的刘邓路线决一死战”等标语。
    6月5日，广州中南林学院“红色造反者”组织发出“敦促黄永胜向毛主席革命路线投降书”，此后发表于6月14日的《红色暴动报》第9期。
    6月7日至13日，“新北大公社福州联络站”参加了当地学生反对福州军区的绝食行动。
    6月12日，浙江“省联总”一派在“打倒刘邓大会”上公开喊出打倒浙江省军区第二政委龙潜的口号。6月15日浙江省“坚决击退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联络站”主办的《反逆流报》发表了“龙潜35大罪状”一文。
    6月15日，“首都红代会赴邕（广西南宁）调查组”发表了“就南宁一中六一三事件告全市革命人民书”，号召全广西造反派行动起来，“宣判党政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绞刑”。
    6月26日，43个军队院校和军队文艺团体造反派组成的“誓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联络处”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了斗争罗瑞卿大会，刘志坚、苏振华等陪斗。
    7月1日，“首都红代会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赴渝人员）”发表了“关于砸烂重庆黑警司的严正声明”。
    7月15日至17日，成都军区机关造反派连续召开批斗甘渭汉（成都军区第四政委）、韦杰（成都军区副司令员）大会。……
    在“沸腾”的1967年上半年，此类例子不胜枚举。党中央、毛主席号召“揪军内一小撮”的结果是，各地造反派组织纷纷向军队单位发起了冲击。
    1967年“7.20”事件之后：“揪军内一小撮”的宣传高潮   
    军队一向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本身也是“专政机器”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军队的领导人从来就没有经历过被群众冲击威胁的场面。因此，一些地方的军队领导人对冲击军队单位的当地造反派组织毫不犹豫地采取了镇压措施。然而，这些镇压措施却被毛泽东视为“军内一小撮走资派”对抗“文革”，毛泽东决定打击这些镇压“造反派”的军队干部，这就导致1967年夏天“揪军内一小撮”的声势被推向了高潮。
    1967年2月青海“造反派”冲击省军区后，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下令开枪镇压，令“造反派”伤亡惨重。血案发生后，3月24日，经毛泽东批准下发了“zhonggong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该中央文件称，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玩弄阴谋手段，推翻了司令员、军区党委书记刘贤权同志的领导，篡夺了军权”，“赵永夫篡夺了军权之后，勾结205部队副主任张晓川，对西宁八·一八等革命群众组织进行残酷的武装镇压……”，最后宣布“赵永夫隔离受审”。[11]
    5月7日，经毛泽东批准下发的“zhonggong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点名批判了zhonggong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成都军区第一政委李井泉和四川省委书记廖志高，该中央文件同时将成都军区司令员黄新廷、第二政委郭林祥定性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顽固追随者”，从而点名打倒。[12]
    7月20日，湖北省武汉市发生了著名的“7.20”事件。当时，武汉地区支持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的群众组织“百万雄师”被中央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认定为“保守组织”，认为支持“百万雄师”的武汉军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那时隐居在武汉的毛泽东以及从北京专程到武汉的周恩来，均要求武汉军区负责人陈再道、钟汉华改变同情支持“百万雄师”的态度。当代表中央的公安部长谢富治和“中央文革”的王力到武汉对武汉军区干部施加压力时，这种态度激怒了“百万雄师”的上百万群众，该组织举行了一系列抗议示威活动，甚至与谢富治、王力发生了肢体冲突。[13]
    这一事件被“无产阶级司令部”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在全国报刊上进行了空前规模的声讨宣传。原zhonggong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王任重和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被认定为这个事件的“策划者”和“黑后台”，而遭到猛烈批判。据王力回忆，7月22日，康生向毛泽东请示报告后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同意在报刊上不点王任重、陈再道的名，用“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提法。“7.20事件以后处理武汉问题的方针，主要是那个‘党内军内一小撮’的提法，以及主席在上海的指示，由汪东兴通知了康生，也通知了总理（周恩来），康生向关锋传达，进行了布置，总理也向戚本禹传达布置……。”[14]
    另据杨成武回忆，7月24日，他飞到上海向毛泽东汇报时：“毛泽东还说，他同意北京采取的措施。也就是说，他同意他不在北京期间，林彪、江青和中央”文革”在‘7.20’事件上所采取的一切措施。”[15]
    7月25日，毛泽东就“中央关于武汉7.20事件给武汉军区党委的复电”一事批示：“林、周、文革小组及中央各同志：代拟复电如下，请讨论酌定。”毛代拟的复电中称：“7月24日20时10分来电并所附武汉部队公告全文已经收到。中央进行了讨论，认为（一）你们现在所采取的立场和政策是正确的。公告可以发表。……”[16] 毛泽东认为“立场和政策是正确的”并批准发表的武汉部队《公告》中，将“7.20”事件称为“明目张胆地反对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党中央、反对中央军委、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叛变行动”，并称这个事件“是在部队内和‘百万雄师’内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的煽动下进行的。而王任重和陈再道则是上述事件的罪魁祸首。”该《公告》宣称：“陈再道罪责难逃，我们坚决同陈再道划清界限，坚决把他打倒。”[17] 毛泽东还审定了“zhonggong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18] 这封信声称：“你们英勇地打败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极端狂妄的进攻。”[19] 这里明确使用了打击“军内一小撮”的提法。
    按照毛泽东确定的有关“7.20”事件的宣传方针，当时报刊上连篇累牍的社论、文章都使用了“党内、军内一小撮”的提法。1967年7月26日的《人民日报》社论“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一文提出：“我们一定能够把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统统揪出来”。同日，《人民日报》的另一篇社论“北京支持你们”中说：“这次大会，大长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志气，大灭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威风”。同日《解放军报》社论“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你们”中说：“对于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要把他揪出来，斗倒斗垮斗臭，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7月27日，《解放军报》社论“乘胜前进──祝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夺取更大的新胜利”中号召：“坚决打击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获全胜，决不罢休！”
    7月28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向武汉的广大革命群众致敬！”中称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反击了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猖狂进攻”。同日，《解放军报》社论“革命的新生力量所向无敌──再祝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夺取更大的新胜利”中说：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决心掀起一个向中国的赫鲁晓夫，向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进行大批判的新高潮”。同日《解放军报》的另一篇社论“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中说：“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
    7月29日的《人民日报》社论“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乘胜前进”中说：武汉部队领导机关“决心跟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划清界限，坚决把他们打倒。”同日的《解放军报》社论“坚决同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战斗在一起”说：“破坏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其在那里的代理人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7月30日，《人民日报》社论“武汉无产阶级革命派大团结万岁！”中说：“中国的赫鲁晓夫和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远没有冻僵的毒蛇。”同日《人民日报》的另一篇社论“老鼠过街，人人喊打！”中说：“被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控制操纵的‘百万雄师’，正在土崩瓦解。”
    7月31日，《解放军报》社论“新的考验”向“犯了路线错误的干部”发出号召：“从实际行动上和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划清界限，彻底揭露和批判他们的滔天罪行”。
    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了上述一系列社论之后，7月30日新华社播发了将于8月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1967年第12期的社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7月31日全国各大报均在头版刊登。《红旗》第12期有两篇社论。一篇题为“向人民的主要敌人猛烈开火”，文章称“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武汉地区的代理人”。同期的另一篇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周年”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要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倒、斗臭。同样，也要把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倒、斗臭。这些家伙，还在垂死挣扎。不久以前，武汉地区党内和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勾结起来对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镇压。事实证明，我们必须进一步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把党内和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彻底乾净地扫进垃圾堆里去。只有这样，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毛泽东为什么突然停止“揪军内一小撮”？   
    由以上史实可以清晰地看出，《GCD历史大辞典》关于“揪军内一小撮”的辞条为了得出既定的结论，扭曲了真相。实际上，“揪军内一小撮”并非只得到了林彪的支持，毛泽东有关鼓励、支持“揪军内一小撮”的批示和他批准发出的有关文件，不是远比林彪那个“完全同意”的4字批示多得多吗？当然，说毛泽东对此事毫不知情也是错误的，毛泽东自始至终都是“揪军内一小撮”的指挥者。至于说林彪对这一口号作了批示后“一直不敢公开”，更是无稽之谈。该辞条为了掩盖1967年上半年“党中央、毛主席”关于“揪军内一小撮”的“部署”和“指示”，颠倒了时间顺序，把上半年全国各地出现的“揪军内一小撮”的活动说成是7月末《红旗》杂志第12期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发表之后才发生的，这样的描述与历史真相显然相差太远了。显然，如果承认“揪军内一小撮”已经在1967年上半年持续闹腾了半年多，毛泽东和“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无法摆脱干系了──沸沸扬扬了半年多而没有被“发现”，岂不是太说不过去了吗？于是，就把“揪军内一小撮”的责任归罪于《红旗》杂志第12期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
    既然“揪军内一小撮”是毛泽东的部署，那为什么在1967年7月底、8月初中央的党报、军报、党刊把“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推向一个新高潮之后，毛泽东突然又要求停止鼓吹“揪军内一小撮”呢？据王力回忆，1967年8月12日，毛泽东有了新的指示，说“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提法不策略。从此以后全国各级宣传机器才不再使用“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20] 而毛泽东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念头，据说与《红旗》杂志第12期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有关，他在这篇社论的提法中发现了问题。
    《GCD历史大辞典》上述辞条的说法是，毛泽东在这篇社论上“发现”了“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为此严厉申斥。此说非常可疑。“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并非首次出现在《红旗》杂志的这篇社论里，此前半年多的时间里，毛泽东亲自修改审批的党中央、中央军委文件里多次用过此类提法。而且，在《红旗》杂志这篇社论刊出的同时，党中央机关报和军报都多次用社论的形式提出过相同的“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而《人民日报》的社论发表前都会将大样送毛泽东审定，显然，毛泽东当时赞成在报纸上鼓吹“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
    1967年的第12期《红旗》杂志刊登了两篇社论，都提到了“揪军内一小撮”，但毛泽东只对其中一篇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不满。那么，毛泽东在这篇社论的文字当中究竟发现了什么“问题”呢？笔者对比了这两篇社论的内容，有一个发现：虽然两篇都有“军内一小撮”的提法，但“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这篇社论中有一个提法是题为“向人民的主要敌人猛烈开火”的另一篇社论中没有的，那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是林彪同志直接指挥的伟大军队”。“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这篇社论除了回顾解放军40年来“在毛泽东建军思想指引下成长壮大的历程”，和毛泽东与“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即刘少奇）及其“在军队中的代理人”彭德怀、罗瑞卿的斗争历程之外，还用了相当多的篇幅颂扬林彪，大段大段地颂扬林彪对建立人民军队作出的贡献。这篇社论说，林彪“系统地阐明了和创造性地发挥了毛主席的军事思想”；“林彪同志提出的保持我军无产阶级性质的一系列重大措施，使我军的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解放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经林彪同志提出‘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之后，比较过去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更具体化又更理论化了”。
    据军队系统的“文革”研究专家王年一后来在书中披露：“毛泽东严厉批评了这篇社论，指出要‘还我长城’。”[21] 毛泽东的不满究竟是什么？他批评的是《红旗》杂志那篇社论中“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还是该社论对林彪的颂扬？他的“还我长城”之语，针对的是谁？是奉命“揪军内一小撮”的王力、关锋、戚本禹，还是被这篇社论称为“直接指挥”军队的林彪？到底毛泽东关于这篇社论的批示有那些具体内容，迄今为止国内的有关论述都讳莫如深。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文革”时期许多无关紧要的批示都公开发表出来了，但却没有1967年8月间毛泽东对这篇社论的批示。在“文革”中批判王力时，红卫兵的大字报和传单、小报上倒是有所披露，但其说不一，有的说是批示的内容是“还我长城”，有的说是“打倒王力，还我长城”，还有的说是“打倒王力，打倒，打倒”……真有“打倒王力”的批示吗？1967年9月7日毛泽东在戚本禹写于9月4日的检讨信上批示说：“犯些错误有益，可以引起深思，改正错误。便时，请你告之关、王二同志。”[22] 此批示仍称王力为“同志”，可见“打倒”之说难以成立。
    值得注意的是，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的杨成武的一篇回忆录可以为这一段历史作注。杨成武回忆说，在他陪同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即“7.20”事件前后）期间，“有一次毛泽东讲起长征，并问我知道不知道有个‘会理会议’。我说知道，但会议内容不太清楚。他就讲了‘遵义会议’后不久，林彪曾写信给中央，要求他和三人军事小组下台，由彭德怀出任军事总指挥。所以才召开了‘会理会议’，批判了林彪，保证了党内、军内的稳定，并进一步肯定了北上的方针。”此外，毛泽东还对当时流行的祝颂语“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表示强烈不满。“在上海虹桥宾馆，有一天，毛泽东非常烦躁地说：‘什么永远健康，难道还有不死的人吗？’”毛泽东还要杨成武回去报告周恩来，不要宣传个人，否则将来要吃大亏，要犯错误。“当时这些话，也仅仅是传到周恩来那里。由于林彪当时所处的地位，处理这样的问题，对于周恩来也是很棘手的。”[23]
    毛泽东是在“7.20”事件后从武汉转移到上海住进虹桥宾馆的。他“非常烦躁地”说上面那段话的时间，基本上可以断定为《红旗》杂志第12期社论发表（7月30日广播，31日见报）之时。从杨成武的回忆可知，这时官方媒体和社会上对林彪的颂扬已经使毛泽东十分反感，因此他要求报告周恩来“不要宣传个人”（注意：当然不是说不要宣传毛本人，而是不要宣传林彪，不要再说祝林彪“永远健康”之类）。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红旗》杂志1967年第12期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周年”对林彪的颂扬，很可能触犯了对军权高度敏感的毛泽东，他才作出了“还我长城”的批示。毛泽东担心的是，自己对军队的领导权被架空了，军队的“直接指挥”权会落到林彪手中──几年后毛泽东就明确说过：“缔造者不能指挥，能行吗？”在毛泽东的这一批示的原文及真实背景尚未公布之前，笔者只能认为：“还我长城”的深意是“还我军权”；这里的“我”其实并不象某些“权威”著述解释的那样，是毛代表人民提出要求，而只是指毛个人的要求。毛泽东突然要求停止使用“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大概与他担心林彪借“揪军内一小撮”的机会巩固军权有关。
    只要正视历史，直面现实，就不难发现，无论是宣传“揪军内一小撮”，还是批判“揪军内一小撮”，都是毛泽东的“伟大战略部署”。在1967年7月底之前就已经持续闹腾了半年多的“揪军内一小撮”，毛泽东不是不知道、未“发现”，而是了解得清清楚楚，并且给予了明确的鼓励和支持。
    看看从彭德怀到罗瑞卿等军队领导人的命运，看看“文化大革命”的真实的而不是经过剪裁的历史，就不难发现，毛泽东借口有人“揪军内一小撮”而批判打击别人，其实他才真正是“揪军内一小撮”的始作俑者。在整个“文革”时期，他在军内前前后后揪了若干个“一小撮”。凡让他不满意的人，都难逃被揪之劫。

【注释】   
[1] 《GCD历史大辞典·社会主义时期》，zhonggong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5月，第375页。
[2] 《“文化大革命”简史》，zhonggong党史出版社，1996年7月，第171页。
[3] 王力，《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10月出版，第291－292页。
[4]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第201页。
[5] 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香港中文大学大学服务中心出版，2002年。
[6]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209页。
[7] 出处同上，第218页。
[8] 出处同上，第226页。
[9] 出处同上，第227至228页。
[10] 这一节对当时事件的报道取材于当时的各种媒体，包括各地造反派组织出版发行的报纸（俗称“红卫兵小报”）。这些“红卫兵小报”的大多数可以在宋永毅主编、香港中文大学大学服务中心2002年出版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中查阅到。
[11] 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香港中文大学大学服务中心出版，2002年。
[12] 出处同上。
[13]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出版，第260-266页。
[14] 《王力反思录》，第1011、1927页。
[15] 杨成武，《杨成武将军自述》，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出版，第291页。
[16]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380页。
[17] 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18] 毛泽东对该信作了如下批示：“退林彪同志酌定。我加了一小段。”此批示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383页。
[19]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264、265页。
[20] 王力，《王力反思录》，第291页。
[21]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267页。
[22]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412页。
[23] 《杨成武将军自述》，第304、306页。

李大苗

以我的记忆，巨大的转折是在杨成武的那篇《大书特书毛主席的绝对权威》之后。杨成武除了《林总教我如何当师长》外，似乎他没有什么文章公开发表过。这篇文章后来被说成是陈伯达的东西，是杨成武代名发表的。陈伯达有那么大的威力和权力？要知道，杨成武这代总长并不是硬朗的东西，毛的特派员才是真家伙，连周都要向杨倾身来探知毛的心思。

毛对身边人的的警觉极其敏捷，彭德怀的倒霉，和毛自己的秘书参与关系巨大；刘少奇非命，与杨尚昆和罗瑞卿的关系巨大；林彪被逼入绝境，和汪东兴庐山支持设立国家主席并反张春桥有绝对关系；杨成武的倒台也是如此。

总之，内卫总长若有外倾，必然要搞个水落石出。但不得不佩服这几个大内总长，各个临死都不说主子一句坏话，当然也就没有什么实话可言了。

菜农

这个揪军内一小撮运动非但揪不了军内的人，反而把文革小组两员大将给损了，这是毛最心痛的地方。
显然毛并不喜欢一帮真正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老帅，刘伯承、叶剑英、徐向前、聂荣珍等中原战场老将和邓小平的关系老毛又不是不知道。
林彪搞四个伟大，毛泽东思想是军队的绝对的统帅和灵魂，三八作风，大搞读毛主席语录，毛主席是真心喜欢这些运动的，这些对于维护皇帝的统治和制造愚民是有好处的。
但是毛不是不知道人心险恶，人人想当皇帝，林彪在这些拍马匹背后有当皇帝的企图，这让毛也是最为难的，至于林彪和毛主席之间的调情、闹别扭，这个应该也不难解释，林彪也只是做戏，本质上互相的不信任无法解除，你让毛主席相信林彪不想当主席这个位置不可能，林彪也没有办法解除这种不信任，这样他们两人陷入死结。
林彪只有走一条路。
而周恩来趁机打掉林彪，这是必然这么干的。

可见毛在文革中并不顺心，喜欢的爱将由于信任的死结，最后被不喜欢的那帮人干掉了，只好忍气吞声让不听话的邓小平来主政军事，这种无奈和心焦力衰加速了毛的老化。

林彪事件后，毛主席的老化速度非常快。

而由于军队不搞造反有理，这样军队里中下层一帮走资本主义的反动分子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了，林彪失败后，这些走资派非但没有被清洗出去，反而在邓小平上台后大批平反恢复到领导岗位，这样为毛死后，邓小平在军队有绝对的权威打下的基础了。

文革后期，文化、政府、党务领域基本上有四人帮绝对控制，资产阶级分子全部被清除，唯一能私下里讲四人帮坏话的是军人内部的文人，这点我小时候有一个亲身经历，一位做邻居的营级干部来到我家，与我父亲交头接耳，说了四人帮的很多谣言，部队老干部对王洪文直升飞机非常不满，其中部队里传出了：万里长征不如唱唱红灯计的黑色幽默。

这样，毛一死，军方政变解决四人帮就非常顺理成章，而且军方一致呼吁邓小平重新出山，这个结果，文革初期，无法动摇军队已经埋下了种子。

李大苗

菜农的解释很符合世俗说法，但和史实不符。关于设国家主席，难道汪东兴都不知真伪么？都不清楚缘由和过程么？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老毛突然变向，连汪东兴都猝不跟，把所有紧跟的人都给甩了。

历史的脉络是，就军内一小撮运动告退后，不久就提出了“大联合”，军队也从“支左”改成“军宣队”全面进驻地方，包括复课闹革命等等，一步步推进。至此，聂元梓等文革领袖一并落马。回过头来看，很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召开八届十二中全会，以最高形式清算刘少奇，然后召开那个标志团结的和胜利的大会，即“九大”。

武汉“七二O事件“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势态的指向。若陈大麻子不赴京请罪，对军队的整肃就立即展开，要知道，那时候东海舰队都奉命向武汉开进，任何可能的不测都做了准备。但大麻子毫不犹豫地奉命进京承罪，但就是不承认反毛图谋害毛，事情一下子成了”四方面军事件“的再版。这时老毛梦醒，事情可能真的闹大了。于是又耍起故计，平息事态，安危住已经自危的异方面军的军心。

李大苗

师东兵：访原zhonggong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

]“我这个反革命头子，当的冤枉”[
——访原zhonggong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文革小组组长   陈伯达

       陈伯达出狱以后，我采访了他两次。久隔社会的这位曾经红极一时的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此时蔫头蔫脑，好象变得迟钝起来了，再也没有当年我曾经见到的那个大左派的风采，完全成了一个无害的慈祥老人。他对我的采访一开始完全怀着一种警惕和敌意，我对他作了再三的解释，说明我只是一个作家。我对他的作品和文章的熟悉程度使他对我变得友好起来。直到去世，陈伯达仍然认为他是全党绝无仅有的理论家和笔杆子。确实，他当年犀利的文笔和泼辣的风格，曾经使毛泽东对他十分的器重。他的那几篇文章，如《窃国大盗袁世凯》、《中国十年内战》和《人民公敌蒋介石》等著作，使他在党内和全国风靡一时，给他带来极大的荣誉，这也是他后来成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但是，到了文化大革命中，由于种种原因，当初的尖锐笔锋渐退，他越来越写不出好文章了，他的“铁笔杆”的美誉让给了姚文元。当毛泽东逐步显示出对张春桥和姚文元的高度重视的时候，陈伯达嫉妒了，不服气了。他因此产生了一系列的行动，导致了他最终被毛泽东所抛弃。我和他谈起党内的历史时，他答非所问。只是后来谈到当年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时，他的眼睛才露出光亮。他连连摇着头说：“早就预料到会有这一天，早就预料到会有这一天的。”

      “是吗？”我吃了一惊，“难道你预料到你会有今天这样的结局吗？”

       陈伯达说：“不但是我，连毛主席也预料到会有这样的一天，只不过他是极力地预防而已。但是历史的这种规律是谁也改变不了的。中国发生这样的变化，是顺应潮流和人心的举措。我完全认为这样的结局是历史的必然。尽管我对毛主席一往深情地表示满示出坚决地热爱和拥护，但是这并不是我所能够改变了的趋势。毛泽东认为，这样的文化大革命绝对不能只搞一次，而必然地要搞多次。搞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他喝了口水，继续说：“到了1968年把刘少奇开除出党以后，我们就对文化大革命感到厌烦了，林彪对我说过：[ 这个文化大革命应该结束了，再搞下去就会搞到我们自己头上。人心思治，谁也不愿意这么无休无止地折腾了。] 我说：[ 看毛主席的打算，运动还要继续深入，斗批改的任务还远换没有完成呢。] 林彪讲：[ 那不是一年两年能够奏效的事情，要是把文化大革命持续那么长的时间，谁也受不了了。顶多开完九大，就该结束运动。不然就会犯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谈不到的那样的错误。] 这也是我在给九大起草的政治报告中主张九大以后要集中精力抓生产的原因。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错误，并不是都和我有份，我也是对当时的左倾错误进行过抵制和斗争的。”

       但是，不管陈伯达怎样解释，只要提到文化大革命，人们就不可避免地要把他和那场运动联系到一起。我在试图让他谈谈文化大革命的起因时，陈伯达毫不隐讳地说：“这场文化大革命绝对不是偶然的，是国际国内阶级斗争风云所产生的必然结果。老人家有这样的一句话……”

       我看他那副深思熟虑的样子，就替他说到：“是不是毛泽东在1968年期间讲的那句话：[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GCD及其领导下的广大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继续。] ”

       他连连点头道：“是的，是的。毛泽东的这段话是我帮助他整理的，概括了他对文化大革命的整个认识。实际上说，毛泽东早就考虑要发动一场大革命了，用他的话来说，社会主义革命实际上可以称之为 [ 二次革命 ]，建国是我们和资产阶级联合打下来的，社会主义的革命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无产阶级革命。从1964年10月，赫鲁晓夫被勃列日涅夫等人搞下去后，毛泽东就对自己的政治地位感到了担忧。他对刘少奇等人为首的领导集团表示出了极大的不满，但是他找不到一个解决他们的问题的好办法。那时全国人民都在学毛著，他准备出他的选集的第五卷，里面准备选几篇历史上批判刘少奇的文章，主要是批判刘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毛泽东对我说：[ 摔几颗炸弹看看，证明我和皇帝不是一样的，历史上就不是一样的。我和刘少奇是同路人而不是志同道合的战友。] 我听了很着急，几次给刘少奇暗示，希望他能在毛泽东面前检查，搞好和毛泽东的关系。刘少奇得知毛泽东的意图后，也几次向毛泽东建议，不要他急着把那些文章发表出来，说那样不利于团结全党的大多数。因为毛泽东的九骗文章里除了批判刘少奇外，还点名批判了好几位中央的领导同志，其中也包括批评了周恩来同志。”

      “你作为毛泽东身边时间比较长的一位知情人，你能对毛泽东的性格特点作一个分析和概括吗？”我提出了一个对他来说十分敏感的问题。“任何一个领袖，他的性格和爱好都会影响到他所领导部门的人们的生活和国家的进程。在我们党的和建国以来的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领袖能象毛泽东那样整整地影响了一代人。毛泽东提出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学说，到底有多少科学性？或者说是没有任何的合理内核，这些都需要我们这代人加以总结和认识。你作为经历了毛泽东重用和抛弃两种命运遭遇的高级领导人，能否对此发表一点看法？”

       陈伯达一点也没有感到为难，他很有把握地说：“关于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的理论，我不想多谈。我认为，这不是我们这一代人所能解决的问题。但是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的学识和他领导革命所取得胜利后的那种自信，都是任何时候人所不能比拟的。是的，毛泽东很自信，这种自信已经到了不把全党同志放在眼里的地步。是的，在中央政治局里，比毛泽东更强的人可以说是没有了，他的资格和威望足以使他可以在全党发号施令，这是其一；其二，毛泽东博览群书，常常把现实中的政治斗争用历史上的典故和经验来加以说明，这既有利也有弊，但是人们在毛泽东生前是不会感觉到什么的，用老人家的话来说，就叫 [ 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 这一点，也使人们都对毛泽东自叹不如，因而加深了对毛泽东的迷信；其三，毛泽东发动任何运动，总是喜欢从文化界找缺口，从一些作品或文章上突破，这是他的长处，也是他的优势。但是，这一来最容易把问题弄错。你大概知道，一篇文章，往往可以众说纷纭，各人可以有各人的见解，你把你自己的分析强加在别人身上，能行吗？”

       我知道他是在为毛泽东批判他的那个“天才史观”而辩护，就问道：“你们一直认为毛泽东是天才，究竟在当时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果真是为了维护毛泽东的威望吗？”

       陈伯达说：“这个问题，专案组在审问我的时候，我已经作过说明。我在1970年的庐山会议上整理了《恩格斯、列宁、毛主席称天才的语录》，是为了维护林彪一贯的思想和论点。林彪的许多观点过去并没有得到毛泽东的批评，有些他曾经默认过，这也是我始终要坚持的原因所在。毛泽东整人是很有一套的，他善于把政治上的原因和过错从理论上找根据。比如说我和林彪在1970年8月庐山会议上的活动，说成是反党活动，还说天才论是我们的理论纲领，设国家主席是我们的政治纲领，这些都是牵强附会的罪名。说老实话，我们除了对康生和张春桥、江青等人不满，我也不过是想借林彪之手整整他们而已，并没有其他过多的目的。把什么天才论说成是我的反党理论纲领，无论在哪一方面都是说不下去的。天才的说法，毛主席就经常引用嘛。”

       我真佩服陈伯达的记性，他讲这话的时候，竟还能整段地背诵他那些称天才的语录。他说：“列宁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里讲得非常清楚：[ 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 [ 马克思的天才就在于他最先从这里得出了全世界历史提示的结论，并且一贯地推行了这个结论。这一结论就是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 列宁在《怎么办？》这部经典著作中这样讲：[ 在现代社会中，假如没有十来个富有天才（而天才人物不是成千成百地产生出来的）、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袖，无论哪个阶级都无法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 这些论述，难道不对吗？这和唯心论的先验论有什么关系呢？我可是从来没有说过什么天生就会、天生就懂的，更没有反对学习和经受实践的锻炼的意思。不过，毛泽东批评我，我也只好违心地检查和接受了。在哪个时候，是根本讲不清任何问题的。除了低头外，再没有任何的出路。”

       我问道：“你用这些语录是为了对付张春桥的吗？”

      “是的，因为他反对再称毛泽东是天才。”陈伯达肯定地说：“1970年8月13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张春桥公开对吴法宪说：[ 宪法里写上毛主席是天才地继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样的话，使人感觉到很不严肃，总给人一种讽刺的意味。法律嘛，是规定整个国家和政党的行为规范的大典，写对领袖的评价不好，也不符合毛主席一贯的思想。] 康生也说：[ 宪法里不要再提什么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这些词了。法律用修饰语不严肃，给人一种歌功颂德的意思。] 吴法宪一听这话火了，以为他抓住了什么证据。林彪和我谈话的时候，也说：[ 现在我们抓住了炮弹，是他们反对毛主席，我们就是攻得厉害些也不过是策略问题，而他们是政治错误。你要做好从理论上驳倒他们的准备。] 这就使我下定决心，要和张春桥、康生决一雌雄了。当然后来我才知道，张春桥反天才并不是他个人的发明，而是受江青直接指使的。江青把反对天才的说法的底子告诉了张春桥，就是让他来否定和纠正林彪的所谓错误，以此来树立张春桥的威信。实际上是想把张春桥在未来的中央全会上选进政治局常委和党的副主席。”他见我脸上露出惊讶的表情，笑了笑说：“这些对底下的老百姓是不可思议的，但是对我们当时在高层的领导人中却是随时可能的。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毛泽东的一句话就是法律呀，比法律还要厉害。”

       我说：“毛泽东自己所说的天才，无非是讲人的聪明而已。就我个人的看法，他对个人的崇拜和人人迷信一直是有警惕的。据我所知，毛泽东后来反对人们过分地宣传他自己。从1940年起，GCD内就有人开始宣传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对此一直采取了谨慎的态度。1943年12月，毛泽东五十大寿的时候，党内一些人又筹划为他祝寿，正式提出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说：[ 生日决定不做，做生日太多了会产生不良的影响。至于我的思想，自己觉得还没有成熟，还是学习的时候而不是鼓吹的时候。] 当时提出毛泽东主义，毛泽东更是坚决地反对，他说：[ 我们只有一个主义，这就是马克思主义。] 抗战即将胜利的时候，毛泽东推荐全党要认真地学习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甲申三百年祭》，要大家引以为戒，不要重犯李自成胜利后骄傲的错位。他给郭沫若的信中这样说：[ 我虽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你随时示知。] 1945年zhonggong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高度评价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作用后，毛泽东在《 [ 七大 ]工作的方针》讲话里说：[ 决议案把好事都挂我的帐上所对此要发表点意见，写成代表者，那还可以，如果只有我一个人，那就不成其党了。] [ 在二十多年的作中，无论在经济、军事、政治、党务各方面的工作中，我都犯了许多的错误。]  [ 我们大家都是半殖民地社会出来的人，只有这样多一点知识，这样大一点本领。] 这充分说明了毛泽东了毛泽东的谦虚和都是正确对待荣誉的美誉的品德……

        陈伯达不住地点点头说：“是啊，你说的都是事实。当全党大多数同志一起歌颂毛泽东同志时，他是会作出伟大谦虚的姿态的。任何一个党如果没有一面旗帜，一个领袖作为人们的舵手，这个党是不会有凝聚力的。毛泽东作为伟大的政治家，他懂得什么时候需要人们对的信仰和崇拜，什么时候不再需要对他的迷信。也就是说，当政治斗争需要的时候，他会充分地利用人们对他的信任和崇拜来发动群众的。如果胜利在手，或者崇拜对他来说已经成为一种累赘的时候，他会毫不犹豫地抛弃。1956年2月，苏共召开二十大，赫鲁晓夫在会上作了反对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批判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揭露了斯大林在农业合作化、肃反扩大化和卫国战争中的错误时，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的许多做法是不赞成的，他认为赫鲁晓夫没有资格在一位伟大的革命导师死后指手画脚，全盘抹杀。他说：[ 一个十月革命时期还不是布尔什维克的人，有什么资格评论一个伟大的革命领袖呢？在这个赫鲁晓夫面前，我还得给他摆摆老资格。] 但是他还是认为赫鲁晓夫二十大上的报告有一定的胆量。他在政治局会议上强调：今后我们党内也要注意不要重犯斯大林的一些错误。今后不要用人名去作地名，不许发一切致敬电，不要提英明领导，不要用马、恩、列、斯、毛的提法，不要迷信权威。正是毛泽东自己，在党的 [ 八大 ] 的党章上和其他的文件里，建议不要再用 [ 毛泽东思想 ] 的提法。后来把这一切都归罪于刘少奇头上去了。不过，在我看来，毛泽东自己要作这样的姿态，但是他希望党内有人主动地提出并坚持要把 [ 毛泽东思想 ] 写进党章里，他愿意作一个服从党内大多数意见的典范。但是，刘少奇、周恩来噶人恰恰没有真正吃透毛泽东的意图。对毛泽东来说，他所讲的话，同样是违心的。这话，林彪在和我谈话的时候，隐隐约约地提到了这一点。他说：[ 我们可千万不要象刘少奇那么傻了。] ……

        陈伯达的这几句话，对我来说，却有石破天惊的震撼。我问道：“你这些话有什么根据吗？你能举出事实吗？”

        陈伯达显然已经没有什么顾忌了，他滔滔不绝地说：“到1956年底1957年初，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究竟是对什么人有利？丑化了谁？我看归根结底是对帝国主义有利，丑化的是苏联共产党人。如果我们也照赫鲁晓夫的做法，回导致什么样的后果，你们知道吗？] 这时，最先站出来讲话的是康生，他负责根据政治局会议的精神来起草文章，他是代表zhonggong中央对外宣传的重要把关人。他说：[ 个人崇拜从来都是有阶级性的，离开阶级性和离开了真理与错误而单纯地反对个人崇拜是极大的错误。请问，对马克思要不要崇拜？对列宁要不要崇拜？对真理要不要崇拜？权威和崇拜并没有什么截然不同的界限，要树立和巩固领袖的权威，就需要一定的崇拜。没有崇拜也就没有权威了。试想，如果没有苏共党内对斯大林的崇拜和他具有的伟大权威，他能够领导苏联人民战胜德国法西斯的侵略吗？] 这话马上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1958年3月10日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一篇极为重要的讲话，他说：[ 赫鲁晓夫一棍子打死斯大林，也是一种压力。中国党内多数人是不同意的，还有一些人屈服这种压力，要打倒个人崇拜。有些人对反对个人崇拜很有兴趣，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崇拜，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我们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另外一种是不正确的个人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反对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个人崇拜，一种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问题不在于个人崇拜，而在于是否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不是真理就是集体领导也是不成。] 你看看，毛泽东不是对赫鲁晓夫一个大反击吗？林彪也好，别人也好，就是在毛泽东的这种思想影响下发表他们自己的一系列看法的。后来的许多事实证明：毛泽东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是欢迎这种对他的个人崇拜的。这应该是不争的事实。过去我们不想这样说，现在应该实事求是地承包工程3那这一点。这对我们研究历史会有很大的好处的。”

      “你知道为什么毛主席对你失去了信任吗？”我迫不得已地提出了我的问题。

        他犹豫了一下，很干脆地回答：“过去毛主席总是批评我是患得患失，时左时右。九大以后，我对江青表现出了我的反感，特别是对张春桥和姚文元这两个人表示我对他们的蔑视，这就触怒了江青。毛主席那时明显地表达出他对张春桥和姚文元等人的好感。他把我对张春桥、姚文元的厌恶看作是对他的冒犯。那时，林彪和叶群已经与江4等人划清了界限，就是说已经不再多和他们来往了。江青在一些场合里说过：[ 九大以后，有人以为中央文革小组已经完成了使命，把我们当作多余的人，可以放心地走回头路了。紧步刘少奇后尘的人是有的，这一点我劝同志们要警惕。] 这话传到林彪耳朵里后，林彪曾经把我叫到他家里，对我说：[ 这个江青同志，如果没有矛盾她就觉得自己没事干了，非得要找点事干。她和谁也弄不到一起去，我可不是刘少奇，如果她要弄到我的头上，我可是对她不客气的。] 当时我说：[ 你是毛主席的接班人，她对你是不敢造次的。她的那些话不过是随口讲讲而已，不一定非要有所指的。] 当然后来的事实，我们可以知道，江青完全是警告林彪的。”

       我问：“江青为什么对林彪和叶群产生了反感？”

       陈伯达想了想说：“这个由来已久了。早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江青就对林彪的不配合表示了不满。那时，毛泽东为了顾全大局，对江青采取了限制的方针。江青也对林彪采取了策略，使得他们之间的矛盾没有公开化。但是，我已经隐隐地有所感觉。比如：林彪要提拔的人，江青嗯是想法子阻挡；中央文革小组有人要是背着她和林彪来往，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她的打击。比如关锋、王力和戚本禹这些人，虽然打倒他们时给他们找了许多的理由，但是他们都是企图要和林彪联系的人，林彪也不同程度地要和他们建立关系，都被江青识破了。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会上曾经这样说：[ 小组内部的讨论和研究的问题，任何人都不能传到外面去。不管什么人，即使是好人也不能对他们透露里面研究的问题。路线斗争很复杂，现在的好人也许会在什么时候变成我们的敌人。阶级斗争的复杂性是同志们所料不及的。谁要是违背了这一条，别怪我对他们不可气。] 这后成为中央文革小组的纪律。后来，这个纪律传到了毛主席那里，毛主席很不客气地批评江青，说：[ 中央文小组研究的内容不能对总理保密，也不能对彪副主席保密，今后的中央文革碰头会要请总理参加，林副主席要派人参加。] 这就是后来总理和叶群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原因。对此，江青一直怀疑是我向主席报告的。其实这和我没有任何的关系，我后来才知道是林彪向毛主席提出的。林彪对主席说：[ 中央文革小组研究的问题要是对我们不公布，我们就无法配合他们工作了。] 毛主席这才采取了果断的措施。”

      “你觉得毛泽东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发动文化大革命究竟有什么教训？”

       陈伯达想了想说：“现在讨论这个问题似乎为时还早。不过，我可以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不是简单地出于一时的冲动，也不是为了个人的怨气和仇恨，而是出自一种理论。他老人家作任何事情，都是以一定的理论为指导的。他不是那种随心所欲地干事情的人。比如他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建立在他对社主义历史阶段的各种理论的认识和分析基础上的，这就是我们后来提出的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个理论的的确确是毛泽东的创造。是不是这个理论一点道理都没有？看来还得继续研究，这个研究工作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不仅对中国，就是对世界也是一个巨大的贡献。不过这不是我的事情了，我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已经完成了我的作用，我是一个悲剧角色。不过，我希望你们这一代人应该把这个研究工作划上一个句号。”

       我说：“也许我们这一代人完不成这个使命，而需要几代人。总之，时间越长，一切是是非非就会看得越清楚。”

      “有人说，华国锋是毛泽东的接班人，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陈伯达说：“可笑，他怎么能成了毛泽东的接班人呢？他一生见过毛泽东的次数有限，甚至从来没有单独地见过毛泽东，对毛泽东的思想能有多少透彻的理解呢？他当毛泽东的接班人完全是一个历史的错误。这也可以看出，毛泽东晚年在认识人的问题上是屡犯错误的。”我说：“那你说，在决定林彪是毛泽东的接班人问题上，他是否犯了错误呢？”

      “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陈伯达说：“当时中央政治局常委里面，除了林彪以外再没有更合适的人选。当时，毛泽东是不可能让邓小平作为接班人的呀。刘少奇作为毛泽东决定要打倒的对象，其他人的政治态度不明朗，只有林彪在各种会议上是坚决地站在毛泽东一边的。就是从当时政治斗争的策略上讲，毛泽东也只能选择林彪。林彪没有考虑到文化大革命会把整整一半的中央委员打倒，最后发展到军队的领导同志占了中国地方和部2的统治地位，这对林彪来说，无疑助长了他的野心。”

       我注意到陈伯达对林彪使用了“野心”这样的词汇。

      “你认为林彪是野心家吗？”我问。

       陈伯达说：“如果说林彪没有野心，那是愚弄历史。问题不在于林彪有没有野心，而是说当时究竟谁没有野心。大概除了毛泽东以外，我们党内没有不愿意当国家主席的，当然我这里主要指的是桑时在政治局里的。想不想当是一回事，能不能当是另一回事。林彪曾经对我说过：[ 与其把党的大权交到张春桥那些人手里，不如我们把权夺过来。] 说明了林彪的的确确是对张春桥那些人有反感。我们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那些人并不是一回事，我们之间是进行过坚决斗争的，这可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如果没有毛泽东对他们的支持，失败的绝对不是我们。毛泽东也经常地批评江青，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了，那种批评是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批评，准确来说是提醒。搞历史的人不敢正视这个问题，就弄不懂文化大革命的许多事实。”

      “你能不能说得再具体点，比如说究竟文化大遏中的哪一些事实是毛泽东支持的？哪一些是江青、林彪等人自作主张的？”我诚恳地问道。

       陈伯达认真地说：“说老实话吧，文化大革命中的任何大事，如果没有毛泽东的支持和默认，都是绝对干不成的。比如1967年8月5日批斗刘少奇和邓小平、陶铸的大会，表面上毛泽东不在北京，实际上毛泽东一直在关注着批斗会议的进展情况。他对周恩来、林彪和我等人说：[ 看来，刘少奇、邓小平这些人是不怕我们的，他们怕红卫兵和革命群众，适当的时候应该把他们交给群众批判批判，不见群众恐怕是交不了帐的。红卫兵比我们有办法，他们在群众面前不低头是不行的。] 正是根据老人的这个指示，我们才能支持红卫兵和革命群众的行动。否则，谁敢自作主张呢？现在外面有这样一种说法，即1967年8月5日下午，在中南海分三批到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家里批斗他们后，当晚和次日上午，杨德中等人用电话报告了汪东兴，汪东兴向毛泽东作了报告，毛泽东大为光火，非常生气地问：[ 是谁人干的，要追查！] 完全是胡说八道！的确，毛泽东当时在上海，得到中南海批斗他们的消息后，还对张春桥说：[ 这样批判好，不要把他们弄出来，弄出来没有安全的保障。就用电视转播，让更多的人接受一下教育。] 只是后来考虑到国际影响，才没有公开放映。另外，革命造反派的提法，也是毛泽东自己总结出来的。他说：[ 你们不要到处给人家封左派的称号，真正的左派在任何时候都是少数，革命造反派可以通过斗争变成多数，群众中的革命造反派你们要好好地支持。要告诉军队的同志，对造反派不要轻易地否定。我们这些老家伙哪个不是靠造反起家的呢？你们总不能象鲁迅小说里的阿Q那样，秩序自己革命，不许别人造反呀。造反派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错误，但是他们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这就是毛泽东的估计。在1968年以前，中央文革小组始终就是以老人家的这个估计来工作的。现在看来，这样的估计是有错误的。但是究竟错误占了多少？还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加分析总是不好的。我们应该否定那些错误的东西，但是我们不应该否定本来是正确的动西。这里牵扯的问题太多了。”

       我见陈伯达总是千方百计地为自己和他过去所坚持的东西辩护，没没有多谈具体的事实，就希望他多讲讲文化大革命发动前的一些情况。他想了想说：“说老实话，我想要讲的话太多了，我也不知底自己该从哪里讲起比较好。还是这样吧，你问什么我回答什么，这样便于我集中思考一些问题。”

       我问：“杨成武事件到底是怎一么回事呢？他那篇《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究竟是不是他写的？是你要发表的吗？现在有人说那篇文章是林彪要让他发表的，是这样吗？”

       陈伯达苦笑了几声，问道“你是要我说真话吗？”他看到我点点头后，仰起头来思考了一会，说：“现在我们这些打倒了，有人就把事实全部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改变，把一切坏事都推到我们头上，好象他们是一贯正确的，其实并不是这样。就拿杨成武来说，真正对他了解的还是毛泽东。打倒罗瑞卿的时候，林彪曾经建议由他来担任总参谋长，毛泽东摇摇头说：[ 不要那么匆忙，还是让他代代吧。] 后来把毛泽东的这句话说成是林彪说的，这就是歪曲历史。所有熟悉中央高层政治内幕的人都会知道，象总参谋长这样的职务绝对不是林彪能够任命的，必须是毛泽东点头才行。这既是政治常识，也是历史的真相。在1967年7月20日的武汉事件发生后，毛泽东曾经对周恩说过：[ 杨成武这个人八面玲珑，和各方面的关系搞得都很好。叶剑英、聂荣臻那些人都建议让他当总参谋长，取消那个代字，我就没有吐口。] 是的，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他和关锋、王力、戚本禹的关系都搞得很热火，从他们那边经常得到许多的消息。这在毛泽东那里，都是大忌。他搞的那篇《大树特树》的文章，我们知道就不是他写的。开始他交给毛泽东，毛泽东没有看，只是翻了翻，因为文章有大树特树林彪的字眼。毛泽东对此是警惕的，这当然是我后来才感受到的。我看了那篇杨成武的文章后，对姚文元说：[ 没有一点点理论色彩，尽是空头口号。] 我本想帮助他改一改，但是那样的文章怎么改得了呀。我让姚文元帮他改一改，姚文元也说：[ 这样的文章，我没法子改，要改就得重新写，我现在忙得要死，哪里有时间重新写文章呢？要不就压一压再说。] 于是，这篇文章我们压了一个多月。但是，杨成武几乎天天催，问这篇问章怎么还没有发，甚至说：[ 一个总长要发表一篇文章怎么这么难呀，我的文章可是代表了广大指战员的心情，是代表了全世界的声音呀。] 我心里知道，他在这个时候发表这样的文章，是要在即将召开的zhonggong九大上投机的。这个心情现在看来也没有什么不好，也不是什么不可理解的，应该实事求是地把历史的真实说清楚嘛。直到我们实在是推不过去了，我才决定把这篇文章发表出来。这件事从头到尾，没有和林彪沾半点边。杨成武的问题出来以后，把这件事情完全推到我这一边，好象他并不愿意发表这样的文章，是林彪和我们这些人硬是要发表。这才是一个天大的骗局呢。在这里，我说的完全是老实话。因为对我来说，说任何话都无所谓了。但是我不希望你现在把这样事实公开，因为公开只会给你或者我带来麻烦。将来这件事情会逐步地公开于世的。历史永远是无情的，篡改历史的人只会被嘲弄。”

      “杨成武反对过林彪吗？”我问。

       陈伯达笑道：“那时反林彪，除了他是活得不耐烦了。他那时是紧跟还紧跟不上呢。杨成武之所以跨垮台，是因为他两面三刀，和各种人都来往，是想树立他自己的势力。他是想把吴法宪、邱会作这类人打下去的，抬的旗号也是林彪。他曾经对人说：[ 我紧跟林副统帅的时候，他们还不知道在哪里呢。] 他一面发表大树特树这类文章造舆论，一面发展自己的势力，想把一些阻碍他的人打下去，殊不知林彪并不买他的帐。林彪那里我也说过：[ 杨成武这个人一旦感觉到他羽毛丰满的时候，他就会露出他的本相。现在他就想杀人了。我们就是要在他还没有杀人的时候，首先把他杀死。这个人是很不老实的。] 不但林彪，连毛泽东也看出了他不老实。在毛泽东那里开会的时候，谢富治对毛泽东说了许多他听来的消息，证明了杨成武和许多人都吹过毛泽东对他如何如何，要他担任什么样饿大任，要把许多人都打下去。连谢富治都在他的排斥之外。这下，毛泽东火老，毛泽东当着我们的面说：[ 这个杨成武，的确不老实，背着我就要搞名堂。我料定他会打着我的旗号胡闹的。现在果然如此。他一有点资本以后就得意忘形了。这个人不能重用。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要考验许多的干部。凡是证明品德恶劣的人统统都要轰出去。他这个位置尤其不能轻视，一定要选一个品德好的人来担任总参谋长。] 我们在毛主席那里连续开了三四次会议，研究和讨论杨成武、傅崇碧、余立金的问题。后面的两个同志揭发了杨成武的许多问题，也说明了杨成武不是一个正派人。但是现在看来他的错误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但是在当时他的挑拨离间、拨弄是非是很大的错误。”

      “研究杨成武的会议都有哪些人参加呀？这件事好象在文献里没有记载。”我问。

       陈伯达说：“在毛泽东那里开会，除了极其重要的会议有记录外，一般都没有记录。研究杨成武的问题，是在毛泽东的住地游泳池开会的，参加人有林彪、周恩来、康生和我，还有江青、谢富治。”决定以后，通知了汪东兴等人。会议开了两、三次，其中讨论了撤销杨成武的职务以后谁来担任总长。林彪提出黄永胜，毛泽东看了看谢富治，谢富治说：[ 黄永胜这个人打仗很勇敢，在广州工作时表现也不错，文化大革命中揭发了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好多问题，可以。] 毛泽东点头了：[ 那好，就黄永胜吧。] 几天的会议，才把问题全部定下来。“

      “毛泽东都同意会议的内容吗？“我问。

       陈伯达说：“毛泽东不同意的事情在当时是根本无法执行的。毛泽东认为杨成武是一个两面派，他和关锋、王力、戚本禹都有勾结，有大量的信和文件可以证明。同时他和老帅们也来往密切，所以，毛泽东说：[ 这个杨成武，哪一头他都不想落下，他都要挂扯，谁得势谁都会要他，都让人说他的好话。这样的人最靠不住的。当时在文艺界和部队的文化界都有这样的人，我们都采取了否定的态度。这样的人对老同志可以原谅的。对头靠新人物上来的人是不能原谅的。杨成武是把他作为林彪的人来看待的，他那样做，怎么能容忍呢？] 毛泽东这样的话，就成了我们解决他的问题的原则。这还不说其他的事情了。”

      “林彪为什么对杨成武越来越不满呢？这里有什么原因吗？”我问道。

       陈伯达说：“当然是觉得他靠不住了。同时江青也向林彪反映过样成武的问题，还有毛泽东的女儿李纳多次向毛泽东和江青反映杨成武在军队的活动。所以，解决杨成武的问题是多方面的因素，并不是一个林彪所能决定的。这一点，我们的许多文章和回忆录里都没有提及。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在毛泽东准备召开九大的时候，不解决杨成武的问题，就会让他继续在党内安排职位，说不定就要进政治局。这样对今后当然是不利的，所以毛泽东下了决心，在九大前解决这个问题。也是杨成武自己创造了他垮台的条件。”

       我和他的谈话逐渐地牵扯到了一些具体的事件上，我对他说：“有人在采访当时的一位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时，他这样说：[ 1967年8月5日揪斗刘少奇、邓小平、陶铸以后，林彪、陈伯达、康生、江青一伙把矛头指向周总理，他们要五•一六组织派专人搜集周总理的材料，并策划了冲中南海揪周总理的阴谋计划。五•一六组织中，有些人看到中南海警卫严密，产生害怕心理，没有敢动。] 这些是事实吗？”

       陈伯达鼻子哼哼了几下，脸上露出轻蔑的笑意，说：“你看看，这是多么无耻的行为。这个警卫局副局长懂个屁！他连历史的基本事实都没有弄清楚，哪有什么发言权？纯粹是哗众取宠嘛！中央文革小组开会、研究，他根本参加不上！毛泽东召见什么人，他们也根本无权旁听，别说是他，就是连汪东兴也未必知道多少事情。到了这个时候，他们一个个都装出一副知情者的面孔胡说八道，实在没有多少意思！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对周恩来，我也好，江青也好，中央文革小组的人也好，都不敢反对。虽然我们和他之间有矛盾，有分歧，但是在九大以来不大。我们根本没有派任何人去搜集和整理什么材料，更谈不上策划冲中南海揪周恩来的事情。根本没有敢这样做。就是王力、关锋、戚本禹那些人也敢。如果有这样的事实，那早就把他们逮捕了。也就不会是现在这样的处理了。我再说一下五•一六的事情。那是在1967年5月16日，经毛泽东批准和修改，我们重新发表了1966年5月16日批判《二月汇报提纲》的那部分中央通知。一小撮学生中的极左分子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认为中央又要揪什么大人物了。他分析来分析去，认为周恩来是危险人物，贴了许多攻击周恩来的大字报。这个动向，很快地被我们得知了。毛泽东立刻下令取缔这个反动的五•一六红卫兵组织，宣布它是反革命组织。当时江青和我，还有其他的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都发表谈话，批判了他们，制止了在北京等地出现的反周恩来的逆流。这是铁的事实，有当时的讲话记录和材料作证。现在，许多的事实都给弄颠倒了，这对历史是个嘲弄。我希望你笔下能够证实历史事实，而不要制造历史的冤案。”

       我说：“现在还有这样的一种说法，即：1967年8月7日，王力发表了那个反动的八•七讲话后，是周总理找到了王力的讲话记录稿，交给杨成武代总长带到上海，请毛主席定夺。毛泽东看完王力的讲话稿，找到杨成武代总长说：[ 我考虑好了。你回去告诉总理，王、关、戚破坏文化大革命，不是好人。你单独当面向总理汇报，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 杨成武记录了毛泽东的话，毛泽东说：[ 你现在就去准备，叫总理马上办。] 在我的回忆中，这种情况基本上不存在的。你谈谈这个事实好吗？”

       陈伯达点点头，说：“你的这个感觉是对的。老实说吧，真正把关锋、王力和戚本禹送进监狱的，不是总理，更不是杨成武。他们和揪出这三个人压根就没有半点关系。王力和姚登山的谈话就没有什么记录，是他们把王力的谈话发表在红卫兵小报上了。江青看到小报后，搜集了几份并附上她给毛泽东的信交给张春桥。张春桥早就对王力和关锋不满了，他曾经对我说：[ 关锋骄傲得很，王力和他搞在一起经常把我们搞得被动极了，应该在中央文革小组的会议上批评批评他们。他们在学生中挑拨离间，制造分裂，还挑动一些人到上海来造我们的反。这样下去可是不得了。现在王力又在打陈毅这些人的主意。现在不是搞他们的时候嘛。] 张春桥把王力谈话的报纸交给了主席，并反映了关锋和王力的许多问题。反映前张春桥是报告了江青的，江青回答说：[ 你转告主席，我也是这样的意见。] 周总理听到要整关锋和王力的消息后，吃惊地问我：[ 这样传到红卫兵中去会引起很大的风波呀，这两个人在造反派中是很有影响的嘛。] 怎么可能是周总理让杨成武向毛泽东报告的呢。不可能！但是，批判和解决王力、关锋的会议的确是周总理主持和参加的。那时，中央文革小组的任何会议对总理已经不保密了。再说，当时并没有把他们抓起来，而是叫他们请假检查。当然是限制了他们的自由。而且，当时并没有动戚本禹，一直到了第二年才动的戚本禹。现在有些纪实作品和当事人的回忆连起码的事实都没有搞准，有的人几乎是贪天之功据为己有，好事都千方百计地往自己身上拉。这不好！我现在给你讲的，完全是事实，我可以用我的人格来作保。 ”

       我又把话题转到他垮台的1970年8月下旬的zhonggong九届二中全会上来，问到：“毛泽东在8月31日写的批判你的《我的一点意见》，你听到后是怎么想的？可以讲讲当时的心态吗？”

       陈伯达这时早已从那个紧张的氛围里解脱出来了，所以他的神态此刻显得非常平静，他缓慢地说：“毛泽东的《意见》未公开前，我已经感觉到了。我从林彪和叶群的表情里感觉到问题严重了。原先他们见了我都会主动地打招呼，那天见到我却把脸扭到一边去了。当天，我看到毛泽东的《意见》后，出了一身冷汗，真是欲哭无泪，脑袋都要炸了。我一抬头就看见江青和张春桥那一双双幸灾乐祸的眼睛。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我完蛋了。但是，我是把全部希望寄托到了林彪身上。当时只有他还能救我，他毕竟还是党章规定的毛泽东接班人嘛。但是，全会上对我的批判，我就不敢轻易地检查了。我对毛泽东和林彪说：[ 我现在的脑袋已经乱了，我要好好地休息休息，现在是什么问题都无法谈了。] 我说的都是心里话。当时整个会议的气氛真是紧张极了，几乎所有的人晚上都睡不着觉，都在打听着各种消息。谁也不敢想象，他们所敬爱的林副主席会出事。这种政治气候，没有经历过的人是绝对不会理解的。”

      “你说的是1970年8月5日上午和你的谈话吗？”我问道。

      “大概是的。”陈伯达喝了口水，接着往下说：“毛泽东一见面就问：[ 大家批判了你的错误，你能认识到吗？] 我还没有答话，他就发火了：[ 你这个人大概是看到我快死了，所以迫不及待要给你自己找一条出路和靠山，是不是？你历来是脚踏两只船的，这次表现更加恶劣。你嫉贤妒能，把政治局大多数同志不放在眼里，你表面上是反对张春桥，实际上是反对我。你主张设国家主席，究竟是什么居心？你要是把事实的真相讲出来，我就佩服你，就看你检查不检查了。] 毛泽东的这番话，我直到林彪摔死之后，我才真正地想清楚，那是暗示我揭发林彪呀。你想想，在当时我哪里敢把责任往林彪身上推呢？我向毛泽东检查了不顾全大局的错误，毛泽东批评我说：[ 什么顾全大局，你的大局是设国家主席！是要把我置于死地！] 我当时真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好了。”

      “那么，到底是谁首先提出要把林彪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写进党章的呢？”我问道：“有人说是江青首先提出来的，但是我看到的材料和文件并不是这样的。因为在九大召开之前，江青和林彪之间似乎已经有了矛盾了。”

       陈伯达点点头，想了想说：“应该说，最初把林彪提出来的是上海代表团。因为毛泽东在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以后，提出要让上海准备修改党章，进行恢复党的组织的试点。在修改党章的讨论中，他们已经提出了要把林彪写进党章的建议。江青那时对林彪虽然有不满情绪，但是毛泽东对林彪并没有提出什么，所以她也不敢公开地表现出什么来。在会议上也是客客气气的，赞扬林彪几句也是正常的。在党的九大讨论新党章和政治报告的时候，很多的代表已经把林彪的接班人地位提出来了。这不能让江青负这个责任，她也负不了，但是她也不能够公开反对。毛泽东认为林彪的身体不好，不一定能活过他自己。他把林彪作为自己权力交给别人的一个过渡，他选择了林彪。当他真正后悔的时候，已经晚了。这个一生都在用政治斗争的权术和艺术进行游戏的伟大导师，不得不为他自己栽下的祸根来作最后的消除工作了。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闭幕前和我见面的时候，说了这么一句话：[ 他放出来的魔鬼，未必还能再收回去。] 但是，林彪这一点还是估计错了。毛泽东既然能放出来就一定能再收回去。这是林彪所绝对没有估计到的。”

       这时的陈伯达，我感觉他所说的都是事实。现在他已经没有任何的顾忌和留恋了。一个人如果真正到了身败名裂的地步，他是不会再顾全他的虚假名誉的，他会把自己的一切心里话都统统地倒出来的。离开陈伯达的时候，他握着我的手说：“今天和你的谈话，我没有请示别人，希望你要自己把好关。该公开的可以公开，不该公开的东西不要公开。我看再过十年，我们这些人都会陆续地拜见马克思了。那时公开历史的真相就不会有什么妨碍了。我这一生经历过许多的风浪，遗憾的是最后竟有这样的结果。中国的这段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就是毫不加工和掩饰，就是世界上最好的剧目。”

       说老实话，我对他的这段话却有所不理解了。历史的真实究竟会妨碍什么人呢？害怕历史真实的人会是什么人呢？历史呀，你真是一个令人恐怖而无情的法官呀！现在某些人之所以在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上搞新的禁区，无非是他自己在那场运动中表现的并不光彩，或者说他们也并不是那么一贯正确的，但是这些人偏偏要伪装自己一贯正确。还有些人，明明在那场运动中是紧跟林彪、江青的，只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原因他们自己并不想彻底讲清楚）受到排斥或打击，然后就把自己打扮成什么“同林彪、江青一贯斗争”的英雄，于是他们最怕再现文革的真实风云。诸如此类，都使一场事关民族和国家命运的历史成为某些人“隐私”或“禁区”的理由。我看，应该到了结束这场并不高明的禁令的时候了。

菜农

毛想清洗一下军队里的走资派是有初衷的，可是试点了一下后，觉得不可行，军队打内战，人家都不是傻瓜，只要把报纸电台一控制，都自称忠于毛主席，这个仗哪里打得完？这仗本身会把老毛搞死，而国际上美国苏联也可以趁中国内战来搞死毛泽东，这和基本道理老毛还是知道的。

所以可以从史料上读出，老毛想搞而不能搞，非常郁闷，而且乱子不少，不得不使用平衡术忙于控制军队局面，完全被动。

菜农

而老毛的起家的军队正好是留苏和留欧派占主流，总感觉留苏的那帮和苏修是一伙的，留欧的那帮和美国是一伙的。
只有老毛一个是土包子，这点让老毛睡不好觉。
所谓兴起反修防修，实际上是苏联在匈牙利事件上干预别国的内政，包括后来的捷克，都可以看到苏联有军事干预别国政权的目的和行为。
而美国也同样到处扶植傀儡。
老毛总觉得苏美兵临城下，内部的将领都可能把老毛卖掉做傀儡政府，这样就睡不好觉，这样要揪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就是老毛当万世皇帝的个人目的，整个文革初衷全部是为了巩固自己做皇帝的权力。

菜农

老毛发动文革的结果，解决了刘少奇这个赫鲁晓夫，可是留下几个让后人解不开的迷。
一个是，动不了军队，一帮留欧派的高级将领全部在军队保留下来了，这使得军队成为老毛死后复辟资本主义的主力军。
另一个是，发配红卫兵到农村，这个作为后人来看这件事，匪夷所思，人家用完就扔而已，老毛用完了还发配人家，还让人家男女不能谈恋爱，这事能按捺长久吗？一时用革命口号，斗私批修的政治高压可以维持局面，可是长久来看，人性能压抑住吗？老毛不可能不懂这个道理。这股力量始终会闹事的。
还有一个启用华国锋，让叶剑英辅助后主，留着邓小平的命。
再有就是和美国消除敌对，这不是自己走资本主义道路吗？

童志刚

其实，“揪军内一小撮”说法的源头，出自毛泽东亲自主持制订并亲笔修订的、1966年5月16日下达的“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zhonggong中央“五·一六通知”》。这个《通知》明确提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必须同时批判这些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该文件还提到：“军队里也有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笔者注：那时还未使用“一小撮”这个限制词），必须批判和清洗”。

——以上段落引自11楼转贴的文章。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红字部分的“文件”指的是“通知”，其后引号中的文字也就应该是“通知”里的内容，如果确实如此，这个“源头”说或许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因为既然单独提出了“军队里也有……代表人物，必须……”就与前面笼统说这里那里说各个领域的提法有了重要区别，将此直接理解为“揪军内一小撮”也就未尝不可。问题是，《通知》里果然这样单独提出问题了吗？查维基百科提供的《五一六通知》全文，其中提到“军队”3处、“代表人物”9处、“批判”9处、“清洗”1处，但这些词都没有组成上引红字部分的内容。用大苗的话说，该作者煞有很是介事地笔者注了一笔，可被注的内容究竟是从哪里移植过来的呢？

吹笛在湖北

中国的这段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就是毫不加工和掩饰，就是世界上最好的剧目。

菜农

一般军人政变与民主相对立的，中国的情况比较特殊。
中国的政权是武装力量流血决胜出来的，一股新的武装力量掌握新政权，本身就是军人独裁政权。这种政权建立后，最高独裁者和军事将领之间的冲突是常见的，独裁者一般手法是挑起矛盾，分而治之，在矛盾中维系最高权力。
本来军人政府不管内部如何，独裁本质不变，不过，当朝的开国统治者是一个有皇帝意识的农民，没有出过国，而一群将领在欧洲留学过，这个问题就变的十分奇妙。
最后，留欧的将领们掌握政权后，实施改革开放，这点似乎和朝鲜不一样，朝鲜的非金家将领势力不强，朝鲜的将领们还真的忠于皇帝，这使得朝鲜和中国的情况大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