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广宇：“陈里宁事件”始末

李旧苗

文化大革命初期被炒得沸沸扬扬的“陈里宁反革命案”已经过去了三十七年。为了澄清这件已被忘却了的事件，我作为当事人愿把这个案件的原委说出来，给后人留下一点历史资料。
    为了保持历史的真实，我的叙述不得不涉及许多当事人的名字，这样会再刺激许多被卷入这个案件的同志早已愈合了的心灵伤疤，这决不是我的本意，希望得到这些同志的谅解。当时多少荒唐事都是“无产阶级司令部”意志使然，许多同志也因之而罹祸殃的。
    一、 “反革命要犯”到“反刘少奇英雄”
    陈里宁原是湖南省湘潭县委办公室的一个工作人员。从六十年代初期起，他就给中央写信、撰写文章批判刘少奇，说刘少奇是“修正主义者”。后来被公安部门立案侦查，并作为反革命要案从湖南移送公安部继续审查，再后来被关进北京秦城监狱。大约在1965年，公安部认为陈里宁有精神病，遂把他从监狱转到北京安定门外的精神病医院安定医院（文革初改名为红卫医院）治疗。
    文化大革命开始，一些高等学校的红卫兵，不满足于在本校造反，杀向社会。他们了解到当时苏联克格勃迫害政治犯的一种重要手段就是把“不同政见者”打成“精神病人”，关在精神病院加以迫害。受到这个启发，这群红卫兵就到精神病院查找这类病历，并以此为理由去造政法部门的反。
    大约在1966年底，驻扎在红卫医院的清华大学红卫兵和红卫医院的造反派清查出六十年代以后，几个政治犯被当作精神病人受迫害的病历，加以渲染，向中央文革小组反映。1967年初，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和戚本禹到红卫医院找了清华大学红卫兵和医院的造反派开座谈会，了解精神病院把政治犯当成精神病人强迫治疗的情况。
    第二天，戚本禹向我介绍了座谈会的简要情况。戚本禹说他们在精神病院发现了一个因为写信、写文章批判刘少奇，而被公安部门抓起来关在精神病院的人，这个人叫陈里宁。据陈里宁的主治医生说，陈里宁没有精神病，因为反对刘少奇而遭到关押迫害。他们见到的陈里宁神志很清楚，谈话也很有条理，根本不像精神病人。戚本禹赞扬说：这个人很了不起，那么早就看出刘少奇是“修正主义者”，我自愧不如。据清华大学红卫兵说，陈里宁的文笔不错，能写文章。我想把他接出来，找个安静的地方，叫他写批判刘少奇的文章，这种人可以现身说法，批判一定很有力度。不过，陈里宁被关在监狱好几年，又在精神病院受折磨，身体情况怎么样？能不能出院？出来后能不能写文章？这些由你同造反派和主治医生商量。
    1967年1月初（我记不得具体时间，是我被囚禁后中央专案组的人告诉我的），我第一次去红卫医院，向金弘敏（陈的主治医生，是她最早发现陈里宁“没有精神病”的）、王志(护士)传达了戚本禹的意图。金弘敏等人表示，陈里宁没有精神病，但由于长期大量用药，对这些药物有了依赖性，不过出院没有问题。
    我把商量的结果向戚本禹作了汇报。戚本禹让我考虑找一个适合的单位接收陈里宁。我最先考虑的是我的原单位马列主义研究院，戚本禹同意了，后来又变了卦，要改到人民日报社，他说已经同唐平铸（文革开始后接管人民日报的负责人）说好了。
    人民日报那边安排停当，我同金弘敏、王志联系好，便去红卫医院接陈里宁。那天在红卫医院一个小会议室召集了有一、二十人的会，除陈里宁外，以金弘敏、王志为首的部分医院造反派和清华大学的红卫兵也参加了会议。我在会上把接陈里宁出院写文章的意思说了说，然后又把戚本禹送的棉衣、我送的旧绒裤交给陈里宁，会场报以热烈的掌声。这时陈里宁还没反应过来，金弘敏对陈里宁说，还不快说感谢毛主席，谢谢戚本禹和王力同志，陈里宁跟着说“毛主席万岁”、“谢谢戚本禹同志”。我又把戚本禹给金弘敏和王志的红卫兵袖章当场交给了他俩，与会者都流露出羡慕的眼光。全场又一次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我问了陈里宁几个问题，陈里宁都一一作答。就我当时观察陈里宁的印象，他的眼光呆滞，反应迟钝，有点恐惧，但回答问题时神志还清醒。会后金弘敏把朱起鸣介绍给我，说他是清华大学的老师，是清华大学红卫兵驻红卫医院的负责人，以后有什么事情可以找他商量。
    我把陈里宁送到了人民日报招待所，即向戚本禹汇报。戚本禹问我，你看陈里宁像精神病吗？我回答说：我看不出有精神病，不过他有些迟钝，眼神呆滞，可能是长期受迫害留下的后遗症。
    二、 陈里宁涂改毛主席著作的问题
    几天以后，戚本禹告诉我，有人反映，陈里宁除了批刘少奇以外，还有批毛主席著作的问题。你去把他档案调来看看，若有批判毛主席的问题就不能用他了。我向公安部调陈里宁的档案，公安部告诉我，陈里宁的档案早就被清华大学学生抢走。于是，我就给朱起鸣打电话，他说档案在他手里。我问他档案中是不是有批判毛主席著作的材料，朱起鸣告诉我，只是在毛主席著作中有些批改，看不出有反毛泽东思想问题。我派人把陈里宁的档案取来，给戚本禹送去，他说没时间看，让我看后向他汇报。
    我的工作很忙，没时间看这些东西，拖了十来天，朱起鸣催要陈里宁的档案，我才大致翻了翻。总的印象是，他批判刘少奇的著作观点明显，特别是他的日记，反对刘少奇是很明确的。然而他批改的恩格斯、列宁和毛主席的著作则很混乱，他把作者的名字如“恩格斯”或“毛泽东”改成“陈里宁”，把“辩证唯物主义”改成“马克思主义”，把“无产阶级”改成“工人阶级”，或改动一些连接词，大多是用同义语替代原著中的词汇，就变成他的著作了。他还在著作的扉页空白处写“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马克思主义万岁！”等口号。
    我看完后向戚本禹汇报，说陈里宁批改的马恩列斯和毛主席著作很混乱，不正常，但看不出有反动的观点。公安部并没有把涂改毛主席著作等当成他的罪证（不过在文革中，即使是对毛的著作涂改一个字也是一种罪过）。戚本禹说，陈里宁是不是真的有点精神病？不然他为什么要这么干？你再去找金弘敏他们问问，研究一下他为什么在批判刘少奇的同时也批改毛主席著作。
    我去问金弘敏、王志，他们看了档案之后，认为从陈里宁涂改的毛主席著作情况看，没有明显的反毛泽东思想，但也不像正常人干的事。他们说在医学上有一种叫“间歇性精神病”，即患者清醒时像好人一样，而发病时就处于颠狂、无意识状态，涂改毛主席著作可能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我认为这种解释有道理，金弘敏提议去问陈里宁，陈紧张地说，我都记不得了，好像有一次给我吃一种药，脑子产生幻想，稀里糊涂地就把毛主席的书乱画了，真的不是反对毛主席。我向戚本禹转述了金弘敏等人的解释。戚本禹也感觉到陈里宁是“有点精神病”，但并没有把这件事看得多么严重。
    就在陈里宁出院的几天内，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的红卫兵做了两件事：一是出版了一本署名“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兵团”的宣传陈里宁的小册子，名曰《新时代的狂人日记》，从陈里宁档案中摘编了他在六十年代初写的一些日记和文章，吹捧他是反对刘少奇的先知先觉的英雄。小册子在社会上广为散发，陈里宁由此成为新闻人物。朱起鸣一次就送给我一、二十本。我认为，为陈里宁翻案绝不会是王力、戚本禹两人的个人行为，一定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意思，所以发给了小组成员每人一本。但他们对这本小册子并没有什么议论和反应。
第二件事是，清华大学驻红卫医院的红卫兵在朱起鸣的带领下，冲进公安部，要求为陈里宁作“平反决定”，并开“释放证”。
    应当说明，这两件事中央文革是支持的，至少是不反对。朱起鸣从公安部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公安部推卸罪责，耍花招，认为必须把平反和释放作为一个问题由公安部来解决。他说不达目的绝不撤出公安部。
    朱起鸣的电话刚打完，公安部副部长李震也给中央文革打来电话，一再解释公安部给陈里宁开释放证没问题，但作平反决定还需要研究。接朱起鸣电话时，王力正好到值班室，我顺便汇报了一下朱起鸣的电话内容。王力说，当然应该由公安部作出平反决定，我们中央文革不能作这种决定。我把王力的意思转达给李震。后来到底怎么开的释放证我记不太清了。
    陈里宁住进人民日报招待所后开始写批刘的文章。他的文章写得比较长，文笔还算可以，但内容不符合戚本禹的要求。戚本禹先后让闫长贵、陶文鹏、程里嘉等人修改，最后也没修改成。戚本禹利用陈里宁写批判刘少奇文章的计划未能实现。
    三、 恢复党籍，安排工作
    陈里宁的文章交稿后，住在人民日报招待所也不是长久之计。既然放出来了，总得给找个落脚的地方。戚本禹经过了一番思考，决定把陈里宁放到社会科学学部历史研究所，交给历史所造反派负责人傅崇兰，算正式调入历史所，恢复他的工资级别和党籍。
    四、 陈里宁到社会上讲演，引发了争论
    戚本禹对我讲过，先把陈里宁放在历史所，等他适应了外界环境后，愿意回湖南原单位就让他回去。戚本禹对陈里宁的要求是，参加所内的文化革命运动，可以继续写批判文章，但尽量不要到社会上活动，少同外界的造反派接触，更不要支援一派，打击一派。这些意思我当着傅崇兰的面对陈里宁都讲过，并嘱咐傅崇兰掌握好陈里宁的活动。话虽这么说，但陈里宁已经成了社会上的“名人”，北京的高校和一些单位的造反派纷纷请陈里宁去作报告，社会上还散发了一些陈里宁讲话的传单。哪派请到陈里宁就表明他是站在哪派一边，这样就引发了对立派的反感。关于为陈里宁平反问题，红卫医院的内部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反对派认为陈里宁确有精神病，金弘敏说陈里宁没有精神病是政治需要。这个情况我并不了解，是戚本禹后来告诉我的。在京医务界的各派组织中围绕着同不同意为陈里宁平反，形成了两大对立派别。尽管陈里宁得到了中央文革的肯定和支持，但反对陈里宁的一派也在加紧活动，他们抓住陈里宁涂改毛主席著作这个要害做文章，说陈里宁也反对毛主席。因为都知道是王力、戚本禹给陈里宁平的反，不少人以给戚本禹写信等方式表达对陈里宁的看法。对于有关反映，戚本禹是了解一些的，而我作为做具体工作的人，了解的情况不多，认为给陈里宁平反是中央文革首肯的。
    在陈里宁到历史所后，我去看过他几次，戚本禹还叫我找傅崇兰、陈里宁，专门谈不要陈里宁到社会上活动和作报告。我劝陈里宁尽量少出去作报告，陈里宁表示同意。但傅崇兰解释说，几乎每天都有来请的，我们一般都谢绝，但有的知名的高校造反派，如北大的聂元梓来请，我们就很难回绝。傅崇兰表示尽量严格控制陈里宁外出作报告。
    1967年的5、6月，清华大学井冈山支持的天津市话剧团来北京演出颂扬陈里宁的话剧——《新时代的狂人》，朱起鸣和天津市话剧团造反派负责人不断给我打电话，请我去看演出。我告诉了戚本禹，他说，他不去看。我当然也不能去看，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的工作人员，没有小组成员的指令是不能擅自参加社会活动的，这是江青亲自规定的纪律。这时我已经影影绰绰地感觉到陈里宁问题有麻烦。
    在此以前，傅崇兰、陈里宁和我见面时，曾提到有人想以陈里宁的事迹为背景编写一部话剧，想叫陈里宁给编者讲讲，以便塑造他这位反刘少奇的“英雄”形象。我表示可以向编者提供些素材。后来中央专案组审查我的问题时，把这件事也当成我的罪行之一。
    戚本禹大概掌握一些反陈里宁的材料。有一次他有点不耐烦地对我说，陈里宁还是到处活动作报告，他住在北京安静不了，别人找他，他就出场，也是一个好表现自己的人。想办法让他离开北京躲一躲。当时正赶上中央文革要了解农村文化大革命的情况，筹划记者站，借这个机会把陈里宁派到农村搞调查，可以防止他在北京继续被利用，找麻烦。
    五、派陈里宁下乡去调查
    我和傅崇兰一起向陈里宁传达戚本禹的“指示”。陈里宁听后稍微犹豫了一下，表示愿意接受。按照戚本禹的交待，我嘱咐陈下乡后，不能用陈里宁的名字，不要参加农村的运动和各种活动，不要出去作报告，以调查组记者的身份出现，可以写调查报告，直接寄给我。陈里宁对我的谈话作了笔记，表示遵守这些规定。我还一再强调千万不能暴露真实身份。
    陈里宁下乡出发的时间大约是1967年6、7月。
    本来，让陈里宁下乡的初衷是让他出去躲一躲。可是陈里宁却非常认真地把下乡调查看作中央文革交给他的重要任务，下乡没有几天就急于写报告，而且每次寄来的报告最少一两万字，大约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就给我寄来十几次调查报告。
    1967年7月末或8月初，傅崇兰打电话告诉我：陈里宁在保定乡下暴露了身份，各派组织纷纷请他去作报告，碍于东道主的情面，他出去作了几次。傅崇兰请示该怎么办。
    这次戚本禹真的恼火了，他气愤地说：这个陈里宁，我们把他弄出来，现在却成了一个包袱了，看来他真是有精神病，又好出风头，乡下呆不下去了只好叫他回北京吧！
    傅崇兰告诉我，陈里宁回北京后，心情沉重，觉得犯了大错误。我去历史所和傅崇兰一起同陈里宁谈了话。我批评他暴露了身份，他解释说，他一直用着在监狱里用的写有“陈里宁”名字的毛巾，不知怎么被人发现，就在保定地区传开了。我告诉他回来后一定闭门谢客，谁都不要见。陈里宁当面提出想回湖南老家去参加文化大革命。在我同陈里宁谈话前，戚本禹曾对我说，陈里宁回湖南的想法不现实，那里现在乱得很，他回去又得卷进派仗里去。我把戚本禹的这个意思告诉了陈里宁。陈里宁表示犯了错误，对不起戚本禹同志对他的爱护。
    陈里宁回到北京的消息不胫而走。反陈派看准这个时机，在北京和其他地区大肆宣传陈里宁有反对毛主席的罪行，以此来抨击为陈里宁翻案的这一派。陈里宁已经成为两派斗争的筹码。一派猛打，一派死保。这种形势，戚本禹是知道的。
    六、 策划陈里宁疗养
    戚本禹同我商量，陈里宁呆在历史研究所，北京两派都知道，最好还是找个安静的地方躲躲，他在北京会激化两派的矛盾。戚本禹想了想说，陈里宁最近不是身体不太好吗？给他找一个郊区的疗养院去疗养一段。随后他又说，陈里宁给我找了多少麻烦，真没办法!王力也不管，你去找王力把陈里宁的情况跟他讲讲，问他怎么办。我向王力汇报后，王力说，同意戚本禹的意见，让陈里宁去疗养。
    经过比较，最后选定了离昌平不远的亚洲学生疗养院，时间大约是l967年的8月初。然而没想到陈里宁坚决不去疗养，并要求马上回湖南。戚本禹也没辙了。他叫我给傅崇兰打招呼，注意看好陈里宁，不让他出去，并注意防范某些造反派去揪他。就这样，陈里宁不去疗养，也不让他回湖南。
    七、散发关于陈里宁问题的传单
    又拖了几天，戚本禹可能得到了什么信息，他感觉招架不住了，不得不设法平息两派为陈里宁问题发生的争吵。有一天晚上，戚本禹找我说：你用中央文革办事组的名义给傅崇兰打电话，叫他向社会上散发一个电话记录的传单。我起草的电话记录遵循了戚本禹指示的基本调子，考虑到为陈里宁翻案这一派的不利处境，把基调弄得更平和些，大致是这样的内容：“现在社会上两派组织因为陈里宁问题进行激烈的争论。一派认为陈里宁是坚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左派；一派则认为陈里宁不是坚定的左派，他有篡改毛主席著作的错误。两派组织因陈里宁问题进行争论，很不利于毛主席号召的革命大联合。希望各派组织不要为陈里宁问题再争论了，陈里宁的问题由我们来处理”，署名中央文革办事组。这个电话稿经戚本禹同意后寄给了傅崇兰。傅崇兰收到以后，又给我打了电话，说他修改了几处，基本倾向是不要因传单而对保陈这一派产生不利影响。最后散发到社会上的传单是什么样我就再没见过，散发传单的时间是1976年8月下旬。不久王力、关锋被打倒，反陈派加紧了对保陈派的攻击。而我也在这时离开了中央文革办事组，回到原单位马列主义研究院，很快就失去了人身自由。陈里宁的问题，戚本禹后来怎么处理的，我就不得而知了。我出狱后听说，散发传单后，对保陈派很不利，反陈派猛烈进攻，要揪斗陈里宁。戚本禹只好派王道明（中央文革办事组工作人员）去历史所，宣布对陈里宁重新收监。
    2001年，陈里宁的妹妹陈里如来北京找我了解情况，我大致把过程给她介绍了一下。原来，“四人帮”控制的中央专案组给我定案的第一大罪状就是参与包庇“反革命分子”陈里宁翻案活动。专案组说，陈里宁是“假反刘少奇，真反毛主席”。其实，在1967年，刘少奇问题已在社会上公开，并定为“修正主义”、“走资派”，为陈里宁翻案，在当时并不是什么错误和罪行。因此中央专案组就把陈里宁定为真反毛主席，假反刘少奇。陈里如同志告诉我，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公安部对陈里宁的问题进行了复查，最后确认：陈里宁确实患有“精神分裂症，丧失责任能力”，不应追究刑事责任，改正原来的错误结论，恢复党籍，恢复工作和原工资待遇。陈里如还告诉我，陈里宁现在病得很重，正在湖南湘潭家中治疗和休养。
    陈里宁案件，反复折腾了十多年，的确有很多教训值得反思。


作者简介 王广宇：《求是》杂志编审、离休干部。1966年6月由马列主义研究院调入中央文革小组工作，曾任办事组负责人。1967年9月回原单位。1968年3月因受江青、陈伯达诬陷迫害遭逮捕关押，蒙受七年牢狱之灾。1979年三中全会前夕得以平反。

李旧苗

陈里宁事件始末



李　佳　王　刚




　　王广宇这些年一直在寻找一个沉默的疯子。
　　这个疯子曾经大名鼎鼎，却在后来的岁月里被湮没。
　　人们最初知道这个疯子，是在1967年天津人民话剧院排演的话剧《新时代狂人》里。当时，“文革”中造反派声势日隆，话剧团把路线斗争搬上舞台。话剧在北京友谊宾馆剧场连演数日，反响热烈。
　　话剧讲述了一个受“政治迫害”的人，被关在精神病院，他的名字叫陈里宁。要不是他自始至终反对一个人，也不会一夜成名，并在此后遭受“过山车”般的命运。
　　“文革”初期，随着刘少奇被全面批斗，造反派急需一把来自群众的投枪。受到斯大林曾把不同政见者投入精神病院的启发，红卫兵们开始翻查来自精神病院的以往病例。
　　于是，他们发现了陈里宁，因为这个疯子反对刘少奇。
　　之后，陈里宁被冠以反刘少奇的英雄而迅速蹿红，没人在乎他是不是真疯。
    新生和逆转
    1933年，陈里宁出生于南京。父亲是国民党宪兵，建国后，全家被遣返回湖南湘潭老家。
　　20岁的时候，陈里宁的命运出现逆转。
　　当时，他还是个初三的学生。一天，班主任找他单独谈话，说湘潭市委要从学生里调工作干部，学校认为他去比较合适。他那时已经是共青团员，去市委工作对他们一家来说，是个无上的光荣。
　　在那个年代，每个人都试图获得崭新的身份认同。而出身却是每个人与生俱来、挥之不去的标签。
　　带着对新生的感恩，陈里宁在市委埋头苦干，工作能力和文字水平提升很快。当时zhonggong湘潭市委常委开会，他负责记录、整理，工作完成得又快又好。组织上特别信任他，有时市委一把手的报告都由他来起草。
　　1954年，陈里宁入党。一切似乎都在光明和平稳中上升。
　　直到有一天，陈里宁无意中发现了一个内部文件——《关于清理要害部门的指示》。指示说，要害部门的工作人员，凡是亲属中有国民党军统、宪兵、特务的，统统清理。
　　这个文件，宛如当头棒喝，让陈里宁对于新社会的所有激情和干劲都烟消云散。他的父亲是国民党宪兵，历史反革命加现行罪犯，被判了15年徒刑；祖母在土改中跳水自杀；姨夫是国民党警察局长，开国之初就被枪毙。
　　这个指示简直就像是为陈里宁量身定制的。他的身份背景怎么看都不适合在要害部门工作，属于被清理的典型。这成了陈里宁心里自此挥之不去的阴霾。
　　其实当时党组织对他未必有什么看法，但敏感的陈里宁却忍不住疑神疑鬼，老觉得组织在监视自己。
　　在沉重的心理阴影下，陈里宁渐渐变得不思茶饭，夜不成眠，常常做噩梦惊醒，最终成了精神病。
　　飞越疯人院
　　1963年，陈里宁被送进精神病院。两年后，陈里宁出院，但仍然很不正常，见人就说反刘少奇的话，说刘少奇品质恶劣，出访印尼是给中国丢脸，同时还逐条批判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列出50多条错误。当时刘少奇是国家主席。湘潭市委开始左右为难，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个疯人。
　　这个时候，陈里宁自己已经把“反刘”的事情捅到了中央。他到处散布反对刘少奇的言论，还不断地给湖南省委和中央写信，批判刘少奇。当时，分管公安部的副总理罗瑞卿见信后，批复这件事要深究。
　　不久，陈里宁被投入北京秦城监狱。
　　到北京后，陈里宁的精神病又发作了几次。最后一次犯病他被送往红卫医院，就是现在的安定医院。这时已经是1966年12月，“刘少奇的问题”已经基本公开。
　　社会上到处都是造反派和保守派的争斗。陈里宁的主治医生金弘敏和护士王志都属于红卫医院的造反派，他们同情陈里宁因反刘少奇被关进监狱，鼓励陈里宁给中央文革小组写信。
　　与此同时，红卫兵小将们也正在寻找陈里宁这样的人。红卫兵们发现，在斯大林时代，苏联的克格勃曾经把不同政见者投入精神病院。受到这个启发，红卫兵们开始涌向精神病院，寻找那些“受迫害”的不同政见者。
　　就这样，陈里宁被“打捞”出来。他的经历，太符合红卫兵们对于“迫害”的一切想象。而比起别的案例，陈里宁在平时神志清醒，谈话又有条理，这让红卫兵小将们对“迫害”的判断更加坚定。
　　发现陈里宁的当天，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和红卫医院的红旗战斗队，联合起来造了红卫医院党委的反，当晚夺权之后，清华大学红卫兵的负责人朱起鸣起草了一份给中央文革小组的报告，称精神病院里有不少被迫害的政治犯。
　　报告到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的手里，王力随即批示要派人展开调查，并在全国范围内清理政治迫害事件。
　　1967年，“刘少奇的问题”被公开。中央文革小组开始组织、搜集批判刘少奇的文章和人。陈里宁的时代来了。
　　1月7日下午，得知确有此人此事之后，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王力和戚本禹前往红卫医院，当场宣布解放陈里宁。
　　据中央文革办事组(即办公室)的成员王广宇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戚本禹当天回来就连连称赞陈里宁了不起，60年代初就认识到刘少奇是个修正主义，打算把陈里宁从精神病院接出来，写批判刘少奇的文章。
　　第二天，王广宇被派往红卫医院，解救陈里宁。按照戚本禹的指示，陈里宁出院后，被安排到《人民日报》招待所，专心写作批判刘少奇的文章。在王广宇的印象里，陈里宁是个好“笔杆子”，手快，动辄就是两三万字。
　　但陈里宁写的批判刘少奇的文章，却不合戚本禹的要求，最终也没能发表。
　　做不了造反派的“笔杆子”，陈里宁又被安排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研究所，编辑关于刘少奇的材料。
　　此时，陈里宁的“事迹”已经出名。造反派给他出版了一本宣传册子，16开本，名字叫《新时代狂人日记》，印了数万册，散发到各地。书里摘编了陈里宁1960年代初写的日记和一些文章，内容都是批判刘少奇的，说明这个人早就看出来刘少奇是个“修正主义者”，先知先觉。
　　一时间，陈里宁成了新闻人物。
　　清华的“造反派”来看望他，并邀请他到清华大学作报告。经戚本禹的同意，陈里宁被接到清华大学大礼堂作报告。
　　陈里宁对批判刘少奇的材料早已烂熟于心，演讲时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现场气氛十分火爆。清华的大礼堂被慕名而来的学生挤得满满当当，可仍有许多革命热情高涨的年轻人不能涌入，最后只得拿来高音喇叭，好让坐在草坪上的人也听得清楚。
　　这场声势浩大的报告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中央和地方上的各机关都派人来请他作报告，历史所为此还专门成立了接待办公室。《新时代狂人日记》不断再版，全国各地翻印的数量更是不计其数。陈里宁的报告录音带也流传于全国各地，甚至包括农村。
　　也就在这时，天津人艺编演的话剧《新时代的狂人》宣扬了陈里宁的“事迹”，在各地纷纷上演。短短几个月，陈里宁红遍全国，他甚至收到了来自北京大学和内蒙古的求婚信。
　　无处安置的棋子
　　陈里宁的出名，成了那个疯狂年代的催化剂。北京各大单位的造反派把陈里宁当成一个“左”的标志和政治筹码，他走到哪里，就说明哪里的造反更坚决。
　　那时，造反派也有好多派别，那些没有请到陈里宁的派别，开始对陈里宁反感起来。他们开始质疑陈里宁是不是真的反对刘少奇。他作的报告越多，反对派的批判也就越猛烈。
　　反对者发现，陈里宁也反毛主席，涂改马恩列斯毛的著作，不利消息很快传开。中央文革小组对此很重视，戚本禹特别安排王广宇去查陈里宁的档案。
    王广宇发现，陈里宁批改马恩列斯毛的著作非常混乱，他把恩格斯、毛泽东的名字改成“陈里宁”，在正文中把“辩证唯物主义”替换成“马克思主义”，把“无产阶级”改成“工人阶级”，或者替换一些连接词，似乎这样就成为他自己的著作了。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这是罪大恶极的反革命行为。
　　一手策划出陈里宁这个“英雄”的戚本禹，此时也沉不住气了。他先是限制陈里宁作报告，发现局势失控，难以奏效之后，又将陈里宁调离北京，让他远离斗争的漩涡。1967年4月，陈里宁化名李明，以《光明日报》记者的身份到保定地区徐水县调研。临行前，王广宇反复交待陈里宁，不要参加农村的运动和活动，不要出去作报告，特别是绝对不能暴露身份。
　　陈里宁显然很重视组织的重新重用。下乡不到一周，就寄回一两万字的汇报材料，后来又连续寄了两次汇报材料。可陈里宁发现，调研材料寄出后石沉大海，没有回音。于是他给中央文革小组写信，信中陈里宁小心翼翼地询问组织是否满意他的调研。王广宇无暇翻看他的材料，只是回信鼓励他，继续认真调研。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陈里宁陆续写了将近20万字的汇报材料和信件。
　　1967年7月，一个女学生看到他毛巾上写着“陈里宁”的字样，陈里宁的身份暴露了。
　　消息迅速传遍了徐水这个小地方。当地领导慕名前来拜访，盛情邀请他来作报告。陈里宁又开始活跃起来，来请他作报告的人络绎不绝。戚本禹得到消息以后大为恼火，只好把他接回北京。
　　据王广宇的回忆，陈里宁回来之后，自己也知道犯了错误，情绪又变得很紧张，总觉得自己心中有愧，对不起戚本禹的爱护，精神越发不稳定，经常喃喃自语，“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
　　狂人的时代
　　陈里宁回到北京的消息不胫而走，针对他的斗争硝烟又起。
　　当时社会上针对陈里宁的问题已经很对立，一派认为他是坚定的左派，而另一派则认为，他是反革命，篡改毛主席著作。唯独没有人认为他是个精神病。
　　局势已经超出了戚本禹等人的控制。戚本禹不得不考虑找个疗养院把陈里宁控制起来。好不容易确定下来一家疗养院，不想陈里宁却死活不去，而且要求马上回湖南。而当时湖南正处在激烈的派别斗争中，陈里宁若是回去，必定又成为被两派斗争利用的棋子。
　　1967年8月25日晚，批判陈里宁“假反刘少奇，真反毛主席”的大字报一夜间贴满北京城。戚本禹试图散发传单，号召不要因陈里宁影响大联合的方式来平息两派愈演愈烈的争斗。10月21日，负责公安系统的副总理谢富治和戚本禹在人民大会堂召集有关单位的造反派代表开会，会上对陈里宁的事件作了权威定性：陈里宁反对刘少奇，但他也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作了很多攻击。陈里宁“混乱”的成分多，“反动”的分量少。
　　这一天，陈里宁重新回到了监狱。有红卫兵甚至想冲进监狱揪斗这个“时代狂人”。
　　不久，王广宇被清理出中央文革小组。四人帮给他的罪名之一就是参与包庇“反革命分子”陈里宁翻案活动。因为“陈里宁事件”，王广宇遭受了7年的囹圄之灾，直至1975年获释。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王广宇获得平反并进了《红旗》杂志社，杂志社后来改名《求是》杂志。
　　热潮退却，没有人再去关注陈里宁的身后事。
　　此后许多年，王广宇都一直试图寻找那个被时代改变的疯子，但陈里宁的下落却始终不得而知。王广宇对陈里宁的感情很复杂。在他看来，时代改变了那个疯子的命运，而那个疯子又改变了他的命运。
　　2007年，湖南的一位女士找到王广宇。她说自己是陈里宁的妹妹，叫陈里如，她想知道他的哥哥在“文革”中究竟做了什么。
　　这位女士给王广宇带来了陈里宁后来的消息。1982年，陈里宁获得平反，到那时，他已经在监狱里被关了14年零4个月。此后，有北京大学法学教授呼吁，对陈里宁作出精神鉴定。
　　公安部对陈里宁的问题进行了复查，确认陈里宁确实患有精神分裂症，丧失责任能力，不追究其刑事责任，恢复党籍，恢复工作和原工资待遇。陈里宁回到长沙，开始过正常人的生活，在简陋的居所里，读书看报，每天散步，还考虑个人问题，开始征婚。他还记得以前有人向他求婚，于是给那些人回信。
　　陈里如向王广宇打听哥哥在“文革”期间的印象。王广宇只记得陈里宁每次见面时总觉得自己犯了错误，紧张而又惶恐。
　　王广宇问，那些曾经的往事还重要吗？
　　陈里如说，“很重要，因为我的哥哥已经死了。”

陆东洋西

错乱的时代，错乱的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