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蕾：我的父亲熊向晖和叶剑英

李旧苗

促成这段历史的那个人，是老爹熊向晖。
    此外还有叶帅的侄子叶选基和女婿刘诗昆——对，没错，就是那位钢琴家。
    而我和家兄，也是这段历史的见证。
    在1976年那个非常年代，我们早已走上工作岗位。老爹对我们的政治态度很放心，也知道我们嘴巴比较紧，因此好多事情不再像我们小时候那样对我们守口如瓶了。
    华国锋是谁？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
    在人们为这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位总理去世而悲痛的时候，心中也压着巨石般沉重的未知：谁来接替总理的位置？
    本来，这个问题很明了：当时众望所归的邓小平。
    然而，明眼人都能看出，从1975年秋开始，邓小平已经再次地位不稳。他在一些重要场合的讲话中毫不隐讳地否定文革，引起了毛主席的不满，并招来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这些党内极左派头面人物的批判。这些人前些时候虽然也因毛主席的批评沉寂过，但是周恩来病重辞世以及邓小平的一些言行，给了他们再次兴风作浪的生机。
    这次批判的势头很猛。宣传机器本来就掌握在极左派手里，加上他们善于造势，评《水浒》批宋江的运动很快就矛头直指“党内那个最大的走资派”了。不久，“最大的走资派”升级成为“不肯改悔”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连篇累牍的批判文章加上北大清华校园里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压的人喘不过气来。
    在这样的形势下，邓小平接任国务院总理，除非是奇迹出现。
    邓既出局，按当时国务院副总理排位的顺序，很可能就是张春桥了。
    很多人在揪着心，看这个阴沉极左的人会不会登上总理的位置。
    那可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人哪。果真他上来，老百姓怕很难再有好日子过。
    在人们的悬念中，毛主席提名任命华国锋为国务院代总理，经政治局同意，在1976年2月3日公布。
    这个任命，出乎所有关注此事的人们的意料。这不仅因为华无论在国务院副总理的排序还是党内的排序中，都在张春桥及其他好几人之后，而且也因为在北京的高层干部几乎没有人认识他。
    老爹们在庆幸大权没有旁落到张春桥这样的人手里的同时，心中也升起一个大大的问号：华国锋是谁？他是什么人？
    最关键的是，他“是不是他们那一伙的”？
    谁也说不上来。
    初识华国锋
    从简历上，可以知道时年55岁的华国锋是山西人，1938年参加革命，解放后一直在湖南工作，1970年庐山会议之后从湖南省委第一书记任上调到中央。1972年谢富治去世后接任公安部长。1975年，升任国务院副总理。
    但是，这个简历却无法表明华国锋的政治态度：他是倾向江青那一伙的，还是反对他们那一伙的？
    这在1976年的中国政治格局中，非常重要。
    由于文革的原因，当时中央领导层形成了两个泾渭分明的派别：以江青一伙靠文革中造反上来的极左派，和被封为“保守势力”的务实派。务实派，主要由那些在文革中起起伏伏的“老家伙”们组成。极左派总是靠冲冲杀杀来谋求并扩大他们的权力，搞得民不聊生；而务实派比较关心国计民生，希望国家稳定。
    周恩来病重不能视事后，邓小平成为党内务实派的核心人物。可是他的政治地位不保之后，极左派的气焰就嚣张起来。
    现在上来了这个大家都不认识的华国锋。他的政治倾向，自然令人关心。
    在老爹们的疑惑中，时间进入了4月。
    首都群众利用清明节，自发去天安门广场送花圈，表达对周总理和其他先烈的哀思，发泄对极左派们的不满，惊天动地。最后的结果，是邓小平的彻底下台，和华国锋的再度擢升：国务院总理不再是“代”任而是实职，同时成为党中央的负责人——zhonggong中央第一副主席。
    这个1976年4月6日公布的任命，再次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批邓已经公开。中央和国家机关都要批——当然有很多是认认真真做样子，基本只限于自己的机关大院之内。唯有时任外交部长的乔冠华，率领外交部人员到王府井游行，高呼“打到邓小平”，让很多人大跌眼镜。
    就在这个时候，杨振宁要来北京。
    就是那个得过诺贝尔奖的美籍华人物理学家杨振宁博士。
    周总理生前非常重视这些美籍华人科学家的工作。他们来，总理都要尽量安排会见谈话。
    如今，总理不在了，这个工作如何做？
    杨振宁的来访，早在1976年1月就由几个部门做出了计划，并已请示中央同意。当时华国锋是主管科学院的副总理，杨振宁来了自然由他见；杨还提出见毛主席和邓颖超，中央当时也同意了——几个月前另一位得过诺奖的美籍物理学家李政道来时，毛主席曾见过他并谈了话。
    短短两个多月，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华国锋已经成为国务院总理。如果按原来的安排见，那杨振宁就成为他担任国务院总理和中央负责人之后所见的第一位客人。而杨既不是国家元首也不是政府首脑，华第一个见他是否合适？如果华不见他，又该谁来见他？同时，毛主席还能不能见杨？
    负责接待杨博士的老爹就这些问题，给华国锋的秘书打电话请示。
    按照安排，4月15日，邓颖超见了杨振宁及杨母和妹妹。对那次见面，老爹有专文记载，题为《邓颖超向杨振宁谈周恩来》，收入其所著《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中。这里不再赘述。
    4月16日，华国锋的秘书打来电话，要老爹当晚10点去汇报杨振宁来访情况，并提出陪见人员名单以及主席是否见杨的意见。
    晚10时，老爹到了人大会堂。但是政治局还在开会，直等到17日凌晨2时许方才开完，华国锋才能过来。老爹向他汇报了邓颖超会见杨振宁的情况，也谈到杨来北京前，先到上海，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文革时取消了市长的职务，市政府都为革委会取代）的徐景贤见了他，跟他大谈批邓，并送给他上海复旦大学批邓大字报选。杨振宁不收，说，我的箱子装满了。他对批邓也不表态。
    这时，华国锋开腔了：何必送那些东西呢，不能强加于人嘛！
    关于他见不见杨振宁的问题，他也谈了自己的意见：原来安排是我见，如果我不见，谁见呢？——按照新的排位，华国锋的下面，就是张春桥。显然华国锋不倾向让张春桥来见杨振宁。
    关于陪见问题，老爹说他不参加。华问为什么？老爹说，如果他参加，科学院方面势必就会让核心组的一个造反派参加，此人在科学家中的名声很不好，肯定是杨振宁不愿意见的人。老爹不陪见，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
    华于是问杨振宁跟哪些人熟？
    老爹说，科学院的吴有训、张文裕，北京大学的周培源。
    华说：那就是吴有训、张文裕、周培源，吴有训是科学院的副院长嘛！
    确定了这些科学家陪见之后，老爹参加陪见就没有障碍了。他和这些科学家也都很有感情。
    参加接待的还有外交部。华问杨振宁和外交部什么人熟？老爹说，那就是乔冠华了，1971年乔冠华去联合国时，请杨振宁吃过饭。华于是确定乔冠华也参加陪见。
    华同时决定，考虑到毛主席的身体情况和工作情况，这次毛主席就不见杨振宁了。为此，华当即提笔，起草了一个给中央的报告。
    当晚9时30分，华国锋在人大会堂新疆厅会见了杨振宁，谈话至11时20分许结束。将近两个钟头的谈话，没有谈一个字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只有一处谈到了天安门事件，却完全没有按当时的主调说邓小平是后台。他只是说，抓起来的人里，有一个文革时期外交部造反派的儿子，这个人其实是反总理的。
    这次和华国锋的接触，给老爹印象极为深刻。虽然两人并没有做任何推心置腹的交谈，但是老爹从这次短短的接触中已经做出判断：华国锋不是极左派一伙的！
    叶帅请病假
    这之后，又经过几件事，老爹对华国锋的印象更加清晰。
    1976年5月底，叶帅的侄子叶选基来找老爹，老爹把自己对华的印象告诉了他。
    老爹和叶帅的交情，始于1969年。当时他奉周总理之命协助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这四位老帅研究国际形势。那次研究的结果，成为打开中美关系的前奏，也使老爹和四位老帅结下刎颈之交。
    1976年1月，周总理去世后，邓小平眼看不保，叶帅心情非常不好。1月21日下午，叶帅来电话约老爹到他那里谈心。
    在谈话中，叶帅讲到，周总理的追悼会，是他提出让邓小平致悼词，以此再给他一个在全国人民面前亮相的机会，想再扶他一把。现在看来还是不行。而政治局批邓，越批越凶。江青已经几次在叶帅不在的场合讲，她有两个敌人，一个是四川——指邓，一个是广东——指叶。她要先打四川，再打广东。现在四川已经不在话下，就剩广东了。
    叶帅感到政治局的批邓让他很为难：参加吧，没话好说，不说话呢，又不好办。家人建议他到南方，到广东去休息。叶帅自己想去广西。他征求老爹的意见。
    老爹问叶帅，江青的讲话是否确实。
    叶帅说，确实，就是在政治局讲的。已经有几个在场的人向他透露。
    老爹又问叶帅，如果他去广西，军委怎么办？
    叶帅说，军委他还可以掌握。
    于是老爹说，叶帅你征求我的意见，那我看，他们要整你，你到广西也逃不掉。他们要的不是你这个人，而是你的位置。我建议，你就学三国时刘备的韬晦之计，请病假，但是不要离开北京。这样，可进可退。
    叶帅深以为然，说，这个意见好。
    有些记述叶帅在1976年的文章说，叶帅是奉命“休息”。这不符合事实。当然，从当时的宏观政治形势来说，叶帅请病假是出于无奈，但是请病假本身，确实是叶帅自己提出的。
    2月8日晚，叶帅再次找老爹去他那里深谈。他说，他接受了老爹的建议，跟聂帅商量以后，就打了报告给毛主席，请病假。已经得到了政治局的批准。关于华国锋为代总理的任命，叶帅说，这个措施完全出乎他的意料。虽然王洪文告诉他，毛远新传达毛主席关于人事安排的指示时，说这是暂时的，但是叶帅认为，可以肯定的是，毛主席不想让江青、张春桥和王洪文他们接班。他虽然不了解华，但是已经给主席写信，拥护对华的任命。
    4月2日晚，叶帅又一次找老爹去谈话。叶帅说，他请病假以后，杨成武、王尚荣还经常向他汇报工作，叶帅告诉他们不要来了，恐怕他们不方便。近来，已经很少有人看他了。叶帅说：你现在还信任我，我很感激。说着就流出了眼泪。
    老爹说：叶帅，你不能这样讲，首先是你信任我啊！老爹跟叶帅讲了王震的牢骚：关键时刻，元老、重臣都不讲话了。老爹说，虽然他讲得有些片面，但是这说明老同志对叶帅是非常尊重的。老爹告诉叶帅，他和王震一起去看聂帅时，聂帅说：决战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场决战在什么时候发生，以什么形式发生，现在还不知道。不过聂帅也希望叶帅给毛主席写信。这表明在元老、重臣中，大家是以叶帅为首了。
    叶帅说，这些意见都对，但是我担当不了啊！
    老爹说，现在就要用到毛主席当年给隐蔽战线制定的方针：精干隐蔽，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
    这两次见面时，老爹还没有接触到华，没有跟叶帅谈到这个方面。叶帅认为在这个非常时期，老爹到他那里会引人注目，多所不便，以后还是让他的侄子选基到老爹这里来，沟通消息。
    向叶帅挺华
    老爹在5月底和叶选基谈过他对华国锋的印象之后，6月4日晚，叶选基和刘诗昆一起再次来找老爹。选基说，华国锋现在是zhonggong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叶帅长期在家里休息也不好。希望老爹向叶帅提出见见华国锋。
    老爹说，这个意见很好，你们是不是向叶帅提过？
    选基说，这个话我们不好提。如果熊叔叔认为可以，请你向我伯伯提。我们说话没分量。
    老爹答应约个时间去跟叶帅谈。
    6月7日晚，选基来接老爹一起去叶帅在西山的住地。
    在谈了其他问题之后，老爹把话题扯到华国锋身上。他对叶帅说，选基和诗昆的意见很好啊！
    叶帅说，华国锋长期在地方工作，调到中央以后，他和华不过是在开会时点个头，对他不摸底啊！
    老爹说话，从来不是仅凭个人印象，一定要有根有据。这次要向叶帅挺华，更是有备而来。他特地带了两个材料给叶帅看。
    第一个材料是1975年9月26日，邓小平等听取胡耀邦关于科学院工作的《汇报提纲》的说明。这是1975年11月，老爹向他当年清华的同学、当时在科学院担任领导工作的李昌要来的一份打印件。老爹主要想看看邓小平听汇报时，都说了些什么——这是汇报的记录稿，有很多人的插话。老爹那时并没有注意当时作为主管科学院工作的副总理华国锋也有一段插话。华国锋担任总理后，老爹想起这个茬，把这个记录稿又找出来看。一看，果然有收获。
    他把这个记录稿交给叶帅，特别请他注意华国锋的这段插话。
    这段插话中，华国锋讲了三大革命、四个现代化都要靠科学技术现代化，科学院整顿很有必要，讲到依靠工农是对的，可是把专业队伍搞得一塌糊涂，有些人不得不离开实验室。他特别对批判基础理论研究的事表示不满，说，毛主席对李政道、周培源讲了，周培源写了文章（关于重视基础理论研究的文章），《人民日报》不发表，《光明日报》发表，跟着就批。这种批判基础理论研究的风搞得科学家都不敢搞基础研究了。科技人员不敢看外国书，思想有顾虑。他还对当时极左派鼓吹的上海经验提出质疑：他们搞“三突”，学上海的经验，学那个？！
    老爹跟叶帅说：你看，这些话很尖锐啊！
    第二个材料，就是4月17日华国锋和杨振宁的谈话记录稿。这个记录稿是华自己改定的。
    老爹说，华国锋刚当总理不久，和杨振宁谈了近两个钟头，没有一句批邓，也没有说邓小平是天安门事件的后台，只批了外交部那个造反派的儿子。这就不简单了。
    然后老爹给叶帅讲了两件事。
    一件是公安部副部长李震死亡的定案问题。李震是1973年10月21日在家中死亡。对他的死因，有两种意见。公安部门勘察认定是自杀，王洪文以及公安部另一负责人却认为是他杀，是谋杀。当时，很多认为李是自杀的公安干部遭到整肃。华国锋主持国务院工作之后，这个事情还没有结论。老爹参加了华主持讨论这个问题的国务院会议。他发现，作为主持人的华，不是坐在那里听，而是谁发言，他就站在发言人的后边听，既不插话，也不问话。有人说自杀，有人说他杀，就这么说了一夜。之后，他问，还有人要说吗？没有，散会。第二次再开会时，他把两边的意见归纳几点，说他杀的有几点什么理由，说自杀的有几点什么理由。然后，他让主张是他杀的人再讲讲他们的理由，接着让主张是自杀的人反驳这些理由。结果，他杀的理由都被驳倒。最后，华国锋说：这样看来，是自杀吧。还有什么意见？谁也说不出什么意见来了。
    另一件事，是在关于李震死因问题的第二次会议散会之后，大家在往人大会堂外面走时，华国锋叫住老爹，问：怎么好久不见老罗了？
    老罗是指罗青长，周总理时的总理办公室副主任，时任中央调查部部长。他是老爹的老战友。
    老爹说：他病了。——罗叔叔本来心脏就不好，天安门事件后，他在七机部工作的大儿子和大儿媳双双被隔离审查，更加重了罗叔叔的病情。
    华问罗叔叔住在哪里。老爹说，在阜外医院。华问：怎么不住北京医院呢？老爹说，文革调整了他们的医疗关系到阜外医院，想住北京医院，可住不进去。
    这时，他们已经走到大会堂外面。听了老爹的话，华国锋站住，说，要住北京医院。说着，就在人大会堂外面的台阶上坐下来，从公文包中拿出一张纸，写了个条子：北京医院并报（卫生部）刘湘屏部长，安排罗青长同志住院。
    就这样，罗叔叔住进了北京医院——他至今还健在。
    老爹对叶帅说，他这个作风也很好啊！
    叶帅听了以后，颔首说，这个人是含而不露。
    老爹说：我觉得华不错，不过他立足未稳，所以叶帅是否帮他一下。
    叶帅表示，他会去见见华国锋。
    听了老爹对华国锋的介绍，叶帅决定去见华。1976年7月里的一天，他们见了面。
    “九亿人民的元帅”
    转眼一个月过去。传来的消息，毛主席的身体时好时坏，反反复复。但是已经不能讲话了。党内的局势，依然表面上云山雾罩，下面却暗流汹涌。
    7月28日，唐山地震。当天下午，叶选基来告诉老爹，叶帅已经和华国锋见过面——具体时间他没有讲，想来是7月间的某一天。
    选基说，叶帅见过华后，说老爹“说得对，看得准”。叶帅说，华很稳重，应该支持。
    叶帅要约个时间和老爹面谈。8月15日下午，老爹得到叶帅通知，到西山他那里见面。
    地震之后，北京家家户户都搭起防震棚。叶帅那里也没有例外，院子里一东一西搭了两个帐篷，叶帅在东边那个帐篷里办公会客。
    叶帅对老爹说：你对华国锋看得对。叶帅讲了7月1日政治局开会研究毛主席病况的事。当天近夜时分，叶帅接到通知去参加这个会。极左派们，主要是江青，起草了一个下发各省部委关于毛主席病情的通知，其中说，毛主席病情比较稳定，不久就可以康复，主持工作。汪东兴反对写这句话，叶帅也认为不能用这句话。这就和江青他们发生了争论。争到凌晨1点，一直没吭声的华国锋说话了：争得差不多了吧？散会。叶帅有些纳闷。可等到叶帅看到那天凌晨两点钟发出的电文，乐了。他不同意写进去的那句话，电文里没有。
    叶帅说，我经过观察了解，这个同志确实好，应该支持。我已经告诉王震了。
    这之后，叶帅决定去见华国锋。他跟老爹详细讲了见面经过和他们谈话的内容。
    打电话联系的时候，叶帅说，我想看看华总理。
    华国锋说，我应该去看叶帅。听说叶帅患病，我也不好打搅。
    叶帅说，你忙，还是我来看你。
    争了半天，最后还是叶帅说服了华，去看他。因为叶帅觉得华出行的目标比他更大，还是他去华那里更为妥当。
    华国锋住的地方，车不能开进院里。叶帅到时，华已经等在门口——那时候可还没有手机对讲机什么的，华只能估计时间提前在门口等。这个举动，令叶帅很欣慰。华国锋亲自为叶帅打开车门，然后扶着他走进院子，到客厅就坐。
    叶帅对华国锋说：你现在担子重啊！我年老有病，帮不上你什么忙，很惭愧。
    华国锋说：您是九亿人民的元帅，怎么能这样讲啊。主席让我挑这个担子，我负担很重，推辞不了，只有兢兢业业。因为怕影响叶帅养病，所以没有打搅。今后还望叶帅指点。
    一句“九亿人民的元帅”，颇让叶帅动容。
    寒暄之后，叶帅问了华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你现在治国的方针是什么？
    华说：举一纲抓两目。——举一纲，是阶级斗争为纲，抓两目，就是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安定团结。在那个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年代，提出“阶级斗争为纲”，是势在必然；而提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和安定团结，却常常被认为是右倾。
    听华这样讲，叶帅说，好。
    第二个问题是：周总理逝世了，董老、朱老总也都逝世了，中央人事安排你怎么考虑？
    华说：除非主席有指示，人事问题一概不动。
    叶帅说，好。——要知道，当时极左派们正在紧锣密鼓，要从上海向中央各部委的领导岗位安插人员，人事问题是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华明确提出人事问题一概不动，叶帅说好，是由衷的。
    华国锋向叶帅请教应该注意的问题。叶帅告诉他，要注意民兵。解放军的传统是，指挥只能是一个，不能多中心。——当时军委还在老帅们的掌握之中，四人帮动不了军队，正在抓紧搞民兵。
    叶帅对他和华国锋的这次见面和谈话，非常满意。他觉得华说话做事很得体。他对老爹说，毛主席一下子把华国锋提为中央第一副主席，这是“非常之时，非常之人”，“还是毛主席巨眼识英雄啊”！——叶帅原话就是“巨眼”，而且他不止一次说过这话。
    当天晚上，叶帅留老爹在他院中西边那顶帐篷里共进晚餐，还喝了茅台。
    决战临近
    1976年9月9日0时10分，毛泽东主席逝世。
    中央高层领导开始治丧活动，中央各部委和各地党政军领导继天安门事件后，开始又一轮向中央的表态。而中央高层的斗争，更趋激烈。
    9月10日晚，老爹听我在清华大学任教的表哥讲，清华大学负责人迟群在学校讲话，说要准备“更尖锐的斗争”，要“五不怕”，并命令民兵随时听候调用。
    老爹立即打电话给叶帅，报告这个情况。叶帅说，这是一个信号。他们要动手。
    9月18日，为全国追悼日。当天下午3时，在北京天安门召开了有百万人参加的追悼毛主席的大会。
    此时，叶帅连日去政治局开会，也不用销假了。
    9月20日，选基来找老爹，告诉他一些新的情况：一次政治局讨论治丧的会议上，江青突然提出，第一，开除邓小平出党；第二，华国锋批林（彪）批孔（夫子）不积极，批邓更不积极，领导中央不得力；第三，暂时还团结在华国锋周围。叶帅当即表示，不同意江青的第一点意见，不开除邓小平党籍，是主席的意见，主席提议，政治局通过，叶帅虽然没有参加这个会，但是认为主席的意见是正确的。叶帅说，主席说的是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主席刚逝世就翻过来，这不行。但是叶帅赞成江青的第三点意见，就是仍然要团结在华国锋周围。叶帅一说完，其他政治局委员都赞成他的意见，只有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这四个人不表态。
    选基说，这也是个信号，是一次短兵相接的测验。如果在适当时机开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应该也是这样的一种结果。
    9月22日，选基和刘诗昆再次来找老爹谈。老爹问到叶帅究竟什么主张？他们说，叶帅要等主席治丧告一段落，再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准备批那四个人。早在1974年，主席与总理和王洪文在长沙谈话时，就指出江青有野心，后来指示要批四人帮，但是小平没有批下去。
    在老爹与叶帅和选基的所有谈话中，一直都没有使用过四人帮的提法。提到他们，都是用代号：江青是“三点水”，张春桥是“眼镜”，姚文元是“文痞”，而王洪文则没有代号。偶尔也会用“上海帮”来说他们，但多数时候还是用代号。在很多谈话中，他们也探讨过最后处理四人帮的办法。大体上，都是设想通过政治局扩大会议，把他们选下去，然后把张春桥等调到外地，把江青架空，让他们没有实权。但是，具体何时操作，如何操作，后果如何，都是很大的问号。
    正如聂帅所言：一场决战已不可避免。虽然这场决战在什么时候发生，以什么形式发生，大家还不知道，但是人们感到，决战已经临近。
    叶帅说，“英明领袖华主席”，是我提的。他当之无愧。
    一举除“四害”
    在老爹们对决战的焦急期待中，人们度过了一个没有欢庆活动的国庆节。
    1976年10月6日晚10时许，选基给老爹打来电话，说：四个坏蛋抓起来了，伯伯要你注意动向，现在不要告诉别人。说完就把电话挂了。
    老爹心里还有点疑惑，马上又给叶帅的秘书王守江打电话。他说：选基不是告诉你了吗？老爹说，他讲的四个坏蛋，是谁？王说：就是王、张、江、姚。老爹说，不要叫他们跑了。王说：跑不了啦！叶帅现在到玉泉山了，忙得很，可能过几天才能见你。
    虽然还不知道是否大局已定，但是我们全家都兴奋得不行，好像长久压在心头的一块大石头被搬去了，感觉就是一个字，爽。
    10月7日，有驻京部队机关总部开始传达四人帮被逮捕的事情。尽管中央和国务院系统还没有正式传达，但是这个消息还是迅即在北京不胫而走。
    10月8日下午，邓颖超的秘书赵炜打电话给老爹，说邓大姐看了蔡大姐，似乎有什么重大新闻，究竟怎么啦，大姐让问你。老爹说，大姐还不知道吗？四人帮被逮捕审查了。赵炜告诉了邓颖超，又跟老爹说，大姐说，是除了“四害”。老爹说，对，除“四害”，妙极了！
    10月11日，选基打电话让老爹去王震家里。在那里，他和刘诗昆讲了逮捕四人帮的经过。
    选基说，主席去世后的一天，李先念突然来访问叶帅。——从周总理去世后，叶帅一直期待着李先念的造访。老爹每次去叶帅那里，叶帅都提到，李先念还没有来，同时，也对李的处境表示理解。
    终于见到李先念来访，叶帅问：是哪阵风把你吹来啦？
    李先念说，是东风。
    叶帅问：哪股东风啊？
    李答：华总理。
    叶帅说，我就知道，你这个人哪，无事不登三宝殿啊！没有人叫你来，你不会来的。让你来，什么事呀？
    李说，是国家大事。他说，毛主席去世以后，他多次问华国锋，是不是开中央全会。开始华不表态，后来说，有他们四个人在开不了，就是开也开不好。李问，那怎么办？华国锋开始没有讲，后来就说，有人提议把他们四个人隔离起来。李说，这是好主意啊！华国锋说，这事太大，要请示叶帅。华要李先念亲自去请示叶帅。
    叶帅听了，想了一想，说，只能如此，事不宜迟，要绝对保密。
    选基说，这之后，叶帅与华国锋秘密商量，同时也有汪东兴参加，预先布置。首先是军队。陈锡联赞成这个行动。叶帅又亲自找军委三总部和各兵种可靠的负责人，如杨成武，分别交底。部队完全没有问题。公安部和警卫中南海的8341部队由汪东兴掌握，也没有问题。情报部门更没有问题。对四人帮掌控的广播电台、报纸，则准备了妥当的人接管。10月6日，一切就绪，采取行动。分别通知四个人来中南海开会，叶帅和华国锋坐镇，汪东兴负责实施，来一个抓一个。除了江青说有病不能来，其他三人都先后来到，都被抓起来。当晚，汪东兴又带着部队去江青处把她也抓了起来。
    选基说，叶帅认为，这个事情只有华国锋能这么干。周总理如果在世，干不出来，小平也干不出来。叶帅也没有想到有这么一下，也不敢想。现在四人帮在北京的爪牙已经关起来了，目前的方针是缩小打击面，扩大团结面。对各地已经打了招呼。叶帅认为，国不可一日无君，所以，政治局会议一致通过华国锋任中央主席，是新的领袖。
    党内和社会舆论对这次除“四害”之举，高度一致：果断、干净、利落、漂亮。正如郭沫若那首诗的劈头一句：“大快人心事，粉碎四人帮”！
    叶帅的希望
    大局初定之后，10月31日，叶帅把老爹找去，做了一次长谈。
    叶帅说，“英明领袖华主席”，是我提的。他当之无愧。就拿粉碎四人帮这件事来说，把他们捉起来，周总理不会，小平他也不会。我就没有想到！这一招是挽救了国家，挽救了党。
    叶帅谈到要帮助华国锋：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华主席需要帮助。谁帮啊？首先是毛主席，巨眼识英雄。他没有挑别人啊，就挑了他嘛！毛主席说他有工作经验，忠厚，不蠢。“不蠢”这两个字很妙啊！大智若愚啊。稳重。第二是我们这些老家伙，要坚决支持华，特别是军队。第三是基层干部群众。粉碎四人帮，受到全体人民的欢迎。
    在这“三个帮”中，叶帅认为，关键还是“我们这些老家伙”，要承上启下。
    老爹和当时很多老家伙一样，希望邓小平早日出来工作。他跟叶帅讲了大家这份心情。
    叶帅说，小平是要出来工作，不过要晚一点。车子转弯转得太急要翻车的。小平这个事是毛主席提的，政治局通过留党察看、以观后效的，现在一下子马上出来不行，要一个过程。不然真成了宫廷政变了。
    另外，叶帅说，小平晚一点出来，也可以显示华主席的能力。现在粉碎四人帮很得人心，但是他在其他方面怎么样呢？还要让群众看一看嘛。
    叶帅希望“我们这些老家伙们”帮助树立华国锋的威信。他说，小平这个人哪，不甘寂寞，擅权，他一出来就会喧宾夺主，就显不出华主席来了。叶帅说，我不说别的，华国锋五十几岁，我们都快八十了，小平也七十多了，选择这个人不容易啊！大浪淘沙，沙里淘金啊！
    不过叶帅还是说，小平晚一点出来，总要出来的。他说，你看，（华国锋主持正在编辑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一反原来的编辑方针，原来凡是涉及、讲到刘少奇、邓小平、林彪好话的地方全删；现在反过来，凡是讲邓小平好的地方，一概不删，保留。保留了十几处。将来大家看了，知道毛主席赞扬过他。这其实都是在为邓小平复出做铺垫啊！
    1977年7月21日，zhonggong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

吹笛在湖北

好看。还是开会决定四人帮去留就好了......武力逮捕四人帮，开了一个恶例。

李大兴

此文杜撰的可能性居多，无复数佐证不应采为史料。

李旧苗

初冬朔风微冷，在新华社门口，我们如约见到了熊蕾。一位五十岁上下的女士，身着蓝底白花的襦袄，从新华社办公大楼里舒舒款款地走出来。还没说上话，一双温润的手已经把我们握住。随她走进社内一个简易的咖啡厅，寒暄沉潜，音乐飘香，我们正式开始了这次访谈。
    一笑揶揄含自信
    “人家（指美国新闻媒介）又不是咱们党中央，干嘛要与人家保持一致呀！呵呵呵……”——这位新华社特稿社的副社长以其出色的国际新闻报道被人们熟知。谈到当前中西新闻写作是否趋同的问题，她坐着的身子直了直，一只手抚着襦袄的袖口，另一只手微微地拳起来。
    问：在新闻写作上，中西方表现出种种差异，您认为最主要的不同是什么？
    答：我觉得最大的不同在于两者的报道手法。总体上说，西方媒体的宣传意图比较隐蔽，报道手法看上去比较客观，因而对受众产生很大的潜移默化的效果。但是，这种所谓的客观手法在它们的国际报道和国内报道中的运用是有区别的。拿美国来说，它们的国内报道的客观性更大些，或者说宣传意图隐蔽得更深些。因为美国的老百姓还是能够看到国内发生的事件的，如果报道与事实的差异太大，媒体就会丧失公信力。它们比较强调公信力。在国内新闻报道上，它们能取得相当大的、尤其是中产阶级的信任。那么，以这个国内的公信力为基础，它们在国际新闻报道上就可以为所欲为。但是，虽然说为所欲为，它们还是非常讲究报道手法的。相比之下，我们中国的新闻报道的调子总是硬绑绑的，宣传的意味特别浓厚，贯彻领导意图的用心非常明显，不像美国媒体那样非常隐蔽。我觉得我们的媒体没有太在意公信力，它们有强势的灌输的意图，而且认为这样做是对的。造成的影响是，即使报道的事实是真的，是真理，依然达不到我们想要达到的宣传效果，因为人家不接受。
    问：我们的报道手法一直是这样单一的吗？
    答：不是。其实解放前，共产党是在野的时候更加重视媒体的公信力，以及宣传的艺术、宣传的手法和宣传的效果，那个时候要比现在注意得多。现在，我们认识到中西方传媒的声音很不对等，中国的声音在国际上不够响亮。加上当今人们参与国际交流的机会增多了，外来信息的冲击很大，我们媒体以往的宣传方式不大起作用了，就有人开始反思报道手法的问题。但是真正的改变还需要一些时间。
    问：刚才您提到美国新闻报道的宣传意图是隐蔽的，报道手法是客观的，那么这种手法在新闻文本中的具体表现是怎样的呢？
    答：比方说，美国的新闻报道绝对不会直接地说资本主义能够战胜一切，但是它们很多关于中国的报道总是“巧妙”地牵着受众的思路，把一些问题往国家制度上引。它们一提到**，总是要说“被共产党占领的**”或“被解放军占领的**”；一提到天安门，一定要加一个状语“曾经有过屠杀的天安门”；一说到当时的王丹，一定要说“pro-democratic（民主先驱的）”。这些表述都是似是而非的，除了“pro-democratic”，其它好像都是陈述事实的状语，但是它们在新闻报道中日复一日地这样渲染，就让人觉得**就不是中国的，天安门就是血腥的，王丹就是民主先驱。这种手法，你能说不客观吗？还是客观的。但这些状语与它们的报道的主题有什么相关性呢？没有相关性。这种写法叫做添加新闻背景。而我们的新闻报道偏偏就是不去加背景。我们提到美国从来不说它打了多少年越战，它在哪儿干了多不好的事。这些我们都不曾说过。
    问：前不久，我们对2001年度普利策新闻奖作了文本分析，其中有一篇关于**功的报道。我们发现美国新闻在对其它事件的报道中议论较少，而在对**功的报道中议论的句子特别多，而且描写的句子也明显增多，甚至出现一些带有判断色彩的形容词。在您平时接触外报的过程中，是否也注意到类似情况？
    答：这个一下子讲不好。反正我认为美国媒体在国际报道上要比国内报道来得主观。如果不直接发表议论，它们也要通过诸如“消息灵通人士”、“观察家”等字句对新闻事实作出评判。
    问：除了您刚才提到的之外，在美国新闻报道中，还有什么所谓客观的表现形式吗？
    答：美国媒体还会写很生动的个案、案例，也就是讲故事。苏联解体前，西方媒体说起中国就是“铁幕后面的”、“好战的”。但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一个对中国友好的美国人写的一篇稿子，发表在发行量不大的对中国友好的美国媒体《国民卫报》上。他就写他到颐和园去玩，看到两个小姑娘在划船，后来其中一个穿着泳衣，跳进湖里游泳了。那时夕阳在山，半湖瑟瑟，他看着这个穿着“swimming-suit（泳衣）”的小姑娘，突然觉得此情此景很美、很平和。那是在五、六十年代，美国人一说起中国妇女就是缠足什么的。这篇报道则充分展现了中国妇女的自由。我们那时的新闻报道却没有几篇是这样通过讲故事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我们只是泛泛地讲生活水平提高了，精神生活丰富了，口气硬绑绑的。而这篇美国记者的报道效果就与我们的报道效果不一样。
    还有一件事情给我的印象很深，虽不是关于美国新闻报道，但道理是一样的。一个写中印边界战争的英国作家来中国访问时，曾谈到1969年中苏珍宝岛战役中的两国宣传的得失问题。其实，在珍宝岛的问题上，中国是正义的、有理的，但是由于我们的宣传不得法，国际社会都觉得中国没有理。那时中国的记录电影中出现的都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打倒苏修共产党”的中国形象。同时新闻报道也是硬绑绑的，控诉一个“歇斯底里”、“肆无忌惮”的苏联形象。苏联的新闻报道却写那些被我们打死的苏军士兵的家属的哭诉，然后说五十年代它们与中国如何交好，现在中国如何“忘恩负义”等等。显然，它们的宣传效果比我们的好许多。这种讲故事的报道形式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问：在新闻写作方面，我们已经向西方借鉴了不少。当前新闻学界有一种声音，认为两者正逐步趋同，您是否这样认为？
    答：不是趋同，而是取长补短！我们应该吸收人家的优点，但并不是说非要让我们的新闻写作与人家趋同。人家又不是咱们党中央，干嘛要与人家保持一致呀！呵呵呵……目前，我们国内有许多很优秀的记者，像《财经杂志》胡舒立和《中国经济时报》的王克勤，不能说他们的报道就与西方新闻趋同了。另外，中国在这方面是具有自己的优良传统的。像《新华日报》的报道风格、“反对党八股”的语言要求、范长江和邹韬奋的新闻写作等等，我们的传统是很好的。毛泽东从延安时期就开始提倡“贴近实际、贴近生活”，只要把这一点做好，我们的报道就要比美国的报道有特点啊！比如我们的新闻报道有关心群众生活的优良传统，冬储大白菜虽然是一件很寻常的事情，但是在中国大白菜就可以上报纸头条，而哪个国家能够重视这样的新闻报道啊？这当然是新闻，这是老百姓都关心的事情。虽然当时我们的报道方法可能有问题，但是不可否认这是我们很独特的东西。
    问：您在《赞赏与遗憾——我看美国新闻媒体》一文中提到，美国媒介对意识形态的宣传是自觉的，这种自觉体现在实际操作上，它们的宣传意图就比较隐蔽。而您刚才说到，我们在新闻写作方面具有许多优良传统，那么现在中国的媒体都是在自觉地宣传党的意识形态吗？
    答：与美国媒体相比，我们的媒体对党的意识形态的宣传是不自觉的，媒体里有些人甚至是反感的，表现在有些媒体现在不愿当共产党的喉舌。美国的新闻媒体虽然不承认它们是喉舌，但实际上它们的大部分从业人员对它们的意识形态是真心相信的。尤其是苏联解体后，它们认为共产主义确实不行了，觉得自己很棒，所以它们的宣传就是很自觉的。
    再笑宽宏有扬弃
    “但是他对别人说，这件事情，熊蕾在微观层面是对的，在宏观层面却是小题大做。呵呵呵……”——面对她的一篇特稿遭遇国外同行“不依不饶”地曲解，这位致力于“让世界了解中国”，曾发表数百篇英文特稿、获得多个国际奖项的新华社高级编辑笑谈西方新闻写作背后的得失。
    问：谈到意识形态，我们就已经把目光延伸到中西新闻写作背后的因素，您认为中西新闻写作差异的形成有哪些制度性与非制度性的原因？
    答：就制度性的原因来说，美国媒体一开始就是私营的，它们要赚钱，要打市场。要打市场就要按照市场规律进行新闻报道。虽然媒体老板的利益与政府具有一致性，但是它们是打市场干起的，并不是特别在意政府的意图，所以有时候媒体与政府也有些磕磕碰碰。但是经过两三百年的发展，现在美国政府很会操纵和利用媒体。美国媒体60%的新闻源都是来自政府，其它还有许多来自政府的智囊团。这样，美国媒体受政府的控制也是挺强的，只是没有我们这么明显。
    我们的体制与它们不同只是一种客观存在，并不是非得厚此薄彼。虽然解放前我们国内也有私营媒体，但是现在大陆的媒体从根源上讲都是从政党斗争中产生的。它们一开始就是与所在政党的利益保持一致的。包括一些私营媒体，也与党派斗争离不开。那时虽然也有打市场一说，但是我们的媒体与政党的关系从一开始就远比美国媒体与政党的关系密切。当前，中国的媒体已经习惯作为政党的报纸而存在了。那么，既然是党派的报纸，就要做党派的喉舌。在这一点上，共产党的报纸是如此，国民党的报纸也是如此。
    另外，说到非制度性的原因，我认为美国媒体在报道中国问题时之所以主观性较强，与它们派到中国来的许多记者是在台湾学的中文也有很大的关系。再就是美国媒体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报道肯定是有一定原则的，这些原则对这些一贯从事国际报道的记者的影响是很深的，是不太容易改变的。还有我们有些部门有些人的接待方式和态度不被他们理解，也是一个原因。这就牵涉到两国文化差异的层面了。比如人家来了，我们用最好的招待，还从头到尾地陪着人家。人家却不这么看，认为你是在监视人家。在这个问题上，中美的文化观念不一样，就像中国的小孩生下来就捂得严严实实的，而美国的小孩从小就让他到处跑。
    问：从上个世纪初至今，中美关系几经变更。在两国关系的不同阶段，美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方式也有所不同吗？
    答：当美国需要我们时，美国媒体报道的调子就亲密，不需要我们时，就反之。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以前，美国对中国不那么需要，离中国又比较远，我们与美国没有明显的冲突，所以美国媒体除了在义和团的报道上认为中国是“野蛮的”之外，其它的报道尚属中立。抗日战争开始后，中国成为美国的盟友，美国就不允许批评蒋介石的报道发表了，这是那个时代最明显的。到了五十年代朝鲜战争时期，中美关系敌对，其新闻报道也可想而知。到1969年尼克松总统访华前后，美国对中国的新闻报道又开始缓和。八十年代，我们实行改革开放。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我们以前存在的一些问题暴露出来；另一方面，美国觉得我们搞市场经济还不如它们。于是，它们那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就显露出来了。1989年以后，美国更加认为我们的意识形态与它们不一致了，它们的媒体就更加敌视我们了。从这以后就一直没有放松过。“9.11”之后，美国虽然需要我们，但批判的调子依然不减。
    问：就您所知，当前美国媒体是怎样看待它们对中国的报道的？
    答：它们很会反思。1996年，有一本书叫《中国可以说不》，书中反映出的中国年轻人对美国的看法，对它们的刺激很大。它们从来没有想到中国的年轻人竟然会这样批评它们。于是它们后来在往中国派遣记者时，就尽量避开搞国际政治的。比如《纽约时报》派遣了一个卫生记者，他写的报道，中国人就相对容易接受些。同时，美国各大报的许多编辑记者也陆续来中国实地考察。另外，它们还把《中国可以说不》一书的作者请到美国去访问。这些做法表明，美国人在反思，它们在中国的报道遇到阻碍了，为什么会发生这种阻碍，它们可以在愿意的范围内作出哪些调整，等等。我觉得这点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问：您刚才提到，美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塑造了一个比较负面的中国形象，那么这个中国形象在美国民众的心目中是否已经成为一种“刻板印象”了？
    答：那是根深蒂固了。有一次我去美国，在一个西部小镇的一家小酒店里，酒店老板一看到我这张东方脸就问我是哪个国家的，听说我从中国来，他张口就是“communist（共产党员）”。那里的美国人一听你是从中国去的，就说你是“communist”。我说我是共产党员，但中国很多人不是共产党员，但是他们不信，他们认为中国十多亿人，都是“communist”。越是底层的美国民众，对中国越敌视。
    问：您认为美国民众这种根深蒂固的负面中国形象，对美国媒体当前、以至接下去一个时期的新闻报道会产生什么影响？因为您刚才提到美国新闻媒体是要打市场的，所以它们不可能置受众已有的认知和态度于不顾。
    答：对美国媒体的议程设置会有直接的影响。如关于中美农产品的贸易问题，美国媒体从来不说中国作了多少让步，而总是说哪些地方还没有让步。这样用舆论来压着美国政府，使之对中国的政策不松软。当然这里面有一些它们农场主的利益，但是它们国内已有的舆论压力是很重要的因素。我们如果不予应对，将会非常被动。还有丝织品，美国媒体的报道就认为中国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使美国国内损失许多就业机会。它们从来不说我们的纺织行业有多少人下岗，我们也是低工资水平。如果我们自己的媒体不说这些，美国媒体就更不会说。美国媒体正是通过这些报道，缓解了自己国内的矛盾，却对我们造成很大的压力。
    我觉得在中美关系里面隐藏着很多这样的“定时炸弹”，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捅出一个来。何况我们还有所谓的“藏独”和“**功”问题，美国媒体随时随地都可以拎出一件事来对付我们。在两国关系稍好的时候，互相需要较多的时候，它们就可以把这些问题放一放。一旦它们国内的矛盾紧张了，或者需要转移视线了，就可以从中拎出一个事件来。所以，我觉得我们想要与美国修好的想法不能太单纯，想修好得有多种手段，媒体报道就是其中一种重要的手段。我们的媒体要时刻保持应对心理，否则想修好也好不了。
    问：说到中国媒体对国外报道的应对问题，我们知道您有一篇非常成功的特稿——《珠峰探险历史的另一面》。其中提到珠峰的命名在清朝已经有史记载，而不能像西方媒体那样用一个殖民者的名字去命名它。那么新华社特稿社是否举办有关活动，或者在西方媒体报道这个事件之前，主动向它们提供一些历史资料？如果有，它们是否采用这些资料？
    答：我们做过一些工作，甚至想策划一个珠峰签名活动，希望UNESCO（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来为珠峰正名，但是很可惜没有搞成。后来，我让特稿社的同志查找相关资料，在《中国日报》发了报道，新华社也对外发稿了。于是，西方媒体就去采访首次登上珠峰的那个新西兰人希拉里（Hilary），结果它们对中国的这些举措不予置理，仍旧把珠峰称为“Everest（埃佛勒斯，1830年至1843年担任印度测量局局长的英国殖民者）”。你想藏族人民心中的圣母峰，怎么能用一个大男人的名字去命名呢？之后，好几家西方媒体说珠峰签名活动是中国的政府行为，中国政府在这件事上好像有阴谋，其实不是。所以，我就在攀登珠峰50周年纪念后发了那篇特稿《珠峰探险历史的另一面》。有一个外国记者专门写信与我探讨这件事，经过几轮Email交换，最后这位记者觉得我说得还是对的。但是他对别人说，这件事情，熊蕾在微观层面是对的，在宏观层面却是小题大做。呵呵呵……
    三笑会心蕴崇敬
    “在《赞赏与遗憾——我看美国新闻媒体》一文中，您深情地回忆了北京的一场雪。从对那场雪的课堂模拟报道中，您摸到了新闻写作的门径……？”“呵呵呵……”——问及学生时代，这位已然年届半百、身兼第五届全国记协理事、中国人权研究会常务理事、首都女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会长等多种社会职务的新华社记者注目我们，良久，呵呵而笑。
    问：您中学毕业后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开荒种地伐木建房”，那时有没有接触新闻写作？
    答：那是知青下乡。当时我还真被团里分配做这个事了。团里有个报道组，让我做报道员，而且一做两年。但是我不把这个时期算作自己的新闻工作经历。
    问：已经过去许多年了，那时候的什么事情您至今记忆犹新？
    答：给我印象特别深的有两件事，这两件事教会我新闻报道要“实事求是”。一件事是连队里让我们学习集体救火中牺牲的英雄人物。但是有个老同志说：“救火怎么会死人呢？这有什么可学的。”当时，我们都很纳闷。他又说：“救火就不会死人，死的人就没救着火。”后来不久，没想到我们那儿也着火了，大家集体出动救火。果然在那个有经验的老同志的带领下，这一场火救下来，大家都好好的。原来，只要是救火方法正确，是不会有人死的。只有不看风向往火里冲，没救到火却被烟熏昏的人才会死。
    第二件事是我刚到报道组后，就要批一个条例，各团报道组都要交批判文章。活动刚一开展，我们政治组的一个组长就说，这个条例是不能批的，我们建设兵团的工作就是靠这个条例不断发展的。结果我们团就轻描淡写地开了几次会，党委讨论了一下，而报道则一篇没发。后来没过多久，这个条例就不再被批了。这件事告诉我们要实事求是，凡事不能跟风、追风。
    问：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工作生活是不是培养了您日后从事新闻工作的兴趣？
    答：其实我从小对历史挺感兴趣的，后来作为工农兵学员在南开大学三年学的是英语。1978年全国恢复高考，我打算报考历史专业却没能报成，就选择了新闻。“昨天的新闻，今天的历史。”两者还是相通的嘛。再说我觉得读新闻，做起学问来不会很枯燥。当年我考上了社科院新闻研究所的研究生，毕业后就进入新华社一直从事新闻工作。
    问：在《赞赏与遗憾——我看美国新闻媒体》一文中，您深情地回忆了北京的一场雪。从对那场雪的课堂模拟报道中，您摸到了新闻写作的门径。从阿伦森教授身上，您除了学到新闻专业知识，还学到了什么？
    答：呵呵呵……阿伦森教授来社科院教新闻，我觉得我们真是得天独厚。之前，阿伦森教授在美国纽约市立大学亨特学院新闻系任教，作为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来中国教新闻的美国教授，他的人品、学识和才华，都堪称上选。他把我们领进了新闻写作的殿堂，也使我们认识了美国的新闻媒介。他对美国新闻界有非常深刻的理解，正如鲁迅所说的，他是“从旧营垒中冲出来”的，对美国媒体的利弊看得非常清楚。因此，他不会向我们灌输迷信他们媒体的新闻思想。对于美国的新闻自由，他看得尤其清楚。他自己就因为创办激进周刊《国民前卫》而屡遭迫害。阿伦森教授还教会我们，作为一个新闻记者，就不应该参与新闻事件。新闻记者应当是一个news reporter（新闻报道者），而不是news maker（新闻制造者）。
    问：瑞宛如老师是不是您到新华社后的第一位领导？
    答：不是。第一位领导是陈龙，接着是瑞宛如。他们都非常的棒。新华社那一代有一些很优秀的人。比如陈龙非常爱才，提倡选拔人员不计家庭成分。而且他在五十年代就提出新闻报道要淡化宣传，后来被打成右倾。改革开放后，他不改初衷，要办新闻研究生班，阿伦森教授就是他请来的。瑞宛如的英语非常好，对人也很好。
    问：网上有一个专门介绍您的网页，里面有一段您的“自白”，大意是现在国内有许多把世界告诉中国的人，把中国告诉世界的人却不多，而您则立志要做一个“让世界了解中国”的人。您的选择是否曾不被人理解？
    答：曾经确实有一些人不理解我的选择，认为搞国内报道更能够出名得利，但我一直以来想的就是默默工作，今天还有人知道熊蕾这个名字，算是对我多年工作的一种肯定吧。
    问：从事国际新闻报道二十多年，您要给全世界展示一个什么样的中国形象？
    答：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要不断克服自己的弱点，力争改善自己。中国也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希望与全人类友好相处。
    问：这也是新华社特稿社的努力方向吗？
    答：是的。
    两个多小时倏尔而过，咖啡厅里的音乐不知更换了几曲。深红色的桌布把脸映得更红，柔和的灯光包裹着喁喁低语。临别之际，我们到新华社门口合影。照片里的熊蕾鬓染飞雪，笑含春蕾。

李大兴

一、没有言论自由、缺乏基本的对公权力批评权利的中国媒体是不能和西方媒体比较的。这种比较本身，就是企图给自己脸上贴金。
二、熊蕾既然精通英文，不会不晓得，“宣传”一词，专指从戈培尔到极权国家的新闻报道偏向。西方媒体是明确反对新闻报道有任何宣传意图的，请问新华社敢说这话吗？熊蕾敢说这话吗？由于自己在替人宣传，总具有宣传意图，就以为别人也都是在宣传，于是有以下似是而非的话“西方媒体的宣传意图比较隐蔽，报道手法看上去比较客观，因而对受众产生很大的潜移默化的效果。但是，这种所谓的客观手法在它们的国际报道和国内报道中的运用是有区别的。拿美国来说，它们的国内报道的客观性更大些，或者说宣传意图隐蔽得更深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