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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发
发表于 2008-9-12 1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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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在五十，六十年代“改造思想”得法，比同侪更受信用，数次被派出国。一次他回国路经缅甸，在使馆过夜，使馆厨师以前曾在祖父家做饭，对他以“大少爷”相称，他应对得当：“现在都是同志啦。”回家后他对家人讲到此事，颇有“改造有成，已被当作自己人”的自得。
一九六三年，我高中毕业。我原对人文有兴趣，但报考了理工科大学。父亲对我的选择不予干涉或评论。几十年后，他说我“还是上理工科好，上文科就该进监狱了。” 一九六六年，文革祸起。父亲响应领袖号令，积极参加，招来五顶帽子：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美国特务，反共老手和老保翻天急先锋。母亲被连累关进劳改大院，我从大学分配到黑龙江边远林区。在林区我遇到与我同龄的工人，说话有北京口音。原来是北京林学院教师的孩子，因父亲是右派而全家下放林区。他对我能在北京上大学表示羡慕，我则感谢父母不是右派，领袖才没有剥夺我受教育的权利。
父亲在一九六七、六八年间被关押劳改批斗，无数次书面和口头交代本人“罪行”，所以他对这些事的细节已烂熟于胸。他以工整字体把本人交代抄成一厚本，以随时温习。因此不论“革命群众”或“看守人员”问到什么事的时间地点有关人等，他都能脱口报出，与以前的交代毫无出入。我当时在大学，有工人毛思想宣传队督导检查家庭影响，经常需要流利报出父母罪行，因此也翻阅这个本子，所以对父亲履历的主要部份耳熟能详。父亲从被关押的劳改大院获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本子继续和他书桌上常用书放在一起，因为他不知什么时候可能重遭提审批斗关押，所以随时准备“二进宫”。
“原罪”的紧箍咒和对领袖的迷信，使父亲认为文革炼狱是他改造的好机会，所以对所受非人待遇甘之如饴。每次被批斗、体罚，甚至在被打得口鼻流血后，他总是用同一句话安慰家人：“我的党性能保我过关。”他在历史系领导班子里共事多年的党内同僚吴维能，参加他所反对的聂元梓派，率红卫兵来抄家。二人各自认为自己是站在领袖一边对抗革命的敌人，所以要在“敌人”面前站稳立场，在这一“考验”的时刻表现对领袖的忠诚。抄家洗劫之后，吴以法官审犯人的口吻问父亲对他们的革命行动有什么想法，父亲也不含糊，摆出真理在手，不怕你人多势众的架式说，你们抄家违反毛主席的“十六条”，完全是非法的。吴率众携大批缴获的“罪证”悻悻离去，对父亲的迫害随即升级。短短几年之后，领袖又决定抛开聂派，把学校大权交给工人宣传队和御林军八三四一部队。这次轮到吴维能被整，而且不堪迫害以至自杀。
我的弟妹因文革不能上大学，父亲对我说：“我们家连续几代读书，脱离工农，以后就不一定，或者一定不上大学才对。”母亲解除劳改后，又被派往江西干校。栉风沐雨，露宿荒原。父亲在北京不忘作领袖需要的五七战士家属，给母亲写信吟打油诗赞美干校的露天厕所：“凉风飕屁股，冷气入膀胱。”吟毕问：“你不觉得雄浑、豪放吗？”
一九七四年，领袖攻讦异己需要有人捉刀，“梁效”写作班子应运而生。打入最底层的人文知识分子忽然有用了。此时造神运动已达顶峰，神谕下达，如巨手把父亲从五顶帽子底下捡出，掸去尘土，放入梁效班子。一夜间阶下囚变成座上客。父亲倒是宠辱无惊，认为这是领袖和组织肯定自己改造有成，自应以学术兢兢业业服务领袖。社会有识者此时多已看透写作班子是高层权力斗争工具，由领袖的四名打手操纵。父亲思想为“原罪”紧箍咒箍定，又加信“神”，要他有“贰心”也难。我这时在工厂作工，利用在中小学积累的文史常识，积极参加领袖倡导的“工人理论组活动”，以取悦领导，回到家则大讲社会大众如何诟病领袖及其打手。父亲对我质疑领袖深感不安，好几次皱眉对我说：“你怎么老是和大方向拧着？”最后终于爆发了一次饭桌上的冲突。那时毛远新长辽宁，声势为各省之冠，似将问鼎中央。我在一天午饭时提起此事，以台湾老蒋小蒋比照老毛小毛。父亲大怒，摔了筷子，午饭不欢而散。母亲对我说：“爸爸过去对你抱最大希望，现在你是他最大的担心，不要在家再提这些事。”我成年以后受父亲斥责，这是最严厉的一次。
如何对待子女对领袖和当局的疑问，是父亲这一代知识分子的一大难题。他们身为应该为子女解惑的父母，自己也有同样的疑问，又深知万一子女把疑问传出去，足以使全家罹祸，所以不准子女提这类问题就成了许多父母为保护全家的唯一选择。作为从那个年代活过来而成人的子女，我们对父母当时不得已的责骂不存怨怼，只感激他们保护子女的苦心。
父亲为御用写作班子服务，遂有文章出版，姓名见报，甚至有党代表、主席团头衔，风光一时。我的姑父是三十年代加入zhonggong的局级干部，历经党内斗争，父亲向来尊重他的经验和见识。姑父来见父亲，告他一时出名未必是好事，劝他急流勇退。父亲囿于既成思路。加之对“功名”不够淡泊，未从其谏，继续当领袖的工具。其实作工具也可有消极应付和积极进取之分，父亲本有条件以年龄或健康为理由适当减低涉入程度，但他选择了积极当好驯服工具以赎“原罪”，提供文史顾问服务，兼写以古喻今的“时文”。多年后领袖的光环褪尽，父亲才认识到自己的老师陈寅恪的思想体系，较“毛泽东思想”价值更高，接受了老师对自己“曲学阿世”的批评，并在各种场合向老师表示了悔过。
一九七六年春，北京民众在天安门发泄对领袖的不满。时周恩来真实面目尚未大白于天下，示威者以周为旗帜挑战领袖。父亲去了现场，但并没充份体会人民对领袖的愤怒。
同年秋，领袖去世，打手倒台。把父亲捧成党代表、主席团的党，又把父亲打成反党反领袖的坏人。父亲几十年中目睹使朋友同事身败名裂的事，最后落到自己头上。物极必反，父亲终于因此开始反思。当初信得越虔诚，发觉受骗以后就越痛心。然而，在被禁闭整肃而后又闲置的几年中，父亲得以重拾久违的历史课题，也算因祸得福。
一些学术界旧雨新知，不计较他还有帽子未摘而和他来往，令他看到“真情”存在于普通人而不在领袖和当局当中。吴于廑伯伯来京开会，住西直门国务院招待所。我一天路经招待所门口，吴正同一批与会者出门，我没把握吴伯伯是否方便和我说话，就没有停留。吴伯伯从远处看到我后就急忙追过来，问我父亲情况，并让我转达问候。我回家报告父亲，可以看出父亲内心的高兴。
父亲在反右时因为批判右派学生夏应元不够凶狠而被“组织”认为立场不坚定，延迟党籍转正一年。夏为减少连累父亲，自一九五七年以后的二十年中回避与父亲来往。这时夏登门造访受审查中的父亲，对父亲说：“您过去是我的老师，现在是我的老师，将来还是我的老师。”“您现在又回到群众中来了”，使父亲深为感动。
父亲一生热衷买书存书，文革被批斗审查时被迫中断，这时又恢复了这一嗜好。躲进书斋，坐拥书城，手摸书页对他是很大的享受和安慰。从这以后直到去世，他买的书和别人赠书总把面积有限的住所堆得下不去脚，我和妹妹抱怨他，他引史学前辈谢国桢先生的话说：“就是明天要死，今天看见好书也要买”。母亲安抚我说：“他只有这一个嗜好，就随他吧。”
一九八四年，“原罪”紧箍咒开始松动，父亲为文表扬他的企业家父亲所作的好事，兼及官至清廷总督的曾祖父。关于国共两党，父亲也有新的认识，在一次同人聚餐时父亲对学生夏应元说，杨人缏先生他们解放前说“民主在国民党治下是多和少的问题，在共产党治下是有和无的问题”，现在看来是有道理的。对于被组织派进“梁效”又被组织当反革命整肃，仍是他头号伤心事。美国历史教授田浩来北大见父亲，谈话中向他请教《柳宗元和封建论》中的一个学术问题，父亲忽然哽咽，连说为那些文章给我们加罪名是冤枉的。田对这离题之谈甚为惊讶，数年后见我仍以此相询。我告田该文是“梁效”期间所写，而“梁效”案是父亲晚年最刻骨铭心的一件事，没有在那个年代在中国长期居住过的人不易理解。
一九八九年，父亲来美开会，母亲同行，会后访问在美亲友，再到纽约我家“就养”。
父亲住在我家时动笔回忆他的前半生，此文后来发展成《毕竟是书生》。我读后认为他漏掉了他这一代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几十年被打压、愚弄、利用和蹂躏的史实。到一九九三年自传《毕竟是书生》在“史学理论研究”杂志发表，他仍无意增补以上内容。同一年，社科院汤重南先生为文介绍父亲学术造诣，父亲在给我信中说他对于评传的原则是“别人看了不摇头，自己看了不脸红”，因此不同意汤文中“学贯中西”的溢美。与父亲自己写的回忆一样，汤文也回避了中国人文学者一九四九年以后饱含辛酸的经历。可见，当时国内出版界和人文科学界对这一题目有兴趣者不多，因为多数人思想仍象父亲一样受原有枷锁的禁锢。
文化界对于父亲自传有褒有贬，我也直率提出过不同意见。父亲认为自己应该怎么认识就怎么说。这时他的帕金森症和脑腔隙梗塞已影响右手，给孩子写家信多靠母亲。一九九四年六月二十日，他特别给我亲笔写了一段：“我的自传大陆一般反映是说了真心话，而海外的人认为其中尚多违心之谈，思想及社会背景不同，原不足为怪。我以为我们（指父亲和我）之间最大分歧，在对民主革命看法。老头子（指领袖）自认为作了两件事：民主革命与文革。我以为后者应全盘否定，而前者应全盘肯定。年轻人未经过国民党在大陆末期的统治，因而对民主革命的必要认识不足。以两个周家为例，我们家经过民主革命，当然许多方面大不如前，但因非地富，尚不致沉沦覆没，另一个拨道洼周家（我太太娘家姓周，贫农，所在村名拨道洼〕试对比一下解放之前和之后，岂非天壤之别！而这样的周家，要比桂林路周家（我祖父家曾长期在天津桂林路居住）其数目不知道多多少倍！这不是民主革命带来的好处吗？共产主义的最后目标，我仍坚信，人剥削人的制度终将消亡。但列、斯所走之路不足取，毛的路也证明走不通。今后怎样才能达到最终目的地，或经过都变成中产阶级而达到（邓小平看来即走此路），或尚有其他办法，恕我已不及等待了！”
此后我和父亲就所谓民主革命的必要性作了较集中的讨论。领袖及追随他的知识分子利用知识贫乏的农民，并借助国际形势和国内社会经济状况以内战取天下，代价是数千万人命和极大物质破坏。受益的是上台的领袖，伤元气的是国家，倒霉的是全国各阶层人口的多数。我的岳父母家受益是因为儿女当了zhonggong干部和经zhonggong优惠政策上了大学，从而从农民上升为官员和知识分子。中国几亿农民人口中如此改善自身地位的是少数。我太太所有贫农叔叔舅舅家都未能循此路致富，生活大不如我太太一家，因为领袖不可能把几亿农民全都提拔为官员和知识分子。国民党在台湾推行的和平社会经济改革，做到了大多数农民不必改变自己农民身份而仍然致富，才真正是社会进步。被称为地主富农的中国大陆农村有产者，是中国农村文化科技之所在，领袖为煽动贫农给自己当炮灰打天下而对地富经济剥夺，肉体消灭，造成农业生产力倒退。40年代末期中国民众的苦难，内战是重要原因。领袖将倒蒋夺权置于人民福祉之上，“投鼠不忌器”，才有许多惨剧发生。例如为攻长春故意不准市民出城逃生，迫使市民与国民党守军争食，以致饿死大量市民。新政权以武力取代旧政权，在中外历史上都不一定代表社会进步。中国历史上就多次有经济文化落后的游牧民族打败汉族入主中原。八十年代赵紫阳幕僚组织农村调查，询问最年长农民所经历的哪个年代农民日子最好过，各省老农不约而同答了军阀时代。如果被询问的老农更高寿些，满清入选也未可知。假若国民党不武力推翻满清，zhonggong不武力推翻国民党，中国老百姓的日子至少不会比实际发生的更坏。国人二十世纪的首要教训应是不轻易以内战形式的暴力进行社会改革。发达国家如英国有工党的费边主义派，发展中国家有印度的甘地，都以非暴力推进了社会进步，增进了多数人口的福祉。所以我对“民主革命”是否定的。父亲虽然对我的意见不都同意，但仍耐心倾听。
一九九六年以后，舆论控制稍有放松。国内人文科学界开始有一些中青年研究工作者关注“末班车乘客”，即国民党教育系统和中央研究院体制下培养的最后一批知识分子的命运。出版界对这一内容的兴趣也有提高。同时，国内历史较长的重点大学竞相恢复国民党时期的人文系科，窒息多年的中国人文科学，好像有了转机。
一九九八年，韦君宜先生的《思痛录》出版。《思痛录》和父亲的《毕竟是书生》同被收入“百年人生丛书”，父亲看了以后立即寄我一本。父亲自“梁效”以后乏人问津，这时开始结交不少新朋友，切磋内容除人文学术外，多是人文科学和学人的遭遇。官方对于父亲，似仍当成控制使用对象。这也是当局对待权力斗争失败一方的惯例。官办学术活动，他甚少能够参与。我以为这是成全了他。他精力有限，到为政治服务的官办学术活动上当花瓶，不如在家和民间同道切实总结一下自己的经历更有意义。这几年他出了两本短篇集，若干文章。可以看出他向他的先师陈寅恪先生倡导的“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又迈近了一步。季羡林先生执教逾半世纪，但他数十年作育英才最亮丽的一笔应数一九八九年到天安门广场慰问学生。因为此事冒官方之不违，《季羡林传》洋洋数百页，无一字提到此事。父亲在给季先生新书作序时，明确赞扬他“劝勉”学生的义举。“西安事变”的真相，被歪曲了几十年，直到当事人张学良近年来开口纠正。这一段现代史，和父亲专攻的古代史无关，但父亲为文批评不尊重史实时，明知为当局所不喜，仍以此为例。对于被领袖撰文斥责奚落的司徒雷登，父亲也提出了更公允的评价。
父亲向一九四九年以前的思想意识回归的另一重要方面是对他的师长胡适先生的态度。一九七六年以后，国内人文科学界用了一二十年时间才初步驱散领袖的阴魂，挣脱马列的桎梏，开始呼唤学术自由和独立人格。这时国人恍然觉悟，榜样不必到西方去找，中国三四十年代的人文学者群体留下的精神和学术遗产，不逊于西方同侪的成就。而胡适作为这一群体的领头人，其人格和学问在民间终于获得了应有的历史地位。
父亲对于这位自己先追随后批判的前辈，也有一个认识过程。一九九零年父亲在我家写下短文“追忆胡适之先生”，推崇胡为中国近代文化史上“推不倒的丰碑”。当时国内人文科学界自一九四九年以来对胡的否定态度正开始改变，但不少偏见尚未消除，尤其是看不到胡对国民党政权既认同又批评的原则是当时最有利于国家和民众利益的做法。季羡林先生传记就记录了季先生因此说胡是“聪明的糊涂人”。到了九十年代中期，国人五十年代在领袖教唆下向胡泼的脏水尽退，真相现出，胡的人格名节日益获得肯定。父亲这一代曾受胡亲炙的学人十分追悔自己在五十年代随波逐流批判师长，季羡林先生去台访问时向胡墓深深鞠躬。父亲也曾被台湾学术机构邀请访台，由于两岸关系变幻无常而一再推迟，加上他健康日坏，终于未能成行。他购买搜集了全球华文世界出版的胡适文集、书信集，和研究胡适生平的著作，重温六十年前胡对自己的教诲提携，忏悔自己五十年代对师长的冒犯。去世前两个月，他在“郊叟曝言”序言中写到，“自己不可能到胡先生墓前去顶礼膜拜，赔礼道歉了，但愿以文章表达诚恳的请罪的心情。”这比十年前在我家时的态度，显然进了一步。我相信自己未来将有机会造访宝岛，晋谒胡墓，向这位二十世纪杰出的人文学者致敬，满足父亲未了的心愿。
母亲在二零零零年骨折住院，辗转病塌五个月后去世。这对父亲无疑是很大打击。他知道自己时间不多，而还有许多要说的东西，所以不顾劝阻，加大工作强度。去世前几天指示我修改关于吴宓先生的文章时，还提到已就关于文化世家和旧制族谱重男轻女（女作家张爱玲因此没有列入李鸿章族谱）两篇文章打好了腹稿。但天不假年，他未能留下所有想说的东西。
父亲去世后第七天举行了遗体告别仪式，有数百人到场，都是来自民间的同事、友好和学生，当局没有出面。学人生前身不由己曾为御用，身后能和官方保持些许距离，聊以补偿被剥夺的人格，也是不幸中的一幸。
（二）独立人格知易行难
八十年代以后，我得以读到前所未见的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与政府互动关系的史实。一九四九年以前的这一批学人，对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当局监督批评，起到了社会良心的作用，比西方民主政体下的学人并不逊色。一九四九年以后，同是这批人，多数留在大陆，少数去了台湾。去台湾的一般保持了独立的人格。留在大陆的多数人，却在一九四九年以后“集体失语”，几十年中再没有与官方不同的声音。因此大陆以外的华人文化界讥评四起，甚至有了指名道姓的“四大无耻”之类说法。我一开始也因此困惑：留在大陆的这些学人是怎么了？我了解了更多事实之后，相信主要原因是两岸知识分子面对不同的当局，因此为保持独立人格需付出的代价有天壤之别。
国民党同共产党一样信仰集权专制。但国民党上层对来自知识分子的不同意见表现了相当的宽容。四十年代后期，国民党军事上连连失利，政权风雨飘摇，正是需要“乱世用重典”的时候。抨击国民党最力的刊物“观察”却被允许发行直到一九四八年底。zhonggong在上海发动学潮，学生要求与国民党市长吴国桢对话。吴如约到场，学生飨以拳脚竹棒砖头。吴受伤倒地，仍高声制止警卫掏枪，被在场记者誉为“民主市长”。
被父亲尊为师长的人文学者胡适，服膺英美式国家制度，及与之相连的人权和民主理念。当国民党当局施政抵触这些理念时，他常常予以激烈批评。他以讲学、撰文和办刊物的方式宣传自己的理念，以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国家的责任。一九五四年蒋介石推荐胡为总统候选人，胡当即拒绝，据台湾中央日报报导，胡声明“我是个自由主义者，我当然有不当总统的自由。”一九五八年，胡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蒋介石到就职典礼讲话，称赞胡“个人之高尚品德”。据房向东先生转录胡适秘书的笔记，胡随即当众当面反驳蒋介石，说“总统刚才夸奖我的话是错误的”，因为中央研究院只能管学术，管不到品德，“我们学术界，中央研究院和中央研究院应作的工作，还是在学术上。”蒋介石虽面有愠色，并未发火。胡适在台湾和雷震合办“自由中国”杂志，推广自己的理念。蒋介石于一九六零年将雷逮捕下狱。胡直接向蒋为雷申辩，蒋没有接受。蒋迫害雷震是实，但对胡还是网开一面。
父亲在中研院史语所的上级傅斯年，是兼有行政能力的人文学者。曾任北大代校长，西南联大常委等职。四十年代，蒋介石姻亲孔祥熙任行政院长，劣迹昭著，傅撰文猛烈抨击，迫孔去职。蒋请傅吃饭，要求傅信任自己任命的官员，傅断然拒绝。蒋任命另一姻亲宋子文继任行政院长，宋开始腐败后，傅又为文疾呼“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宋也终于下台。傅斯年保护学生不遗余力，一九四五年他调解昆明学潮，制止国民党地方当局开枪，避免流血。一九四九年去台湾后，在台大校长任内，保护学生免遭警察逮捕，受到学生称赞。傅斯年作为在国民党体制内作官的知识分子，接连扳倒蒋介石的连襟和妻舅，当面顶撞蒋介石，又和蒋介石的地方当局及警察作对以保护学生，蒋介石却没有加害于他。我在钦佩傅的人格和气节的同时，不能不注意到蒋的克制。
法学教授张奚若在国民参政会上发言批评国民党，被蒋介石打断，张愤然退场。国民党当局将下次开会车马费送上门，张说“无政可参”，原费退回。上述当局和知识分子的互动关系，远非大陆的人文学者所能想象。大陆中科院院长郭沫若，绝不敢象胡适、傅斯年对蒋那样冒犯领袖毛泽东。人文学者梁漱溟，在国务会议发言触犯zhonggong后，要求领袖有让他讲完的雅量，被领袖破口骂下台来。北大校长、人文学者马寅初，提出与领袖意向相左的人口理论，遂被迫去职，连遭批斗。当大陆当局刀锋指向学生时，大学校长们的表现也乏善可陈。
中国知识分子确有因批评国民党政府而死的，如闻一多、李公仆之被暗杀，雷震被监禁后病故。但领袖登基之后大陆知识分子“非正常死亡”人数远远超过闻、李、雷等的人数。领袖本人也以自己超过“焚书坑儒”而自得。根据日本学者近期发表的研究结果，闻一多在内战后期与zhonggong地下党来往密切，热切要求zhonggong接受他前往延安。由于闻的一个侄子在此前投奔延安被zhonggong整肃致死，zhonggong顾虑闻到延安将使真相暴露，才劝闻留在蒋管区以言论抨击国民党政府。所以闻被杀之前实际上已经放弃了民主自由主义者的超然身份，而投身于以武力颠覆国民党政府的一方了。
四九年以后的中国大陆，领袖和当局垄断一切资源。身为知识分子，你本来已有“原罪”，可以随时被当局敲打。若再胆敢批评领袖和“组织”，就罪上加罪，当局可以剥夺你职业、工资、住房、子女受教育权利……你全家即陷绝境。若仍不服，还有监狱死刑伺候。这个社会对反对意见不给任何生存空间，要人在如此既诛心又杀身的压力下坚持独立人格，无异逼人去死。所以就连因帮闲而名列第一大无耻的郭沫若，我对他也寄予同情。因为他的爱子是坚持独立思考而在领袖的体制下入狱、劳改和坠楼惨死的。他自己对青年作者也私下表示过对领袖专制的不满和无奈。
与领袖相比，国民党当局对反对意见的处置要宽容得多。而且，国民党自掌握政权以来总有武装对立面和它打仗，军阀，zhonggong，日寇，再zhonggong，所以它从来没有真正统一全国。反对派如不见容于国民党中央，还可托庇于地方派系，或避入租界和逃到zhonggong控制区。国民党控制下也保留了相当的民间经济，反对派人士丢了政府的饭碗，还可到民营经济中谋生。所以尚有相当的生存空间。对于大陆以外臧否父亲和他的师长这两代知识分子的人，我以为他们应先携眷在领袖治下的环境中生活几年，再发议论。
领袖对几亿国人，尤其是其中知识分子洗脑取得了令人惊异的成功。知识分子在政治高压下为了生存而承认强加的罪名，努力修正自己以跟随领袖翻来覆去的指示。领袖归天，高压不再，生命危险解除，但许多知识分子的思想桎梏依然毫无松动。继续表示尊崇领袖和认同领袖对自己的戕害。清华水利系留美归国的陈梁生教授到了八十年代还坚持自己被批判整肃是应该的，坚持自己确有那些莫须有的罪名。名作家丁玲在五十、六十年代被诬陷为反党、右派，受到严重迫害。劫余生，却继续对领袖和当局忠贞不二，“党不爱她她爱党”。直到一九八九年，仍然与对市民学生开枪的当局保持一致。是否这些知识分子心理上出了毛病？作为这些知识分子一部份的中国心理学者，没有起码的学术环境研究这一问题。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三日，两名劫匪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一家银行劫持了三女一男四名职员为人质。警察随即包围现场，于二十八日突击成功，救出人质并擒获劫匪。人质在警匪对峙的六天中，生死完全由劫匪决定，人质为求生而认同劫匪，向媒体和政府总理帕尔梅呼吁撤走警察和满足劫匪要求，这是合乎正常人心理的行为。人质获救以后，生命威胁解除，却继续认同劫匪，向媒体和法官赞美劫匪，感谢劫匪不杀和善待之恩。一位女人质竟和劫匪之一订婚。瑞典是一个民主开放的国家，因此全世界通过媒体看到了事件全过程。这个暴力威胁下洗脑生效并且在暴力消失后不可逆转的案例引起全世界心理学界注意。瑞典心理学家Nils Bejorot 把它定名为“斯德哥尔摩症状”，近几十年来劫持人质在全球越演越烈，“斯德哥尔摩症状”频频发生，例如美国报业巨子赫斯特的孙女Patty Hearst被左派恐怖组织辛比由尼斯解放军（SLA）绑架后自愿入伙，并参加持枪抢劫银行，所以世界心理学界对这一现象的热烈讨论至今不衰。其实，这类现象早在一九四九年就已经在中国发生，而且时空范围和卷入人数都大了千万倍。手握绝对镇压权力的领袖和手无寸铁的知识分子就形成了“斯德哥尔摩症状”中双方。挟一人者劫匪，挟一国者领袖。“斯德哥尔摩症状”为研究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在四九年以后的心理，提供了另一个角度。
每当看到西方心理学界的有关讨论，我常发奇想，心理学家周先庚伯伯身为人质一方的一员，如果能有科研条件，可以很方便地研究这一现象。世界心理学界不必等到1973年才能从 Nils Bejorot 那里得到这个概念。只不过表达这个概念的术语将不是“斯德哥尔摩症状”，而是“中国知识分子群症状”。当然这只是我的一厢情愿，大陆心理学者在那个年代来从来没有作研究的条件。
一九三零、四零年代的优秀知识青年，有相当一批出于救国救民的崇高动机投身领袖的事业。这一批人的遭遇是父亲这一代学人经历的一部份。《思痛录》作者韦君宜先生是这批精英之一。“百年人生”丛书编辑慧眼独具，把父亲和韦先生的回忆一同收入这批知识分子的丛书，方便后人比较“干革命”和“作学问”的两类知识人。韦先生出身富裕而有文化的家庭，与父亲背景相似。她青少年时期学业优异，家庭安排她赴美深造，但她选择献身领袖的事业，与父亲走了不同的道路。一九三五年韦先生入党，在清华作地下活动；父亲正往返燕京、清华，优游于文史之中。一九四零年代韦先生投身抗日烽火；父亲正在美留学。一九四六年韦先生夫妇从领袖的“抢救运动”中死里逃生，继续为领袖打天下出力；父亲自美学成回国。一九五零年韦先生夫妇以战胜者身份进京接管文教界，组建青年团，父亲开始接受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对比之下，父亲很快接受了当局的价值标准：韦先生这批人走的是光荣的路，自己走的是可耻的路，往者已矣，来事可追，于是才头戴“原罪”紧箍咒。身背追随领袖太晚的包袱，在历次整人运动的荆棘血腥中连滚带爬过来，可到头来还是不被当局接受。父亲并不知道，韦先生这批人当中坚持独立人格者，在领袖的组织中多不愉快，他们在“光荣”的背后也看到许多丑陋和邪恶。韦先生的《思痛录》告诉父亲，就算他当年不去留学去延安，不跟陈寅恪跟毛泽东，只要他不肯放弃良知，最终还是要象韦先生等一样被领袖和当局当成异类。追随领袖的知识分子中，只有象康生那类人，为领袖充当“龙爪”，主办“抢救运动”残害无辜才能在那一群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如鱼得水，施展报负。一九九九年，“自由亚洲”电台采访韦先生女儿杨团先生，她对《思痛录》作了重要补充。
一九四零年代“抢救运动”中大批投奔延安的青年和知识分子被当作敌特暴力逼供，甚至致死致伤之后，领袖考虑到抗日结束后与蒋介石决战在即，这批人力可资利用。于是在中央党校大会上举手及帽行礼，算是道了歉，说大家从此就应该捐弃前嫌，团结给他打天下了。韦先生夫妇已耳闻目睹和身受数次这种专制暴力，不再轻信领袖的道歉。二人在自己窑洞里商定，这是最后一次原谅领袖。下次领袖如果故态复萌，二人就决不容忍。激动之中，二人吟白话诗一首以明志。这一段故事令人动容。可惜，几年后领袖君临中国大陆，旧戏重演。左、中、右知识分子群体，无一幸免，其规模和祸害远超过延安小城的“抢救运动”。韦先生当年与家庭决裂时义无反顾，这时年事渐高，又有了子女，热血青年的锐气不再，不但未能践当年窑洞之约，还不得不违心说话。
韦先生一再看到领袖为建立自己的专制王朝不择手段，有忤自己救国救民的初衷。水火不容的人性和党性，使她受了几十年内心煎熬，终于在晚年把自己的心路历程写下。韦先生和父亲这两个知识分子，出身家庭相似，青年以后走了截然不同的道路，晚年却殊途同归，恶梦醒来，各自写下了对盲目追随领袖的反思。我在美国用心聆听了韦先生女儿的讲话，在回家时转述给父亲。既然连父亲尊崇的“老革命”知识分子对领袖的专制都无能为力，父亲这种书呆子就不必为自己跟着领袖趟了混水而过份自责。韦先生的自白使父亲临终前得以减轻精神包袱，但改变不了历史和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开的残酷的玩笑：为救国救民而投身“革命”的，为服务祖国而学成归来的，都被领袖敲打玩弄半生，许多人在领袖发动的历次整肃中含冤以殁，象韦先生和父亲这种劫后余生者，晚年只能抚摸着身心的累累伤痕叹息蹉跎的岁月。唯有避秦海外的才治学有成，对社会有较大的贡献。难怪有人说早回国（革命）不如晚回国（革命），晚回国（革命）不如不回国（革命）。
二零零一年十月二十九号，我在八宝山第一告别室送走了父亲。百日之后，杨团先生也同在第一告别室送走了韦先生。对照考查韦先生和父亲的心路历程，能有利于研究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尴尬。应该指出，对父亲这些知识分子未能坚守独立人格，舍“玉碎“而求“瓦全”的指摘，除了发议论者不够理性和负责之外，中国文化也是部份原因。西方文化对个人生命，个人权利这些人权内容着意保护，不轻易要求个人为抽象的主义、礼教或道德规范牺牲人权。在中国文化中抽象的价值高于具体的个人人权，于是衍生出把抽象价值推崇到极端的各种“古训”，例如针对为人臣，为人子者的“君教臣死，臣不得不死”，“父教子亡，子不得不亡”，和针对妇女的“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国民党共产党各自继承了这些文化遗产。国民党倡导“不成功则成仁”，共产党宣扬“砍头不要紧，为了主义真”。可惜这常是领袖元首要求追随者牺牲奉献的说教，自己并不身体力行。在今天彰显人权的时代潮流中，有必要重新思考如何处理抽象教义和具体人权的关系。抗日战争中，中国大半领土沦陷，中国当局只控制西北的延安和西南的重庆这样空间有限的后方。广大沦陷区人口只有少数有条件有能力撤退到后方。多数人即使能去，也绝非后方的土地和资源所能容纳。沦陷区人口的多数因此不得不接受在日军占领下生活的现实，也就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和日军合作以换取生存、就业和上学的可能。以民族大义为理由指责这样的合作是不现实的。例如我祖父留在沦陷区，为表示抵制占领，不送家中子女上学费便宜的公立学校，而送他们上学费昂贵的私立学校。此事在表彰祖父爱国时列为一例。我对父亲说过这种表彰欠妥，因为按此例无经济能力的父母送孩子上占领当局办的公立学校就不爱国了。如果只有让子女当文盲，终生难于谋生立足才算爱国，那我宁肯戴“不爱国”的帽子，就像我庆幸父母一九四九年以后没有坚持独立人格，我才能受教育而获得今天谋生技能一样。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接收北京南京等大城市的大学，把沦陷时继续任教者当作“伪教授”不予续聘，把在校学生当作“伪学生”，要先办“学习班”一年才能复学毕业。由于波及学生众多，有日后贵为zhonggong要人的也在其中，学生理所当然地向国民党当局反弹，zhonggong地下党从中组织，酿成学生向国民党政府交涉抗议。我认为这是国民党政权受中国文化极端意识影响而罔顾人权的一例，父亲的上级傅斯年参与主持此事，也难辞其咎。就在那个年代，纳粹军队横扫欧洲时许多国家完全无力抵抗，也面临类似中国被日军占领时的问题。他们的政府和民众采取了更明智和有弹性的应付方式，战后对于与占领当局妥协或合作行为的处理也更有理性，显示了西方文化的人性和人权观念，值得国人借鉴。
（三）“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在历届王朝治下，中国老百姓都以赋税徭役供养当朝文臣武将。在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年代，文武大员如疏于职守，沉湎酒色，百姓并不很介意。他们只希望“养官千日，用官一时”，在国事危急，万民蒙难时大员们能置官职、身家于度外挺身而出，力挽狂澜。不论是外敌大军入侵，还是暴君倒行逆施，应该首先站出来的就是这些大员。他们享用民脂民膏多年，理应现在报答人民。没有这种准备，就不应担任高职。用比较极端的话概括，就是“文死谏，武死战”。能如此身体力行而青史留名的大员是少数，他们可能平时小节并不甚好，危机临头却能守大节，因此有“时穷节乃现，一一垂丹青”的赞誉。多数大员只做到尸位素餐，明哲保身，等而下之的则是随风转舵，助纣为虐而名节尽失。一九四九年领袖登基以后，满朝文武，也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党政军大人物们，也有以上各种表演。
领袖曾谈及知识分子和工农大众的关系，并且用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比喻。他所说的工农大众实际是他们这些自命代表工农大众的革命家和党政军要员。领袖说知识分子这个毛必须附在他们这个皮上。所以一九四九年以后在等级森严的中国社会当然从来都是“皮”来左右国家命运，决定大政方针，“毛”则是完全无足轻重的。“皮”和“毛”所享有的社会地位，物质待遇之间的巨大反差，一直延续到现在。如果大政方针出了毛病，思维正常者当然应该主要向“皮”去追究责任，总结教训。
一九七六年，领袖驾崩，全国开始对他多年以来的倒行逆施追究责任，总结教训，这个讨论一直延续到今天，但效果不彰。中国至今仍然存在发生另一个专制王朝的土壤。父亲所在的“梁效”在这一讨论中理所当然的成为主要目标之一。四分之一世纪以来，我看到、听到大量文章、讲话、文件以至诗词相声，对包括父亲在内的“粱效”知识分子成员口诛笔伐，嬉笑怒骂。我以为这都无可厚非，他们各人确有自己应当承担的一份责任。这份责任是大是小，则可见仁见智。但我同时认为，无论这些作为工具的知识分子在“梁效”期间多么积极进取，奋发有为，把中国推向灾难的主要责任不在他们，而在“皮”：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党政军要员们。这些党国栋梁们对领袖的恭维谄媚，并不下于知识分子的曲学阿世。然而，二十多年来我看到的针对“皮”的评议文字，在数量和深度上都比针对“毛”的小得不成比例。
李志绥先生的回忆录，关于周恩来卑恭屈膝讨好领袖、江青和林彪有详尽描写。邓小平请江青转呈领袖的效忠信，向领袖山呼万岁，诚惶诚恐检讨自己，以“资产阶级小知识分子”自称，保证“永不翻案”。等级在这些“无产阶阶级革命家”之下的党政军大员们，表现同样不堪。古华先生记下了汪曾祺先生描写大员们的回忆，兹摘录于此。“江青抓现代京剧，第一出抓的就是沙家浜。每回排练，都亲自坐镇广和剧场，看剧组演员在台上一段一段的唱作念打。随侍在江青两侧的，是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中央文革顾问康生，公安部长谢富治，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北京卫戍司令傅崇碧，北京市委书记李雪峰，后来是吴德，以及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等等。周总理也来陪过两次，倒是江青把他劝走了。那时江青每讲一句话，重要不重要的，上述大人物们懂戏不懂戏的，都会掏出笔记本来恭恭敬敬地作记录，不敢有半点差池的。有时排戏需要从军事博物馆之类的地方调换军装枪支道具，谢富治、杨成武、萧华、傅崇碧等就会竞先起立，争着亲自去执行命令。有时事情办得不如人意，江青会当众训斥这些大人物，问他们是干什么吃的？江青倒是很少斥责演员。”看了汪曾祺先生的回忆，我附上打油诗一首寄给父亲：“曲学阿世意若何，逢迎毛江蔚世风，部长司令如叭狗，何况梁效一书生。”
我的一位中学同学入赘一位上述大人物家，我以以上文字示之。他说他的岳母，该大人物的夫人，在江青权倾一时的年代天天在家大骂江青，那也正是该大人物与同僚们竞相讨好江青的时候。以这些党政军大员的位置，他们应该比作为工具的“梁效”知识分子对毛江了解得更清楚，因而他们那些不堪的表现也就比“梁效”知识分子更值得分析评议，总结教训。可是，我看到的针对他们的文字有限。领袖去世之初，这些大人物有些仍然在位，即使因劣迹昭著而退位的，也还有战友、部下手握实权，所以他们余威犹在。进入九十年代，他们本人退位或去世，战友和部下也离开权力中心。可是他们的子女已茁壮成长，开始从政，领军，经商，成为有权、有枪和有钱的新贵。所以他们的气运始终不衰。谁想写太岁头上动土的文章，就有自身是否安全的考虑。“梁效”知识分子则没有部下的山头、战友的关系网、儿女的太子党，只是当局呼来挥去的工具，一旦当局招牌换记，需要清算前任，还可抛出顶罪，因此是最安全的靶子。国人讨论领袖“失误”已逾二十五年，而中国社会结构，决策机制仍然难于预防再一次的专制，总结责任时的这种避重就轻和隔靴搔痒当是原因之一。
（四）复兴人文任重道远
中国在一九三零、四零年代，饱受内忧外患的困扰，然而它的人文学科，却经历了相当的繁荣。聚集在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和西南联大的人文知识分子，物质生活虽然清贫，在学术自由方面却十分富有。由于国民党当局较少以政治干予学术，学人们得以取得丰富的研究成果，并且和国外同行有自由交流的机会，使中国切实在世界人文学科之林中占一席之地。史语所史学组长陈寅恪先生学贯中西，使欧美同行深深折服。他罹患眼疾，英国邀请他去英国治疗，夫人同行，英国负担全部费用，因为英国人认为国际人文科学界需要这位世界级大师继续治学。抗战爆发，陈先生身陷日军占领区，日军当局了解陈先生的国际声誉，频频赠送物资食品以示好，为陈先生夫妇所峻拒，日军大失面子，但仍不予加害，使陈先生夫妇得以安然渡过敌占时期。陈先生没有想到，本国当局的苛政，猛于外国占领军，二十多年后他死于领袖发动的文革。
一九四九年红色王朝在中国大陆揭幕，中国人文科学史黑暗的一页于焉开始。领袖在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开宗明义：“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言外之意是知识分子没有“改造”，正在阻挡民主改革和工业化。对全体知识分子的整肃，包括理工科和人文科，迅猛开始。然而，对于理工科某些专业，当局网开一面。领袖需要坦克大炮原子弹，对学军工和原子物理的手下留情，允其边改造边科研。领袖需要治病保健，几位杰出医生得以发挥专长。可是人文科学目的之一是从社会根本利益出发不断探求社会更理想的运作方式。领袖和当局自命代表了人类最先进的意识形态和和最理想的社会制度，因此认为任何进一步的探索都是对自己的挑战，所以必须打压人文学科，以确保“废黜百家，独尊马列”的局面。
人文科学本是全人类共同精神财富，领袖紧闭国门，留在大陆的人文学者一九四九年以后无法与国外同行交流，学术成果自然乏善可陈。他们的同学中定居欧美者，以及外国同行，却在学术、言论自由、资料条件完备的环境中学有所用，成就斐然。等到八十年代国门再开时，年华老去的国内学人看到昔日同窗在西方的学术成果、科研条件，联想自己因学获罪，盛年蹉跎，怎能不感慨希嘘。
人文学科与西方自由民主人权思潮联系密切，学科内容本身对于当局就是敌对意识形态。因此当局对人文学科管束比理工科更为严苛。文化革命中此一政策达到顶峰。在所有大学的所有学科长期停课后，领袖说“理工科大学还要办”。理工学科见到一线生机，人文学科仍被窒息。一九八九年“风波”以后，当局对人文学科重镇北大大幅度升高管制，对北大新生强制军训一年，令有志人文的资优学子却步。近二十年来理工科如清华毕业生占据领导职务数量之高，人文学科如北大毕业生占据领导职务数量之低，均大大不成比例。国人诟病为“满清（华〕王朝”和“清华帮，北大荒”。发达国家领导人学历结构，多数为人文学科出身，理工科背景者至多达到阁员和顾问的级别。这和中国情况恰恰相反。近二十年来，大陆人文科学处境有所改善，但远不尽如人意。当局对于人文学科拨款，仍然以政治为第一考虑。从事党史，军史研究的人文学科从业员，职位高，经费足。北大历史系教师沙某，去党校研究党史，获副部级头衔，大大高于原来系内同人，因此不愿再回北大，因区区北大历史系放不下副部级党官。对于陈寅恪先生“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主张，他严守当局立场，鞑伐甚力。党、军史研究著作大量印刷，销量好坏没有关系，在当前党库即国库的状况下，不必担心成本与收益。
自由民主人权意识作为西方人文科学的重要部份，冲击了当局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当局的因应之道是以国学，即本土文史科学对抗西方人文科学。于是拨巨款兴办“夏商周断代工程“。意思是我泱泱中国，有比西方更长的历史，我们的人文科学自成系统，不必向西方求教。当局科学长官宋健在大会上说各文明古国如埃及等都对自己历史断代有科学考证，唯独中国历史断代不清，害他在参观外国博物馆时频频脸红，以此指责大陆历史考古学人无所成就。一九四九年以后大陆历史考古学人被政治整肃，开门办学之类搞得人仰马翻，从无安心治学的机会。领袖对“厚古薄今“的批判，更令学人对有关课题避之唯恐不及。现在宋倒打一耙，学人理应拍案而起，讨还公道，无奈经费在当局手里，学人有苦难言。
当局不善待人文科学，社会公众也认为它没有经济效益。甚至大学中教育从业员，因为人文系科除外语以外无法与理工科比创收，人文科学从业员苦于“书卷难为稻粱谋”，也厚理工轻人文。人文科学过去被政治所践踏，现在被金钱所排挤，中国连续两三代人口与人文学术基本绝缘，其结果将在今后几十年消极地影响社会风气，人群教化和民族素质。国人似乎认为只要有钱就有了一切，而不知道只有财富技术而没有文化教养的民族并没有光明的前途。
对于中兴人文学科，父亲并不盲目乐观。他虽然近年来写过“百年感怀”之类应景文章，颂扬中国敦煌学成就，但他知道扬理工抑人文的基本国策不易改变。父亲去世前一个月，弟弟和我送他去中日医院参加所谓“院士”体检。这恐怕是国内理工科和人文科精英学人共聚一堂的唯一场合。两组学人人数，年龄和健康的对照正是两个学科现状的反映。风烛残年的人文学科“院士”以轮椅代步，而“早晨九、十点钟太阳”的理工院士健步如飞，突显出人文学科后继无人。据说只给理工科院士而不给人文院士的原因是“理工科研成果能和世界水平比较，而人文则不能”。四十年代史学家陈寅恪享有的国际声誉早已证明此说无据。当今西方各国和台湾授予最高学术称号对理工和人文也一视同仁，只有中国大陆另有章程，原因只能到当局对人文科学的偏见中去找。据知情者说，目前掌社会科学部门权力者，多是没有学术可言的党工，如设人文院士，授予掌权者难以服众，而有成就的人文学者，又被当局认为背离官方意识形态散布精神污染而不愿授予，所以乾脆不设人文院士。我曾问父亲为什么比他年轻的同事、学生不能作为文科院士来体检，父亲说，当局不肯给他们院士名义，连父亲自己都是“假院士” 呢。父亲首倡的这一称号，浓缩了这一代人文科学知识分子的辛酸，在他的同事邻居学人中很得人心。父亲所在的北大教授居住区请各住户填写调查问卷时，职称一栏就有人填了“假院士”。父亲耕耘过的人文科学，离繁荣显然还有很长的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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