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陈梧桐：质疑黄仁宇《万历十五年》 错误明史观遭热捧?

丙辰龙

陈梧桐（中央民族大学教授）    北京日报     


        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中文版1982年在中华书局出版后，赞誉之声不绝于耳，我买来一读，却觉得虽然视角比较独特，写法比较新颖，但史料的处理极不严谨，得出的结论也难令人苟同。此书虽然在总设计上属于“大历史”的范畴，但主要的研究方法却是“以论带史”的老套路，并没有什么高明之处。

如何认识黄仁宇的“大历史”观

        黄仁宇的“大历史”观，颇受某些人的热捧。何谓“大历史”？黄仁宇自己从未给出明确的答案，学术界的表述也是歧异迭出，令人莫衷一是。不过，综合黄仁宇在不同场合的有关论述，人们还是可以大体把握其要领的，这就是:提倡长时间、远距离、宽视界地检讨历史；强调抓“大环节”，通过透视社会组织结构和群众运动，来把握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和变化规律；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强调综合归纳和技术分析即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的学理分析。黄仁宇所提倡的这些观察研究历史的方法，都不是他自己的发明，如长时间、远距离、宽视界地检讨历史，似乎就脱胎于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而又不及司马迁深邃；强调对社会组织结构及群众运动的考察，则源自于以布罗代尔为代表的年鉴学派。不过，将这些研究方法综合加以运用，并冠以“大历史”之名，确是出自黄仁宇的创意。吸收不同学派、不同学科的研究手段与方法，为己所用，这是有利于史学发展的好事。但是，这里有两个问题必须注意:一是任何研究手段和方法的运用，都必须以科学的历史观为指导，才能取得好的效果。历史观不科学，再先进的手段，再高明的研究方法，也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二是任何研究手段和方法的引进和运用，都不能违背史学研究最基本的原则和程序，这就是必须先从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做起，弄清事实真相，然后以之为依据进行分析研究，从中引出固有的结论，做到论从史出。只有这样，得出的结论才能符合客观实际，才有生命力。否则，违背了史学研究最基本的原则和程序，以论带史，再先进的手段，再高明的方法也是白搭。

《万历十五年》存在两方面的问题

        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在历史观和史学研究程序原则方面存在严重问题。

        先说历史观的问题。黄仁宇在谈到其“大历史”观的形成时，曾提到许多西方学者对他的启示和影响，其中包括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18世纪70年代，亚当·斯密在世界上最早提出中国社会长期“停滞论”的观点。斯密的观点，成为此后19世纪西方称霸世界格局形成时，西方中心论者的中国“停滞论”的理论的源头。马克斯·韦伯在20世纪初，又提出“精神文化决定论”，将中国“停滞论”加以理论化。黄仁宇就是在这种思潮的影响和指导之下开始从事明史研究的。他1974年出版的成名之作《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以下简称《财政与税收》)，就是根据马克斯·韦伯的理论，提出所谓明代“倒退论”的观点的。书中说:“明代中国从来没有把自己的周邻视为竞争对手，所以就要付出落后的代价。在明代统治者看来，他们没有必要修改他们的政策。相反，他们有理由继续推行传统的方针，不折不扣地以儒家学说为指导，认为农业是国家的根本。”“唐、宋、元各代的财政结构从来没有像明代这样僵化，它们的高层政府部门也不像明代那样承担很少实施责任。明代的财政管理具有收敛性，它将其运作能力降到最低限度，忽视了通过工商业发展来增加收入的策略，拒绝考虑民间、私人方面的帮助。财政管理总的来说是倒退，而不是进步。”“明代后期缺乏各种有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因素和条件。”“15世纪下半期是明朝历史上一个死气沉沉的时代。”这种“僵化”、“倒退”，不仅为清王朝所承袭，而且还影响到今天，“中国新近的一些经济问题”“可以追溯到16世纪”。这部著作所得出的论断，奠定了黄仁宇明史观的基础，成为他写作《万历十五年》的指导思想。

        再说违背史学研究的基本原则和程序问题。作者在《万历十五年》中文版的《自序》中写道:“笔者以为，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写作本书的目的，也重在说明这一看法。这一看法，在拙著《财政史》(即《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已肇其端。本书力图使历史专题的研究大众化，因而采取了传记体的铺叙方式。书中所叙，不妨称为一个大失败的总记录。因为叙及的主要人物，有万历皇帝朱翊钧、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南京都察院都御史海瑞，蓟州总兵官戚继光，以知府身份挂冠而去的名士李贽，他们或身败，或名裂，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即便是侧面提及的人物，如冯保、高拱、张鲸、郑贵妃、福王常洵、俞大猷、卢镗，也统统没有好结果。这种情形，断非个人的原因所得以解释，而是当日的制度已至山穷水尽，上自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事实上，在《万历十五年》写作之前，作者已先有结论即《财政与税收》书中根据马克斯·韦伯的理论所得的有关明史的若干论断。此书就是用这些论断来剪裁历史，挑选符合自己观点的材料加以印证而写成的。也就是说，《财政与税收》的论断，既是《万历十五年》的出发点，也是它的归宿地。这是一种典型的以论带史的做法。

        这种以论带史的做法，不可避免地要带来两个弊端。一是以偏概全。明代中国有落后的一面，但并不是什么都落后，更不是倒退。明朝的农业、手工业、商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都超过了前代的水平，也不落后于西方，以综合国力而言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如果看不到这一面，我们就无法解释明朝的统治何以能维持277年之久，成为中国历史上统治年代仅次于唐朝的第二个国祚绵长的封建王朝；也无法解释晚明时期的中国何以能在东方贸易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而且屡次击败西方殖民者的入侵。

        二是对史料各取所需，搞“六经注我”。有学者曾对该书专写李贽的第七章征引的李贽著作做过仔细的核对，发现作者除置大量不利于他立论的史料于不顾之外，还常对李贽著作做了掐头去尾的技术处理，将李贽描绘成一个否定海瑞、蔡文姬、提倡寡妇守节、缺乏新的社会理想、消极悲观惧祸、一心要逃离尘世苦海的思想家，根本不是李贽的本来面目。此外，人们还发现，书中记述的史事，常有与文末注释中标明出处的史籍记载不相符合的现象。

        总之，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由于作者错误的明史观，加之违反史学研究的规范，对史料采用各取所需甚至歪曲、篡改的手段，对具体历史事实的叙述并非全部真实、可靠，得出的结论也失之于偏颇、片面，作为学术著作尚不够格，作为大众读物传播的是错误的明史知识，实在不值得肯定和热捧。

老木匠

这个写得很无聊，以大批判的口吻批一本出版了30年的书。

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观点，凭什么就是你对黄错？一副真理在手的教师爷模样，可见这几十年来培养的都是些什么“学者”。

老木匠

当时黄的书走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没有大陆史学著作无法摆脱的那个阶级斗争框框，大家称赞它的背后，就是讨厌那个框框的潜台词。

另一个原因是那种体例，那种小中见大的写法。和大陆几十年一贯制的档八股味道不一样。

现在与外界接触多了，知道实际上这只是西方学者的惯用套路，而且黄并不算用得最好。但至少在大陆是开风气之先的一本书。

流星雨

“观”就是角度、方法之类，黄看明史的角度、方法都“不对”，他应该像“我”这样看才“对”，所以他错得太远了，而且永远也对不了，因为说到底这“观”按照物理学原理，如果角度和方法都定死了，那么我“观”的那个位置也就定死了，而现在，这个位置已经非我莫属，谁敢和我争？黄可恶啦！居然……这不是变相废掉我的位置的至尊、唯一性了吗？可恶可恶，可恶之极！

永德

1、“任何研究手段和方法的运用，都必须以科学的历史观为指导，才能取得好的效果。”
什么是科学的历史观？这个标谁来界定？
2、“明代中国有落后的一面，但并不是什么都落后，更不是倒退。明朝的农业、手工业、商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都超过了前代的水平，也不落后于西方，以综合国力而言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为何这个强大的国家，在科学技术却无突破？所谓的商业，是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商业？
3、在万历十五年中，应该说作者是以论带史吧。而国内的一般自己的写法，倒是以史带论，这个文章到显得作者反是自己囿于其中而不能跳出。
4、陈教授这个文章比以前对黄仁宇人身进行人身攻击的文章相对好一点。记得有个攻击黄仁宇的文章，作者很是自豪的将自己三十多岁就拿到博士拿来说事，并嘲讽黄近半百才博士毕业，很是得意了一吧。还有个文章，发在炎黄春秋的吧，攻击黄仁宇军阀气息十足，坐没坐相，老年时候穷困落魄，还是俺们伟大的祖国拉了他一把，这个文章让人看了更是反感，

[ 本帖最后由 永德 于 2008-9-24 17:59 编辑 ]

李大兴

诛心之论，陈梧桐教授无非想借批《万历十五年》出名而已。

自觉的梦游人

总舵也很诛心的哦！

丙辰龙

陈梧桐质疑《万历十五年》够八股， 他老先生热捧《崇祯十七年》的文章，则是八八股。哦，还有些肉麻兮兮。  转过来瞧瞧，估计没人会看完。


《崇祯十七年》读后： 新角度新方法研究甲申巨变
陈梧桐

    余同元同志的《崇祯十七年》，论述了1644年（甲申年）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那场历史巨变及其前因后果。读完全书，作者那种力图出新的追求，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者的力求出新，首先表现在选取新的研究角度和多种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上。1644年的甲申之变，由于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深远，历来就受到史学界的重视，研究论著可谓汗牛充栋。这些论著，有的从明史的角度，研究明王朝的统治是如何覆灭的；有的从南明史的角度，研究南明政权如何抗清，又何以败亡的；有的从农民战争史的角度，研究李自成、张献忠如何揭竿而起，率领大顺军、大西军打击、推翻明五朝的统治，他们牺牲后其余部又如何联明抗清直至失败的；有的从满族史、清史的角度，研究满族如何兴起，清政权如何入关统一全国的；有的从思想文化史的角度，研究明清之际的思想文化是如何发展变化的。本书则选取一个新的角度，以1644年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为基本线索，全景式地再理明清之际两大社会矛盾（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的发展变化与三种军事力量（明及南明军队、大顺军及大西军、清军）互相较量的过程以及由此引起的历史面貌上思想文化上的变化。同时，在研究方法上，本书也力求突破传统史学单一的研究模式，注意吸收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和民族学等相邻学科的知识和研究方法，加以综合运用，以便更全面、系统、深入地揭示这场历史巨变的前因后果及其经验教训。
     正由于作者选择了一个视野更加开阔的研究角度，并综合运用了多种学科的知识和研究方法，本书对甲申巨变的论述确有许多独到的见解。作者认为，明王朝之所以灭亡，固然有崇祯帝好刚使气的责任，更重要的还在于封建君主专制的弊端。农民军取得了推翻明王朝统治的巨大胜利，却又迅速走向失败，则是由于他们自身的素质导致军事政治上的一系列失误，如李自成的排斥明朝降官，追赃助饷，将大批明朝官员和地主阶级推向了敌对势力一方，张献忠也在大敌当前之时进攻川北的大顺军，并肆意屠杀士绅，从而丧失了民心。而南明的弘光政权，政治上依然腐败不堪，经济上继续实行残酷的剥削，内部纷争不已，对外又施行“联虏平冠”的错误方针，继起的鲁王政权，不仅与唐王政权互争正统，而且内部也不团结，最终只能相继而亡。依靠努尔哈赤家族父子数人的英勇善战和收买汉族文人而迅速崛起于辽东的清政权，正是利用农民军的失误引兵入关，攻占北京，尔后又利用南明政权内部的矛盾，各个击破，进而统一全国的，历史发展必然性和偶然性的互相作用，终于导致明清的易代。明清易代的结局，促使黄宗羲等一批思想家进行历史的反思，对君主专制展开猛烈的批判，呈现启蒙思想的曙光，引起华夏学术的嬗变。而入主中原的清王朝，尽管采取种种措施维护满族的特权地位，制造满汉隔阂的民族畛域，但毕竟无法抵抗先进的汉文化的影响。清王朝的大一统，对汉文化的广泛吸收，使满族与汉族及其他民族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进一步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古老的华夷观念于是开始发生变化，“‘华’的概念变成了包含满、蒙等少数民族在内的‘中华’或‘中国’概念”，而“把‘夷狄’的概念用到外国人头上，将中国以外的世界各国看成夷狄之邦”。到康、雍、乾时代，中国的社会终于又恢复到汉、唐、宋、明等王朝盛世的气象。但是，学在中国进行明清换代、王朝鼎革和治乱轮回的时候，英国已告别中世纪而进入资本主义的新纪元，中西的差距，便以此为界碑拉开了距离。同此前的某些论著相比，本书对甲申之变前因后果及其影响的论述，显然是较为全面、深入、客观的。
     本书最富创见的部分，是对明代农牧文化冲突与融合的探讨和长城文化带的论述。中外学者长期的研究表明，在古代历史上，由于自然的人文的环境的差异，欧亚大陆存在着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两种不同系统的文化，它们彼此之间互相依存，互相交往，互相冲突，互相融合，两种文化的交流与矛盾，构成近代以前世界历史的一个重要内容。作者近年来借鉴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致力于中国史上特别是明代农牧民族冲突与交融的研究，认为中国的版图兼有南农北牧两大区域，也注定有着相同的发展路线，由周秦到明清，长城内外的对峙，农牧民族的分合，正是人类历史上农牧民族一体化的的历史缩影（见余同元《明后期长城沿线的民族贸易市场》，《历史研究》1995年第5期），并先后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在本书的写作中，作者将这些研究成果加以系统归纳，熔铸进“夏之卷”与“尾声”之中，构成这两个篇章的主要内容。作者指出，中国古代历史上农、牧文化的二元一体化发展，首先是以农牧人口的迁移和融合为前提的。游牧人口的南移，历史上大体可划分为夏商周、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两宋、元明清四个时期的十大商潮。随着农牧人口的南迁并入主中原，他们往往将其落后的生活方式和旧的风俗习惯带入中原地区，强加给汉族人民，“但是，民族融合势不可挡，落后的东西终究缺少生命力，先进的文化总是要战胜落后的文化。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农、牧民族的大融合，总是以‘汉化’为主要的形式，即游牧社会的封建化，游牧政权的中央集权化，游牧人口的农业化和定居化，以及思想上的儒家化和文化上的用汉字、说汉话、通汉婚、改汉姓、穿汉服，等等。每一个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地区，不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都走上了这条汉化的道路，否则就得退回塞北。中国的历史，就是在这种同化与融合中，一次次重复着它的历程，中国的封建社会也因此获得了时间上的长期延续”。由于周秦以来，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常常对中原王朝的统治构成威胁，明朝北部的威胁也主要来自蒙古贵族的势力，因此明王朝在开国伊始，便致力于北部边防的建设，特别是长城的修筑与九边的建设。“九边的形成是明朝边防衰弱、边疆危机的突出表现，也是明中后期财政危机、社会矛盾激化的主要原因之一”，这是事情的一方面。但事情的另一方面是，在九边地区形成的长城文化带，经历明前期以发展战争经济为基本内容的生产型文化带和明中期以战争经济消耗为主的消费型文化带的两个发展阶段之后，以“隆庆和议”为标志，演变成明后期以民族贸易为主要内容的文化带。随着长城沿线互市市场的不断扩大和民族贸易的日益繁荣，农、牧经济的飞跃发展，长城文化带已改变了原来“边疆形态”的性质，出现了与中原文化区域融为一体的趋势。正是长城文化带自身的这种发展，才导致了长城两边长期内外对峙和分合无常局面的结束，从而为北部中国在清代的统一奠定了基础。因此，作者特别强调：“书写清代北部中国统一的历史，便不得不以‘隆庆和议’以后蒙汉互市的历史当作直接的背景。”作者的这些见解，既令人耳目一新，又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作者的力求出新，还体现在表现形式的创新上。中国的史学研究，原本具有“文史不分家”的优良传统。《史记》、《资治通鉴》等优秀史学著作都是写得极有文采，生动形象，令人爱读的。鲁迅曾用“史学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两句赞语来评价《史记》，可见其文学成就之高。但几曾何时，史学距离文学便越来越远，史学著作也越写越枯燥沉闷，呆板干瘪，令人望而生厌。“言之不文，行而不远。”这种论著，除少数专业的史学者外，一般人便不再问津了。然而，现实是从历史发展过来的，人们毕竟是需要了解历史的。既然专业的史学者不肯也不能把他们的研究成果写成生动活泼、雅俗共赏的作品，一些刚出校门的学子甚至是从不研究历史的门外汉便乘虚而入，东抄西凑弄出一些历史通俗读物，抛向市场。这些读物不乏生动的文笔，有趣的故事，但大都缺少真实的历史内容和深刻的思想，结果只能是贻害读者，败坏史学的声誉。有鉴于此，作者在本书的写作中，尝试用散文的笔调来表述自己的研究成果，力求做到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结合，既有学术性又有可读性。应该说，作者的这种追求取得了相当的效果。人们打开此书便可发现，它以时间为经，以重要人物和事件为纬，选取若干带动全局的点，以点带面，连缀成书，不搞史料的罗列堆积。人物、事件纵横交错，时间、空间上连下接，富于立体感、整体感。语言简洁明快，文字生动形象，毫无沉闷呆滞之感。随着一幅幅绚丽多彩、波澜壮阔的历史画面的展开，读者不由得为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所吸引，为当时黎民百姓的命运而担忧，不知不觉地陷入沉思，受到启迪。作者的这种追求，无疑是应该得到肯定和赞扬的。
　

老木匠

这不是他哥们，就是他的生意伙伴了。

迅弟儿

原来梧桐去中央民族大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