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厉有为：回忆1997年遭“围剿”

李旧苗

（宋元晖 黄宇/《南方都市报》）





    厉有为，现任全国政协常委、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曾被评为“中国改革之星”。
　　从1990年到1998年，他历任深圳市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市长和市委书记，主政深圳特区长达8年之久，而这8年正是深圳快速发展的黄金年代。
　　在这8年里，厉有为不仅见证了小平南巡，而且他亲身经历了两场全国轰动的大论战：一场是1994年学者提出的特区不能再“特”论，另一场是1997年对厉有为一篇所有制问题论文的批判。
　　如果说前者还是属于学术范围之内的争论，后者则上升到了政治批判的高度。一本著作称，“这是自文革结束以来对一个领导干部的最严厉的政治批判”。
　　最近，作为当事人的厉有为接受专访，口述了那段历史，首次独家披露了时任zhonggong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中央党校校长的胡锦涛两位中央领导对厉有为的支持。
　　调任深圳毫无准备
　　1990年11月，当时我还是湖北省副省长，率湖北代表团去罗马尼亚考察。一个星期后回到北京，就接到省里的电话，说中组部的领导要找我谈话，先别回武汉了。当时的中组部副部长孟连昆就和我说，“中央决定调你去广东深圳工作”，开始没说干什么，就说进深圳的班子，做主要领导之一。“深圳当时正准备开第一届人代会，正等你去呢，不要回武汉了”。
　　我当时就愣住了，事先一点都不知道，对深圳谈不上什么了解，只在1984年到过深圳一次，参加东风汽车展销会。
　　“我连什么是特区都不知道，怎么开展工作，广东话都不懂，怎么会让我去？”我当时就问孟部长，你告诉我什么是特区啊？孟部长想想，说，“别问我了，你去深圳看看文件就知道了。”
　　当时关于特区怎么发展，好多思潮汹涌，看法各异，批评特区的思潮也有不少。我坚持要先把手头工作交接，孟部长最后也只给了1天时间回武汉，要求马上去深圳报到。
　　12月初，我来到深圳，做市人大筹备组组长。之后做市委副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当时我51岁，心想都已经做市人大主任了，有可能是我退休前的最后一个工作岗位，深圳作为副省级城市，领导一般60岁退休。当时是做了这个思想准备的，没考虑到后面在深圳做主要领导有8年。
　　“特区不特”争论始末
　　记得小平南巡时，我还是深圳市委副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小平南巡的接待工作是我具体安排的。小平到深圳的第一天，在迎宾馆桂园，小平刚下车，我就和接待的其他领导、同志一起迎上去，和他握手。当时大家都是非常盼望小平来的。
　　小平南巡后，一些思想认识上的重大问题都解决了。深圳姓“社”，社会主义有市场，资本主义有计划，我们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股票等都可以试。这下把改革开放的路确定了，把大家长期积闷在心中解决不了的所谓深层次的问题基本都解决了，无论是理论还是认识上的。
　　那时深圳开始提出深化改革，从南巡后，不只深圳，全国都掀起了改革开放建设的热潮。深圳的劲头更足了，开始重点试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
　　但即使在南巡之后，在思想认识层面，关于改革开放，尤其对特区的争论并不是就没有了。
　　1994年3月，一场争论开始把对象锁定深圳特区。有学者提出，特区不能再“特”下去了，不能再享受优惠政策，认为这样不利于缩小地区差异。
　　到1994年6月，这位学者在中央党校讲“中国地区差别问题”时，第一次把“特区不能‘特’”的观点公开，认为凡市场经济就该全国一个政策，这才叫公平竞争。这恰恰迎合了其他地区一些领导人的情绪，尤其是当时一些欠发达地区的领导，引起了共鸣。一场对特区发展起波澜的争论开始了。
　　开始我们并不知道这个事，到1995年3月，我们当时在北京开“两会”，广东省驻北京办事处把这个学者的讲话都拿到，交给了当时的省长朱森林。朱森林在当时的总书记江泽民到广东团听取讨论时，就问江泽民是否知道这件事。江泽民说，不知道，为什么这么说。这时我们才知道，然后向朱森林要了材料，又找到海外一些登载相关文章的报纸。
　　之后大家都知道有场争论，是以深圳特区报为代表和这位学者的争论。这场争论是怎么引起的呢？其实并不是像此前有的文章说的，“深圳沉默了很久后，终于忍不住了”。之前我们不知道，之后的争论开始也并不是我们主动要专门针对他。
　　起因是后来有记者采访我，问到上述观点，问我的看法。我就不能回避了，我当时就说“是小平同志倡导建立特区，现在如果说特区培养了特殊利益集团。我是东北汉子，用东北话讲叫‘埋汰人’”。
　　当时记者就如实写了。之后香港报纸登了，全国都知道，这位学者也看到，又发表言论，争论就开始了。
　　当时深圳特区报总编辑吴松营，说我们要回答。我觉得可以。特区报发了《办特区是搞特权吗》等3篇文章。前两篇是我修改定稿的，第3篇是我写的，署的笔名。最后各地支持我们的也有很多。论战直到当年秋天才停止。
　　这场论争，把当时一些地区和一些人对特区的一些不同意见，摊到了桌面上说，公开讨论。现在看来，对改革开放发展是有利的，经过辩论，特区在改革开放道路上的方向更明确了，大家在改革开放发展、建设特区上的思想更明确，贯彻小平路线的决心也更坚决。
　　我们改革的步伐没有受到之前论争的影响，深圳改革开放的步伐没有放慢。我说个数字，那几年特区每年财政收入递增50%，这是深圳发展最快的时期。
　　为何要思考所有制
　　之后对于深圳特区，大家更关注的是一心一意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尽快转变国有企业机制，能够适应市场经济需要。
　　我当时的观点是，要建立多数人占有多数生产资料的占有方式。我把它定义为少数人占有多数生产资料就是资本主义，然后生产资料占有进行演化，发展为多数人占有多数生产资料，就由资本主义发展为社会主义。
　　怎么实现呢？主要实行国有中小企业职工内部持股制。深圳在1993年就发了文件，制定了中小国有企业职工内部持股办法。能上市的公司实行公众股份制，实行生产资料占有社会化。这是一个基本规律：生产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社会化了，必须要求生产资料占有的社会化与之相适应，所以股份制就应运而生。
　　当时深圳的试验已经在进行，中兴通讯起初是国有企业，在1993年改制后，国有资产降到51%。突破性的产权结构改变在1997年，在国有股、集体法人股之外，增添公众流通股，占到38%。
　　1996年，我到北京参加3个月的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23期。当时我已经59岁，按要求深圳副省级城市的干部60岁要退休。当时在中央党校，老师和同学都建议我活动活动。我一笑了之，我去是为了学习、总结，不是为个人。说实在的，我没有把官位看得很重。
　　那时国家的改革和国有企业的改革，总是跨不过生产资料占有的问题。我认为是时候必须在这个问题上动刀子了，回避不了了，究竟要走什么路。我是总结深圳的经验，希望上升到理论，3个月我哪里都没去，在党校里从阅览室到寝室，再从寝室到阅览室。
　　3个月我计划写4篇文章。其中一篇论文就是关于所有制问题的，《关于所有制若干问题的思考》，总结深圳在这方面的经验。前3篇都写完了，这篇文章写了2个月，花的时间最长。我希望论文能上升到理论，专门考据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想证明公有制应该有多种实现形式，结合这些理论准备了不少读书卡片。
　　我认为，为适应中国已经设定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目标，中国必须在所有制问题上有所突破。除了公有制与私有制以外，可以建立多数劳动者占有多数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形式。
    论文遭到口诛笔伐
　　快毕业的时候，这个论文已经修改了5、6稿，当时中央召开十四届六中全会。参加完会后，我又加了第10部分，上层建筑怎么适应经济基础。谁知道第10部分还没加进去，之前的论文稿就已经传出去了。因为当时这个论文要给老师看，同学们都很感兴趣，就这样传出去了。
　　我当时还不知道论文已经传出去了。到临毕业时，我征求老师意见，拿哪篇文章做毕业论文。老师建议用所有制的这篇做毕业论文，当时我还征求了中央党校几个著名教授的意见，教授们原则上非常赞成我的观点，还提了修改意见。
　　到最后毕业时，当时我们是两个班，要选几个学员在结业式上讲自己的论文交流。班主任决定让我来交流。所以之前有报道文章说我“这是个报告”，其实不是，只是在两个班上交流。
　　讲了后就引起了强烈反响，毕业要离开党校时，老师和同学都要这篇文章。我党性很强，请示班主任能不能给，班主任说可以给。我就在送给老师和同学的文章上加上一句话：“此文章请研究提出意见，不供发表。”
　　直到我回深圳了，1997年上半年，北京就开始掀起批我这篇毕业论文的高潮。北京开了批判会，完了就写了按语，写得非常严重，说“这篇被广泛散发的报告，决不是一份普通的‘学习’体会和‘思考’，而是精心准备抛出的一份彻底改变我国社会主义改革方向的政治宣言和经济纲领”。说厉有为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浊流”，当时我就蒙了。
　　紧接着，中国《资本论》研究学会、中国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学会，上海社科院退休的领导等3个负责人就联名写信给中央告状。之后又有5、6篇文章，都是指名道姓地批判，加了20多个罪名。
　　1997年1月8日，20多名学者聚会研讨，随后在2月出版的《历史唯物主义通讯》上，有篇《厉有为意欲何为？首都理论界人士批评厉有为同志所谓的一些“新认识”》，署名都没有，只署名“首都理论界人士”，说我“是从根本上否定了现实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必然性和优越性，否定历史辩证法，要毁掉我国全民所有制，搞私有化。”
　　虽然批判很多，而且非常严厉，但我对自己的观点从来没动摇过。
　　当时这些批判的文章，不少好朋友和党校老师都传给我。当时觉得安慰的是，全国各地也有不少人声援我，有学术界、社科界、理论界、新闻界的，包括北京的一些部长。广东省社科院还专门开了研讨会声援我，支持我的观点。
　　江泽民：你回去安心做你的书记
　　1997年4月，当时的总书记江泽民在中南海他的办公室外屋客厅里，找我谈话，就是讨论这篇文章。
　　他见到我就说：丁关根(当时中宣部部长)把批你的文章都收集起来给我，我一看把你骂得很厉害。我就问丁关根，厉有为究竟说了什么。这时候丁关根把你32页的文章复印了给我，复印得很不清楚，但你32页的文章我都看完了。
　　这是他的开场白，然后他就到里屋把我的文章复印件拿出来，就翻。我看好多页他都做了批注。然后他就开始和我讨论这篇文章，他问，我答，谈了40多分钟，总书记对所有制这个问题很感兴趣。
　　最后临走时，江泽民同志对我说：“你回去安心做你的书记。”当时我觉得非常温暖。
　　因为我是在中央党校学习时写的这篇论文，所以我之前也给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党校校长胡锦涛同志写了一封信。
　　信上我提出3条建议：一是请求中央坚决贯彻小平南巡讲话提出的“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教导，我认为当时批判这么厉害，还是“左”的思潮影响。
　　二是建议全党和党校内要有好的学风，对学员加以爱护，对学员的毕业论文要保护，坚持“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装袋子”的“四不”原则，这是我们开学时胡锦涛同志亲自给我们讲的。同时鼓励学员讲实话，说真话，认真研究理论和实际问题，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研究和解决我们的实际问题。
　　三是建议中央党校应该成为重大实践和理论问题研究的场所，用伟大的理论来指导伟大的实践。
　　后来，中央党校有位领导给当时深圳市委副书记黄丽满同志写了封信，说在一次会议上，胡锦涛同志曾提到厉有为的文章，表示在党校内要发扬理论的探讨精神，不要乱扣帽子。后来有人说中央党校还为我这个事发了个文件，要求学员研究的问题不能乱扣帽子批判。
　　江泽民同志1997年在中央党校的“5·29”讲话把我解放了，从此批我的声音消失了。我之后被选为zhonggong十五届中央候补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