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 特鲁瓦和香槟集市：欧洲中世纪的城市

老木匠

『煮酒论史』 [西事纪闻]特鲁瓦和香槟集市：欧洲中世纪的城市

作者：jdzheng_sh 提交日期：2008-9-15 9:19:00  
??序言
　　
　　西欧的城市以及其所有对将来的发展有意义的东西都诞生于中世纪。到1250年，不仅在地中海沿岸而且在西北欧都有着生机勃勃的城市。以下的叙述试图描述十三世纪中叶在一个新近复兴的城市特鲁瓦（Troyes）的日常生活。特鲁瓦是富裕的香槟地区的首府，大主教的驻地，更重要的是，它是两个著名的香槟集市的所在地。
　　
　　早在尤利乌斯.凯撒在高卢和不列颠安营扎寨的时候，西北欧只有极少的地方可以成为城市。那时巴黎已经是个很重要的地方了，以至于凯撒的“高卢战纪”里记录了它被大火毁灭这件事。不过在这个地区的大多数地方，政治机构很不发达，商业活动非常稀少，宗教极为原始，这些情况限制了比村庄更大的社团的产生。大片的地区仍然处于蛮荒状态。
　　
　　罗马军团修筑道路，为当地的农业产品提供市场，并在他们设防的营垒里为商人提供了掩蔽住所。他们驻防的一个地方位于塞纳河和一条重要的军事大道Via Agrippa的交汇处的一个小村庄。罗马皇帝马尔库斯.奥勒利乌斯（Marcus Aurelius）在那里建造了一座塔楼，后来的皇帝，特别是奥勒良（Aurelian），将它作为一个基地。Tricasses以及其他的一些驻防的城镇开始呈现出一个永久定居点的面貌，驻防的士兵和当地的女孩结婚，养家糊口，在服役期满后在城墙外从事农业或在城墙内从事手工业劳动。在从一个军事基地演化为一个行政中心的过程中，这个市镇获得了石头建造的城墙，吸引了新的居民：税收人员、官吏、军队的伙食承办商、以及有技术或是没有技术的劳动力，包括从德国和弗里斯兰（Friesland）的蛮荒之地抓来的战俘。特鲁瓦跟南欧的富裕的城市无法相提并论，跟巴黎也比不了，巴黎在三世纪已经拥有三座浴场、一个剧院和一个赛马场。特鲁瓦也许有一个浴场，这使得它生活设施方面跟大多数的其他北欧的城镇不相上下。
　　
　　基督教会为许多北方的城镇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强大的动力，尽管最初的使徒并不总是为异教的城市和宗教当局所理解。跟其他地方一样，在特鲁瓦，坚守其父辈信仰的总督和皇帝造成了很多殉道者。但当教会把君士坦丁皇帝变成一个信徒后，接下来的事情便一帆风顺了。在四世纪和五世纪，主教区到处涌现出来。一个主教很自然地会把自己安置在一个罗马行政中心或是一个以前的军团营地。这种新的教会体制要求有一个世俗的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人口提供服务。一个新词被用来描述这些教会城镇——cite（city）——这个词是从拉丁词civitas演变而来，civitas的意思通常是一个有围墙的居住地方。
　　
　　随着罗马帝国力量的逐渐式微，地方上的罗马官员丧失了他们的权威，造成了一个权力真空，这个真空便由基督教的主教来填补。到五世纪中叶，特鲁瓦主教的声望极为崇高，以至于当匈人（Huns）出现在邻近地区时，所有的人都投奔他以寻求保护。
　　
　　特鲁瓦以前曾被汪达尔人洗劫过一次，阿提拉的匈人的名声跟汪达尔人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卢普斯主教（Bishop Lupus）起先派遣了一个副主祭和几个文书去安抚敌人，不过一个不幸的事件使得这个使命在执行的过程中走了样。教士们穿的白色外袍使得阿提拉（Attila）的马倒立起来。这个匈人的头领认为这些来客是魔术师，便差人当场杀了他们。有一个文书逃回来报告了这个情况。阿提拉随即开拔去跟罗马人、哥特人、勃艮第人以及法兰克人交战，这些人暂时停止了他们自己之间的互相争斗来迎战阿提拉。阿提拉被击败，但损失不很大，他往东撤退，特鲁瓦正好在他撤退的道路上。这次卢普斯亲自出马去谈判，他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阿提拉放过了特鲁瓦，带着主教一直远至莱茵河，然后再风光地遣他回去。由于这次外交上的功绩，卢普斯起先被谴责为一个奸细并被放逐，但后来，人们经过慎重考虑，又恢复了他的地位，卢普斯逐渐地被封为圣徒，被称为圣卢普。
　　
　　到五世纪末，罗马帝国的西半部逐渐地滑向混乱的局面。几乎所有的城市，无论新旧大小，都灾难性地衰落下来。人们从公共建筑物上拆下石块和砖头来修补自己的房屋或加固城墙以抵御不受欢迎的移民人群。商业活动已经因为旷日持久、根深蒂固的农业危机而放缓了脚步，又因为来自北方和东方的大迁徙或侵略造成的混乱而几乎完全停顿下来。像特鲁瓦那样的城镇仍然发育不全，保留着半军事、半乡村的状态。除了一些粗糙的教会建筑外——主教的邸第，方形大教堂、大修道院，和一些小修道院——特鲁瓦的城墙仅围绕着几十个简陋的小屋。这个城镇的四十二英亩的地域的大多数地方被用作葡萄园、蔬菜地和牧场。
　　
　　然而，那些劫掠的野蛮人对于这样的定居点的发展也起到了某种推动作用。在洗劫了一个罗马的省份以后，他们会建立一个总部，这样的总部逐渐演变为一个小的首府。特鲁瓦北面的兰斯（Reims）就成为了法兰克人的首府，而特鲁瓦则成为法兰克人在香槟地区的次级首府。法兰克人首领克劳维是个跟阿提拉一样桀骜不驯的人，他被兰斯大主教圣雷米（St. Remi）所征服，比阿提拉被特鲁瓦的圣卢普的征服更为彻底。在圣雷米雄辩地讲述耶稣殉道的故事时，克劳维喊道：“要是我带着我那些勇敢的法兰克人在场就好了！”克劳维接受了洗礼，所有的勇敢的法兰克人都立即接受了洗礼。
　　
　　在六世纪和七世纪，一种新的教会城市出现了——本笃修道院（the Benedictine monastery）。这种机构迅速扩展，有时候建立在城镇里，有时候在空旷的乡间。它们立刻吸引了手工艺者、农民和商人。在巴伐利亚森林出现了“僧侣之城”（Monks Town）——慕尼黑（Munich）。在弗兰德斯，一个本笃修道院建立在阿河（the River Aa）适于航行的地方。这个修道院形成了未来的制造业城市圣奥马尔（Saint-Omer）的核心。
　　
　　在地中海沿岸，很多旧的罗马城市在黑暗时代依然做生意，跟它们在帝国时代一样。马赛、土伦（Toulon）、阿尔勒（Arles）、阿维尼翁（Avignon）和其他普罗旺斯地区的港口继续跟地中海东部进行活跃的商业往来。它们进口纸莎草和香料，本笃修道院为这些商品提供了一个市场。作为输出的货物，普罗旺斯的船只通常载有奴隶。
　　
　　在七世纪，这种状况停顿了下来。随着穆罕默德的追随者在近东和北非取得了令人震惊的军事成功，地中海贸易被打乱。现代学者修正了亨利.皮朗（Henry Pirenne）关于穆罕默德和黑暗时代有因果关系的论断，他们指出还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但是，随着穆斯林舰队出现在地中海西部和中部，旧有的罗马-基督教的贸易城市被迫处于防守地位，而且经常性地被袭击和劫掠，这也是事实。热那亚曾经是个热闹的港口，如今已经衰落为一个渔村。飘扬着先知的旗帜的新城市在北非的海岸繁荣起来——开罗、马迪亚（Mahdia）、突尼斯。古老的希腊和罗马的港口在征服者的管理之下获得了新生。在亚历山大里亚的灯塔护卫着的港口内——这座灯塔在长达一千年的时间里是世界奇迹，新的造船场为穆斯林的商业和海盗活动打造船只，这些活动得来的产品反过来使得亚历山大里亚的市场成为地中海最大的市场。有一个基督教的港口——假如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欧洲港口——甚至更为繁忙：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君士坦丁堡横跨东西南北的主要贸易通道，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但除了希腊人的君士坦丁堡外，穆斯林商人和强盗几乎接管了海上世界。在八世纪，他们前进至西班牙、巴利阿里群岛（Balearic Islands），甚至普罗旺斯的一小块地方，他们把那里作为立足点出发袭击鲁昂河谷的所有的古老的城市。有一伙人流窜到北方很远地方洗劫了特鲁瓦。
　　
　　洗劫是中世纪早期的城市的市民不得不接受的某种现实。不仅是异教的侵略者，基督教的领主、甚至主教也参与其中——特鲁瓦就曾被奥克赛尔（Auxerre）主教洗劫过。但主要的劫掠者是九世纪晚期出现的维京人。
　　
　　当维京人到达特鲁瓦时，这些来自北方的红胡子野蛮人已经攻取了西欧版图上的几乎所有其他城市——巴黎、伦敦、乌特勒支（Utrecht）、鲁昂、波尔多、塞维利亚、约克、诺丁汉、奥尔良、都尔和普瓦蒂埃。在香槟地区，入侵者由一个当地的名叫哈斯廷（Hasting）的海盗领导。哈斯廷以力量大而闻名。跟维京人有时候在南欧定居的传统做法相反，哈斯廷到斯堪的纳维亚去，作为一个北方人生活在那里。他带着收养他的国家里的人再回来，在诺曼底、皮卡第（Picardy）、香槟和罗亚尔河谷从事毁坏性的抢劫活动。
　　
　　特鲁瓦至少被抢劫了两次，也许三次。跟其他地方一样，不断的攻击导致了抵抗。安瑟吉斯（Ansegise）主教扮演了阿尔弗雷德国王（King Alfred）和奥托伯爵（Count Odo）的角色。他聚集起当地的骑士和农民，联合其他附近的主教和领主的力量，在一场对阵的战斗中英勇战斗，击溃了维京人。那个背信弃义的哈斯廷则为他自己开拓了一块相当不错的采邑，通过割让夏特尔（Chartres）给敌人同盟中的一方来换取和平。这人就是韦芒杜瓦（Vermandois）伯爵。他因此而为一个强大的王朝奠定了基础。
　　
　　具有反讽意味的是，维京人有时候促成了城市的发展。通常他们抢来的东西比他们能带回家的更多，于是他们出售剩余的东西。一个足以抵挡进攻的城镇也许会因此而从其准备不足的邻居的不幸中获益。维京人甚至建立城市。在抢劫活动进展良好的地方，他们建立基地作为贸易的仓库。有一个这样的仓库是都柏林。维京人把约克作为总部，这也有助于刺激其发展，虽然当地的原始居民未必会欢迎这种恩惠。
　　
　　虽然维京人的活动有促进城市发展的一面，但九世纪仍然是城市生活的最低点。除了维京人以外，穆斯林人还在随意游荡，并在841年洗劫了罗马城外的圣彼得大教堂。在这个多灾多难的世纪的末期，匈牙利人——他们因为跟让人记忆深刻的匈人在外表和行为方面相类似而被如此命名——在德国、意大利北部和法国东部四处横行。
　　
　　经过巨大的人员和财产的损失，各种各样的临时办法都试过了——躲避、谈判、战斗——欧洲人终于找到了一个对付侵略的办法：建造城墙。现有的城镇建造城墙并因为能够提供安全庇护而繁荣起来。乡间的领主建造围墙来加固他们粗糙的城堡，因此而强化自身的重要性。修道院也建造围墙。有时候为了保护城堡或修道院而建的围墙具有意料之外的效果：吸引桶匠、铁匠、捕兽者（trapper）和各种小贩，因而成为新的城镇的核心。
　　
　　还有一些地方甚至在他们遭受攻击前就建造城墙了。圣奥马尔的市民挖了一条又宽又深的壕沟，往里面灌满水，用挖出来的泥土竖起了一个围墙，在上面插上了尖尖的栅柱。围墙里面是另外一个更坚固的堡垒。维京人在891年被击退，此后没敢再来进攻。由于受到这次成功的鼓舞，圣奥马尔市民将它们的修道院式的村庄改变成一个有三条大街的真正的城镇。差不多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欧洲的这个低地的、脆弱的角落的其他城镇。阿拉斯（Arras）、根特（Ghent）、布鲁日（Bruges）、里尔（Lille）、图尔尼（Tournai）、科尔泰（Courtrai），所有这些城市都开始朦胧之中开始显现出来。除了抵御侵略者以外，还有其他的变化也在同时进行。有些城镇，尤其是伊普雷斯（Ypres），在没有领主、主教和堡垒的情况下发展起来，仅仅是因为它们坐落在便于生产羊毛布的地方。
　　
　　十世纪从无到有建造起来的新墙几乎全部都是跟圣奥马尔一样的土方-栅栏式的（earthwork-palisade variety）。假如有足够的人员的话，它们对付仅仅装备维京人的手动发射武器（hand-missile）的敌人是绰绰有余的。像特鲁瓦那样的旧的罗马城市听任它们的围墙年久失修，因此在动荡的九世纪就遭难了。到十世纪中叶，特鲁瓦修好了它的围墙。这个围墙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不是针对维京人，而是抵御它以前的保护人安瑟吉斯本人。在跟他的对手韦芒杜瓦（Vermandois）伯爵进行战斗时，安瑟吉斯从奥托大帝那里借来了一支萨克森人军队，包围了特鲁瓦，直到另一个勇敢的教士，赛恩斯大主教（the archbishop of Sens）解围为止。奥托为了安瑟吉斯而进行了干预，让他恢复原职。安瑟吉斯在自己的位置上颐享天年，直到十年后才去世。但是自那以后，再也没有一个特鲁瓦的主教试图对抗世俗伯爵的主导地位。从罗马总督那里继承了权威已经有六百年，主教们不得不退居幕后的位置了。
　　
　　新近用围墙设防的城镇在日耳曼方言里通常被称为“bourgs”或“burhs”（即后来的boroughs），这些日耳曼方言逐渐演变为各种新的语言。居住在这些bourgs里的人被称为市民（bourgeois, burghers, burgesses）。到十世纪中叶，城镇堡垒星星点点地分布在欧洲西部和北部，远至易北河口的新近设防的汉堡主教区以及维 斯杜拉河口的但泽（Danzig）。它们跟人口众多、繁荣富裕的伊斯兰中心城市无法媲美——巴格达、尼沙布尔（Nishapur）、亚历山大里亚、格拉纳达（Granada）和科尔多瓦（Cordova）——在这些城市里，富有的商人为诗人和建筑师提供赞助。欧洲的城市里到处是牛棚和猪圈，茅屋和作坊围绕着教堂、城堡和主教的邸第。但发展是确凿无误的。到十世纪，特鲁瓦城墙外颓败的罗马别墅跟修道院和各种房屋混杂在一起。
　　
　　当然，这只是个开始。在意大利还不仅仅是个开始。有些在罗马时代不存在或无足轻重的城镇突然冒了出来。威尼斯出现在亚得里亚海海角的阿迪杰（Adige）沼泽地。在那波里（Naples）南边，阿玛尔菲（Amalfi）在索伦托的峭壁（the Sorrentine cliffs）和大海之间的空地上拔地而起。它们都位于不毛之地，这不是偶然的。一群被称为伦巴第人的移民者——他们举止粗暴，跟法兰克人和匈人不相上下，占据了意大利内陆地区。伦巴第人是十足的旱鸭子，因此商人们的理想的落脚点应该是一小块有庇护的海岸地区，从海的一边进入容易而从陆地那边进入难。到十世纪晚期，威尼斯人和阿玛尔菲人的帆船是君士坦丁堡黄金角的海景的一部分。虽然直接跟穆斯林做生意被认为是可耻的，更不用说是危险的，仍有许多威尼斯人、阿玛菲尔人和其他意大利商人觉得这种冒险是必要的。
　　
　　在十世纪和十一世纪漫长的间隔时期内，有两样重要的发展刺激了城市的成长。一样是土地清理，在这方面，新的克卢尼和西多会修士团体（Cluniac and Cistercian monastic establishments）起了主导的作用。在土地清理背后的是许多农业技术的改进成果，这些成果加在一起就相当于一场技术革命。能够打碎北欧富饶的、很深的低洼地泥土的重型轮铧犁（wheeled plow）已经被广泛使用。这种铧犁起初是用步履缓慢的公牛来拖拉的，后来使用新的加了衬垫但仍然僵硬的马轭，被套在更快捷的马上。这个变化跟庄稼的变化和庄稼轮种的变化有关。随着燕麦和豆类被引入，在许多地方，产量更高的三田轮种制度替代了旧有的罗马的两田轮种方法。
　　
　　新型城市在农业革命中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旧有的庄园作坊逐渐地被更好、更有效率的锻工、铁匠、磨坊和城镇里的作坊所淘汰。欧洲西北部的农民用铁质刀片的镰刀来收割庄稼，用铁质的犁头和犁刀来耕作，这些东西对于即使是富裕的罗马农民来说也是令人羡慕的。食物供应的增加既是人口增长的原因，也是其结果。
　　
　　城市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中世纪矿业开采的起步。罗马人和希腊人曾挖掘过矿藏，但是当银矿在萨克森尼（Saxony）的山脉里被发现后，人们不得不重新发明采矿技术。萨克森矿工带着他们的技术诀窍去国外，在喀尔巴阡山脉和巴尔干开采铁矿，在康沃（Cornwall）教人们如何开采本地的锡矿。萨克森银子大量地流入米兰。此时米兰已经发展到超出马克西米连皇帝（Emperor Maximilian）建造的旧城墙之外了。米兰在十世纪号称有一百座塔楼。它的繁荣起源于其富饶的乡间土地以及其位置处于道路和河流网络的交汇之处。但在十世纪和十一世纪，米兰成为了欧洲主要的工厂。它的铁匠和武器制造者为意大利、普罗旺斯、德意志乃至更远的地方的骑士打造剑、头盔和锁子甲。它的造币厂一年制造出两万枚以上的银币。
　　
　　改进后的农业和更多的钱币也给意大利之外的商业活动带来繁荣。在弗兰德斯，根特的发展突破了旧有的维伊尤斯市（Vieux Bourg）的城墙的限制，原城墙只围绕着二十五英亩的地方。新的商人和织匠区坡特斯（the Portus）比原有的城镇面积大了三倍。
　　
　　在许多地方，城镇的发展包括了一种与其临近的乡间的特殊的共生现象。在那些与一种特殊的农业密切相关的地区，比如葡萄种植，城市既销售当地产品，也采购进口物品。与此同时，十二世纪的城镇继续接管了旧有的庄园的职能。在特鲁瓦，1157年和1191年之间有十一座磨坊被建立起来。在城市河流里的轮子开始不仅为研磨谷物提供动力，而且也为榨油提供动力，为制造铁块（用来制造农业用具）而使锤子和炼炉工作提供动力。
　　
　　在城墙以内只有很少的地方留给果园、葡萄园和花园了。城镇开始丧失了其乡村的外表。富裕的商人建造宽大的房屋。奢侈品商店、金匠和银匠开始跟基本手工艺者比邻而居。马和驴子作为交通工具，使得狭窄的街道既肮脏又拥挤。房屋和商店靠得越近，火灾的危险就越大。水的供应也很有限。在许多城镇里，仆人和家庭主妇不得不带着水桶和罐子在井边排队。十二世纪末，城市化以及各种问题来到了弗兰德斯的城市，更不用说科隆和汉堡，伦敦和巴黎，普罗旺斯和特鲁瓦。
　　
　　这最后的两个城市是一个意义重大的新生事物发生的地方。在罗马时代，某些日期和季节被专门挑出来作为市场和集市的日子。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即便在贸易已经萎缩到了一条涓涓细流，这种观念仍然有生命力；事实上，买和卖的活动越少，设定固定的时间和地点使得商人跟客户会面就变得越为重要。
　　
　　但是商人之间也是需要碰面的。这在黑暗时代（the Dark Ages）并不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然而，当西欧的羊毛布制成品开始经意大利城市在地中海找到了一个出口，反过来，当地中海的奢侈品开始卖到西欧来的时候，就迫切需要有一个批发市场。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用驼兽队装载香料翻越阿尔卑斯山来跟佛来芒的羊毛布作交换。在十一世纪后半叶，佛来芒人开始在半道上跟他们会面。不过，他们不是正好在路途一半的地方会面的，那样的话应当在勃艮第。而事实上集会的地点在香槟地区，离开弗兰德斯比离开意大利更近一些。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政治方面。
　　
　　安瑟吉斯主教被困的惊险经历使得特鲁瓦落到了韦芒杜瓦伯爵的手里。在十一世纪，伯爵断绝了直系继承人。一个名叫尤德斯伯爵（Count Eudes）的好斗的亲戚抢占了特鲁瓦，宣布从今往后他就是香槟伯爵，并且向任何敢于反对他的人进行挑战。在经历了一个狂暴起伏的生涯后，尤德斯伯爵死于刀剑之下，也许死于战斧之下，正如他以刀剑为生一样。他的遗孀不得不通过一个胎记来辨认其尸体。尤德斯的两个儿子瓜分了他的领地，并且跟法国国王开战。战后，一个儿子死了，另一个儿子，“狡诈者”提波特（Thibaut the Trickster），把他侄子所继承的那份遗产也骗了过来。
　　
　　“狡诈者”提波特还作了一些其它的事情——他组织和推动了贸易集市的建立，以吸引外国商人到特鲁瓦和他的一些其他的城镇。他的儿子，特鲁瓦的雨果（Hugo of Troyes）和艾蒂安（Etienne），以及他的孙子提波特二世，继续为集市提供支持。十二世纪带来了蓬勃发展的时期，香槟集市成为了西欧永久性的全年的商品市场和货币交换地点。这些集市非常成功，以至于为提波特二世赢得了“伟大”的称号，以及乐善好施的名声。一个对他充满崇敬之情的历史学家称颂他为“孤儿的父亲，寡妇的保护人，盲人的眼睛，瘸子的腿。”虽然因其善行而受到赞扬，但“伟大”的提波特更因其财富而受到尊崇，而其财富的来源并不难以确定。一份保留下来的提波特的信件证实了他对集市所赋予的价值。一位莽撞的年轻贵族（其父亲是法国国王的封臣）抢劫了一队货币兑换商，但是他们正从威泽雷（Vezelay）往香槟去的路上。提波特写了一份措辞强硬的抗议信给国王路易七世的大臣苏吉尔（Suger）：“这种危害行为绝不能够逍遥法外，因为这种行为会导致毁灭我的集市。”
　　
　　伯爵和国王之间的外交关系并不是一直良好的。伟大的提波特曾跟路易七世有过一次误会，一支王室的军队侵入的香槟地区。乡间遭受了苦难，但特鲁瓦紧闭城门（其古代城墙修缮完好），直到圣伯纳德（St.-Bernard）进行调解为止。
　　
　　特鲁瓦的城墙完整无损，但是太过偏狭了。到十二世纪中叶，新的地区也需要保护。东面和南面的两座大教堂吸引人们建立定居点，但是这个城镇的发展的主要走向是朝向西边和西南面的圣雷米区（St-Remi）和圣雅恩区（St-Jean），这里有两座新教堂，在特鲁瓦举办的两个集市就是以它们的名字命名的。这块较大的地方有古代的cite的面积的两倍那么大，在半年中人口稀少，但在七月和八月（圣雅恩集市）以及十一月和十二月（圣雷米集市），这里挤满了人员、货车、牲畜和商品。
　　
　　除了其季节性的人口的起伏外，十二世纪的特鲁瓦跟西欧许多其他正在发展的城市极为相似。所有这些城市都有坚固的城墙，都有大教堂和修道院，还有许多小教堂——大多数是由木头建造的，有一些是由石头建造的，带有木头的屋顶。包括特鲁瓦在内的许多城市的一个特征是世俗王公的宫殿。在这些城市里仍然有许多空地——沿着河边的沼泽地，或是一块没有开发的草地。许多城市的面积大小不一，从几百英亩到半平方英里；人口也有多有少，从两三千人到一万至一万二。有些城市像特鲁瓦一样，有挖掘过的运河以及经疏导的河流。许多城市在石头桥墩上建造木桥。在伦敦，一座石头拱桥事实上已经被建造起来了。伦敦桥在设计和工艺方面没有达到罗马时期的水准，但它的安置在大大小小的巨大桥墩上的十九座拱桥，以及在它们之上负载的商店和房屋，形成了一座旅行者仰慕了六百年的纪念性建筑。在桥上通道上的房屋对改善交通条件毫无益处，但他们仍然有很大的需求，因为它们可以方便地获得水源以及进行污水处理。
　　
　　但是，虽然西欧的城市有进步，它们仍然落在意大利城市的后面。十二世纪，威尼斯、热那亚、比萨和其他意大利的航海城市派遣有桨的船所组成的舰队穿越东地中海，船上装载着价值连城的印度香料。他们在黑海沿岸建立殖民地，跟埃及和北非的穆斯林进行战斗或贸易，为十字军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并获得有价值的特权作为回报，攻击他们自己后院的萨拉森人，从萨拉森人手中夺取岛屿和港口。掠夺来的物品促进了许多高楼的建立，在意大利城市里，这样的高楼到处冒了出来。富裕的、争吵不休的市民在高楼里保卫自己，防御邻近城市的攻击。在比萨，人们用掠夺来的物品建造一座很大的高楼，这座楼被设计来用作安放一座新的教堂的钟。但不幸的是，这座大厦没有完工。威尼斯为其圣马可大教堂加上了一座巨大的圆顶，并建造了许多其他的教堂和公共建筑。有一座公共建筑没有什么美学价值但是有着巨大的实用价值。威尼斯武器库包括八英亩的水岸，有木场、码头、造船所、工厂和仓库，在那里可以同时建造或修理二十四艘战舰。
　　
　　威尼斯拥有一种连国王们都羡慕的海上力量，而内陆的米兰令人信服地显示了城市的陆上力量的威力。米兰人胆敢面对他们的领主，神圣罗马皇帝弗雷德里克.巴巴罗萨，而且在莱尼亚诺战役（the Battle of Legnano）中狠狠地打击了德意志军队，确保了这个城市的独立。到那个时候（1176年），曾经是希腊君士坦丁堡的一个附庸的威尼斯已经拥有跟教皇或皇帝一样的主权地位了。无论从哪方面来说，热那亚、比萨、佛罗伦斯、皮亚琴查（Piacenza）、锡耶纳（Siena）和其他许多意大利城市都是如此。虽然这些意大利城市由富裕的商人主宰，经常性地卷入各种内部纠纷——从家族争斗到阶级战争，但正是它们发起了一个西北欧的城市试图效法的运动。
　　
　　这个新运动的本质是“公社”（commune），这是一个城市的所有商人经过宣誓加入的社团。在意大利，贵族居住在城市里，许多贵族已经进入到商业活动中，他们中的有些人帮助建立公社。但是公社是一个市民组织，即使在意大利也是如此。在西北欧，贵族连同教会人士被特别地排除在外。布商、干草商、头盔制造商、酒商——一个城市里的所有的商人和手工艺者——联合起来保卫自己的权利，抵制他们的世俗的和教会的领主。开明的王公如伟大的提波特以及路易七世赞同建立公社，认为它们对城市的发展有有利，因此对增加他们的收入也有利。从一个忙碌的商人那里征收来的十一税要比一个饥饿的农奴所拥有的每项财产还要多。但是，公社还是招致了相当大的抵触，多数来自教会的批评人士，他们从公社中看到一种对社会秩序的威胁——事实上也的确是威胁。一个红衣主教指责公社煽动异端，对教会宣战，支持怀疑精神。一个修道院长怀恨地写道：“公社！新的令人憎恶的名称！通过它人们可以摆脱各种束缚，只要每年纳税就行了；除了法定的罚款以外，他们不再会因为犯法而受到谴责，也不再需要支付其他的对农奴征收的费用。”
　　
　　只要在城市里定居就可以自动地逃避封建义务，比如：为领主收割庄稼，修建城堡，提供羊粪。通过支付修道院长所说的年度税，城市里的人摆脱了许多其他的付款义务。主教们跟市民比邻而居，看着这些以前卑微的家伙现在变得漂亮时髦，经常会有物质上的以及意识形态上的理由来产生不满。在兰斯，法国国王承认由居住在旧有的罗马的cite里的市民所组成的公社。居住在cite之外主教土地上的市民也加入了。主教顽固地反对公社，因为他想要继续征收封建税。渐渐地他不得不让步，作为交换，他从市民那里获得一项年度付款。主教和修道院长们在同他们管辖的臣民争吵时使用牢房和拷架，并不比世俗的领主有更多的顾忌，而且通常他们可以指望教皇的支持。教皇英诺森二世以强硬的措辞命令法国国王镇压“兰斯人的罪恶团体，他们称之为公社。”英诺森三世因圣奥马尔市民跟当地修道院的冲突而开除了他们的教籍。
　　
　　在特鲁瓦，市民和教会的冲突并没有发展起来，或许是因为到十二世纪香槟公爵已经完全侵蚀了主教的权威，这点当地的铸币史可以证实。在加洛林时代，特鲁瓦的主教铸造货币。在十二世纪早期，提波特公爵的花押字（monogram）出现在特鲁瓦货币的一面，主教以圣彼得名义的题词在另一面。在十二世纪晚期的货币上面，只有提波特的继承人慷慨者亨利（Henry the Generous）的名字出现。
　　
　　尽管有教皇和主教的反对，公社仍然横扫西欧。甚至村庄也组成公社，购买其集体自由，从旧有的封建义务中解脱出来。通常他们接受的自由权利被写在“特许状”（Charter）上，这些权利受到谨慎的保护。路易七世和其他进步的统治者建立“新的城市”——城市的名字有Villeneuve，Villanova，Neustadt——并授予它们自由的特许状以吸引定居者。在罗亚河谷的罗瑞斯城（the town of Lorris）的特许状成为法国其他的一百个城市的效仿的原型，而在诺曼底的布里特尤尔（Breteuil）的特许状则是许多英格兰城市的特许状的原型。在弗兰德斯，早在十一世纪，各个城市就拷贝圣奥马尔的特许状。“特许状”加入了“公社”成为一个跟反动势力斗争的词汇。
　　
　　有趣的是，特鲁瓦和其他香槟集市城市很晚才得到特许状。这恰恰是因为历代香槟伯爵的开明的态度，而不是相反。伯爵们热情地保护和促进集市，这使得成立公社变得没有太大的必要。特鲁瓦的商人比获得特许状的其他城市里的商人享有更多的权利。不管怎样，在1230年，特鲁瓦还是得到了一份特许状。另外几个没有特许状的香槟城市也被授予了特许状。
　　
　　授予特鲁瓦特许状的君主是提波特四世。他具有诗人的天赋，这点为他赢得了“歌曲作者”（Songwriter）的响亮的称号。甚至在他继承纳瓦拉王国（the kingdom of Navarre）之前（在那以后他就把自己称为提波特，纳瓦拉和香槟之王），他就统治着广阔的领土，虽然这些领土是从七个不同的领主那里得来的——法国国王，德意志皇帝，赛恩斯大主教和兰斯大主教，巴黎主教和朗格勒主教，以及勃艮第公爵。为了管理方便，香槟地区的复杂的领土被封划分为二十七个城堡区（castellany），每个区包括几个承担军事义务的男爵和一些骑士——数量总共有两千个。（在香槟地区还有几百个骑士对另外的人承担军事义务）
　　
　　在其整个领地内，提波特从高等司法（high justice）中获得收益——对不包括教士在内的重罪的罚款——以及许多关税，每个地方都不一样，比如，对面粉磨坊和烤炉的垄断权，或者从寻求再婚的贵族遗孀那里的收费。但是他从城市得来的收入，特别是从特鲁瓦和普罗旺斯得来的收入，要重要得多。提波特死于1253年，几年以后，各城市的市民委员会起草了一份这个伯爵的财产和特权的清单。这份清单的特鲁瓦部分里的一些引文可以使我们一窥伯爵收入的性质。
　　
　　“歌曲作者”提波特经常性地欠债，曾一度甚至把特鲁瓦给抵押出去了，这个事实只是强调了有关君主的一个真理：他们越有钱，花得就越多。无论他有什么样的缺点，提波特延续了其家族支持集市的传统做法。在他统治期间，各种收入达到了创纪录的高度。
　　
　　在夏季集市（圣雅恩）和冬季集市（圣雷米）举办期间，特鲁瓦是欧洲最大的，当然也是最富裕的城市之一。在淡季的时候，其人口下降，但仍然维持在一定的水平。特鲁瓦的人口大约有一万，在北欧只有为数不多的城市超过它。巴黎有大约50,000；根特，40,000；伦敦，里尔和鲁昂，25,000；跟特鲁瓦差不多的北欧城市有圣奥马尔，斯特拉斯堡，科隆和约克。在人口众多的南欧，最大的城市有威尼斯，100,000；热那亚和米兰，50,000至100,000；博罗纳和巴勒莫，50,000；佛罗伦斯，那不勒斯，马赛和图鲁兹，25,000。巴塞罗那，塞维利亚，蒙彼利埃，以及许多意大利城市跟特鲁瓦的人口规模差不多。
　　
　　假如更深一步研究人口统计学，我们必须注意到在十三世纪西欧的人口只有大约六千万。人口分布的情况更后来的时代迥然不同。法国，包括王室领地和封建公国的领地，但扣除后来才成为法国一部分的东部地区，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强，大约有两千两百万人。德意志，包括现代的法国和波兰的相当大的部分，大约有一千两百万人。意大利大约有一千万，西班牙和葡萄牙有七百万。低地国家有大约四百万，英格兰和威尔士也有四百万；爱尔兰有一百万不到，苏格兰和瑞士各有五十万不到的人口。
　　
　　这些人口数字尽管比工业革命以后的人口数要少很多，仍然表明自罗马和黑暗时代以后的一个巨大的增长。事实上所有的增长都在北欧，那里才是未来所在。
　　
　　1250年，即我们的叙述开始的那年，路易九世（圣路易）统治着法国广阔的、但差异很大的国土。王室的领地占整个国家的约四分之一，在那儿国王制定法律，征收税款；其余部分被分配给数十个王公和教士以及几百个较低级的领主，这些人相互之间的关系极为复杂。具有科学头脑的弗雷德里克二世（世界奇迹，the Wonder of the World），作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西西里国王处于其统治的最后一年。亨利三世占据着英格兰王位，享受着一种波澜不惊的统治，虽然丧失了在法兰西金雀花王朝旧有的领地使得他跟以前的国王相比在财富和势力方面较为逊色。英诺森四世在罗马戴着教皇的皇冠，此时的罗马多少恢复了点其在异教时代的声望。在西班牙，摩尔人受到几个基督教王国的强大压力，而在欧洲的另一边，蒙古人刚刚攻占了俄罗斯，正在袭击匈牙利和波希米亚。
　　
　　对欧洲大部分地方来说，1250年是一段相对平静的时间。这种情况未必适合好斗的乡间贵族，但对于城市的市民来说是很适宜的，而正是这些市民的生活和活动才构成了这个时期的真实的历史。
　　

老木匠

作者：jdzheng_sh　回复日期：2008-9-15　18:19:31　   
　　
    我的帖子的来源是一些有关欧洲中世纪的英文著作，主要有以下几种：
　　
　　1.书名：Life in a Medieval City, 作者：Joseph and Frances Gies, 出版公司: Harper Perennial, 1981年
　　2.书名：The Pelican History of Medieval Europe, 作者：Maurice Keen，出版公司：Penguin Books 1969年
　　3.书名：Medieval Europe: A Short History, 作者：Judith M. Bennett & C. Warren Hollister, 出版公司：McGraw-Hill,2006年

老木匠

　　他们像生活得像贵族，穿着国王的衣服，拥有不错的乘骑。当老爷们去东方，市民们还躺在床上。但老爷们去遭受屠戮的地方，市民们去参加游泳的聚会。
　　——雷纳德.勒.康特勒费特，十四世纪特鲁瓦的教士
　　
　　在十三世纪的城市里，富人和穷人房子从外面来看多少是相似的。除了有一些是石头建造的外，这些房子都是高大的木材的柱梁结构（post-and-beam structures），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柱梁会变得下垂和倾斜。在穷人区，几家人家挤在一座房屋里。一个织匠的家庭也许会挤在一间屋子里，他们围绕在一个壁炉旁，比乡村里的农民和农奴也好不了多少。
　　
　　另一方面，一个富有的市民家庭占据着自己的四层楼的房子，底层是经营场所，二楼和三楼是起居室，仆人的住处在阁楼，房子后面还有马厩和仓库。从地窖到阁楼都强调舒适，但那是十三世纪的舒适，即便是主人和夫人也感到有欠缺的地方。
　　
　　来访的人进入这样一个房间，首先看到的是一个接待室。有一扇门通向一个工场或办公室，另有一扇门通向一个几乎垂直上升的楼梯。二楼的大部分地方是一个大厅，用作餐厅兼起居室。在一个巨大烟囱的帽子下，壁炉里火光闪耀。即便是在白天，这火光也提供了大部分的照明，因为狭小的窗户安上了浸过油的羊皮纸。一个油灯被一根链条悬挂在墙上，通常直到天完全黑了才点燃。主妇同样节省使用蜡烛，把省下来的油脂交给蜡烛制造商做成一种冒烟的、刺鼻的、但还能用的产品。蜂蜡制成的蜡烛只限于教堂和庆典使用。
　　
　　这间屋顶很低的大房间空旷而寒冷。墙壁上挂着亚麻布的护壁，也许是染过色的或是用针绣装饰过的，挂毯则要到五十年以后才出现。在十三世纪的欧洲地毯是极其稀罕的。地上铺着灯心草。家具包括板凳，一张用支架搭起来的、饭后就拆掉了的长桌，一个陈列着盘子和银器的木制橱柜里，以及一个用来摆放每天使用的陶器和锡器的低低的餐柜。橱柜和箱子造在柱子上，用纵向钉起来的木板作为侧面。尽管有铁箍，以及亚麻布和皮革粘在里面和外面，木板还是会裂开，分解并翘起。要到两个世纪以后才会有人想起要用榫和枘来把木板组合在一起，以便使得木头能够扩张和收缩。
　　　　
　　假如说家具很单调的话，服饰则不单调。一个市民和他妻子穿亚麻和羊毛的衣服，有鲜艳的红色，绿色，蓝色和黄色，用毛皮镶边和衬里。尽管他们的衣服相似，但已经开始有区分了。一个世纪前，无论男女都穿着几乎是一样的、又长又宽的外衣和外袍。现在，男人的衣服比女人的更短，更紧身。男人穿着一种中世纪的发明，这种发明已经成为男性化的一个代名词：裤子，以一种紧身裤的样式，将裤子和袜子组合在一起。在这外面他穿一件长袖的外衣，也许以毛皮作衬里，然后再是一件无袖束腰的精制羊毛外衣，有时候还带头兜。在户外，他穿一件斗篷，用别针或链条固定在肩膀上。虽然纽扣有时候被用来做装饰，但纽扣洞还没有被发明（要到一个世纪以后才被发明）。他的衣服没有口袋，他必须把钱和其他物品放在挂在腰带上的钱包里，或放在袖口里。他脚上穿着靴子，靴底是厚厚的软皮革。
　　
　　女士穿着从手腕到手肘都有花边的外衣，外面再穿一件腰部束带的外套，外套的袖子能够露出底下外衣的袖子。她的鞋子是软皮革的，鞋底很薄。无论男女都穿内衣——女士穿长长的亚麻衬衣，男士穿亚麻的内衣和带有一根布带的衬裤。
　　
　　头发毫无例外地从当中分开，女士的头发梳成两根辫子，上面用一块白色的亚麻头巾覆盖。男士的头发一直留到下腭，有时候有刘海，通常用一个软帽盖在上面。男人的脸都胡子拉碴的。用现有的工具只能简单地刮须，一个市民也许一个星期才去一次理发店。
　　
　　吃饭时一块很宽的布被铺在大厅里的桌子上。为了便于仆人服务，通常仅在桌子的一边放置座位。在这一边，桌布一直拖到地面，折叠起来作为公用的餐巾布。在节日宴会的场合，有时候会在上不同的菜之间更换桌布。座位上会放置餐刀、汤匙和时间很久的面包切成的、厚厚的面包片，用来作为放肉的盘子。有好几种刀具——切肉的、切面包的、开牡蛎和坚果的——但没有叉子。在两个座位之间有一个有两个把手的碗，里面装满汤或炖菜。两个相邻的人分享这碗里的东西，同时也分享酒杯和汤匙。一个很大的陶制容器被用来盛放废水。一块很厚的中间有洞的面包块被用来作为盐罐。
　　
　　晚饭准备好了以后，一个仆人会吹号。餐巾、脸盆和水罐都准备妥当。每个人都洗手，但没有肥皂。礼仪要求跟自己的相邻的人一起合用一个脸盆。
　　
　　如果没有教会人士在场，家里最年轻的成员作饭前的感恩祈祷。客人们一起应答并说“阿门”。
　　
　　晚饭以一道阉鸡制成的菜开始，这是一种半汤半蒸的菜，将鸡肉放在碗底，浇上肉汤，在上面再撒香料。第二道菜也许是一种“波莱”（porray）的菜，这是一种加了韭菜、洋葱、猪肠和咸肉的汤，咸肉在牛奶里煮过，并加上了汤料和面包屑。随后一道菜是野兔，兔肉被烤过，然后切开，再用洋葱、醋、葡萄酒和香料一起煮，再加上面包屑。每道菜都用装在陶罐里的葡萄酒灌下去。在一个真正考究的晚宴里，烤肉和其他蒸菜和鱼会接着上来。晚饭会以牛奶麦粥、无花果和坚果、脆饼以及加了香料的葡萄酒结束。
　　
　　在斋戒的日子，晚祷结束后会上一道菜。一般情况下很简单，只不过是面包、水和蔬菜。不过，信徒并不都是自我克制的，事实上，有些教士通常会在律令发现漏洞。在上个世纪，圣伯纳德愤怒地记述了在一个克鲁尼修道院里的斋戒日：
　　
　　上了一道又一道菜。由于这是一个不许吃肉的斋戒日，所以上了两份鱼 … 每件事都巧妙地安排好了，以至于上了四五道菜后，人们还有胃口 … （其他的暂且不说）有谁能够数得清楚单单鸡蛋就有多少种做法，人们劲头十足地把蛋壳打破、把鸡蛋打成泡沫，把它煮熟硬，切碎；被端上桌子时，它们要么被煎过，要么被烤过，要么跟其他东西混合在一起，要么只有鸡蛋 … 当掺了水的葡萄酒都不许喝，我对喝水还有什么好说的呢？作为僧侣，我们都要忍受粗劣的食物，因此必须听从使徒的教导（为了你的胃喝一点点酒）：只是“一点点”这个词，他放在第一位，我们给省略了。
　　
　　尽管除了汤和酱油以外所有的食物都是用手拿的，餐桌礼仪仍然很重要。上流人士吃得很慢，小口地吃，吃饭的时候不说话，不在嘴巴里满是食物的时候喝酒。永远不把餐刀放在嘴里。喝汤的时候不发出声音，不把汤匙放在菜里。不能打嗝，靠在桌子上，把头伸在自己吃的菜上面，或者挖鼻、剔牙或清除指甲。食物不应浸入装盐的容器里。虽然对着食物吹气以使它冷却的做法很常见，但人们对此并不赞成。由于酒杯是跟别人合用的，在喝酒之前必须把嘴巴上的油腻擦干净。
　　
　　当全家吃完饭后，轮到仆人和学徒桌子旁吃饭。他们被允许吃饱，但不能够停留很长时间。然后，桌子被清理，碗、餐刀、汤匙、锅和水壶被洗干净。一个仆人带着两个水桶前往大街上的水井。另一个仆人收集剩下的食物带到门口，那里一般会有一两个叫花子等着。在年成不好的时候，会有一群叫花子在门口。在上个世纪，乞丐被允许进入大屋，直接在餐桌上乞讨，但现在他们被限制在门口。
　　
　　二楼除了大厅外便是大厨房了。厨房的中心部位是壁炉，它跟大厅里的壁炉背对背，共用一个烟囱。壁炉高度可容一个人走进去，里面烧三英尺半长的原木。壁炉里的火一般不允许熄灭。假如熄灭的话，仆人们必须用一根火棍来重新点燃，火棍是一根三英寸长像烙铁形状的金属块，把它跟一块燧石相撞击就会产生火花。
　　
　　在炉床里，一块带有锯齿的架子支撑着一个铁壶，壶里的水不停地被加热。其他的水壶和大锅被放在三脚火炉架上。撇乳器（skimmer）、汤匙、勺、火钳、钳子、烤肉铁签和铁钎以及一个长柄的叉子都挂在烟囱的前面。边上是一个厨房的垃圾坑，定期会被清理掉，还有一个大缸储存着水。在木制的腌菜盆旁边是一只皮革水箱，里面有活鱼在游弋。在靠墙的一张长桌上是各种大小的锅。小的炊具被放在上面的一个架子上：漏勺、滤锅，臼和研棒、锉刀。手巾挂在老鼠够不着的地方。
　　
　　在桌子旁边是香料柜——门被紧锁，因为其中的一些东西是极为贵重的。藏红花的价值要比其自身重量的金子还要大得多，富人的妻子会储存一点点。生姜、肉豆蔻、桂皮和其他几种从遥远的东方进口的调味品也同样珍贵。稍普通一些的有丁香、肉豆蔻干皮、枯茗。胡椒很贵，只适合做富人的餐桌上的调味品，芥末也是如此。除了这些调味品外，家庭主妇还依赖其自己花园里的草木。这些草木被一束束悬挂在厨房的横梁上：罗勒、洋苏叶、茉乔栾那（marjoram）、迷迭香、百里香。
　　
　　在大厅和厨房的上面那层是家里的卧室。主人和夫人睡在一张八英尺长和七英尺宽的带帐子的大床上，床垫里塞着稻草，被挂在绳子吊索上。床垫上面铺着亚麻床单，羊毛或皮质的毯子，还有皮革制成枕头。小孩的床更小一些，带有哔叽和亚麻羊毛交织的被子。卧室里的家具很少——一个放在架子上的脸盆，一张桌子，几把椅子，一只箱子。也许每周一次还放置一个木盆用来洗澡，仆人们把在厨房里加热好的水桶吃力地拎过来。在洗澡间隙，家里人还使用洗发水。
　　
　　在床头的墙上还横着一根水平的杆子，或横条，用来晚上挂衣服。出于庄重的考虑，丈夫和妻子穿着内衣上床，在吹灭蜡烛后再脱掉，塞在枕头底下。人们裸身而睡。
　　
　　卫生间通常是马厩院子里的一个厕所。一些城市房屋里在卧室旁有一个厕所，在一个斜道上面，这个斜道通向地窖的一个坑，定期会被清扫。这种便利设施最好是在水面上，建在运河上的伯爵宫殿就有这种设施。
　　
　　针对跳蚤、臭虫和其他虫子的战争持续不断的进行。一种做法是将床罩、皮衣和衣服紧紧卷在一个箱子里，使得跳蚤窒息而死。家庭主妇将粘鸟胶和松油涂在面包板上，在中间点燃一根蜡烛。更简单的做法是在草垫上铺上一层白色的羊皮以便虫子能被看见和消灭。在夏天蚊帐被用来对付苍蝇和蚊子，各种捕虫方法被设计出来，最简单的是一块浸在蜂蜜里的破布。
　　
　　即便是城市里的殷实之家，要让生活变得舒适仍然是个问题。但是当舒适对相当多的人来说成为一个问题时，这便是文明进步的标识。

老木匠

　　第二部分 家庭主妇
　　
　　“他希望得到妻子的关心和照顾，这给他精神上的支持 … 在烧得很旺的炉火之前为他脱鞋，为他洗脚，换上干净的鞋袜，给他美酒佳肴，对他精心照顾，服伺妥贴，让他睡在白色的床单下 … 让他穿上优质毛皮衣服，用其他的乐事来使他感到抚慰 … 关于这点我默然无语。第二天，再穿上新的衬衫和外衣。”
　　——巴黎的丈夫（the Goodman of Paris）
　　
　　在破晓时分，大教堂的钟声敲响了第一个音符，接下来在一整天里用叮叮当当当的声音为特鲁瓦的市民报时。作为主教所在的大教堂，它有第一个出声的权利——在伯爵的教堂之前——这是经过激烈争吵后让与主教赫尔维（Hervee）的一项优先权。特鲁瓦有许多钟，以至于在一首诗里写道：
　　您从哪里来？我从特鲁瓦来。
　　你们在哪里干嘛呢？我们敲钟。
　　
　　钟并不是每个小时都敲的，而是三个小时敲一次，这是为了宣布教堂的祷告时间。人们并不在意现在究竟是几点，他们想知道白天还剩下多少时间。钟声是他们唯一的计时器。修道院、教堂和公共建筑也许会有日晷或水钟（water clocks）。靠重力驱动的钟还没有被发明。
　　
　　黎明的钟声宣布一天活动的开始。守卫开始下岗，小偷溜进了地窖，普通人开始工作。铁匠和屠夫是最早开始工作的。百叶窗格嗒格嗒地响，商店开门了。牛、羊和猪发出各种叫声走出畜栏到城墙外面的牧场，半路上它们遇到睡眼惺忪的女佣带着水桶和脸盆去水井处。
　　
　　在所有的高房子里，人们爬下床，摸索枕头底下的内衣以及床头横杆上的外衣，用冷水泼溅到脸上和手上。一个普通的家庭主妇会梳理头发，编成辫子，其早妆便结束了。她多次听到过批评沉湎于化妆的女人的训诫。牧师喜欢提醒其教区的女士，假发是用那些如今可能在地狱或炼狱里的人的头发做成的，尽管耶稣基督和他的圣母出身高贵，但他们从未想到过要带丝绸或金银制成的带子，这些东西在富裕的女士中很流行。有些女士使用胸衣也有人皱眉反对。牧师说，在另一个世界，这些胸衣会变成一条条火的带子。
　　
　　理想的女性形象是一个体格纤弱，金发白肤的人——一位诗人说：“像冰雪一样白”。为了达到这种形象，有些妇女使用药膏，这些药膏能保证使肤色变白，但有时候也会使皮肤随着色素一起脱落。
　　
　　主妇在早晨的第一项家务便是购买食物，这是每天必须都要做的。在特鲁瓦，大多数的食品供应商都聚集在围绕圣雅恩教堂的几条狭窄的街道上。许多街道的名字表明了那边所从事的行业——制绳者街（Ropemakers），金匠街（Goldsmith），杂货街（Grocers）。
　　
　　商店的招牌为一排排的木头房屋提供了五颜六色的分隔符号——常春藤代表葡萄酒商，三片镀金的药丸代表药店，一条带着红色条文的白色手臂代表医生兼理发匠，一只独角兽代表金匠，一只马头代表马具制造商。
　　
　　购物的人在街上必须留神脚底下，因为到处都有令人不快的、出人意料的东西。在屠夫的区域，屠宰在现场进行，在一堆堆内脏和大群的苍蝇中间，血迹在太阳底下晒干。在家禽商店外面，鹅被系在货摊的窗户上，喋喋不休地叫嚷着。鸡和鸭的腿脚被捆绑着，在地上踉跄挣扎，旁边还有兔子和野兔。
　　
　　捏着家禽的主妇在皮夹子里有三种硬币。两种是铜币——奥波尔（obole）或半奥波尔，这是中世纪的小的零钱。唯一有价值的硬币是银币，又叫但尼尔（denier）。一只肥的阉鸡价值六个但尼尔，一只普通的鸡要四个但尼尔，一只兔子要五个但尼尔，一只大的野兔要十二个但尼尔。
　　
　　在屠夫和家禽商的货摊旁是其他食品特产商店。糕点房供应薄脆饼，每磅三个但尼尔。香料杂货商陈列着各个各样的器具。装在大瓶里的醋的价格为二到五个但尼尔。多数食用油要七到八个但尼尔，不过橄榄油要贵两倍。盐很便宜（两个但尼尔可以买五磅），胡椒很贵（一盎司要五个但尼尔），糖更贵。甚至蜂蜜也很昂贵。增甜剂极少出现在中世纪的餐桌上。
　　
　　在面包房里，可以看到一个学徒工用一个长柄的木铲把炉子里的面包移动出来。不同的面包的价格是法律上确定下来的。重量也是如此，每年根据小麦的收成允许有所调整。今年面包相当贵。有些面包师在价格和重量上欺诈，由于这个原因，每个面包师必须在他的面包上盖上自己的印章。一个欺诈的人被发现后将被带上手枷示众，一条他用来骗人的面包会挂在他脖子上。
　　
　　主妇们一直提防着质量低劣和缺斤少两——掺水的葡萄酒、牛奶和油，发酵过渡的面包，吹过气的肉（blown-out meat），用猪血涂红的不新鲜的鱼，用肉汤浸过的奶酪以使其看起来更味浓。不诚实的商人是无数故事里的笑柄。有一个最让人喜爱的故事：一个人向一个卖香肠人要求给折扣，因为七年来他一直是这里的忠实的顾客。卖香肠人惊叫道：“七年！你竟然还活着？”
　　
　　除了食品商店外，还有街上的小贩。大约九点左右，他们的叫喊声使得街上更为喧闹。他们出售鱼，鸡，新鲜的或腌过的猪肉，大蒜，蜂蜜，洋葱，水果，鸡蛋，韭葱，加了水果的肉饼，切过的咸肉，鸡块和鳝鱼（它们都用胡椒作调味），软质干酪。巴黎的街头小贩会喊道：“上好的香槟奶酪！上好的布里叶（Brie）奶酪！”在特鲁瓦大约也是这样。葡萄酒和牛奶也在街上叫卖。
　　
　　叫卖只是准备食品过程的第一步。所有的烹饪都是在露天的炉子上进行的。在私人屋子里没有炉子。食物必须用手来准备和混合。制作厨具的材料有铁，铜，锡，陶土——没有钢和玻璃。没有纸和纸制品，没有巧克力，咖啡，茶，土豆，发酵粉或凝胶。柑橘类水果是罕见的美食。
　　
　　保存食品的方法并不多。鱼要么养着，要么放进浸酸水箱（pickling tank），要么盐腌，要么烟熏。猪肉也许会腌制。冬天的蔬菜会被储存在一个凉爽的地窖里。有些水果，蔬菜和香草在太阳底下被晒干。
　　
　　吃饭时间取决于季节和家庭所从事的行业。有人也许会早在十点就吃饭。厨房的准备时间很早就开始了。仆人们清洗、切碎、漂白、加热香草，并在研钵里把它们捣碎。他们把肉放在油里煎或在火上烤。为了使沙司酱更厚，会在里面加入用研棒磨碎的面包屑，代替面粉。除了烤肉以外（把肉穿在铁叉上在火上烤）烹饪方法复杂得让人吃惊。蔬菜必须漂白，清洗，长时间地煮，还要换几次水。研钵和滤器被经常使用。有无数个配料的清单。富人家的菜谱包括一系列的肉汤或蒸菜，很厚的汤，炖菜，烤肉和鱼做成的菜。接下来是开胃菜，水果或肉饼，加了香料的葡萄酒以及薄脆饼。在宴会上，最后一道菜之前是浇过糖浆和装饰过的附加菜（entremets）。这可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而是野猪头或带着羽毛烤过的天鹅，装在大盘子里周游一圈供人欣赏羡慕的。
　　
　　除了厨房里的活儿以外，家庭主妇和仆人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即使是平常人家也有一些。不管怎样，城市里的妇女比农民的妻子要好很多，后者必须用卷线杆纺线，自己织布。铺床也是日常工作之一，要借助一根长杆才能够得着主人的床的巨大宽度。盖被和垫被必须拿到外面抖动，寝室的马桶要倒掉。早晨仆人要在厨房里生火，灌满水缸及厨房里的大铁壶，清扫入口处和大厅，有时候要铺上新鲜的灯心草。
　　
　　特鲁瓦有洗衣妇，但大多数家庭自己洗衣服。衬衣、桌布和床单时不时地被放进一种木槽中，浸在一种木灰和酸性苏打的混合液中，然后捶击，清洗，在太阳底下晾干。软肥皂也同样被使用，这是自家制作的，把酸性苏打和动物脂肪一起煮。有一种好得多的硬肥皂是用橄榄油制成的，产地是西班牙，不过日常使用就太过昂贵了。
　　
　　皮衣和羊毛衣服定期被敲打，抖动和仔细检查。一种特殊的用于皮毛和羊毛的清洁液由葡萄酒，碱液，漂白土和酸果汁（从绿葡萄榨出来的）制成的。油脂污垢被浸在热的葡萄酒里，或用漂白土搓洗，或跟鸡的羽毛一起浸在热水里。褪掉的颜色可以用浸过稀释的碱液或酸果汁的海绵来复原。因潮湿而变硬的皮衣可以撒上葡萄酒和面粉并晒干，然后在搓洗，可以恢复到原来的柔软性。

　　一个十三世纪的妇女跟其他时代的女人没什么太大的差别。女人总是要受到某种压迫和盘剥的，但是跟其他任何时代一样，社会地位才是真正中重要的，因此一个市民的妻子跟农奴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她是一个有尊严和价值的人，在家庭里面是个重要人物，在社会上受到尊重。
　　
　　未结婚的女人能够拥有财产，在没有男性继承人的情况下也可以继承遗产。根据法律和习惯，所有阶层的妇女都对财产有权利。妇女可以起诉和被起诉，可以立遗嘱，签订合同，甚至在法院里为自己申诉。据闻妇女曾作为她们丈夫的代理人而出庭。一个当代的传奇故事“刻薄的债主”（the Hard Creditor）中的女主人公就是一个波西娅（Portia）式的人物。
　　
　　殷实人家的妇女能够读书识字。有些还懂一点拉丁文，或者以诸如刺绣及吹笛之类的女士技艺而自豪。女孩从私人教师或女修道院那里接受教育。奥克斯诺南斯圣母院（the convent of Notre-Dame-aux-Nonnains）自六世纪起就是一个女子学校。大学之门对妇女不开放，但对男人也不开放，除了那些受过教士培训的人以外。在拥有土地的绅士阶层里，妇女要比男人受过更好的教育。在传奇故事“加勒兰”（Galeran）里，一起长大的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被给予不同的教育，这具有典型性——女孩学会刺绣，读写，说拉丁文，弹竖琴，以及唱歌；男孩学会放猎鹰，打猎，射箭，骑马和玩象棋。
　　
　　妇女在家庭以外从事种类极其广泛的行业和职业。她们可以是教师，助产妇，洗衣妇，镶边工（lacemaker），裁缝，甚至做通常是男人从事的行业和工作——织布匠，漂洗工，理发师，木匠，鞍工（saddler），砖瓦匠，以及许多其他工作。妻子通常在丈夫的行业里工作。一个男人去世后，他的遗孀继续从事他的职业。女儿和她的兄弟一起学会父亲的手艺，这种情况并不罕见。在乡间，女孩们外出被人雇佣为田里的帮工。庄园的女主人在其丈夫外出参加战争，十字军或朝圣活动时接管地产。妻子在丈夫外出的时候管理各种事务。
　　
　　妇女在工资方面确实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做同样的工作，妇女的工资比男人要低。英格兰的一篇论农业管理的文章写道：“如果这是一个没有奶牛场的庄园，雇佣一个女人总是好的，因为成本要比雇佣男人低很多。”
　　
　　在政治方面，女人没有权利。她们无法参加市政会议或法庭，或作为市长或其他官员。从根本上说，这是因为她们并不参与武力。但是妇女确实扮演政治方面的角色，而且经常表现得非常突出——英格兰的玛蒂尔达皇后，阿奎丹的埃列娜，法兰西的布朗歇女王，弗兰德斯的雅恩女伯爵，香槟的布朗歇以及许多其他人。“慷慨者”亨利的妻子玛丽伯爵夫人被要求来为圣埃特内（St-Etienne）教堂和圣卢普教堂的争端进行仲裁。她还被要求跟她的姻亲兰斯大主教怀特汉茨的威廉（William of the White Hands）一起决断重要的案子，包括维尔特斯（Vertus）的领主权。在战争中，至少在围城战中，妇女通常起到领头的作用。
　　
　　妇女占据着教会中有权有势的职位。一个如奥克斯诺南斯圣母院院长那样的职位被赋予重要的行政责任。通常这样的职位被授予身份高贵的女士，如阿利克斯.德.维利哈杜因（Alix de Villehardouin），她是香槟地区司法官的女儿。女修道院长并不害怕伸张其权利。几年以后，圣母院的院长奥德特.德.普吉（Odette de Pougy）公开对抗教皇开除其教藉的命令，带着一队武装人员保卫她所认为的其修道院的权利。这个机构的不同寻常的声望来自于其古代的传统，据认为可以追溯到三世纪。事实上，女院长拥有高于特鲁瓦主教的权力。当一个新的主教就职的时候，他必须骑在马上领着一队行列去圣母院，而他骑的马，包括鞍具，都要被移交到女院长的马厩里。在圣母院内，主教要下跪，从女院长手里接过十字架，法冠和祈祷书。他要背诵一段誓言：“我 … 特鲁瓦大主教，发誓在上帝及其圣人的帮助下，尊重奥克斯诺南斯圣母院的权利，特许权和其他特权。”当天晚上主教在圣母院内留宿，他所睡过的床，连同所有的装饰，被作为礼物送给他。只有到第二天，他作为主教的就职仪式才在大教堂里开始。
　　
　　妇女在修道院之外也成就斐然。玛丽.德.法兰西（Marie de France）是中世纪最有才华的女诗人以及最著名的女学者，被称为“聪明的爱洛伊斯”（wise Heloise）。除了她以外，还有许多其它人。当时的学者伟大的阿尔伯特（Albert the Great）在跟人辩论圣母玛丽亚是否通晓七种文艺（the seven liberal arts）时，令人信服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对玛丽亚的崇拜提升了妇女的形象并且抵消了禁欲主义的传教士对妇女的厌恶情绪。这些传教士赋予妇女这样的称号：“将男人引入歧途的人”（man’s confounder），“发疯的野兽”，“散发异味的玫瑰”（stinking rose），“可怜的乐事”（sad paradise），“甜蜜的毒液”，“淫荡的罪恶”和“苦涩的糖果”（bitter sweet），但与此同时，他们却流连于女色的诱惑。骑士的理想同样颂扬了妇女。教会承认妇女必须从属于其丈夫，如保罗所建议的那样，但是作为他的伴侣，而不仅仅是情人或仆人。结婚的人被要求彼此尊敬。许多丈夫和妻子一直称呼对方为先生和夫人。
　　
　　殴打妻子在一个把体罚作为社会规范的时代里很普遍，但妻子并不一定就一直是体罚的受害者。一个当时的观察家曾提到男人很少能够主宰其妻子，几乎在每个地方都是妇女支配其丈夫。一个传教士抱怨以前妻子忠实于其丈夫并且温顺得像母羊，而现在她们是母狮。另一个传教士讲述了一个海上风暴的故事。当时海员希望把任何使船只载重过多的东西都扔到海里去，某个丈夫把自己的妻子交给他们，说没有什么东西会有如此难以承受的重量。“在家里穿裤子”（wearing the pants in the family，见注释）这种表达方式以及流下开来。惧内的丈夫是讽刺诗所喜爱的主题。
　　
　　关于中世纪的家庭主妇，跟以前时代的妇女相比，需要注意的也许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她有个钱包。她去购物，给与施舍，付各种费用，雇佣劳力。假如必要的话，她还可以购买特权，支付贿赂。
　　
　　她可以用钱去做许多其他的事情。妇女把土地，金钱，和动产作为礼物赠与教会机构；她们建立男女修道院，医院，孤儿院和精神病医院；她们为其儿子购买教职，为其女儿在修道院中购买位置；她们从事与贸易活动。她们因为高利贷，典当和操纵价格以及无节制地把钱花在奢侈品上而受到教会人士的批评。她们还会到处旅行，有时候远至圣地（the Holy Land, 即耶路撒冷所在地）。
　　
　　一个有钱的女人始终是一个让人不能小觑的人。
　　
　　市民的女儿，如同骑士的女儿一样，要学会特定的行为准则。一个诗人，布洛瓦的罗伯特（Robert of Blois）把绅士阶层的妇女的行为准则编纂整理出来。
　　
　　“女士在去教堂或其他地方的路上必须笔直地行走，不能够小跑或奔跑，也不能散漫地走。她必须对所有人致意，即使对穷人也是如此。
　　
　　除了丈夫以外，没有人可以亲她的嘴。假如她不遵从这个教诲，无论是忠诚，信仰或高贵的出身都不能防止不好的结果。
　　
　　妇女因其看别人的方式而受到批评，她们看人的时候像一只食雀鹰准备扑向一直麻雀的样子。注意：眼神是传递爱意的使者；男人很快会被女人的眼神所欺骗。
　　
　　如果一个男人追求一位女士，她不应当夸耀这件事。夸耀是可鄙的，另外，假如她以后爱上了这个人，那就更难以保守秘密了。
　　
　　女士应该避免穿时髦的袒胸露乳的衣服，这些衣服是伤风败俗的标志。
　　
　　女士不应接受礼物。因为秘密给你的礼物价值昂贵；送礼的人用自己的名誉去购买它们。不过，也有诚实的礼物，应该为这些礼物而对人表示感谢。
　　
　　最重要的是，女士不应去责备别人。恼怒和激动的言语足以将一个粗野的女人跟一个女士区分开来。伤害你的男人使他自己而不是你蒙羞。如果是一个女人在责备你，你可以拒绝回答她，以此来使她无地自容。
　　
　　妇女不应当起誓，不应过量饮酒或吃的太多。
　　
　　一个女士在一个大人物向她致意的时候，假如她仍然低头沉默，那么她是缺乏教养。一个女士在她应该尊敬的人面前要脱下头巾。一个人在有什么东西需要掩盖的时候才低下头——假如她面色蜡黄或长相丑陋。不过，如果你笑得难看，你可以用手来掩饰。
　　
　　面色苍白的女士应当早点吃饭。好的葡萄酒可以使脸色红润。假如你呼吸困难，当你在教堂里接受祝福的时候要摒住。
　　
　　尤其是在教堂里的时候，女士必须注意自己的面容，因为你在公众的注目之下，他们会注意到好的和不好的地方。你必须礼貌地下跪，祈祷，不能大笑，不能说话太多。
　　
　　在读经的时候要站起来，在开始和结束的时候要画十字。在奉献贡品的时候，要笔直站着。在高举（elevation）的时候，也要起立，双手合十，然后跪下为所有的基督徒祈祷。如果你生病了或怀孕了，你可以坐着读“诗篇”（psalter）。
　　
　　你有一副好嗓子的话就大胆地唱歌。在周围的人请你唱的时候或一个人自娱自乐的时候唱。但不要无视他们的耐心，以至于人们会说，就像他们有时候会那么说，“好的歌者经常会令人生厌”（意思是好的歌者也不能唱得太多，否则令人生厌）。
　　
　　为了清洁经常剪指甲，一直剪到指甲底下的嫩肉。清洁要比美丽更好。
　　
　　在路过别人的家的时候，要避免向里面窥探。不敲门进入别人的家是不谨慎的。
　　
　　一个人要知道吃饭的礼仪——不要在餐桌上说太多的话或笑得太多，不要挑出最好的食物给自己，作为客人不要吃得太多，不要批评食物的好坏，用桌布擦嘴但不要擦鼻子。”
　　
　　注释：wear the pants in the family是英语里的一个成语，其字面意思是“在家里穿裤子”，其引申意思是指妇女在家庭和婚姻生活中起主导作用。其来源是在中世纪，只有男人才穿裤子，而妇女是穿裙子的。妇女在家里穿裤子，其寓意则是妇女在家里代替男人来做主。
　　

老木匠

　
　　
　　在特鲁瓦，几乎每一个手工艺人同时也是个商人。典型的工匠师傅既制造产品又在自己的小商店里招待客户，这小商店同时也是他的家。有些情况下他隶属于一个行会，虽然特鲁瓦的行会数目只由巴黎的一个零头（巴黎有一百二十个行会）。许多行业不需要有一个保护性的联盟，或者从业人数太少不足以形成一个行会。
　　
　　城市大街上的每个商店实际上都是一个货摊，有两块水平的窗板，一块朝上打开，一块朝下打开。上面的那块窗板有两根柱子支撑着，变成一个遮篷。下面的窗板放下来搁在两个短脚上，作为一个陈列柜台。在晚上，窗板被关起来，从里面拴住。在商店里面，师傅和徒弟以及一两个男性亲属，或者师傅的妻子一起致力于自己的手艺。
　　
　　在裁缝店里，裁缝坐在里面，在众目睽睽之下剪切缝补。这一方面让客户检查其工作，另一方面也可以让裁缝展示其技艺。但有人来买货时——即便仅仅是单个的家庭主妇——裁缝、制帽商、鞋匠及其他人都会离开其所坐的板凳，匆忙地跑出来，化身为销售员。他们如此卖力地招徕客户以至于不得不用行规来限制——比如，不得去拉拢一个停在相邻的货摊的顾客。
　　
　　相关的行业倾向于联合起来，通常某个街道就取行业的名字。手工艺者也以其行业为名。随着城市的兴起，姓变得重要起来，收税的人必须要列一份名单。但是无论人名还是路名都不是行业的可靠的指南。正如一个经营杂货的人的儿子也许会是一个蜡烛制造者，同样，杂货者街也许会由皮革商和鞋匠居住。
　　
　　在离头盔制作者、军械匠以及刀剑制造者不远的地方肯定会有铁匠。铁匠不仅制作马掌和其他金属器件用来零售，同时也提供打造好的钢铁给甲胄制造者。铁矿石几乎完全是从冲积沉积物里开采的——沼矿铁（bog iron）——极少数是通过挖掘得来的。虽然在英格兰、苏格兰、萨尔（the Saar）、列日、爱克斯.拉.夏皮尔（Aix-la-Chapelle）、安茹和其他地区都开采煤矿，但铁矿石几乎毫无例外地用焦炭来融化。在一个当风的山头挖一个坑，用壕沟把融化的铁引走，在坑里将焦炭和矿石层层累积起来，上面在用泥土封住。这种方法的一个优点是被引走的铁里含有一些碳，换句话说，它是某种钢。中世纪的冶金专家并不真正懂得这种现象是如何发生的。这种“软钢”（mild steel）被一块块地送到铁匠铺。
　　
　　铁匠的炉子有桌子那么高，有一个背面的靠板和一个盖子，跟熔炼工的炉子一样，也是烧焦炭的。铁匠的徒弟使劲地拉动两个皮革的风箱，与此同时，铁匠用一个大钳子把闪闪发光的铁块来回翻滚。但铁块被加热到足够的温度时，两个人把它从炉子里拖出来到地上，然后打碎一块，把它放到置于橡木桩上的砧板上。他们敲打铁块，然后将它放回炉子中，再拿到砧板上敲打，再放回到火里。一个小时接一个小时，两个人交替有节奏地挥舞着沉重的锤子，他们用自己的辛劳逐渐改变难加工的铁块。这种金属在性质上会有很大的差异，取决于在熔炉里的偶然性的碳混合。
　　
　　如果铁匠在制作铁丝，后面一步便是用镊子把一块烧热的铁块拉过一个洞。这样拉几次，每次都通过一块钢片上的更小的洞，就制成了一根有合适直径的铁丝，然后再次回火，再切割成较短的长度。这种工作需要耐心和许多劳力。制成的铁丝被卖给街上的军械匠，他把铁丝套在一根铁棒上敲打成圆环，这是制造锁子甲的基本材料。
　　
　　圣人们相信铁是水银和硫磺的衍生物。铁匠和军械匠只知道他们从熔炼匠那里得来的原料有时候太软，无法制造好的武器和锁子甲。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把它用作和平的用途——犁头，钉子，螺栓，轮圈，炊具。使用铁匠产品的其他手工艺者包括刀匠，制钉匠，别针匠，补锅匠和制针匠。但是铁的最大的用途，即能够提升铁匠和军械匠的行业地位的，是战争用途，无论是真正的战争还是比武大会。
　　
　　还有在一个更精细的层面的金属工艺者，金匠和银匠。自十二世纪以来，特鲁瓦的金银匠便在一个很大的范围内享有声名。慷慨者亨利墓上漂亮的装饰以及他的银质的塑像名闻遐迩，这不是没有理由的。金匠是手工艺行业的贵族，虽然不是所有的金匠都富裕的。有些金匠勉强通过工作维持生计，制作销售银质装饰品，没有一根金线是属于自己的。但大多数金匠有一个学徒，有少量的金子，时不时地制作一个金制念珠或银杯。最富有的金匠有装备齐全的商店，有两个工作凳，一个小炉子，一排各种大小的小砧板， 一些金子，以及两三个学徒。一个学徒将加工件放在砧板上，师傅用极快的速度挥舞着小榔头把它打造成希望的形状和厚度。金子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其稀少和闪光而且在于其极好的延展性。据说一个金匠能够通过敲打把一片金叶敲到厚度只有一英寸的千分之一。薄薄的金叶装饰着僧侣和抄手辛勤工作过的、闪闪发光的手稿
　　
　　长年累月的劳作，成千上万锤的敲打，锤子的最终的移动消除其本身的痕迹——这些是金匠手艺的各种因素，这是一种需要无限的耐心和极高的技巧的专业。
　　
　　但是一个金匠的大多数工作是用银子（柔软程度第二的金属），即便是最富裕的金匠也是如此。有时候一个金属工匠制作一系列相同的念珠或装饰品。他首先制作一个硬木或铜的模具，然后通过敲打来改变银子的形状和图案。他手头保留有一些金或银的金属丝用于修理工作。这些金丝或银丝的制法跟铁匠制作铁丝的方法一样。
　　
　　正如军械匠依赖于铁匠，鞋匠依赖于硝皮匠，虽然鞋匠宁愿其作坊远离其供应商的工作地点。特鲁瓦为数众多的硝皮匠占据了圣.雅恩教堂东南面的两条街。用糅革的方法来处理兽皮会产生一种刺鼻的气味。人们会看到师傅和徒弟用一种钝边的凹面工具在一根桁条（树干的水平的一部分）上把毛和表皮从兽皮上刮去。粘在内侧的肉会用一种锐利的凹形刀片刮去。随后会用冷的家禽或鸽子的粪便，或者热的狗粪来涂擦使得兽皮变软，然后再浸入一种适度酸性的液体里以洗去粪便留下的石灰痕迹，这种液体由发酵的麸皮制成。
　　
　　对于那些特别软的皮革——鞋子上面的部分，保险柜的遮盖物，剑鞘，风笛和风箱——皮革被送回到桁条用一种双柄的糅皮刀削刮。然后投入一个坑里，坑里会被灌入和排干一系列的液体。最初的液体是旧的，最后的液体是新鲜的，橡树皮，五倍子，刺槐荚和其他含单宁酸的原料赋予它们味道。在最后阶段，兽皮平铺在装液体的坑里放上几个星期，在兽皮层之间还有被压碎的树皮。整个糅革的过程要持续几个月——事实上通常要一年。在这个世纪后叶会出现一种使用热水的更快捷的方法，只需要短短的十天时间。
　　
　　糅牛皮是一个很费力的过程，但它使得皮革的价值翻倍。漂白过的牛皮和马皮更为昂贵。
　　
　　鞋类是无足轻重的——比拖鞋好不了多少。时髦的女士穿羊皮或科尔多瓦皮做成的鞋子（科尔多瓦皮是一种优质的皮革，原先由科尔多瓦的摩尔人制造的），这些皮革甚至还没有普通的牛皮那么坚韧。
　　
　　鞋匠不仅是一个有技术的工匠，而且是一个有某种地位的商人，有能力获取一定的财富。特鲁瓦的一位名叫潘塔利昂（Pantaleon）鞋匠为他儿子雅克提供了教会的教育。雅克如今是里昂的教士，不久将成为凡尔登的主教，最终成为教皇乌尔班四世。
　　
　　除了鞋匠，制帽匠，烛台匠和其他手工艺人以外，还有从事服务行业的人：食物供应商，油商，糕点工，葡萄酒商和啤酒商。除此之外还有葡萄酒公告员（wine crier），他同时也是个检验员。每天早晨他走进自己看到的第一家还没有雇佣公告员的酒馆，酒馆的老板必须接待他。他监督汲酒的过程，并亲自汲酒和品尝。然后，他带着一个酒杯和一个用大麻纤维封口的皮革酒壶走到酒店外面大声叫卖并向公众提供样品。在出去之前，他会问那些在酒店里的人酒店老板向他们收费多少，以便核查价格。顾客直接从酒桶里取酒，玻璃瓶几乎还不存在。
　　
　　十三世纪的法兰西大约有五十种酒。勃艮第已经以酒而闻名，香槟北部地区出产优质的葡萄酒，虽然不是几个世纪以后的那种名声闪耀，等同于这个地方的酒（现在人们把香槟作为酒的名字，而事实上是地名，两者已经混为一谈）。除了诺曼底以外苹果酒还不为人所知，外来的人尝了它以后认为这是上帝对诺曼人的一种惩罚。一个细心的历史学家记载法兰西人喜欢白葡萄酒，勃艮第人喜欢红葡萄酒，德意志人喜欢“芳香的葡萄酒”，英格兰人喜欢啤酒。
　　
　　另一个跟酒店行业密切相关的是卖淫。香槟集市城市里的女孩在整个欧洲都有名。在集市期间，女仆，洗衣妇，女商人和许多其他妇女找到一项有利可图的副业。虽然童工很常见，但卖淫业在很早以前就开始了。
　　
　　酒馆是另一个恶习的主要场所——赌博。虽然制骰行会对于制造欺诈性的骰子有严格的规定，但职业骗子手里仍然会有这种骰子。对制造这种骰子会处以重罚，所以骗子会为此而付出很高的代价。酒馆里的昏暗的灯光为骗术提供了便利。
　　
　　其他从事于服务行业的报括卖煤人，稻草商，理发师，家具修理工，补碟工和补衣工——这后面的三种职业主要是巡回工，他们的押韵的特殊叫卖声每天在街上回荡。
　　
　　一种原本是乡间的最近才城市化的行业是磨坊工。特鲁瓦的无数的磨坊是由公爵、主教、修道院、医院和其他业主所有。大多数坐落在运河上，有一些在城市下游的塞纳河上。这些磨坊被安装在浮动的船体上，船边有一个轮子，磨石放在船中间一个圆顶形状的平台上。一袋袋谷物通过船运来给磨坊工，他把谷物倾倒进上面的磨石的一个开口里。水流转动轮子，轮子启动磨石，碾碎后的面粉如涓涓细流落入平台下的一个口袋里。
　　
　　磨坊工和磨坊除了碾磨谷物外可以做些别的工作。磨坊轮子为种类日益增长的工作提供动力，特别是糅皮和漂洗。由流过轮子下面的轮翼的水流缓缓推动的老式的下击式（undershot）轮子被由流过轮子上部的水流推动的上击式（overshot）轮子所取代。在建有水坝可以造成一种狭窄迅急的奔流的地方，这两种轮子都可以用。通过把奔流导向水轮的中点使得轮子从下面开始转动，或者把奔流导向轮子的顶点使得轮子从上面开始转动，这两种方法都可以使奔流的力量放大。尽管水力磨坊很重要，但是由马和牛拉动的老式磨坊仍然在使用，因为动物可以在任何气候下工作，而河流或水车用的水流在冬天会结冰，夏天会干涸。
　　
　　在科特里.奥克斯.切沃克斯（Corterie-aux-Chevaux）会不定期地会举办马市。躁动不安的小马，安稳的乘骑用马，强健的战马，母马及跟在其脚后小跑的马驹，宽肩的公牛，各种驮兽（驴和骡），猪，母牛，鸡，鸭子和鹅，这些动物吵吵嚷嚷地挤在市场上。骑士，贵妇，市民和农民讨价还价，争吵不休，检查动物，翻开马的嘴巴，抚摸皮毛和肌肉，不时地骑上一匹乘骑或战马。
　　
　　只有贵族和富有的市民才骑马。所有其他的人都骑驴或步行。怀孕的女士或受伤的骑士会乘轿（马车是很久以后的事了）。来马市场的骑士有时候会骑着将来的坐骑到城墙外去试骑。经常有赛马比赛，男孩和年轻人在旁边闹哄哄地助威。
　　
　　制鞍工（saddlemaker）在市场上展示其产品，这些产品也值得展示。前鞍桥是木制的，通常用象牙片，锤过的金属或描画繁复的皮革装饰。还有不太珍贵的宝石被焊接到前后鞍桥表面上。鞍布上有复杂的绣花。有专为女士制作的偏坐鞍（sidesaddle），不过不是所有的女士都用。
　　
　　城市里的铁匠制造的农业用具也被陈列。这些包括收割庄稼用的镰刀，长柄的镰刀（加上了侧面的把手以提高割草的效率），以及刀片锋利的伐木斧头。木铲有铁质的刃口。还有农业机器——多齿的钉耙和轮式犁。这种犁带有犁刀，犁头和犁板以便从左至右地翻土。
　　
　　体形更重的马的发展极大地增加了它们的价值。它们会比骡子或一匹普通的驮马带来高得多的价格。假如尤利乌斯.凯撒到特鲁瓦的马市来闲逛的话，他不会被轮式犁或填满的僵硬的新型马轭而感到惊讶，但他会为马的体形而震惊。无论罗马人还是他们的敌人都从未骑过类似的马。帕提亚人和拜占庭的希腊人开始培育大型的战马，如今这种战马在法国北部和弗兰德斯成型。这个地区是封建骑士制度最完善的地方，这并不是巧合。
　　
　　行会有两种规则。一种是处理外部事物的，即所谓的行会的商业一面的事物。另一种是处理内部事务，比如工资，学徒的期限和条件，福利以及对行会的各种义务。
　　
　　每个行会都认识到其保护公众的责任，因为既然行会限制竞争，它便有保证质量的义务。在进行就职时，面包师行会的官员庄严地宣誓，他们将仔细而忠实地“看护好行会”，在鉴定面包时他们将不会放过亲戚或朋友，也不会出于憎恨或恶意而不正当地谴责任何人。其他行会的官员都会作类似的誓言。行会对于商品质量有不厌其烦的法律规定。原料的确切数量和种类被具体说明，生产和销售的每个环节都被置于监督之下。除了谷物，啤酒花和水以外，啤酒必须不含其它成分。制珠工（beadmaker）必须抛弃那些不够圆的珠子。屠夫不应将牛脂和猪油混在一起，也不应出售狗肉、猫肉和马肉。骨柄制造商（makers of bone handles）被禁止用银来修饰它们以免混作象牙。出于同样的原因，刀柄不应用丝绸，铜和锡来覆盖。如果一个裁缝因为裁剪不当而弄坏一块布，他必须赔偿客户，而且要付罚金。蜡烛商为每四分之一磅的灯芯必须使用四磅的牛脂。蜡烛芯不应被掺杂猪油。一个裁缝不应修补旧衣服，因为那种工作只属于补衣工。反过来，补衣工也不应制作新衣服。有时候一个补衣工做得如此出色以至于结果看上去像是新的。因此，为了使区分能看得见，补衣工被禁止熨烫、折叠和晾晒其产品，像对待新衣服那样。
　　
　　
　　大多数行会的成员分为师傅和徒弟两类。某些行业引进了一种称为熟练工的中间阶层，这种行业需要更多的劳力，但师傅不想要更多的竞争。多数行会里一个师傅允许有一个徒弟，也许两个。谷物商人，酿啤酒工，金匠，蔬菜商，鞋匠，和一些其他行业允许有更多的徒弟。所有的师傅都可以有极大的自由雇佣亲戚——儿子，兄弟甚至侄子，他们希望雇多少就多少。行规反应了行业的本质——小规模和家传。
　　
　　行会在其成员的小孩出生时提供洗礼礼物，行会还帮助生病的和贫穷的成员，支付某些医院和丧葬费，还做一些其他的慈善工作。不提供慈善服务的行会通常有一个同业公会（brotherhood），这是一种辅助机构，也许是行会的原始形式。织布匠、皮货商、面包师和许多其它行业都有同业公会，每个公会都在一个合适的保护圣人（patron saint）的庇护之下：轮匠有圣凯瑟琳（St. Catherine），因为她死于车轮之下；制针工有圣塞巴斯蒂安（St. Sebastian），因为他是在箭簇下殉道；香水商有圣玛丽玛格达兰（St. Mary Magdalen），因为她把圣油倒在耶稣的脚上；制刷工有圣巴比（St.-Barbe）；制针工有圣克劳德（St.-Cloud）；镜子商有圣克莱尔（St. Clare）。
　　
　　师傅和徒弟之间的合约（不管他们是否属于同一个行会）有时候是书面的，有时候仅仅是“凭着圣物发誓”（sworn on the relics）——所有的中世纪的誓言都是凭着圣物所说的。师傅承诺给徒弟提供食物、住宿、衣服和鞋子，并且“像对待主人的儿子那样体面地对待他。”有时候徒弟会领到一份津贴——金额很小。有时候师傅也承诺给徒弟教育。通常他需要能够读写加减的雇员。徒弟每周两次去公证人那里去学习识字。
　　
　　一个徒弟每天的工作既辛苦时间也长。他的境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师傅的个性和条件。遇到一个好的师傅是福气；而一个富裕的师傅是一个更大的福分。一个好的师娘也是很重要。因为徒弟的工作不仅仅限于其手艺，他还会被叫去做师傅家里的任何家务。许多徒弟更多地是被师娘而不是被师傅欺负。行会通常会在行规里规定师傅的妻子不许体罚徒弟。
　　
　　学徒的见习期差别很大，通常从四年到十二年；五年是常见的。服务期的长短经常跟入行费（initiation fee）的多少有关联。拿织布匠来说，这种手艺学得快，但是有利可图。一个织布匠的徒弟付四镑便可以在四年里成为师傅，付三镑在三年里成为师傅，付一镑在六年里成为师傅，而学七年的话就不用付钱了。铜丝制作工的见习期需要十二年，或者十年加上二十先令的费用。金匠要经历十年的见习期。
　　
　　一个学徒需要履行五种义务。第一，它必须提供一份证明给行会的官员，这份证明要说明他是“谨慎而忠诚的人”。第二，他必须显示他了解这个行业。在某些行会里，一个新学徒必须制作一个成品。一个制帽学徒制作一个帽子，一个糕点学徒烘烤糕点。第三，学徒必须表明他有足够的资金入行。有时候他的资金是其工具，有时候他需要现钱。第四，他必须凭着圣人的遗物发誓拥护行会的法律和习俗，行会的官员会向他大声宣读这些法律和习俗，在读的过程中随时解释和澄清他不清楚的地方。最后，他需要付费，这项费用不是给行会而是给王公的——在特鲁瓦是给香槟伯爵的——因为行会“属于”这个君主的。在1160年，国王路易七世把巴黎行会中的五个（皮革工，钱包工，腰带工，修鞋工和码头工）出售给一个富裕的市民的遗孀，自那以后，这个妇人征收以前属于国王的费用。
　　
　　学徒付费以后就成为法人（corporation）的一个成员，法人是行会的内部团体，仅包括师傅，或包括师傅和熟练工。学徒地位的上升需要一个庆祝仪式——在酒馆里喝一顿酒，也有可能是一顿晚饭。或者他仅仅付五个苏（sou，法国旧铜币）给法人的金库。
　　
　　一个学徒的志向会不限于取得师傅的地位。他会梦想着某一天成为法人的官员。官员由师傅选出来，或者由师傅和熟练工一起选出来，选举结果由伯爵的官员批准。
　　
　　结过婚的学徒也不是没有，偶然情况下，师傅甚至会给徒弟一份津贴使他能够在师傅家之外吃饭。不过这种情况是罕见的。
　　
　　一项手艺会使一个人达到小康水平。当然也会使他弯腰驼背，但这是做任何行业都会有的危险。一个人用榔头，木槌，锯子，剪刀，针，织布机重复同一个动作，连续不断地工作十小时，十二小时，十四小时，天天如此。传递自己的手，臂膀和肩膀的力量，制作杯子，雕塑，衣服和家具。四十年这样的工作使得他弯腰驼背。然而，他的被奴役的前辈年老时不但被劳作伤残而且没有什么可以拿出来示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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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木匠

　　
　　在老城靠近圣卢普修道院的地方是这个拥挤的城市的最拥挤的地区之一，这是特鲁瓦的旧犹太人聚居区布罗斯.奥克斯.约福斯（Broce-aux-Juifs）。它的街道跟旧城的其他地方没什么差别，除了贴在每个门柱上的“梅祖扎”（Mezuzah，一张刻着“旧约”里字句的小羊皮纸）。街道上的男女老少看上去跟他们的基督徒邻居没什么两样，但每个人的胸口缝着一个黄色的圆圈或车轮。他们能说流利的法语，尽管他们在书写时使用希伯来字母。犹太人跟基督徒一样，靠生产和贸易来谋生——作为金匠，皮革工，糅皮匠，吹玻璃工（glassblower），织布工和染工。在法国南部，他们从事葡萄栽培，虽然不准他们从事农业，也不准从事许多商业活动。一些开明的王公，如法国的路易九世和英格兰的爱德华一世，赞同取消对犹太人的限制，虽然路易对于基督教的热情导致他焚烧塔木德经书（Talmud，犹太法典）。
　　
　　许多犹太人凭担保提供贷款，多数情况下小规模的贷款。有十几个富裕的犹太人甚至在城外拥有土地。有些人致力于学术研究。特鲁瓦的犹太聚居区拥有欧洲东北部最早的犹太学校，那里有几个中世纪最有名的犹太学者，如所罗门.本.伊萨克（Salomon ben Isaac），以及他的孙子雅各布.本.梅尔（Jacob ben Meir）。后者在上个世纪成主持了特鲁瓦的一次重要的宗教会议。十三世纪犹太社团最重要的成员是富有的特鲁瓦的雅各布，他拥有“犹太人首领”的头衔。他事实上是犹太区的市长。犹太区是一个单独的、拥有特权的社团，是一个侨民区，跟在列文特（Levant，中东地区，今黎巴嫩，以色列等地）基督徒商人聚居区或者在伦敦的意大利人和其它民族的聚居区类似。犹太人不属于城市公社，也不参与城市管理。一个包括基督徒和犹太人的法律案件必须提交到伯爵的宫廷，在那儿，基督徒针对犹太人的证词，或者犹太人针对基督徒的证词都必须有一个同信仰的人加以确认。一个犹太商人遇到偷窃时受到充分的保护。假如他在去特鲁瓦的路上的另外一个公国里被抢劫，伯爵会严厉地要求给与赔偿，就像一个基督徒商人被抢一样。
　　
　　其他君主也同样如此。教皇为了保护罗马的犹太银行家不惜采用开除教藉的手段。当一个从阿拉贡（Aragon）来的犹太商人被卡斯提尔（Castile）的匪徒抢劫时，阿拉贡国王承诺将用卡斯提尔商人的钱来补偿他，除非卡斯提尔国王赔偿损失。
　　
　　王公们无微不至地保护犹太商人和银行家的权利完全是出于自我利益的考虑。但是王公的自我利益是一个让人琢磨不定的力量。对犹太人的生活的最主要的威胁不是来自偶然发生的平民暴乱，而是来自官方的法令。一个需要用钱的君主会被蛊惑而丧失其宽容心，会听从一项指控（或者让人去制造一项指控），然后命令把其领地上所有的犹太人都驱逐出去。驱逐自然会包括没收犹太人的财物。几乎同样自然的是，驱逐也会包括在某个后来的日期君主财富的增加，那时犹太人会被仁慈地允许重新进入君主的领地。七十年以前，在第三次十字军时期，特鲁瓦的犹太人被驱逐，如同许多其他地区的犹太人一样。在旧犹太区的犹太会堂被基督徒接管，并被改造成一所教堂，名为圣弗洛伯特。在老城西边的一个新的商业区的第二所犹太会堂也遭到了类似的命运，变成了圣潘特里昂。它旁边的那条街的鲁德拉犹太会堂（the Rue de la Synagogue）仍然保留着，并且将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一直保留着。
　　
　　甚至关于活人祭祀（ritual murder）的群情汹汹的指控通常也只是为了罚款而不是死刑的借口。1244年在伦敦一个以活人祭祀为借口的控告导致了一项高得离谱的罚款——60,000马克，这是针对犹太社团所征的。西西里国王和德意志皇帝弗雷德里克二世（Frederick II）最近听到了一个针对福尔达城（Fulda）的犹太人的指控。这位具有科学头脑的皇帝下令调查所有从英格兰来的改宗过的犹太人。在得出这项年代久远的指控没有什么根据的结论后，弗雷德里克禁止进一步的控告。但是，他还是没有忘记从福尔达的犹太人那里征收一笔罚款，理由是他们破坏了和谐。教皇（英诺森四世）同样也不相信活人祭祀的迷信，但是愚昧的大众中却一直坚守着这种迷信。
　　
　　改信基督教的犹太人很少，但也不是没听说过。有时候需要特殊措施来保护这些改宗的人，不仅防止犹太人的报复以及基督徒的侮辱，而且防止财产的损失。不过更常见的是，一个改宗的犹太人会面临其基督教君王的一张数额不小的罚单。这些君王不想牺牲犹太人那里征来的税收而没有补偿。君王还有许多其它方法来从他的犹太臣民那里挣钱。现今的英格兰国王亨利三世最近将他的犹太臣民抵押给其兄弟康沃尔的理查德（Richard of Cornwall）。
　　
　　强制改宗的做法是禁止的，干涉犹太典礼也同样是禁止的。不过，表达禁止的词句表明，基督徒比人们所希望的更少宽容。教皇英诺森三世下令，“在他们的节日庆典期间，任何人不准用棍棒殴打他们或者朝他们扔石块来捣乱。”通过威胁将死者尸体从犹太墓地里挖出来以敲诈犹太人的做法也被明令禁止。
　　
　　不过，尽管犹太区被怀疑和敌视所包围，基督徒和犹太人之间的交往还是极为频繁，而且未必就是不和谐的。犹太人经常作为伯爵的银行家并代为征收税费。现今的伯爵的祖父“慷慨者”亨利是个博学的人，据说他曾向犹太学者请教“旧约”上的一些文字上的问题。犹太和基督商人及投资者经常从事合资活动。特鲁瓦的许多犹太人事业有成，这点可以从旧城堡南边沿鲁德维里罗马（the Rue de Vieille Rome）的漂亮的房屋看出来。
　　
　　假如十三世纪对一个欧洲的犹太人不是最好的时代，它同样也不是最坏的时代。
　　

老木匠

　　
　　在十三世纪，婚姻通常使得同一阶层的人联合在一起。但是正如其他任何时代一样，社会地位的变化在婚姻上也同样能体现出来。将富裕的市民家庭跟小贵族家庭结合起来的婚姻并不罕见。婚姻对于一个手工业者来说也是发财致富的通路之一：跟一个富有的寡妇结合意味着在城市里有一座房屋，属于前面已故的丈夫的许多衣服，家具，银器以及不动产。
　　
　　婚姻都是事先安排好的，这已经成为一条规矩了，但是教会仍然强调双方自愿。教会的传教士嘲笑完全出于经济考虑的婚姻。说话刻薄的巴黎传教士雅克.德.维却（Jacques de Vitry）说：“人们最好还是发布某某大人和某某女士的钱包的结婚公告，因为在婚礼的那天，不是未婚妻而是她的金钱和母牛去教堂。”根据教会的法律，新娘必须至少十二岁，新郎必须十四岁。血亲结婚是禁条。新娘和新郎被禁止有四代的亲缘关系（直到1215年的第四次拉特兰会议，禁止的范围是七代）。婚礼最重要的特征是双方表达是出于自愿。
　　
　　奴隶之间的婚姻，自由人和农奴之间的婚姻，天主教徒和异端之间的婚姻，或天主教徒和被开除教藉的人之间的婚姻都是被承认的，但是基督徒和异教徒之间的婚姻是不被承认的，因为后者没有被洗礼过。在第四次拉特兰会议之前，已经自由的通奸者和他的同犯被禁止结婚，绑架者和他释放的受害人也被禁止结婚，现在这两种情况下都可以结婚。
　　
　　离婚很少见。只有在违反教会关于婚姻的三项法律——年龄，自愿和血亲结婚的情况下才允许离婚。有时候复杂的血缘关系为有钱有势的人提供了一个通向离婚的空子，但即使是他们也无法很轻易地以欺诈的理由来从婚姻中脱身。菲利普.奥古斯都（Philip Augustus）国王在试图抛弃其丹麦妻子时跟教会闹僵了，但最终还是不得不把她带回去。
　　
　　婚姻既有法律的基础，也有宗教的基础，至少那些富有的阶层的人的婚姻是这样的。公证员会起草一份合同详细列明新娘的嫁妆。富裕市民的子女开始自己生活时会有一所房屋，一两块小的农业地产，一些现金和城市里一所房子的租金。婚姻合同同样写明新娘在其丈夫死后拥有的财产。假如没有写明的话，她自动继承其丈夫俗世财物的三分之一。
　　
　　在合同拟定完毕以后，接下来的一步便是订婚仪式，这是个跟婚礼本身几乎同样庄重的宗教仪式。事实上，在订婚仪式上交换的誓言跟婚礼上的很类似，这就引发了一个很尴尬的难题，导致了宗教法庭上的许多诉讼官司。教会强调在订婚仪式上所说的那些“未来的话”和婚礼上将要说的“现在的话”之间的区别，但有时候订婚的双方在订婚以后就认为他们已经结婚了，将一个婚约改变为一个秘密的婚姻。订婚的一方在将来会很容易地解除这种婚姻关系。
　　
　　牧师问未来的新郎：“假如神圣的教会同意的话，你愿意娶着我女士为妻子吗？”他向女孩问类似的问题。这对新人交换戒指。结婚公告连续三个星期天被发布出来。在耶稣来临节（Advent）以及圣诞节的十二天时间里不能举办婚礼，在大斋节（Lent），或者在耶稣升天的星期日（Ascension Sunday）和圣灵降临节（Pentecost）的那个星期之间也不能举办婚礼。
　　
　　在婚礼那天，新娘的母亲，姐妹和她的一些其他朋友帮她穿衣。没有什么特别的结婚礼服。她只要穿上最好的衣服就行：最精制的亚麻内衣，最好的以毛皮镶边的丝质束腰外衣，也许外面还有一件绣着金线的天鹅绒外套；还有一件以金蕾丝为边的斗篷。在她头上有一块用窄窄的金环拴住的小面纱；脚上是用优质皮革和金子制成的鞋子。
　　
　　新郎也穿上最好的衣服。他们骑马去教堂，前面是一小队艺人（jongleur），他们演奏笛子，六弦琴，竖琴和风笛。在他们后面是父母，亲戚和其他参加婚礼的来宾。沿路人群聚集起来观望。在教堂前的广场上，所有的人都下马。牧师出来走到门廊的下面，手里拿着一本翻开的书，还有结婚戒指。
　　
　　牧师询问这对新人：他们年龄多大？他们的血缘关系是否在禁止的范围外？他们的父母是否同意？结婚公告是否发布了？最后，他们本人是否都是出于自愿？新人互相拉住对方的右手，重复他们的誓言。
　　
　　牧师陈述一段简短的布道词。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由普罗旺斯的亨利（Henri of Provins）说的，内容是关于小孩的宗教教育，家庭和谐以及互相忠诚。亨利提到在大洪水期间，上帝优先选择结过婚的生物；假如天堂里的女王（the Queen of Paradise）神圣的玛丽没有结婚的话，神就不会从她的子宫里诞生出来；婚姻生活代表了这个世界上的一种快乐的生活方式。
　　
　　牧师为婚戒祈福。新郎拿过来将它依次套在新娘左手的三个手指上，并说：“以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名义。”最后他把戒指固定在新娘的第三个手指上，说：“以此戒指为证，我和你结为夫妇。”
　　
　　新婚夫妇向聚集在门廊外面的穷人分发施舍，然后众人进入教堂。大约十年前在迪容（Dijon），在门廊这个地方，一个放债者在其婚礼上遇到了横祸，门廊里的一个石头雕塑——“最后的审判”场景里的一个放高利贷人的雕像——倒了下来，雕像的钱包砸到了他头上，这是致命的一击。他的亲戚和朋友经允许摧毁了门廊里的其他雕像。
　　
　　通过交换誓言，新婚夫妇便成婚了。在婚礼弥撒（the nuptial mass）以后，新郎从牧师那里接受“和谐之吻”（the Kiss of Peace），然后将它传递给新娘。他们离开教堂，重新上马，婚礼队列回到新娘的家，前面依然是那小队艺人领头。
　　

老木匠

　　第四部分 婚礼和葬礼（二）
　　
　　富裕市民家的婚宴是很铺张的，有桶装的葡萄酒，牛腿，羊肉，小牛肉，鹿肉，阉兔，小鸭，鸡肉，兔子，脆饼，香料，糖果，橘子，苹果，奶酪，鸡蛋，也许还有野猪头或带羽毛的天鹅。为了这天还专门雇佣额外的仆人——看门人，厨师，侍者，切肉人，管家，守门的军士，制作花篮的花匠。
　　
　　艺人在每次上菜时都伴以音乐，香料酒，脆饼和水果上来的时候演出就开始了。最初的表演是前手翻腾跃，翻筋斗和其他杂技。模仿鸟叫，变戏法，杂耍也会出现在节目清单上。歌唱家的演唱穿插其间。歌唱家用中世纪发明的两种乐器来伴奏：用手弹拨的梨状的六弦琵琶和五弦的提琴（最早的有弓乐器）。
　　
　　职业表演结束后，桌子被卸掉，来客在琵琶和提琴的伴奏下拉起手来跳舞唱歌，伴奏的乐器还有手鼓管（tabor-pipe）和手鼓——左手拿着一根小笛子吹，右手敲打手鼓；有时候手鼓被系在演奏者的肩上，他使用自己的头作为鼓槌。
　　
　　到晚饭时候，桌子又被支起来，有更多的食物，更多的酒，更多的音乐。在晚祷的时候，牧师会来，客人们伴随新婚夫妇到他们的家。牧师为新的炉子，卧室和婚床祈福，并再次为新郎新娘祝福。新娘的母亲细心地在床上搜查以防止不怀好意的人偷偷地塞进任何可能会妨碍婚姻关系的东西，比如分成两半的橡树子，或磨碎的豆。
　　
　　婚礼庆典通常持续到第二天早晨，当一个真正的重大的婚礼会持续好多天。在一个名为“弗拉门卡”（Flamenca）的传奇故事里描绘了这样一个婚礼，“持续了好几个星期”。街道上装饰着挂毯，城市的所有广场上都焚烧香料。“五百套装饰着金叶的紫色衣服，一千根长矛，一千个盾牌，一千把宝剑，一千套锁子甲和一百匹战马”被准备好作为赠给来客的礼物。婚礼的队列有“几里格（league）那么长。”“两百名艺人”演奏提琴为客人们跳舞伴奏，说书人讲述“普里阿摩斯，海伦，尤利西斯，赫克特，阿基里斯，迪多和埃阿涅斯，亚历山大，大卫和哥利亚，尤利乌斯.凯撒，圆桌会议，查理曼和凡尔登的奥利弗”的故事。庆祝活动跟“天堂一样欢快。”
　　

老木匠

　　第四部分 婚礼和葬礼（三）
　　
　　死亡也有其仪式，跟婚礼一样。对一个富裕的市民来说，为离开这个世界所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便是处理其财产。教会极力建议不仅要留下足够的时间来立遗嘱，还要提前分发捐款，这样做会加速捐赠者通过炼狱的过程。牧师普罗旺斯的亨利讲述了一个在其朋友家吃晚饭的人的故事，他的朋友派了一个仆人为他举着灯回家以便他不会在泥地里绊倒或摔倒。亨利说，假如这个仆人在客人的背后举着灯，就不会使他避免绊倒或摔倒。捐赠也是同样的道理，假如你一直守着它们直到死后才分发，你的行路灯会举在你的背后。尽管有着亨利的教诲，许多市民还是喜欢守着他们的财富直到最后一刻。
　　
　　那一刻便是临终涂油（extreme unction），在那以后，教会便认为一个人跟死人没什么两样了。一个在接受临终涂油后又复原的病人必须永久吃素，赤足行走，不再跟妻子发生性关系。在某些地方，他甚至不能修改其遗嘱。
　　
　　因为虔诚或内心负罪感，一个垂死的人特别害怕地狱。他会让人把自己放在地上的一块撒着灰的毛布上，以此来表达其忏悔。路易九世在医生放弃后，也采用了这种做法，他极其雄辩地阐述了这个世界上的财富和权势是多么虚无缥缈，以至于听众们潸然泪下——随后他却康复并参加了十字军。亨利二世的儿子英格兰的亨利王子把一根绳子绕在脖子上，让人拖着经过其撒着灰的床，墓石被放在他的头和脚下，他后来也康复了。
　　
　　一个市民死后，其家人会雇佣一个公共哭丧人（public crier）来宣布死讯已经葬礼的时间和地点。家里的门和太平间的门会挂上黑色的哔叽布。两个从修道院来的僧人用加了香精的水清洗死者的遗体，涂上香液和软膏，把它用寿衣裹起来，然后用鹿皮缝好，再放进一个木头的棺材里。棺材被披上柩衣，安放在一个两根带有横档的木辕组成的棺架上，然后被抬到教堂里去，前后簇拥着人群队列里包括教士，穿黑衣的哀悼者，大声哭喊的遗孀和家人。棺架在圣坛门口停下来（假如死者是个教会人士，遗体会被放在圣坛里面），然后开始进行悼念祷告。弥撒结束后，牧师脱下十字褡，用香薰遗体，并在上面撒上圣水，念主祷文（Lord’s Prayer），每个人都加入祈祷。然后牧师宣布赦罪文（Absolution），即一系列的祷告和颂歌，目的是为了赦免罪恶，并从最终的审判中解脱出来。
　　
　　送葬人群出发去教会的墓地，来自修道院的僧侣带着十字架，圣书和香炉在前面引导，悼念的人跟在后面，手里拿着蜡烛。悼念的人会很多，因为穷人可以通过在富人的送葬队列里手拿蜡烛而获得施舍。到达安葬的地方后，牧师在墓地上面用手势画十字，把圣水撒在上面，然后挖一个十字形状的浅沟。随后才是真正的挖掘墓穴，伴随着颂歌（Psalms）。木制棺材被放到墓穴里，牧师念过最终的赦罪祈祷，然后人们往里面填土，再放上一块扁平的碑石。（那些买不起棺材的人可以租一个，遗体下葬时没有棺材）。
　　
　　送葬队列回到教堂，路上唱七篇忏悔的赞美诗（the Seven Penitential Psalms）。墓地上会有蜡烛和一盏灯照亮一段时间。几年以后，遗骨会被从墓穴里发掘出来并堆放起来，以便空出来地方可以被再次使用。
　　

老木匠

　　第六部分 大生意人（一）
　　
　　虽然面临各种封建税费，行会规定，王侯特权，教会律令，但西欧的商人还是能赚钱——通常还能赚大钱。有两条发财致富的主要渠道，布匹生意和银行业。一个商人对这两个行业兼而有之是很常见的现象。
　　
　　典型的特鲁瓦的投资者在其位于集市区边缘的比较好的大街上的房子的底层经营业务，通常是兼营多项业务。在这层有两间房间。前面的那间是工作室，学徒在这里度过其漫长的工作时间。这间房间可能会堆满各种商品——兽皮，皮货，丝绸，炊具，铜丝，铁质工具，纸，羊皮纸——看这个商人正好是经营什么的了。但是最重要的商品几乎肯定是羊毛了，有未加工的，半加工的和完全加工的羊毛。
　　
　　在后面的是办公室，商人和也许其长子办公的地方。这里光线不好。一个最重要的办公设备是计算板（calculating board）。这是一张桌子，上面标出水平的线，骨质的筹码可以在线上操作计数。底部的那条线代表计算单位，上面的那些线不是代表十的倍数，而是代表二十的倍数——因为在通用的会计货币中，二十先令等于一镑。计算板上还有竖线用于给筹码定位。
　　
　　资料被保存在蜡板上。通信工具包括羊皮纸，印鉴，半打鹅毛笔，墨水，以及缎带或细绳。一个商人写信的时候，他用缎带或细绳将信封起来，再盖上印鉴。大多数商业信函是用法语写的，但有时候用拉丁文写，偶尔用意大利语，甚至用更怪的语言写，在这种情况下，需要一个职业的书记员来帮助。一些桌子，三四把椅子或凳子，一两个箱子，以及一些蜡烛差不多就是所有的办公家具了。
　　
　　但是还有一样最重要的办公家具。商人的保险柜用铁封住并用一把大铁锁给锁住。他在保险柜里保存着营运资金。虽然跟一百年以前相比，现金在商业生活中已经不太重要了，一个富裕的商人仍然保存有一些银铜锌合金的丹尼尔，以及一堆羊皮纸的抵押文件。虽然里弗（livre）和苏（sou）在整个欧洲都作为计算货币，但它们事实上并没有作为硬币而存在。真正在流通的重要的硬币是便士，有各种大小和合金。便士的直径大约有一英寸的八分之五，最好的情况下含大约三分之一的纯银，足够雇佣一个工人工作三四个小时。便士的变化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因为相当多的王公和主教都拥有铸币的权利。经营铸币厂的费用很大，需要有利润空间，而通过增加硬币的铜含量来增加利润具有很大的诱惑力。在特鲁瓦姐妹城市铸造的普罗旺斯便士因其可靠的百分之三十的纯银含量而受到普遍的认可。
　　
　　虽然镑-先令-便士的比例（一比二十比十二）看起来有些别扭，但商人们对此没有感到什么不便的。后来，意大利铸造了一种大额的新的银币。它被称为格罗特（groat），其价值为十二便士，从而第一次把想象中的先令转化为现实。但是格罗特在意大利之外很少流通，而意大利商业在西欧是最大的。
　　
　　特鲁瓦的商人把他们的钱投资到许多地方，但是最重要的是羊毛。有些羊毛是本地出产的，但最好的是从国外进口的，尤其是英格兰的羊毛。一个诗人用“带着羊毛去英格兰”作比喻，其喻义跟“带着煤去纽卡斯尔”是一个意思。长毛羊在科茨沃尔德和林肯郡的草地和沼泽地里漫游；短毛羊在威尔士和苏格兰边境的山地和沼泽以及萨普罗郡和赫里福郡的丘陵地徜徉。属于修道院的羊群，如廷特恩（Tintern）修道院的羊群，特别出名。多数的英格兰羊毛供给弗兰德斯的织布机用，但也有一些进入到法兰西和香槟地区。特鲁瓦的商人也买勃艮第羊毛，跟英格兰羊毛几乎一样好。由于购买数量大，一个商人可以比单个的织布匠得到好得多的价格。他随后把羊毛提供给织布匠，并具体说明他想要的编织方法。理论上说，他出售羊毛给单个的织布匠然后再把羊毛成品买回来。但由于羊毛商人通常从同样的织布匠那里买回来成品，他事实上是在经营一个分散在城里的工厂。
　　
　　假如羊毛市场坚挺的话（通常情况下是这样的），织布匠能够买面包来供养妻儿，他们挤在其租屋的上面那层，帮着一起纺纱织布。但是如果布匹市场下跌，或许是一场切断了贸易线路的战争所引起的，商人们便把注意力和资金投到其他地方去了，那么织布匠的家庭就要去教堂门口讨饭吃了。
　　
　　织布匠行会是最早包括许多熟练工的行会。到1250年，弗兰德斯的城市有许多行会。在学徒期满后，这些熟练工还不能成为师傅，但他们的劳力又是布商所需要的。即便是在光景好的时候，他们仍然要受到市场及其雇主的随意性的限制。每个周一早晨，他们聚集在广场或教堂的前面，在这些地方雇主会为这周雇佣劳力。在周六晚上，经过一周的起早贪黑的工作，这些熟练工得到报酬，但下周一早上还是得继续找工作。
　　
　　五年前在弗兰德斯最富裕的织布业城市之一的杜瓦伊（Douai）发生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织布匠聚集在一起拒绝工作。被惹恼的布商镇压了这场反抗运动。每个市民都相信工人永远不会再干类似的事情了。
　　

老木匠

　　第六部分 大生意人（二）
　　
　　一个商人会跟某个大的英格兰修道院签订一份长期合同，以承揽下一定时间内（通常是七年）该修道院的所有的剪羊毛的工作。他预付一定数额的现金，然后同意在合同的有效期内每年付一笔固定的金额。这份合同由一个公证人起草，最初是草稿，然后被仔细地写在羊皮纸上，一式三份。每方都有一份，公证人自己留一份存档。合同因此而取得了法律文件的效力。
　　
　　当一批来自英格兰的羊毛货物运达特鲁瓦的某个商人后，这些羊毛首先要在他的屋子里进行初步的处理。一个学徒除去受损的羊毛，把好的羊毛分成三种等级——精羊毛，中等羊毛和粗羊毛。随后羊毛必须在碱液里洗涤以去除油脂，并铺在板上放在太阳底下晒干。手拿镊子、埋头苦干的学徒趴在地上去掉羊毛中的小块的泥土和其他小颗粒。假如它们无法被挑出来，他就用小剪子剪掉。羊尸体上的羊毛被分开放置，将它们跟活羊身上剪下来的毛混在一起是犯忌讳的事。
　　
　　洗晒过以后羊毛必须被用力地敲打和梳理。随后商人将羊毛交付给织布匠。织布匠的妻子用卷线杆和纺锤将其纺成纱线。经线要比纬线更牢固一些，它们被按大小排列好，卷绕起来，然后被分成所要求数量的一定长度的纱线。纬线被绕到线轴上以便被塞进织布梭里。虽然纺纱仍然按古老的方式进行，织布机比罗马时代的样式进步了许多。织布工坐在高背的椅子上，双脚踏在踏板上，在起伏的综线之间来回地投掷羊毛梭子。梭子不断拉起放下经线。
　　
　　从织匠的织布机上出来的织物并不是成品。它必须被交给漂洗工（fuller）处理。漂洗工将织物浸洗，缩绒并用漂白土来搓洗，不仅将它洗干净，而且使其成型，容易上色。浸洗是在一个木槽里进行的，漂白工和他助手赤脚踩踏混合着液体的织物。（因此而有另外一个词来称呼漂白工“行走者”walker——英语里的姓Fuller和Walker是指同一个行业）。这个过程同样可以使织物变硬。织物被浸过以后，它被挂在一个称为张布机（tenter）的竖直的木头架子上晒干。它被固定在平行的木棍上的张布钩上，这些钩子可以调整以便布匹能够被撑开到合适的长度和宽度。这项工作通常是由妇女做的。随后羊毛布在仍然湿的时候被起绒，干了以后用三四英尺长的大平剪来修剪，这样就完工了。最精制的羊毛布会被修剪建许多次。最后它被梳理，平整，然后折叠起来。
　　
　　染色可以在生产过程中的任何阶段进行。有时候在纺纱阶段羊毛布就已经被染色了，或者在羊毛未经处理的的时候就染色了，因此而有了“原毛染色”（dyed in the wool）的说法。有时候它作为未染色的布来出售，特别是售给佛罗伦萨的成品布工业。有时候染色是整个过程中的最后一步。染色工用火来加热其染色盆，然后用长竿来翻动羊毛布。羊毛布浸在用菘蓝（蓝色），茜草（红色）或其他颜料染过色并用木灰调和过的水里。人们可以通过其指甲的颜色在任何地方认出一个染色工。他不仅染布，有时候还为其他东西染色，比如木制的十字架或装饰品。
　　
　　除了羊毛以外，商人还会偶尔经营其他三种纺织品。一种是亚麻布，用亚麻织成。亚麻是在欧洲广泛生长的一种植物纤维。另外一种是丝绸，从东方进口已有几百年了，但如今在意大利，西西里和西班牙已是一个主要的工业了。第三种是棉布，原先是从印度进口的，但被摩尔人引进到西班牙，在法兰西，意大利和弗兰德斯被生产。
　　
　　对特鲁瓦的羊毛商人的生意来说，羊毛是开始而不是结束。他在集市上把羊毛布卖给意大利人后，他会购买远东来的香料，勃艮第来的葡萄酒，德意志来的金属。他会把有些商品立刻重新出售给事先有抵押的客户。有些商品他必须分小批量出售。有些商品他会储存起来等待市场上涨。有些商品，如木头和金属，他会送出去加工成品。
　　
　　他很有可能会把部分的利润投资到不动产上去。他会在城里租房子，也许是供给他自己的织布工家庭使用。他也许会在城外购买林地。林地绝对会升值，同时还可以获得木材。他会购得一条河水或一个池塘里的钓鱼权，作为渔业地主来经营，跟他的渔民佃户平分捕获的鱼。

老木匠

　　第六部分 大生意人（三）
　　
　　无论他是否愿意，成功的商人都几乎不可避免地成为放债者。需要借钱的人到有钱的地方去。到十三世纪中叶，自古以来便是犹太人专利的借贷业变成了一项大规模的生意，而大多数犹太放贷人被排挤了出去。如今意大利人是最大的银行家，不过西北欧的商人跟他们竞争得越来越激烈。货币兑换商很自然地会转化成放债者。法国南部卡奥尔（Cahors）地区的人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货币兑换的专业，他们是最著名的典当商。他们对于铸币的专业知识使得他们同样成为估价银盘和珠宝的专家。卡奥尔人（Cahorsin）这个词跟“犹太人”和“伦巴第人”一样成为放债者的代名词。
　　
　　所有的放债人都招人怨恨——即使是基督教骑士也不例外。圣殿骑士团原本是一帮从香槟来的十字军，他们在所罗门圣殿里发誓要献身于保卫耶路撒冷。他们的理财能力和军事能力一样出名。他们在西北欧多数重要的城市里（包括特鲁瓦在内）都有骑士团辖区，
　　
　　不过虽然放债人招人怨恨，他们也同样受到尊重。货币兑换商这个职业的声望是如此之高，以至于不是师傅付钱给学徒甚或资助其生活，而是师傅为了学徒的教育从其父亲那里要求一笔付款。下列条款出现在1248年在马赛的一位货币兑换商和一个学徒父亲之间订立的合同中：“… 假如前面提到的威廉给您造成了损失（上帝保佑不会发生这种情况），我承诺将依据本合同给您补偿，并相信您所说的话，即使没有得到其他人的证实 … ”
　　
　　放债人要冒风险的，因此利息也高。教会公开谴责各种利息，认为是高利盘剥的行为，但是教会人士自己也借贷。
　　
　　犹太人收取的利息最高，他们所冒的风险最大，这部分是因为他们的政治地位使得他们面临借款人和政府当局共谋时很脆弱，部分是因为他们吸引最差的借款人——那些在其他地方借不到钱的人。跟卡奥尔人一样，犹太人的放债业务主要也是典当。在特鲁瓦要成为一个典当商必须购买一张“执照”，即一份伯爵颁发的许可证。
　　
　　不管怎么说，一个放债人，无论他是基督徒还是犹太人，身后都有一种日益增长的力量，现在要收回一笔借款比一百年以前要容易得多。一般来说，如果一个借款人未能履行其还款的义务，其货物会被没收并交给贷款人。如果借款人的货物不足以还清借款，他会被监禁起来或被驱逐出城市。从贷款人的角度来说，后一种处罚更有效，因为它会给借款人一个机会去筹款。根据一项古老的传统，一个拖欠的借款是借款人所在的整个社团的义务。如果一个城市能为商人提供安全保护，这种名声对王公和市民都是有利的。
　　
　　贵族是最大的借款人。香槟的亨利二世伯爵从十个银行家那里借钱以便为第三次十字军购置装备，最终他把这笔债务留给其继承人来归还。现今的伯爵提波特四世在年轻的时候借了大笔钱并拒绝还款。银行家们（有些是意大利人，一个是犹太人）向教皇申诉。教皇开除了伯爵的教藉，并将整个香槟地区停止教权；除非债务被还清，不得举办任何宗教服务。不久，挥金如土的提波特又把自己卷入了另一个这样的困境中。这次他走得更远。他把其中的一个贷款人（名叫伊尔帕尼Ilperni的意大利人）抓起来投入监狱，恐吓他，从他那里榨取了一万二千里弗。教皇震怒了，威胁要再次开除其教藉和停止教权。鲁莽的提波特只有在答应参加十字军以后才得以过关。在这个时候，提波特欠巴黎的圣丹尼斯的僧侣两万里弗，这些僧侣持有从提波特的圣埃特内.德.特鲁瓦教堂里得来的金十字架作为抵押品。
　　
　　借贷活动跟香槟集市密切相关。付款承诺通常始于一个集市，终于另外一个集市，或以分期付款的方式延展到后面的几个集市。在这种付款承诺的基础上经常进行贴现；即，假如一个商人急需现金的话，他可以把这种付款承诺以低于面值的价格卖出去。
　　
　　房屋租金也是利息的一种形式。户主借钱来建造或购买房屋，并同意支付一定利率的利息，通常是百分之八到十。他也许永远也不会支付本金，借款人因此而始终拥有房屋作为抵押品。这所房屋也许会经历几代人来付“租金”。
　　
　　除了封建领主，商人和普通市民以外，城市本身也借钱，以年度或季度付款的方式在贷款人有生之年里提供“终身租金”（life rents）。有时候，付款义务是给两代人的，贷款人及其继承人。为了对付欺诈，城市会为一个租金持有人的死讯提供奖金。
　　
　　成功的中产阶级企业家激起相当大的嫉妒。人们认为他是通过狡诈的做法而不是勤奋的劳动获取其财富的，这种财富的金额一般都是被夸大的。那些不拥有资本的人不明白资本增长的秘密。把资本交给贵族的风险，兽群的健康状况，多风暴的海洋，战争的危险，这些商人的忧虑也是不被人们所理解的。
　　
　　商业中得来的金钱在每个人的眼里都是有某种邪恶的意味，即使在商人的眼中也是如此。一个大众格言说到：“人们相信，一个在商业中保持诚实，没有鄙视穷人，没有憎恨宗教的人欠上帝一根精制蜡烛。”另外有一个作家这样描绘一个角色：“在诚实地度过了其生命大多数的时间后，他变成了一个商人。”
　　
　　无论如何，诗人们并没有像看待农民那样鄙视商人。即使是骑士的代言人吟游诗人也对这些城市里的人表现出某种不无勉强的尊重。这些城市里的人经常跨越他们的阶层和贵族阶层之间的界线。一个富裕的市民会因其对一个大领主的财务方面的服务而被授予骑士地位。比如，雷尼尔.阿科里（Renier Accore）是一个佛罗伦萨的商人，他成为普罗旺斯的一个公民。他跟香槟地区的大贵族做生意，并成为一个骑士。许多市民看到了他们的子孙成为骑士。有些吟游诗人自己也是市民，比如亚当.德.拉.哈里（Adam de la Halle），他写给其同样是非贵族出身的妻子的优美的诗句被广泛传诵。
　　
　　贵族的标签并不是必须的。富裕的商人普遍被授予“大人”的头衔。他们可以说拥有自己的贵族地位。为伯爵服务的官员，比如道瑞大人（Sire Dore），他跟一个热那亚的贵族妇人结婚并且是1225年是集市的监管人，以及伯爵的财务代理人赫伯特.普特蒙内大人（Sire Herbert Putemonnaie），这些人不需要向骑士或小贵族屈膝行礼。吉拉德.梅里泰里大人（Sire Girard Meletaire）是一个鱼商的儿子，在1219年作为特鲁瓦的负责官员，1230年作为伯爵的管家，1231年是特鲁瓦的第一任市长。另外一个市民，皮埃尔.勒根德里（Pierre Legendre）是1228年普罗旺斯的行政官员，1232年特鲁瓦的市长，1225和1228年集市的监管人。他的女儿跟一个富裕的意大利人科里蒙那的尼古拉斯（Nicholas of Cremona）结婚，后者的家族为伯爵打理阿尔卑斯山以北的事务。
　　
　　假如说富裕的市民和贫穷的市民之间的距离无可争议地变大的话，那么富裕的市民和乡间的地方贵族的距离在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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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部分 医生（一）
　　
　　在一个像特鲁瓦那样大小的城市里，如果不算为数众多的从事医药工作或医药行业某个分支工作的助产妇、理发师、僧人和江湖医生外，只有五六个执业医生。受过训练的医生是这个行业里的贵族，享有很高的地位和高收费。很自然，他的服务仅限于较高的阶层，正如医学书籍和论文所表明的那样。
　　
　　有一篇这样的论文建议医生在（病人的）仆人来接他的时候询问病情，以便“假如你在检查了病人后发现不了什么，你仍然可以以自己对病情的了解而使他吃惊。”在病人家里，已经事先详细了解过情况的医生举行某种仪式。在病房里，他鞠躬落座，从包里拿出一个砂玻璃（sang-glass）以测量病人的脉搏。他要求一份尿样，用鼻子闻闻，用舌头尝一尝。对于严重的传染病，他会核查尿液里的沉淀物。他询问病人的饮食和排便，然后对病情发表一通高论。他会解释说，人的胃是一口煮食的大锅。假如胃里被装了太多的东西，它会沸腾溢出，里面的食物仍然没能煮好。肝为这个体内炉子提供热量。体液必须保持平衡——痰代表冷和潮湿，血液代表热和潮湿，胆汁代表热和干燥，黑胆汁代表冷和干燥。热病有隔天发生一次的，有三天发生一次的，有肺病症状的以及有传染病症状的。病人所呈现的是哪种症状可以从复发的形式来确定，每三天发一次，或每四天发一次，或病情变得越来越严重了。康复取决于许多条件，包括月亮所在的阶段（圆缺）以及星座的位置。
　　
　　在从病房退出时，医生向病人保证在上帝的保佑下病人很快会康复。但是在跟病人家庭在一起时，他则精明地采用一种更严重的语调，暗示他不想惊吓病人，但没有采用特别的疗法已经是很幸运的了。他会留下一张草本和药物的处方，并且对饮食提出建议——也许是鸡汤，加入被磨碎的杏仁的牛奶，或混合着无花果，蜂蜜和甘草的大麦水。
　　
　　医生经常会被要求跟病人家庭一起吃饭。他会接受邀请，但并不显示出很急切的样子。在吃饭过程中，他会讲述自己所治愈的疾病和创伤来活跃气氛，但他会确保两三次派遣一个仆人去询问病人的感觉，让病人知道他没有被忘记，以此让病人安心。
　　
　　虽然十三世纪的医学按照后来时代的标准来看是靠不住的，但无论如何跟过去相比是个进步。在中世纪早期，修道院是医药知识的汇聚之地。他们治疗的主要原则是取消希波克拉底的疾病是一种自然现象的定律，让疾病看起来是一种上天带来的惩罚。这种观点在十三世纪并没有被抛弃，即使是医生也口头上这么说的，但是世俗的从业医生代表了朝向对疾病更理性认识的一个重要的进展。
　　
　　世俗医生同样也代表了一种商业化的进展。告诉他如何治病的医药书籍同样对如何收费有详细的说明：“当病人快康复的时候，告知一家之主，或是病人最近的亲戚如下的话：在万能的上帝的护佑下，经过我们的帮助，您要求我们巡诊的那个人被赐予康复。我们祈祷我主会继续使他保持健康，并请求您赐予我们一个体面的打发。如果您家庭里有任何其他的成员需要我们的帮助，我们会怀着感恩的心情记住先前跟您的往来，抛下其他人，尽快赶来为其效劳。”这段套话是由世界上最有名的医药学校，萨勒诺（Salerno）医学院拟定的，几乎没有什么改进的余地了。医生的收费是根据病人的财富和地位来确定的。一个富人的疾病会被定价十里弗或更多；国王会被收费一百里弗。把断裂或错位的肢体弄正只需要几个苏或一个里弗。大众的怨恨将一句格言归于医药职业：“在病人还在痛苦的时候要钱。”
　　
　　另外一本医药书为普通的行医的人提供了更多的启示。“当你到一个病人那里去的时候，每天都要尝试做一些新的事情，以免他们说你只是会背书本而已。”还有说得更明白的：“假如你去拜访一个病人，可是很不幸他已经死了，他们问你为什么要去，你就说你知道病人那天晚上会死的，但你想知道他是在哪个时辰死的。”
　　
　　一个尖刻的作家断言狡猾的医生对一个人所病人会好的，对另外一个人说病人会死，这样至少在一方可以确保其声誉。他总结道：“假如病人有幸活下来，并不是因为这个庸医。但假如病人注定要死的，他是在全套仪式下被杀死的。”
　　
　　虽然有那种刺耳的话，但医生职业还是吸引了许多那个时代最有能力的人。除了萨勒诺以外，在蒙彼利埃还有一个几乎同样著名的学校。在那儿，来自西班牙的阿拉伯和犹太学者跟普罗旺斯人，法兰西人，意大利人和其他地方的学者同舟共济。巴黎和蒙彼利埃拥有西北欧仅有的两所医学院，虽然在意大利还有几所。经过三年预备课程的学习后，未来的医生要学习一个五年的课程，然后再有一年的跟随一个有经验的执业医生的实习期。随后他被允许参加一项正式的考试，通过以后他从学校里获得一张执业证书。由于大学具有高度的教会的性质，这张证书是以教皇的名义颁发的，由主教在教堂里举行一个仪式来授予。
　　
　　但是教会的控制只是名义上的。医学教育的真正的缺点不在于其屈从于圣人，而在于其屈从于星象学和数字命理学。星座和行星被认为主宰着身体的各个部分。命理学为一个疾病的过程提供了复杂的说明。身体被认为有四种体液（humor）和三种情绪（spirit），所有这些都必须通过检查尿液和大便以及触摸脉搏来核查，然后通过从疾病所在的那个地点的对面的身体部位放血来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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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部分 医生（二）
　　
　　所有这些概念都来自于希腊人。他们把解剖学和生理学弄得像数学那样简单和具有逻辑性。
　　
　　医学书籍数量少而且珍贵。大多数的希腊著作通过一个迂回的路径传到西方的：首先被翻译成阿拉伯文，然后从阿拉伯文翻成拉丁文。承担后面那项任务的译者通常是在西班牙工作的犹太和基督教的抄写员。犹太学者将阿拉伯文翻成粗糙的拉丁文，基督徒们再将它们润饰成学术语言。可以想象，在希腊著作从蒙彼利埃到巴黎的传递过程中会出现多少误差和变异。
　　
　　犹太医生因其阿拉伯文的知识而处于医学的前沿，王公和大封建主经常会招他们去治病。犹太医生的一个特长是眼科。即使像圣路易的兄弟阿方斯.德.普瓦蒂埃（Alphonse de Poitiers）那样严格执行限制犹太人的措施的人也会向一名犹太专家讨教一个眼疾的问题。跟阿拉伯医生一样，犹太医生也朝着一种完全理性的疗法在迈进，然而所有的医术——基督教的、阿拉伯的和犹太的——都仍然跟星象学，命理学和魔术联结在一起。
　　
　　在这些辅助东西的帮助下，再加上他自己的常识，中世纪医生跟一系列的疾病勇敢地斗争。皮肤病很普遍，因为在这样一个时代里，粗劣的羊毛布贴身而穿；洗澡很少，至上大众是如此；洗衣物仍然很费事。 饮食的缺陷——缺乏新鲜的水果和蔬菜——在整个人群中造成一种危险的坏血病的趋势。另外，特别是在城市里，卫生设施不足也容易引起传染病的传播。冬天，居室里寒冷漏风。肺炎是个很大的杀手。伤寒很普遍，许多心脏病和循环系统疾病也很普遍。
　　
　　但最常见的医疗救助要求是对创伤的治疗。中世纪的医生在这个方面取得了最大的成功，他甚至显示了对感染问题的某种理解。他在针刺和切割伤口的时候使用如消毒的蛋清那样的药膏。一个当时的意大利人，修道士卢卡的西奥多里克（Friar Theodoric of Lucca），是一个参加十字军的外科医生。他推荐使用葡萄酒，里面当然含有酒精。他还告诫人们小心某些医生使用的复杂的止痛药和偏方。外科工具包括剪刀，诊察镜，剃刀，解剖刀，针和柳叶刀。
　　
　　许多外科手术被实施来治疗如白内障和疝病这样的疾病。膀胱石切除术和穿孔手术也被施行。对病人来说，这些手术的前景都不是太好的。
　　
　　偶尔外科手术病人的痛苦会被某种麻醉作用所减轻。卢卡的西奥多里克谈起过把海绵浸在鸦片和曼德拉草根（mandrake）里，晒干，然后在浸在热水里让病人用鼻子吸。安吉利库斯的巴瑟罗密欧（Bartholomew of Anglicus）详述了曼德拉草根作为麻醉剂的价值：“那些用过部分（曼德拉草根）的人会睡上四个小时，对铁与火都浑然不觉。”不过，他又提到：“一个好的医生不会因为病人的哭泣而放弃使用切割和火烧的疗法。”
　　
　　放血（bloodletting）是一种长期来很普遍的保健措施，通常由理发师来做。有些理发师最近放弃了为人剃须和剪发，转而一心一意地投入到外科手术中来。很多理发师同样以拔牙为专业。由于劣质的饮食，牙齿是一种慢性的健康问题，更多的是因为牙龈损害而不是牙洞。据说富有的病人为一次拔牙支付多达五个里弗，而理发师放一次血可以获得十五个苏。较低阶层的人对这些奢侈的疗法就免了。
　　
　　精神疾病也很普遍。出生时受到的伤害通常遗留下脑部的损害。群体性的精神疾病，如圣维特斯之舞（St Vitus’ Dance），是众人皆知的，虽然这种“跳舞疯狂症”（dancing mania）最著名的爆发直到十四世纪才出现。病人们手拉手在癫狂的状态下跳舞，直到精疲力竭，口吐白沫为止。对于这种群体性的发作的治疗，要么将病人像婴儿那样用襁褓裹起来以防止他们伤害自己和他人，要么采用驱魔的方法。
　　
　　精神病人很少被关起来，虽然有时候他们会被锁在教堂的圣坛屏（rood screen）上，使他们通过参加弥撒活动而得到改善。或者他们的头发被剃成十字架的形状。他们毫无以外地名列在圣殿朝圣者的大军中——跟大脑麻痹症患者，中风的人，淋巴结结核症患者，以及其他数不清的残疾人一起——在罗马，蒙特.圣.米切尔（Mont-Saint-Michel），罗克.阿玛都尔（Roc Amadour），克姆波斯特拉（Compostella）以及去耶路撒冷的路上。
　　
　　在这支病人军队中，你永远看不到中世纪病人中最可怜的病人——麻风病患者。麻风病是传播最广的疾病，由于其所呈现的骇人的畸形，在教士和世俗人士中都引起恐怖的感觉。
　　
　　在法兰西有两千个麻风病收容区，包括特鲁瓦附近的几个。一个著名的麻风病收容区是Leproserie des Deux Eaux，是在十一世纪由雨果伯爵在他出发前去参加第一次十字军前夕创立的。在一个麻风病人并送入隔离区之前，会举行一个特别的教会仪式来正式批准其与世隔离。这个不幸的病人被带到有教区官员所组成的裁判所面前，由医生进行检查。在下一个星期天“隔离”被正式宣布。这个不幸的人穿一件寿衣，被放在一个由四个牧师抬的一个担架上去教堂，牧师唱诵“诗篇.解救我”（Psalm “Libera me”）。在教堂内，担架被放在一个离众人的安全距离外的地方。针对死者的经文被吟诵。随后，教士再度唱诵诗篇，抬起病人走出教堂，穿过街道到城外，一直到麻风病收容区。病人被给予一副响板，一副手套，以及一个面包篮。在唱诵“De profundis”之后，教士吟道“愿你在此世界消亡，跟上帝再次生活在一起”，并总结道：“我永远禁止你进入教堂或修道院，磨坊，面包房，市场或其他任何有人聚集的地方。我禁止你在没有你的麻风病装束和响板的情况下离开自己的房子。我禁止你在河流或泉水里沐浴或清洗自己的物品。我禁止你跟任何妇女发生关系，除了那个你在神圣教会里结婚的女人。假如在路上有人跟你说话，我禁止你回答，直到你把自己置于下风的位置。”随后，众人离开那个被宣告是活死人的可怜的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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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部分 医生（三）
　　
　　麻风病被认为不仅通过接触而且通过呼吸被传染。尽管采取各种小心的措施来隔离麻风病人，不时地还是有谣言导致恐慌和私刑。
　　
　　虽然对麻风病的处理方法有些残忍，但它仍然表明了在医药历史上向前进了一步：对传染问题的认识。具有反讽意味的是，麻风病仅仅是轻微传染的，那种骇人的畸形不是起因于疾病本身，而是起因于神经末梢丧失感觉以及随之而来的肌肉组织的磨损。但中世纪医学准确地猜测到疾病是通过接触和空气传染的。
　　
　　中世纪医学的另外一个更重要的贡献是医院。医院是一个全新的感念。跟修道院一样，医院是基督徒偏爱的施舍的对象。特鲁瓦的Hotel-Dieu-le-Comte是由伯爵“慷慨者亨利”在七十五年前建立的，这个医院不仅从伯爵的继承人而且从其他人那里获得的赠物中继续获益。一位女士遗赠了面朝公共浴室的一所房子的七件房间的收入。另外一位女士馈赠了一个木匠及其家庭，他们是她的家奴。一位市民给予了在集市上货币兑换商处的一个售货亭。另一位市民赠予了一个渔夫，他的家庭和他所有的财产，以及他在塞纳河里钓鱼权。还有一个市民每年赠予医院三件衣服（每件价值十三个苏）以及六双鞋子。一个酒商捐赠从其葡萄园里得来的收入来为病人购买陶碗和酒杯以及为弥撒活动购买葡萄酒。从集市、磨坊、葡萄园、面包房、农庄和鱼场得来的其他租金、收入、收费和税收也源源不断地涌入。
　　
　　伯爵和教皇给予这家医院已经许多其他的医院他们的祝福和保护。八个教士在医院里充当工作人员，其中一个是修道院的院长，还有许多修女来帮助他们。一个病人被接纳时，他忏悔并接受圣餐，他的脚和身体被清洗，他被给予医院的衣服和食物。假如他的疾病被认为是传染性的，他会被隔离——这本身就是个医学上的进步。病情紧急的病人也会被隔离，以便接受精心的照顾。病人康复后，那些贫穷的人会被提供衣物。这个医院不接受临产的妇女，因为她们的叫声会打扰其他病人。它也不接受弃儿，盲人，手脚残废的人以及瘟疫的病人（或麻风病人），因为这些人会挤满医院的。照顾这些不幸的人的责任落在教区教堂那里。
　　
　　医院的摄生法严格而简单，强调常识。事实上，中世纪人对待健康的态度中蕴涵着相当多的常识。格言和韵文中包含着许多合理的健康准则。一个最著名的健康准则纲要是萨勒诺医药规则。据说它是受到诺曼底的罗伯特的启发。罗伯特在第一次十字军中受伤，曾呆在这个著名的医学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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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部分 学校和学者（一）
　　
　　在早晨的人流中跟工人、家庭主妇、教士、母牛、马和猪一起的还包括三三两两剪着短发、手臂里夹着手抄的拉丁文语法书的男孩们。他们正在上学的路上。他们一边蹒跚而行，一边踢着石头、马粪，彼此打招呼，他们只是朦胧地意识到自己的位置很特别。
　　
　　在特鲁瓦没有公立学校。但这些男孩在教区教士那里受过初步的教育后，如今被大教堂学校录取。他们是城市年轻人里的精英——多数是有钱人的子弟。他们在继承过来的生活地位之外又加上了教育的优势。他们将自己永远地置于织布匠、农民和蒙昧的商人的层次之上。
　　
　　大教堂学校起先并不是被想来作为中级学校的。它在七世纪由主教拉格讷吉斯勒（Ragnegisile）创建的，多个世纪以来它一直仅仅是作为一个训练学校，为教区培养神职人员。主教自己亲自教书。如今的男孩都剃光头顶上的头发，这是被称为“朝向一种团体的倾向”（a disposition toward an order）的一种标志。教堂的主持（the chancellor of the cathedral）教授神学并颁发教师证书。但大多数的授课在校长（schoolmaster）和辅助他的教士手里，他们教授一种世俗化倾向明显的课程。
　　
　　在学校的教室里，各种年龄的学生都坐在地上。授课主要是用拉丁文口授，尽管初学者可以被允许慢慢退回到用方言。教师讲课，学生使用一种骨质、象牙或金属的笔在涂有黑色或绿色蜡的长方形木板上记笔记。这种笔划出来的白色的刮痕可以用它的圆的一头擦掉。在练习的时候，学生们齐声跟着老师念，不断地重复一个练习直到心里记熟为止。由于书本都是手抄的而且抄写的材料很贵，记忆和口头练习是必不可少的。
　　
　　老师大声朗读，并不断地解释和强调重点，指出比喻，修辞方法，精选的词语，适合其修饰的名词的形容词，能够给予词语超出平常意义之外的含义的暗喻。虽然课堂纪律并不严厉，但学生的思想不能开小差，因为每个人第二天都必须背诵今天听到的部分内容。
　　
　　每天的主要的教学课在下午较早的时候举行。随后是一段时间的自由讨论，然后是练习，最后是为了道德和宗教教诲的一段训喻，结尾是第六忏悔圣歌（the Sixth Penitential Psalm）和主祷文。第二天早晨用来“重复”，回忆并写下前一天学的东西。在这个时候，学生同样会被要求模仿他们研究的拉丁文大师来写自己的文章，不论是韵文还是散文。他们被要求每天记忆一段奥维德或维吉尔，或另外一位拉丁文作者的文章。这些回对写信和写文章有帮助，习惯上信和文章里都充满了引言。
　　
　　一封由威尔士的吉拉德写给坎特伯雷大主教的信中，在五页里引用了智慧书（the Book of Wisdom）三次，引用了圣吉洛姆两次，引用了箴言，圣歌，维吉尔和奥维德各一次，引用了贺拉斯七次。
　　
　　理论上说，课程包括七种博雅教育（Liberal arts）。但很少有学校教授所有的七种，每个学校强调的重要不一样。这些教育是博雅的（liberal），因为它们的目的不是为了赚钱，还因为它们是一个自由人应该学的。有七艺主要是因为人们喜欢数字七。这个数字是通向命理规范的宇宙的一把钥匙。在六世纪，博修斯（Boethius）把七艺分为三道（trivium）和四道（quadrivivum）。三道包括文艺课程：语法，修辞和逻辑；四道包括科学课程：数学，几何，天文学和音乐。
　　
　　六世纪到九世纪的主教学校仅提供成为教士所必不可少的教育——拉丁文，能够计算复活节和其他因年而异的节日的数学和天文学知识，赞美诗所需的音乐。修道院学校教授类似的课程。跟主教管辖的学校一样，修道院学校都是对内的——换句话说，他们培训自己的人员。他们偶尔也接受王公贵族的子弟，但那只是作为跟差，而不是常规的学生。教区牧师也培训自己的继承人。
　　
　　查理曼时代以后，主教学校开始扩张并接受外面的学生，即从城市和私塾那里来的男孩们。它们逐渐地超过了修道院学校。这种城市化和世俗化在十一世纪导致了一场教育革命。在随后的几百年时间里，大教堂学校成为成年人学术的国际中心，同时也是培训教区牧师的学校。这些学校强调语法和修辞，并加入了神学，哲学和教会法规等学科。最有名的学校在查特里斯（Chartres）。在伟大的学者伯纳德的指导下，古典文艺人文主义在那里得到复兴。
　　
　　如今在十三世纪，高等教育的职能很大程度上被大学所吸纳。在大学能够很容易到达的地方，大教堂学校把自己的课程限制在主要教授语法，修辞和初步的逻辑知识。在偏远的地区，教堂学校教授跟大学类似的课程。
　　

JACK

好文章！

又是阿提拉。

JACK

有些在罗马时代不存在或无足轻重的城镇突然冒了出来。威尼斯出现在亚得里亚海海角的阿迪杰（Adige）沼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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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不是突然冒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