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民国军史中的以讹传讹（陆续补充中）

老木匠

【原创】民国军史中的以讹传讹（陆续补充中）

No1633牛戈

转自战史沙龙论坛/影视书籍专区


值此国庆佳节，新朋老友又欢聚，献一篇重新修改又补充了新内容的旧帖，以后再陆续补充。

民国军史中的以讹传讹

人说谎言要是重复了一百遍，就能让人相信那是真的。联想到今天民国时期历史题材影视作品的以讹传讹，以及网络上的人云亦云，以及地滩“纪实”作品中的无中生有，于是还真得承认，历史上本来不是这么回事的事，说的人多了，也便让人认为就真的是这么回事了。

在有关民国历史题材艺术作品的创作过程中，有一种不好的倾向，即总以今天的善恶美丑标准去衡量乃至臆造古人的同类标准，甚至强迫古人跟着今天的我们赶时髦，结果弄的是驴唇不对马嘴。

美与丑，时髦与俗套，在不同的年代，是可能会产生截然不同乃至完全相反的标准的。比如明清时期盛行的三寸金莲，用当时人们的眼光对比今天我们的眼光，就发生完全颠倒的评判结果。但有些写手与编导，却不管这一套，用一句艺术要符合时代审美标准作托词，硬要安排古人按照今天的时尚追风。比如男女作风问题，这要是在七十年代以前，它绝对是一个最最遭人唾弃最最让人抬不起头来的问题，但在今天，它似乎已是一个男人成功与风光的标志，所以《狼毒花》一类的作品就用其对主人公大肆渲染；比如“同志们”与“弟兄们”的称呼，在民主革命时期，前者代表的是一种时尚，而后者代表的是俗套，但今天似乎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向，听腻了“同志们”的年青人似乎感觉“弟兄们”更有人情味，于是李云龙、谷子地等才会口口声声地高喊“弟兄们”；比如我军的指导员、政委等政工干部，在坚持党指挥枪这一原则的战争年代，是比同级军事干部更红更牛的角色，而在经历了极左浩劫以后的今天，人们似乎对政工干部产生了某种抵触，因而影视中的政工干部要么被回避掉，要么被描写成只会卖狗皮膏药的政客，要么被表现为同级军事干部的附属。

民国时期军事题村作品中，各个不同时期用不同军队派系所用的枪械、军装、称谓等非主题的元素，在今天的影视与“纪实”中，就更是可以随便扭曲肆意强奸的重灾区，不仅商业片戏说片如此，就连中央台黄金档热播的主旋律，就连列为重点工程的大片，也一片狼籍，令人惨不忍睹。不信你看吧，《长征》这样的史诗片中能让三十年代的红军使用五十年代的枪械；《大决战》这样的重点工程片中能让国民党军穿上压根也没穿过的美英式军服；《西安事变》这样热播的电视剧中能让当年作为贬意的“少帅”变成美称；《集结号》这部上了新闻联播并被举国睹目的大片能把我军指导员描写成一个听到枪响竟尿了裤子的窝囊废……真正让人无语了。

那些“纪实”写手和那些时髦导演们，或看重了票房市场的厚利，或拘于史学功底的浅薄，那么他们借着一句艺术是可以虚构的这样一个万能档箭牌如此戏说臆造也就罢了，可一些貌似严谨的“主旋律”也有这样的倾向，也跟着他们一起起哄叫好，就愈来愈加重了这种以讹传讹的恶果，就不能不说是对历史的亵渎了。

诚然，艺术总要虚构，总要顾及当代人对美的欣赏视角，但这虚构是要有个框框的，突破了这个框框，就不是能够允许的了。象我上面举的例子，显然已经远远超越了艺术虚构的原则。

历史可能并不浪漫，它有许多让我们遗憾的东西，有许多是我们不喜欢的东西。比如zhonggong军队战争年代政委说了算的问题，比如zhonggong历史上左的言论与行为问题，比如以农民为主体的解放军官兵的审美情趣问题，这些可能都是今天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年青人所不喜欢的。但历史已经发生了，它就是那么回事，不管我们喜欢不喜欢，它不会因我们的好恶而改变；不管它合理不合理，应该不应该，对也好，错也好，它已经发生了，它只能告诉我们以后如何去借鉴，而我们却无权去更改已经发生了的历史。

一些反映民国时期军旅战争的影视和“纪实”作品越来越多起来，与之成正比的，是喜爱这类题材的读者和观众也多起来。然而，更多的历史爱好者或一般的观众，更愿意坐在自家沙发上从电视上了解和欣赏历史。这是应该的享受，现代化的传媒给我们提供了这么优越的条件，我们理当享用它，你总不能要求所有人都象我等这帮发烧友一样没事就带着两个面包外加一瓶矿泉水一整天一整天地坐在冷清的档案馆里去翻那些堆了许多灰的原始档案吧。但遗憾的是，许多有意或无意地担负着给大众传播历史知识的写手、编导们，也不愿意穿越时空到历史的层面去调查走访，不愿意去花精力翻查那些尘封着的原始档案，他们创作的素材更多的也主要来自地滩“纪实”与前人所拍的影视作品，再加上自己的主观臆造，于是，一部新编历史剧便诞生了。当然，还有一个不可否认的，是编导与写手们对大众市场的评估，观众喜欢怎么看就怎么拍、读者喜欢怎么看就怎么写。于是这样产生出来的新作，便越来越歪，越来越背离真正的历史。

我也曾向一些编导演提出过一些人物身份语言等方面的失实和不妥之处，可人家更是理直气壮：您说的也许对，可我们得考虑多数观众的欣赏习惯，或者说的赤裸一点，我们得考虑票房呀。人家都这么说了，那我就更不好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了。

不能不承认的是，尽管这一类喜欢戏说和臆造的创作者在面对批评时总要说一句“我这只是一部艺术作品，没要求大众把它当正史”，尽管多数的大众也没能从显意识中认识到这样在随随便便的欣赏之中所产生的潜移默化的教育意义，但它实际所产生的影响与效果，却是相当严重的，这就不能不令人担忧了。

因为这个担忧，便常想这样一个问题，即如何才能用最简单最让人愿意接受的方式纠正这些被误读的历史，还原历史真相。想来想去，于是就有了下面的一些文字。也许很粗浅，也许都是一些非主题的旁枝末节，但绝对没有半点虚构；不敢奢望能讨人喜欢，不敢奢望能起到多大作用，只想尽一点责任，尽一点历史爱好者的良心。

老木匠

记不得是哪部电影了，好象是《开国大典》吧，片中杜聿明与傅作义在北京会面，傅称杜“光亭兄”，而杜也称傅“宜生兄”，此称对于二人来说甚是荒唐；另有一部记不起名字的电视剧中则有一镜头，是张治中与戴笠并肩而行，戴竟然对张称“文白兄”，简直就是胡说八道了。

国民政府时期，与当时社会习俗一样，同辈将领之间在社交和书信中往往称兄道弟，即在称呼对方时，在其字或号之后加“兄”字，以示尊重，而并不考虑双方的年龄大小。从一些国军将领的来往信件、日记和回忆录中，可以明显地看到这一点。如称何应钦“敬之兄”，称白崇禧“健生兄”等，但使用这种称呼有个条件，即对方一定得是自己的同辈或比自己辈份稍低一些的军人，对于辈份高于自己的军人或者直接的长官，就不能使用这种称呼了。这在半封建的旧中国和注重论资排辈的国军中，是丝毫也不能乱的。

称兄道弟的场合和适用的对象，从本义上讲并不难理解，之所以闹出上述的笑话，多半是我们的一些编导对国军军人的断代以及具体人物的出身背景等不够熟悉的缘故。

那么，国军军人该如何断代呢?

在国民政府时期，从纵向区分，国军将领大致可分为三代。第一代，是以清末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保定陆军速成学堂的军人为主，其代表人物有蒋方震、阎锡山、程潜、陈仪等。这一代军人，大都是辛亥革命各省武装起义的中坚，主要活跃于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北伐完成后，仍旧活跃于军事舞台者，已为数不多。第二代，是以出身保定军校的军人为主，其代表人物有顾祝同、张治中、陈诚、白崇禧、唐生智、薜岳、余汉谋、刘文辉、王天培、傅作义、杨爱源、刘多荃、秦德纯等，这一代军人，在国民政府时期各个派系中都有广泛的分布，将星最为众多，从二十年代开始一直到大陆解放，一直是中国军事舞台上的主角。第三代，便是以号称“天子门生”的黄埔学生为主了。其代表人物，有胡宗南、杜聿明、黄维、王耀武等。自北伐战争开始，逐渐形成一支庞大的军事政治集团，但其分布面则较窄，主要服务于中央军，在所谓的“杂牌军”如东北军、西北军、晋军中，则基本上未能渗入。

保定军校的前后八任校长中，有五任校长出身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校长以下的教育长、各兵科科长、教官等，也多数以士官生担任。而黄埔军校的教官、队长则绝大多数出身保定军校。就因为这层关系，使留日士官生、保定生、黄埔生形成了较明晰的三个断代。再加上那时还残留有“认门生”的习俗，故不管是不是在军校授过课，下一代在上一代面前，都以晚辈学生自称，上一代也有这个心理，只是多数不流露于表面。影片《开国大典》中，傅作义有一句台词：“林彪是我的晚辈……”，不管这句台词出自傅作义之口是否符合傅的为人（我本人感觉不符合傅的谦逊之风），它所道出的其实就是傅、林分别出身于保定、黄埔这么一层关系。到是在涿州守城时，傅称奉军将领于国翰为老师，却是有据可考的事实，而它所阐释的，也是于国翰出身于日本士官比傅作义高一个辈份的原由。

当然，除上述三所军校外，也还有大量其他军校的毕业生，不好一一断代，但也有着前后辈份的关系，就只能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

构成这种代差的将领之间的称谓，大抵有三种情况。一种是，没有直接的隶属与师生关系，或者虽有隶属关系，但职级相差不大时，资深者对资浅者称之以兄，以示谦虚，是十分正常，也是十分普遍的；但反过来，就不行了。比如北伐时期，有一次白崇禧夫人到南昌，而恰逢白衔蒋命去了前线，于是蒋介石在招待白夫人的同时给白发一电报，电文中有“使兄嫂不得相见，此中正之过也”的词句。以当时蒋白二人的出身资历和任职来说（蒋出身保定协和陆军速成学堂，白出身于保定军校），蒋称白及夫人为兄嫂是符合当时的社交习惯的，但反过来，如果白也称蒋为“介石兄”的话，就是大大的不尊了。还说北平傅作义与杜聿明会面时二人之间的互相称谓，以当时傅、杜二人的职务来说是差不多的，但前者出身于保定，后者出身于黄埔，二人又属于不同的军系，傅作义称杜聿明“光亭兄”，就合情合理，反过来如果杜聿明也称傅作义“宜生兄”，就是没大没小，有悖伦理了。实际的情况是，当年杜聿明在北平见傅时，对傅一直是用“宜公”的尊称的。

第二种情况，是双方属于同一派系集团，又有深远的上下级关系或者师生关系，便都不宜称兄道弟了。比如张治中与戴笠之间，就不适宜如此称呼。因为作为长者的张治中要是这么称，就显的掉价了；而作为晚辈的戴笠要是这么称，则是明显的犯上了。由于戴笠职业的关系，使的这位黄埔六期的小学弟在他死后的几十年里被大大地炒作了。实际上，戴的资历和地位在当时的国军将领中是很低的，而且，虽然其生性残虐，外表却十分的虚伪和谦恭，并不象有些文学作品中描写的象是个小流氓一般。抗战时有一次陈诚在第六战区司令长官任上与戴笠谈话，一个多小时里，陈或坐或踱，而戴则一直以立正姿势听训和答话，对陈则一口一个“老师”叫，而以“学生”自称。其实戴还长陈一岁，戴在黄埔做学生时，陈也早已不在校任教，就因为保定和黄埔的辈份关系，戴才称陈做老师的。张治中是保定三期生，其资历在陈之上，且戴在黄埔受训时，张正好是以黄埔军校教育长的身份主持校务，代行校长职权，二人的师生关系是再明确不过的了，可想而知，戴是吃了豹子胆也断断不敢在乃师面前称兄道弟的。那么，戴能不能称张“文公”呢？也不行，戴笠与张治中的关系截然不同于杜聿明与傅作义的关系，他只能称张的官职或者称老师。那部电影中的导演愣是安排戴对张治中称“文白兄”，真是何等的荒唐。

第三种情况，是双方同属于一个派系，又在一个单位，但后来者居上，黄埔生做了保定生的直接上级。构成这种关系的，在当时也不在少数，如胡宗南与裴昌会、王耀武与施中诚等，这种情况下，如果职级相差不大，多数便以同辈相待，可以互相的称兄道弟了。

与称兄道弟共同使用的，还有向对方称“弟”和称“公”两种，但远不如称兄使用的普遍。前者一般只有两种情况下使用。一种是对方资历明显低于自己，为示谦虚或借重时使用。如在忻口战役时，黄埔学生李仙洲负伤，蒋给李电报，“仙洲吾弟，，，，，，希安心养伤，并将每日伤情告吾，以免挂念不安”。蒋以校长之尊，称自己学生为“吾弟”，可见其用心良苦。

还有一种情况，则是换了贴子的把兄弟之间，年长的一方（哪怕只大一天）称对方时使用。张自忠留给冯治安的绝笔信中，就有“仰之吾弟”的称呼，盖由于二人是把兄弟的关系。徐州会战时，张自忠曾给樊松甫捎去白兰地若干瓶，并捎话：“哲山弟好饮……望他少喝”等句。对比张自忠、樊松甫二人的出身、资历，单凭张对樊以“哲山弟”的称呼，便可断定二人必定存在着结拜关系，用不着考证。

至于社交中称“公”的，只适宜对少数位高权倾、资深望重者。同一辈份的人可以使用，辈份稍低的且没有直接的隶属和师生关系的也可以使用。和称兄时不同的是，称“公”时，一般是选字中的一个加上“公”字来称，如称李宗仁“德公”，称李济深“任公”，称程潜“颂公”等。　

因这里主要讨论高级将领之间非正式场合的社交称呼，至于辈份相差太悬殊的，比如某个上将与某个校尉级军官，上面所说的便不适用了。对于正规场合该怎么称呼也不在此多说，也没什么说的。

上面所说的只是一般的情况，对某个具体的人来说，就不是绝对的了。而即使在同一种情况下，也会因双方之间关系的远近、善恶和个人性格、修养以及当时心态的不同，而有所不同。这就要求我们的编导们应该尽可能多地掌握民国军人的出身与社交关系，才不会闹出笑话。

老木匠

说起少帅，许多人会不约而同地想到张学良。的确，一直长演不衰的少帅戏中，不仅剧名用少帅直接命名，戏中“报告少帅”、“有请少帅”等台词也不绝于耳，就更让人感觉少帅就是张学良的专用代称了。

“少帅”二字，从字面本意上理解，似乎有“少年英俊”或“少年统帅”的 含义，这也许是今天人们之所以用其代称张学良并借指某些少年得志而掌权者的主要原因吧。

其实，这其中有两个错误，两个至为荒谬的错误。第一，少帅在当时不是张学良的专称。“少帅”，即不是一级军衔，也不是专门特指哪一个人的别称，而是一种泛称。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最高的军衔就是上将。只不过按照前清的惯例，人们仍然习惯称一些较大的军阀为“帅”。比如称吴佩孚“玉帅”（吴字子玉）、“吴大帅”、称张作霖“雨帅”（张字雨亭）、“张大帅”、称孙传芳、唐继尧等作“联帅”（孙曾任五省联军总司令，唐曾任西南联军总司令）等，这都是一种习惯性的尊称，在社交中可以公开使用。要是敌对方面的人员称之，则往往戏谑地将某人的特点（往往是不好的特点）加上帅联称，如称辫子军首领张勋“辫帅”、称胡子出身的张作霖“胡帅”等。总之吧，那个年代称这个帅那个帅的很多。因为手下人在公馆里往往称他们的主人作“大帅”，相应的对于这些“大帅”的亲属，便也往往戏谑地称作什么什么帅，比如什么“舅帅”--------军阀的小舅子、“姑帅”--------军阀的姑爷（即女婿）、“少帅”--------军阀的子侄等等。

在那个群雄割据混战的年代，被称作“帅”的军阀是此起彼落，大帅们三妻六妾，他们的儿子不会比他们的数量更少，少帅自然就比大帅更多，至少肯定不会仅仅指张学良一人。西北军阀马麒之子马步芳、皖系军阀卢永祥之子卢小嘉，旧桂系军阀陆荣廷之子陆裕光等，都是当年风流一时的“少帅”。

您可别误会，不要以为只有长大成人并带兵打仗了才能称作少帅。不是的，恰恰相反，称某公子为少帅，往往是称那些未成年孩童的，而一旦长大成人了，再称少帅就显的不恭了。

当然，出身军阀家庭，子承父业，并在中国近代历史舞台上充当了重要角色，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的，当首推张学良，而更主要的是近些年来一些文艺作品的炒作，于是给人一种误解，好象“少帅”就只是张学良的专用别称似的。

如果说“少帅”作为张学良的专门代称已经被现在的人所接受，作为第三人称，到也勉强说的过去的话，那么这第二个错误就是绝对不该有的了。

第二，少帅在当时不是一个美称，因而不可以当着张学良的面称。就象“小姐”一词在不同的时代有着截然不同的尊卑荣辱一样，“少帅”一词也同样的在不同历史时期被赋予了不同的感情内涵。“少帅”一称，在当时与称“姑帅”、“舅帅”、“胡帅”、“辩帅”一样，更多的带有贬意，而绝对不含丝毫敬仰与爱戴，往最好处说亦不过是逗小孩子玩时的戏称。

对于张学良来说，他的的确确是个“少帅”，而且是一个比较出名的“少帅”，而且在他已经长大成人接统奉军后，将其称作“少帅”的也大有人在，但称张学良作“少帅”的人们，其内心所想表达的感情却是有着很大的不同的。在一些与奉军敌对的阵营中，此称呼多带有蔑视的心理。在当年的京津一带，此称呼还带有憎恨的心理。因为当年吴佩孚直军在当地表现出良好的军纪，而奉军的军纪则极其败坏，人们对这位花花大少并没有半点好感，这和今天一些无知青年包括一些无知导演说到少帅时那种打心眼里流露出的羡慕与崇拜是截然不同的。帅府内部包括张学良自己知道不知道人们背后称他少帅时的感情表白呢，也知道。所以，当时的人们称呼“少帅”时，都是背地里私下谈论，而绝对不敢当面称呼。奉军内部有没有人如此称呼少帅呢，有，但绝对更只能是背后称呼。

但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在一些文艺作品中，剧中人不论是辈份高低、职务大小，也不管张此时是统军将领还是幼稚孩童，都毫不顾忌地称张“少帅”，甚至当面喊叫，似乎这一称呼充满着无限的敬仰与爱慕，这就是荒谬失实的了。

实际上，当年在奉军和大帅府里，彼此之间的称呼是很讲究的。一般来说，张的部属只能称他不同时期的官职，如“军团长”、“总司令”等。于凤至、赵四小姐则称他“小爷”。胡若愚、周大文等，虽是极好的慕友，公开场合也称官职，私下则称“汉爷”。张景惠、汤玉麟等少数几位父执，才能叫他“汉卿”。只有张作霖，才可以不分场合地叫他“小六子”。至于“少帅”一称，在大帅府里，就是背后，这样称呼的也不多，因为那些受到张家恩宠的人们在当时绝对不会想到“少帅”一称会在将近百年以后的今天变成如此的充满爱意。

张学良本人也是最讨厌人们称他“少帅”的。在他自己看来，“少帅”这种称呼，就跟古代的“衙内”一样，会令人们把他看成是依仗父亲权势横行霸道的孩儿辈，或者是阿斗一类的人物。而实际上，他所担心的一点没错。

曾经多年辅佐张作霖，后来被张学良诛杀于老虎厅的杨宇霆，在张作霖已死，张学良成为东北军政最可能的接班人之际，恃前代老臣资格，在与人谈及张学良时，仍用轻薄的口吻称其“少帅”，使张学良感觉受到侮辱，更加对杨不满。杨之被诛，固然不是一句“少帅”惹来的，但张学良对人们称他“少帅”的不满，对杨屡屡在背后称自己“少帅”的羞愤，却是事实。由此可见，作为张作霖时代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杨宇霆，称呼一句“少帅”都会招来杀身之祸，其他人特别是张的部属下人们怎么可能敢于当着张的面称呼“少帅”呢？其实，许多当年追随张学良的将领，出于对他的尊敬，即使在多年之后，在与人谈及张学良时，在写回忆文章时，对“少帅”一称，也很是忌讳，一般是不会使用的（但近年有人开始这么用了，不知是这些人也在追风呢，还是捉刀者擅自的下笔所至）。只是近些年，一些无知的文人和编导们出于羡慕与崇拜或者其它不为人知的心态，才以夸张的标题和做作的声势，而“少帅”“少帅”地嗲叫个不停。

showcraft

早年张学良也的确太嫩，被人卖了还在数钱那种，后期坎坷多了，特别是晚年，也就看开很多了。
吴佩孚那是很不错的军阀啊，看李洁的《文武北洋》，对袁世凯，段祺瑞，尤其是吴佩孚，还是颇有好感。

流星雨

设身处地地来说，这种明显的语言错位问题还真不好处理，还原吧，明显和今天的语义发生了背离，那得引起多少观众的误会哪？不还原吧，又如楼帖所说，明显和史实背离。这可能还是一种“翻译”上的难题哈？呵呵。

李大兴

从称呼的以讹传讹，可以知微见著，由此而说到史实的以讹传讹。至于随意编造史实，则是需要另一种分析了。

老木匠

影视中这方面的错误最多也最显而易见。比如近年公映的影片《太行山上》，就有国军官兵手持司登式冲锋枪射击的场面，让人晕呕不已。当然还有更离谱的，前几年的也是主旋律的影视作品如《长征》、《大决战》、《新四军》中，红军使用司登式、新四军和解放战争中的解放军用现役五六式的镜头甚至是特写镜头也履履出现，真让人不知说什么是好。如此严肃的作品出现如此荒唐硬伤，怎能不为中国的影视悲叹。司登式冲锋枪是英国在二战中后期生产的，进入我国是在四六以后的事了。我真不知道导演们是怎么把它用在了三十年代的中国军人的手中的，实在荒谬至极。

你可不要以为这是编导们的幽默，就象某个小品中刘备用摩托罗拉一样，是为了博得观众开心一笑，不是的，人家可是正剧。不过，你在感到浑身发冷的同时，也必然会感到它的让你绝对笑不出来的另一种幽默的。

中国使用和制造冲锋枪并不比冲锋枪的故乡西方列强晚多少。在二三十年代，中国还是全世界范围内使用冲锋枪最多、创造的战例最为辉煌的国家，但那不是司登式，也不是M3，而是第一代冲锋枪的汤姆森和伯格曼。

最早购进冲锋枪的应该是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是于1922年购自美国檀香山的汤姆森M1921式，共三十支，带一百发弹鼓和二十发弹匣那种。全部装备其卫士大队。陈炯明叛变时，卫士大队奋起自卫，该枪曾发挥了巨大的威力，给叛军以很大杀伤。有一部短片，孙中山开完国民党一大步出会场，孙身边几名卫士肩扛的便是此枪。大约在1923年，广东石井兵工厂最先仿制该枪成功，但由于其制造工艺复杂和成本过高的原因，产品并不多。后刘湘川军亦仿制，到其兵工厂交由中央的1938年止，共出品达4700支之多。其嫡系部队曾大量装备，如土城之役时的郭勋祺旅中，每个步兵连均有三个冲锋枪班，火力密集程度可想而知。

最大量生产汤姆森的当属晋绥军阎锡山，从1926年开始设立专门的冲锋枪厂进行生产，至中原大战时，其最高月产量曾高达900支。阎锡山对于冲锋枪的贡献极大，他是全世界第一个将冲锋枪普及到全军每个步兵班的。早在阎军参加北伐时，晋绥军每个步兵班便已普遍装备冲锋枪一至二支，这一点比制造和使用冲锋枪一直领先的西方军队提前了差不多二十年。 他还是全中国第一个将冲锋枪称之为冲锋枪的。一直到抗战时期的1941年，由国民政府兵工署规范的兵器名称中仍然没有冲锋枪一词，而将此种兵器称作手提机枪，冲锋枪一称是在抗战后期才开始的，而阎锡山早在1926年便已使用这一名称了。

毕竟汤姆森对工艺的要求太高，制造不易，相对来说，伯格曼则结构简单，更适合简陋设备条件下的粗工生产，所以，除了山西、四川曾大量生产汤姆森外,各兵工厂和修械所生产的冲锋枪，主要的都是被俗称为花机关的伯格曼。在这方面，北洋军阀比西南军阀更早地开发和生产。由其把持的奉天，天津、巩县、汉阳，金陵，上海等各大兵工厂都曾大量生产此枪。北军中的伯格曼迅速普及，特别是高级将领的卫队，更是如此。南方军阀生产此枪比北军稍晚，但也很快普及，就连名列末位的四川小军阀罗泽洲师的修械所，就连比罗泽洲还小的福建小军阀郭凤鸣旅的修械所，就连倍尝艰苦穷困的红军根据地的修械所都可以生产此枪，可见伯格曼在当年普及的程度。

将冲锋枪成营成团的装备，绝对不是二战时期的苏军首创，中国要比他们早的多。比如张宗昌的卫队旅，比如冯玉祥的手枪旅，都是整营整团甚至整旅的装备，就连川军小军阀罗泽洲部队，也是师有手提机枪团，旅有手提机枪营，团有手提机枪连。实际上，除晋绥军是将冲锋枪每班一至二支平衡配备外，那时多数军队都是将冲锋枪集中使用，手提机枪连、营极其普遍。

在红军中，也有大量使用柏格曼的战例。朱德在井冈山时期，有一个卫士班，也是每人一支伯格曼。每到敌兵追近，朱便亲自指挥该班狙击追敌。著名的抢渡大渡河十七勇士，便是每人一支盒子炮，一支花机关，一把大刀的超级配备。在国军的剿匪战报中，也每每有“匪军装备虽劣，但往往集中驳壳、手提机枪猛扑一点，致频频得逞”的字眼，可见那时的伯格曼，当之无愧的该属于明星级的兵器。

如果反映北伐和十年内战内容的影视片中出现冲锋枪，刘湘部队和阎锡山部队，就应该是仿汤姆森，其它别的部队则全部是伯格曼，不可能有其它别的枪型大量出现，出现了就是错误的。

二三十年代之所以大量生产冲锋枪，主要是为了填补轻机枪火力的空白，是意图使之完成突击步枪或轻机枪的职能，川造汤姆森的枪管比原枪长出许多，就体现了这种用意。全面抗战爆发后，各路军阀的兵工厂全部划归国府统一生产，轻机枪的生产规模迅速提高，基本可以满足前线消耗，加之这时国人也还并没有认识到冲锋枪应有的战术价值，冲锋枪的生产便停止了。整个抗战时期，除八路军曾少量生产外，大后方的国府兵工厂并未生产过一支冲锋枪。在美援来到中国之前的抗战中，冲锋枪的使用远远不如二三十年代，当然也有，但很少。
随着美援的到来，美制冲锋枪成批进入中国，其型号有汤姆森M1928和M1A1，并有少量M3。全面内战爆发后，又有加拿大制英式司登冲锋枪大量进入中国，此一时期的冲锋枪便主要是以上几种。在东北解放战争初期，也有少量苏制PPSH41冲锋枪使用。柏格曼因为早已停产，而冲锋枪的寿命又极短，在内战中估计不会再有堪用的了。

对于有万国武器博览馆之称的中国军队来说，特别是对于靠搜集缴获来补充武器的zhonggong军队来说，在他们手中出现什么枪都是不奇怪的，但三十年代的人用四十年代甚至八十年代的枪则真真是“拿起狗来打砖头”的天大怪事了。

老木匠

武装带我也不知道如何定义，但今天并不难见到，只要走在大街上，你看所有各单位大门口站岗的保安，他们多数系的就是武装带。

武装带为军官专用，因旧时军官佩军刀于腰带左侧，为防较重的军刀将腰带坠斜影响军容，故置一肩带右肩左斜地吊住腰带，这加了肩带的腰带就是武装带。后来军常服很少再佩军刀，但武装带却并没有跟着军刀一起从军官的身上解下，因军人扎武装带比扎腰带更显英武，因而得以保留。

有些人将今天我军用的外腰带称作武装带，是错误的。武装带与外腰带的主要区别，是前者有肩带而后者没有肩带。还有，腰带有宽有窄，而武装带中的腰带部分全是宽的，如果是扣眼式的，则全部都是双排扣的。国民政府时期的武装带又俗称斜皮带。在当时如果说：这小子有出息，扎上斜皮带了。就意味这个人由士兵提拔为军官了，因为一般只有军官才能有资格扎武装带，而士兵通常只能扎腰带。

中国军人扎武装带始自一九二二年奉军的整军经武。奉军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战败后，开始实行一系列军事改革，不仅其军事思想，组织编制，军需制度等有别于北洋旧制，就连军服军饰也是另搞一套，其中就有武装带的采用，开创了中国军人系武装带的先河。而关内的北洋直系皖系及西南军阀的川滇粤桂等军系从始至终都采用的北洋旧制，北洋军服又是从日军移植而来，军刀直接挂于内腰带上，故没有武装带的配置。至于电视剧中比如中央台正在热播的《啼笑因缘》中北洋军人系的武装带，还有前几年看到的一部反映李烈钧讨袁的电视剧中反袁军系的武装带，都只能归功于导演们想当然的臆造。

黄埔建军时，由王伯龄主持的军服设计，也采用武装带作为师生军常服的一个组成部分，并成为大革命时期很是风光的一个亮点。后来军服虽有改动，但武装带仍旧保留下来，直到抗战胜利后，武装带才在中国军人的腰上解脱下来。

武装带源自西方军队，上个世纪前半叶比较流行，二战结束后基本废止。今天，除朝鲜等极少数国家的军队和中国极多数单位的保安仍旧使用外，军队中已经很少见。

但我们擅长戏说的导演们似乎却并不甘心，不管历史上中国军人的武装带是什么时候开始扎的，什么时候开始不扎的，而只凭着好看，就将其无限地前后延长。从辛亥起义的民军到四九年仍旧与新中国对抗的国军残军，都硬性地给他们扎上一条，反正扎了比不扎好看，管他历史真实不真实呢。不仅如此，许多影视中还给压根就没扎过武装带的侵华日军也扎上一条，似乎不这样就显不出小日本的威风和俊美。于是便有了如《啼笑姻缘》中那样的佩着北洋军的肩章，扎着国军时期的武装带的怪物；于是才有了象《亮剑》中楚云飞那样的戴着不知哪一国的军帽，穿着似乎是美军式样的开领军常服，佩着国军抗战胜利以后才有的帽薇和领章，扎着国军抗战胜利以前使用的武装带的怪物；于是才有了象《东宁特遗队》、《亮剑》中那样的不知穿的是哪一国军装的日本鬼子。

老木匠

国军军官在解放战争时期，已经取消了武装带，军官常服采中西结合式，是在中山装的基础上，肩部加有肩袢，腰部加有一条类似风衣那样的布制束腰带，有点象猎装，但上衣领口系风纪扣封口而并不开领，领花在领口处，军衔标志在肩袢上。尽管加了西方风格的肩袢，更多的还是中式风格。这么说吧，解放战争时期国军的军官常服，一个最大的特点第一是取消了武装带，第二是军常服上衣并不开领，而且压根就没有过开领。

抗战后期，接受美援后，曾有美械装备的国军，但那只是武器，并不包括军装。不错，在远征军，驻印军等少数部队中，曾有过美式夹克，美式皮鞋和英式钢盔少量的供给中国军队，但从没有过西式开领的军常服供给中国军官。老电影《战上海》中国军军长邵壮所穿的美式军用夹克，即为抗战后期美援军服之一，在国军中确有此种情况，但数量极少，而且那只是夹克。当然也可能会有以下两种特殊情况：即在华的美军顾问将自身军装作为礼物赠给要好的中国军官，或者个别留学英美军校的学员由国外穿回。但不管哪种情况，都绝对是风毛麟角，一千人中也难有一个，而且即使这样，拥有这种西式军服的人也只能在一些非正式的场合偶尔穿一下罢罢酷，而绝对不敢在正式场合公然穿着。在三年解放战争时期，国军军官从上将到少尉，不敢说百分百，但至少百分之九十九以上一直穿的就是国军中式军服，那种严格系着风纪扣而从不开领的中式军服。

但电影中电视剧中却又是一番景象了。大概是从文革后期的一部由王心刚主演的电影《侦察兵》开始，银幕上的国军军官穿上了开领的象是二战时的美式军服又象是现在我军正在穿着的夏常服那样的军装。七十年代末又有一部电影《保密局的枪声》紧随其后，那里面的国军也全部是这种装束。不过这时好在还没扎武装带，给解放战争时期的国军扎武装带是大约九十年代后期导演们的再创造。再之后便以讹传讹一窝蜂似的在电影电视剧中普及开来，这原本不伦不类的军装于是被许多人误认为就是那一时期国军的标准军装了，实际上这都哪跟哪呀？

你仍旧不要以为这是编导们故意的搞笑，不是的，人家仍旧是正儿八经地教育电视机前的观众并使他们同样正儿八经地相信，那时的军装就是这个样子。

我不得不承认，他们的确达到了这样的效果，至少对于电视机前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观众来说是这样。

从电影电视剧中学习历史，已经成为许多人包括许多导演最便捷的功课，而它所造成的危害也正由此通道一代一代地传下去。因为我们的驻地正处在一个历史事件的发生地的关系，与此有关的电影电视剧便屡拍不止，官兵们便经常地被派去充当群众演员过一把戏瘾。我就有机会曾向一些导演指出过服装道具的失实，可人家很是礼貌很是坚定地说：“您搞错了，您看某某电影某某电视剧中的国民党军官，不都是这么穿的吗”。到把我驳的无言以对。

真盼望着有一天中国也能出现象《拯救大兵瑞恩》、《兄弟连》那样的作品，也真的希望那些无知的导演虚心地听一听别人的意见，踏踏实实地补一补自己的军事历史修养。

老木匠

反映解放战争时期的电影中，将75口径的山炮称作小山炮的，我是只看到《集结号》中有这种现象。那里面曾不止一次地通过团长与连长之口不屑一顾地将缴获的日四一式75毫米的山炮称作小山炮，这牛逼就大了。

为什么这么说？第一，是当时没有将75毫米口径的山炮称作小山炮的；第二，是当时作为一个团长和连长，是没有权力处理缴获的这个大家伙也没有理由对其不屑一顾的。

再怎么去翻国共两军的原始档案，再怎么去读双方将士的回忆文章，都绝对看不到将75山炮称作小山炮的记载，到是称其作大炮的比比皆是。

大与小，快与慢，都是相对的，都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换着不同的定义的。兵器的口径与射速也是如此。比如说早年的79口径套筒步枪（也就是后来人们说起的老套筒），就是典型的小口径连发快枪，这是相对于更早时的11毫米以上的口径和每次仅装弹一发的步枪而言的。你要是拍那个年代的电影，要是从清末新军口中说出79口径太大说它射速太慢的话，那就是胡说八道了。

从民初一直到解放战争结束，人们一般将除了迫击炮以外的57毫米以上的火炮称作大炮，而将45毫米以下的步兵炮、高射炮以及60毫米以下的迫击炮称作小炮或小钢炮，大于75毫米的，往往就称作重炮了。在整个民国时期，小炮的品种在当时是很多的，而且一直是在不断进步的，但大炮的种类却极单调，就只有75毫米这一种，而且是在不断退步的。至于重炮，其数量极少，远远无法与75口径的山炮、野炮相比。

和枪的口径大小是相对的一样，炮的口径大小轻重也是相对的，也是随着时代的进步而变化的。在清末刚刚从国外引进火炮时，因为主要是57毫米和75毫米两种口径，所以当时有将75毫米火炮称作重炮的。但到了民国初年，大于75口径的火炮又进入到中国，75口径的山炮和野炮，才将重炮一称让位给了更大口径的火炮，但一直到大陆解放为止，重炮在中国的战场上都占极其少数，75口径的山炮和野炮也就仍然是国共两军的绝对主力大炮。

为什么呢？这要从民国时期暨解放战争中火炮生产装备的情况来说了。

和小炮的生产与列装正相反的是，自从1912年民国肇始，到1949年河山变色，中国军队的大炮（即75 口径为主力的山炮和野炮）的生产与列装是一代不如一代一直走下破路的。

先从生产上说，洋务运动后，中国的兵工生产有了一个突飞猛进的进步，到民国建成后的北洋军阀统治初期，中国的兵工生产达到了民国史上一个空前绝后的颠峰状态。这一时期，能够生产大炮的，有上海、汉阳、沈阳、太原等数家，特别是沈阳与太原两家，大炮的生产相当多。到了北伐完成后，由于连年的战乱，上海、汉阳等厂的大炮生产已经停止，无力再恢复生产。沈阳与太原两家，仍然保持了几年的强势，但随着日本的入侵，先是全国也是全亚洲最大的兵工厂沈阳兵工厂落入敌手，之后不久，太原厂也沦陷。这时全国能够生产大炮的，就只剩下广东石井与湖南株州两厂，但该两厂与沈阳和太原比起来，却连其五十分之一的能力也不具备。到了全面抗战暴发后，这两个厂也停止了生产，从此一直到大陆解放，中国再没有哪一家还能够有能力生产大炮。

再从军队列装的情况看，大炮的装备情况也同样是一直不断地走下坡路的，特别是队属炮兵，就更是如此。民初北洋陆军时代，每师编制有一个炮兵团，每团野炮一个营，山炮两个营，每营六门制炮连三个，全师共有75口径野炮18门，同口径山炮36门，共计全师大炮54门。

有的人可能认为这只是编制表上的数字，不，这不是仅仅停留在编制表上的数字，而是基本满员的实力数。在当时袁世凯统治时期，北洋陆军的编制绝对是齐装满员的，极少出现过后来兵员吃空额和炮兵团缺炮骑兵团没马的情况。北洋陆军时代，是中国近代陆军建设唯一一个和列强相比不逊色的时代，之后就开始落后无法与人相比了，直到今天。因本人有专门文章论述此一情况，这里不再聱述。

北伐完成后，因为此时军队数量膨胀而大炮的生产基本停止，国军的大炮装备就很差了。到军队编遣时，多数中央军每师能有一两个连大炮就算很不错了，而此时的炮兵连，也已不再是北洋时期的六门制，多数能维持四门制，有的只是每连两门而已。到是杂牌军中，尚有部分师继续维持了师属炮兵团的编制，比如湘军何健师、五省联军改编的王金钰师、西北军的韩复榘师、石友三师、孙良诚师、直鲁联军改编的刘珍年师、徐源泉师等，均有师属炮兵团的编制，但此时的炮兵团已经不再是编制75山野炮54门，而多数已减少至36门了。东北军和晋绥军的大炮装备是最多的，但两军均没有将炮兵团编到师，而是平时集中管理，战时配属各师作战，但就总数来说，东北军与晋绥军的炮兵是最强大的。

到了抗战时期，由于全国再没有哪一家能够生产大炮，而全靠进口，故此时队属炮兵的装备也下降到了几乎最低点，许多正规军的陆军师一门大炮也没有，战时能够得到的加强平均也少于一个连的水平，许多中央军的王牌军，才有一个12门制的75毫米山炮营，就算是特别牛逼的了。长沙保卫战时，曾在北伐时以铁军著名的第四军，全军总计仅有一个军属炮兵营，共有75毫米山炮12门，所属各师一门大炮也没有。因为任务的需要，第九战区配属给该军一部分炮兵，计有105毫米榴弹炮一个营共6门，76.2毫米野炮一个营计11门，75毫米山炮一个营计12门，37毫米战车防御炮一个连计4门，加上该军那12门75山炮，总计不过45门火炮。在今天，象上述这种口径的火炮，而且只有45门，即使是配属给一个主攻的步兵连，连长大概都会一肚子不满，但在当时，一个担任主要防御任务的著名的第四军一个军，能有这样的火炮配备，在九战区炮兵参谋长陈宏樟眼中，却被描绘成“炮兵……火力相当强大”，从这位当年的炮兵行家的口气中，我们应该能够知道当时炮兵的情况了吧。

到了解放战争时期，由于有了美国的外援支持，重炮方面有所加强，美制105毫米的榴弹炮已经装备到少数几个王牌军（整编师），但直到这个时候，即使是五大主力这样的部队，每个师（整编旅）的大炮，也最多没能超出12门，而且也全是清一色的75山炮，就是谷子地不屑一顾地说出的那种小山炮。象李弥第八军这样算是很有名气的嫡系中央军，一个军总共仅一个8门制的105榴弹炮营，所属各师的75毫米山炮营，也都是8门制；东北战场也小有名气的新七军，全军不过一个105毫米榴弹炮连，还是上级配属的而不是编制内的，所属三个师中，只有新三十八师有一个12门制的75毫米山炮营，其他两个师一门大炮也没有。至于中央嫡系以外的杂牌军队，就更不用说了，比如淮海战役中，象四十四军这样的部队，全军只有11门半个世纪以前出厂的旧式沪厂造仿克式75山炮，下属的师一门也没有。

至于zhonggong军队的情况，以前的不说了，就说装备改善以后的解放战争时期吧，以装备最强大的东北野战军中装备最好的一纵（也就是后来的三十八军）为例，到了大决战时，全纵也就是仅有75山炮30门，75野炮13门，105榴弹炮9门，所属各师一门也没有，全由纵队掌握，战时根据需要向下配属。

这是东野的情况，全军最牛最牛的了。其他的部队，谁敢和东野比呀。当时陈谢集团奋战豫西时，其九纵全纵队仅有山西造75毫米山炮3门，最强的四纵，也不过全纵8门75山炮而已。西北野战军在沙家店战役时，其王牌一纵（也就是后来的一军）全纵队连一门75毫米的山炮也没有，威力最大的重武器也就是13门不同口径的迫击炮而已。

《集结号》反映的中原部队，其装备情况远不如华东，更不如东北，但要比西北强，估计和陈谢集团差不多。即使他们真能象东野那样的牛逼，哪个连长敢那么大市，对一门四一式75山炮如此的不屑一顾，又有哪个团长敢对于一门新缴获的75山炮那么随便地调配。别说作为一个中原部队的连长团长就敢对四一式山炮那么地不屑一顾，即使他就是华东的或是东北的，即使他是个旅长师长，缴获一门基本完好的四一式山炮，也够他乐几天的了。

诚然，就象我们早已不再将8毫米甚至10毫米口径的步枪称作小口径步枪一样，也没有谁再将75毫米口径的火炮称作大炮了，但今天的标准不能代表昨天的标准，不然社会就不再是前进的了；同样的道理，就象今天我们可以对二十吋彩色电视机不屑一顾，但三十年前的我们却无论如何在谈起二十吋彩电时没办法不羡慕一样，今天哪个步兵团要是再缴获一门75口径的山炮也同样不会有谁再把它当作宝贝了（122毫米榴弹炮营早就列编到我军步兵团了），但今天的眼光不能代表昨天的眼光，不然我们就没办法区分历史与现实了。

老木匠

先说说什么是飞雷筒。

飞雷筒是解放战争时期我军土法研制的一种工兵兵器，又名抛射筒。一般口径300—500毫米，中原我军各纵队都有，但标准不同，口径各一。该筒以发射炸药包为主，炸药包重一般十余公斤，大的有二十余公斤的，射程达二三百米，爆炸威力远比一般炮弹大许多，主要用于打击敌堡垒，也可杀伤敌步兵，因主要靠爆炸产生的冲击波把人震死，故许多被其杀伤的敌军士兵从表面看并无外伤，因而在当时有“土原子弹”、“没良心炮”的叫法。

飞雷筒在影视中出现的不多，《大决战》之《淮海战役》中有，最近上映的新片《集结号》中更有多个镜头，给人留下很深印象，但可惜的是，后者在电影中那样的使用，却是一处硬伤，因为它根本不可能用于一个单独打阻击的步兵连中。

首先，飞雷筒在当时，属于技术兵器，但又是土造技术兵器，安全系数不高，很难驾驭，弄不好会炸了自己，所以它是工兵专业分队才能操纵的家伙。在当时的工兵连中，每连也就那么四到六具，多的也不过八九具，而且这个工兵连还不能干别的，就得专门伺侯这几个大家伙。象影片中那样在一个主要任务用于打阻击的步兵连中配备那么多具，绝对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不是那么轻易就可以由一个步兵连玩得转的，何况这个连还只有四十几个人，就是玩得转，光伺侯它，也就什么都不用干了。

其次，飞雷筒主要集中用于攻坚，少有用于防御作战的。当然少有不是没有，也有用于防御的例子，但那是大规模防御作战，一般是旅或纵队一级的防御作战，由旅长或纵队司令直接掌握，由工兵单位操纵，作为旅或纵队防御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绝对不可能加强到独立打阻击的步兵连由连长指挥的。退一万步说，即使加强到某一主要防御方向的步兵单位，那也得是整个的工兵连加强过去，不可能只把那几个大家伙交给步兵连就行了。而实际上，即使工兵连肯这么做，也不会有哪个步兵连长敢接，因为他们伺侯不了那玩艺

第三，飞雷筒在发射时，要在下部安置大型座板或将筒身大部埋在土里，才能吸收那强大的后坐力，并保证射击的安全和准确。你想呀，能够把十公斤二十公斤甚至更重的炸药包送到几百米远，那后坐力得有多大，岂能随随便便斜着放在地上就可以发射的。影片中那个放置法，有点糊弄小孩子的感觉了。

相比起来，这最后一点容易原谅，因为影片中表现的基本不是特写，一晃就过去了，不认真看是看不出来的，但前两点却是致命的。

老木匠

（八）驳壳枪该怎么携行

电视剧《井冈山》中，有大量贺子珍背驳壳枪的戏。片中的贺子珍左肩右斜地挎着一支驳壳枪，一条皮腰带，紧紧地扎住那好看的小蛮腰，也紧紧地将枪的背带前后全部扎在其中，那枪背带调整的很短，被牢牢捆扎住的驳壳枪的枪盒几乎挨到了腰带上，人看上去很干练。还有最近让许多人爱的流口水的《狼毒花》，那片中的主人公（叫什么我忘记了）也是一样，那把盒子炮竟然被九龙带（驳壳枪子弹带）给完全地箍在了里面。男女演员的身材都不错，配以这样的捆扎法，甚是好看。可我不明白的是，这枪到底是用来打仗的呢？还是作为一件饰品供他们臭美的呢？要是为了臭美，那我就不敢多管闲事了；可要是为了打仗的话，我可就为他们捏了一大把汗了，因为他们这样的捆法，要是遇到紧急情况，可怎么能够迅速地把枪抽出来呢？

我们在一些旧的文献照片和一些文革前老电影中，看到人们背驳壳枪时，都是将枪背带置于腰带也包括身上的所有带子之外的，都是将枪的背带放的很长从而使那长长的木盒子吊到屁股下面的，同时，更多的人都是采用右肩左斜的方式背挎的。为什么呢？这是有道理的。

其一，作为随时准备抽出来应付突然情况的手枪来说，它背在身上，不能被任何的其他的带子所束缚，而只能置于其他带子的外面。这是一条铁律，任何国家任何时期的军队都必须遵守的铁律，谁不遵守，谁就是找死呐。

其二，驳壳枪枪身特别长，一般都在300毫米以上，所以，枪背带的长度应调整到当右臂伸直或略弯曲时刚好方便地握住枪把，这样才能在遇到紧急情况时，右臂略弯把那长达300多毫米的毛瑟手枪从盒套中抽出来。二战时德军一般将手枪置于腰带左前侧，美国人习惯将左轮斜挎到屁股上或固定在右大退部而且一般都放置的偏下，也都是为了右臂伸直时方便地握住枪把抽枪的。

再来看《狼毒花》和《井冈山》中男女演员的背枪法，要想抽枪，势必得将右臂使劲地弯曲才能握住枪把，而要再将那300多毫米的枪身完全地抽出盒套，右臂就还得再使劲地弯曲。可人的胳膊就那么个构造，不是主观上的努力就可以无限弯曲的呀，尤其象剧中贺子珍那样娇小的女人，腰带又系的那么靠上，她要想握住紧挨着腰带的枪把，右臂就已经得弯到差不多极限了，她要怎么弯曲大臂才能将那300多毫米的驳壳枪从木盒子里抽出来呢，而且那枪背带又让皮带给紧紧地束缚住纹丝动不了。我真是为她担心，这要是遇到白狗子，人家哪怕就是远在一百米以外冲过来活捉了她，她的枪也未必能抽的出来。

实际训练与作战中，驳壳枪抽枪的要领大致是这样的，如果是右肩左斜的背法，是用左手握住枪盒下部，将枪体送至身体的左前侧，右手握住枪把，同时用拇指按压盒盖卡扭开启盒盖，双手合力将枪抽出；如果是左肩右斜的背法，则先用右手抓握枪把及枪盒上部，将其送到身体前侧或左前侧，左手接住，下面的步骤与右肩左斜的背法相同。当然，因为驳壳枪的木制枪套较重，向下的垂力较大，单手操作也并不困难，但要是皮制枪套，单手操作就明显困难了。

显然，上述两部片的导演和演员，对他们使用的重要道具是一丁丁点也不熟悉也不练习一下，因为只要他们练习一下抽枪的动作，哪怕就练那么一回，就知道这样的携枪法要想抽出枪来有多么的困难了，遗憾的是……人家没那个空。

猪头猪智慧

牛人，适合当历史军事顾问。

老木匠

（十）中正式不是抗战时的主力步枪

前几年，有人写过一篇文章，是讲常德之战中国军队的轻兵器强于日军的，后来此文曾在网上转载，再后来又有人依样画葫芦地论证说整个抗战时期中国军队的轻武器强过侵华日军，于是这一论点被许多人接受并转载。

前后文章之所以说抗日军队的轻武器强过侵华日军，其中一个根据，是说中国军队装备的中正式强过日军的三八式。这有点让人哭笑不得。先不说中正式是不是真的就强过三八式，即便真的就强过三八式，常德之战中的抗日军队装备的步枪是不是都是中正式呢？我看不全是。那整个抗战时期的中国军队装备的是不是主要是中正式呢，更绝对不是的。

中正式是1935年由巩县兵工厂依照德二四式步枪仿制成功的（此说有争议），被列为国军制式步枪。许多网友可能认为既然是国军制式步枪，那当然肯定就是抗战的主力步枪了。

实际不是这样的。虽然中正式是国军的制式步枪，但作为使用量特别大的步枪来说，由于受国防经济等客观因素的制约太甚，其转产与换装来的十分的缓慢（目前解放军现役步枪五六式、八一式、九五式三代同堂的现象，也说明了同样的问题），因而在整个抗战时期，中正式的装备仍然只占少数。

1937年9月开始，全国各路诸侯的兵工厂全部陆续内迁到以重庆为中心的西南大后方，以前各自独立的兵工厂此时全部划归国有统一计划统一整编，使每一兵工厂都不分地域与派系地集全国某一方面的精英专门生产某一种或某几种产品，达成了人才、原材料与设备的合理互补与优势联合，使中国轻兵器的生产迈上了一个新的高度。其中步枪的生产专由第一厂、第二十一厂和第四十一厂等三个厂承担。

从现在能够搜集到的数据来看，第二十一兵工厂自1939年至1943年12月为止（1938年以前的生产数字没找到），6年间共生产汉阳造206814支，中正式的生产纪录为零。这就说明直到1943年底为止，作为全国第一大步枪生产厂的二十一厂，仍然没有转产中正式，而全部的产品，仍然是诞生于半个世纪前的老枪汉阳造。

当然，这三个厂的历史有所不同，故而生产的重点可能会各有侧重。二十一厂总体上是金陵厂的底子，但该厂的枪厂却是汉阳厂的枪厂归并的，汉阳厂以汉阳造而闻名，故而生产汉阳造也许多些。一厂虽然是汉阳厂的老底子，但一厂的枪厂却又是接收的原来巩县兵工厂的枪厂，所以也许一厂步枪生产的重点是中正式。遗憾的是至今没能找到一厂和四十一厂的生产数字，不过有一份1945年三个厂的生产能力统计，却很可以说明些问题。这份统计表上，写明一厂月产量5400支（也有2000支与4000支之说），二十一厂月产量8000支，四十一厂月产量1000支。这也就是说，后两厂生产能力加起来，还不如与二十一厂一个厂的产量。而且一厂在搬迁来渝的过程中，先后两次遭受日军飞机的毁灭性轰炸，损失惨重，历经辗转抵达重庆后，因元气大伤，所以一直迟至1940年底才恢复生产，而以成功研制中正式而闻名的枪厂的复工，则更是推迟到1942年7月，与顺利搬迁基本没受损失而于1937年底复工的二十一厂相比，其总产量的差距就不言而喻了。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即使一厂的枪厂从1942年7月复工后所产全部为中正式，那么依照它的能力，它所出品的中正式的数量也远远无法与二十一厂出产的汉阳造相比。四十一厂原为粤军陈济棠的兵工厂，广东割据时期，以生产元年式、二一式为主，迁渝后所产到底是汉阳造还是中正式不清楚，但该厂出品能力更远低于二十一厂，不管它生产什么，都说明不了太大的问题。

除此三厂外，还有位于东南敌后的五个小厂，也可以生产步枪，但这五个小厂的生产能力，就更微不足道了。

整个抗战时期，生产步枪的兵工厂，就这么几个。而从以上几家兵工厂的出产情况来看，则汉阳造直到1943年底以前，仍然占全国步枪产量的绝大多数。

那么在抗战的绝大多数时间段，我军战士手中主要是什么步枪呢？

抗战前中国的步枪生产，与全国兵工厂集中重组后的情况截然不同。在那时，除了中央政府所辖的兵工厂，还有象东北军、晋绥军、桂军、粤军、川军等地方军阀的兵工厂，还有数不清的象河南别廷芳、四川罗泽洲、湘西陈渠珍、闽南高为国、义勇军冯占海、匪军孙殿英那样的小型的和袖珍型的兵工厂，也都自己仿制步枪。仿制的型号也是什么都有，但除山西外，多数是以毛瑟98为基型的各种型号的仿制品或各种仿制品的仿制品。这之中，也包括汉阳厂的汉阳造和巩县厂的中正式。除主要靠仿制，各路军阀也包括中央军还通过各种合法的和走私的渠道购买洋枪，但其数量则少于自造。抗战的健儿们，绝大多数就是拿着这些在内战中打的老掉了牙的万国造加土造的杂式步枪参战的，而这其中，国产的汉阳造占据了最大的比重。

那中正式所占比重有多大呢？中正式的改良任务是由二十一厂于1943年10月完成的，大量生产则是从1944年初开始的。有数字表明，从1944年到1945年抗战胜利结束时止，以生产汉阳造著名的二十一厂制枪厂，这一年只生产汉阳造350支，便结束了它半个世纪的风云际会，停工下马，开始全面转产中正式，其他两厂也开足马力生产该枪，从三个厂的生产能力上看，其总产量应是不小的，但考虑到生产与装备的时间差，估计到抗战接近尾声时，抗日军队手中的步枪，中正式仍然不占多数，只是以很快的速度逐渐在增多罢了。

综上所述，如果说常德之战或某一次局部战斗是中正PK三八，也许没错，但要说整个抗战时期主要是中正PK三八，那就大错特错了。实际情况是，在整个抗战时期，中正式只占我军装备步枪的很小一部分。

老木匠

(十一) “东北军”、“晋绥军”等岂能用于正式文牍

前些年有部很火的电视剧《远东阴谋》，剧中有一场景，是一处军队驻地，驻地门前树了一块牌子，上面赫然书着“东北军XX师司令部”，当时看了很是吃惊。无独有偶的是，这几年又有一部比那更火的电视剧《亮剑》，那里面也有一处军队驻地前的大牌子，上面同样赫然地书着“晋绥军XXX团”，这可就真是蒙人太甚欺人太甚了。

不论是当时还是今天，说起某军某师属于东北军、某军某师属于晋绥军，某军某师属于新桂系，等等等等，这都没有什么奇怪，都是尽人皆知的。但是，东北军、晋绥军、新桂系等这样的叫法，不是象“东北野战军”、“山东野战军”那样根据作战任务区分的军队编组，不是象“济阳舰”、“辽阳舰”、“岳阳舰”那样对某一舰船的命名，也不是象“云南省军区”、“青岛警备区”、“长山守备师”那样冠以地名的地方军事单位，它们代表的是军队的内部派系，是那一特定历史时期军阀割据的产物，是政府软弱因而无法有效控制军队的家丑，是与大一统的国家军队水火不相容的，因而是无法见容于国家政权的，因而是上不得正式台面的。所以，这种东北军、晋绥军、新桂系的称呼，都是私下里的，可以用于私人通信，可以用于非正式的交谈，可以用于秘密的会议，但它不能用于正式的文牍，不能出现在正式的会议上，不能书写于正式的表牌上。打个比喻，因为目前我军招兵体制的原因，往往在某一团队中，某一省的人特别的集中，又由于我军干部流动受限的原因，所以领导层中也会出现同样的现象，因而官兵们便往往会在私下里议论说某某连长是“山东派”、某某指导员是“河北派”。只要在部队生活过些年头的人，相信绝对不会认为我说的是天方夜谈。但，即便他真的是铁杆的“山东派”或铁杆的“河北派”，他敢在正式的文件中使用“山东派”、“河北派”这样的字眼吗？

简直是笑话。

在民国的前一个时期，也就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说到“苏军”、“川军”、“陕军”等时，它可能会有截然不同的两个含义。有可能是和说起“东北军”、“新桂系”、“马家军”等一样表示的是某一军事派系，也有可能就是象今天我军“云南边防第X团”或国民政府时期“湖北省保安第X旅”等冠以地名的地方军队单位一样表明的是他所属的军队番号，因而有时他这么说就是合理合法名正言顺的了。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是要加以区分的。因为在民初，国家的军队又区分为中央陆军和地方陆军，属于中央的全称作中央陆军第X师或第X混成旅，属于地方某省的则称XX省陆军第X师或第X混成旅。这属于某省的军队，在当时又往往简称作省军，比如“苏军”、“陕军”、“赣军”等，这是完全可以也应该公开地使用的。

容易混淆的是，从地方军队区分上说属于某省军的，其派系所属可能又属于另一个军队集团了，所以说某同一个将领或同一支军队，他这么说可能就是名正言顺的，而那么说可能就是荒唐可笑的了。比如李凤翔部福建陆军第三师，从军队区分上说，他属于闽军，但从军队派系上说，他又是不折不扣的直军。再比如胡毓坤部直隶陆军第四混成旅，从军队区分上说他是直军，但他这个直军与曹吴那个直军可不是一码事，从军队派系上讲，此时的胡毓坤是地地道道的奉军。所以李、胡二人就可以公开地分别使用闽军、直军这样的名份，正式的文牍上可以用，官方的会议上也可以用，军队的旗帜上官兵的臂章胸章上也可以这么标明。但他们直军、奉军这样的派别是绝对不可以在正式的场合和文件上使用的。

这种冠以省名的军队称呼，到了民国的后一个时期即国民政府时期，其含义所指，就只有一种情况，即指军队的派系而不是番号了。如1928年以后所称的川军、粤军、滇军、湘军、黔军等，所寓都是军队派系，便不能再象民初那样公然使用了。

“东北军”、“晋绥军”更都是军队派系名称，当然是绝对不可以昭然于大牌子之上的。《远东阴谋》、《亮剑》等剧中这样的处理方式，就只能归于编导的无知了。

老木匠

影片《集结号》中，有一场戏，是说五十年代一个武装部收缴流散在民间的枪支，有一支“英七七”，年轻的战士不认识此枪，问谷子地，谷子地拿起枪看了看，象是很内行地说：这是英七七，我在平西打游击时用过，不好使。

这话有两个疑点。第一个疑点，是谷子地说在平西打游击时用过，有没有可能？谷子地在平西打游击，肯定不是解放战争时期，因为影片中表现的解放战争时期的谷子地已经升编为主力兵团到了中原战场，那么他打游击就只能是抗战时了。从电影中看，那支英七七明显是恩菲尔德的后期型NO.4，而NO.4有没有可能在抗战时期流入中国呢？基本没有，为什么呢？

英七七诞生于1888年12月的英国，最早称李一梅特福弹匣式步枪，或简称MLM步枪。到1895年，因针对无烟火药重新设计的膛线称作恩菲尔德膛线，也因为生产该枪的兵工厂名曰恩菲尔德，故将改变了膛线的新枪改称为李--恩菲尔德步枪，也简称MLE步枪。不管是前期的MLM，还是后期的MLE，都可以俗称作“李氏步枪”。大约在1910年前后，采用毛瑟式前端闭锁的7毫米P-13（P14与M1917的原型）步枪问世，但生产最多的仍然是MLE。改型前后的李氏步枪又都有多种型号，如MLM Mk.I、MLM Mk.II、MLE MK.I、MLE MK.I+、MLE MK.II、MLE MK.III、MLE MK.III+等。到了1926年，英国兵工部门感到他们的武器命名方式太混乱，因而决定采用新命名方式。于是将77口径的该型步枪统一命名为No.1步枪，将专门用于训练的56口径步枪命名为No.2步枪，而P-13步枪则被命名为No.3步枪。影片中谷子地说的那支他在平西打游击时使用的不好使的英七七步枪，是一支很晚才出现的No.4步枪，而这支步枪，虽然早在1931年便已经研制成功，但却一直未能投产，直到二战爆发后的1939年11月，英军才正式采用No.4 Mk.I作为新的制式步枪。

由于英国远征军在敦克尔克撤退时损失惨重，所以虽然No.4步枪生产程序已经简化，产量也在逐步增加，但短时间内仍无法满足需要，直到1942年底前，恩菲尔德的早期型号No.1仍然是英军一线部队的主要装备，只有极少数精锐部队才能装备新的No.4步枪。而实际上，一直到二战后期的诺曼底登陆时，英军最精锐的空降兵部队，No.4步枪仍然只占少数，该部大量装备的，仍然是No.1步枪。

可以想象，这样一支到了二战后期在英国自己的精锐部队都未能普遍装备的步枪，它怎么可能会流入到中国的平西游击区来，冯小刚也太有才了。

就算谷子地牛逼，真能在抗战时使用在英军精锐部队都极其罕见的新式步枪，那么他说的“不好使”，就更让人匪夷所思了。这便是我说的第二个疑点。

英七七有多个型号，但真正用于实战的则主要就是No.1和No.4，但不管是前期的No.1还是后期的No.4，都被一战二战证明是极其优秀的步枪，特别是No.4步枪，也就是影片中谷子地说的那支不好使的英七七，就更是一支在手动枪机步枪时代出类拔萃的步枪，该枪一直被英联邦国家使用到六十年代甚至更晚。中印边境战争时，我们的对手使用的主要仍然是这支英七七。有人曾说在1914年的蒙斯战役中,12000名英国步兵用他们的李氏步枪在半个小时内就彻底打垮了将近40000名配备了毛瑟步枪的德国兵的进攻。我不太敢相信这场会战中作为败军的英军还有如此出色的表现，但李氏步枪与毛瑟和莫辛纳干等步枪相比，只强不弱，这我是敢肯定的。

英七七超出与它同一代其他手动枪机步枪的独到之处，是它的高射速。当时使用毛瑟、三八、水连珠等步枪的军队只能做到10-15次齐射/分钟；而使用李氏七七步枪的英国军队却可以做到15-20次齐射/分钟。这在当时的战场上，每分钟5发的差距，就是要命的了。二战时，一些德国军官的回忆录中曾提到英军步枪队的齐射火力之猛烈甚于机枪。

英七七之所以具有如此高的射速，得益于它的大容量弹匣，更得益于它独特的枪机设计。

在半自动步枪问世之前，绝大部分手动枪机战斗步枪的弹匣容弹量为5发，而英七七步枪的容量却是10发，这无疑让士兵缩短了装弹所耽误的时间，从而有了更多的射击机会，这一优势所带来的利市是不可估量的。不论是一战还是二战期间，那些使用别的手动步枪的士兵往往在射击完毕后重复装填5发弹夹时被英军用李氏步枪击毙。

李氏步枪与毛瑟步枪等同样采用旋转后拉式枪机，不过这个旋转后拉枪机和毛瑟步枪上的旋转后拉枪机不同。李式旋转后拉枪机是采用后端闭锁的，这与毛瑟式的前端闭锁枪机相比来说，就大大地缩短了枪机行程。而对于使用者来说，其直接好处有两个：一个是上弹的时候射手操作更加省力和省时；另一个就是在上弹的时候枪的瞄准线相对于射手的移动大大地缩小，从而降低了重新瞄准的时间。这都是提高射击效率的主要原因。

英七七步枪进入中国极少，除一战后有少量参加过战争的No.1步枪曾进入到吴佩孚直军（有说二战后期曾有少量No.4进入国军，怀疑，待考）外，其他型号基本未能进入或进入的非常少，这让国人对其的了解远不及曾大量进入并被仿制的毛瑟、三八、水连珠等。但进入的少了解的少不等于它就不好使。从对二十世纪十大著名步枪的评选结果看，英七七仅次于AK47和M16排在第三位，而非自动步枪得以入选的仅有三支，即排在第三位的李氏步枪、排在第六位的毛瑟步枪和排在第八位的春田步枪。这一结果也许并不值得我们非要迷信，但它能在坊间广泛流传，至少可以说明英七七绝对不会象谷子地说的那么不好使。

自觉的梦游人

这个不好使，不一定就是枪不好，而是不会使，俺老婆就会把不会用的东西一概说为“不好使”，趁她听不见抖起胆子地说。

老木匠

关于西北军都包括了哪些部队，历来存在十分混乱也十分错误的说法，即许多涉史不深者是将冯玉祥任西北边防督办以后，一直到中原大战冯氏战败为止这一个时期内，凡是曾列入冯指挥序列内的部队统统称作西北军。这样，则岳维峻、邓宝珊、庞炳勋、杨虎城、方振武、马鸿逵、刘镇华、徐永昌、孙殿英等，便都被称作西北军了。现在网上流传着一个“西北军一百零八将”的帖子，就更是东拼西凑，俗不可耐，其中的有些人与西北军八杆子都打不着。

近些年来，随着一些影视作品的歪曲和某些网络写手的浮澡，这种说法更形普及，真可与国军在解放战争中穿美英式军服的谬误有的一比了。

那么，持此说法的人又是根据什么理由呢？

我猜想，可能主要的理由，是因为西北军这一称法是在冯任西北边防督办后叫起来的，而这之后的国民军各军都曾经长短不同时期地受其节制，所以，凡曾隶国民军各军旗下的，便都归入西北军的认定范围了。之后冯率师参加北伐，组建国民军联军，后又改称第二集团军，再后来又组织反蒋军，但西北军一称已经叫响，那么在这一时期编入冯军作战序列的所有部队，也就顺理成章地统统归入西北军的认定范围了。

是不是还有其它别的理由我不知道，但这看起来有些道理的说法却是错误的，虽然持这种说法的人很多。

国民政府时期极类似东周时期，看起来国府只有一支军队，即国民革命军，但实际上是各种旗帜的军队并存的。而称某某人属于什么什么军，则是一个事关旗帜的问题，是一个跟谁走的问题，是一个十分敏感的万万不能马虎的问题，所以这就有必要较真了。

彼时什么什么军的叫法，不外两种，一种是有着独立的军政体系和权威的领袖人物的。东北军、晋军等就属于这一种。其特点是使用这个名称的只此一家，别无分号；

另一种则是对源于某一个省区的多个军队派系的统称，是同一名称下不同军系的集合。如川军、湘军、陕军等。其特证是没有统一的军政体系，也没有共同拥戴的领袖人物，即使有时也曾建立联合的指挥机构，对外采取统一的行动，也不过是个联盟而已，充其指挥者，亦不过盟主而已。这很有点象某些邦联制国家的体制。
西北军是哪一种呢？

有的说法是将这一时期凡与冯同属于一个战斗序列的部队统统看成是西北军，将杨虎城、马鸿逵、方振武、刘镇华等部与冯之基本部队一同看作是组成西北军这个集团的并列的单元了。也就是说，将西北军看成是象川军、湘军那样是同一个军号下多个军系的集合，就象我们经常说起的刘湘部川军、杨森部川军、唐生智部湘军、贺耀组部湘军一样，将杨虎城、方振武、庞炳勋等也同冯玉祥一起分别称作西北军中的一支。也有的人说西北军有大小两支，大西北军是冯玉祥，小西北军是杨虎城，这个说法是近年来网络上才有的，算是新创。
但这样的话问题就来了。如果将西北军归入象川军、湘军一类的多军系的集合的话，那么西北军的领袖或者说首领就不应该只有一个而是多个，就象川军中有刘湘、刘文辉、杨森、刘成勋等多个，湘军中有程潜、唐生智、贺耀组等多个一样。但多年以来，即是采广义西北军说法的，大概也只承认冯玉祥是西北军唯一的领袖，而并不将杨虎城，方振武，马鸿逵等也同时认作西北军的领袖或首领，这显然是个矛盾。所以将其归入这一类不妥。

当然采大小两支西北军说法的人可能会说，西北军的领袖不只冯一个，杨虎城也是西北军的领袖，或者也有人说马鸿逵也是西北军的领袖，刘镇华也是西北军的领袖，孙殿英也是西北军的领袖，反正都是后人人为定义的，是什么军不是什么军不重要。要是这么说就是抬扛了，因为或许有些军系是后人们为了研究和区分的方便而定义的（但西北军绝对不是），但同样也是要遵循一个科学的客观的并为历史所认可的道道的，不是可以随便定义的。就比如火星与木星都是人为定义的一样，将他们的名字掉换一下从本意上讲也并不影响天文学的研究，但即使这样，大概也不是我们谁随便想怎么掉换就可以怎么掉换的吧。

当然也许会有人说，这有什么不可以，你看网络上地滩上说杨虎城是西北军的不是大有人在吗？但我还是要说一句，说的多的并不一定就是正确的，还要看都是什么人在说，现而今影视上许多大陆时期的国军穿美英式军服，许多长征时期的红军使用斯登式冲锋枪，但它并不代表历史就是那么回事。

西北军在中原大战失败以前，是以冯玉祥为首的独立存在着的统一的政治军事集团，独此一家，别无分号（中原战败后的西北军是另一码事）。它是以冯玉祥为圆心，以十六混成旅为半径划定的一个小圈子。这个小圈子独立自主，狭隘偏私，家长制作风十分的典型，冯玉祥就是西北军这个小圈子里独一无二的领袖。而不是象川军、湘军那样是多个派系的集合体。至于国民联军和第二集团军时期隶于冯氏大旗下的部队，它是个联合体，这一点没错，但这个联合体不叫西北军，而应称作西北军与各路杂军的联合体，只不过他在这个联合体中所占的股份要远远大于其它加盟者，这个联合体时期的冯玉祥，实质上是个盟主，不过而已。这就象你总不能因为马济、刘志陆、曲同丰、杨清臣等都曾隶于张宗昌直鲁联军大旗下就称他们是直鲁军一样的道理。

因刘湘、杨森、刘文辉皆川人，故将其部队称作川军；因唐生智、贺耀组、叶开鑫等皆湘人，故将其部队称作湘军；因陈济棠、陈铭枢、张发奎等皆粤人，故将其部队称作粤军，那么，杨虎城、岳维峻、马鸿逵、井岳秀等都是西北人，他们的部下官兵也多为西北人，其部队发展壮大在西北，活动地区主要也在西北，能不能因此而将杨虎城等都称作西北军呢。

这样更不妥。前面说过了，西北军不是象川军、湘军那样属于源于某个省区的地方性军系的集合，也不是以地城区分的作战编组，西北军是以冯玉祥为首的独立统一的以军事作实力的政治派别，这一定性就注定了它并不是以其首领或部下将领的籍贯和部队的活动地域作为其认定的标准的。称冯的部队为西北军，最早是因为冯任西北边防督办而叫起来的，以后就沿习下来。其实在这之前冯部的发展壮大与西北并没有多少关系。冯不是西北人，其部队骨干中西北人也极少，而主要是冀鲁豫皖几省人，而尤以河北人居多。比如五虎上将中，河北人占了３个，河南、山东各占１个，十三太保中，河北人８个，山东人２个，安徽人２个，吉林人１个，全没有西北人。当然，如果它不叫西北军而叫别的什么军行不行？也行。一个军系称作什么什么军，不过是一个符号，但这个符号一经使用于哪一个军系，就等于注了册。就好比蒋中正不叫蒋中正而叫别的什么名行不行，毛泽东不叫毛泽东而叫别的什么名行不行，我看也没什么不行，但人家已经这么叫了，我们今天非要给人家改过来，行吗？不行。

能不能把西北军看作一个母系统，把马家军、镇嵩军、国民军各军等看成是这个母系统之下的子系统呢？

我看不能。第一，从历史上看，马家军、镇嵩军都早于西北军许多年便已独立成军，国民二军、三军则与冯玉祥的一军一同成军，断没有把年长的看作是年少的儿子的道理。

第二，从上述各军与西北军的关系上看，虽然因实力不及，各军都曾依附于冯军，但更多的是互相借重与合作的关系，真正死心踏地依附的极少。如果他们谁真的把冯军看作亲爹那样誓死效忠，那到是可以另当别论了。再退一步说，即使这关系是松散的，但只要他们在表面上还从始至终地共擎西北军这面大旗，就象某些邦联制国家那样，也可以看成是母系统和子系统的关系。但实际的情况却是，他们对西北军的依附不仅是牵强的，而且是短暂的。而且在脱离冯军后，又很快地找到了新的主子，加入了新的阵营。他们之中，除庞炳勋曾自称为西北军外，马鸿逵、杨虎城、方振武、徐永昌等都绝口不认西北军是自己的所属（一些表面上的应酬或酒桌上的恭维话不能算）。察哈尔抗日时，当时受方振武领导而出身于老西北军的张人杰为表示对方振武的不满，故意当着方的面说自己是老西北军，要听冯老总的，曾使方振武与张人杰二人的关系闹的很僵，从这件小事就足以看出方振武对西北军的态度了。

实际上，尽管西北军最盛时拥兵数十万，刘茂恩、井岳秀等不及冯军十分之一，但各军之间绝对不是母子关系，而是平行的兄弟关系，这还仅仅是说的合作关系存在的时候。真的要说母子关系，则冯玉祥西北军与后来分成多股的宋哲元西北军之间，与韩复榘西北军之间，与孙连仲西北军之间，才符合这样的比喻。

上述各军在不同时期都曾接受过冯玉祥的指挥，从战斗序列表上看，杨虎城为第十军军长时，韩复榘为第六军军长，方振武为第三方面军总指挥时，孙良诚为第一方面军总指挥，那为什么杨虎城、方振武等就不能和韩复榘、孙良诚等同样称作西北军呢？

原因很简单，是不是一个军系并不是单纯从战斗序列上看的。因为冯与杨等的关系仅仅是指挥关系，而冯与韩等的关系则远远不仅仅是指挥的关系。同在一个战斗序列中而军系不同的情况在这个时期可以举出很多例子。如果说上述各军都曾加盟过以冯玉祥为盟主的同盟军，便因此将其划入西北军的阵营，那么，蒋唐战争时期，曾隶属于以唐生智为总司令的反蒋军序列的魏益三、高桂滋、刘桂堂等是不是也可以称作湘军呢？要是可以这样称的话，中原大战中曾列入以阎锡山为总司令的反蒋军序列的李宗仁、张发奎、鹿钟麟、孙殿英等，又该以什么军称之呢？其实，这就跟诺曼底登陆作战时艾森豪威尔指挥下的军队并不能统统看作是美军完全一样的道理。实际上，并没有谁把曾受唐生智指挥过的所有军队全部的称作湘军，也没有谁把列入阎锡山指挥序列的所有军队统统地称作晋军，更没有谁把艾森豪威尔指挥过的盟军一概地看作美军，可人们却往往把曾受过冯玉祥指挥过的军队不管受冯指挥的时间长短也不管与其合作的关系好坏一古脑地称作西北军，让人感到十分的不解。

同样是隶于冯玉祥的部下，又同样是背冯而附蒋，杨虎城、方振武们与韩复榘、石友三们的区别又在哪里呢？
看一支部队是不是独立的军系或者属于哪一个军系，主要的不是从军令系统看，而应该从军政系统看。也就是说，看某一支军队是不是属于某个军系，不能光看它在作战编组中属于哪一个军队序列，甚至不能光看它的隶属关系，而应该看他的军政体系是独立的还是统一于谁的，看它的政治立场是怎么样的。以第二次北伐为例，当时的孙良诚配属于第一集团军在津浦线作战，那么从军令系统看，孙良城部就属于蒋集团，而且由于此时正处在蒋冯二人的蜜月期，孙部作战行动唯蒋之命是从。但再从军政系统看呢，则蒋对于孙部却不能干涉分毫，即是一个连的编制，一个排长的任免，恐怕也无从插手。还不仅仅是对于孙良诚部，即使是对于隶属于第一集团军的贺耀组、陈调元等部，蒋所能控制的也仅限于作战行动而已，对于贺、陈等部的军队建设，至少在此时还丝毫插不进去。换句话说，在同一个战壕里作战的，并不一定就是一个军系，就是这个道理。

对于西北军这一具体的军系而言，看一个将领是不是西北军，可从以下三点来考查：第一，看他是不是十六混成旅出身，或者看他的成长是不是与冯玉祥有直接的关系。是，就是西北军，哪怕他后来背叛了冯玉祥，也改变不了他的出身，如韩复榘、石友三等。

第二，如果他不是十六混成旅出身，他的成长也与冯玉祥没有关系，就看他在投效冯部后所带的部队是否还是原班人马，是否经过了冯的整编改造而脱胎换骨了。如果他虽然还被冯用作带兵官，但其部队骨干却早已换成了冯的人，整个部队已经经过了完全的改造，那他就是西北军，如秦德纯、吕秀文等。

第三，如果他既非十六混成旅出身，其成长过程中与冯也没有任何关系，其部队也没有经过整编，就看他是不是坚定地站在西北军这个团体的立场上忠贞不二，站对了，就是西北军。这方面的例子在西北军不好举，几乎没有。因为杨虎城等与冯在一起的时间都极短暂便离他而去了，冯又在部队发展到颠峰时很快地失败，也不好验证。在别的军系中，到可以举出类似的例子，比如原为直军后投靠奉军暨东北军的于学忠，原为西北军后投靠田颂尧川军的王志远等，便在投入新的阵营后较长时间地保持了自己的原班人马而未被改编，但于学忠为东北军、王志远为川军的说法却早已被人们所公认，很少争议。为什么呢，因为于学忠、王志远等，尽管在改换门庭后其部队没有进行大的换血，但他们对于新主子的忠心是经过了考验的，他们和他们所带部队的政治立场是坚定地站在了新主子一边的，因而实际上已经是完成了思想上的改造，而属于新的军系了。

如果以上这三点都不能满足，那他就不是西北军。

我们将那些似是而非的西北军将领拿出来试加分析。

采广义西北军称法的，将许多将领划入西北军门下，象那个“西北军一百零八将”所说的杨虎城、方振武、庞炳勋、岳维峻、邓宝珊、徐永昌、续范亭、刘镇华、孙殿英、马鸿逵、弓富奎、赵守钰等等，还可以列出很长一串名字。如果都拿出来一一分析，篇幅太长了，有的八杆子都打不着，也用不着去费那个劲。这里只分析平时说的最多也争议最多的三个人，杨虎城、方振武和庞炳勋。

先看他们的出身成长和西北军冯玉祥的关系如何。

先说杨虎城。杨是在护国战争时期崛起于陕西的农民义军中的一支，护法战争时期加入陕西靖国军，为支队长，是为杨虎城建军的开始。靖国军失利后投陕北井岳秀部，任井部步兵团长，得井的庇护多年，实力得以保存。国民三军入陕后，杨部受委为孙部第三师。西安解围后的1927年初加入国民军联军，参加北伐。也就是从此时起，算是加入了冯玉祥部的战斗序列。从中可以看出，杨部在这以前的成长壮大过程中，跟冯玉祥的西北军没有丝毫关系。

再说方振武。方早年曾参加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和护法战争。江浙战争时投卢永祥，为别动队司令，自此开始创建自己的军队。第二次直奉战争后投张宗昌，为先遣第二梯队司令，后梯队扩编成第六旅，再扩编成第二十四师，在张的卵翼下，方的队伍开始发展壮大起来。1926年初自称国民五军，叛离张宗昌，率军西撤与国民军其它各军会合。是年9月与冯等合组国民军联军，算是列入冯玉祥部战斗序列。在此之前方部的建设与发展与冯也没有任何关系。

再说庞炳勋。庞炳勋是在孙岳的十五混成旅成长起来的。北京政变建立国民三军时，庞任三军第二混成旅旅长。张作霖与吴佩孚联手进攻国民军时，孙卧病，三军交徐永昌负责，庞在此时率部投靠了靳云鹗，任河南保卫军第九军军长，是为自己独立带队的开始。后来又投唐生智，任国民革命军暂编第五军军长。1927年转隶冯玉祥第二集团军。在这之前，如果要说庞与冯玉祥的关系，就只能扯到孙岳那去，如果不扯到孙岳那，则庞与冯就没有关系。

由此可见杨虎城、方振武、庞炳勋等三人，在他们独立当家成军之前，乃至到成为一支独立旗号的军队之前，与冯玉祥都没有丝毫的关系。

再看他们在与冯合作期间的军队建设受冯玉祥西北军的制约影响有多大。

杨虎城在27年初加入冯部序列后，任第十军军长，辖两个师，师长冯钦哉、姬汇百，参谋长孙蔚如等，全是从当连排长起就跟着杨的老弟兄。其中下级骨干则以安边教导队、耀县军校学生充任。一直到杨29年背冯附蒋，杨军中没有冯军一人渗入，杨部各级骨干还是原来的老班底。

方振武在26年9月与冯一同组建国民军联军时，任援陕军第一路军司令，部下三个师，师长阮玄武、鲍刚、张兆丰，除张兆丰是后来加入者（但也不是冯的人），阮、鲍都是方部起家时的建军骨干。后方任第二集团军第三方面军总指挥，但所部各级带兵官依旧，直到方离冯而去，冯在方的部队中也始终未能插入一兵一卒。

庞炳勋部转入第二集团军时，改所部为第二十军，辖两个师，师长谭炳衡、马法五，也全是庞十五混成旅时期的袍泽故旧。这期间，冯曾想改编庞的部队，因受鹿钟麟的保护，改编未得执行，一直到冯军失败，庞的部队仍然保持了自己的本色，冯始终未能染指。

可见，在他们与冯短暂的共事期间内，都始终保持了自己军队独立自主的军政系统和发展方向，没有受到冯氏西北军任何的动摇和改变，当然，受冯排外的限制，其部队也都没能得到太大的发展。

最后看他们是不是忠贞不二地站在了西北军的立场上。

杨虎城是27年初加入冯玉祥部作战序列的，没过几个月，杨便有了去意。之后，名义上虽然还没有与冯脱离，实际上却已经自由行动了。到29年5月，杨虎城通电宣布脱离冯玉祥改投蒋介石。中原大战中，杨任蒋军第十七路总指挥，率部与冯军作战。大战后期，杨军抢占洛阳，切断冯军西退之路，为最终打败冯军起了重要作用，也使西北军再也没能回到西北根据地重振旗鼓。杨却因此平步青云，坐镇西北，达到一生事业的巅峰。杨受冯的指挥名义上只有两年余，实际上连一年也不到。杨对冯玉祥绝对称不上忠贞，不仅说不上忠贞，我看杨虎城根本就是西北军的冤家。

方振武26年初宣布加入国民军，27年4月便离冯附蒋。二次北伐时任第四军团总指挥，其基本部队发展到两个军，另收编旁系两个军。战后任安徽省主席，衣锦还乡。方受冯的指挥名义上只有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好在方在离冯附蒋后还没有象杨虎城那样帮助蒋介石打冯玉祥，不过要是方没有被蒋排挤削权就很难说了，总之毕竟方与冯没有兵戎相见，没象杨与冯那样把关系搞的很僵。33年方还再次与冯联手合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不过在前后再次合作期间，方与冯矛盾重重，互相猜疑，互相戒备，方对冯的忠心自然也谈不上。

在这一点上，庞炳勋的情况与杨虎城、方振武都有所不同。可能是由于庞实力太小，想依靠冯这颗大树的原因吧，庞在投冯后不管是打张宗昌打张学良还是打蒋介石，都极为卖力。在韩复榘叛变时，庞先是率先密告，后又率部阻击，曾给韩以不小的打击，并与韩结仇，有些书写成庞与张自忠有隙，大概是把韩复榘与张自忠给弄混淆了，实际上庞与张并无过节。不久冯反蒋失败下台，庞与冯一起渡过黄河退往山西。在后来投靠者中，庞是在冯失败大局已定的情况下仍然没有叛变的少数几个人之一。31年与宋哲元等一同受张学良改编。在以后的岁月里，庞每每以西北军自称，对冯也以老长官待之，基本还算是站在了西北军这条线上的。

三人中，说起忠心，是无论谁都谈不上了，但庞炳勋及其部下却还称冯为老长官，杨、方二人自离开冯玉祥后，对冯的老长官一称，也许会在某种应酬的场合用到，但绝对不会让自己的内心和自己的部下也同样把冯认作老长官了。

杨虎城部队在发展过程中，第一受益于井岳秀，使其刚刚创建不久的部队在濒临溃败时得以立足，保存了实力；第二受益于蒋介石，使其得以发展壮大成举足轻重的十七路。方振武部队在发展过程中，第一受益于张宗昌，使其有了第一次扩军发展的机会；第二也是受益于蒋介石，其部队也是在隶于蒋介石时得以发展到全盛。至于庞炳勋，他所受知遇，只有他的老长官孙岳。杨、方、庞三人隶于冯的时间都极短，且由于冯的偏私排外，杨方二人不久便离冯他去，庞是坚持到了最后，不过要是老冯败的不那么早的话，依冯的为人，庞要么被挤走，要么被吃掉，断没有在冯榻旁酣睡立足的可能。

对于三人而言，不论从投效的时间长短上看，还是所受的恩泽大小上看，冯玉祥都远远不能和上述井岳秀、张宗昌、孙岳和蒋介石等相比，但长期以来，许多人包括一些史学界的大老都习惯将他们称作西北军却少有称他们为别的什么什么军的，真的不好理解。看来西北军的牌子实在是大。

基于以上的分析，我认为称杨虎城和方振武为西北军着实不妥，而称庞炳勋为西北军到多少可以说的过去。
再回到前面的话题上来，为什么韩复榘、石友三对冯不忠却仍然称其为西北军，杨虎城、方振武等对冯不忠就不能称其为西北军呢？这可用一句粗话来解释，亲儿子再不孝，你就是登报和他宣布脱离父子关系，却不能否认他是自己的的儿子；而认了几天的干儿子解约走人又认了别的人作爸爸了，你还能说他是自己的儿子吗？何况杨虎城、方振武等只是在老冯家打了几天工借了几顿饭吃，也并没有认其做什么呀。

能不能将杨虎城等看作是西北军的旁系，也就是杂牌呢？

在第二集团军前后时期，许多加盟隶于冯氏大旗下的部队，都远较冯之基本部队弱小，冯之基本部队又称作西北军，那么，把此时投入西北军阵营受冯节制的杨虎城等部称作西北军的旁系，这与北伐时期归顺国民革命军的大量部队长期作为蒋纪中央军的旁系不是一样的道理吗。

这要分成两个阶段，在冯玉祥中原大战失败前，这么认定是恰当的。旁系是相对于嫡系而存在的。不唯蒋介石系统有嫡系与旁系，冯玉祥、唐生智等许多军系中都有自己的基本部队和后来投效未及消化的略小的部队。在对当时冯氏第二集团军、唐氏第四集团军的所有部队做实力分析时，称某部为某之嫡系，某部为某之旁系，是可行的，也是恰当的。台湾王禹廷先生就经常这么分析注明，大陆的姜克夫先生也持此说，和后来国军中的嫡系与旁系是同样的使用方法。

在杨虎城背冯投蒋后，再这么用就不妥了，在又投靠了新的主子后还称其为西北军的旁系显然就不是很合适的了。比如张家的闺女嫁给了李家，是李家的媳妇，可后来又改嫁给了王家，还说她是李家的媳妇就不合适了。杨虎城、方振武等都是骨头带刺、犟硬难啃的主，并不象曹万顺、周凤歧那样轻易的就让人吞下去消化掉，这就决定了不管他们曾投入谁的门下，都不愿意成为谁的死党而甘愿任其肢解改造，也就不可能成为谁的嫡系。比如杨虎城，他投井岳秀时，是井部的旁系，投孙岳后，是孙部的旁系，投冯玉祥后，成了冯部的旁系，投蒋介石后，又成了蒋军的旁系。就象我们不能在宁汉合作以后还老是将庞炳勋、郝梦龄等称作唐生智的旁系一样，杨虎城在投冯玉祥后还说杨是井岳秀的旁系也不合适。同样的道理，讨论27年初的杨虎城第十军，说他是西北军旁系是可以的，说起36年末杨的十七路军，还称他是西北军的旁系就显然不妥了。

那么，杨虎城和韩复榘都是从西北军投入蒋介石阵营的，为什么还总是称韩是西北军而不能称杨是西北军呢？
还用刚才的比喻，杨虎城和韩复榘都是从冯家嫁过来成为蒋家的媳妇的，但韩是冯家的闺女直接嫁给蒋家的，韩的娘家就姓冯，即使与娘家的关系再坏也改变不了他姓冯的根源；而杨则是冯家的媳妇改嫁到蒋家的，对于已经嫁到蒋家的杨虎城来说，冯家既不再是他的婆家，也不是他的娘家，不管是随夫姓还是随父姓，29年以后的他都不可能姓冯。

旁系说的不好听一点，就是杂牌军，既然是杂牌军，他也总得有个牌子的，说杨虎城等不是西北军，那他们又是什么牌子的军呢？

我猜，之所以许多人习惯较多地将杨虎城、方振武、庞炳勋等称作西北军，而对于同时同样隶于老冯部队的马鸿逵、刘镇华等，称其为西北军的就较少，可能也就是因为后者所属的马家军、镇嵩军名字比较响，而对于前者却不好归属的原因。

前边已经说过，是不是一个独立的军系，主要的是看他是不是有独立的军政系统，而不是看他的大小和存在时间的长短。夜郎再小，也是一个国家，湖广再大，也只是一个行省，就这个道理。

杨虎城的部队，方振武的部队，庞炳勋的部队，其实都是独树一帜的部队。杨早在靖国军时期便已有了独立拉队伍的行动，靖国军解体后，在极端困难面前，杨率部依附井岳秀，开办安边教导队，韬晦练兵，着手培养自己的班底。虽就食于井岳秀多年，但他的部队却没让井有丝毫的染指。在投靠蒋介石后，在蒋的政权已经渐趋稳定的时候，杨也仍然保持了自己独立建军独立发展的道路，没能让黄埔系对其部队产生太大的影响和渗透，更不用说临时指挥其作战的冯玉祥了。所以说，直到杨虎城被削夺了兵权为止，杨的部队都是一支独立的军系。至于杨虎城部队的名号，有称其为陕军的，也有称其为十七路军的，我觉的都可以，但称其为西北军却绝对的不可以。

方振武更是早具野心，其部队的独立性与杨虎城相比也毫不逊色。在张宗昌部队里，他连招收教练营的学兵，都只在他的家乡安徽的寿县、凤台一带进行，从干部上确保了部队的单纯，为培养自己的班底打下了基础。张几次欲整编其部队都未成功。之后方率部投身国民军阵营，短短一年内冯玉祥根本无暇也无胃口吃下个性十分倔强的方振武部队。到了蒋的阵营后，方部得到了大的发展，编遣会议时，所部编为并列的四十四、四十五两个师。蒋的意图是想削弱其兵权，但方却针锋相对地成立了两师的联合办事处，仍然起着统一指挥两个师的功能，可见其独立精神之顽强。方振武的部队就是方振武部队，他既不姓张也不姓冯也不姓蒋，他只姓方。怎么称呼他的部队，没办法，也只能称之为方振武部队了。

庞炳勋部队和杨虎城部队、方振武部队不一样，庞部是由国民三军直接延续下来的，尽管在投靳后庞部实际上已经独立，但其老底子仍然是国民三军的，而且也是国民三军幸存下来的一支独脉，我看就称其为国民三军旧部是最合适的，王禹廷、姜克夫便以此称庞部队。有的将其称作西北军，勉强，但也说的过去，而且庞氏自己及部下也这么称呼。大概是西北军的家长虽然倒了，但其家族还很庞大，加之庞与河北人占多数的西北军众将领有着同乡的关系，也想攀上这门子亲，以不显得自己过于孤单吧。

历史科学有它特定的规律，与流行的菜品、流行的服装、流行的歌碟所要遵循的规律不同，后者是只要吃的人多穿的人多听的人多，就是它存在的真理，而历史科学不能按这个规律去衡量，它往往是冷僻的，对它的认定正确与否并不与说的人多少成正比。

老木匠

这标题似乎有点吃饱了不饿喝足了不渴的意味，实则不然，不信您看前几天中央六台演的那个《马石山十勇士》中敌我双方的战斗队形，大概一个中队的日本兵在遇到八路的袭击扫射时，整个队伍岿然不动地依然保持着点名时列队的队形举枪还击……还有那什么《大刀》呀《亮剑》呀《狼毒花》呀等等，你看那阵式，让人简直就不敢相信这到底是两千年以前春秋战国时代的打法呢，还是机枪大炮普遍应用于战场后火器时代的打法，在这些片子的导演心目中，似乎打仗与打架就没有区别，似乎战国时代冷兵器时代的战术与民国时期火器完全主导战场后的战术就压根没有区别。

战争的最初形态的确就和今天喝多了酒的两帮人打群架没有什么区别，战前没有计划，战时不讲究队形，胡乱打一气。但大概到了殷商时期，战术史上便发生了第一次革命，这就是阵的出现。到了春秋时期，阵走向成熟，此时的战斗，便已经完全区别于一般酒鬼的打架了。比较显著的特点是，阵形的变化增多，战斗纵深加大，阵形更加灵活。经过训练的常备军在战斗中，各兵种、各战斗单位按作战任务布阵，按照统一号令进、退、攻、防，有条不紊，表现出极强的组织纪律性。实际上，即使这时的阵形，也远远胜过表现二十世纪的电影《马石山十勇士》中的战斗队形了。

火器应用于战场后，先是线式战术，再是纵队战术，然后是散兵线战术，战术的革命接二连三地暴发，并一次比一次更加成熟起来。

散兵线战术，是自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线膛枪应用于战场后出现的新的战术。用最简单最外行的话来说，就是步兵在作战时，兵与兵之间是拉开了档子保持一定的间隔的，它和早先的线式战术的区别是有一定的纵深，而不似线式战术那样几乎没有纵深。这之后又出现战术的几次革命，如集群式散兵战术、梯次快速集群战术、合同战术等，但这些却主要是兵团战术，一般电影中（军教片除外）所表现的却多是步兵班排规模的战术，而从清末编练新军一直到四十年代末，散兵线战术却贯穿于整个近代，成为现代战术的内核。

民国时期，从北洋陆军开始，到大革命时期的北伐革命军，到从旧的营垒中杀出的工农红军，到抗战时到解放战争时的国共两军，基层指挥员在遇到突然情况时，用的最多的一句口令，大概就是“散开”了。抗战前商震三十二军中流行的一首军歌中的第一句就是：“上起刺刀来，兄弟们散开”。“散开”，其实就是散兵线战术最最基本的法则。因为连发枪（指区别于单发装填的步枪，如套筒枪、毛瑟步枪、三八步枪等）的出现，使步兵受弹密度大大地增加，因而要求步兵在接敌运动中以疏开队形前进，与敌遭遇时则迅速拉开间隔成散兵线，利用地形，判明敌情，展开攻击或防御。

因为火器的发展，步兵攻防的正面与纵深也是不断变化的。北洋练兵之初，大概在1895年前后，规定营的接敌正面在三百五十步上下。这是当时机枪基本没有应用于战场时的正面宽度。到了后来，日俄战争中机枪大量应用，北洋练兵操法中重新规定营的接敌正面为500米，队（连）的正面为150米。依此算下来，考虑到纵深梯次，每棚（班）的接敌正面应在40米左右。再考虑班组攻击的纵深队形，每个战斗兵之间的间隔应在3-7米之间。再后来，机枪、手榴弹广泛应用于战场，使步兵受弹密度进一步加大，步兵攻防的正面与纵深也就随之加大了，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西方一些军事强国规定连的进攻正面最大可达300米以上，到了二战时，许多参战国军队步兵排的攻防的正面即已经增大到了300米。中国的情况与列强不能比，但无论如何，抗战时解放战争时的步兵攻防正面，总不能比北洋时更低吧，总不能比战国时更低吧。

当然，这个正面与纵深不是死的，根据不同的地形与任务，它的伸缩是很大的，有时可能会相差10倍以上，而且也经常会发生不预期遭遇战，一时来不及展开兵力的情况也是有的，所以，象电影中表现的那样打仗时你挨着我我挨着你猬集在一起的情况也不能说绝对没有。但，极少。而且如果是受地形限制，一般会成梯次地布置兵力，一波消耗了再上一波；如果是发生不预期的遭遇战斗，突然受袭的部队一旦反应过来，不用指挥员命令，经过训练的士兵们也会很快地疏开拉大兵与兵的间隔成散兵线组织战斗，而绝对不会象《马石山十勇士》中的日本兵那样在遇袭时就一直那么直不了挺地保持着受阅的队形举枪还击的。

笔者曾在军校工作多年，于是便经常遇到刚刚考入军校的新生提出这样的问题，说怎么一个排的防御正面这么宽（今天我军步兵排的防御地幅最高可达800X1000米，每个步兵班的防御地幅最高可达400X500米），每个战斗兵之间的间隔怎么这么大，而他们得到的回答最多的则是：“你们上了电影的当了吧”。

的确，我们从近三十年新拍电影上看到的步兵班的防御正面，差不多只在几十米甚至更小的区间内，战斗兵之间的几乎没有间隔，都是那么你挨着我挨着你肩并肩地打仗，还甭管是防御还是进攻，甭管作战的地形是街垒还是山地，甭管这电影是表现鸦片战争的还是表现解放战争的。

老木匠

赵尚志曾因错误而被开除出党，一直到其牺牲四十多年后才恢复党籍。也就是从赵恢复党籍后的八十年代起，有关赵尚志的传记和影视文学等便热了起来，这本来是一件好事，是对抗日英雄应有的褒奖，但其中又出现了无限拨高甚至随意杜撰的现象。

赵被开除出党，文献记载的，共有三次。第一次是1933年初，由满州省委将其开除出党。1935年又撤销了这次决定，赵的党籍得以恢复。后两次其实可看作一次。1941年1月，赵被北满省委永远开除出党。后因周保中、冯仲云向省委写信，建议将决定中的永远二字取消，省委采纳了二人的建议。但这年年底，仍然是周保中，却又一次写信给省委，撤销了年初关于取消永远二字的建议，省委于1942年初再次开会，又一次永远开除了赵的党籍。直到1982年，才由黑龙江省委作出决定，恢复了赵的党籍。

现在网络上或地滩上乃至影视文学甚至正规出版的传记中，多数都说赵先后两次（我将后两次看成是一次）被开除出党都是因为抵制上级左的错误而受到的不公正处理，笔者对此绝难认同。

赵先后两次被开除出党，不是因抵制上级左的错误，而恰恰是赵犯有左的错误。

先说第一次，1932年，zhonggong历史上关于北方的革命斗争有一个错误的会议，史称“北方会议”，这次会议，制定了与当时中国革命形势极不协调的极左的错误路线。满州省委根据“北方会议”的指导方针，指示巴彦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六军江北独立师，张甲洲任师长，赵尚志任政治部主任。这之后，“我们……与官兵关系逐渐疏远，他们都不愿接受我们的口号和行动方法，这主要因为当时群众只知抗日，不知‘苏维埃红军’是什么。就是说，群众的迫切要求和我们所提口号不同之故，因而我们同志再不能照旧在该部队里继续工作了……我们诚恳承认：这种分裂并不是群众与我们分裂，而是我们固守北方会议路线的口号所造成的分裂和失败，分裂和失败当然还有许多其他原因。但是在当时所有一切缺点中，‘左’倾政治口号，是为最主要的原因”。“因为北方会议的左倾路线，因为赵尚志同志的个人错误及其他人的错误，导致巴彦游击队的失败。”

这是写于四十年代初的对此事的总结。我认为这个总结是切合实际的。在当时没有编制政委的情况下，政治部主任实际上就是该部队中zhonggong党的总代表，党的各级会议精神，也就是通过政治部主任向下贯彻执行的。赵作为政治部主任，对于推行北方会议在该部的执行，也就理所当然地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所以在四十年代总结的巴彦游击队失败教训中，在将主要责任认定为北方会议的同时，也说到了赵尚志本人的错误，这并不冤枉。可现在的许多作品，却都倒打一耙，说赵是因为抵制北方会议的左倾错误路线而受到了处理，这就满拧了，整整拧了一百八十度了。

试想，在当时分散游击交通通信极不便利的情况下，如果赵真的想抵制北方会议的精神，他是完全能够以实际行动在该部队中进行抵制而不予理睬的。实际上，从后来赵对上级党特别是对后面将要说到的《六三指示信》的抵制情况看，他也具备这么作的性格。但是，我们看到的事实却是，巴彦游击队忠实地执行了北方会议的决定，从而导致了失败。说赵抵制了北方会议，从哪可以看出来呢？

第二次开除赵的党籍，加上了永远二字，表明此次赵的错误比前一次更加严重。归纳起来，赵所犯错误主要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个，是拒不执行zhonggong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六三指示信》，而一直坚持左倾关门主义的行动路线。

《六三指示信》是1935年6月3日由zhonggong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给东北党的指示，以书信的形式传到东北。指示信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政策，即实行全民反日统一战线，不分党派、阶级、民族的反日统一战线。该信传达到东北各特委和县委之后，南满的杨靖宇、魏拯民是认真执行了的，吉东的周保中是认真执行了的，北满的李兆麟也是想认真执行的。在抗联主要领导人中，只有赵尚志对此指示信持坚决的否定态度。在违反上级指示成立北满省委的珠河汤原中心县委和三、六军党委联席会议上，由赵尚志所作的政治报告中，对《六三指示信》提出一系列的指责，把指示信中所说的保存实力曲解为不要我们打日本；把准备将来的更大战争和更大的事变，曲解为等待大事变；还说指示信叫我们把枪插（藏）起来等等。除此之外，在谈到如何对待日本人的归大屯、如何对待保甲制度、如何对待伪军、如何对待一般反日山林队等等，也都提出了与指示信内容完全相反的极左的意见。按说，一个党员，向组织坦诚提出个人的意见本是正常的，但赵不仅提出了否定的看法，在被省委否决并形成贯彻决议后，仍拒不执行，并以枪指挥党的反原则严令北满省委不许下发此信及省委的贯彻决议。所以在当时东北的四个省委中，也就只有北满省委因赵的威胁与阻挠没能够认真执行。

1938年，北满省委开会批评左倾关门主义问题时，就提出了赵仍然以实际行动拒绝执行《六三指示信》精神，而继续执行其“左”倾关门主义的事实。这次会议所列举的，主要有以下几点：（1）提出“走狗军队（指伪军）法西斯化，集团部落的保甲长都是极端的反动分子”的“左”的口号；（2）反对中央代表团关于将谢文东和李华堂的部队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8军和第9军的指示；（3）过多地用缴械的手段对待被我们收编的抗日山林队；（4）歧视并分裂兄弟部队；（5）以恐怖手段对待地方党组织；（6）提出“不许敌人进入游击区一步，没收土地，实行平分”、“农民必须死守游击区内组织农民暴动等不切实际的斗争口号。（7）对zhonggong中央代表团1935年6月3日的指示信站在左的立场上，持基本上否定的态度。

以上7条是否都存在，还值得商榷和有待进一步考证，比如第2条，就很令笔者惊诧，但基本事实特别是赵一贯坚持极左的作法是确实存在的。

第二个，是严重违反zhonggong党的组织原则，以武力凌驾于组织之上。赵率军主要活动于北满，故北满省委应是他的上级，但赵却经常用枪指挥党。比如下江特委，就因曾对第三军提出批评意见而遭赵的用刑威逼，以至瘫痪。即使北满省委，也要看赵的脸色。对于书记的人选，没有赵的同意是不可能干的下去的。赵对于与他搭档的政委（政治部主任）和与其共事的北满省委书记如李兆麟、冯仲云、金策等，是看作自己的走狗而要求其必须完全听命于自己的。李兆麟在与赵搭档时，为维护大局与团结，更多地采取了迁就与妥协的作法，以维护赵的威信，赵在多种场合对人说起李兆麟时，就一直说李是自己的忠实走狗。这点，李兆麟事后承认自己软弱，检讨了自己过去是以调和主义态度对待赵尚志的。不过，赵尚志听不得半点批评意见，是人所共知的。实际上，冯仲云、张兰生等比李兆麟更怕赵尚志，许多省委作出的决议，赵不同意，省委就没有谁敢往下执行。

赵在苏联被解除关押后回到东北，曾以东北抗联总司令的名义下达命令，可这司令是谁任命的呢？却不知道了。有的书中说是苏联人任命的，这就是笑话了。东北抗联的人事一直受北满、吉东、南满等几个省委的任命，因为想与zhonggong中央联系而又联系不上，对上则一直听命于zhonggong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何曾听过苏联人的任命？生性倔强的赵尚志更是绝对不会理会苏联人的什么任命。但不知到底是怎么的，他却真的就以东北抗联总司令的名义下命令了。先是签署了一道第12号命令，命令撤销第三路军这一组织，要求李兆麟将一切权力交出。后又以通令的形式命令属于周保中第2路军的第5军和第7军均须接受他的领导。好家伙！幸亏杨靖宇的第一路军远在南满，不然又不知他要如何处置呢。东北抗日联军之划分为3个路军是在1936年由驻莫斯科的zhonggong中央代表团的决定，就这么让赵以谁也不承认的总司令名义轻率地给改组了。当然他这命令并没有贯彻下去，没能造成事实，如果真的传达到部队的话，会引起多大的混乱是可想而知的。更有甚者，赵还可以置zhonggong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明文要求组建松江省委的指示和建议的省委书记人选于不顾，竟自下令组织北满临时省委，并另行指定书记人选。在特别强调党指挥枪的zhonggong军队中，敢于象赵尚志这样干的，很难找到第二人。

第三个，是赵动辄以非常手段处理党内矛盾，突出表现为他对党内同志的扩大肃反与滥杀。赵曾公然宣称，谁反对我赵尚志谁就是汉奸。就因为这个原因，包括冯仲云、张兰生、金策和李兆麟等，在与赵配合工作时，都胆战心惊，百般迁让，以至到后来在党内民主生活中都不得不承认在与赵的关系处理上表现出无原则的软弱，因为他们都怕赵的肃奸，怕赵杀他们的头。在赵率三军与四军联合作战时，就因为看中了四军一个主力团的精良装备，便毫无道理地将该团以武力缴械，并将团长苏衍臣杀死。四军军长李延禄为避免党内武装自相残杀，也只有连夜转移部队，退避三舍，忍痛求全。如果李延禄也采取和赵一样的作法，那不知会酿成怎样的后果。1939年，被错关了1年多的赵尚志与第六军军长戴洪滨、第十一军军长祁致中率领100来人的队伍返回东北，但不到10天，赵就将在苏联关押期间与自己有过争吵的祁致中无端杀死，令许多将领为之胆寒。这期间，赵还以东北抗联总司令的名义命令周保中、李兆麟、冯仲云、高禹民、金策、许亨植、张兰生等来他的总司令部开会，而这几个人，却早已进入他的肃反名册。赵命令部下，这几个人如果不到会，可采取强迫手段使之到会，“首先是日寇狗徒托派分子周保中，其次是李兆麟、冯仲云等人”。当然，最终没有人来，也没有人敢来，就连受命要将上述几个奸细强行带来的戴洪滨，也再不敢回来了，这肃反锄奸的工作也就没能实施，不然，东北抗联的历史将会怎么写下去，真不敢想象了。

不理解为什么赵尚志要怀疑那么多的同志为奸细，这显然让他越来越走向孤立。在北满省委第10次党委会上，就列举了赵“说李兆麟、冯仲云、周保中等是日寇奸细；张兰生、许亨植、金策都有奸细嫌疑，北满是有系统的奸细组织”，说“38、39年没有越境或没有溃散的北满抗日部队都有奸细关系”，以及“企图捕杀冯仲云、高禹民、李兆麟、许亨植、张兰生、金策等……”

当然，这个决议中的许多用语，比如“反党行为是有一贯的历史根源的”，比如“猖狂地要反对党的整个组织”等，今天看来，是不切实际的，是明显定性过重了。但赵认为周、李、冯、张、许、金等当时几乎全部的北满省委要员及活动于北满的抗联主要将领都是日寇奸细的作为，则是不争的事实。

就是根据以上几个方面的问题，在经过北满省委从冯仲云，到张兰生，到金策共三届班子历时四年多的反复会议准备后，1940年1月，zhonggong北满省委作出了永远开除赵尚志党籍的决定。

又一次失去党籍的赵尚志感到了孤独与无助。在这时，恰恰是被他称作首恶的“日寇狗徒托派分子”周保中，向他伸出了友谊之手。周一面向北满省委去信，请求对赵尚志不要在开除党籍的前面加上“永远”二字，以能给他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一面和赵尚志进行了长时间的谈心，对赵尚志提出了许多诚恳的但又是严肃的批评。赵尚志向周做了检讨，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周又向北满省委提议，请求赵尚志到第二路军担任副总指挥，以求继续发挥其军事才能。北满省委同意了上述意见。4月，赵尚志到由周保中任总指挥的第二路军任副总指挥。

但没过多久，已是第二路军副总指挥的赵尚志又将主要精力用于内部肃奸，弄的第二路军人心惶惶。1941年11月，指挥部直属部队总结全年工作，召开了直属队党员大会，形成了“1940年11月6日第二路军总指挥部直属部队党员会议草案”，而这其中，就有要求上级党“迅速对赵尚志加以审判，并要求与以严厉的处置”的决议。不过周保中仍然表现的很宽容。他向上级党提出了两个想法，一个是要赵尚志离开第二路军，并把赵尚志再送到苏联去；一个是撤回在1940年春他给北满省委的信中所提出的不要永远开除赵尚志党籍的请求。到苏联之后，李兆麟和周保中都坚决不同意赵尚志到抗联人员的集训所在地——北野营，而要求苏联将他送到农庄或工厂中去接受群众的教育。于是，孤独悲壮的赵尚志最终被排斥在党组织与抗联这个大家庭之外。

以上就是赵两次被开除党籍的大致经过。基于此，我坚决地不同意目前许多关于赵尚志的作品中说赵是受到左的路线迫害的说法，不同意赵是因为抵制左的错误路线而蒙冤的说法。

对于1982年恢复赵的党籍，我认为是正确的。但不能因为这次恢复赵的党籍是正确的，便否定原来开除赵党籍的决定。赵两次被开除党籍，特别是最后一次被开除党籍，用今天的视角来看，往最坏处说也只能算是处分过重。如果非要为了拨高赵而说其被开除党籍是错误的决定，那么，在开除赵的党籍中起到决定性作用的金策、张兰生、冯仲云、李兆麟、周保中等，又该作何评价呢？

因为现在的时尚是人们都讨厌左的东西而宁愿靠右一些，于是有些人杜撰zhonggong历史上的人物，要是喜爱他，就说他是反左而靠右的。大概许多人感觉赵先后那么多次被开除党籍，又在其牺牲后那么多年才给予恢复，因此为他抱不平，因而就产生对他的同情和喜爱，所以许多影视文学等就主观地把赵描写成了极左路线的受害者，描写成了反对极左错误路线的英雄。其实正相反，赵的几次受到党纪处分恰恰主要是因为他的极左。这大概会令许多习惯于想当然的地滩文学作家很失望。

我从不否认赵尚志作为民族英雄应该值得永远歌颂与纪念，我也承认赵是忠于革命一心向党始终不渝的，这从他两次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在狱中坚贞不屈的表现上是充分地说明了的，在他几次被开除党籍后所表现出的痛苦和不懈追求上是可以认定的。我还承认赵是百折不挠地坚持抗日的，在1938年初之前，赵所领导的抗联第三军，在松花江上游的珠河、宾县，到松花江下游的罗北、绥滨；在松花江南岸的依兰、勃利，到北岸的庆城、木兰、海伦等20多个县境之内，曾给日寇以重创，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自1938年后，赵受到了一系列的挫折。这一系列的挫折之所以产生，有大环境的其他的原因，也与赵本人性格上的缺点不无关系，与他本人在党性原则上所犯下的严重错误不无关系。但不管怎么说，赵是将一腔热血洒在了为祖国求生存为民族争尊严的抗日战场上的，在被日寇俘虏后表现的大义凛然，威武不屈，最后壮烈殉国，这都是永远值得我们敬仰的。

为贤者讳我是赞成的，赵当之无愧称得上贤者。上面所说的存在于赵身上的缺点，本来应该讳去不说的。我之所以要说，是看不惯那些将污点硬说成是亮点的胡编乱造，是看不惯那种将极左硬说成是反左的是非颠倒。因为这样做，是对历史的极端不负责任，对于塑造赵尚志的英雄形象也是有百害而无一益的。

老木匠

所谓护国三杰，系指护国战争暴发时组建的三个军的总司令唐继尧、蔡锷、李烈钧三人。

三人是留日士官同学，按留学先后，则蔡为三期，唐李为六期；按兵科，则唐习步兵，蔡习骑兵，李习炮兵；按年龄，则蔡李同庚，唐小一岁；按革命生涯，则蔡曾领导云南重九起义，李曾首启二次革命战端，唐革命经历不如蔡李，但亦曾随蔡参加革命，并继蔡为第二任滇督。

护国战争暴发时，三人各掌一军，唐继尧以都督兼长第三军坐镇云南，蔡锷领第一军北伐川黔，李列钧率第二军东征粤桂，护国战争大幕由此拉开，三杰之说也由此奠定。

关于三杰排位，李烈钧居唐蔡之后，这似乎从始至终没有不同说法。所不妥者，是唐蔡二人谁应居首的问题。

按说这个话题是至少七八十年前的老话题了，而且早已在当时便已经说清楚了。但不幸的是，由于那个特别能振奋人们谈欲的小凤仙的影响，又由于靠绯闻成名一点也不亚于小凤仙的刘大妈主演的那部《逃之恋》的歪曲。让许多观众一说到护国战争就只联想到蔡锷，久而久之就在普通观众心中形成以蔡锷为主发动并领导护国战争的错觉。这是极不公平的。

首先，蔡锷不是护国战争的主要发动者。蔡是坚决反对帝制的，但由于其身在北京袁之幕府，与远在西南边陲的云南军方没能够取得及时的有效的联系，从而也就谈不上什么主要的发动者了。为什么呢？从蔡的角度看，他虽然曾经受到袁的重视，但袁是有如曹操般机警的一代奸雄，对于南方籍的蔡锷仍然存在着戒心，使他时时处处受袁的监视，并无通信自由，也就无法与掌有兵符的云南军方取得便利的联系。滇督唐继尧虽是蔡一手提拨，但由于唐在袁的称帝行为中也是故做姿态表示劝进，让已离开云南三年之久的蔡锷也摸不清唐的真实思想，也就更不敢冒然联系，即使偶尔遣人传信，也难能推心置腹。从云南军方的角度看呢，蔡故然是滇军的缔造者，在广大滇军将士中有着极其深远的威信，但有几点原因却让滇军的中上层与蔡的联系受到限制。一个是也如蔡不知唐的底细一样，云南军方对于这个整天出入于八大胡同非嫖即赌并在袁称帝的劝进书上率先签名的老长官也是一样的不摸其底。

再一个，是蔡在民国二年后，思想上行动上都有了令人心寒的倒退。他先是借口倡导军队国家化反对党争而极力反对国民党，后又自食其军人不入党的声言加入进步党与国民党相抗。特别是在国民党用武力反抗袁世凯的二次革命中，蔡坚定地站在袁世凯一边，对二次革命不仅口诛笔伐，并在对南用兵上帮助袁军出谋划策。所有这一切，使差不多都是国民党员的唐继尧等滇军将领与蔡在政治上已经形成了对立。

还有第三个，即在蔡离滇赴京并推唐继尧继任滇督后，唐为了消除蔡的影响巩固自己的威信，已将原来全由蔡一手提拨的中高级将领尽数调换。到护国战争暴发之前，所有执掌重兵的将领已全是由唐一手栽培。这些人，虽然对蔡仍存怀念，但碍于唐的猜忌，也不敢与蔡表示亲密，何况与蔡也联系不上。所有这一切主观的客观的原因加起来，使得云南军民秘密酝酿的反袁护国战争在最初最关键的前三次会议进行中，蔡不仅未参与，也根本不知情，也就谈不上主要的发动者了。

其次，唐继尧在护国战争中的作用与地位应在蔡锷之上。多年以来，一说到护国战争，要么就只说蔡不说唐，要么就先说蔡后说唐，反正很少看到先说唐后说蔡的，更少见只说唐不说蔡的。这是不公正的。从蔡唐二人对于发动战争所起的作用上看，唐比蔡更关键。当时，蔡已离开云南三年，滇军虽俱是蔡之旧部，但此时云南的决策者却是唐继尧，而且在蔡离滇后，唐已将统兵将领全换成了自己的人，经过了三年的经营，唐在云南的统治根基已经夯实，举足轻重。没有唐的表态，发动这样一场全由滇军做主力的战争，是不可想象的。这么说吧，只要唐想打，即使蔡不南来，战争仍然会按照既定的方针打响，只是缺少了蔡锷这名能战之将，在军事打击上可能未必能够象后来蔡挥军北指时那般顺利；但如果唐不愿意打，不管谁再怎么想打，那对战争的发动造成的影响就会相当严重。当然以当时云南乃至整个南方民众的革命情绪来看，战争迟早是要暴发的，但暴发的时间可能就会推迟，滇军内部可能就会出现掣肘甚至出现流血，战争的进程可能就会受阻，战争的结果可能就会出现许多今天无法预测的情况。所以说，以当时蔡唐二人的地位来看，虽然说缺了谁讨袁战争也同样要暴发，但缺了唐比缺了蔡显然会带来更大的麻烦。

从二人在护国军中的地位上看，唐也高于蔡。当时唐任都督兼军总司令，而蔡则专任军总司令，那么都督大呢？还是军司令大呢？无疑是都督比军司令大，因为护国各军都得受都督节制的。在确定谁出征谁坐镇时，蔡唐二人相互谦让，唐初意是要蔡坐镇而由他率军出征，但蔡则坚意要唐坐镇自己出征。就为这事，蔡唐二人争执了三天时间，留下传诵至今的一段佳话，从此也可看出哪个大哪个小了。当然也许官大官小并不是衡量贡献大小的唯一标准，但对比蔡唐二人当时的情况来说，这又是一个无法忽略的标准。

如果说蔡的贡献最大，最大之处就在于第一军的战绩了。在北伐征川的主战场上，第一军仅以6000余兵力，竟然让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几倍于已的北洋军连连败北，这故然有民心对士气的影响，但蔡锷卓越的军事指挥天才在战争中淋漓尽致的发挥，也是无论如何不能否认的。

但一场战争并不等于一次或几次战役，综合而论，在整个护国战争中，唐继尧的排名断断不应在蔡锷之后。

第三，李列钧的功绩不应被忽视。护国战争暴发前，李比蔡稍早来滇。战争暴发后，李率第二军东征，首战广南，击溃入侵附袁之龙觐光主力，再战皈朝，逼降龙军，打开进桂门户，长驱直入，会师百色，挺进南宁，直下广东，迫使龙济光不敢乱动，使广东反袁基地得以巩固，然后挥军北指，三炮破韶关，占领进攻湘赣出发阵地，至袁取消帝制，完成护国大业。

看民国时期有关护国战争的纪念文章，还是经常将三杰并提的，但解放后则很少再有三杰之谈，特别是近些年，一般观众谈起护国战争，似乎已经完全忘记了还有第二军还有东战场还有李烈钧这么一位杰出的将领了。我想这大概是因为李留日回国后，辛亥癸丑两次革命都在江西，只是在护国战争打响前不久才潜入云南，只是因护国战争是由国民党居主要领导地位（并非梁启超自我吹嘘的那样是由进步党主要领导），李以国民党中之讨袁大将而得以出长第二军，与云南护国的主力滇军并无瓜葛，并无蔡唐二人有前后滇督之错综因缘可资谈论，也无让督那样的佳话在世间流传，东战场也不似北战场那般旷日持久的艰苦战斗，更缺少小凤仙那样的风尘女子作调味剂让人百般回味千般遐想，故而也就不那么强烈地赚得人们的眼球了。

李烈钧被忽视是有如上原因，那几十年来人们总是明里暗里地抑唐而扬蔡又是因为什么呢？

这有着多重的原因。第一个，是唐在护国战争前在公众面前的表现令人失望甚至唾弃，而蔡自打逃出北京，表现给世人的，就只有惊喜过望，而将其以往的所有不足全部给掩盖了。今天许多人都说唐参加护国战争是被迫。这话说对了一半。的确应该承认，唐是有自己私欲的考虑的，这谁都会有。但也必须看到，此时的唐，也是充满了爱国情怀的，反对帝制也是唐一贯的思想，再加上袁对国民党的打击和对身列国民党籍的唐的猜疑与刁难，也促成了唐必反袁的客观态度。但唐毕竟是一个军人政治家，是一省的军政首脑，在面对三迤军民澎湃的反袁怒潮和滇军将领磨拳擦掌必与袁党决一死战的求战面前，他始终保持了不动声色的冷静态度。不仅如此，唐在接待袁授予他侯爵的专使来滇时，其欢迎场面经过精心策划，极其隆重，他本人表现的又极其谦卑，给世人一种受宠若惊奴颜婢膝的感觉。所有这一切，必然遭到恨袁切齿的云南民众的不满和唾骂。但殊不知，就在唐前台隆重接待袁的授勋专使大造声势的同时，反袁战争的秘密会议却在其亲信的召集下紧锣密鼓地进行着，为了讨袁而调动的军队也在以剿匪为名的掩护下悄悄地展开于川滇边界，而这些则却是包括一般中级军官在内的全省军民所并不知情的。

蔡却不同了。由于蔡一到云南，护国战争便立即打响，就容易造成这战争要是没有蔡就打不响，而有了蔡抵滇后的振臂一呼，战争才得以暴发的误解。于是在广大的民众中便极正常地会产生扬蔡而抑唐的情结。

第二个原因，是蔡出征在外，护国第一军以绝对弱势屡破强敌，在民众中赢得了极高的声誉。而唐坐镇后方，要征粮征饷，要征兵征夫，要扩大军需，就让云南当时的赋税成几倍几十倍地增加。而且为了前线急需，唐又不得不向省内各机关提借存款，裁并闲冗机关，停办中学以上学校，将其所有款项移作军费。所以这一切，无疑增加了云南百姓的负担，使唐在民众中怨声载道，有远不如前任蔡督厚道的说词也就十分的正常了。

第三个原因，是蔡在其功勋达到顶点时以三十四岁壮年突然病逝，就犹如一颗流星，在它发出最耀眼的光芒时疾速地殒落，给人留下了永久的美好的哀思；而唐后来走到了他自己的反面，成为一个祸国秧民的军阀，盖棺定论，自然不会有多大的好评了。

还有一个原因，是政治的原因。在当时，由于梁启超的如椽大笔，给身列进步党又是他学生的蔡锷极尽拨高，而在反袁护国中做了大量贡献的与进步党对立的国民党的功绩，则在梁的笔下大大地压缩而成为配角，这便让身为国民党籍的唐继尧只能居于蔡之名后了。梁的身份地位文章都具有极大影响，故而成为蔡扬而唐抑的一大原因，不过这一原因在今天的影响并不很大了。

最后一个原因，也是影响今日观众最大的原因，是那个小凤仙的作用。青楼浪事历来为文人墨客所钟情，而这女子又与民国史上一位著名的军事家有戏，又与护国战争这样的大题材相关，各等小说家影视编导岂能放过，于是妙笔生花，戏说不断，英雄美人，相得益彰，蔡将军便也沾了小凤仙的光而在银幕和荧屏上永放异彩。因为不曾听说唐继尧李列钧有过这样出名的风流事，或者也曾有却没有被娱记们及时发现而加以渲染，后来的人们便少了许多的谈兴，所以这护国三杰中的唐李二位便也很少让观众知道了。

老木匠

三八式曾是侵华日军的制式步枪，后来日军投降，又成为我军的主要装备。许多年来，该枪在革命文学作品中出现的比较其他步枪更多更显得出名，于是这便引来喜欢与官方观点作难的网民的置疑，加上三八式也的确存在着种种弱点，就更成为人们给予否定的理由，于是就有说日军步枪不如国军步枪的帖子被广泛转载。我对此是不以为然的，现试加分析。

一、 关于子弹威力的问题

这是一个说的最多的问题，也是一个说中正式优于三八式的最大的理由。但我个人不这么看。诚然，有坂六五步枪弹的杀伤力小于毛瑟七九步枪弹，这是一个不争的结论。但要因此而说明三八式不如中正式则远没这么简单。

首先，对有坂步枪弹不致命这一说法得多方面考虑认定。诚然，三八式由于口径小，飞行特别稳定，打中人体后容易造成过穿透，这个问题是存在的。许多当年的抗日老兵都说三八枪是人道枪，说六五子弹打中人体时，只要不伤及要害，一般都可以生还。小说《烈火金钢》中的史更新被一颗六五子弹从眼窝下打入，又从后脑打出，其人仍然可以坚持战斗。尽管是小说，但它所描写的事情却确有发生。忻口战役中的李仙洲就曾被一颗六五子弹从前胸打入，从后背穿出，但李仍行走如常，浑然不觉。而且史更新还说了一句：“这是六五子弹，要是七九子弹，我就报销了”。李仙洲负伤后，负责治疗的军医也说了几乎同样的话。可见早在当时，对六五子弹的这种诟病就已经存在了。

关于有坂六五步枪弹打入人体不易翻滚从而导致对肌体的破坏作用不理想的现象，多数文章都说是在近距离才会出现，也有的文章说只有在中远距离上才会出现，并且说这是当年国民政府兵工署经过实验得出的结论，不过迄今未见到原始的实验数据。这两种说法截然不同，又都缺乏有力的佐证来支持，不过我本人倾向于相信第二种说法，即三八式在近距离内的杀伤效果并不比中正式差，中远距离上停止作用略低。但不管怎么说，总之三八式的停止作用在当时各主流步枪中是最弱的，这是铁定的事实。

但我们在承认这一事实的同时，还应该考虑这么几个个问题，一是要考虑六五步枪弹的威力到底低到了什么程度，这个威力够不够用的问题。要我看，只要其威力能够满足在一定距离上精确射杀目标的要求，我看也就足够了。那么有坂步枪弹能不能满足这个要求呢？有坂步枪弹的枪口动能为2613焦耳，确是当时各现役的大威力步枪弹中较小的（毛瑟七九步枪弹、30-06步枪弹、1908步枪弹、303步枪弹等枪口动能都超过3000焦耳），但由于该弹长径比在当时的所有步枪弹中最大，旋转速度最高，故而存能性较好，使其在六百米处仍然可以精确地射杀目标，这在当时，威力已经足够了。后来发展的毛瑟七九短弹和M43弹等中间威力步枪弹的枪口动能都只有2000焦耳上下，却很少听到有谁怪它们不行，因为它们的威力已经够用，而够用也就行了。

二是要考虑六五子弹打中人的要害（实际是看似打中要害而没有打中要害）而不致死的概率到底会有多少。我隐隐感觉这一说法是不是被有意无意的炒作了。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即一百个人被六五子弹打中要害，死了九十九个人，谁也不会感觉有什么奇怪，要是出现了象史更新、李仙洲那样的情况，则往往被一传十十传百地扩大宣传。这就象狗咬人一百次不算新闻而人咬狗一次必算新闻一样的道理。实际上，象李仙洲这样不幸中之大幸的概率有没有百分之一呢，我看够呛。到是象李这样的情况，其他枪也出现过。2004年黑龙江一名扫黑的JC就遇到了象小说中的史更新一模一样的情况，也是被一颗子弹（五一式7.62mm手枪弹）从眼窝下打入从后脑穿出，在疗养了半年后没留下任何后遗症而康复。蒋百里、东条英机也都曾用手枪对准自己的心脏部位打而未死。所以我认为，象李仙洲那样看似打中了要害而实际在毫发之间躲过了要害的情况其他枪也都会出现，只不过六五弹出现这样的情况可能比其他弹多一些，七九弹则不会或很少会有这样的情况而已。但不管对于任何枪任何弹来说，这都不过是极个别的例子，其概率是极低的，三八枪也是如此。

三是要考虑在战争中打伤一个人使其丧失抵抗能力比打死一个人给对方造成的危害是大是小的问题。这就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要是放在今天的美军中，亡一个人所造成的危害肯定比伤一个人更大，因为人家美国的人命值钱吗。但要放在上世纪前半页的中国，情况却未必如此。在当时的中国，许多情况下，阵亡士兵的抚恤并没有落实到位，战死者往往就地掩埋，家属也不会到政府前示威，民众也不会因此而给政府施压。好一点的单位，可能会在战后购一具薄板棺材重新装敛；差一点的单位，埋完了也就算完事了，可能连一床白布、一领草席的钱都省下来了。缺额的士兵，可以再廉价而源源不断地填充进来。中国是如此，许多东方国家包括日本也都差不了多少。但战伤的士兵你却不能不管，你得安排人护理他，你得安排人背着他或抬着他，你得送他到医院治疗，这笔费用这功夫就远远不是一领草席几锹黄土所能比了。象前边举的李仙洲、史更新那样的例子，尽管在当时由于处在极度亢奋状态而没有马上倒下，事后不也得躺几个月才能重返战场吗。而且伤敌一人，可能要同时造成其两三个战斗兵员的减少。而且由于受伤者因疼痛而发出和哭嚎叫喊挣扎翻滚，对同一战壕的战友们所产生的心理上的负面影响，也远远不象电影中那样轻松。综上所述，我认为在当时的中国战场，打伤一个人使其丧失抵抗力给敌方造成的负担及危害远比打死一个人更大更严重。基于这点考虑，那种因为被六五步枪弹击中后往往可以救活从而就认定该弹不行的标准很值得商榷。

其次，要从子弹的经济性上来认定长短。在当年的战争中，步枪子弹无疑是最大的耗材。在保证足够杀伤力的前提下，能够尽量地降低成本，以更大地维持长期战争的消耗，就是到了今天，也是轻武器研究者们往往以百分之一克百分之一毫米的加以计较的的问题。在这一点上，有坂六五子弹堪称节约的典范。在二战各主要参战国的制式步枪弹中，有坂六五步枪弹弹壳最短，装药量最少，质量最轻，口径最小。而同样的数据，毛瑟七九步枪弹却几乎占据了另一个极端。这可都是钱呀！在每每以万发计算的子弹消耗中，这笔帐是不能不算的。就象我们在讨论汤姆森冲锋枪与司登冲锋枪熟优熟劣时，经济帐你是无论如何不能不算的（生产一支汤姆森的成本差不多可以生产二十支司登式了）。

所以说，单从威力上说，毛瑟七九步枪弹是大于有坂六五步枪弹的，前者优于后者，我承认。但一味地强调步枪子弹的威力越大越好，我就不承认了，要是那样，那毛瑟七九短弹和M43弹也就不会在这之后紧随而生了。

二、 关于枪的结构问题

中正式系由著名的毛瑟枪直接克隆而来，毛瑟枪的枪机结构开了一个划时代的先河，在非自动步枪领域独占鳌头，空前绝后，因而中正式也跟着沾光，于是就有中正式结构优于三八式的说法。殊不知三八式的枪机结构也同样仿自毛瑟，只不过在毛瑟枪机的基础上又加以改进而已。这些改进之处，虽不敢说是青出于蓝胜于蓝，但也绝对不比原枪逊色，而该枪的许多独创之处，更闪烁着夺目的光辉。

比如它的枪机。三八式的枪机在当时的各型步枪中结构最简单，分解最简便，零部件最少。完全分解后的枪机组件只有五个。这简化了的枪机，不仅降低了制作成本，也提高了勤务保障性和可靠性。

比如它的保险机。三八式的保险机是一个扁圆柱体，其上压以滚花，比毛瑟枪的保险机显的简洁、粗犷、大气，实际应用中则既避免了被衣服、装具勾挂，又便于操作，特别是高寒区戴棉手套时的操作。

比如它的防尘盖。这不仅是该枪的标志性符号，也是该枪最大的亮点。安装防尘盖，除了能够有效地阻止泥沙、灰尘进入枪机，也使全枪的外观显的干净利落。而安装这么一个盖子，工艺要求并不复杂，生产成本也并不昂贵，可谓是以小的代价完成了大的贡献。这画龙点睛的一笔，不仅在当时是举世无双的，就是到了今天，其中的优势也仍然十分的突出。

比如它的弹膛。该枪弹膛的上方开有两个泄气孔，这两个泄气孔可以在枪机开锁的瞬间，与枪口形成一个类似于坦克炮抽烟筒那样的作用，这无疑极有利于弹膛的冷却。

比如它的弹仓。该枪在枪弹打完后，机头便被挡住而不能再前推到位，这等于提示枪手该装弹了。这有点象今天的空仓挂机功能，在实战中特别是仓促应战和夜战中，这一招太重要了。除此以外，该弹仓的底盖还可以不用工具而只用手指轻轻一按就可以极方便地卸下来，这对于擦拭保养和快速退弹来说其好处就不言而喻了。

比如它的瞄准装置。该枪采用的是独特的立框式表尺。射击300米以内目标时，表尺框不用立起，使用框板上的照门直接瞄准；射击400米以上目标时，将表尺框立起并将游标上移，使用表尺框下端的另一个照门；当射击500以上目标时，将游标下移到底，使用第三个照门；当射击更远目标时，再逐次移动游标与目标距离相对应。在当时，超过500米以上的射击并不多，这就给调整表尺带来极大的方便，即使一个新兵，闭着眼，也可以十分便捷地变换而不致出错。更大的一个优点还有，当射击100米以内目标时，还可以竖起立框式表尺，此时只需将目标锁定在表尺框中并与准星取齐，即可做快速概略瞄准击中目标。

比如它的缠距。该枪的缠距是二战各国步枪中最短的，只有200mm，因而子弹的的旋转速度最高，飞行稳定性最好。尽管子弹的初速也差不多是同时期各型步枪中最小的，但其射击精度却是最棒的，射击时的后作力也是最柔和的。美国在战后将缴获的三八式直接用作运动射击，可见其对该枪精度的认识之高了。当然，子弹飞行的超稳定，也带来了该枪停止作用的降低，这是要一分为二地看的。

说到这插几句关于三八式的初速的话题。许多网友说到三八枪的子弹初速比一般的步枪高甚至比中正式高，令人十分的不解，不知这些网友是从哪里又是根据怎样的数据得出这样的结论的。实际上，三八式步枪的初速只有762m/s，说它初速高也勉强不算错，但说它比一般的步枪高甚至比中正式步枪高就大错特错了。若是把这一句话中的“高”字换成“低”字，到是十分的妥贴，因为当时各国主流步枪的多数，比如中国的中正式以及流行于中国的VZ24、FN24，比如美国的M1903、M1，比如苏联的M1891/30、M44，比如德国的毛瑟98、M24等，初速都在800m/s以上，是远高于三八式的。这是题外话了。

比如它的枪托的加工方式。一般步枪的枪托与下护木都是用一整块木料切削而成，但三八式的枪托与下护木却是用两块木料拼接而成的，即枪托后端向下倾斜的那一块三角形部分，是用另一块小木料拼接上去的（我不会贴图，有兴趣的可以从网上百度一下三八式的图片，可以看的很清楚）。小日本的精细与节约在此处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光是这一项，不知要省去多少木材。后来中正式也曾经借鉴了这种拼接术以节省木料，但不全是。

以上这些，有的是三八式所独创独有的，是其他步枪所不具备的，有的虽然不是三八式独有但却是体现的最棒的。而所有这一切，都使得该枪的使用更加便捷，动作更加可靠。

三、关于枪身的长短问题

三八式枪长1280mm，是同一代步枪中较长的，特别是相对于中正式来说就更显其长，这又是一个贬低三八式的理由。的确，到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步兵分队支援火器的加强，也由于步兵乘戴工具的增多，步枪枪身趋短已经成为一种潮流。在这一大潮的影响下，中正式采取德M24式作为样本是应该给予肯定的。但同样考虑到中国战场的实际情况，三八式那修长的枪身也没有过时。不仅没有过时，反而更显优势。因为在中国战场，象西欧战场那样步兵经常性地乘戴车、船、飞机的情况少的几乎还可以忽略不计，步兵的支援火器也仅相当于西方一战时的水平，有时甚至还不如。那么为了搭戴车、船、飞机等运输工具而将步枪的枪身减短也就不显的那么迫切，步枪所要承担的作战任务也就依然没有得到减轻。

三八式的长枪身有什么好处呢？至少有以下几个好处。

一是瞄准基线长，精确度高。三八式步枪的瞄准基线长达695mm，是二战各国现役步枪中最长的。瞄准基线长，自然带来射击精度的提高，这一点没什么好说的。

二是枪管长，火药燃烧充分，既经济又降低了枪口焰，提高了夜战和狙击作战的生存能力。三八式步枪的枪管长达769mm，也是二战中各式步枪中最长的。而有坂六五步枪弹中的装药量却又是同时期各型步枪中最少的，仅2.14克，火药在长长的枪管中得到了基本充分的燃烧，这样做不仅提高了火药能量的利用率，节约了成本，也使枪口焰得到很好的抑制，狙击作战和夜战时，使敌人很难从枪口焰中发现自己，更加有利于隐蔽，从而有效提高生存能力。

三是有利于白刃战。所谓一寸长一寸强，在抗战中，中日双方的白刃战远比西方战场多的多。谁都知道，拚刺刀第一需要的是不怕死而不死的斗志和有我无敌敢打必胜的信心，其次才是技术，三八式轻巧（三八式枪身虽长但质量比中正式轻）细长的枪身和锋利的刺刀，无疑给拚刺者增强了这一信心，也从中占到了便宜。抗战时期，我军在与日军白刃战时，往往吃亏较大。东北解放战争时期，兵员主要来自滇湘黔全部装备中正式的国军七十一军，最怕的就是与兵员主要来自鲁冀辽清一色装备三八式的独立二师拚刺刀，因为不论身高斗志还是枪长，他们确实占不到任何的便宜。

总的来说，三八式的停止作用在当时各步枪中确是较弱的，但其射击精度却高于当时的任何步枪。在这两点优劣的选择上，我想，步枪手们大概都会首选精度，因为停止作用对于远距离射击的步枪来说，并不象手枪要求的那么高，而确保精确命中目标，不管是打死还是打的让你躺几个月，心里才更有底。抗美援朝初期，为了方便弹药的补给，入朝部队曾以师或团为单位统一步枪的口径，在全军内调换步枪，以使全团或全师口径一律。这时便出现了一个思想问题，即所有被要求缴出手中三八式而换装别的步枪的战士都普遍出现了抵触情绪，而奉命上缴别的枪的战士，虽然也有不情愿的，但只是个别现象，没有出现象缴出三八式那样的普遍的思想问题。用枪人的这种态度，应该很能说明问题了。

老木匠

看《集结号》开头九连城市巷战那场戏，场面很震憾，特别是战士们那沿着街道勇猛攻击的惨烈和那超级时髦的手语，就更是赢得多数人的赞叹。可我看了别扭，怎么看怎么别扭，怎么看也不像是解放战争中的我军对城市的进攻作战，而象是今天经常看到的特警对藏身于某个建筑物内的持枪犯罪嫌疑人的搜捕，或者美军对阿富汗伊拉克等个别抵抗力量的清剿。

那这二者之间有区别吗？当然有区别，区别大了去了。

因为二者所要对付的对象不同，就决定了其采取的行动方式的不同。

首先，街市巷战不可能象建筑物内搜剿那样使用手语。特警或负有清剿残匪的分队之所以用手语，是为了隐蔽已方的信息与口令。这是因为，其一，对于搜剿者来说，他们的攻击对象往往被困在某一狭小建筑物内，以藏为主，其人数一般也并不太多，守东就守不了西，顾南就顾不了北，其观察攻方的视角极其有限，攻击一方的许多人许多动作包括你打什么手势他们是看不到的。其二，搜捕行动中，双方都不会轻易开枪，在发生接触之前，整个环境是静悄悄的，而且攻守双方往往只是一墙之隔，所以你要是大声地呼喊传递信息或口令，则很有可能被躲藏在墙壁另一侧的犯罪嫌疑人侦听，从而有针对性地进行抵抗，增加进攻的难度。基于以上两点，即防守者容易听到对方却不容易看到对方这一特点，攻方用手语传递命令和信息以隐蔽行动企图就很有必要。而解放战争时期的街市巷战就不同了。最大的不同是攻守双方都是明火直仗，到了能够用耳朵听到对方讲话声音的距离时，一方的战术企图不用说对方也能判断的一清二楚，也就已经失去了隐蔽战术动作的意义。第二个不同是，城市巷战中，枪炮声、喊杀声震耳欲聋，你就是大声叫喊，敌人也未必能够听到，所以也就用不着闭着嘴巴在那瞎比划。第三个不同，是防御的一方往往在主要的街道建有多层次的防御与观察体系，进攻者要是按照影片中那样沿着城市街道强攻的话，其一举一动就完全暴露在敌人的监视之下，此时你用手语，可能自己人还没看清楚敌人就先看清楚了。第四个不同，是打仗主要用长枪，对于特别讲求四快一慢的我军来说，面对巷战这样极其激烈的战场环境，任何一名战士都必须双手紧握手中枪随时准备射击或拚刺，就是哪怕零点几秒的闪失也是不允许的，哪能容许腾出一支手来作无谓的手势呢。再者说了，我军打仗，事先都已明确好各班组的任务，而且战前训练中都经过反复演练，哪个组哪个队遇到什么情况采取什么预案都有明确，其互相之间的协同动作往往都在演练与实战中达到了十分的默契，也用不着到打仗时再比比划划。

所以说，解放战争时期的街市巷战，根本就没有使用手语的必要。而实际上，那时的解放军中，也根本就没有谁听说过这半个世纪后才变的时髦的手语。

其次，巷战不能象搜捕那样仅靠轻武器。军警搜剿行动中，因对方的装备远远弱于已方，所以攻击者只用冲锋枪狙击步枪也就足能够给予压制了。而且考虑到犯罪公子藏身的建筑物往往可能就是民居，作为如今各种社会矛盾风口浪尖上的GA部门一般都不愿惹上官司，故而不到万不得已时，都基本不会对其进行破坏，再加上搜捕现场或附近可能就有大量的市民在围观，甚至犯罪分子的身边就有被劫持的人质，因而一般都不会使用重武器，以免伤及无辜。但打仗不一样，在对敌坚固设防的城市的进攻作战中，最大限度地破坏其赖以据守的建筑物，是任何进攻的一方都想方设法努力实现的。那么如何实现呢？在当时，除了影片中表现的用炸药包爆破外，上级还会尽可能地对攻坚分队给予火力加强。因为攻打象影片中那样有楼房的中原城市，显然不是一个连的行为，而至少应是一个团的行为。在当时的中原我军，平射炮火箭筒等直瞄火力可能没有或少有，但迫击炮掷弹筒等曲射火力还是能凑点出来集中使用于攻坚的。反正无论如何不能只靠步枪冲锋枪炸药包去打这样的坚固据点的，无论如何是要给主攻连队配属一定的火力支援的。要是实在连几门迫击炮都凑不起来，那就不可能打了。因为光靠步枪冲锋枪炸药包去进攻敌预有准备的街垒据点，那无异于白白送死。步枪冲锋枪对砖石甚至水泥结构的楼房毫不起任何作用，在敌方射界十分开阔的街道上，连一点用于隐蔽的地形地物都找不到，你炸药包也根本就送不上去。

第三，巷战不能象搜剿那样的打法。对于负有搜剿任务的军警来说，都是以绝对强势打击弱势，一旦政治瓦解无效而不得不采取强攻时，则强攻也不是不可以的。但对于解放战争时期的我军来说，其所面对的城市守敌，一般都构筑有坚固的永备工事，形成多层次的防御体系，特别是主要的街道，往往都在其交叉火力的覆盖之下，几乎没有死角。我军在突破外围进入街区后，往往会受到上下前后左右的环形攻击，敌情顾虑颇大，在无法给敌以有效火力压制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沿大街展开强攻。象影片中所表现的那样敢于只用轻武器便可以向敌据守的楼房工事发起强攻的场面，绝对不是可以称道的光荣，而是应该给予抨击的十足的愚蠢。很难想象，到了我军的军事思想已经基本成熟的解放战争时期，还会出现这样的蠢事。

那当时的我军面对城市守敌该怎么打呢？

当时解放军中，任何一名指挥员，甚至任何一名士兵，只要他不是白痴级别的弱智，那么他就应该懂得，象影片中那样的楼房工事是不能硬碰硬地强攻的，是百分百要绕开它的。绕开它怎么办？普遍的打法，是寻找一些敌未设防或设防比较薄弱的房屋，分多路采取一连串的爆破并辅以锹镐作业的方式，逐个房屋逐个墙壁地打通通道，充分发扬我军近战与小分队独立作战特长，向预定方向和目标穿插攻击，最后达成战斗目的。

为什么呢？一个是这样做能有效避开敌交叉火力的打击。那时的我军，象什么反坦克炮呀平射炮呀火箭筒呀无后座力炮呀等直瞄火器还基本没有，对于敌人为封锁主要街道构筑的砖石或者钢筋水泥结构的永备工事还基本没法对付。我军有靠爆破队逐次爆破开路的经验，但在敌人交叉火力封锁的城区街道上，你很难找到可供隐蔽的地形地物避开敌机枪火力，你再怎么勇敢也无济于事，根本上不了前。李天佑算是能打的吧，东野一纵（也就是后来的三十八军）不是吃素的吧，但第一次打四平突破外围后进入街区，打了个几进几出，就是打不下来，最后还是退了出来。可城镇密集错落的房屋，则恰恰限制了敌人机枪火力的发挥，通过逐个房屋逐个墙壁的凿墙打洞，就可以有效地避开敌人的机枪火力，达成预定的穿插任务。

再一个是能快速将敌人整个的防御体系割裂开来，加速其崩溃。巷战这样只能以分队为单位组织防御的特殊战场，本来就不利国军发挥其长。而一旦被我用凿墙打洞的方式迂回包抄，其整个的防御体系便被破坏，形成更小更分散的孤立单位。在当时，国军基层连队的通信指挥手段也极其落后，往往也是靠口令或简易信号进行指挥。而这种原始的通信方式在其整个防御体系被割裂成多个孤立的小块后，就完全失灵从而造成指挥与控制的断档。失去了指挥，重武器用不上，短兵相接又不是我军对手，其士兵的斗志很快便会瓦解。指望他们能象我军那样或者能象他们当年对日作战那样各自为战打到最后一个人，是根本不可能的。实际上到了解放战争的第三个年头，国军士气已经十分低落，加上我军优待俘虏的政策已经为国军士兵所深知，所以只要将其指挥体系打掉，没有了官长的控制，当兵的很快就会放下武器停止抵抗。后来再打四平时，就摸索出了这一套打法，四平就攻克了。再后来，天津这样的大城市，也用这套打法很快地攻克了。

这是一条由东野六纵十七师创造的城市攻坚经验，后很快在全军推广，中原部队按说也应该普及到了。或者还没有学到手。但不管学到没学到，打不了宁肯不打，也不会象影片中那样的打法，不然他要么就不是解放军，要么就是解放军中的白痴。

老木匠

如果我要说这么一个故事：说有一个县缺县委书记，县长找省长，要他给派一个，省长说没人可派，这时正好有一个当地震发生时丢下学生不管而私自躲藏起来的教师被双规等待处理，于是县长就游说省长允许让他把这个人带回去当县委书记，说反正能顶个人用。省长同意了，这人就当了县委书记。可这书记即不懂工业也不懂农业也不懂管理什么都不懂，但他打字速度挺快，县长呀科长呀科员呀什么的有忙不过来的时候就叫他给打字，总算是顶了个人用……

呵呵！你认为这故事编的怎么样？

大凡在中国社会中生活过的人，只要他不是远离尘世的出家人或生下来就天生的弱智，那么他一定会说这个故事编的太离谱。因为这在现今的中国，在强调坚持党的领导下的中国，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

可奇怪的是，同样离谱的事，发生在《集结号》中，却有许多人喜欢的不得了。你看那谷子地跟团长要那因当逃兵而正等待处分的人回去给他当指导员的故事，与上面的故事有区别吗？

可他们往往说：战争年代吗，打仗才是真本事，指导员呀政委什么的，只会卖嘴皮子搞教条，没什么用，所以说象《集结号》中描绘的那指导员，才算有突破，才算真实反映了历史。

这话我听到过多遍，令我无语。

看文革以前的老电影，有一个特点，即银幕上的政工干部的形象比军事干部抢眼些，特别是基层的指导员，就更多更抢眼。比如《红色娘子军》中的洪常青，比如《沙家浜》中的郭建光，比如《敌后武工队》中的魏强，比如《暴风雪中的雄鹰》中的白指导员，比如《勐龙沙》中的江洪，比如《无名岛》中的王永智等等，虽不免打上时代的铬印而令许多愤青不满，但却是那个年代的真实写照。

可今天不知怎么了，大概是对文革十年极左错误路线的仇恨太深，或者是对西方或封建时代的军队崇拜的太过盲目，或者是对我军历史理解的太过浅薄，或者是对我军性质全然不知，或者是想故意贬低我军政工制度否定党指挥枪的建军原则，如今影视中的我军政工干部，要么被回避掉，要么被贬低，要么被丑化，就好象政工干部得罪了谁一样，在他们臆想中，在相当多的人们的臆想中，我军的政工干部就应该跟《集结号》中那指导员一样，必定要戴着眼镜，必定要酸不叽叽，必定是只会念教条，必定是一副全没阳刚之气的孙子样。

看来对zhonggong军队历史的了解，也并不仅仅只是低学历的人才如此，这就有必要说说我军的政工干部在军队中的地位作用威信了。

zhonggong军队在建军以后很长一个时期，上至方面军下至连队，各级政工领导是享有比同级军事主官更大的权力和更高的地位的。不仅军队中的各种行动都得需政治主官副署方可执行，特别与作家影视家臆想的截然不同的，是当军政主官意见不一致时，得由政治主官最后拍板。这种不论军事政治的大事全由党代表政委说了算的情况，今天反思起来，未必合理、科学，但它是事实。而且一直到1942年秋，才开始有些许的改变。一直到1946年底，党委（支部）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才开始在全军逐渐实行。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zhonggong军队中的军事首长才开始与政工首长平起平坐。所以说，象谷子地李云龙那样大事小事一个人说了算而全不把政工干部放在眼里的情况，在当时，在特别强调党指挥枪的zhonggong军队中，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

战争年代，为了能够让部队的指导员呀政委呀在关键时刻代表党牢牢地控制住军队，上至中革军委下至每个基层党委，都在平时赋予并培养了各级政工领导人很高的威信，以使他们说话算数。有个别时期，主要是建军初期，甚至错误地过份抬高其权力，不仅使其在军中享有比同级军事首长更重的与人事升迁相关的权力，甚至得操生杀大权。而且也的确出现过少数狂热如今天愤青般把革命理解成打倒一切和为纯洁阶级队伍而扩大肃反的人充当政委特派员等角色，在历史上留下沉痛的一页。但不管这有多么的令人遗憾，事实上却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产生了即有负面的也有正面的深刻影响，让当时的许多官兵对政委、特派员、教导员、指导员等都不得不心怀恐惧，因而象《集结号》中表现的那样连一般士兵都敢于对指导员高声叫骂的情况，也就绝对不可能会出现。

那时的政工干部，除了令人畏惧，也令人爱戴，这与今天不同。由于职责所在与阶级感情的真挚，指导员们在行军中为体弱者背枪，宿营时为士兵烧洗脚水，为伤病员喂饭洗脚，这都并不是夸张的演义。又同样出于对党的狂热信仰和阶级仇恨力量的驱使，包括那些曾在肃反中犯有扩大化错误的人，在冲锋杀敌中也往往有超常的表现。所有这些，让那些主要生活在社会底层习惯了被人看不起被人欺负的穷苦农民出身的士兵们，是没办法不敬重他们的。到了解放战争时期，我军的政工制度已经走向成熟，当时在许多俘训部队和新解放区中，都有将不认识的老兵称呼指导员的现象，可见其在当时人们心目中的份量了。

zhonggong军队的政工干部全部起于卒伍，连队指导员往往是由政治素质较强的排长提升或由连长转任的，故指挥打仗的功夫并不稍差。抗战时期威震华北的敌后武工队，上至小队长中队长大队长下至普通队员，差不多全由部队的政工干部抽调组成。如著名的冀中九分区武工队的队长兼政委杨寿增是团的政治处主任，七分区武工队的队长张英是第二游击总队政治部敌工科长，指导员崔希哲是军分区政治部敌工科长，冀南一分区武工队的队长兼政委刘大坤是该分区的政委，六分区的德故武工队队长王澄是政治部的锄奸科长，副队长曹荫怀是政治部的宣教科长。小一些的武工队或武工小队的队长，比较著名的冯志、王栋、李彩五、李继初等，则全都是主力部队中连的指导员调任。从本人搜集到的有关武工队的资料中看，武工队的领导由连长、营长、团长等担任的极其罕见。

在以打仗为中心工作的战争年代，政治上是否坚定和会不会打仗，是当时对每一名zhonggong党的干部最重要的考查与任用标准，这就促成了当年的许多政工干部特别地注重军事修养，加上职责相关，必然就使其在战争中绝对不可能往边上躲而是冲锋在前更显身手，从而造就了一大批能文能武的高级将领，比如粟裕、彭雪枫、黄克诚、肖劲光、李先念、王震、杨勇、叶飞、肖华、陈锡联、杨成武、张爱萍、邓华、刘震、刘亚楼等，在红军时期，都长期担任各级的党代表、政委，有的从始至终担任政工干部。

所以说，如果zhonggong军队战争年代的政工干部全象近期影视中表现的那副酸不叽叽连枪都不会拿的孙子样，我们该如何认识曾令敌伪闻风丧胆的主要由政工干部组成的敌后武工队？如果总是固执地认为我军的政工干部全是从不过问军事只会念教条卖嘴皮子的，我们又如何认识循着指导员、教导员、政委等政工渠道成长起来的邓华、王震、杨勇、叶飞、刘震、钟伟、刘亚楼、高敬亭、杨靖宇、赵尚志等一大批见棱见角叱咤风云的赫赫战将呢？

老木匠

这一类的错误在许多影片中都存在，不过以《集结号》中的国军对共军汶河防御阵地的进攻战斗一场戏表现最详，因而露窃也最过，故仅以此例从进攻一方的角度来说事。

其一，他的步炮协同基本是错误的。步炮协同这个词，在解放战争时期，已经不是什么新鲜词了。早在一战时，便有“徐进弹幕射击”战法的应用，就是随着冲击步兵的前进，炮火弹幕在步兵队形之前徐徐向前移动的射击方式。后来这一战法传入中国，北洋陆军时期，步炮协同的理念即已普及。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国军步炮协同进攻的理论与实践已经相当成熟。可影片中看到的，当防御的共军九连在敌人炮火准备结束（并未看到延伸）后进入表面阵地时，国军冲击的步兵距离他们防御的前沿还老远老远的，这便给了他们以充分的时间组织防御。这与当年国军的步炮协同水平是相差太远的。按理，当他的炮火急袭时，准备冲击的步兵应该在共军防御前沿200米左右占领冲击出发阵地，做好冲击准备。太近了不行，太近了有可能遭遇已方炮火的误射，太远了也不行，太远了就造成步炮脱节，炮兵掩护步兵的作用就降低了，而且会加大步兵冲入敌前沿的距离，增大体力消耗，给敌以防御准备时间。当炮火准备结束开始延伸时，冲击之步兵应充分利用炮火准备的效果，迅速在障碍物中开辟通路，接近对方的防御工事，在防御之敌刚刚跃出进入表面阵地而尚未完全做好战斗准备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突破敌前沿。当然这有一定的难度，即冲击的步兵跃起的时间与炮火开始延伸的时间应恰好一致才行，早半分钟不行，晚半分钟也不行。以国军当时的情况来说，他应具备这样的能力。但影片表现的令人失望。因为当防御方负责监视敌军炮火的观察哨判断敌人炮火急袭结束后，传递口令给指挥员，指挥员下达命令并率坑道（或猫耳洞）内官兵跃出进入表面阵地这个过程，怎么说也要一分钟左右，如果攻击方步兵从前沿前200米处发起冲击的话，对于九连这样单薄的防御体系来说，一分钟的时间应该已经逼近防御前沿甚至已经跃入一线堑壕短兵相接了，怎么可能会象影片中表现的还有那么慢长的距离给你从容的准备。这未免太过份地贬低了国军的步炮协同能力。

还有一个更不可能的错误，即当步兵已经发起冲锋后，其已经结束攻前火力准备的国军炮火又重新开火进行了一次规模较大的火力急袭，这是古往今来极其罕见的打法。因为这样的话，受到打击的，将不仅仅是防御的一方，正在发起冲击的步兵也可能面临同样打击。这便不是一个步炮协同的动作成熟与不成熟的问题，而是一支军队的战场伦理问题了。一般来说，如果进攻一方的指挥员没有得精神病，战斗又不是对于攻方来说到了非要鱼死网破同归于尽的地步，是不可能采取此一缺德的战法的，国军同样也不可能。

其二，他的步坦协同基本也是错误的。相对于步炮协同来说，步坦协同对国军也是一个新鲜的东西。不过步坦协同比较简单，即使没有经过较长时间的反复演练，出于本能，也足可达成差不多的协同动作。该片中，国军曾出现坦克冲击的场面。先不说攻击这么一个小小的阵地有没有必要搞这么大的动静，也不管影片中出现那种坦克（看不清型号，但可以肯定不是解放战争时期国军能够装备的）有没有可能，就说他的协同动作吧。片中的坦克是孤立前出的，这完全不可能。在解放战争中，国军的坦克还极少，是宝贝疙瘩，一般是不用的，即使用，也会十分的谨慎。虽然他那时还不太懂得步坦协同，但出于对坦克保护的本能，他是绝对不敢甩开步兵开足马力孤立前出的。因为坦克的视界极其有限，观察死角很大，其乘员难以全面掌握战场情况，一旦失去了步兵的掩护，极易遭受敌人步兵的打击。国军没那么傻，不会干这亏本的买卖的。实际的情况是，受步兵机动能力与坦克数量的限制，国军坦克战术的应用，基本还停留在西方一战时的水平，即辅助步兵攻击的水平上。退一万步说，即使坦克手想冒进，也不该前出到敌方步兵反坦克火力打击的距离之内，而应该停止在步兵能够打击的距离以外，然后用坦克自身的火炮、机枪对防御之敌进行打击。那时的共军没有直射火力，如果这样，就造成了我打得着你你打不着我的有利态势。可惜，他愣是孤立地冲入共军炸药包、燃烧瓶的攻击距离之内，这不是送死是什么，影片中所表现的这样的冲击法，在当时的国军中是完全不可能的事。

影片中还有一辆坦克被共军山炮击毁的戏，这就只能惊叹共军实在太强了。山炮是典型的曲射火炮，是面杀伤兵器，是非要骡马挽曳或驮载才能机动的笨家伙。以山炮对决坦克，二者的机动性能、弹道系数等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而坦克居然败给了山炮，除了怪坦克孤军冒进和低能外，还不得不赞佩谷子地或冯小刚的超级神勇。

其三，他的炮兵兵器的使用就更是错误的。解放战争时期，国军装备的火炮情况，是大口径压制火炮少而步兵随伴火炮多。在国军嫡系部队中的王牌师（整编旅）一级，一般最多只有12门制75口径山炮一个营，在少数嫡系的军（整编师）一级，一般最多才配有12门制105毫米榴弹炮一个营。象第八军、新七军这样的嫡系部队，还没能达到这样的水平,至于杂牌军，有的师一门炮也没有，有的军也只有一个营的山炮而已。但此时国军团以下步兵部队中，不管是美械、半美械、国械还是日械装备的，多数步兵团都辖有战防炮一个连（4门），迫击炮一个连（6门，有的分辖到营），火箭筒6具则分辖到营，60炮则每连6门或分辖到排。可见其步兵直接支援火力相对于军、师属压制火炮来说，是足够强了。可影片中所表现的，却正好相反。我们看到国军在对九连阵地进攻前的炮火准备时，有好多门美制105毫米榴弹炮放列射击，可从头到尾，却连一门迫击炮战防炮火箭筒也看不到，这就显的荒唐了。

象仅有四十多人的九连防御的阵地，从其防御的正面和暴露的火力上，是极易判断其兵力兵器配备情况的，国军的侦察能力就是再差，也不至于将他们误当成一个团甚至一个旅吧。压制这样一个连的防御阵地，犯得着召唤军属炮兵（105榴弹炮）来打击吗？他一个军长（还得是嫡系）就那么12门（有的仅8门）美式105榴，打这么半个连就配属这么多，他的作战任务就只是这半个连吗？那要是在别的方向遇到共军一个营怎么办？要是遇到共军一个团、一个旅、一个纵队呢？还有一个极其可笑的是，打击了半天，这么一个小小的连级规模的野战防御阵地，却并没有受到多么严重的破坏和人员杀伤，就让人无法理解了，这堂堂国军的军一级的炮兵到底是打的礼炮呢还是根本就没装引信的臭弹呢。

甭管进攻一方的国军是什么级的单位，只要他对敌情判断的差不太多，别说不会召唤军属炮兵，就连师属炮兵（75口径山炮）都用不着，只凭团营炮就足够了。按当时的情况，如果将一个团不同口径的迫击炮编成临时轻便炮兵群采取齐射的方式进行压制，是足可以让防御的九连难以支撑的。而当时的国军步兵，即有此炮战的经验与能力，也完全具备这样打的条件。可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整个影片中，我们却并未看到国军当时普遍装备的步兵随伴火炮的应用。九连阵地上，有两挺配置的极其错误的重机枪（当时，国共两军特别是共军用于防御的重机枪阵地一般隐蔽配置在两翼或反斜面，而不是象影片中那样暴露地配置在正面），这正好是国军战防炮与火箭筒最佳的打击目标，可防御方就那么将重机枪完全暴露地在正面射击，也并不按要求经常地变换阵地，而国军就愣是任其发挥，这就太让人感觉是在演戏了，而这戏也演的太假了。

其四，他不该第一次冲击便使用那么多那么密集的兵力。一般来说，在解放战争时期，不论国共哪个军队，对于野战阵地的进攻，在炮火准备后，都先要采取小群多路并分成多个波次的试探性攻击，一是进行侦察，二是消耗疲惫防守之敌，待敌情基本明了，守敌受逐次消耗袭扰战力疲惫时，再以主力发起猛烈冲锋，一鼓作气解决战斗。可奇怪的是国军没这么做，而是只在进行一次炮火急袭准备后，便发起大规模集团冲锋。这样做的不利之处是显而易见的。一个是守敌的阵地构成、火力配系、障碍物设置等要素你可能还基本没掌握或掌握的不确实，其攻击便显的盲目；一个是守敌未经消耗与疲惫，锐气正盛，以逸待劳，势必增大攻击的难度；还有一个是攻击的后劲小，一旦攻击受挫，势必造成攻击行动一波不如一波，对军心士气的影响必然利于敌而不利于我。除此之外，进攻方步炮协同又没循常规进行，有直瞄的也有曲射的团营属炮兵又不用，冲锋时又不懂得散开不懂得跃进，就那么慢慢悠悠地排成威武整齐的象是接受检阅一样的队形前进，能不败给谷子地们吗。要不怎么说配属了军炮的国军也打不过半个连的共军呢，导演非要让他打不过，他能打得过吗？

其五，他不该采用夜袭这一以短击长的打法。影片中，国军在大白天动用了军属火炮和统帅部直属的坦克进行多次冲击，都没能攻克谷子地们半个连的阵地，于是采取了夜袭的行动，这当然不用打也知道结果了，肯定失败吗。

夜战、近战、打乱建制的混战、白刃战，可以有效迫使敌优势装备失去用武之地，变成只靠刺刀就可以分出高下的决斗，就成为共军长期以来以劣势装备克敌制胜的一套绝招。看一百米内硬功夫，看敢不敢刺刀见红，也就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每一名党员每一名战士能否经受住考验和是否受到尊重与提拨重用的标准。其中的夜战，早在红军时期就被成功运用，在几十年的战争状态中，早已养成一整套的成功经验与传统，到了解放战争时期与国军战，仍然屡屡得手，一直是国军无法与之争夺的高地。按说这并不是多么难的事，可国军为什么就不能也用夜战近战针锋相对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不是一个单纯的战术或技术问题了。夜战，其最难把握的不是战斗中的识别、联络、组织、协同，而是每一名战斗员高度自觉的主动攻击精神和上级组织对所属官兵超强的组织控制能力。这超强的攻击精神与控制能力，是由zhonggong军队的性质所决定，是与长期坚持的坚强有效的思想发动密切相关的，他们的对手国军，是不具备的。国军在抗战时，基于民族大义和对日本侵略军的深仇大恨，上下级之间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强烈的向心力与凝聚力，在这极强的力量作用下，每一名参战士兵高度自觉的主动攻击精神便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体现，因而夜袭在国军抗战时也不乏成功的例子。但到了解放战争时期，特别是到了一九四八年以后，国军的士气与共军已经毫无可比之处。从这个时候起，除极个别部队外，对于国军绝大多数部队来说，将部队集中起来进行较大规模的防御作战，还能将就，但其主动的攻击精神已经基本丧失，又缺乏象共军那种在思想上或者说在精神上超强的控制力，所以如果采取主动出击的战法，则极易使部队失去掌控。特别是夜战，就更容易造成建制上的混乱，造成官找不到兵，兵找不到官也不想找到官的局面。而只要你当官的在夜色中看不到他，指望他能够玩命地主动寻敌作战，作梦吧！他不缴枪投降不扔下枪跑回老家去就不错了。

基于这个差别，所以国军在三年解放战争时期，都尽量避免与共军夜战，倒是共军，却时时处处钻着空子地变着法地寻找国军夜战。象影片中那样让国军送上门来夜战的事，不把共军乐坏了才怪。在大白天都不能取胜的国军，竟然使出夜战这一招，真怀疑这国军指挥员是不是共军卧底了。

老木匠

大概受西方敢死队题材影视的影响，改编自冯志《敌后武工队》的影视接二连三地投拍。可影视中所表现的武工队，却全不是原著小说所纪录的抗战时华北敌后的武工队，而是编导们根据自己对西方特种部队的盲目崇拜与对枪战大片的模仿加上自己的臆想制造出来的武工队。

为什么呢？

先说一说什么是武工队。武工队就是武装工作队的简称。最早是zhonggong抗日武装为恢复与开辟敌后游击根据地而组建的一种特殊组织，它诞生于华北敌后抗战中最艰苦的岁月，而尤以河北平原腹地的冀中区最为活跃。

武工队不是编制单位，而是任务单位。这又分几种情况，一种是抽调各不同单位的人员编组而成，就象某师为迎接军运动会而由各团抽调人员组成的足球队一样；一种是指定某个建制单位临时充当，就好比前卫连、预备队一样。

武工队并非只是抗战时才有。解放战争时期的敌后也有武工队；解放初剿匪巩固新区时也有武工队。各不同时期或同一时期不同地区的武工队，其组织系统、活动环境等是不同的。因为是就冯志所写并经无聊编导们篡改的《敌后武工队》说事，所以这里便只说抗战最艰苦阶段河北平原的武工队。

首先，武工队不是西方意义的特种部队。第一个不同，是人员的组成不同。武工队的对上关系隶属于军分区政治部，武工队的斗争方式规定为政治进攻。因为这个特点，组成武工队的成员特别是各级领导便主要以政工干部为主，这是全军一致的。如冀中九分区武工队长兼政委杨寿增是冀中主力十八团的政治处主任，七分区武工队长张英是第二游击总队政治部敌工科长，指导员崔希哲是军分区政治部敌工科长，冀南一分区武工队长兼政委刘大坤是该分区的政委，六分区德故武工队长王澄是该分区政治部的锄奸科长，副队长曹荫怀是该分区政治部的宣教科长。小一些的武工队长，比较著名的冯志、王栋、李彩五、李继初等，则全都是主力部队中连的指导员调任。从本人搜集到的武工队资料中看，武工队的领导由连长、营长、参谋长、区队长等担任的极其罕见。这是只有zhonggong领导下的、人民战争背景下的抗日武装才会出现的情况，是和编导们的臆想与希望截然不同的，是和西方特种部队的组成人选截然不同的。

第二个不同，是渗透的方式与对渗透结果利用的不同。武工队开展渗透工作的主要手段，就是国人最擅长的拉关系，绝对的中国特色。这也是由当时当地的社会情况决定的。敌占区内，建有各级伪政权组织，在以华制华的原则下，就产生了大量的伪军伪政权人员。但这些伪官伪军们，虽然多数也不是什么好人，但也并不真心给鬼子干事，有奶便是娘，混饭吃而已。他们往往都是土生土长，老婆孩子父母亲也都在当地，在应付鬼子的同时，也并不愿意得罪整天把脑袋与手榴弹掖在一块的武工队。所以，只要武工队的政策运用得当，他们也愿意与八路拉上关系踩上两条船留条后路。而这，也正是武工队想得到的效果。双方都有这样的需求，伪官们七姑八姨三舅四叔什么的又都在当地，拉上这种关系就不是什么难事了。于是，这种靠拉关系进行的渗透活动，就成为那个特定时期的一种特定斗争形式。冀南军区1942年10月有一个统计，在该分区范围内，武工队与伪军共建立关系1400余个，从这组数字中，足见其重视程度之高和数量之大。

拉关系干什么，一为情报工作。敌伪中有什么行动，武工队都能事先知道的清清楚楚，甚至某个会议上某个伪组织人员说的某一句话都能在散会后不久就可以传到武工队的耳朵里，从而为军事、政治、经济斗争提供支撑，也给伪军伪组织人员造成相当的心理恐怖。二为寻找保护伞。在冀中、冀南，都出现过武工队为逃避敌人的追捕而藏身于伪军据点中的情况。当地下人员和群众积极分子被捕后，也可以通过关系将其救出。三为解决经济困难。当年根据地急需的药品、兵工材料等紧俏物资，需要到敌占区购买，因为武工队与敌占区三教九流都建立了较好的关系，就为这种采购提供了相当的便利。四为交通方便。当武工队保护党的干部通过伪军据点到其他地区时，往往事先疏通驻地伪军，爱酒的送几瓶酒，爱钱的送几块大洋，爱货的送双鞋送件衣裳，这些伪军官受了贿赂,加上也不想与八爷结仇，通过他辖区时他往天上放一阵枪就过去了。

说到这里，又让人不禁想起黑社会的渗透，其实武工队对伪军伪组织的渗透，与今天某些黑社会对政府和公安部门的渗透是完全一样的道理。而这，对于作战地区主要是异国他乡的西方特种部队来说，由于与当地人没有这种老一辈少一辈的盘根错节的关系，象武工队这样的拉关系渗透方式，是他们无法做到的，甚至是无法想象的。

第三个不同，是对敌斗争方式不同。西方特种部队的任务往往是针对某一项单独的任务而派出，如营救人质、刺杀敌方要员、袭击敌方司令机关、破坏敌方重要设施等，完成任务后一般在最短时间内撤出。武工队的斗争方式是政治进攻，其首要任务，是对敌的宣传战。说到这宣传二字，是许多网民与观众所不喜欢的。有些编导为了迎合观众的这种心态或是他们本身也根本理解不到这样的高度，因而往往忽略或有意回避，这就把武工队最最根本的也是最具特色的东西无形地抹杀了。

武工队的宣传分作两部分，一是对敌伪宣传，一是对群众宣传，对敌宣传则是主要的。至于其方式方法，除了比较常见的炮楼喊话、写标语、集市演讲、发传单，写信、打电话等以外，还有一些比较独特的作法，比如截住过往邮车，在来往的信封上写标语口号；比如对伪军记“善恶簿”、发“回心抗战证”；比如深更半夜潜入伪军属的家中给全家人谈话讲抗日的大道理；比如给天津市长打恐吓电话，给河北省长的家里寄传单，等等等等。这些作法，对于只是短期潜入的西方特种部队来说，可能不起多大作用，因而他们往往并不使用。而对于土生土长并准备长期扎根建立根据地的武工队来说，却是十分常见的心战方式。

除了宣传攻势，摆在第二位的工作，便是锄奸了。西方特种部队也是有刺杀任务的，这一点武工队与他们相比总的来说并没有不同。但其具体手段，仍有不同。说的难听一点，武工队的锄奸手段，却与中国传统的黑社会组织或今天西方的某些恐怖组织有着某种相似。比如有些特别牛的武工队，往往能够在月暗风高的深夜突然出现在熟睡中的伪官居室；往往能够将保镖环卫戒备森严的公子小姐老太爷姨太太们请到青纱帐或地道里去上政治课；往往能够在敌人聚会的餐桌或会议桌上适时地寄去某汉奸的人头；往往对仍在逍遥作恶的汉奸判处死刑，并张贴布告写明五日或十日之内执行，而五日或十日之内必置其于死。所有这些，充满中国传统特色，你可以在帮会或恐怖组织的活动规律中发现共同点，但你却无法在西方特种部队的枪战大片中看到。

第四个不同，是所依赖的要件不同。西方特种部队往往独立作战，并不指望当地群众的支援与配合。他们更看重尖端的特工装备，其运载工具、通信手段、野外生存器材等，俱都是当前军界最尖端的产品。而武工队是在人民战争这个大背景下作战，故而特别强调依靠群众和当地党组织。他们除了装备有比一般部队更加犀利的近战兵器外，其他则一无所有，情报工作、吃的穿的住的、乃至战斗中的配合等等全依赖地方党组织和发动群众。这一点是武工队与西方意义的特种部队最大的区别，是古今中外找不到第二家的，尽管它老土老土的土味十足。

其次，武工队不是游击队。武工队做宣传瓦解敌军的工作，游击队也做此项工作；武工队做锄奸工作，游击队也做锄奸工作；武工队经常化装侦察，游击队也经常化装袭击，故而二者经常被混为一谈。到了一九四三年后，由于许多游击队性质的敌后小部队也称武工队，而此时由于局面已经打开，武工队也开始扩大发展，也进行小规模的游击活动，二者还就真的不好区分了。但在四三年秋以前，二者的区别是十分的明显的。

一是活动的地区不同。游击队一般活动在游击区，武工队则基本活动于敌占区。游击区有一定群众条件，有秘密的抗日政权可以在夜间活动，有可以回旋游击的余地。而在敌人的“确保治安区”，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几乎男女老少都被敌人组织起来了，象什么“防共自卫团”、“防共青年团”、“防共妇女会”、“防共儿童团”等等。武工队刚刚进入敌占区时，追杀他们的，并不象以往表现的那样只是少数的汉奸，而是几乎所有加入各种防共组织的一般群众。只要他们在哪个村一露头，哪个村的男女老少就一起上阵，又敲锣又叫喊又追捕。在这样的环境中，别说开展游击战，连立足都十分的困难。而这样的情况，在游击区是基本不存在的。

二是组织形式不同。游击队有受县委领导的，有受区委领导的，也有受军分区领导的，还有自发的，而武工队全部是受军分区政治部领导。

三是人员的构成不同。游击队的队员是可以放手征召的，人员越多越好，只要愿意参加抗日的，一般是来者不拒。武工队的队员则都是在具备长期实战锻练有高超杀敌技能的敌工、锄奸、侦察等专职干部和主力兵团的班排长中精挑细选的。和游击队相比，武工队的成员更精悍。而这里说的精悍，主要的还不是他们的武艺如何，不是他们手里的家伙如何，不是他们游击作战的经验如何，主要的是能不能准确掌握党的政策，会不会做敌军工作，会不会做群众工作。最低限度你得会写标语传单，你得会组织开会演讲。这是他们的使命要求的，也是武工队之所以能够在敌后之敌后那样艰苦的环境中有所作为的法宝。而如此高标准的军政素质，并不是每一名游击队员都具备的。

四是主要任务的不同。游击队有打仗的任务，而武工队则没有打仗的任务。不论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晋绥，还是八路军总部，都不仅没有将打仗作为武工队的任务，反而还一再强调武工队不是游击队，不能过分地刺激敌人而忘记自己主要的工作。刘伯承就曾反复强调武工队的任务是政治进攻，不是军事打击，不能作无谓牺牲，罗瑞卿还曾批评过一些对武工队任务不熟悉的领导干部，批评那些将武工队当作游击队使用的军分区领导。为什么呢？因为武工队活动地区敌强我弱的态势限制了他们，如果非要这么干，则无异于自杀，而这，显然不是八路军所提倡的。影视作品里模仿西方枪战片表现的武工队经常与鬼子刀对刀枪对枪的硬拚血战的场面，基本是不存在的。

大凡隶属于军分区的武工队，其近战兵器在当时是相当棒的。不论队长队员，都是双枪。有的是两支短枪，有的是一长一短，而短枪基本是德国造盒子炮，长枪则既有马枪，也有卸掉枪托的美式汤姆逊冲锋枪。武工队不打仗，那对他们的实战经历要求那么高武器配的那么强干什么呢？要知道，武工队的工作环境是敌占区，是全没有根据地支撑的敌人的后方统治中心，你不找敌人打仗，可敌人是不会允许你在他的县城里在他的模范治安村里搞宣传贴标语开会演讲的，是不会允许你动不动就到他豢养的走狗家中杀人索命的，他要找你打你的呀。身上没有点功夫，没有几件家伙，你就空着两手等敌人来捕你绑你吗。所以，武工队的家伙，就象刘伯承说的那样，不是用来打仗的，是用来为政治进攻提供保护的。而实际上，虽然武工队没有打仗的任务，但短兵相接的遭遇战斗，对于他们来说却是经常要应对的，只是他们绝对不会恋战，更不会象电影电视剧中表现的那样主动找敌人明火直仗硬碰硬对打。就以冯志曾任分队长的九分区武工队来说，从四二年秋组建，到四五年抗战胜利，前期活动在伪河北省会保定周边，后期转战至日军驻防重地天津近郊，多次进出保定天津城内，创造出惊人战绩，却没有一人牺牲也从无一人重伤。要是象影视中表现的那个打法，在保定天津那样的地方，我看他们一个也别想活下来。

第三，武工队的工作重点在农村的基层而不在城市也不在上层。现在电影电视剧里，有一种趋势，总是将对手的级别越写越高，由以前的日伪小队长中队长到今天的大队长联队长旅团长市长省长。似乎只有这样拍，才能借以表现那些公馆、宴会、洋车、洋楼的奢侈豪华，才能借以表现那些姨太太大小姐婊子戏子们的嗲声嗲气，才能得到较高的收视率，才能让自己的口水满意地流出来。实际这是错误的。武工队的工作重点是在农村，是在棒子垅里在地道里在炕头上，是在满脑袋高梁花子一身臭汗的庄稼汉身上，是在伪军伪警伪组织的下层。为什么呢？其一，占领农村这块广阔的天地，是zhonggong武装斗争历来的工作重心。其二，是由当时面临的斗争环境决定的。在敌占区的广大农村中，有敌人建立的各级政权组织，分驻着遍地的伪军下层单位。这些维持会长、自卫团长、特务系长、伪军小队长、警察分所长们，如果工作做不好，他们就成为恢复与开辟根据地的绊脚石，而工作做的好，又可以为我所用，成为我们的内线，所以自然就成为武工队争取与打击的头号目标。其三，这也是武工队的能力决定了的。城市上层县知事市长团长集团长等中高级伪官，一般住在较大城市，对于武工队来说，一来不容易经常接近，二来这些高官受奴化影响较大，与共产党的阶级仇恨较深，在没有受到严历的打击之前，在敌我力量对比还没有发生大的转变之前，也不易做好工作。而在农村，那些伪军伪组织中的下层官差们，除个别日寇直接豢养的特务武装外，多数并不把日本人当成唯一的靠山，从他们身上很容易打开突破口。至于农村中的各种“群众防共组织”，本来就是被胁迫加入的，其成员全与日本鬼子有着血海深仇，只要武工队的二十响比鬼子的刺刀离他们更近更显力量了，他们是极愿意参加秘密抗日活动的。只要自卫团长呀警察分所长呀什么的装看不见，武工队就是在他眼前，他照样高喊“平安无事”。到后来“两面派政权”出现后，这些农村中的伪政权组织，名称虽然依旧，而更多则已在我完全掌握中了。

武工队是什么，是干什么的，在冯志小说原著中，都用一个一个生动的故事诠释的十分明白，但可惜的是，这么一个古今中外绝无仅有可歌可泣的传奇，却全被那些喜欢抄袭喜欢臆造而独独不喜欢尊重历史却又打着弘扬历史主旋律牌子的编导们给糟蹋了。

老木匠

东北抗日联军，因为其建军过程中吸收了部分绿林武装，特别是第八到第十一军，又完全是由绿林收编的，于是给其蒙上了一层匪气，这是客观存在着的事实，没必要回避。但影视作品中却不这样了，借着这个不足，于是就有一些作者为了各种目的，而在其作品中将抗联部队和领导者随意地歪曲，似乎是想怎么虚构就怎么虚构，不仅网上恶搞成风，即使是中央台或是主流影视中，也以此为时尚，而要是不如此描写，似乎反而显着你不够前卫，就会说你是思想僵化，说你是“极左”，在此时尚的冲击中，一股抗联作品的恶俗之匪化风盛起于银幕荧屏。

之所以会如此，一方面可能是我们的编导们对文革中那种极左表现手法的矫枉过正，另一方面则有可能是一些创作人员还缺乏深厚的历史功底，特别是对于zhonggong党史还缺乏必要的学习和认识，当然这其中又不乏哗众取宠者流。还有一种可能，则是一些别有用心者想借此否定zhonggong领导抗联的历史。

其实，zhonggong领导下的东北抗联，也和内地的八路军、新四军一样，是有着极其鲜明的赤色的，是完全的绝对的zhonggong领导下的武装，是区别于东北任何其他色彩的抗日武装的。

为什么呢？

从它的赤色上说。

抗联的赤色，同zhonggong任何地区的武装一样，最显著地体现出一个“左”字。这个左，在当时乃是一种时髦，所以不论是人们的口头语言上，书信中，还是行动上，都极力地表现左的一面。不论从当时的档案上，还是从当事人的回忆中，在人们的心目中、在口语上，最感到神圣的是 “党委”、“省委”、“县委”、“会议精神”等当时出现最多的词汇。而之所以会这样，当然主要的是那时人们投身革命，一没有官做，二没有钱花，的的确确就是凭着一种牺牲救世的精神来的，说的全是心里话；还有一个原因，因为当时的环境特别的残酷，经不起考验或者拷打而叛变的也不在少数，因而党内军内的肃奸也是特别的严酷和无情的，不管是谁，只要说话稍有不慎，就有可能被指为奸细而被处死。为了不至于引起怀疑而受到整肃和清洗，一些尽管不是真心信仰的人也尽量地粉饰自己，努力地表现。总之，不管是真的左，还是假装的左，反正那时人们在口头上和文字上，还有一些行为上，都显的很左。尽管今天反思起来未必科学而显得有点愤青的样子，但历史上有许多我们今天看起来不科学不合理的东西，却都是不以我们的好恶而存在着的事实。

再从它的体制上说。

抗联部队与其它东北的反日部队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他的政治工作制度和政治工作干部。抗联中，从军到连，都普遍建立了zhonggong党的组织，各级都设置了正式干部，军、师、团设政委（有些没有，则设政治主任，行政委职能），连设政治指导员，班里还有一名宣传鼓动员，类似于内地八路军中的政治战士。在当时，对部队建设发挥作用最大，在士兵、群众及敌伪的心目中影响最大的除了军长、师长、团长，更多的是巡视员、政委、主任、指导员等。因为他们往往有着比军事首长更大的权力，发挥着更大的作用。这种体制，是zhonggong武装区别于其他任何武装的最大特征。可惜的是，也许是我们一些编导对这些年的一些党的干部和政治工作专职干部有看法，竟然把历史上一些发挥了重大作用的优秀的政治工作领导也干脆从人物表中一概抹去了。

与其他别的抗日武装在体制上的另一个区别，是抗联十分地重视宣传工作。至今，我们在查阅当时的档案时，还能发现抗联在那么极端艰苦的岁月中印制的各种小报、传单和标语，仅以抗联第一军来说，便先后出版过《红军消息》、《革命画报》、《列宁旗》、《南满抗日联合报》、《东边道反日报》、《中华报》等。有时为了做好武装宣传工作，经常会有战斗发生，许多人为了演讲、演戏和张贴标语而流血牺牲。这些，都是其它任何军队所没有的，也是任何一支军队都不能与之相比的。只有zhonggong的军队，才有这样的性质。同样可惜的是，我们在影视作品中，更是绝对看不到我们的战士们对群众宣传，看不到部队组织什么贴标语，做演讲之类的活动，除了火爆的枪战，还是火爆的枪战。看起来有点象美国的越战片，但又没人家拍的那么好看。

再从它的会议上说。

不是常说吗，共产党会多，一点没错。研究zhonggong党史、军史，你必须得研究它的会议，不研究它的会议，你就不可能了解它的历史。描写zhonggong的战斗历程，你也不能避开它的会议。许多重大的历史转折点，其标志往往就是某一次会议。这不用多说，稍稍了解zhonggong党史的人，都知道这一点。在抗联发展的历程中，也是如此。

九一八事变后的10月12日，zhonggong中央在给zhonggong满州省委关于士兵工作的指示信中，明确地提出了创建抗日游击队的要求，从此东北武装斗争转向了一个新的方向。这封信，就是抗联史上一个重要的标志。11月中旬，zhonggong满州省委召开会议，贯彻中央指示，从此之后，东北各地方党的主要工作，全部转到发展武装的重点上来，各地的由zhonggong直接发展起来的游击队普遍建立起来。这次会议，又是一个重要的转折。

1932年8月，受当时中央“北方各省代表联席会议”（简称“北方会议”，是一次影响较大但却是指导上错误的会议）的左的影响，东北各抗日游击队为了贯彻落实这次会议精神，曾不切实际地把“建立红军”、“建立北方苏维埃”、“深入土地革命”等作为主要斗争方式，犯了一些错误，走了一些弯路。而这个弯路，其根源，也是这次“北方会议”。

1933年1月26日，zhonggong中央写信给zhonggong满州省委（即在东北游击战争中影响巨大的著名的“1.26指示信”），纠正了“北方会议”的左的错误，东北的斗争已经开始区别于关内土地革命为主的方针，走向了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共同对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正确轨道，东北的抗日斗争局面又有了回升。这又是一封极其重要的标志信。

除此之外，还比如著名的“南满一大”，诞生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南满二大”，诞生了抗联第一军；“河里会议”，成立了抗联三个路军，等等等等，几乎每一次会议，便标志着抗联历史的一次转折。换个角度说呢，又都说明了东北抗日联军在十余年的艰苦斗争中，它的每一次重大的行动，都是在zhonggong中央，或者是zhonggong满州省委（1936年后变为南满、吉东、北满三个省委）的某一次指示、会议或者是zhonggong中央及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某一次指示紧密地相联系的。

特别让人既喜也悲的是，不论这一次一次的会议（指示信）是切合实际的，还是极左的不切合实际的，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都得到了忠实地贯彻。我们今天反思起来，绝对不是一味地肯定它，但我们得承认它的的确确是那么回事。而这，也说明了zhonggong武装党指挥枪的绝对性原则，是任何义勇军都不具备特色。

可惜，从我们近期的文艺作品中，你是什么也看不出来。

我到不赞同把许多的篇幅用来表现会议，那未免太枯燥乏味了。而且文艺作品也不是历史教科书，当然更没有必要长篇累牍地表现各种会议，但通过典型事例的描写，映射出当时的大的背景，这是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必须要做到的。关于这一点，不论是《山本五十六》，还是《最长的一天》，都是表现的非常好的，就是完全描写下级战斗生活的《拯救大兵瑞恩》、《兄弟连》、《一个人的战争》等，也将故事走向与当时的大的战局政局的走向紧密连接在一起，达到了历史题材影视作品的完美。说到这，让人想起文革前的一些优秀作品，《暴风骤雨》、《东进序曲》、《五更寒》等，虽然出场的人物并不一定大，讲述的故事也极有限，但总有窥一斑可知全豹的感觉，你能从那些职务不高的人和某一小范围的事件中体会到当时大的背景、大的战略，它往往就是zhonggong某一次决策的铨释。比如从《暴风骤雨》中地痞农协一场戏，就再现了东北局土改工作“煮加生饭”的弯路；从《平原游击队》中“平安无事”的哟喝，就知道了华北敌后“两面政权”的策略；从《东进序曲》中和了又打打了又和，就理解了反顽斗争的“有理，有力，有节”的方针；从《小兵张嘎》中罗金保带嘎子归队那一段无声的长镜头中，就看到了冀中“三通”的情景。这些电影中，都没有一个字的台词和单独的道白提到这些政策，但却明白无误地让你感受到了这些政策。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既能让大众娱乐，也经得起历史的验证。可现在从一些影视剧中，是什么也看不懂，简直就是瞎胡闹。有些人，一说到路线、方针、政策，就烦，就想绕开。又要远离zhonggong特色，又想写好zhonggong历史，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再从它的将领来说。

抗联的主要将领，除后期加入的第八至第十一军的军长是由反日地方武装改编的外，其它一至七军，全是由zhonggong直接组建和发展起来的，各军的领导人，也全都是受党的派遣来部队工作的。比如，杨靖宇是河南人，童长荣是安徽人，魏拯民是山西人，周保中是云南人，何忠国是湖北人，张文偕是山东人，著名的女英雄赵一曼是四川人。他们原来都是在关内工作，到东北都是受组织委派，绝对不是个人英雄主义行为。赵尚志、杨林、崔石泉等虽是东北人，也都是受组织派遣到东北的，后杨林又奉调回到陕北红军中工作。其它如李兆麟、李延禄、陈荣久、王德泰、夏云杰等，也全部是由满州省委派入各军工作，绝非个人行为。

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抗联的领导人，特别是第一至第七军的领导人，他们去东北工作领导抗日斗争，并非影视中表现的那样，是出于个人英雄主义的愤愤。

这些将领，其身上有着极其鲜明的zhonggong军人的色彩。单以抗联一军军长兼政委杨靖宇为例，其人物就十分的典型。杨先在关内工作，组织过确山暴动，后奉派到东北工作，任过zhonggong抚顺特支书记、全满反日会党团书记、zhonggong哈尔滨市委书记、zhonggong满州省委代理军委书记。曾先后五次入狱。就说这五次入狱吧。不论是古今中外，在一个反政府的群体中，一个人入狱的次数，往往能说明他在这个群体中的威望，因为它说明了一个人意志上的坚定。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就是时下在一些流氓团伙中，有过“二进宫”，“三进宫”经历的人，往往也被其成员奉为老大，也就是一样的道理。杨靖宇五次入狱的经历，无疑在党内在军内证明了他政治上的坚强和不屈不挠的意志。其威信值之高，也就不言而喻了。

在任军长后，杨身边经常有五支手枪，遇到战事危急时，经常会身先士卒，手持双枪，亲手射杀敌兵。在敌伪眼中，杨也是个最了不起的“共产匪的头号大匪首”，他能够手持双枪在两百步的距离上左右开弓地打中苹果。在当时的东北胡子中，当头的是不是“管直”（土匪黑话，即枪法好），往往决定着他在匪队中的位子能不能坐稳。其实，在战争年代，特别是在东北游击战争那样的背景下，一个领兵打仗的军事将领，有着过人的杀敌技能，同样会增强其领导的威信。

从杨的身上，即使丝毫不加宣染，也是一个十分典型的zhonggong军人的形象。他不可能是巴顿将军，也不可能是哈儿师长，更不可能是上海滩的许文强，他就只能是杨靖宇。他也不是同样在东北为抗日而捐躯的民族英雄邓铁梅、王凤阁，他就是杨靖宇，区别于任何其他色彩的赤色分子杨靖宇。

从当年敌伪的档案中，其对于“共产匪”与其他反日排满的“匪队”也是有着严格的区别对待的。在他们看来，“共产匪”的阶级斗争学说通过“恐吓信、传单和布告”等宣传攻势，常会使“军队和警备队中的上下级关系对立起来”、“造成大量警备队士兵的哗变与逃亡”，或“暗中资匪”，这是比其他色彩的“匪队”更恶毒的表现。而对于捕获的反满抗日分子的审问甄别，要想区分出谁是“共产匪”也极容易，因为不管这个士兵识字不识字，只要加入了“共产匪”，都很快会习惯于一些“赤色的言辞”，只要多几次盘问，就会使其在下意识中流露出来。

可惜的是，这些不论对敌伪还是对民众与友军来说都极鲜明的特征，在已经夺取了政权几十年后的今天，人们已经厌烦了，于是影视中我们便看到了既象巴顿又象许文龙又象山本五十六又象哈儿师长而唯独不象杨靖宇赵尚志其实是四不象的杨靖宇赵尚志们。

老木匠

我称得上超级枪迷。特别是对民国时的老枪，就更是迷恋。但生不逢时，那些随伴了民国史走过去了的毛瑟、鲁格、盖德、期登，就跟我无缘了，倘若要是有机会，一定会把玩个够的。实际只要是男人，大概从小时起，就与生俱来的有一种对枪与车的好感。但也有例外，即近些年来国内的演艺界明星大腕们。按说他们经常扮演英雄豪杰或是特工大盗什么的，是有太多的机会玩这些老枪的，再说这又是他们的职业，就更应该玩的十分的精通才是。你看西方或是香港的枪战片中，演员们就把枪玩的特别的精练老道，看上去不由你不赞佩人家的功夫。但我国的情况却正相反，我们看近些年的许多影视中，那些长的一个个跟蔡国庆一样靓丽的明星们，却似乎对枪特别的不屑，别说精熟了，甚至连最最基本的常识都不懂。就说这毛瑟手枪的使用吧，就存在着太多太明显的错误。

一个最明显最常见的错误是，片中角色手持毛瑟手枪，近距离地对着敌人的脑袋大喊“再动我就开枪了”。可你再看那特写镜头中的盒子炮，大机头（机锤）关闭着，小机头（保险机）也关闭着，可见他们对此物是十分的没兴趣了。不仅是演员，包括摄影、导演在内，都混蛋到一块去了。因为只要他们稍稍地对枪有那么一丁丁点的兴趣，或者只要他们对拍枪战片有那么一丁丁点的敬业，也不会犯下如此错误的。

再一个是动不动就连发，且实施长点射，就跟打重机枪似的。这一点集中体现在电影《飞虎队》中。因为大概年代久远的原因，我们极少能够在影视中看到毛瑟手枪连发射击的，只有《飞虎队》中例外，动辄连发。这其实是不合适的。因为毛瑟手枪是冲锋手枪，不是微型冲锋枪，和后者的区别就在于前者主要是作为手枪设计的，只有在需要时，比如近距离的遭遇战、室内突袭等场合才实施连发射击。其实，就是冲锋枪，这种长点射的射击方式也不是经常使用的。当然，作为娱乐观众的影视节目，这样打好看，刺激。说到这想起一部外国片《逃亡雅典娜》。片中男主角将一支毛瑟手枪递给一个对打仗并不在行的演员，并对他说，“一枪一枪的打，别象电影中那样哒哒哒、哒哒哒的”，联想到我们国内相关的影视，心中不知什么滋味。

还有一个是持枪的姿势不对。《飞虎队》中打毛瑟手枪，角色都是将枪身竖直了，就象我们平常射击教学中打半自动手枪那样打连发，这是与史实不符也是与冲锋手枪的发射特点相悖的。受后坐力的作用，手枪射击时，枪管会有一个向上的跳动，而且这跳动的力很大，单手是很难控制得住的，毛瑟手枪也不例外。如果是半自动射击，每射击一次重复瞄准一次，那么这跳动也没什么大的影响，但要是实施点射就不行了。点射时，如果按射击教范的动作，即将枪身直立，缺口准星水平朝上，则除第一发外，其余的子弹都将越来越高地打到天上，这也正是外国人不愿意使用毛瑟手枪，特别是不愿意用其进行连发射击的主要原因。中国人使用毛瑟手枪进行连发射击时，是将枪身翻转90度，水平放置，这样连发射击的枪弹，就会借着枪管沿枪身轴线的上跳，很自然地成一个扇面横扫出去。因为长期这样的射击，以至于用惯了毛瑟手枪的枪手们，在进行半自动射击时，也往往采取同样的姿势。在这点上，仍然是文革前的老电影比较忠实于历史，也与当年的战术动作相一致。比如《南岛风云》中由仲星火饰演的张强这一角色，在掩护炊事员抢粮这场戏中，就曾使用二十响与敌对战。该片对毛瑟手枪使用上的处理是，在远距离上，是将木制的盒套配接于枪把上，卧姿，抵肩，左手握住弹匣，行短点射；当敌人逼近时，则一边向后撤，一边单手持枪并将枪身放平向敌横扫。导演处理的妥贴，演员表演的精练，每看到此，对老影人的敬业精神便生起一种由衷的敬佩。这种将枪身翻转90度的打法，在毛瑟手枪大红大紫的年代，是任何一个使用过此枪的人都掌握的一个最最基本的要领。但这种射击法，却从任何的射击教范上都找不到，是国人在长期的实践中创造的一个奇迹。无怪那些老外们惊呼：这么一个伤透了脑筋也没有解决的难题，被中国人轻轻地动了一下手腕，就解决了。

毛瑟手枪已经退役几十年，今天的导演呀演员呀军事顾问呀什么的，不知道该枪这种独特的射击方式也可以原谅；至于该不该打连发都要打连发的处理方式，为了好看，也是个理由；可你拿枪比划着，却连大小机头都不打开，作为一部军事题材的影视作品来说，就实在讲不通了。

老木匠

不知是不是《杨家将》呀《薜家将》呀一类的小说看多了，今天的许多影视编导们，都喜欢表现军师长们拿着大刀或冲锋枪上阵的戏，似乎不如此便无以表现其神勇。不信你看《叶挺将军》中反复出现的一段片花，表现的就是叶挺手握皖南事变时还没开始研制的M3冲锋枪在皖南事变中与敌近战的场面，《太行山上》也有一段片花表现的是郝梦龄端着他牺牲后才诞生的斯登冲锋枪冲杀的镜头，你再看《军刀》呀《马本斋》呀什么的，更有表现高级将领靠武功战胜的戏。甚至听说有人撰文，称喜峰口战役时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挥舞大刀上阵肉搏，真真的让人叹为观止。

这种胡说八道的拍法写法，看来已经又一次可悲地深入了人心。记得前些时候看中央台一个采访万毅将军的短片，一个十足无知的女记者反复地问万：都说您打仗身先士卒，您每次都是靠前指挥，对吗？万答：我一直坚守在我的指挥位置上没有退缩过。那记者又追问：我是说，您每次作战都总是深入到第一线，是吗？万又答：我在我的指挥位置上。那记者还追问：也就是说，您一直都是在最前沿指挥？万还答：我在我应该在的地方。

在这名记者看来，在许多人看来，特别是在我们的许多编导们看来，不管你是军长还是师长，也不管是处在什么样的战场环境下，要是你没到第一线堑壕里和敌人拚刺刀，那就不能说明你的英勇。而要表现一个高级将领的善战，就必须得描写他如何手持大刀或冲锋枪与敌近战才行。这似乎正在成为一种程式。

简直就是混蛋逻辑!

稍稍懂点军旅常识的人就会知道，战场上，不同级别的指挥所，是随着级别的越来越高而越来越靠后的，这主要不是因为官越大命越贵的考虑，而是便于驾驭全局指挥全军的考虑。一个军长，你离开了军指挥所而到排长的位置上去，那你的指挥责任岂不是丢掉了？战场上的情况瞬息万变，战机稍纵即逝，一个高级指挥官，必须要分秒不差地判断处理来自方方面面的情况，及时地定下决心，才不至于错失战机，怎么可以允许你到距离高级指挥所很远的一线堑壕里，到冲锋枪甚至大刀的有效攻击距离内去玩命呢？还有，按照军队的传统，打仗的时候，下级指挥员不能比上级指挥员靠后，要是你当军长的到了排长的位置上了，那师长旅长团长们又该到什么位置上去呢？要是全军所有的中高级军官全到了一线堑壕里与敌拚刺刀了，谁又来指挥全军呢？

诚然，在民国军事历史上，确曾有杨靖宇赵尚志等手持驳壳枪与敌近战的纪录，也曾有禇玉璞呀吉鸿昌呀什么的挥刀上阵的回忆，但我们的编导们大概不知道，民国的军事史，虽然只有三十八年的时间，但这期间不同的战场之间，不同的军队之间，是有着天壤之别的。大概那些满脑袋里装的都是票房的编导们认为，只要是民国时期的军队，徐源泉的军队和邱清泉的军队都一样，而只要是国共之间的战争，二十年代末的战场与四十年代末的战场都一样。

这就错了。

高级将领挥着盒子炮或大刀片上阵搏杀，的确有这样的史实，但那是仅仅限于特殊的部队、特殊的战场和特殊的时机的。具体说呢，就是以下这么几种情况：

第一种，是初创时期的红军和东北抗联有这样的情况。红军初创时，其建军打仗主要选择在特别贫穷落后的边区。这样的地区所构成的战场，一般具备这么几个特点。一个特点，是这时的我军，或出于虚张声势的需要，或连续战斗后的大量减员，许多部队虽有军师团这样的名称，而实力则差之太远，有的师、团不过相当于今天的营、连。比如鄂豫皖红一军初建时，就只有七十余人，实力仅仅相当于半个连。东北抗联第一路军第一方面军编成之时，亦仅有二百五十人，也就相当于两个连的实力。这个时期的某些军长师长，执行的往往只是基层指挥员的职责。第二个特点（不含抗联），是敌我双方的火力都比较弱，特别是我军，有整营整团全部装备梭标大刀的情况，这些地区的敌军，其编制装备往往也十分的落后。在这样的战场，解决战斗往往靠白刃战。其战场形态更接近于中世纪冷兵器与火器参杂时代的战争，指挥员深入第一线，与呆在指挥部里相比，并不会造成太大的危险，反而会更方便地了解战场情况。第三个特点，是这时我军的军队单位，其作战的正面与纵深极小，一个师一个团的作战地域往往不用望远镜即可看的清清楚楚。第四个特点，是这一时期的农民起义军，尽管有军师团营这样现代化的编制名称，但其指挥手段却极简单原始，仍然停留在古代那种靠简单口令指挥的级别上。

因为这样的几个特点，那么那些师长团长们亲自指挥设伏，或者亲自带队冲锋，或者亲自带队化装偷袭，对于准确地掌握战场态势，更方便地临机指挥，显然就是十分可取的方式。当出现危急情况时，亲自操枪操刀与敌近距离地拚杀，激励士气，就也不仅是允许的，甚至是必然的。朱德在井冈山时期，就曾亲自挥舞驳壳枪指挥手提机枪班伏击敌兵，徐向前在鄂豫皖时，也常常手持驳壳枪亲自带队冲杀，就是基于这样的情况。至于鄂豫皖第七军军长吴光浩亲率十几个人的短枪队敌后游击、抗联第三军军长赵尚志亲率四五个人的小分队偷袭敌警察所，就更是这种情况下的必然。我们不能将这一时期的军长师长等同于大决战时的军长师长，

第二种，是二十年代纵横于北方的冯玉祥张宗昌等部队中，有这样的情况。在这些部队中，师长旅长什么的往往不是出身行伍便是起自绿林，有的连大字都识不了几个，对于大兵团的作战指挥并不胜任，只是他们与主帅多年的袍泽关系，政治上靠得住，又能拚能砍，所以才走上高级指挥官岗位的。他们中的许多人，可能连敌我态势图都看不懂，而由于全部起自卒伍，又经长年征战，其单兵战斗技能却是相当了得，也十分的好战，指挥所里作战地图上那些个红圈圈蓝道道又看不懂，所以打仗时，他们便经常地把指挥全权交给参谋长，自己则到他们熟悉又擅长的战场上去亲自督战，甚至亲自拚杀。好在他们当时所处的战场，也和前边说的红军白军的战场差不多，火力的密集程度也相当的低，所以他们偶尔这么做，危险性也并不是太大，而对于激励官兵的杀敌勇气，倒也是真能起到相当的作用，故这样的事例在冯玉祥、张宗昌部队中，也就真的不鲜见。北方许多落后的军阀部队，比如李守信部、白凤翔部、孙殿英部、刘桂堂部等等，都有类似的情况。不过需要明了的是，这些落后的军阀部队，是只能横行于那个落后的年代的，时光流转到三十年代后，中国的军事舞台便已经不再属于他们了。

第三种，是到了非要自己亲自上阵不可的地步了才会有这样的情况。这就象孙连仲对池峰城说过的那句名言：“士兵填完了你就填进去，你填进去了我再填进去”。孙这么说是对的，即士兵填完了你师长才能填，你师长也填进去了我总司令才能再填进去。杨靖宇最后用驳壳枪与敌对射时，就已经到了这样的时刻。王甲本最后与敌肉搏，也是战斗发展到了这一时刻。优秀的老电影《红日》最后表现的张灵甫手持汤姆逊冲锋枪与我军对抗，同样是战斗发展到这个关头了。

总之，民国时期，高级将领亲自操刀操枪带队冲锋，一是只能出现在那样特定的战场上；二是只能出现在那样特殊的军队中；三是只能出现在打仗打到了那样特别的程度上。要是不具备这样的情况，他再这么去做，那他一定是脑袋出了问题了。象电影电视剧中表现的那样，非要把郝梦龄戴安澜表现成穿着将校昵制服登着长筒大马靴手持冲锋枪带队冲锋的样子，如果导演不是想故意贬低我们的爱国将领，那他一定是个脑残。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到了抗战开始后，其战场形态已远非二十年代可比，不仅每个师每个军的编制人数已远非红军和抗联时所能比，兵器自动化的程度也大大提高，同一作战单位的作战正面与纵深扩大了许多倍，而我们的敌人日本鬼子的火力密度更大，再加上兵种合成化程度也已提高，司令机关的建设日臻完善，战场的复杂程度已经远远不是仅靠目力即能了然了，指挥的手段也已经不再是只用简单口令就可以完成了。所以这个时候，不仅军长师长等不需要也不允许拿着大刀冲锋枪上阵了，就是团长，不到万分危急的时刻，也是不能这样做了。象什么戴安澜呀郝梦龄呀，更是绝对不会象电影电视剧中表现的那样端着冲锋枪带头冲锋冒傻气了。

也许我们的编导们认为，象电影《太行山上》那样表现郝梦龄的死法，尽管与史实有出入，但更能表现其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因而更能拨高其英雄形象。这是无知者编无知者导无知者演给无知者看的手法。这种表现手法赢得的掌声，应该令我们悲哀才是，因为那恰恰说明我们大众欣赏水平的低俗。因为象电影中表现的郝梦龄那样的死法，不仅对部队的指挥是会造成极大的混乱，而且是会助长敌人的士气而打击我军的士气的。日军旅团长阿部规秀被我击毙时给我军带来的鼓舞，反过来也是一样的作用。

实际上，抗战中殉国的那些将领们，更多是由于一系列战役指导或战场协同上的错误所造成，从战术的角度说，则要么是死于敌人的意外攻击，要么是所部官兵伤亡殆尽而最后牺牲。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还从没看到哪一位高级将领是象电影中的郝梦龄那样在大部队建制仍然完整的情况下，离开军长师长的指挥岗位而代替排长班长那样带头冲杀而牺牲的。

舰长有舰长的岗位，轮机兵有轮机兵的岗位，要是海上炮战最激烈的时候，舰长离开了他的岗位，非要到轮机兵那去干轮机兵的活，或非要去干炮手的活，你说他还是个好舰长吗？海军的战舰是如此，陆军的比战舰的面积大几千几万倍的战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永德

明治三十八年式步枪 该枪为30年式步枪的修改型，增加了防尘盖，更能适应恶劣环境使用，其他方面与30年式步枪都一样 明治38年式步枪资料 服役年代：1905-1945 口径：6.5mm 枪管长：797mm 全枪长：1275 mm 重量：3.95 kg 装弹数：5发 子弹初速：765 m/sec

明治三十年式刺刀   该刺刀配备明治30年式步枪，明治38年式步枪，99式步枪，4式步枪以及各种轻机枪，从1897年到二战结束一直是日军步枪与轻机枪的标准制式刺刀，二战时期日军步枪与轻机枪绝大多数型号都是配用这型刺刀   明治30年式刺刀资料： 服役年代：1897-1945 所属军种：陆军 / 海军 全刀长：51.2cm 刀刃长：40.0cm   刀锷厚：0.8cm 刀身制作：模制机械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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