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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10-9 1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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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今日名流》忆片
对于我来说，提到《今日名流》这个名字，是一种比较复杂的感觉，有欣然，也有自责，有幸福，也有疼痛。我不知道对于更多的人来说，这个名字意味着什么，我知道的是，这个名字，与我，与一批人，有着太密切的感情，只要提起她，我，还有他们，心中荡起的永远都不会仅仅是“一点涟漪”。
1993年初吧，那个时候我还在省作协理论室，一边做着内部刊物《当代文学研究》的编辑，一边半专业地写点评论和杂文，生活平淡而清闲。那时，30出头的年纪，精力和热情都很旺盛，因为工作压力不大，就总是有些不满足的感觉，觉得还可以做些什么，所以经常会跟一些老同学和朋友谈到“事业”这个话题。某一天，就聊起了做杂志的事儿来。当时，北京的几个同学刚创办了一本刊物，叫《中国名牌》，我们就聊到，名牌产品之外也该有个名流人物，做一本《中国名流》也会很不错的吧。
于是，由方方牵头，我们向作协党组提出了接办《长江》文学丛刊并尽快将其改办成一本人物杂志的设想。
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办的《长江》文学丛刊，也是一份曾经辉煌过的杂志，高峰时期发行量超过20万份，我自己就是她的作者，在上面发过不少评论文章的。但在1993年前后，中国的期刊市场正在经历一个转型的过程，一批老刊受到诸多新刊的冲击，尤其是一大批情感类、社会类、文摘类刊物蜂拥挤入市场，迅速造成了纯文学刊物读者群的大量萎缩，而当时的《长江》丛刊，似乎也正遇到了一定的经济危机。说实话，这也是我们要打她“主意”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还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情景，在省作协宣布《长江》文学丛刊改组的那个会上，原刊常务副主编陈龄说了很多话，多到最后只能由党组书记强行宣布散会才告结束。陈龄具体说了些什么，我已无法复述，大致是不赞成这样的改组，还有这些年来《长江》对湖北乃至全国文学事业的贡献，以及仍能坚守下去的理由。陈龄兄是性情中人，也是个执着于文学的人，我们都很敬重他，也了解他以及他的同事们那些年的辛苦。但当时中国期刊市场化的新格局正在形成，而政府出资维持的文学刊物，省内只能有一个，就是《长江文艺》，《长江》丛刊要自筹经费搞文学，实在是很难走出长期挣扎的窘境的。
作协领导对于改组《长江》丛刊另办新刊的思路很支持，态度也很坚决。对此，我个人至今心存敬佩和感激，毕竟，变革与因循相比，需要更大的魄力和胆量。当然，我们也是有备而来，动作迅速，很快就组成了新的编辑班子：方方任社长、主编，我是常务副社长兼常务副主编，从《湖北日报》辞职过来的李智华任副社长，在《长江文艺》和《长江》丛刊工作多年的资深编辑吴芸真任副主编，杨可鸣任编辑部主任。当年，我们顺利完成了接手后各期《长江》丛刊的编辑和出版工作。
改刊，说起来容易，不过是换个刊名罢了。其实做起来挺难的，因为从管理者的角度来看，如果刊名和内容可以随便调整，那期刊界可就要乱套了；而对于我们来说，把纸上的策划落实到具体的文章和产品上，也无疑是一个未曾经历过的巨大考验。
说到“未曾经历”，有两件事情值得记上一笔。一是，《今日名流》创刊不久就被人盗用刊名、刊号和刊期印发了一本“非法出版物”（后来被有关部门定性为“非法出版的反动刊物”），盗印者者不是别人，乃是我们原来同校同系低两个年级的学弟，而由于有关部门的查禁通知言辞含混，直接导致随后数期正版《今日名流》在多处被强行查缴，个别地方甚至命令禁止销售《今日名流》达半年之久。二是，一位在《今日名流》仅负责发行事务短短四个月的挂名副社长，因被翻出多年前盗印某文学名著的旧案被判刑一年半，虽然该案发生时《今日名流》尚未问世，而立案和判决时这位先生也早已离开，可让人哭笑不得的情形还是接二连三地出现了：中宣部的高官在讲话中点名“《今日名流》副社长”如何如何，多家有影响的报纸以“《今日名流》副社长被判刑”甚至“《今日名流》原社长被判刑”为标题来吸引读者，方方为此写了篇社评《新闻应该怎么写》，对事实真相进行说明，结果有个姓高的先生发表文章指责我们：《今日名流》应该跟这些报纸打官司，如果不打，那就是心中有亏理不直气不壮。呜呼，这样的事情，我们真的是“未曾经历过”。
现在回想起来，我们那代人——包括方方、李智华和我等——虽然身处90年代，保持的却还是曾经弥漫整个80年代的那种热情和精神，那么全身心投入地做这样一件事情，一生中，恐怕也舍此无它了。现在继续回想，其实那时我们每个人都有份稳定的工作，在各自的行当里算不上如鱼得水也可以说是驾轻就熟，市场竞争的残酷至少短期内还威胁不到我们；可我们就是想做事情，于是由此进入一轮长达数年的拼争生活。如果可以再继续回想，那就得承认，我们其实对所有困难的估计都很不充分，在中国，一本内容独特而优秀的杂志，有时不仅不是你最终成功的基础，反而有可能成为你必然“失败”根本原因！
为了改刊，方、李和我专程进京，通过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李昕（现任三联书店副总编辑）的引见，我们这几个对公关技巧完全外行的“书生”，硬起头皮拜会了署里领导，陈述改刊的理由，说明改刊的必要，表达为中国期刊事业做大贡献的决心……几天里，《中国名流》的名字不能用，因为“中国”二字不是咱们地方刊物可以随便挂的；《名流》也不行，因为当时黑龙江的《名人》（后来相声演员牛群曾在此刊做过主编）刚刚问世，人家不让你刊名如此近似；最后，我们就站在北京街头，现场紧急磋商，决定叫个比“当代名流”更厉害也更好看的名字——《今日名流》，并终于获得批准。
1994年元月，《今日名流》创刊号问世了。这期刊物，如果从印刷质量上说，恐怕连差强人意都算不上，彩印和正文都很粗糙，但我相信许多读者正是从这一期开始与《今日名流》一见如故的。该期封面是著名摄影家王文澜的的作品、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的荣毅仁的照片，照片上的荣副主席和蔼可亲且大家气度尽显，非常具有亲和力；头条是发在“王者事业”栏目中杨旭撰写的《荣氏家族风雨百年》，可以说是内地最早全面介绍荣氏家族事迹的文章，刊出后被各种报刊广为转载。值得特别提起的还有，从创刊号上开始标识的《今日名流》的英文刊名，是通过自由记者张英请著名翻译家杨宪益先生翻译的；从创刊号上方方写出的《闲说好名人》开始，扉页上的“名流社评”（我自己也为这栏目写过20多篇短文）成为该刊坚持时间最长的名牌栏目。
作为一本追求“现实性、独家性和权威性”的人物杂志，《今日名流》最大的特点，就是她恰恰不仅仅是一本人物杂志。一方面，“王者事业”、“外交官秘闻”、“真名士自风流”等栏目长期有独家稿件推出，使《今日名流》成为各文摘类报刊最重要的文章源头之一；而另一方面，长期关注社会事件、文化热点和历史风云，更使《今日名流》成为一本具有强烈“参与”性格的特色杂志。关于王同亿词典风波、“马桥”事件、“中国可以说不”争议、“茅盾文学奖”质疑，关于“文革”30年的反思、“知青运动”的回顾、林昭女士身前身后的寻访、曹海鑫冤案的追问，等等，那些年，《今日名流》可以说是站在中国社会观察以及文化和历史反思的前沿，对每一次社会和思想的波动，都发出了自己独特的声音。著名学者傅国涌先生后来曾以十分惋惜的口吻说道：“《今日名流》现在已经没有了，停刊了，因为它发表过很多好文章。”
仅仅几年时间，到1998年，《今日名流》的邮局固定订户已经由最初的3千多发展到近3万，上升趋势明显，虽然经济上仍有缺口，但前景可谓乐观。今天我要特别写出来进行反思的，是那一年的改版决策，因为后来杂志陷入窘境，这次改版成为主要诱因。
1998年4月，我在上海参加了一次全国性的期刊展览会。会上所见，促成了我的一个判断，即国内期刊即将进入一个印制豪华、彩色为主的时期，简单说就是，“高档杂志”正在成为主流。从上海回来后便开始筹划改版——改黑白为全彩印刷，改4印张64码为5印张80码，改定价5元为8元。当时，社内人员对改版计划的意见存在明确分歧，作为“主改派”代表，我主要强调的是“风险与机遇并存”，几次讨论之后，改版方案以微弱多数获得通过。当年10月，改版试刊号问世。
现在可以认定的是，我个人当年对国内期刊走势的判断，可以说是相当盲目的。事实上，《今日名流》的基本读者，一直以成熟的知识分子为主，他们所青睐的，是杂志内容方面的独特发掘和思想含量，而时髦装帧，对他们来说实在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改版提价后的《今日名流》，邮局订户锐减40%，在新读者还处于观望阶段的时候，一批老读者却已经流失。这一局面直接导致了杂志社经济压力加大，内部改革与寻求新的对外合作，由此成为我们必须立即面对的新任务。
1999年《今日名流》3月号刊出有关“文革”反思的专题，这，成为了我的告别演出。4月，我因个人原因离开了《今日名流》，而其他同仁则继续在为这本杂志辛苦操劳，在各种压力下，继续坚持“站在中国社会观察以及文化和历史反思的前沿，对每一次社会和思想的波动，发出着自己独特的声音”，直到2002年上半年《今日名流》因故被停刊。从此，曾经存在八年多、为广大读者特别是知识读者所青睐的《今日名流》，一本被业界定评为“1994年以来创办的高品位杂志”，便只在她曾经的编者和读者的记忆中存在了。
回顾《今日名流》当年的发展，我们特别不应该忘记，省作协前后两任党组书记王锦华、蒋林以及其他党组成员，对我们的工作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和关怀；美尔雅集团的罗日炎先生，湖北证券的陈浩武先生，武汉天安集团的赵从钊先生，华中电网的黄芳先生等企业界名流，则出于对作家方方的信任和对文化事业的热情，在经济上对《今日名流》给予了前赴后继的无私援助。他们，以及所有与我们一起走过那段历程的作者和读者，是《今日名流》曾经能够辉煌一时的根本保证。我们，即便在《今日名流》已经成为历史的今天，也应该真诚地对他们说一声：谢谢！
2008年8月于武汉
载湖北省作家协会《当代文学研究》（内刊）2008年第二期
[ 本帖最后由 童志刚 于 2008-10-9 12:02 编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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