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谈首发）李劼《中国八十年代文学历史备忘》定稿之二：第一章
第一章
在文学回到人学立场的日子里
1。师从钱谷融先生
师从钱谷融先生，是我的一大人生转折。虽然时隔多年，但第一次与钱先生见面的情景，却依然历历在目。以后发生的许多恩恩怨怨，也没有使那第一面有所褪色。历史是在不断地转动的，但记忆却不会因此而改变。即便是我那部备受争议的小说《丽娃河》的问世，也不能因此而遗忘师生之间最为本初的交往。从这一点上说，我确实是个相当传统的人，不管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情，总也师恩难忘。而且事实上，钱谷融也确实不仅是个慧眼独具的师长，而且是个颇具象征意味的文学人物。
说钱谷融是象征性的文学人物，并不仅仅是意指他在五十年代的那篇“文学是人学”之于整个中国文学思潮的象征性意味，而更是指他本人的文学立场经由他的教书育人和学术地位对上海文学界产生的那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他的存在，使华东师大中文系在文学上的影响，曾经达到过史无前例的程度；其在文学思潮上的领风气之先，庶几让众人以为最顶尖的北大中文系相形失色。
我是在1978年考入上海师大就读中文系之后不多久，读到《论“文学是人学”》的。当时正值右派平反，学校里的图书馆开放了尘封多年的五十年代期刊。我有一阵子几乎天天钻在阅览室里翻看当时被严厉批判的那些文论。除了《论“文学是人学”》，记得还有《论人情》，《现实主义广阔道路》，《电影的锣鼓》等等一大堆。但我印象最深的则是《论“文学是人学”》。甚至连当时阅读此文的的天气、气氛、连同午后透入阅览室的斑驳斜阳，都记得清清楚楚。
此文假如换一个语境的话，也许不过是道出了一个毫无文学理论意味的文学常识而已。因为在西方的人文环境里，没有人会认为文学不是人学，没有人会认为文学是权力话语的附庸。再说，由于文学是人学一语又是出自苏联普罗文学的主要代表作家高尔基之口，似乎先天缺乏某种震摄人心的力度。但在当时越来越专制的极权话语面前，在文学越来越被逼到丧失人性从丧失文学本身的存在意义之时，钱谷融写下此文的英勇不下于嵇康当年面对司马氏执政集团说不。他说，“我反对把反映现实当作文学的直接的，首要的任务；尤其反对把描写人当作反映现实的一种工具，一种手段。”
相比于同时期其他作者的文论，此文在行文上也显得非常老到，没有丝毫的犹豫，没有当时其他许多文论难免的那种天真幼稚，更没有那种捶胸顿足地表示对文学和对主宰一切的执政党同样怀抱忠心的愚昧。细读此文，人们可以发现，文学是人学在作者绝对不是随便说说的，而是一种根植于作者内心深处的人文立场，以及基于这种立场对专制极权话语的坚决不认同。可以说，此文在人道主义立场的彻底性上，在当时所有相类的文论中，乃是无出其右的。作者引用的虽然是高尔基的一句话，但其文章让人感觉到的那种内在气质，却与雨果和托尔斯泰那样的人道主义精神直接相通。
我想在此顺便提一下，许多年以后，当高尔基当年的一些书信公诸于世之后，高尔基的人道主义立场具有了非同寻常的意义。比起雨果和托尔斯泰，高尔基也许并不见得如何伟岸，但高尔基能在极度的专制高压之下照样坚持自己的人道主义文学立场，其坚韧不拔便有了雨果和托尔斯泰所没有的那种反差和英勇。因此，我想说，一个高尔基，一个陈独秀(请参见拙作《论中国晚近历史》中有关陈的章节)，这是后来的新左派青年特别需要认真习读的两个文学经典和两门思想功课。或者说，他们当中的学人假如需要自我反省和自我忏悔的话，那么可以从对高尔基和陈独秀的阅读开始。
现在回到“文学是人学”。我当时读完此文，感慨不已。我暗暗思忖道，要是这位作者还活着就好了。说来有趣，不知为何，我当时竟然认定这个作者已经作古，从而感到十分怅然。
也许是在精神上的这种认同，当我后来得知此文作者不仅活着，还成了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的导师，正在华东师大招收研究生时，不由喜出望外。
当时我已经毕业，在上海郊区的一所中等师范学校里执教。我毕业的时候，差点被分回农场继续务农。我农场里度过了五年半岁月，从十八岁到二十四岁，最美好的青春时光。后来我在读大学的时候，写了一部四十五万字的长篇小说，毫不留情地但以当时的水平也相当有限地揭露了农场里的一些黑暗。这部小说的手稿在我所在的班级里流传过，不少同学读过这部小说。后来在我毕业分配的时候，这部小说给我带来了极大的麻烦。当我前去询问为什么要把我分回农场去的时候，中文系党总支书记回答我说，这是需要。我追问他，为什么需要到我头上？我告诉他说，我在读书期间写了那么多作品，毕业论文即将在北京的一个刊物上发表。而且，我还写了一部长篇小说；这不仅在整个班级里，就是在整个系里，能在读书期间写出四十五万字长篇小说的，也是绝无仅有的。总支书记不以为然地听完之后，十分严肃地回答我说，这些我们都知道，你创作很勤奋，可是你的小说里面写了太多的社会主义阴暗面。原来如此。我明白了。这个总支书记没有读过我的小说，却知道我的小说写了阴暗面。我至今不知道，是班上哪个或者哪些同学，给系总支打了那样的小报告。我能够感慨的只是，文科大学里有思想有头脑的优秀学生最后总是落得个发配式的下场，从五十年代的反右到我就读的八十年代初，几十年过去，却一点都没变。后来幸亏有个朋友找了医生帮忙，证明我有严重胃溃疡，才使我逃脱了发配到农场的下场，转而分配到那个中等师范学校教书。
两相对照，我自然愈加向往能够前去师从钱谷融教授，一展自己的文学抱负。但由于有过毕业分配的那种经历，我又十分犹豫。因为毕竟这么多年过去了，从钱谷融当年写作“文学是人学”到他招收研究生的八十年代，此间经过了多少人生的风风雨雨，更不用说那么血腥的十年浩劫。那个《论“文学是人学”》的作者，还依然像当年那样站在“文学是人学”的立场上么？他有没有被改造好了呢？如此等等。
怀着这样的疑虑，我给钱先生写了一封信。我在信中特意十分大胆地表述自己的想法，比如，我认为根本不能用爱国主义来谈论屈原那样的诗人，因为文学跟爱国主义是风马牛不相及的精神创造活动。我当时想，假如钱先生认为我这些想法太过离经叛道，那我也不用那么费劲地去报考了。
我没想到钱先生会那么热情地给我回信说，他对我的那封信表示激赏。他不仅非常高兴地期待着我去报考他的研究生，而且还希望能在这之前跟我面谈一次。
我在上海师大毕业的时候，那个系总支书记冷酷无情地执意要把我发配到农场，继续去过那种“变相劳改”的日子，作为对我写了农场生活阴暗面的某种惩罚。而此刻我收到钱先生的这封回信，却热情洋溢地期待着我去华东师大攻读现代文学专业，开始我全新的人生历程。我读完回信的激动心情，真是难以形容。当时，我在师范学校的同事看了此信对我说，你还犹豫什么，赶快去呀！
不过，我一位矢志不著书立说的高隐友人，却对我说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话。他看了钱先生的回信之后，淡淡地笑着，对我说，你们二人彼此需要，你需要他，他也需要你。我听了使劲点头，其实却是过了十来年之后，才明白这番话的含义所在。我当时完全沉浸在收到钱先生回信的喜悦里，除了幸遇伯乐式的欣喜，根本顾不上领会友人此言的其他意思。
在一个冬日的傍晚，我来到师大二村钱先生的住宅。当时他刚刚用过晚膳，见了我，十分高兴地把我带进他的书房。彼此坐定后，我悄悄地看了眼这位当年因为“文学是人学”而被列入另册的文学前辈。钱先生气色极好，红光满面，看上去根本不像是吃了许多苦头从而变得老态龙钟的可怜人，而是一个活得十分自信的老学者。
老先生显然十分看重这次谈话，不要说旁人，就连他家养着的那只波斯猫朝书房里探头探脑，都被他赶了出去。他先是问了我的一些情况，诸如家住在哪里，在哪里读的本科，等等。然后，他对我说了一番让我终身难忘的话。他对我说，文人安身立命，无非是才，学，识三个字。他说，才是天生的，怎么教也教不出来的。学是后天努力的，只消勤奋一点就行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唯有识，是最为要紧的。做文学研究也罢，做任何其他思想学问也罢，没有见识，那就等于白做了。我从他的语气里听出，一个人没有自己的见识，就等于是一个废物。
我听了开心得什么话都说不出来，像个大傻瓜一样不住地点头。假如说，我的那封信好比投石问路，以大胆表述自己文学立场的方式询问，先生能给我多少思想和学术上的自由？那么此刻他有关“才学识”的阐释就等于是在回答我说，你想要多少自由，就有多少自由。这就好比我后来到了美国一样，美国不是个什么都为你准备好的地方，但是一个给你充分自由的地方。你能不能成为你，全在于你自己的努力。
我记得后来的研究生考试，我考得十分认真。我听说那几门主课考试，钱先生只批改作文，所以作文是最为重要的。我写的那篇作文，根本就没管所给的题目，而是自说自话地写了我对《唐。吉诃德》和《浮士德》的见解。由于这本是一篇很大的文章，我没能全部写完，只写了其中的二分之一不到。看看时间来不及，我赶紧把主要的想法罗列在文章后面就交卷了。
考完之后，我一时有些后悔，觉得自己太大大咧咧，要是导师计较一点的话，给个不及格都是有理由的。但后来分数下来后，我大吃一惊，钱先生打了个90分，相当于美国学院里计分的最高分数，A。
我就这样跨入了华东师大的校门，做了钱先生的研究生，并且在这个学校一呆便是十几年。
2。系主任齐森华
在我进入有关钱先生的教学育人和文学思想的论说之前，想说一说当时华东师大中文系的基本格局，以及在行政上为创造和维护宽松环境作出了很大贡献的系主任齐森华。我进校的时候，原来的系主任徐中玉教授刚刚把主任之位交给齐森华。齐森华后来虽然也成了古典文学的博士导师，但他在行政管理上的能力，给我的印象更深。这个人的头脑之清楚，也许只有我后来碰到的《上海文学》主编周介人能够相比较。
当时的华东师大中文系四位顶尖教授，三个大右派，即许杰，施蛰存，徐中玉，和一个大右倾分子，即钱谷融，不仅已经恢复名誉，而且全都回到了原来的位置上，成了中文系说一不二的最高学术权威。在徐中玉做系主任时候，他把当年文化大革命当中被颠倒的种种人事关系，通通重新校正了过来。整个中文系在这四个教授心照不宣的共识之下，风气焕然一新。什么政治思想第一啦，又红又专啦，这些在中
国大学校院里必须不断重申的东西，在华东师大中文系是根本听不到的。人人都以学术上的有无成果来见出各自的高低。钱先生跟我说的那个见识第一的标准，几乎成了大家的共识。学生当中，谁都想标新立异，谁都想说出别人说不出的话来。我进校的时候，正值已经钱先生的首批弟子许子东当红之际。因为一本《郁达夫新论》的书，许子东身价百倍，当上了副教授，一时间成了系里年轻一代学人的模特式人物。
华师大中文系在精神风气上的如此自由和开放，跟整个高校的开放程度相比，显然是非常超前的。为了保证这种自由能够持续下去，必须得有一个出色的行政人员扮演护航者的角色。此人能够协调系里和学校的种种关系，协调系里各种不同的教师之间乃至师生之间和学生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此人必须具有清醒的头脑和处理各种人际关系的高超本领，再加上忍辱负重的性格。这个人就是齐森华。他当了十几
年的系主任，一直当到我离开这个学校之前才退任。
假如在中国高校处理各种行政事务也可称作门艺术的话，那么齐森华绝对是个一流的行政艺术家。后来我到了美国，发现美国高等学府里的那种学院政治也是一样的复杂。那是后话。作为系主任，齐森华的本领在于，他熟知每一个人的性格脾气，知道对什么人说什么话，说得对方口服心服。更重要的是，他懂得如何在不停的政治风浪中，比如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自由化之类，保证中文系在思想和学术创造上的自由环境始终不变。不管面对怎样的压力，他对钱先生等几位老先生的绝对尊重始终不变。比起钱徐两先生带有众多的研究生，许施两先生基本上处于退休或半退休的状态，很少过问系里的各种事务。徐先生先生虽然将行政事务全部交给了齐森华，但他依然和钱先生一起主持着学术委员会，在教师职称的评定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发言权。当时系里的教师晋升职称，虽然形式上可能也采用投票之类的方式，但两位老先生和系主任齐森华三个人的意见则是决定性的。可以说，系里每一件重大事情，齐森华没有一次不是充分听了两位老先生的意见之后，才作最后决定的。他们三个分作两方，一方把着学术方向，一方协调着行政事务，彼此配合默契地，共同开创了华东师大中文系空前辉煌的时代。
我个人跟齐森华很少接触，但每到关键时刻，他总会出现在我面前。一次是我提出双向同构，王晓明等人前来找我合作之后，中文系就此召开了一个全上海范围内的有关双向同构的文艺理论研讨会。上海几所高校还有一些中青年的文艺理论学人，大都出席了，济济一堂的很热闹。那次会上，由我主讲双向同构的构想，然后是一整天的讨论。我在此之前从来没有筹办过任何会议，几乎全部的会议事务，都由齐森华不声不响地一手操办，并且做得十分到家。现在回想起来有些内疚并且感到十分荒唐的是，下午的讨论，我竟然不知为了什么原因而缺席了。更为荒唐的是，那天下午，我还特意叫我一个从来不愿在公开场面露面的朋友到会，作了一番发言。而我自己却不在场，并且怎么也想不起来是为了什么原因。可能是件很要紧的私人事情吧。我甚至连那个发言稿也在讲过之后不知哪儿去了。后来该稿见报之后，我才想起来，原来是一个报社记者拿去发表了。当时上海的各家报纸，都报道了这个会议和我说的双向同构思维方式。可惜的是，真正弄明白这其中意思的人，实在太少太少。顺便说一句，要是后来那场风波的当事双方都能够用双向同构思维来考虑问题的话，也许事情就不会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了。
齐森华又一次出现在我面前，是在我的毕业论文答辩会上。当时有家报社记者来采访，齐森华发现那个记者走到另一个答辩会上去了，赶紧把他拉过来，告诉记者，你搞错地方了，是在这里。我从齐森华对记者说话的口气里，听出他为记者前来采访中文系一个研究生的论文答辩感到非常骄傲。因为研究生毕业答辩早已是高校每年都有的家常便饭，很少会引起记者的采访兴趣。后来，我的硕士毕业论文以概要的形式，发表在上海的《文学报》上，同时还附带了王元化和贾植芳两位教授的评赞。王元化和贾植芳都是当年的胡风分子，苦头都吃得很大。王元化教授在出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时，和贾植芳教授在复旦大学恢复原有的学术地位之后，在推进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的自由风气上，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可以说，与钱先生和徐先生在华东师大所作的努力，异曲同工。
齐森华跟我有过两次单独谈话，一次是我留校之后。他对我说，我们能把你留下来感到很高兴。我知道你不是没有地方可去。他说得我大吃一惊。因为我毕业的时候确实为要不要留在华师大而犹豫过。当时，北京的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有个新学料研究室，主持者程麻曾经要求我去他那里。不久，北大中文系谢冕教授的一个学生，也是我的一个朋友，专门给我写信，说只要钱先生没意见，谢先生非常欢迎我能去北大。他说，谢冕让他转告说，虽然北大中文系编制已满，但只要你愿意前来，一定设法给你安排教职。后来，谢教授本人也给我写信，告诉我说，他现在可以带博士生了。然后他询问我，有没有什么合适的人推荐给他。
说实话，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和北大中文系，这两个地方都是我十分向往的去处。我为此特意跟钱先生谈了一次。我没说具体的去处，只是跟他说，假如系里留我有困难，我倒是愿意到其他地方去试试。我当时因为离婚的事情，被人在系里闹得沸沸扬扬。有人籍此对我大肆攻击。钱先生为此回答那些攻击说，李劼不过是个性格浪漫的人而已，不要小题大做。对于我提出离开华东师大，钱先生更是一口拒绝。他说，外面的学校一般都会有门户之见。你真要出去，以后再说。他过了会又对我说，不要多想了，就按原来说的，留在我身边吧。你这人太天真，一点不通世故，到了其他地方，弄不好就会吃亏的。
在钱先生对我说这话之前，我已经得知，我毕业后的去向早就铁定了。那些流言蜚语，根本影响不了我的留校任教。但齐森华作为系主任跟我谈话的时候，既没有说我们系里为了你的留校，花了很大力气；也没有说，钱先生为了把你留下来，顶着多少多少的压力；而是强调说，我们能把你留下来，感到非常高兴。并且，还强调说，他是知道我有许多地方并且是更好的地方可去的。他这么说，并非是在刻意奉承我，而是在表示对我的赞许。因为他不仅明白钱先生的心意，而且还明白我之所以愿意留下来，乃是出自对于师恩的看重。他以此暗暗赞许我对导师那种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赤诚，并且赞得不动声色，恰到好处。我当时听了，心里仅仅是觉得十分宽慰，对方既没有因为承担了压力而埋怨我什么，也没有像一般行政领导那样训导我什么。如今回想起来，才感到十分钦佩，钦佩齐森华在体察人心上的细致和设身处地站在他人角度想事情的体贴入微。
当时，研究生毕业之后，一般都要当一，两年的班主任。齐森华知道我不是当班主任的料子，特意破例，让我担任系里的科研秘书，做做科研经费统计之类的杂事。那杂事无关紧要，但我也没能很称职做好。做了不到半年，就把个统计本子给弄丢了，所有的统计数字就此通通完蛋，搞得有关的行政负责人哭笑不得。于是，齐森华索性连这个差事都不要我做了。他跟人解释说，李劼数学头脑不太好，还是让他做文学去吧。所以我后来杂七杂八的苦差事倒是一点都不沾的，整天无忧无虑地一门心思写作和教学。
相比之下，跟我同时毕业的同学夏志厚，却做了好几年的班主任。好像直到他出国离校，还在做班主任。
记得在做科研秘书的时候，我跟着齐森华参加过几次会议。他知道我对那些事情毫无兴趣，可是每每在发表什么意见的时候，他总要问一声，李劼你说对不对？我其实根本不懂，只是有胡乱点头，或者胡乱摇头而已。挺逗的。
齐森华跟我的第二次单独谈话，是在1989年我彻底卷入学潮之前。他当时十分忧虑和不安。他几乎要哭出来似的对我说，你是我们系里在学术上的一根顶梁柱，你要是倒了，对你不利，对系里也同样是个损失。他就此劝了我老半天。可是，我却没有听从他的劝告，去承担了一下救国救民的责任。数月之内，中文系老老少少三代精英，全军履没。这当然也是后话了。其实不仅是华东师大中文系，全国几乎所有的文化精英，通通在那年被断送掉。痛感于此，有时在海外看到一些那年因此发迹的所谓“学生领袖”，一个个白白胖胖的，怎么看都不顺眼。
齐森华当时跟我说话的情景，我现在想起来都历历在目，甚至仿佛都能看见他惴惴不安的表情和忧心忡忡的眼神。后来九十年代，他在临退休之际，特意煞费苦心地安排了著名九叶诗人王辛笛的女儿，心地极为善良的外国文学副教授王圣思，出任中文系党政领导，使中文系在风雨飘摇中一度获得相对稳定，也使我这样的人免受了更多的伤害。
我跟齐森华先生的个人交往非常少，系里各种人对他的评价不一。我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就听说过有关齐森华的传言，说这位系主任当年读书期间，曾经躲在窗外偷听同学谈话，然后向校方汇报，打同学小报告什么的。不管别人如何议论这位系主任，我对他却是始终好感不减。当时也因为这个缘故，我对王晓明的初次印象不佳。
记得王晓明第一次来找我，是为了要我在他搞的一份什么文件上签名。那份文件是针对齐森华的，不是请齐下台，至少也是给他难堪。当时，夏志厚立即表示不签。夏志厚私下里跟我说，这种事情，我们没必要卷进去。我是因为我对齐森华没有什么不好的印象，觉得他平时一直非常尊重钱先生，为什么要反对他呢？所以，我也拒绝了签名。我由此还对王晓明有了个他喜欢搞这类活动的印象，但同时又觉得他蛮可怜的，好像是受了什么人的欺负一样。
3。钱谷融教书育人的无为而治
钱先生带学生的一个根本原则，是给学生以充分的思考和写作自由。或者说，他的指导学生，完全是一种无为而治。其他学生对此什么感想我不知道，这在我绝对是最投缘最开心的方式。
记得钱先生开始还按照规定给学生讲讲课什么的，但讲着讲着，就有些不耐烦了，告诉我们说，你们不一定老是那么正襟危坐的听我讲。我讲来讲去也无非是那些内容。关键是你们有些什么想法。我讲课的目的本来就是为了让你们能够产生自己的想法。钱先生说着说着，就把讲课变成了讨论。
我记得他讲的是歌德。他非常喜欢歌德。他认为歌德对生命的看重，乃是文学的要义。后来我读了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发现钱先生对生命对自然的看重，跟斯氏倒是不谋而合的。说来有趣，二十年之后，当我在一篇思想宣言式的文章里释说我所提出的人文精神时，恰好也对歌德的某种重提。我说，“自由是回归，回到事物本身，回到生命本身”。
钱先生最讨厌的是死读书，而且他不主张整天钻在图书馆里啃书本。他认为，读书不在于多，而在于精。他说，书海浩瀚，真要读起来，一辈子都读不完。所以，只好有选择地读，读经典之作。下三滥的书，读了也是浪费时间。
他向我们推荐《歌德谈话录》，还推荐了《世说新语》。我当时不知道他何以那么认真地推荐《世说新语》，直到后来我经由禅宗的启迪，才体悟出，文化的真正载体不是书本，而在于一个个活泼泼的生命。历史也同样如此，不是在书本上，而是在个体的生命中。我发现，我跟钱先生有个与生俱来的相通之处，在骨子里都是根本不相信那些书本记载的历史的。我没跟他谈过对二十四史的看法，但我敢肯定，他不会认同由二十四史所形成的某种学术道统。人文人文，不在文上，而在人上。《世说新语》的意味在于，那是对人的记载，而不是对文的发挥。读人比读文更能读出历史，更能读出文化信息。
当然了，我后来更看重《山海经》。因为《山海经》里的人文形象由于其神话色彩而具有一种本真的民族灵魂意味。相比之下，《世说新语》里的人文景观展现的则是一种日常生活中的士大夫风貌，虽然同样的有声有色，但毕竟是人间烟火，世俗性大于精神性。遗憾的是，当我体味出《山海经》意味的时候，我跟钱先生之间的谈话机会，已经越来越少了，以致彼此没能交换一下关于《山海经》的看法。那是后话。
钱先生非常推崇魏晋风度，对竹林七贤有相当的体认。但他同时又不能真的像竹林七贤里的某些人物那样生活。我记得有一次在上课的时候，由于是夏天，大家都穿着凉鞋。我一时兴起，脱下凉鞋，搓起了脚丫子。我当时根本没有细想这么做好不好，也没有故意要竹林七贤一下。不料，钱先生突然对我大叫一声，把脚放下来！
当时我楞了一下，随即，大家全都笑了。钱先生自己也笑了。
课后，回到寝室里，同学之间将这个细节当作趣谈讲说起来，有个古典文学专业的室友开玩笑说，你们钱先生不是提倡魏晋风度的么？怎么就那么不魏晋风度呀？其实，钱先生是确实明白魏晋风度的。他非常向往，但又被现实所局限。许多年之后，时过境迁，我不得不站在历史的风雨中承担着生存上的种种严峻，而钱先生又对此无能为力，不得不眼看着我日晒雨淋。彼此私下里说起来，说着说着，他说到最后，十分无奈也不无沉痛地对我说，你是嵇康，我是阮籍。
他说得我一句也说不出来。我明白他已经把话说到底了。但我也非常佩服他，能够把自己的怯懦，表达得如此漂亮。
钱先生不仅对阮籍深有体会，对周作人也非常理解和推崇。在对鲁迅和周作人的评判上，我跟钱先生从来都是非常一致的。他不止一次地在私下谈话中说，周氏兄弟在现代文学史上，是无出其右的。我后来写的《论中国晚近历史》一著中，专门有一章谈论周氏兄弟。我不知道钱先生有没有看过。我相信，他假如看了的话，一定会有同感的。我那篇文章引起的争议很大，但我相信钱先生会同意我有关鲁迅和周作人的许多看法。
我跟钱先生似乎是天然相通的，或者说，在精神上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血缘关系。彼此好像根本不需要沟通，本来就是相通的。
可能正因为这样的相通，致使钱先生对我又是喜欢，又是为难。他经常说，我真不知该如何教你。你是个长处和短处连在一起的人。叫你改了短处吧，意味着把长处也一起改掉了。那当然也不行。他有时对我说，你不能一点世故都不懂，那样怎么跟人相处哪？他说完沉默了一会，然后自言自语地加了句，可是，你真的变得世故了，那又不像是你了。
有一次，他非常认真地对我说，你是个很自私的人。我不是说你是人们通常说的那种自私自利的自私。我说你自私的意思是，你完全活在你自己的世界里，看不见别人在干什么，别人在想什么。总之，你眼里看不见别人。他说完想了一会儿，又说道，不过也只有这样，才能创造出东西来。
钱先生非常注重人的仪表。在一次会上，他看着我从场外走进会场。会后，他对我说，你走路时，人没有挺直。在公众场合，人一定要轩昂。
他这么对我说，自己也是这么做的。钱先生在穿戴上，一点不马虎。尤其是出门，总是穿得整整齐齐。冬天里喜欢戴一顶贝雷帽，风度翩翩。我后来到了美国，对钱先生这番嘱咐尤其刻骨铭心。有一次，我和朋友们一起去出席美国人的一个派对。我因为事先不知道，随随便便地穿了一件体恤衫。结果到派对上一看，发现不好了。到场的男士全都西装革履，女士身着漂亮优雅的礼服，我的一身穿着糟糕得像个送外卖的伙计。我在派对上呆了不到十分钟，便赶紧逃之夭夭。
钱先生对争论讨论之类，不是很在意，既不反对，也不提倡。我那时被朱大可硬拉着在报纸上写了篇《谢晋时代应该结束》的文章。那文章的大概意思基本上是听朱大可讲的，我只是照着写成文章后，加了个自己的标题而已。我那么作题的意思是虽贬尤褒，因为我把谢晋命名成了一个时代。钱先生知道后，对我说，其实谢晋还是很有成就的。他后来把这意思写进了给我一本评论集所作的序言里。
我读了钱先生在那篇序言里有关的这段话之后，发现钱先生不愧是个非常敏感的人文学者。他从我那篇文章中看出了过于强烈的批判色彩，由此触动了他自己以前被批判的经历，从而对那种喜欢批判的风气表达了一种应有的警惕。当然，钱先生同时也借此给谢晋打了个招呼，告诉对方不要在意，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钱先生知道我对人没有恶意，就算是批判别人，通常也是快人快语而已。而钱先生敏感到的这种批判式学风，我后来也在北京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召开的新时期十年文学讨论会上亲身经历了。
我回来后在《文学报》上发表了“传统的批判与批判的传统”一文，对文化批判表达了与钱先生相近的警惕。事实上，批判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的。当年煞有介事地提出的谢晋模式戒语，并没有让电影导演们引以为戒。相反，若干年后崛起的年轻导演，一个个比谢晋还谢晋。在谢晋走过五十步的地方，张艺谋之类的导演大踏步地走过了一百步还不止。
不过，钱先生并非喜欢干涉学生在思想和学术上跟人论争。比如我写过洋洋三万多字与李泽厚商榷的文章，钱先生从来没说过什么。顺便说一句，钱先生在美学上倾向于朱光潜。他曾不止一次地提及朱光潜，并且还说到过克罗齐的直觉美学，非常的推崇。
当然了，无论是钱先生也罢，我自己也罢，有一点在彼此是心照不宣的，即思想学术上的成就，最终得靠自己的创造劳动，而不是光凭争论去轻而易举地获得。
我的第一部论著，《文学是人学新论》，是我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写成的。说来有趣的是，里面的基本思想，恰好就是出自我在研究生考试时那篇没写完的作文。我写出前面两章，“从《伊里亚》到《百年孤独》的文学—历史相对运动”，和“《从堂。吉诃德》到《老人与海》的追求意识”之后，便送给钱先生看去了。隔天，我想去听听钱先生的意见，走到半路上，碰到夏志厚。他告诉我说，先生正在读你那两篇文章，喜欢极了，不住地拍案叫绝哪，你就不要去打搅他了。
我当然就没有去打搅。那一刻的感受，也许只有用心里顿时充满阳光才能形容。我非常高兴。因为我当时最担心的是，自己在读书期间写不出像样的东西来，辜负了钱先生对我的期望。我能想像钱先生高兴时的模样，恕我直言，也跟个大孩子一模一样。
钱先生开心起来，真的像个大孩子。我记得有一次他跟我说起章太炎的大弟子黄季刚批作文的情景。他说，那个黄季刚，拿起学生的作文朝地板上一扔，扔得最远的那本，分数最高。他说完哈哈大笑。他开怀大笑的时候，非常爽朗，很有竹林七贤的味道。我不知道他有没有那样批过作文。估计没有。
钱先生很少提及往事。只有一次，他说起文化大革命被关在牛棚里的感受时，紧皱着眉头对我说，那时候，真是非常屈辱非常屈辱的呀。看着他那么痛苦的神情，我不知他当时是否也曾产生过胡河清那样的一了百了念头。
从某种意义上说，钱先生也是个活在自己世界里的人，只是程度比我轻得多。他对师从他的学生虽然在大致上都有基本的印象和不动声色的准确评判，但并不十分留意进一步的细节。他把我从一开始就看得清清楚楚，并且将我此后的言行举止尽收眼底，应该算是个例外。当然，我这个人也容易被人一目了然。相比之下，他对其他学生好像没有如此细致。比如殷国明为人的义气，直到殷国明毕业去了广东暨南大学，然后钱先生有一次去广东受到了殷国明忠心耿耿的接待之后，才发现的。钱先生那次从广东回来，私下里跟我着实感慨了一番殷国明的义气。还有，夏志厚是个具有英国式的绅士气质之人，可是钱先生也是一直到夏志厚出国之后，才从那些越洋来信里，发现了夏志厚的这种秉赋。我记得那天他手里握着夏志厚的信，不无动容地对我说，夏志厚这人，真是好。
当然，反过来说，他的几个在外面比较有影响的学生，也是分别习得了他的各个不同的侧面。他不是个喜欢安安静静呆在书斋里的书呆子。他喜欢到处走走，出席各种会议，跟各种人交往。这方面的天性，由许子东发扬光大了。当然，许子东再喜欢在交际场合周旋，在别人眼里也不会受到像钱先生那样的尊重。这不是因为许子东的名声还不够，而是他缺乏钱先生那样的精神底气，只见灯红酒绿，不懂灯火阑珊时的孤独。
钱先生虽然在内心深处是个文学中人，但他也善于应付文坛上的种种人际关系，并且明白什么人是什么人，明白跟人交往的种种分寸，能够把十分微妙的关系，拿捏得极为准确，从而跟人相处得恰到好处。这方面的能力，则由王晓明学习了。只是文坛毕竟是个染缸，精神底气不足，内功不够深湛，一不小心就会走火入魔。王晓明学到后来有些迷失了方向，学术研究越做越没了耐心，学术外的经营却越做越来劲。钱先生这方面的本事可能比较难学。钱先生再周旋，内心深处始终保持洞若观火般的清醒。当然，那样的周旋一点不把自己周旋进去，也是不可能的。
偶尔在网上看到钱先生九十大寿接受新京报的一篇访谈，发现他最终与俗世合而为一，并且终身不悔。在对他几个学生所作的评语中，他对我作了不大牢靠的评语。这意思里似乎既有对他而言的靠不住，又有就官家而言的靠不住。看来，彼此确实渐行渐远，终成陌路。至于他对胡河清所作的评语：“他生前我当面对他说过，担心他钻进去了走不出来。”更是说得凉风习习。这不由让我想起，有一次他请所有学生吃饭之际的自我描述：“算命先生说过，我天生无情无义，六亲不认的。”然后，一阵自我解嘲式的大笑。也许，这也算是一种世事洞明。
相比之下，我和胡河清都是天生的自作多情者。我们看重的是钱先生曾经表述过的在文学上的那种坚定不移的人文立场。这种人文立场的彻底性在于，在生存和毁灭之间，宁可玉石俱焚，就像胡河清生前一再对我说的那样，也不愿低头和妥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文学是残酷的。文学总是要求其承担者付出生存的代价。这种代价钱先生曾经付过，并且付得他害怕不已，不愿意再付。而我和胡河清则可能由于以前没有付过，所以不得不补上这一课。我们和钱先生的不同在于，在文学和生存之间不得不有所取舍的当口，只好放弃生存，认领那份因为选择文学而只得承担的命运。但钱先生不愿意如此决绝。曾经文学过了之后，钱先生为了生存，宁可放弃自己的人文立场，根本不在乎文学不文学。这可能就是他对新京报记者所说的那句话的内在涵义：“我这个人既无能又懒惰，这绝不是谦虚。”
也许别人听不懂，但我非常明白，并且完全理解。人各有志，不可勉强。只是面对跳楼自杀的胡河清，钱先生的那句评语说得太狠了一些。这样的狠话，迫使我不得不将隐忍了十几年的往事，和盘托出。
当初，我把大学同班同学胡河清推荐给钱先生读博士时，为了强调胡河清的学术根底。特意向钱先生介绍了胡河清的家学渊源。胡氏家族可算是前清贵族。胡河清的远祖，是顾炎武的外甥，清兵入关后，最早在清廷做官的汉人。胡家原籍太仓，历代出仕，官至中堂。当然也不免像曹雪芹那样的家世遭际，历经沧桑，也曾有过被抄家的悲凉。及至胡河清的外祖父一辈，不再继续仕途，改而选择教育救国。胡河清的外祖父年轻时飘洋留学，回国后在北大就任西语系主任，一度与蔡元培共事。蔡元培是其外祖父和外祖母的证婚人。后来回到上海，在复旦大学任教。六十年代过世。胡河清的母亲徐氏，五十年代的北大哲学系毕业，在兰州大学执教。八十年代初期，徐氏曾以于晴的笔名，在上海的《大美学》杂志上，发表过有关黑格尔美学的论文。其才学不在其同学李泽厚之下。
八十年代的我，只知道钱先生是写《文学是人学》的钱先生，根本不曾想到，钱先生的文学里头不仅有人学，还有很深奥的人际学。胡河清成为钱先生的博士之后，钱先生曾托人捎话给胡河清母亲，说，你的儿子在我这里读博士。不料，胡河清母亲根本不谙人际学，让捎话人作了如此回话：我儿子在你那里读书，与我无关。碰了一鼻子灰之后，钱先生对此耿耿于怀，不止一次对我说过，胡河清的母亲，不近人情云云。我不知道对钱先生说什么为妥。因为，假如换了我，很可能也会这么回话的。学府不是官场，没必要拉扯关系。遗憾的是，钱先生无法免俗。我第一任前妻的父亲，也算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早年圣约翰大学的地下党人，有个叫做茅盾的堂兄，本人则是红色官员。钱先生知道后，会在一次政协会上，主动跟他打招呼说，你的女婿在我这里读研究生。我当时只是觉得，钱先生这么做有点好笑。但我没想到，钱先生是当真的。
胡河清毕业之际，钱先生给了他脸色看。胡河清的去留，钱先生早就和我达成过共识，留校任教。无论从人学的角度（人品），还是从文学的角度（学养），胡河清都是难得的人才。没想到，钱先生会出尔反尔，请胡河清走人。听胡河清说了辅导员叫他找工作之后，我当即去找钱先生谈话。那天，又正好碰上王晓明，也为了胡河清留校一事，找钱先生说项。彼此坐定，王晓明先开口。话没说完，就被钱先生打断，说，我决定了的事情，是不会改变的。王晓明不敢再吭声，站起来走了。王晓明走之后，我对钱先生说了一句：既然你不会改变，我也不用再说了。我说完很不高兴地离开了。
接下去的寒假里，凑巧有朋友请我去海南。我去了海南之后，友人建议在海南试试经商。结果，寒假结束，我滞留不归。那是90年底91年初的事情。我正值因89年的事情，被释放出来没多久。学校因此非常着急。因为他们对我的去向是要负责任的。当时已经有谣传，李劼从海南出境，远走高飞。系里焦灼不安地给我写信，要我回去。我不予理睬。接着，又来了第二封信，告诉我说，钱先生非常惦挂。同时，又告诉我说，系里已经决定让胡河清留校任教。他们这么一说，我就回校了。当然，我那时也已经发现，我根本不是做生意的料子。
留校以后的胡河清，并不快乐。他不止一次对我说过，我们两个，不会有好结果。我们要准备好，做终身讲师。他还非常决绝地说：实在不行，只好玉石俱焚。我至今记得他说这话时的表情，眉头皱得很紧，一字一句，从牙齿缝里迸出。
胡河清的自杀，让钱先生相当震憾。他告诉我说，胡河清自杀前，曾经给他打过一个电话。那个电话里的声音，非常虚弱，好像患了重病一样。我当即问他，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他说，我没想到，他会那样。我说，不管怎么样，都得叫人去看一看。他叹了口气。
我没出席系里为胡河清开的追悼会。我是在自己的课堂上，给学生讲了一堂纪念胡河清君的课。钱先生听说后，非常紧张，特意打听，我在课上讲了些什么。其实，我除了表达悲悼，什么都没说。
即便是胡河清母亲徐氏，惊闻噩耗后赶到上海，我也没有说什么。那天，徐氏邀请了胡河清的生前好友到枕流公寓相聚，我也在邀请之列。但我没去。徐氏托王晓明带了一盒胡河清博士论文答辩会的录相给我。那是胡河清生前唯一的影相。同时又托王晓明捎了一句话：都是性情中人，咱们后会有期。
胡河清母亲没有跟系里的领导见面，也没有跟钱先生见面。她没跟他们打过任何交道，但她似乎有一种本能的直觉。那样的直觉，让我感觉很相通。我事后很后悔，没跟徐氏见上一面。及至今年，2008年，年初得知，在兰州大学执教的徐氏，也已于几年前撒手人寰，更是伤感不已。
但钱先生当时却因此对我非常感激。因为我什么都没说。钱先生一再请我吃饭。我一再拒绝。人死了，不能复生。虽然在胡河清的复杂死因里，钱先生并非负有直接的责任；但一句“钻进去了走不出来”，也着实令人困惑。我忍不住想问一声：假如钻进去走得出来，胡河清又能走到哪里去？孙悟空一个斤斗，还是翻在如来佛的手心里。
······
钱先生是个非常复杂的人。与此相应，钱门弟子也可谓色彩纷呈。许多年以后，有的出没于香港或上海的社交场合，有的十分辛苦地经营着自己的学术地盘，有的捍卫女权，有的愤然自杀，有的流落他乡。如此等等。
不过，钱先生对学生的不幸遭际，倒也并非全然没有抗争过。比如，对我的生存处境，他曾经在学校召开的一次会上痛心疾首地说，当年的北大连辜鸿铭那样的怪人都容忍了，今天的华东师大难道就容不下李劼么？
后来有些人说起钱先生带学生的方式，颇有微词。说是像那样的带学生，天赋差的学生不就很吃亏了么？我觉得这种逻辑非常荒唐。天赋高低，是先天的，并不是老师带学生的方式造成的，怎么能将此怪罪于钱先生无为而治的教学方式呢？人道主义的原则是同情弱者，但并不是把优胜劣汰颠倒成劣胜优汰。
也许人们经历了过多的劣胜优汰，竟然习惯了那种退化论选择，从而将此当作了正常的生存方式。结果弄到后来，常识被作了修改，为了照顾平庸，竟然连无为而治都变得不平等了。好像只有让那些平庸的人占据高位，然后把出类拔萃的人一个个从大学校园里赶走，那样就平等了。事实上，中国高校演不完的悲剧也恰好在于，有才华的人总是处境悲凉，而平庸的人却平步青云，诸事顺利。
确实，平庸的人在钱先生门下，就算得志，也不是钱先生的玉成，而是为鼓励平庸的时势所然。时势造英雄只含有一半的真理性。因为有时候的时势，恰恰是成全庸人的。在教书育人上，钱先生尽了他的努力，其他就看各人的造化了。当今华东师大中文系的凋零现状，人文环境的恶劣，已经超出了人们的想像。我想，那些对钱氏教书育人方式十分不满的人们，现在应该十分满意了。
也有人把钱先生带学生的方式跟徐中玉先生相比，说徐先生更看重做卡片云云。那也只能说明，各有巧妙不同罢了。钱先生是不喜欢做卡片的，我也是不喜欢的，虽然我在大学读书时做过一些，但从来没有拿出来翻看过。事实上，钱先生的学生当中恰好有喜欢做卡片的，而徐先生的学生当中则有不喜欢做卡片的。这点差异不重要，根本不能说明什么。
顺便说说，我跟徐先生只相谈过几次。不多。他给我的印象就跟其面相一样，方方正正的，中气十足，行事端方。更多的细节，则有待于徐先生的学生写回忆了。
徐先生和钱先生之间的相处，是相当和睦的，可以说，给各自的学生做出了榜样。他们始终有事互相协商，求同存异，从来没红过脸。因此，我后来还特意提醒过王晓明，彼此应像钱先生和徐先生那样相处，互相尊重。遗憾的是，他没有听进去。
4 钱谷融的人文渊源及其精神谱系
钱先生晚年自称比较懒散，无心笔耕。他的见解和思想，常常流于述而不作。我研究生毕业将近十年之后，其时早已时过境迁，胡河清也已撒手人寰，在我与钱先生之间那几次非常凝重的相谈眼见要说不下去之际，他突然翻出了他五十年多前所写的一篇文论，亲自重新抄写之后，拿给我看。可惜，我现在手头没有这篇文章，只能凭记忆来谈说。
我记得我在那篇文论里所看到的钱谷融，是一个朝气蓬勃的西装革履的年轻才子，并且仿佛与司汤达和梅里美，或者与后来菲茨杰拉德和海明威之类的人物为伍，时不时地出入于类似当年法国斯达尔夫人或者后来斯泰因夫人那样的文学沙龙。
钱谷融写作该文时才二十岁出头。他从瓦雷里的一句什么话谈起，行文舒展有致，才气横溢，充满机锋和妙悟。他在给我文集写的序言中对我文章的那些赞扬，我完全可以原封不动地转赠给他自己的这篇精妙文论。我看完后怔了老半天，后来给这篇文章写了一个短评，找了一家报社，连同文章一起发表了。
我在短评中毫不犹豫地认定，此文就文论本身而言，其见识其才情的发挥，远在作者后来写的“文学是人学”之上。
我不知道钱先生为何一直没有让此文见诸报章的原因，也许是他生性淡泊于文学功名，也许是他后来觉得此文已经不合时宜；尤其是在极权话语的重压底下，如此自由畅达的文论，就其风格而言，都是大逆不道的。然而，我从钱先生的这篇文章里证实了我当初读他“文学是人学”时的一些猜测性直感，从而完全明白了他的人文渊源和精神谱系。
“五四”以降，中国的文学思潮大致上分流为这么两类，一类是以前的教科书上讲得最多的左翼文学，最早叫做为人生的文学，以后逐步发展成所谓革命文学，大众文学，最后叫做为工农兵服务的服务文学。在其渊源上可以追溯到诸如苏联的高尔基，法捷耶夫等等革命文学，还有日本的许多左翼作家及其作品。顺便说一下，中国的左翼文学，在很大程度上跟日本的左翼文学有关系。因为早年那些提倡左翼文学的作家，诸如创造社诸君，大都在日本留过学。这类文学经过左联的左翼文学运动，上升到越来越统一的组织行为，一时被称之为革命的大众文学。然后又经由延安的毛泽东讲话，归结成为工农兵服务的文学。毛泽东的讲话，一方面最终统一了左翼文学，一方面也造成了左翼文学的某种分流，我指的是以胡风为代表的左翼文学。胡风提出的不是为工农兵服务，而是克服精神奴役创伤。胡风之所以敢在毛泽东面前舞枪弄棒，是因为胡风自恃是鲁迅的嫡派传人。而胡风提出的的精神奴役创伤，则来自鲁迅的国民性批判。
这类文学在创作上虽然乏善可陈，但也留下一些作品。其中，以郭沫若的诗歌，茅盾的《子夜》，路翎的《财主和他的儿女们》最为著名。当然，还可以算上鲁迅晚期的一些战斗性很强的杂文，连同左联五烈士的作品，其中以殷夫的诗歌和柔石的小说为最出色。后来则有延安时期及之后的一些创作，诸如赵树理，周立波，丁玲等等。胡风的七月诗派，也是其中的实绩之一。还有其他等等，不一一例举。
教科书上一直把这一路的文学，立为正宗。除了胡风及其追随者被删除一时，其他的都一再提及。然而，这并不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全部真貌，更不是五四新文学的主潮所在。
五四新文学主潮的经典阐发者，起先是首倡白话文的胡适和陈独秀，后来应该是周氏兄弟，即早期的鲁迅和周作人。其中，鲁迅是在创作上，周作人是在理论上，两兄弟双双构勒出了五四新文学的基本轮廓。这一路的文学，开始称之为平民文学，人的文学，后来周作人在《新文学的源流》一文中，将这新文学跟明末的性灵文学相联，指出了五四新文学在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渊源。这一类的文学，以其鲜明的人道主义立场为特征，以心灵的自由为指归。
我在当年跟王晓明陈思和一起讨论并合写的那篇重写文学史的论文里，曾经特意引出周作人关于什么叫做“人的文学”的阐释。周作人一方面把人的文学说成是“用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和研究的文字”，一方面又指出，“我所说的人道主义，并非世间所谓‘悲天悯人’或‘博施济众’的慈善主义，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具体细节见诸《中国新文学发展概观》。此文曾作为我文学史论一著的附录，收在我的思想文化文集里，由于当时还没将那段重写文学史的历史公诸于世，出版者不敢造次，他们两位的署名没有出现)。
在上述关于人道主义的阐释里，周作人后面所作的那个补充，乃是准确理解整个五四新文学主潮的关键所在，也是我当年力主重写文学史的真正用意所在。因为假如仅止于前面那段解释，那么周作人所提倡的“人的文学”，跟后来茅盾讲的“为人生”的文学，并没有很大的区别。但周作人加上“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一语作限，便将他所说的人道主义跟茅盾的讲法，完全区分开来了。人道主义仅仅是研究人生，或者为人生，那么后来的流于大众文学和革命文学，乃是顺理成章的。但人道主义假如立足在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上，那么心灵的自由和作者在人格上的独立便有了一个根本的保证。我想，也是因为周作人的这种洞见力，致使他在后来的《中国新文学源流》中，将中国新文学跟明末性灵文学联系到了一起。
毋庸置疑，周作人当年给人道主义作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补充。人道主义假如没有雨果托尔斯泰式的人间关怀，那么其胸怀其悲悯就没有了比大海比天空更广阔的博大和浩瀚。但人道主义假如没有以生命个体的自由为指归，那么就会丧失人道主义的精神地基，连同其深邃的心灵底蕴，从而很可能会流落到后来诸如大众文学，工农兵文学之类的听命文学和服务文学上去，致使对人间的关怀，变成了落草为寇和话语暴动的别一种说法。文学被用于话语暴动，然后再反过来成为权力话语的附庸，这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为惨痛的一个教训。
由此可见，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和茅盾的“为人生”的文学，看上去没有多大的差异，实际上却有天壤之别。在周作人的文学主张后面，人们不仅可以看到雨果托尔斯泰那样的身影，而且还可以看到中国文学史上那些不依附权势的或者放浪江湖或者归隐山林的以自由独立为特征的人文景观；而在茅盾的文学主张后面，人们看到的则是苏联的革命文学和日本的左翼文学，或者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诸如韩愈那样
的文以载道。彼此分道扬镳，并且南辕北辙，越走越远。后来的周作人，更加看重的是古希腊悲剧，比如《特洛伊妇女》那种苍凉深邃的审美境界；而茅盾却遵循着他的文学主张逻辑，走向为了证实某种社会学和政治学理论的写作方式，使文学越来越服从革命的需要和造反的命令。
如今，历史已经证明了，茅盾所标记的文学道路后来虽然越来越得势，最后却越走越窄终为人们所不齿；而周作人所阐发的文学精神，虽然历经沧桑，却一直没有泯灭。在话语暴力和话语权力面前，心灵的自由和连同人们对自由的本然向往，如同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当然，我在后来写的那篇文学史论，即《中国现代文学1917-1984论略》一文里，又进一步提出了王国维的意义。因为我发现周作人虽然相当深刻地阐释了中国新文学的精神所在，但我发现在王国维的美学思想里面，蕴含着更为深刻的思想文化内涵。我的这个想法，后来慢慢地成形，在1992年11月写成的《悲悼‘柳如是别传’》一文中，正式提出了从《红楼梦》到王国维到陈寅恪的文化承传，从而成为我次年提出重建人文精神的思想起点。此乃后话。
现在再回到周作人所标记的人道主义上。虽然周氏兄弟早年的思想极为相近，但后来彼此有了不少分歧。其中，周作人越来越走向古典主义意义上的文化和文学的回归，而鲁迅则在越来越复杂越来越激烈的非文学的斗争中，把自己一步一步地燃烧成灰烬。然而，他们两个有一点始终非常一致，即一旦提及中国古典散文，从来不提唐宋八大家，一说起来，要么是魏晋诸子，要么是明末小品。也就是说，他们从来不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文学固然难免关怀，但文学的本质却不在关怀的多少里面，而在自由的实现之中。
说到这里，我想，人们应该明白，钱谷融的人文渊源和精神谱系在哪里了。钱谷融对魏晋风度的醉心和难以追慕的怅然，对歌德的热爱，对瓦雷里的理解和妙悟，对“文学是人学”的悉心阐发，无不与五四新文学中立足于个体生命和自由精神的人道主义相关连。就其思想的横向比较而言，钱谷融无疑是个十分西化的学人。从他身上，甚至可以看见诸如方鸿渐赵辛楣那样的影子。虽然他没有飘洋留学的经历，但他的心灵却跟西方的人文经典息息相通。这情形跟施蛰存先生十分相近，施先生也没有留学经历，但他却成了当年上海现代派文学的标记性人物。精神上的相通，有时候不需要远足，也同样能够抵达。相反，精神上不相通，即便足迹遍布西方世界，也依然两眼一抹黑。比如后来的新左派诸君，几乎大都有过一番出国的经历，有的甚至还是在西方世界长大的，可是在人文精神上比起施先生和钱先生这样的文学前辈，相差何止以道里计。
经由周作人当年所阐释的人道主义精神谱系，中国现代文学呈现出的景观，历历可数，有周作人本人的散文，鲁迅的小说和他《野草》那样的散文，徐志摩，邵洵美及其他新月派诗人的诗歌，林语堂和废名的创作，还有钱钟书的《围城》，张爱玲的小说，还有沈从文在《边城》里那样的走向自然，还有施蛰存，戴望舒他们的写作，以及后来被称之为九叶派诗人们的诗歌。更广泛一点说，还可以包括屈指可数的现代主义诗人李金发。如此等等。
在此，十分有趣的是，过去在五四白话文首创伊始时被十分过激地推倒的所谓贵族文学和山林文学，后来经由文学家们的心灵追寻，自在而然地回到了文学当中。令人遗憾的只是，整个现代汉语文学的贵族精神还不够充分，山林气息也远不如魏晋时代那么高远。在至今为止的白话文学当中，人们再也听不到李后主那样的唱叹，再也听不见陶渊明那样的吟咏。因为五四那场话语颠覆，后来被诉诸一场草根性极强，草莽气十足的话语暴动。整个文学在语言暴力的左右之下，完全失去了精神上应有的尊严和高贵。
我之所以对钱先生年轻时的那篇文论那么看重，就因为其中洋溢着那样的尊严和高贵。而钱先生后来写的《论“文学是人学”》，也是基于那样的尊严和高贵，并且担心文学的尊严和高贵被慢慢地摧残殆尽。相比于年轻时那篇文论的汪洋姿肆，钱谷融的《论“文学是人学”》虽然人文立场十分坚定，但行文却相当约束，尽力使用时下通行的语言，把话说得圆满，不留任何把柄。但即便如此，也没有被权力话语所认可所接受。钱先生因此被划入右倾行列，当了三十年的讲师，直到八十年代右派右倾平反，才因恢复名誉进而当了教授。
五十年代的那次打击，对钱先生来说，在他的八，九十年代文学生涯中，产生了两个相反的效应。一个效应是，他的“文学是人学”在批判中成名，历史一旦翻过那一页之后，便一跃而成新的话语权威。先不说在全国范围内，至少在上海，文学的人学立场成为整个新崛起的文学潮流的主要精神支柱。《上海文学》在七十年代末那场“文学是不是阶级斗争工具”的讨论，使文学是人学逐渐成了人们的共识。相比之下，钱先生的文学同辈，大都出自胡风或者其他左翼文学背景；在文学的人文立场上，多多少少带有历史的沉积，从而难以为一种彻底的文学人文立场提供精神支点。当然，在钱谷融身后，还站着施蛰存。可是，由于一者施先生当年的现代派文学主张被八十年代潮涌而入的现代派思潮给迅速吞没，再者施先生乃是一个彻底淡泊之人，致使施先生于八十年代文学思潮的影响，微乎其微。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一个人文学者，施先生的精神上的独立和面对俗世的毫不妥协，比钱先生更为彻底。这就得说到五十年代的那场打击，在钱先生身上所产生的另一个效应。
这另一个效应，便是他内心深处对文学作为一种事业的怀疑，从而宁可在学术上无所作为，宁可将自己在精神上的创造和追求付阙，洁来洁去。我想，这也是他对我说，他是阮籍的意思所在。相比于阮籍以醉酒的方式，钱谷融选择了跟世人打哈哈的方式。这种方式不仅在于钱先生天性不愿服膺孟夫子的教导，被劳其筋骨去担当什么大任，更在于他于世事洞明之后的绝望。所谓的看破红尘有两种，一种是隐居山林，或者遁入空门，一种则是索性更深更彻底地沉入世俗生活，随波逐流，偶尔悄悄地长歌当哭或者不当哭。难得糊涂也罢，难得清醒也罢，山林和空门都已经不再存在了，就连坐在空空荡荡的青灯古佛旁打坐的可能性都已经消失得干干净净。于是，想要继续活下去，维持自己的生存权利，只好在热热闹闹的尘事世里做醉生状。当然，这样的玩世不恭本身，不无犬儒，这样的人生方式似乎又很现代派。
可是钱先生偏偏对现代派文学又很保留。在八十年代，钱先生在对现代派文学的看法上跟我有很大的分歧。钱先生认为我对现代派的着迷，有类于培根的偶像崇拜，把自己的美好想像，投射到自己的认读对象上。应该说，钱先生对现代派的不认同，有一定的道理。因为我本人对现代派也并非是一概认同的。比如对美国五，六十年代的文学，垮掉的一代，或者后来的黑色幽默，我后来都有一定的保留。西方的现代派文学里面，也有不少草根性或者流氓相。但我记得当年钱先生是在读到我《文学是人学新论》一著有关论说孤独的章节时，放弃了为该著写序的想法。而我在那个章节里谈的是卡夫卡。
我当时一直难以理解，钱先生为什么对卡夫卡那么保留，后来渐渐地明白了。
相对于雨果托尔斯泰小说里的那种怜悯，卡夫卡小说里更多的是谦卑。托尔斯泰是一直写到《复活》，才意识到谦卑的。可惜的是，他来不及写出卡夫卡那样的谦卑就因出走和逝世而结束了他灵魂自救的整个过程。比起怜悯，谦卑需要的是另外一种精神底蕴。一个绅士再怜悯芸芸众生，永远不会妨碍他那身着西装革履的风度翩翩。但假如这个绅士突然落到了被他所怜悯的芸芸众生的境地，他成了怜悯的对象
而不是怜悯的主体，他可能不得不选择谦卑。精神的尊严有时是西装革履的，有时却恰好是放浪形骸或者蓬头垢面的。《复活》中的涅赫留道夫只是跟着玛丝洛娃到了一下流放地，但他能不能像玛丝洛娃所追随的那些流放者那样，置身于苦行僧般的流放？托尔斯泰也许正是想回答这么个问题，所以最后才选择了出走，从而在一个小车站上溘然长世。我不知道钱先生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但我觉得假如想过的话，钱先生的回答很可能跟托尔斯泰的不一样。司马迁当年受了那么屈辱的宫刑，尚且忍辱负重，写下了煌煌巨著藏之名山，更何况面对一个要不要出走的问题？这似乎也是中国文人的一种传统。
此生没能像当年的司汤达梅里美们那样出入于高贵的文学沙龙，乃是钱先生人生的遗憾。但此生能够避免被流放，被监禁，被彻底剥夺生存权利，至多只是坐了坐文革期间的牛棚，却是钱先生的侥幸。倘若人的一生，都是活在卡夫卡《审判》所描述的境地里，那实在是非常可怕的命运。《审判》所揭示的生存处境，即便作为纯粹的文学阅读，读者都很难再愿意读第二遍，更何况小说讲的恰好是人所置身的现实。
应该说，卡夫卡小说确实让人难以直面。但人们不得不承认，卡夫卡是彻底的。整个西方现代派文学鱼龙混杂，良莠不齐，但卡夫卡所揭示的人的孤独处境以及相应的谦卑心胸，却为西方的人文精神别开了一种境界。在此，自由依然如故，只是西装革履不再。自由转换成了一种蓬头垢面的流浪，一种醒来后发现自己变成了甲壳虫那样的恐惧，一种在贝克特《等待戈多》舞台上升起的无望，一种上帝失落后的惆怅。在此，高贵的文学沙龙如同肖邦一样成了遥远的的回忆，甚至成了更加遥远的梦想。我虽然没和钱先生谈论过音乐，但我猜测，假如他能碰到肖邦的话，没准会将肖邦引为知己。钱先生看上去虽然是清醒到了可以作醉的地步，但他骨子里却是个不肯放弃梦想的绅士。哪怕是别人告诉他，他的梦想早已随风而逝，他也照样守望着自己的梦想。是的，钱先生的拒绝现代派文学与其说出自他的文学口味，不如说缘自他对梦想的守望。假如这么说不算唐突，我确实想说，钱先生是个梦想守望者。
我能理解这样的守望。我本人也是这么一个守望者。哪怕是我听过了肖邦，或者听过了瓦格纳，听过了斯特拉文斯基，乃至巴托克，听过了披头士及其后来林林总总的摇滚音乐，我照样还要回过头去听听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
但我还是非常认同卡夫卡。
彼此间的这一分歧，到了九十年代，便成了师生之间两种不同生存方式的选择。这可能是钱先生在接受任何访谈时都要加以回避的话题。钱先生非常忌讳提及在八十年代末的那个历史事件，以及这个事件发生后，师生之间的关系有了什么样的微妙变化。相对于他向我作了阮籍嵇康的比喻，我对他说的是，由圆入方，由方入空。不啻在一封私信里说过，也在饭桌上当众说过。当然，我明白，彼此都不会因此有所改变。
结果自然是，钱先生选择了世俗的校园闲住，住在如同卡夫卡笔下的城堡那样的地方。在外面的人都想挤进去，而在里面的我却想走出来。是的，我选择了出走和流浪。
九十年代，我写了三部思想文化论著，即《红楼梦》论稿，《西方二十世纪文化风景》和《论中国晚近历史》，作为一种总结，也像是一种道别。在我出国的那年，经由朋友努力，在国内出版了包括这三部论著在内的五卷本思想文化文集。我在大洋彼岸远远看着自己文集的出版，如同一个死者观看着自己的生前往事。我不知道钱先生有没有读到那几本破书，但这已经不重要了。对钱先生不重要了，对我也不重要了。钱先生读我第一本论著时的欣喜，对我，对钱先生，都已恍如隔世。
后来偶与师弟通电邮，得知钱先生依然挂念我。其实师弟不说，我也知道。我知道钱先生的内心深处，偶尔会牵挂一下那个因承担而风雨交加的学生。一如我在大洋彼岸也同样经常想起住在城堡里的老先生，有时甚至还梦见过他。
记得我有一次梦见他之后，特意给他打了个电话。我很想与他叙叙师生之情。可是电话那头传来的声音，却陌生得让我吃惊。根本不像是师生间谈话，而像是某个党支部书记在做属下的思想工作。我当时心中一凉，从此决意再也不想跟他通电话。我事后想了想，渐渐弄明白了其中的奥妙。钱先生在电话里的那种声音，不是说给我听的，而是在说给可能存在的窃听者听的。事实上，也真有朋友，因为与我通过越洋电话，而被有关方面找去谈话
。
后来看到吴亮电报体的回忆文章，提及当年我身陷囹圄之际，他和钱谷融以及其它上海文坛老人一起打麻将。散场之后，钱先生和他一起走到弄堂口，突然问道：有李劼的消息么？一般人，包括吴亮在内，从钱先生的这句问话里，听出的当然是对李劼的关切。但这在跟钱先生打过那个越洋电话的李劼听来，却从中听出另一层微妙意思：不管李劼做了些什么，他导师钱某人可是毫不知情的。按照常理来说，应该是吴亮问钱先生，有没有李劼的消息。因为吴亮与我不过朋友而已，钱先生与我却是师生关系。那年的事情是发生在我和钱先生所在的校园里，不是发生在吴亮所在的作协机关里。就算我是嵇康，钱先生是阮籍，也应该是他人问阮籍，有没有嵇康的消息，而不是阮籍问他人，嵇康如何了。
我在海外还经常想起的老先生，是施蛰存。不用说，施先生倒是非常喜欢西方现代派。想当年，他就是以现代派作家的形象在上海成名，并且蜚声海内外。
那年，我从那个地方重获自由回到学校之后不久，去看望施先生。施先生拍拍我的手背对我说，你去过的地方，贾植芳也去过。你知道吗，邵洵美就是死在那里面的。我听了不由黯然神伤。邵洵美是个比钱谷融还钱谷融的文人，一个十分精致的新月诗人，几乎就是十九世纪西方浪漫主义小说中的人物。我后来到了美国，才得知邵洵美当年还有过一个美国女人与他同居。那个女人后来一走了之，根本不在乎邵洵美正因为跟她同居过，而被加诸弥天大罪。我想，在钱先生的精神谱系中，邵洵美绝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学前辈。可是从来没有人提起过此人的结局。他竟然死在那个我去过的地方。
我每次去看望施先生，施先生都很高兴。有一次，他对我说，你现在啊，然后举起手，朝嘴巴上一封，示意我不要再说话了。我点点头。过了会，他又对我说，那时不断有人来找我，要我签名。我回答他们，天下兴亡，匹夫无责。
在九十年代，我常常去施蛰存那里闲坐，聆听施先生的许多妙语妙论。比如，他说钱钟书是个刻薄鬼。施先生对《围城》的评说，只有一句话，叫做，洋才子说刻薄话。施先生还举了个例子，说是当年王辛笛请他和钱钟书两个吃饭，饭后各送了他们一本王辛笛的诗集《手掌集》，封面上画有一双手掌。两人告别出门后，钱钟书私下里指着诗集对施存蛰说，王辛笛的这一只手在写诗，那一只手在干什么？钱钟书的意思是，王辛笛的另一只手同时在赚钱，因为王辛笛当时在银行里供职，在文人圈是算是个小开式的人物。施蛰存为此对钱钟书的刻薄非常不以为然，说钱刚刚吃了人家的饭，拿了人家的书，一个转身就挖苦人家。
施先生是个心直口快之人，从来不掩饰他对同辈文人的看法。有一次，施先生对我说起沈从文，他十分不满沈从文对西方现代派文学的不以为然。他愤愤地说，那个沈从文，从来不看现代派作品。他那样怎么能写出大作品来呢？我理解施先生在说什么。虽然我对沈从文的走向自然，也有着相当的理解。以沈从文的创作潜力，是完全可能成为中国的哈代的。可是由于环境和他本人的意志，沈从文最终没有像哈代那样，成为一种意味深长的文学标记。用胡河清的说法，哈代是西方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的一个交界点，或者说分界线。在哈代的身后，可以看到整个西方的古典文学风景，而在哈代的前面，则是一道道奇异的西方现代文学景观。然而，似乎同样是出于对现代文明的警惕，沈从文却始终停留在被称之为乡土文学的文学景点上，没能从外在的自然，进入内心的自然。
不知是由于喜欢现代派，还是喜欢庄子的缘故，施先生身上有一种不以历经沧桑为意的开朗。施先生面对苦难时，有一种庄子式的坦然。那个不知是蝶是庄的庄子，在本性上似乎也是个流浪汉。由此可见，施先生当年的提倡读庄子，骨子里绝不比鲁迅肤浅。
许多年之后，当我此刻在写作这个备忘录时，我同样的想念施先生和钱先生。在一个正常的自由环境里，他们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活得悠然自在，发挥各自的才学识。他们意味着两种不同的文学，却有着相同的尊严和相通的信念。施先生活到将近一百岁才离世。他曾对我说过，他要跟当年害得他吃尽苦头的权势者比一比，谁活得更长。他赢了。
2008年，钱先生做了九十大寿的庆祝。虽说只是闲住，但也不易，毕竟是要付代价的。至少不能自由自在地思考，不能自由自在地说话，不时得看看别人的脸色，看看周围人的动静。一个有性情的人，最难受的莫过于小心翼翼地活着。但从钱先生跟《新京报》记者的谈话来看，他似乎活得有滋有味：“我这个人一生随波逐流，不太计较名利，有口饭吃就行了———但是，饭没得吃就不行。”唉，不知道阮籍有没有说过这样的话。
钱先生一向自称淡泊。但那样的淡泊，和施先生的淡泊，迥异其趣。施先生的淡泊是不问俗务，埋头学问，一生著述颇丰，又不以为意。钱先生的淡泊是垂簾听政，勤于开会，懒于笔耕。九十年间，似乎只写过三篇文章。文学是人学，《雷雨》人物谈，和二十几岁时写的那篇诗学论文。许多序文，除了给我那个评论集子写的那篇，他亲自动手，其它就不知道了。毋庸置疑，这三篇文章颇见才力，可能是中文系的许多教授博导一辈子都写不出来的。但假如可以将此称作淡泊，那么庄子就会显得很不淡泊了。
不过，想想邵洵美死在阴暗的牢房里，钱先生的闲住，也不失为一种幸运。这可能也是一种命运吧，就像我的命运是流浪一样。相对于闲住，流浪，确实不大牢靠，经常要受到钱先生所恐惧的吃饭问题困扰。
然而，即便文学随着流浪者上路，也依然是人学。我当年是从文学回到人学的日子里起步的，如今走得再远，也很乐意回到有关人学的回忆里，写下如许文字，以作备忘。
2003年9月6日，完稿于纽约。
附注，14年前的这一天，我被送去了那个地方。
再注：2008年9月，作了些许修改。 |
发表于 2008-10-19 0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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