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游者和苏格拉底寓言——刘再復教授专访之一

李旧苗

林幸谦     浸会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香港诗人


    “乐土乐土，爰得我所
    ……
    乐国乐国，爰得我直”
    —— 《诗经·硕鼠》

    刘再复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现任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客座研究员，台湾东海大学讲座教授，香港城市大学名誉教授：现今已在两岸三地出版学术专著和散文集数十种。
    自一九八九年后，刘再复教授在美国和世界各地过着旅居生活。这些年来，刘教授跑遍了欧美新旧大陆，数次客座香港，旅行台湾，甚至回到过广州演讲。在海外漂流的岁月中，他先后到过法国、瑞典、荷兰、丹麦、挪威、俄国、拉脱维亚、加拿大、英国、德国、奥地利、西班牙、义大利、日本、梵蒂冈、圣马力诺、摩纳哥、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等二十多个国家，仅法国就去了六次。近几年，刘教授大部分时间在科罗拉多大学，寂静的科罗拉多高原的郊野，在他的眼中常流动着洁净如水的月光，浑厚的洛基山，落在他的窗前，一派肃穆雄深，人生新的道路在这里重新向他敞开。
    东方吉普赛式的漫游者
    这些年来，刘再复以天涯为家，以海角为乡，过着一种新式吉普赛人的生活。这些年来，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独有的离散生活让他成为东方吉普赛思想者的代表。他著述了大量的漂流话语。仅《漂流手记》系列就有九卷：除了第一卷《漂流手记》之外，还有《远游岁月》、《西寻故乡》、《独语天涯》、《漫步高原》、《共悟人间》、《阅读美国》、《沧桑百感》、《面壁沉思录》等。这自然不只是刘再复个人的感悟文字，其中也反映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离散经验和普世情怀，他感悟到“到处都有漂泊的母亲，到处都有灵魂的家园”。
    今天，刘教授已经适应了海外的生活，安排好了自己今后的生活。完全走出政治阴影而游入精神漂流之中。
    “我相信自己已进入很深的精神层面，可以说，这些年来我在读书写作上是完全进入一种沉浸的状态。在此状态中，我穿透了很多书本，还打通了中西文化的一些血脉。”
    随着海外的人生经历的增长，生活环境的熟悉，刘教授很庆幸如今已找到属於自己的节奏和生活方式。到目前为止，他告诉笔者，他并没有疲惫之感。
    在现实层面的漂流形式以外，刘再复说，他的内心还认定了一个假设，一个到地球上走一回的“过客”的假设：
    “在精神层次上，我永远是一个漫游者。这一点我没有遗憾，反而感到非常高兴。我认为，一个作家，一个诗人，本质上就是精神上的流浪汉，没有国界的永远流浪汉。”
    刘再复说，目前他不需要一个所谓的安定的地方。他希望他的生命是一个自由点，不是固定点。他提起爱因斯坦临终前曾嘱咐亲人在其墓碑上写下这一句话：“爱因斯坦到地球上走了一回。”他认为作为过客，这种到人间到地球走一遭的观念，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又说，“梦里不知身是客”，这诗句要改一个字变成“梦里已知身是客”，这一点非常重要。《红楼梦》中的林黛玉给贾宝玉的禪偈补了八个字“无立足境，是方乾净”，是很高的境界。无立足境，是过客和漂流者的境界，唯有在此境界中，人才会放下佔有的慾念而获得身心的大自由、大自在。
    在此过客心态之下，刘再复日后是否会回中国呢？你还想要回中国吗？他回应道：
    “我想我还是会回中国一下。因为我对故土还有一种恋情。对土地，山水，特别是人，我都还有一种恋情。我很想看很多朋友，只是我回去之后不会久住，只是过客。在中国我还有一些朋友。在海外，即使心情很好，有时候想起那些朋友，也会愴然涕下。”
    人生最快乐的时期
    刘再复的人生碰上了中国历史上特有的异变时代，特别是文革和“**”；然后，是漫长的漂泊生涯。
    开始流亡海外的时候，他感到不习惯，感到生活在海水的淹没之中，充满窒息感、孤独感。然而漫长的孤独把他推向无底的一种深渊——刘再复式的哲学深渊。孤独，曾使他难过，也使他深刻。孤独的时候也正是他内心生活最丰富的时候。而现在，苦难已经过去，阶级债务和民族债务已经偿还，他赢得充分表述思想的自由，赢得生命的最高尊严，赢得对宇宙人生的某种彻悟。因此这些年来的日子，是刘再復人生中另一段最快乐的时期。
    事实上，这些年的海外生涯，刘再复经历过了各种生命的困境，人生途中布满了洪水、黄沙、风暴、泥泞。笔者进一步追问，他人生里最快乐的时期还有哪些时候？他回顾道，是八十年代的一段岁月，在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的那段时期。他回忆说：
    “那段时间是我人生的快乐时候。我真的高兴了很久，从来没高兴得那麼久。当时打倒了四人帮，中国出现了思想解放的一个时代。抓紧这个瞬间，我的思想作了一次爆炸，作了一次痛快的表述，因此它构成了我人生中难忘的快乐时期，这时期我感到自己身心一致。”
    这段时期，刘再复看到四人帮倒了，文革，真的结束了。刘再复看到整个中国发生大变动。在这个新的时期新的时代，刘再復感到这是天降的大好时光，他把全生命投入写作，《鲁迅美学思想论稿》、《鲁迅传》、《性格组合论》、《论文学的主体性》，《论中国文学》、《论文学研究思维空间的拓展》，一本接一本，一篇接一篇，一发而不可收。思想的锋芒激荡了中国的大江南北，在学术界中，“刘再复”几乎成了家喻户晓的名字。
    他感叹，文革耽搁了太多的时间，消耗了太多生命；因此当时他只想追回生命，追回时间。他害怕好时光不会太长久。应当捕住历史机会，捕住黄金岁月。“当时，我进入一种写作的疯狂状态。常常把家门反锁，拒绝他人关怀，近乎走火入魔。”
    如今回想起来，刘教授说他当年抓紧历史时间，爆发出一次生命潜能是很重要的。这个历史机会不可能第二次出现了。虽然那时候也遭到批判，甚至导致了八九年的流亡，然而他至今仍然觉得这时期是他生命当中很有意义的一段时期，他没有辜负历史所赐的宝贵瞬间。
    文革经验的省思
    对於文革的省思，刘再复指出，文革是灾难，但文革的经验对於他个人却是一个宝藏，可以让他不断挖掘和吸取精神教训。文革的经验，对中国甚至全人类的作家，都是资源。显然，刘再复相当赞同○三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匈牙利犹太裔小说家伊姆雷·凯尔泰斯的观点，即把反犹太人大屠杀界定为一种文化，认为纳粹大屠杀这种大规模的惨剧也能够创造价值，在无法估量的痛苦中引出无法估量的认知和无法估量的道德储备。
    刘教授说，犹太人作家凯尔泰斯的意思是：国家不属於私家姓氏，国家的苦难是世界性的大痛苦，可提供我们环顾回味，甚至提供进行道德重整的契机。从这种意义上讲，不能说文革完全非文化，只是，这种文化是集体无意识的创伤文化；深刻的、积极的、无意识的偽型文化。
    因此，刘再复并不赞同季羡林所说的：十年浩劫中文化大革命既没有革命也没有文化。文化不只是有正面意义的价值，文化也有很宽阔的其他意义。知识分子可以接受文化，更也可以反抗文化；但不能说文革中没有文化，刘再复强调：
    “文革也是文化。我们要反抗文革的这种偽型文化，可惜在文革中我们没太多力量来反抗。文革结束后，我们开始反省，反省也是某种形式的反抗。”
    因此，如果说文化大革命既没有革命也没有文化，是说不过去的。这不仅仅只是革命，而且是大革命，即不仅是涉及政权层面的政治革命，而且是涉及了社会各个层面的大革命。
    刘再复指出，革命并非都是正价值。文化大革命深具破坏的性质的暴烈行动。刘再復说，季羡林说文革没有革命也没有文化，可能只是把革命视为好的东西。他解释：
    “文化大革命这一种文化，恰恰是偽型的道德文化，是乌托邦文化。为了进入未知的天堂，我们道德上要特别的纯净。不允许有一点点的私心，有一丝毫闪念都不行，绝对的纯粹，结果导致绝对的专制。”
    从苏格拉底的寓言到基督的神性
    刘再复进一步说，只有在沉浸的状态中向内心深处挺进时，才可能和伟大的灵魂相逢，这是最高的一种拥有诗意的幸福，刘教授说道，能够面对古希腊、面对苏格拉底、面对柏拉图、面对荷马，面对但丁，或者面对莎士比亚，并且与这些伟大灵魂对话，是人生命的大幸运。
    这是刘再复的内心宇宙。他以当年被杀害的苏格拉底为例，认为苏格拉底的死亡是一个寓言，一个永恆的提示，即提示天才与大众的冲突是永恆的，思想者不能期待大众理解，他命定是孤独的。他说：
    “苏格拉底不是被暴君处死的，而是被大众处死的。大众往往是扼杀天才的共谋，思想者不能总是迎合大众，也不能幻想得到大众的支持和认同，而应当保持自己的独立状态。多数人不理解不要紧，要紧的是自己真正沉浸下去，深入下去，抵达前人的思想尚未抵达的地方。只有在深深的海底，在内宇宙的深处，才能与苏格拉底和一切伟大的灵魂相逢。”
    在少数与多数之间，苏格拉底属於少数，属於个别，这是一个寓言。它预示，少数思想先锋总是为当代多数人所不容。而人的孤独感一向是刘教授所关心的一个哲学问题。在笔者的追问下，刘再復说，他的孤独感可能来自於他从小就爱读文学书的关係。他自幼对文学就有一种深刻的热爱，甚至可以说，有一种信仰。相信文学能拯救自身的心灵。因此，他也把文学经典视为天堂般的避难所，人人可以建构自身的梦境世界，远离“浮躁的喧嚣与骚动”。
    刘再复认为，孤独对於思想者来说，是一种常态，一种精神创造的必要状态。不做潮流中人，风气中人，也不做时尚中人，摆脱现实关係的纠缠，摆脱大眾的牵制，才能独立。因此流亡对他来说并不是政治反叛，而是自救。这把他从社会的浮嚣中拯救出来，抽离出来，从而赢得一种冷观世界的可能和沉浸於精神深海的可能。到海外之后，他特别喜欢禪宗，也正是禪宗帮助他从政治浮嚣中抽离出来，从而独立面对世界，面对时又对功利世界有一个新的省观态度。
    “我是自己的他者”
    向内心深化涉及到人的主体问题。因此，笔者想起刘再复教授著名的“文学主体性”命题，并提起他曾经说过“我是自己的他者”这样的思想。这似乎有矛盾？
    刘再复回答说，“我是自己的他者”讲的不是主体性，而是主体间性，也可以称作主体际性。所谓主体间性是主体与主体关係。哈贝玛斯讲的交往理论也是讲主体间性，但那是外部主体间性，不是内部主体间性。所谓内部主体间性是人的灵魂内部的主体关係。弗洛伊德把主体内部这个“我”，分为本我、自我、超我，这三者都是主体，之间就有一种关係。高行健发现世界上各种语言的人称都是你、我、他，这就是主体内部的三重性、三坐标。
    刘再复指出，高行健创造的冷文学，其主要关键是把第三人称的“他”变成一种冷观世界的中性的眼睛，并可以和你、我对话，这就形成内部主体间的无比丰富的语言关係。说“我是自己的他者”，与此相似，强调的是须有一个可以反观自己、面对自己的中性眼睛，可以帮助自我进行净化的眼睛。
    二十年前，当刘教授提出主体性命题的时候，具有历史的针对性和历史的具体性，并非空头理论。唯有了解其时代语境，才能理解提出这一命题的意义。那时的作家主体受到各种各样限制，所以必须争取主体性的解放，必须张扬自我。可是到了海外以后，冷静下来，刘教授更注意主体性的另一面，即还需要有一个抑制自我的问题。他说：
    “自我内部是一个大世界、大宇宙，应当不断开掘。高行健创作的成功便是开掘生命开掘自性的成功。不能像尼采那样无限膨胀自我，以至把自己膨胀为新的救主。自我内部真我与假我的衝突，是一种永恆的衝突，应打破我执，即打破假我、限定假我。”
    刘教授解释说，我们要张扬自由、争取自由、但也要警惕对自由的滥用。所谓的“冷文学”不是指冷漠的文学，而是冷观的文学，是作家得以用冷静的态度对待自身，并用这视角来观照世界，透视世界的荒诞，也看到自己内心的混沌。
    刘教授告诉笔者，他自己的内心也慢慢產生一个观照自己的另外一个“自我”，使他的内心能够相对冷静，不再充满诗人的激情。这形成刘再復自己的一种“格调”，或者说他自己的笔调；所以他近十年来写作的基调也就更加冷静。他说他已度过人生和写作的浪漫时期。
    谈到这里，刘教授补充说，本来，一个批评家跟一个作家应该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能抱得太紧。然而他和高行健为何却成为好朋友呢？他告诉笔者，这是因为他们在上述观点上的见解是共通的。虽然，高行健在这一点比他更早意识到主体性内部关係的问题，但是在理论上，却是刘教授的思考才将此论述更加系统化地展示。刘教授很早以前原本就研究主体性课题，而如今他的思考进入内部主体间性的境界。
    最后，刘再复也期待，当今世界文坛的精神领域方面，中国当代学者都可以总结高行健独特的审美经验，为主体哲学提供新的视角。他预言，关於内部主体间性的研究，可能会给人类精神价值体系增添新的瑰宝。

李旧苗

　

林幸谦  
      

    故乡就在心中与笔下
    一九九五年，刘再复夫妇曾一度有过返回北京看看故园的念头，然而就在他们归国前夕，北京故地发生了一件令他们深感痛心的“劫持寓所”事件，伤害了他们对乡土最后的眷恋。这事件，引领刘再復进入更深广的精神之路，年轻时代被他诗意化了的故国乡土再没有浪漫的想像。此次劫难给他提供了另一次心灵大解脱的契机。
    这些年来，刘再复不断重新定义故乡，更深地踏上另一种故乡形态的追寻之路，在精神世界中发现他的另一个故乡，他的漂泊原乡。自从他被祖国逼走之后，他发现很早以前，他的故乡就已经在西方／海外漂泊。经过这些年后，此时此刻他所说的故乡是“方块字”，是母亲的语言，是《红楼梦》和中国的古代人文经典，而不是地图上那个一块“版图”，自然更不是某种权力机构。
    刘再复曾在《漂泊的故乡》序文中感叹：昨天，故乡就已开始漂泊；今天，故乡再次同他一起漂泊。经过这许多年来，他在海外的放逐生涯几度经历了精神上的转变，用他自身的话来加以强调的话：那是一次脱胎似的转变。
    刘教授在访谈中告诉笔者，这种转变是他对精神家园的一种特殊感受历程，如今已变得更加单向化了：
    “我想说，我对精神家园的定义愈来愈简化了，但与真正的故乡却愈来愈贴近了。不必设想故乡在什麼地方，只要感觉到摇篮般的实在，感觉到心灵归宿就好，我愈来愈贴近这个心中的故乡。这些年来这种感觉十分真实。”
    对於家园故乡，刘再复曾作了各种界定，他把故乡的概念定义得非常宽广，而现在，刘再复很高兴地对故乡作了如此简化。他说：
    “此时此刻，我的笔下就是我的故乡，我心中原初的那一片净土就是故乡。铺开稿纸，铺开书本，我手写我心，我所耕耘的这片土地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快乐不在於我的作品的发表，或是外部的评价，或是轰动效应。我的快乐，我的满足，就在表述的此时此刻。故乡就在我的心中和我的笔下，回到生命本源和生命本土我就满足了，此时此刻我就满足了。生命中的本真本然注入笔下，就是回归故乡，能回归我就满足了。”
    刘再复借流亡美国的德国著名作家汤玛斯·曼的话说：“我到哪里，德国就在哪里”，哪里就是家乡。刘教授指出，这是说，文化就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到哪里，文化就跟到哪里：
    “文化是跟人走的。文化在活人身上。文化的载体主要不是图书馆，而是人，是活人。不管走到哪里，我们都不需要寻找縹緲的故乡。心中的那一片净土，就是故乡的原野，故乡的处女地原野与处女地跟我来到美国，跟我在全世界漂流。”
    漂流与回归
    经过这些年的漂流生涯，我们不难从刘再复的漂流手记系列作品中，看出他的心境经历了几次不同的变化。然而，刘教授说，这十餘年来的漂流生涯中有一点始终没有改变：体认到漂流生活永远不会有终点，不会有结论。
    他告诉笔者：
    “漂流永远没有句号。生命中所谓的漂流，原是一个不断寻找、不断发现的过程，永远都不会有一个句号，而且，没有才好。”
    因此，刘再复认为，漂泊生活让他的人生有了另一次新的啟航。他曾借波兰流亡诗人的话来强调此一观点：漂流是生命之程真正的起点。漂泊生涯让刘再复再三地感悟到漂泊是“没有终点，没有结论”的事实。
    笔者追问，没有终点和结论，是不是没有方向呢？刘再复答案是：不，漂流是有方向的。他表示，漂流的内涵既包括“出走”，也包括“回归”。希腊两部伟大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就概括了人生经验的两大模式，前者是“出征”，后者是“回归”。他说：
    “我的漂流也有这两大内涵。但荷马的史诗讲的是外部回归，我讲的是内部回归。老子所讲的：『复归於朴』，『复归於婴儿』，就是我的回归。这是回到内心的质朴与本真，回到人之初那双赤子的眼睛。这就是我的方向。”
    十餘年以后，经过“远游岁月”、“西寻故乡”、“漫步高原”、面壁沉思等历程，故土祖国积淀在刘教授的内心原野——他的这些情感，一般读者都不难在他所出版的九本漂流手记中找到蛛丝马迹。近年来，刘再复已在自己身上找到祖国与故乡的诗核诗心。在海外经过一段痛苦忧伤的磨难之后，他走出了地理意义的故乡而进入以心灵为内在空间的新领域，更贴紧生命。刘教授有时候不禁想到，这样愈走愈贴近心灵最深层的历程，“也许正是贴近神意的深渊”。
    他说，以前他也曾用过灵魂的乡愁去形容他的怀乡情感，甚至是用一种良知的乡愁加以詮释。这完全是“唯心论”，他指出：
    “在精神领域上我无法接受彻底的唯物论。在中国的文化里面，我喜欢讲自性心性的慧能，喜欢讲心学的王阳明。禪宗的自性心性本体论和顿悟方法论，包括不二法门的方法论，都给了我极大的啟发。现在我努力开掘自己的生命，散开自己的生命。强调生命状态心灵状态决定一切，强调天堂地狱就在自己的心中，强调故乡就在自己的心性本体中，就是受慧能影响。”
    告别单向性的思维
    八九年以后，许多和刘教授一样流亡海外的知名学者和作家等人，他们如今的生活是否也像刘教授一样有了重大的变化呢？他们是不是也想回中国呢？或者像刘教授一样已经适应了海外的放逐生活？
    针对这些问题，刘再复回应说，他和其他流放海外的人应该有很大的差别。根据他的观察，他看到有一部分朋友，在国内的时候和他们流亡到海外的时期并没太大的变化。他发现很多人的思维方式和精神特点都没太大的变化，有部分人的思维方式还保有以前生活在国内时所共有的党派文化的思维方式，即单向思维方式。
    所谓单向思维就是那种直线的、独断的、你死我活的斗争哲学。这种思维方式形成一种专制的人格。因此，刘教授认为，双向的思维应该加以发扬。这是平等对话的方式，是妥协与协商的方式，是你活我也活的思维方式，也是告别革命的一种思维方式。
    此外，刘再复也发现他和一些在海外漂流的朋友有?某种的距离，特别在理念上的距离。然而在人格上，刘教授对他们是尊重的。他说：
    “中国大森林中，也需要刘宾雁那样的一种啄木鸟，否则就会腐败。但是在理念上、思维方式上我们的差别却很大。宾雁面对的还是国家兴亡、社会合理性等表层的正与反、是与非问题，而我已放下这类问题而面对人性和面对人类的生存状态。在思维方式上，以前我也是单向性思维，现在完全转向双向性思维了。我完全摆脱了非黑即白的思维框架，因此强调必须有第三空间，价值中立的话语空间。”
    刘再复补充说，作家应当摆脱那种持不同政见的思维框架，这种框架容易落入非黑即白的陷阱之中，张扬两极对立的思想。这种东西如果走不出来，就有很大的局限性，就不可能冷静地观照世界，也不能冷静地观照自身。
    在刘再复看来，他这一代海外的中国知识分子和其他同辈流亡者如李泽厚和刘宾雁等人的精神指向有所不同。他指出，也许每个人都会有他自己精神上的某种追求，然而每个人所追求的内涵都不一样。人跟人之间存在太多差别，特别是心灵比较精緻的人，差别自然更大。这种差别对於作家和思想者是好事。一律化才是问题。
    对流亡作家和知识分子的评论
    我们知道，中国知识分子在国内的时候，受到很多机制的束缚，很难发挥影响力。到了海外，外在的大环境反而能够对中国作出反思。对“**”后流亡到海外的众多知识分子，刘教授如何判断他们对中国的影响呢？
    刘教授说，海外流亡知识分子对中国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力。在政治层面上，刘教授认为他们的影响甚微。目前中国国内变化很大，经济飞速发展，民间社会的自由度和活力都已增强，但海外的持不同政见者往往离开中国的实际，提不出一种大政治理念，也缺少建设性意见。
    “以前的俄国与欧洲的一些流亡者，他们建立第二国际、第三国际，在当时的影响很大，这不是说中国的流亡者没能在海外建立团体，而是说没有原创性思想。历史充满了偶然性，包括出现大思想家的偶然性，但是中国没有出现。”
    刘再复强调，他只对流亡文学、流亡文化有较好的评价，高行建的出现就很了不起，是中国流亡文学，也可以说是流亡文化的胜利，很有成就。刘再復指出，高行健离远政治，拒绝政治投入，拒绝市场投入，拒绝进入任何权力操作，全身心投入文学和艺术。他不作政治反叛者，也不以社会批判为创作出发点，只作历史见证人，只作观察者，呈现者。他把个人的独立价值看成思考世界与从事精神价值创造的前提，看成高於一切价值的价值，从而创造了一种区别於鲁迅、郭沫若、巴金的精神类型，很值得研究。
    如果说海外流亡者没能影响中国的国情，那麼，身在中国国内的知识分子，特别是人文学科或社会学科，一些比较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吸引了眾多关注的目光。针对有关问题，刘再復表示，目前国内的政治背景下，社会问题很多，然而国内知识分子却很少有新思想，影响甚微。
    他进一步指出，国内偶尔会出现一两个少数令人瞩目的知识分子，例如《风雨苍黄五十年》的作者李慎之。刘教授说他很不简单，喊出“我八十，杀我头，我不怕”的话，人格水平很高，然而，这只是谭嗣同情结，并不是政治理性。刘教授表示：
    “李慎之的话为什麼那麼悲壮呢？这说明其环境还是很恶劣。他的声音非常真实，但非常孤独，空谷足音。完全是孤独的声音。”
    刘再复回忆说，那时候，他和李慎之很熟，“**”的时候还曾特别请刘教授到他那里谈心，劝刘教授千万要保护自己，不要赤膊上阵。可是他自己却赤膊上阵了，这种悲壮情怀也是逼出来的。
    当下心境：得大自在
    上个世纪末，中国社会发生了大变动，精神家园因而成为很多知识分子关心的课题，很多人都在寻找精神家园。例如他的好朋友李泽厚，他寻找的精神家园就比较理性，富於哲学深度。而刘再复的精神家园则是非常宽阔的一种概念，非常自由的理念。广义的说，凡是能让他心灵存放的地方，就是刘再复的精神家园；凡是他的心灵可以存放之所，允许他的自由心灵存放的地方都是精神家园的所在，是可以让刘再复自由的心灵驰骋之所。
    近年刘再复体会到，精神家园最重要的指标就是心灵的大自由、大自在。他表示，这种大自在儘管很难达到，我们也要向它贴近，刘再復告诉笔者，精神漂泊中最重要的指数就是获得“大自在”精神，是可以充分生活和充分地自由表述的一种精神空间。
    他指出，自由的价值高於其他的价值。刘再复因此感叹道，如果被功名、金钱所束缚，这种大自由大自在也就消失了。他解释：
    “《金刚经》发现身体是一个终极地狱。身体產生慾望，慾望產生各种相，我们就被这种东西所束缚了，所以我们要把假我变成真我，要破各种相，要破我相、人相、眾生相、寿者相。而《六祖坛经》则发现了另一个终极地狱，那就是教条式的语言、概念。禪宗的“不立文字”，是要我们从概念教条的遮蔽中走出来。”
    刘教授认为，如此才会有自由放逐的概念，以及放逐的意识形态。如果没有这内涵，被放逐人就会进入了某种精神牢房或其他形式的牢房。他回忆起以前在中国时候的经验：
    “在国内的时候，我就感觉到语言的牢房太严重了。两三代人几十年都生活在同一种概念当中，阶级斗争，全面专政，继续革命等等大概念。人在其中，真我怎麼呈现出来？自由之我又怎麼表现出来？怎麼可以得到大自在呢？”
    刘教授说，写作正是修炼和解脱的过程，也是生命向宇宙敞开的过程。他说：
    “写作，就是自我生命的修炼，也是本真自我的寻找过程，重构精神家园的过程。我不在乎别人的评论。最重要的是，我在我的精神家园里面，发出内心的、自由的、真实的声音。外在的评论对我来说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找到精神家园，是回归家园的大快乐感。”
    说到回归，在喜悦之餘，刘再复不禁谈起了陶渊明。他说，在海外时，他读懂了陶渊明。他觉得陶渊明非常了不起，在禪宗还没有进入中国的时候，他就天然地具有禪性，具有对日常生活的审美性，因此被宋代诗评家葛立方称为“第一达摩”。而陶渊明远离世俗的官场到田园农舍生活，在精神上却有回归的大快乐；所谓“羈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回到故渊，就是回到故乡。刘再复说，王维和孟浩然就缺少这种回归的喜悦，而不禁有感而发道：“我自己也有这种回归精神家园的喜悦。我觉得我是回到了精神家园，如同池鱼回归故渊。过去，我是一隻羈鸟。羈鸟，就是被困在笼子里面的鸟，依恋旧林。而如今，我回到了我的林子里，在我的精神家园，拥有无尽的喜悦。”

（原载香港《作家》第四十五期，二○○六年三月）

bredsand

刘再复形容自己的“最”字实在太多了一点，光是此文：

——内心生活最丰富
——赢得生命的最高尊严
——最快乐的时期
——这是最高的一种拥有诗意的幸福
——愈走愈贴近心灵最深层的历程

此外还常常说：“高行健最最最文学”

把世界上最好的评语送给高行健，而高行健是刘再复推荐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

两个人“最”到一块儿去了。

两个高级犬儒而已。

周泽雄

“外在的评论对我来说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找到精神家园，是回归家园的大快乐感。””
——这类大话，是典型的东邪党人语。东邪，我指一种东方式僭妄语，与桃花岛无关。
自称找到精神家园，那是苏格拉底都不敢说的话。依我看，最重要的不是找到，而是找，在过程而不是结果。自称找到且扬言得到了“大快乐感”，看上去，已经距佛陀不远，可以开宗立派了。

bredsand

日本禅宗大师铃木大拙说：严格说来，没有开悟之人，有的只是开悟的活动。

**哲人创巴的专著：Journey without Goal，无目的之旅。说明精神之旅只是过程。

刘再复、高行健一类的人，在创巴看来，是“精神购物者”，精神上的唯物主义。

泽雄发明了“东邪党”一词，请定义得更完善一点，以便我等使用该词。

流星雨

精神上的唯物主义。呵呵。

周泽雄

还没想清楚呢，只是觉得这个词比较有概括力，东邪是个现成的词，而东邪党人又与东林党人有点音节上的渊源，所以就顺手概括上了。
刘再复先生有这样一些表达是我看不惯的，比如，喜欢说些内涵模糊同时对自己又涉嫌臭美的词，精神审美观颇为陈腐，“精神购物者”的特性颇为露骨，人格上热衷于向高僧、仙道、禅师等形象投射，希望借助这些形象在东方文化里的强大势能，使自己有所沾光。
其实，中国式文人在活力消退、年事增高之时，大多喜欢玩这一套，说些玄玄话头，好像自己每个字里都嵌着一颗念珠。这看上去像煞一种文化老年病。
没有想好，只是贴屏胡感。

bredsand

东邪党有个“邪”字，有贬低之嫌。

我比较喜欢“半仙笔法”，“东方式僭妄语”之类的。

刘再复不厌其烦地说：高行健最文学。他的意思是，因为高行健不政治，所以最文学。

那么，巴尔扎克、托尔斯泰、普希金，均不在刘再复的文学之列了。

周泽雄

哈，BREDSAND大概对金庸作品不太熟，金庸小说里有四大高手，绰号分别叫东邪、西毒、南帝、北丐。在小说里，东邪倒不带贬意，甚至还带点恭维。我前帖提到“东邪”一词的现成，即缘于此。对于金庸迷来说，这是入门级作品，而对于不了解金庸作品者，一旦望文生义，就会看出“贬低”来。尽管，我本意确实是想贬低一些。
既如此，不用了，本来不过是临屏瞎想，除非日后我有能力把概念给说清楚，否则，一定不用。
说起来，“半仙笔法”一词，也来自我论坛上的即兴回帖，当时我顺口弄出两个词，“半仙气味”和“妖道笔法”，敷衍成文时，把两者嫁接了一下。
换一帖再说。

周泽雄

在今日中国，以刘再复先生的地位名头，也不难找到一块属于自己的落基山脚，快意地做自己的田舍翁去。
一般来讲，我会警惕着不去批评别人的不作为，退场和拒绝表态的权利，必须得到无条件的捍卫。但我不会把它视为值得尊敬的第三空间，当我们的周边充斥着恶行，政治正以其丑恶污染着我们的现实和精神世界，这当儿，不去强调并张扬知识分子的介入立场和批判精神，而是把退避三舍的无为标榜为价值中立，并企图让它取代批判精神，则只能以昏聩视之。
刘再复先生已经抵达耳边但闻阵阵牧歌的境界了，他有权利享受这份境界，并且有权利把周遭三聚氰胺化的世界视为一种干扰自己清修的噪音。对于这位因为不公正待遇而被迫长年漂泊在外的老人来说，晚年时得以在一种禅房式环境里吐纳呼吸，也不失为一种补偿。——但是，因此把自己的禅房心得升华为一种裹着玄学外衣的犬儒哲学，就过分了。

bredsand

——把退避三舍的无为标榜为价值中立，并企图让它取代批判精神，……

岂止价值中立，他们称之为“高贵的心灵”（刘再复女儿谈其父），是刘再复一再鼓吹的“贵族精神”。

什么是贵族？西方旧时代的贵族，是要在卫国战争冲杀到最前列的。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家族享受了国家给予的很多，所以一旦国家有难，是有义务首先抛头颅、洒热血的。

有谁会指责一个静心修行的人呢？

静心修行的人有必要这样到处宣扬自己的“最最最”吗？

[ 本帖最后由 bredsand 于 2008-10-25 21:39 编辑 ]

周泽雄

我想，孔子心目中的贵族，也不会单纯强调“高贵的心灵”，孔子尚勇，“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与孔门同出一脉。
无道则隐，效伯夷叔齐故事，不失一法。但哪有一边仿效隐士，一边讴歌当道者的“贵族”？

李大兴

十九年前，我从日本漂移到芝加哥，当时刘再复先生的女儿在芝加哥大学留学，刘再复先生出走后就寄居在女儿家，比较其他的流亡者，其实情况更好一些。然而刘再复先生似乎和其他流亡者一样，有很强的失落感。失落者总容易回忆往日的荣光、自觉不自觉地炫耀自己为了真理或正义作出的牺牲，等等。他们当时有些不定期的聚会，我参加过一次，就不再去了。我当时放弃即将结束的博士学业到美国，只觉得这是我一生中一次正确的选择，坚守了我自己的原则，这一原则也是一直到今天依然默默存于心的。我没有任何失落感，也没有期望别人资助什么的，而是很快乐地在初冬的风里，骑着自行车开始去打工了。

当时对刘再复先生没有很多印象，毕竟我家就在社科院，他那一代人的情形我颇为熟悉。他出走后刻意低调，为回归留后路，我也以为无不可，虽然似乎不必动那么大气抗议文学所收回房子。做这件事情固然是成心阴损，太在意这种事情本身也有失气度。所以后来李劼兄讲的一些情况，我并不觉得奇怪。我转的文章，在我看来，其内容比那篇歌颂“三刘”的应酬文字更接近真实。

不过，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素不喜针砭人品，对别人下道德判断是我们这个民族一个可疑的习惯。然而，刘再复先生最近的言论确实有谄媚的嫌疑，哪里是静修，只能说是不甘寂寞。否则，完全可以不说这样的话。

周泽雄

对我来说，如果有一天也存退隐之念，那位上古时击壤而歌的老农，就代表了我的全部理念。我觉得，能做到他那样，够意思了。怕的倒是，不断地引古来贤哲为异代知己，结果却离那位老农越来越远。
老农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与我何有哉！

丙辰龙

原帖由 李大兴 于 2008-10-26 00:40 发表
十九年前，我从日本漂移到芝加哥，当时刘再复先生的女儿在芝加哥大学留学，刘再复先生出走后就寄居在女儿家，比较其他的流亡者，其实情况更好一些。然而刘再复先生似乎和其他流亡者一样，有很强的失落感。失落者总容易回忆往日的荣光、自觉不自觉地炫耀自己为了真理或正义作出的牺牲，等等。他们当时有些不定期的聚会，我参加过一次，就不再去了。我当时放弃即将结束的博士学业到美国，只觉得这是我一生中一次正确的选择，坚守了我自己的原则，这一原则也是一直到今天依然默默存于心的。我没有任何失落感，也没有期望别人资助什么的，而是很快乐地在初冬的风里，骑着自行车开始去打工了。

嗯，简单就快乐，快乐其实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