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专访林毅夫：通过跨国合作应对危机

李旧苗

应对危机的决策 　一定要全面而系统
　　《21世纪》：您认为这次危机对于宏观经济管理有什么启示？
　　林毅夫：金融危机的触发机制是什么？每个国家、每次危机都不太一样，但是都有一个共同点：跟资产泡沫、房地产泡沫脱不了干系。 每次危机当中，促成泡沫破灭的原因可能不一样，但根本原因都是泡沫破灭。那么，怎样防止泡沫的产生？
　　过去认为泡沫是市场行为，政府通常不干预。但现在，更多学者认为宏观经济管理部门要对此负起责任。怎么负起责任？货币当局过去的货币政策目标，通常是稳定物价和消费。在物价指数中，除了消费价格指数之外，还应包含资产价格指数。如果房地产价格和股票价格涨得太高，货币当局就应该提高利率，降低消费，减少投机。但是，如何让价格指数包含资产价格？权重是多少？还需进一步探讨。
　　《21世纪》：对于金融创新，这次危机有怎样的教训？
　　林毅夫：这次危机产生这么大的泡沫，影响面非常广，和1980年代以来的金融创新高度相关。金融创新的目的原本是分散风险，结果却变成了传播风险的工具。创新有其好处，但也可能由于对风险认识不足、监管不严带来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未来应继续允许鼓励金融创新，同时提高金融监管部门的监管能力，二者缺一不可。
　　《21世纪》：对于如何应对金融危机，我们可以得到怎样的经验？
　　林毅夫：金融危机，我们应当全面地处理，而且应当由所有国家一起处理。举例来说，现在普遍认为9月初让雷曼兄弟垮台是一个很大的失误。那当时为什么让它垮台？那时的看法是：如果所有的金融机构出现问题，政府全部兜底的话，那不是鼓励道德风险吗？我们知道金融创新要防范道德风险，所以要杀鸡儆猴，用雷曼兄弟的破产警示其它金融机构。这个想法有一定道理，但是没想到可能引发另一个严重后果：人们不知道政府会不会救这些金融机构，存款人就没有信心。这就造成更多金融机构出现危机。所以，应对危机，决策不能是单独的和片面的，而应是全面的和系统的。
　　同时，要通过跨国间合作来应对危机。有一个故事：在这次危机中，欧元区的国家爱尔兰对它的银行所有存款提供担保，当时欧洲很多国家都反对，德国总理也谴责爱尔兰，但他回去之后，当晚即宣布德国也对银行存款提供担保。为什么？德国如果不对银行担保，钱就会流到爱尔兰去，其他欧洲国家的银行也会垮台。所以，应对危机必须通过跨国间合作。
　　全球性的问题，必须由多边合作来解决。危机不仅是发达国家的问题，也是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类似于二战以来形成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多边国际体系应重新修订。每次危机，发展中国家受害最大的都是弱势群体，因此，应该对弱势群体有所照顾，这是政府责任，也是国际间共同的责任。
　　《21世纪》：发达国家这次首当其冲地遭遇了危机，那么，它们是否还应该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援助？
　　林毅夫：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情况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是相互关联的。因为这次危机，发达国家政府的财政状况会下滑，但它们不能因此就减轻自己的责任。世界银行在去年募集420亿美元，发达国家答应在未来三年支付这些钱，不能够因为财务状况不好就不提供。发展中国家需要这些钱来渡过危机，如果发达国家能够兑现承诺，就会减少危机对发展中国家的伤害，国际秩序会比较和谐。
　　中国对世界最大的贡献是维持高速增长
　　《21世纪》：保尔森近日表示，中国在全球金融危机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国也确实拥有高额外汇储备，您认为，中国在这次拯救危机中的国际角色该如何定位？
　　林毅夫：中国目前是不缺钱的，我想中国不会到世界银行借钱，那么是不是会把钱借给世界银行呢？我觉得中国对世界最大的贡献，就是维持高速增长。这个月中国政府公布了上个季度经济增长达到9.9%，上了全世界所有主要报纸的头版头条，为什么？因为全球都担心中国经济下滑。
　　中国现在的经济规模占全球经济规模的10%，中国经济增长10个百分点，全球经济就增长一个百分点。
　　中国是一个资源短缺国家，对铁矿石、铜矿、石油的需求多，能源密集的国家就可以把这些资源输出，带动本国的经济增长。
　　中国是一个中等发达国家，产业升级需要的资源设备从发达国家进口，所以也可以拉动发达国家经济增长。
　　所以，全球都在盯住中国，保持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增长，这是对全球最大的贡献。
　　《21世纪》：受这次金融危机冲击，您认为中国的经济和金融将受到哪些影响？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应该做出哪些调整？
　　林毅夫：中国金融机构购买的次级贷款证券不多，所以直接影响不大。但是，出口是我们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现在出口市场确实不好，定单少了，国内成本也上升了，很多出口企业面临压力。但是，总的来讲，中国的状况还是非常好，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调整的空间都很大。所以，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中国经济明年保持8%-9%的增长应该没有问题。虽然相对前几年来讲肯定会放缓，但仍然是全世界最让人羡慕的经济增长速度。
　　现在中央采取的政策，总体方向是对的。外需少了，要维持经济的正常发展，当然要采取反周期的措施。现在的首要问题不是通胀，货币政策就应变得比较灵活，用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为扩大内需奠定基础。
　　《21世纪》：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很多人看好中国。您认为会不会发生外资大量涌入中国的情况？如果发生的话，中国政府应该怎样应对？
　　林毅夫：我认为短时间不会，目前各国都要保命。但是，当前的经济衰退、信心丧失总会过去，以后很可能出现外资进入中国的情况。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外资是不是多多益善？我想应该看自己能消化多少。
　　所以，我认为发展中国家对于资本流动，应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欢迎流动性较小的直接投资，谨慎对待流动性过大的短期资金流动及投资到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资金。
　　《21世纪》：以美元为中心的货币体系式微，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趋势如何？在当前的情况下，是否应该用外汇储备购买美国国债？中国的外汇资产配置应该做出怎样的调整？
　　林毅夫：金融危机在呼唤新的国际货币体系，但具体的模式尚未达成共识。美元现在是升值而不是贬值，为什么？原因有两方面：
　　一方面，2002年和2003年，美国因为资金很多、利率很低，大量资金外流。危机发生后，金融机构为了保命，就要让钱流回美国。
　　另一方面，过去发生危机的国家货币都要贬值，但这次危机不是美国一个国家的危机，而是全世界的危机，相对其它国家来讲，美国还是航空母舰，跟小船受到风浪相比，大船还是比较稳定的，所以大家还会把美国作为避风港，不少钱还是往美国流。
　　所以，美元反而升值。但是，注入这么多资金，待危机过后，美元必然还会贬值。
　　我们的外汇储备主体还是美元，所以，我们当然希望美国经济能够恢复正常。如果美元大量贬值，我们外汇储备不就贬值了吗？但是，是不是要把这两万亿美元换成欧元？如果一换，美国经济就受到很大冲击，我们的出口市场就缩小了。所以，总的来讲是要做好平衡。美国发国债，咱们买一点，表示支持，对我们自己也是有好处的。当然也要重新考虑将来新增的外汇储备结构，增加一些欧元储备，有序地分散风险，既有利于当前的稳定，也有利于未来的保值。

李旧苗

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日前在京发表关于国际金融危机的演讲，他指出，导致此次危机发生的原因，也正是前些年推动全球经济繁荣的源泉。这场危机将使全球经济陷入衰退，发展中国家面临严峻挑战。
　　林毅夫于5月底赴美出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此番是他首次回国。24日晚，林毅夫在国家行政学院为北大国际ＭＢＡ学员作了题为《国际金融危机对发展中国家影响》的演讲，报告了他在此次金融危机“震中”的一线观察与若干思考。
　　“福兮，祸之所伏”
　　林毅夫提醒，此次百年一遇的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前，全球经济刚经历了二战后持续时间最长的繁荣期：2002至2007年，无论发展中国家或发达国家，都出现了经济持续快速增长。
　　为什么发达国家能够快速增长？林毅夫认为既有“远因”，也有“近因”。其中，“远因”是上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后，市场经济成为全球的主流，金融业管制放松，金融创新活跃。
　　“近因”有二：一是“9·11”后美国大幅提高国防安全开支，增发货币，流动性猛增；二是“新经济”泡沫破灭后，美联储为避免经济衰退放松了货币政策，强力刺激房地产消费。这些因素都增加了可用资金数量，拉动投资和消费，令经济出现荣景。
　　美国等发达国家经济的繁荣，有力带动了发展中国家出口的增加，加之发展中国家内部也出现投资高潮，连带消费升温，这样，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也出现了持续增长。
　　然而，全球经济快速增长伴随着不断提高的脆弱性，潜伏着危机。林毅夫说，这些暗藏的危机包括：美国房地产价格以非可持续性的两位数上涨；美国的“双赤字”越来越大；金融创新的衍生品进一步放大风险。
　　“这就像老子所说的那样，‘福兮，祸之所伏’，”林毅夫说，“终于有一天，令经济快速增长的源泉，变成了导致危机发生的原因。”
　　他分析说，美国刺激房地产消费的政策给经济带来繁荣，但也累积了泡沫，而泡沫没有不破灭的，这就出现了美国次级抵押市场危机。金融创新非但没能分散和抑制风险，反而加重了风险，使次贷危机引发连锁反应，导致一场国际金融危机。
　　全球性衰退危险
　　林毅夫指出，此次金融危机最先发生在美国，但也影响到其他发达国家，后者也未能逃脱类似命运。
　　金融危机将首先造成发达国家的信贷紧缩。林毅夫分析，由于金融监管没有跟上，人们对金融机构到底有多大风险搞不清楚。当有一两家机构破产时，大家对所有金融机构都产生了怀疑，信心大减，于是信贷紧缩，投资放慢。其次，房地产泡沫破灭后，股市猛跌，受财富缩水效应影响，人们开始过穷日子。
　　“发达国家将不可避免地进入一个衰退期，”林毅夫说。
　　作为世界最大发展促进机构的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表示他最关心危机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金融危机不仅会导致全球经济放缓，还会引起发展中国家的危机，”他说。
　　具体而言，林毅夫认为发展中国家受发达国家经济衰退影响出口会急剧减少，同时也将面临投资资金紧缺的挑战。
　　发展中国家还可能产生“危机的第二轮效应”。林毅夫解释，发展中国家前期的经济增长与投资有关，现在受金融危机影响，未完成项目因缺钱可能变成“半拉子工程”，已完成项目可能变成过剩产能。这两种情况都会造成银行呆坏账的增加。
　　他认为，发展中国家应对这场危机的当务之急，是防止金融部门崩溃，政府应以果断、迅速、全面的方式防止银行部门垮台。同时，要通过放松银根、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进行反周期操作，努力实现经济的“软着陆”。
　　对中国经济形势，林毅夫表示审慎乐观。他说，中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有三道防线；一是充足的外汇储备，二是仍实行资本管制，三是财政收入比较高，有能力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
　　“中国如果能够维持经济平稳快速增长，将是对世界最大的贡献。”林毅夫说。
　　危机五点启示
　　反思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教训，林毅夫认为，全球的经济管理者可以获得五个启示：
　　第一，货币政策要考虑是否将稳定资产价格纳入调控视野。经济危机的发生，往往与资产价格泡沫和泡沫破灭有关。过去人们认为泡沫是市场行为导致的，不用管，但现在看来不行。除稳定一般物价之外，货币当局的目标是否还应包含稳定资产价格，应该仔细权衡。
　　第二，金融监管应与金融创新齐头并进。此次危机的发生，与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创新风潮相关。创新有创新的好处，但问题是对创新的风险认识严重不足。未来应一方面鼓励金融创新，一方面提高金融监管能力，缺一不可。
　　第三，对全球性危机的反应必须是系统的、全面的、坚决的和合作的。9月初美国让雷曼兄弟公司破产是一个很大失误，因为人们不知道政府会不会救其他金融机构，于是就会把钱抽出来，结果造成更多金融机构发生危机。
　　第四，全球金融问题要以具有创造性的新的多边方案来解决。危机暴露了现存国际金融体系的缺陷，国际社会需要坐下来讨论改革布雷顿森林体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多边国际机构也可能要改组。
　　第五，防止金融危机演化为“人的生存发展危机”。金融危机令发展中国家面临巨大挑战，尤其是那些国家中的低收入人群，经济增速下滑可能给他们带来“生存发展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