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我的榜样茅于轼先生

李旧苗

上世纪八十年代，茅于轼先生可以说是我不挂名的学术导师。我与他交往频繁。我的主要学术观点的形成，离不开他的启发。很多人说，经济学的核心是价格理论。在我看来，茅于轼先生是中国最精通价格理论的经济学家之一。他高山景行，永远是我做人与做学问的榜样。
    第一次认识茅老师是1982年的春天。我从西北大学本科毕业后考上了何炼成教授的研究生。开学不久，第一次“全国数量经济学研讨会”在西安进行。西北大学是主办单位之一，我被分配到一个小组当秘书，茅老师是这个小组的副组长。
    我印象非常深刻，他在这个会上讲择优分配原理，从数学最优解的角度来去解释资源配置，让人耳目一新。在小组讨论中，他的发言引起很多争议。我理解，因为他从工程最优化开始研究资源配置，然后深钻西方经济学，思维和当时的另一些人——从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过来的人是很不一样的。我以秘书的身份在小组发言，得到茅老师的支持，因此推荐我到大会发言。在大会发言的时候，我说话语气没有掌握好，冒犯了一些人，引起他们的责怪。事后，茅老师帮助做调解工作，化解了矛盾。这是一件小事，但能看出他对年轻人的关心和爱护。
    这次会议之后，他回到北京。我跟他开始书信往来。可以说，与他通信是我在研究生期间非常愉快、并让我的知识体系大大改变的一件事。他时常给我邮寄些好文章，使我接触到很多独到的思想和理念。那时候就发现，他注重用经济学理论分析日常生活中的现象。我记得，有一次通信中，我们讨论了关于“学雷锋，做好事”的人免费修理锅碗瓢盆到底好不好的问题。他的观点是“不好”。因为免费修理使得一些人把本来不值得再修的东西拿来修理，从社会的角度看，花了修理用的材料、人力，加上排队的时间，显然是一种资源浪费。这在当时是大逆不道的观点。
    由于受他的影响，我组织几位志同道合的同学办了个读书会，系统地自学西方经济学。这当中有一些问题，也不断写信向他请教。到了83年8月，我写《为钱正名》之后，遭到学校批评，报纸上也有很多批判文章，不但在陕西，全国都有。当时我心情很不好，茅老师写信鼓励我，说正确的观点刚出现的时候，经常面临多数人的反对，但最终会被人们接受，所以你应该充满信心，坚持自己的主张。
    1983年春节前，我第一次到北京。茅老师接待我，给我安排了住宿。第二天，又约我到他家面谈。此后好几年，我去过他家无数次，街道名和门牌号都已经忽略了，但永远记得就在小区北门进去第二栋楼左下角的位置。那时候交通、通讯都不方便，见到他自然很高兴，也萌发了到北京工作的愿望。1983年底，我开始准备硕士论文。春节过后，就到北京收集资料，住在一个朋友家里，经常骑自行车往他家跑，跟他交流情况。
    当时，茅老师在研究能源价格问题。他对价格理论掌握得非常透彻，喜欢用计算来说明问题——例如每吨煤的出厂价格、运输成本等等，都有详尽的计算。他关于价格不合理导致能源浪费的观点对我的毕业论文和关于价格改革的思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交给我世界银行经济学家阿伽瓦拉写的《价格扭曲与经济增长》一文，让我翻译。这篇文章用跨国数据证明，价格扭曲越严重的国家，经济增长越慢，给我很大启发。
    除了价格，我们也讨论现代经济学和改革实践中的各种问题，如工资、收入分配、价值观念等等。我写过一篇文章，谈经济变革中十大观念的转变，有些内容是由他的启发而来。他后来去做扶贫贷款和家政培训这样的“小事”不是偶然的。他做事非常认真细致。我送给他提意见的文章，他会非常仔细地阅读，有问题的地方用笔画出来，注上工整的文字。有些文章的初稿，我自己都没有了，但他一直保存到今天。
    1984年底，我正式到北京工作，跟他见面的机会更多了。之前，由于他的介绍，我认识了宋国青。他是我八十年代非常重要的学习和工作伙伴。茅老师对宋国青非常欣赏。我们逐渐形成了一个学习和交流的圈子，包括我在西北大学时组织读书会的同学栗树和、梁天征、张敢明等人。茅老师与大家的关系非常亲近。我们去他家，不仅聊天，交流学术问题，有时候还留下来吃饭；在他家可以讨论到很晚，有时甚至聊到晚上十一二点。那个时期，我逐渐树立了这样的信念：只有通过市场经济，一个国家才能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走上繁荣富裕的道路——这种信念一直延续到今天。
    茅老师与年轻人交往的时候，不吝关心和鼓励，但没有任何架子。他和我们这些后辈讨论问题的时候，碰到不同意见，只要你说得对，他立即更正自己的观点。他的思想从不僵化，可以向任何人学习。直到他年龄更高、名气更大的时候，这一点仍然没有变。当别人向他请求帮助的时候，只要他做得到，几乎是有求必应。他会平等地对待每一个人。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品质。无论治学还是做人，他都是绝佳的榜样。
    到了90年代，我去牛津读书，他是少数几个与我互通书信的人之一。他在英国访问期间还专程到牛津看我，让我非常感动。从牛津回来之后，我和易纲、林毅夫在北大创办经济研究中心，得到他的支持；1997年，我又转到光华管理学院，他对我的支持一如既往。但由于工作繁忙，我和他见面的机会少了很多，只是默默关注他的情况。我知道他创办天则经济研究所非常辛苦，倾注了很多心血。后来又做了扶贫贷款和职业培训的项目。像他这样的年纪，愿意通过这样具体的小事去帮助别人，一般人根本做不到，更何况一个著名的经济学家。很多人愿意支持他做的事情，包括我自己也尽可能参与其中，都是被他的这种精神所感动。
    更让人钦佩和感动的，是他对这个社会的关心与责任。大概一年前，他写了一篇《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遭到前所未有的非议。没有责任心的人是不会去写这种文章的。目前的中国，个人产权得不到有效的法律保护，传统的仇富心理依然隐藏在很多人的内心深处。这种状况如果不改变，中国很难有持续的经济增长，中国人永远无法实现共同富裕。但很多人不明白这一点。茅老师的“为富人说话”是呼吁我们建立良好的产权制度和产权文化，这是作为经济学家或者一个理性思考社会问题的人的真实表达。他“为富人说话”本身就是“为穷人办事”，因为在产权得不到尊重的社会，除了特权阶层，所有人的利益都会受到损害。他是一个勇于坚持真理的人。
    回顾与茅老师交往的二十多年，我的成长深受他的影响。我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都受过他的帮助和启发。对于受过茅老帮助的人来说，他为我们做了很多，而我们为他所做的很少。直到今天，他依然忙碌于各种工作。他的八十岁生日即将到来，我祝愿他身体健康，平平安安，学术青春永存。对他的感谢和回报，就是以他为榜样，认真地学习、工作和做人。希望他在九十岁生日的时候，不需要再去“为富人说话”。

迅弟儿

“那个时期，我逐渐树立了这样的信念：只有通过市场经济，一个国家才能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走上繁荣富裕的道路——这种信念一直延续到今天。”

蛋就是这么扯大的。

李旧苗

“‘声讨’张维迎、嘲弄‘理性思考’的，除了自我加冕的‘民意’代表和挥舞意识形态大棒的人，更多的是缺乏历史知识的年轻人。
    读张维迎的《价格、市场与企业家》，把我带回到1980年代初的激动人心的改革浪潮之中。中国经过了万马齐喑的文革时代，终于开启了历史的新篇。被压抑了几十年的自由思想有了萌发的机会。也只有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才有可能走上改革之路。
    当时我是年过五十的进入老年的知识分子，带着满身的伤痕，像欢迎朝阳那样地呼吸着改革带来的新鲜空气。而张维迎则刚过二十多岁，用充满好奇的眼光，观察着这个激烈变动中的世界，试图把他在大学里学到的经济学理论应用于当前现实问题的分析。我们这两种很不相同的年龄、生活经历和知识准备，但却有共同的语言，就是对改革的憧憬。
    我第一次见到张维迎是1982年2月23日在西安召开的全国数量经济学年会上。这次年会是我国经济学界突破传统经济学束缚，取得重要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今天大家听起来一定感觉可笑，现代经济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是以数量经济学为突破口的。因为文字的经济学被传统理论界封锁得很严密，只有用数学稍微有点自由度，因为当时搞传统经济学的学者多半不懂数学，一看数学符号就头痛，就不再往下看了。所以用数学的文章容易通过检查，从网眼里漏出来。这次会议有许多后来成为中国经济学界学科带头人的重要经济学家，像杨小凯、田国强、王国乡、刘世锦、还有史树中、王书瑶、于清文、张纪岳、周述实、冯文权、胡传机、钱志高等人。
    那时候讲西方经济学（应该是现代主流经济学）是要冒风险的，不像现在各个大学都在课堂上堂而皇之地讲。那次会议实际上是一次传统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学的斗争会。我是我们小组的副组长，另外有一位正组长。两个组长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看法。结果当然无所谓胜负，但是确实给现代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打开了一条生路。
    张维迎当时还是西北大学经济学的研究生。经济系的研究生很多，让张维迎参加这次会议，显然因为他与众不同。他的导师何炼成先生受到大家的尊敬，主要因为何老师善于识别人才，而且不拘一格。那时候学校里教的主要内容还是传统的政治经济学。但是何老师鼓励新思想，不怕离经叛道。张维迎就是正在两种经济学中进行认真思考和慎重选择的时刻。他在小组会上发言题目是：马克思主义和数量经济学关系中的几个理论问题。他的发言获得普遍的称赞，并且被推选代表小组到大会去发言。从那时候起，我就对这个年轻人有了深刻印象。
    回到北京一年多后，大概是1983年8月，听说张维迎出事了。他写了一篇“为钱正名”的文章，无非说明钱是价值的客观度量，大家为创造财富而赚钱是很正常的，不应该回避钱，把它看成是什么坏东西。但是此文被省里的某个领导点了名，于是铺天盖地的批判文章哄然而起，不但在陕西省，在全国都展开了批判。我在北京很为他不平，就写了文章支持他，但是发表不出来。从那儿以后我把他看成是经济改革的战友，不是一般的朋友了。今天看来，我国的改革绝不是一帆风顺的。任何一点微小的进步都会遭遇巨大的阻力，改革的新思想总会被那些自认为一贯正确的坚持派视为大逆不道。尽管随着改革的向前发展，证明新认识是对的，但是从来没有人给改革派平过反。到了下一次新旧思想发生冲突时又是改革派被批，坚持派俨然以一贯正确的姿态出现。改革中最重要的两次冲突是要不要放弃计划经济接受市场经济，和要不要发展民营经济，民营企业和国家企业平等对待。今天的事实已经完全证明了市场经济和民营经济的道路是对的，但是在这两次争论中伤害了许多人，有的被批判，有的被罚款，有的书被禁，至今没有改正。
    从批判“为钱正名”以后，张维迎很快地成长起来。他后来表现的学术上的坚忍不拔精神，我相信和这次受到的批判有关。我们之间有了更多的共同语言。他和我不断有书信往来，展开了许多讨论，内容主要是关于现代经济学的学习和改革中的问题。1984年底张维迎研究生毕业分配到北京工作，接触的机会更多了，几乎每星期都会碰几次头。记得经常往来的还有宋国清、张敢明、栗树和、梁天征等。1984年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的丁宁宁邀请我参加能源组的活动，张维迎有关双轨制价格改革的文章有机会通过我带到国务院的中心发表。特别是关于价格改革的争论是当时的中心议题。应该承认，我那时候对价格双轨制的认识还是很初浅的，只是感觉价格改不动，一切都无从谈起，必须想办法突破这个僵局。双轨制是能够突破障碍的一个可行方案，但当时并没有懂得这是一个帕累托改进，更没有想到将来如何并轨，以及并轨中可能发生的官倒和贪污腐化问题。
    微观经济学的核心是价格理论。我提出的择优分配原理从理论上很直接地解决了价格能够最优分配资源的道理。但是现实生活远远比理论丰富。在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从全面公有制过渡到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混合所有制，价格的过渡性变化是丰富多彩的。记得那时候张维迎写过一篇文章，论证公费报销会导致价格扭曲。在西方的市场经济中公费报销虽然也有，但是数量很少，不足以影响到整个价格系统的均衡。然而在全面公有制的中国，公费报销数量大，足以影响均衡价格。他的这篇文章清楚地说明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的冲突。
    慢慢地现代经济学在中国站稳了脚跟，它的主要贡献是确立了改革的目标，承认分散决策和自利行为，在市场规则被遵照的条件下，能够导致资源的最优配置。然而目标的确立并不等于目标能够实现。如何从计划经济的现状转变为市场经济完全是另外一个问题。这是一个动态问题，和微观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所表达的静态问题完全不同，而且这儿没有任何理论可以指导。邓小平先生提出来的摸着石头过河准确地说明了这一状况。比如，经济改革中应该先放开价格管制，还是先解决所有制，这儿没有现成的理论，恐怕不同的国家会有不同的解释。这个动态过程事实上是一个博弈过程。它的发展视当时当地的具体条件而定。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主流经济学对改革的指导作用是相当有限的。一旦方向确定了，剩下的事基本上是一个博弈过程，而且是多个参与者，多个策略，极其复杂的博弈。1987—88年时，市场化的改革方向大致已经确定，价格改革的方向也放弃了成本定价，接受了市场交换价格的概念。当时更多的问题是实施。张维迎逐渐把兴趣转移到博弈论。1990年改革进入低调，他花了很大的精力阅读一本影印的青木昌彦的《非合作博弈企业理论》，他读完后介绍给我，在去英国时就把这本影印本留给了我。可是我为别的事忙，没有仔细读。他攻读博士学位的主修课是产业组织理论和企业理论，而所用的学科则属于信息经济学和博弈论。他在为《詹姆斯.莫里斯论文精选》一书所作的前言中说：如果说信息经济学与博弈论有什么不同的话，这种不同主要表现在研究的着眼点上：博弈论是方法论导向的，而信息经济学是问题导向的。
    张维迎在研究企业的时候，越来越感到法律在经济中的重要性。他又关注法学，写出了《产权、政府与信誉》和《信息、信任与法律》。从张维迎治学的轨迹可以看出中国改革重心的转移。的确，以我之见，当今中国改革的核心问题已经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法律问题。许多学者要求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认为政治体制不改革，经济将走入僵局。也正是这种判断的反映。
    前面说到，主流经济学的主要作用只是改革目标的确定，一旦目标确定它的用场就很有限了。目标是静态的，过程是动态的。动态问题远比静态问题难解得多。中国的经济改革内容非常丰富，这是人类历史中几乎是惟一的现象。但是要科学地总结并不容易，至今还没有看到对这一动态过程的理论归纳。如果说中国人要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恐怕要从改革转变过程中的博弈去发现。
    在改革的进程中发生了许多困难，特别是帕累托改进的机会已经用尽，改革开始损害某部分人的利益时，对改革的方向和目标提出了怀疑。这就是当前我国改革所面临的形势。由于贫富差距扩大，工农大众的收入增加幅度不大，腐败问题没有明显好转，而豪富们挥霍浪费，社会不公明显暴露。这时候许多人对改革的目标感到怀疑：是不是我们走错了路，该不该往回走，过一个比较平均的日子？这时候目标的重要性重新显露。到底是目标错了还是过程中的问题？对主流经济学坚信的人会主张原来的改革方向，并指出问题是法治的松弛；没有法治的市场将是拉美式的，坏的市场经济。
    在这场争论之中张维迎坚定地站在维护原定改革方向的一面，受到不少误解。对他的主要批评是认为他是为富人的利益说话。其实，学术和科学是利益中性的。该怎么说就得怎么说。相反有些讨好公众的人倒是常常昧心说假话，把是非搞乱。这才是危险的。我们在全力以赴地保护穷人的时候（我国穷人的权益常常严重地被侵犯），不能侵犯富人的权益。如果我们不是把穷人和富人一视同仁，而是彼此对立，发动工农大众清算富人，我们将重新陷入革命，反革命，反反革命，这万劫不复的深渊。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就是这么一部彼此残杀的历史，人的心思都用来人斗人了，还有什么功夫去想怎么提高生产力，创造财富！
    清算富人的结果是大家一块儿受穷，社会上再也没有富人了。改革前谁有胆子当富人？当了富人就要挨批斗，不但自己挨批斗，子女和子女的子女，一代代下去都不许上大学，不得参军，更谈不上出国，甚至还要挨批斗。所以改革前中国已经彻底地消灭了富人，真正变成一个穷人国了。今天的富人全都是过去的穷人变的，甚至相当一部分是当时的“弱势群体”变来的。上世纪80年代是没有门路进政府和国营企业的人才去创业做生意。难道我们还想回到那种状态吗？我们愿意穷人永远当穷人，还是有希望变富人？当然是后者。市场经济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不可能人人都是富人，社会上总有穷人。不论这个社会有多富，穷人还是难于避免。至少未来五十年里这种状况是很难改变的。
    不谈学问，就拿做人来讲，张维迎是非常同情穷人的。他自己就是从陕北一个穷山沟里苦读出来的。我前年想注册一个扶贫基金会。得到张维迎慷慨出资十万元。他不但自己出资还帮助我募款一百万。他那热心扶贫的精神使我极其感动。我想这和他的出身有关。有些人口口声声为穷人呐喊，但不见行动。不过对社会来讲，一个学者重要的倒不是参不参与扶贫，而是要敢说真话，要有良知，要对社会负责任，而不是只想着自己的得失名利，迎合时髦。可惜的是群众往往不明白谁是真正维护他们利益的人，而社会的先知先觉往往成为历史的牺牲品。这才是真正可悲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