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武：家族企业如何接班？

李旧苗

《创富志》杂志2009年3月号



    “陈笛，如果斑马资本公司将来成功，假如由我们从Ibbotson先生手里把股权也接过来，等我退休，你会愿意接手掌管公司吗？”
    陈笛，“你的意思是说，一旦斑马公司成为我们家的企业，我是否愿意在将来接班？”
    “是的。如果你要接的话，你将来就要学投资基金管理，也要学会如何管理企业。不过，这不是一件坏事，因为现在看，做基金管理是一种收入很高的职业，你帮客户理财投资，不仅赚基本的管理费，而且帮客户赚钱时，你还能参与分成，跟客户二八开。”
    陈笛，“那是说，拿客户的钱去投资，每赚10块钱，我得2块、客户得8块？”
    “对。特别是，随着中国、印度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都越来越富有，大家的钱会越来越多，这些钱往哪里投呢？总得找人帮他们做投资管理吧？所以，将来投资理财行业肯定前景极好，今天的基金管理公司日后增长机会一定非常多。”
    陈笛，“不过，我还是想从事别的创业。可不可以这样，你晚些年退休，等我将来成家，让我的儿子长大，由他接手你的公司？”
    “那要等到哪年？”
    陈笛，“你看，我现在14岁。假如我28岁生小孩，等他到30岁，那总共还有44年。也就是说，等你到90岁再退休！”
    “你说的倒好，妈妈可能不会同意我那么晚才退休！那怎么办呢？关于家族企业的接承，这是一个经典问题。以前我们谈到，中国人说‘富不过三代’，也就是说，父亲创业成功了，儿子接过来，十有八九会失败；即使儿子不失败，也很难到孙子辈。所以，财富到了第三代就基本走向没落，这就是‘富不过三代’的诅咒。”
    陈笛，“或许你可以先退休，但是在我儿子长大接手之前，我们继续拥有公司的股权，只是雇用一个能力强的人来管理公司的日常业务，由他们经营一些年，作为过渡期。这就像你上次讲的，说要吸收第三方机构投资者、基金公司成为斑马公司的股东，让他们能够监督斑马公司的运作，并在公司出现困难时出面帮助。所以，雇用外面的人来管理我们家的企业，应该是一个好办法。”
    “问题是，你雇用外面的职业经理人来帮你管理企业，怎么能保证他们能为你的利益最大化服务呢？就像你以前看到Dunkin Donuts的员工做事无所谓一样，你付6个面包的钱、她给你10个面包！而如果是雇人来帮你管理整个公司的方方面面，你就更是把公司的资产以及未来都交给了别人，这样，你能放心吗？所以，在创业成功后，如何为家庭企业找到既有能力、又信得过的接班人，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由自己的后代或者亲戚接班，是可以解决好信任的问题，由于血缘关系是天生、没有选择的，子女就是子女，他们不会背叛你，会尽最大能力帮你把企业发扬光大下去。但是，问题也出在能力上，因为，虽然由子女接班解决了信任问题，可是，由于一个家庭的子女数量毕竟很少，像中国现在是独生子女，你怎么能保证自己的子女能力是最好、甚至是次好的呢？万一你自己的子女根本没有能力呢？特别是在中国社会里，创业者的子女会从小认定父亲的企业必然会留在他们手里，所以，很多情况下，即使这些子女的天赋很好、很聪明，他们从小就不好学、就很懒，不能吃苦、不能承受挑战。由他们来接班，到最后，企业经不了多久就要没落了。
    “相比之下，如果在血缘关系之外去挑选职业经理人做你的代理人，选择的范围很大，可以完全根据能力挑选。因此，这样做，在能力上不是问题，但在信任方面挑战极大，你很难保证他们总把你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这就是所谓的‘代理人问题’，或说‘委托代理问题’，你作为股东是委托方，聘用的职业管理者为代理人。”
    陈笛，“那么，综合而言，哪种安排更好呢？”
    “答案取决于整个社会的诚信与法治环境。相对于家庭、家族而言的外部法治越不可靠，血缘关系外的诚信越差，代理人问题就越严重，由子女接班就更好，尽管这意味着企业未来活下去的概率总体不会太高。相反地，一个社会中，外部法治与诚信环境越好，通过契约安排规范代理人的行为就越可行，委托代理问题就越轻，那么，找血缘关系外的职业经理人接手管理公司就会越好。实际上，很多学者的研究也证明，在中国以及其他传统社会中，由于处理代理人问题的制度不发达，人们普遍把自家企业只交由后代接管，而在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虽然许多创业成功者还是选择由子女接管企业，但更多人选择让企业股票上市，接着聘用职业经理人管理企业。”
    陈笛，“为什么中国、美国、英国会有这样的差别？”
    “在中国，两千多年前开始，儒家就把家族、血缘关系网定为人们实现经济安全、生活安全的最主要依赖，甚至是唯一的依赖，排斥血缘之外的市场交易和社会互助安排。这样一来，对支持市场交易、支持陌生人之间的交易的制度就没有需求，因此，解决代理人问题的制度架构，比如，民法制度和相配的司法、执行机制，就没有机会发展。没有对这类制度的需要，社会也就不会去发展这种东西。长此以往，这反过来也会让每个中国人意识到，还是只有亲情最可靠，甚至只有亲情才可靠，因为，在没有那些支持委托代理关系的制度的情况下，人们又被迫只能相信与自己有血缘的人，自己创办的企业只有交给自家人才放心。
    “西方国家的民法体系最早起源于两千多年前的古罗马，源于当时的商业交易，但是，今天我们熟悉的针对代理人问题的法治体系是更后才发展。最初是基督教教会的出现，我们可以把教会看成是现代企业组织的前身，跟家庭、家族不同，教会不是基于血缘关系，而是基于宗教信仰、自愿结盟的共同体。更重要的是，这种基于共同信仰建立的“大家庭”让西方人感受到，原来在血缘关系之外也可以建立信任的网络，能够相互信任；原来只要行为规则明确、奖罚分明，诚信并不是非血缘不可。到16世纪超越血缘的股份公司出现时，‘公司’作为契约与法律规则的产物，应该说只是‘教会’这种组织的一种自然延伸。只不过‘公司’不是以宗教信仰为出发点，而是以盈利为结盟的目的，以契约和法治为支撑。
    “当然，虽然在西欧那么早推出了不是基于家族的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因此500年前就面对代理人问题，但是，在过去几个世纪里，甚至到今天，‘你做股东、别人帮你管理’引出的问题还层出不穷。可是，正因为这些代理人问题的不断出现，所以，西方社会一直在摸索、在调整，以便找到更好解决代理人问题的制度。由此产生的结果是，跟中国和其它传统社会相比，西方社会有更好规范委托代理关系的制度架构。到今天，盖茨用不着把他创办的微软的管理权交给她女儿，英特尔的创始人也用不着把公司只交给他们的子女管理，这些公司之所以能跟创始人家族脱钩，就是因为美国已经有一套完善的处理代理人问题的法治体系。虽然这种体系还有很多问题，但是，至少盖茨用不着把他女儿的未来捆绑在微软公司上。”
    陈笛，“你这么一说，那我也可以按自己的兴趣选择未来的职业，而不是必须继承你的职业和公司了。法治体系把我的个人空间也解放了！”
    “其实，在中国‘由子继承家业’和美国‘通过上市由陌生职业经理人接管企业’这两种模式之间，不同国家也推出过其它折中办法。比如，在日本，如果创始人认为他儿子无能力接管企业，或者儿子不愿意接管，那么，他会在公司年轻人中物色一个能力最强的小伙子，先把一个女儿嫁给他，婚满一年后，再通过仪式把女婿正式收养为自己的儿子，让其改姓成为创始人的‘养子’。再后，就由这个‘女婿养子’成为家族的掌门人，并正式掌管企业。像日本松下集团自1918年创办后，第二任董事长松下正治是创始人松下幸之助的‘女婿养子’，在后者于1973年退休时继位；三井集团成立于1673年，该家族企业一直是近代日本经济的支柱，历代掌门人中有几位是三井家族的‘女婿养子’，这无疑强化了三井集团的生命力，使其发扬光大三个多世纪至今。另一个例子是丰田汽车，创始人是丰田佐吉，19世纪末他在东京以机械纺织业起家，1936年才正式进入汽车制造业，他有亲生儿子，但是，丰田佐吉年长之后，选择将整个家业由丰田利三郎掌控，丰田利三郎原名叫‘小山利三郎’，是丰田佐吉的‘女婿养子’。
    “日本这种模式有三大好处。其一，继续利用‘家’的传统力量，围绕血缘进行延伸、扩大，毕竟‘女婿’加‘养子’要大于单纯的‘女婿’、‘养子’关系，因此，信任的基础被强化，由这样的‘女婿养子’接掌家族企业，背叛的概率会小，代理人问题会低于把公司委托给一个不相干的人去管。其次，把接班人的选择范围大大扩大，不只是在儿子中挑一个，而且可以在企业年轻人中更广泛地去物色，这当然更能保证接班人的能力。按三井家族一位掌门人的话说，‘我宁可要女儿而不要儿子，因为有了女儿我可以选择我的儿子！’这话概括了日本家族企业通过‘女婿养子’找继承人模式的精髓。第三，正因为可以到血缘之外找‘女婿养子’做接班人，这给现任掌门人的子女带来竞争压力，让亲生儿子不至于因为家业必然是他们的而变得懒惰，逼着他们去奋发向上！这种压力下，即使家族企业最终由儿子接管，‘富不过三代’的概率也会比在中国低一些。”
    陈笛，“实际效果怎样呢？”
    “一些学者的研究发现，在日本，‘女婿养子’掌控的家族企业平均业绩高于亲生儿子接掌的企业，而不管是‘女婿养子’还是亲生儿子接掌，家族企业业绩又平均优于代理人管理的非家族企业！相比之下，在美国，职业经理人管理的非家族企业却高于家族企业的业绩。”
    陈笛，“但是，我还是不喜欢日本的那种安排，因为那等于是把他们的女儿做成了工具，变成了为家族企业找好接班人的工具。为什么他们的女儿不能根据自己的偏好去谈恋爱、去安排她们自己的一辈子呢？让她们为家族企业做出这样的牺牲是不公平的。”
    “你说对了。这一传统正在因为日本股权市场的发展而改变，就像在美国的情况一样。从这个意义上，股票市场的确让那些家族企业的子女得到个人解放，她们更自由了。”
    当然，话又说回来，家族企业的交接班是如此困难，以至于难以逃脱“富不过三代”的宿命，这本身或许不是坏事，因为这等于是逼着各代人都要去自己努力，差不多都不能坐吃祖先的创业成果。否则，如果一代人的创业成就，能被无数代子孙无穷地享受下去，那不是让富家的子孙永远是富人了？这会不会变成另一种“道德风险”（moral hazard）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也许更能理解盖茨、巴菲特等创业大师为什么把所赚的钱基本都捐赠出去，原来这样做是为了给子孙留下一些创业的动力，留下一些追求幸福的机会。试想，如果盖茨的子孙后代，都是一出生就不用为一辈子的生活担忧了，那他们的生活意义在哪里？创业的动力呢？就像我们说“生命在于运动”，幸福存在于追求之中。留给子女太多的财产，不是在剥夺他们追求幸福的权利吗？
    还好，不管是中国式的只愿把家族企业留给亲生子女，还是日本式的广义家族传承办法，还是美国式的聘用陌生职业经理人接管企业，实际上都不能保证企业的长久不衰，因为这些做法中都还存在“能力问题”和“代理人问题”。只是在中国，财富所能传承的代数实在太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