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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4-10 0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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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救市不如济贫
水仙长在咖啡杯里
乱为房贷担保而陷入困境的美国国际集团(AIG)在取得850亿美元政府注资后的短短数天时间里,其高级管理层便在加州的阳光海滩上挥霍了由全体纳税人买单的44万美元。其内容除豪华套间外,佳肴、美酒、SPA和修脚趾甲也一应俱全。而在地球的其他角落,那些朝不保夕的业务员们却在挖空心思地向忧心忡忡的客户们解释继续投保的种种好处。值得一提的是,使整个保险行业因肆无忌惮的坑蒙拐骗而声名狼藉的无固定底薪业务员制正是AIG旗下——友邦保险的一大发明。
许多迷信制度的人总以为制度的强制力可以将人性的恶质面加以约束。但在企业家精神与金融纪律都为短期追求而打破的今天,这种把亏损当“学费”,鲜廉寡耻地滥花纳税人金钱的光荣传统从正斯大林同志的墓穴里漂洋过海来到了民主资本主义的核心阵地——自由女神脚下。
事实上,早在19世纪上半叶,马克思和其他欧洲左派经济学家们就已敏锐地发现,资本是个从头到脚都滴着污血和脏东西的怪物,为了追逐高额利润,道德、荣誉、亲情都可以成为肆意践踏的对象,甚至触犯法律、杀人越货也在所不惜。更可怕的是,这种短期利润的背后,是整个社会从物质到精神的长期损失。前一种损失可以用数学模型来衡量,即一个社会在一定生产能力下,在一定时间中创造的物质财富总是有限的,因此资本不择手段地追求利润,往往会造成一小撮及其富有的特殊利益者,以及绝大多数毫无购买力的贫困阶级。当生产的理由——消费达到了某个临界点后,因追求利润而过度投资的剩余产能便成为了虚耗财富与资源的无底洞,这就是生产的相对过剩。当生产相对过剩现象发生后,随之而来的便是 “降价——亏损——减收——再降价……”的通货紧缩循环。所幸的是,在通货紧缩循环的中后期,普通人的绝对购买力将通过物价的剧跌而得到提振。于是,新的一轮经济周期重新开始,可这一过程毫无疑问是漫长、痛苦甚至带有血腥味的;在无形的后一种损失方面,资本的滥用往往破坏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加剧社会的对抗性冲突,这在繁荣时期也许能被个人财产的增加所掩饰,但当危机降临时,却可以把社会推向解体的边缘。1929年大萧条时,许多产业工人重新变成自耕自食的小农经济从业者便是最佳例证。
马克思的错误就在于,看到了病根在市场,却开出了错误的药方——取消市场。事实上,现代经济学已经给出了更好的答案:让穷人也能够消费。一方面,穷人也和种群中的弱者一样占了人群的绝大多数,而这些人往往也比富人更具消费的欲望。另一方面,人们常说“穷生邪念”,指的就是在生活的困厄面前,穷人没有抵御堕落的资源,当面临“坚持道德等于死,放弃道德等于生”的两难选择时,人性的弱点往往已经决定了最后的取舍。
然而,现代资本主义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却并没有像马克思预言的那样,爆发无产阶级革~命,那是因为,资本主义做到了这一点。可是,从全球范围来看,其方法仍然是把成本向外分摊的一个过程。除了在殖民主义时代那样赤裸裸地掠夺外,布雷顿森林体系后确立的美元体系更是一把看不见的刀子,在全球范围制造赤贫与动/乱:在过去的数十年间,全球石油的开采成本(未算中间成本)从20世纪初的1美元一桶涨到了1970年代的10美元一桶,可美国投资者仍然通过掌控大量期货市场的空头头寸(一方面也是套期保值需要),使石油价格一直保持在十多美元的低位。这就直接导致了石油输出国组织的限产行为,引发了第二次石油危机。与此同时,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又大力抬高工业品(特别是武器)出口到发展中国家的价格,这样一来一去,许多国家在对外贸易上便遭受了惨烈的损失。而1971年前后,美元解除金本位制,更为美国大肆印刷钞票制造全球性通货膨胀从而不知不觉地从大家手里偷走财富打开了方便之门。尽管1980年的滞涨局面似乎已经预示着这种模式无论在空间上,还是在时间上都已走到路的尽头,可是随后中国、东欧、俄罗斯重返世界市场又使金融资本主义者找到了绝佳的套利场所。然而,这样一来,就形成了美国、英联邦、欧盟、日本十几亿人高高在上享乐,中国、印度、越南、拉美、东欧三十亿人充当劳工,全球贫富分化激烈加剧的情形,这样一来,十九世纪的伦敦被扩大到了整个地球的范围。
随着日本、美国、西欧纷纷进入人口老龄化,甚至负增长的时代,以往为满足发达国家而形成的全球产能,已明显过剩。这样一来,全球的总供给将大大超过总需求,大规模的通货紧缩即将成为现实。因此,以放开银根和向金融市场注资为内容的策略,除了透支全球现行货币体系的信用外,似乎并不能取得力挽狂澜的效果。因此,扩大全球总需求,就成了摆在我们面前的当务之急。
事实上,我们可以算这样一笔帐,以2001年全球劳工组织提供的数据为基础,那么,从事贸易行业的发展中国家劳工大概有2.4亿人之巨,假设中国占了其中的四分之一,即6000万人。那么,我们以2006年农民工平均工资1000元人民币/月为基准,按7.5元人民币兑1美元,每年工作300天(实际上远远不止,此处为取整方便)换算,这些人的日薪只有可怜的5美元多一点,而在澳大利亚,最低时薪也需10澳元(相当于6.3美元,按一天八小时算,就是50.8美元),可见中国工人薪金之低。假设在此基础上为每一位中国工人增加1美元的工资,这样就可以为中国工人提高近20%的购买力,按第一年4倍的乘数效应,中国工人的总需求就可以增加540亿美元,以2007年的中国GDP三点四万亿美元记,这多出的消费能力就占了1.6个百分点。如果我们在此基础上,每年为劳工补贴增加1美元的补贴,那么到第十年,工人的工资水平就可以增加到每天14美元,按乘数效应递增的规律,将乘数系数扩大到6.5倍,那么中国工人的总需求就可以增加到11250亿美元,这就相当于2007年中国GDP的三分之一了,而拉到内需带来的就业增长和产业创新还没有计算在内。更重要的是,这笔钱是中国政府完全出得起的:因为这十年中国总共只需投入9000亿美元,平均下来每年也只要900亿美元(实际上,这是一个由少到多的累进投入过程)。相比之下,中国一年的公务消费就有近1000亿美元。如果在这一过程中,国际社会加强合作,让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达成协议,以合作分摊的模式向穷国的穷人发放消费补贴,那么拉动全球需求的同时,也可以逐步消除数以万亿美元计的国际经常账目失衡现象。这样一来,济贫投资的回报率将远远比救助富人要高。
当然,从长期来看,信息高速公路已经将全球紧密地连为一体,因此,政策的同步性就可以达到很好地保障。为消除贫困和动/乱的根源,全球还应在制度建设和公共管理上加强以下方面的合作:
1、加强对金融行业的监管,降低目前商品、股票、外汇等投资领域的杠杆率;
2、加强对企业行为的监督,使之更多地在世界范围内担负起必要的社会责任;
3、坚持自由市场理念,减少不必要的干预;
4、促进全球各国民主化建设,保证真实、独立信息的自由流通;
5、强化联合国权威,制订全球性的最低人权标准(如禁止童工协议、最低工资、失业及医疗保险等),高福利国家削减福利,低福利国家增加福利,促进全球人口自由流动;
6、恢复美元金本位体系,减少各国货币汇率波动。
也许有些人面对这样的方案会觉得这是天方夜谭,可是笔者想说的是,在20世纪初的美国,工人们同样不享有最低工资、失业保险、养老金等福利,可是仅仅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这一切却成为了全世界的人都愿意享有的东西。是的,不要说不可能,因为一切事在人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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