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金牙齿”有话要说

□孙光萱

本报《大众阅读》上一期刊载著名学者余秋雨先生的新作《借我一生》部分内容之后，引起不少读者的关注。他们纷纷给编辑部来信来稿，反映自己的看法。

《借我一生》中曾多次提及一个被称为“金牙齿”的人，即本文作者孙光萱先生。孙先生在看了《借我一生》“文革”部分的章节后，表示“有话要说”。文章表示，“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本报编发此文，供读者参阅。

——编者

一

余秋雨先生在《借我一生》有关“文革”的章节中，多次称我为“金牙齿”，我感到不胜诧异，我从小到今年70岁，从未有人这样称呼我，即便是余秋雨先生本人，直到我在《文学报》2000年4月1134期上发表《正视历史轻装前进——读〈余秋雨的一封公开信〉》以前，见到我时也总是显出一派温文尔雅的样子，“老孙”、“老孙”地喊个不停。不错，我镶嵌过一颗假牙（旁边用不锈钢作拉钩固定，呈白色，从来没有如余秋雨所说的那种“铜绿”色），但既不是今天高级的烤瓷牙，也不是旧社会流氓用黄金做成的假牙，余秋雨先生如此称呼我，显然是抓住一点，尽量夸大，首先从视觉形象上把对方搞臭，这也许就是余氏“记忆文学”特殊的艺术魅力吧！

可是，浏览一下余氏“记忆文学”的“文革”章节，实在是破绽百出，现略举数例（为了便于读者检索，我标出了《收获》2004年第4期的相关页码），请大家看看“金牙齿”和“文化大师”的“记忆”，究竟孰是孰非，孰真孰伪。

第200页，刚上任的车文仪部长和余秋雨有一番对话：（车问）“你的名字是笔名吗？”（余答）“不，真名。我从来不用笔名写作。”事实十分清楚，当时余秋雨这样回答，是有意欺骗领导，如今还这样写入书中，是为了愚弄广大读者，你余秋雨不是曾多次用过石一歌、石望江、任犊等笔名吗？不是连“罗思鼎”的文章也要去插上一手吗？怎能赖得干干净净？

二

第187页，余秋雨谈到他是怎样分派到“鲁迅传编写组”（余本人则始终躲躲闪闪，只说是高校教材联合编写组）的，一个军宣队员拿出一叠纸头，逐一分发，最后对余秋雨说：“对了，这张是你的，复旦大学，兄弟学校，不好拒绝。”这真是偏离客观事实，清查中早已查清，1971年11月，周总理陪同塞拉西皇帝来沪时，对张春桥说：鲁迅在上海战斗了十年，是最光辉的十年，上海应该有一个研究鲁迅的小组。张春桥即抢过旗帜，于1971年11月29日授意朱永嘉组织班子编写《鲁迅传》，可以试选鲁迅杂文、书信，朱永嘉立即着手物色人选，名单由高校和报社推荐，徐景贤亲自审批。胡锡涛为余秋雨辩护的《余秋雨要不要忏悔？》共分几个部分，第二部分的标题是“批判斯坦尼发现余秋雨”，第三部分的标题是“余秋雨入围”，这部分一开头就生动地叙述了胡锡涛向朱永嘉推荐余秋雨参加“鲁迅传编写组”的经过，然后说：“让余秋雨入围，等于让他走了一段弯路。在主观上是想拉他一把，在客观上是害了他。”这番话是真实可信的。总之，余秋雨决不是一般的和别人一样的分配，复旦大学决无调动他的权力。我在这里也不妨现身说法，作一番旁证，1971年下半年我在崇明乡下劳动，年底的一天，工宣队连指导员通知我赶快到营部去，到那里问营指导员什么事，他说不知道，只是要我立即回到上海向学校工宣队总部报到，我当时忧心忡忡：会不会到学校再次关入“牛棚”？会不会我的父母亲因经不起接二连三的抄家而出了悲剧？须知我在“文革”初即被揪出来，头上戴了三顶帽子：漏网右派、反动权威、走资派高参。先在校内操场240米跑道上爬了一圈，然后关入“牛棚”，接受数不完的批斗。坐在从崇明回上海的船上，我又急又怕，好不容易回到学校，鼓起勇气问工宣队总部教导员，他竟然也弄不清楚，只是要我马上到康平路141号，我去了之后才知道那里是写作组，分给我的任务是到复旦参加“鲁迅传编写组”。请大家不要笑我那副可怜相，毫无余秋雨那种一成不变的雄赳赳的气概，我只是想问余秋雨：为什么我的单位对此事先一无所知，你们那里就像公社生产队早晨召集社员，逐个点名派工那样简单呢？余秋雨擅长细节描写，读者看到他写得那样生动具体，还能不信？这就是余氏“记忆文学”的又一特色！

第192页，余秋雨写道：“老姚要我和小高一起去编一份鲁迅资料，我想只要不去复旦，在市区做什么都成。”这几句十分笼统，毫无细节可言，大失“记忆文学”水准。为什么？原来余秋雨有不能说的苦衷，现让我本着对历史对读者负责的精神，作几点具体补充：1、老姚不过是传达任务，下命令作决定的是谁？是写作组负责人朱永嘉。2、朱永嘉为何要抽调底下人员编鲁迅资料？编这个资料派什么用处？原来这是姚文元下达的命令，目的是为姚文元修改他那本旧作《鲁迅——中国文化革命的巨人》作准备。3、到哪里去编这类资料？余秋雨只说“在市区”，实在空洞，其实不在别处，就在大名鼎鼎的康平路上海市委写作组总部。4、更重要的是，余秋雨从此越过写作组下属的“鲁迅传编写组”（即“石一歌小组”），上升了一大截，成了市写作组总部文艺组的一名成员。

第192页，余秋雨竟说自己是“一个写作组之外的年轻人，被朱永嘉派去处理”《朝霞》事件。正式否认自己是写作组本部成员，把朱永嘉委派的“特使”身份一笔带过，这真是天大的笑话！最近在华东师大校内散步，遇到中文系一些中老年教师，提到此事，无不惊奇不已，说余哪有这样大的胆子胡编乱造？其实余秋雨否认自己是写作组成员早就这样做了，他在2000年4月28日《南方周末》上发表的《对于历史事实我从不谦虚》中就已矢口否认了，有一位康平路写作组成员对余秋雨否认“与写作组的任何关系”深为不满。

余秋雨怪朱永嘉、王知常要他处理《朝霞》事件“很不仗义”，其实余秋雨是坐着朱永嘉的小轿车去上班的，气派之大可以想见人。这一切暂且不谈，我这里要说的是《朝霞》事件过去之后，朱永嘉反败为胜，马、徐、王都挨了张春桥的批，到了1974年年底，朱永嘉就“仗义”地把评论《朝霞》的任务交给了小余，这就是任犊的《读〈朝霞〉一年》（载《学习与批判》1975年第1期），此文结构开阖自如，行文流畅漂亮，从谈鲁迅开始，又以学鲁迅结束，在艺术性上堪称一流，但它的客观影响很坏，清查时查明：此篇长文“把《朝霞》的政治观点、编辑方针、选题思想、主要毒草作品，以及所谓的筹稿和培训作者的方法等作了全面、系统的吹捧。这篇黑文还在香港刊物上转载，流毒海外。”当然话说回来，即使写了那样的文章也不要紧，这是时代的悲剧，不能过多地追究个人的责任，复旦大学鲁迅研究专家吴教授说得好：“其实一个人做过点错事，写过些错文章，本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何况在那种历史条件下，只要有所认识就好。余秋雨现在想把自己打扮成一贯正确的人，于是愈描愈黑。这其实也是中了旧思想的毒。”这番话确实值得我们大家（自然包括余秋雨先生在内）深思！

三

第188页，余秋雨用了浓墨重彩描写了“金牙齿”的出场，先是断言：“我们这个高校联合编写组里掺进来一个没有上过大学的人，比较奇怪，不知有什么背景。”接着就绘声绘色地写了我和“工总司的司令们的关系”，暗示我是通过“工总司”的关系混进编写组的。这真是瞎说一气！查遍我、我家和上海我的亲戚，都没有和工人造反派沾边的，余秋雨如此胡编乱造，不是活见鬼吗？实际情况怎样呢？实际情况是：编写组成立不久，一天文艺组陈冀德打电话给鲁迅传编写组，要组内抽一个人去市工交组介绍鲁迅生平，我即奉命前往，晚上7点到了外滩工交组，进了一间中型会议室，陪同人员向我介绍这位是黄涛，那位是陈阿大，彼此稍一点头，我便坐下介绍鲁迅生平事迹，当时听讲的有二十余人，我一概不认识，讲了三刻钟以后，主持会议的黄涛便说：“今天我们听了鲁迅光辉一生的介绍，以后大家可以抽空到鲁迅纪念馆参观——”，黄涛未说完，陈阿大便抢过话头说：“鲁迅纪念馆我去过，在淮海路，内容很多。”听众都为之一愣，我急忙更正：“鲁迅纪念馆在虹口公园。”但陈阿大坚持说在淮海路，会议便散了。我回来后百思不得其解，第二天便在小组内当作笑话说了一通，我问大家陈阿大会不会把靠近淮海路的韬奋纪念馆（在重庆南路）和鲁迅纪念馆混起来了？大家边笑边说：“有可能，有可能。”其中一位便是余秋雨先生。我见到陈阿大当然不是什么光彩事情，我也确实没有胆量和陈阿大展开面对面的斗争，但同样清楚的是，我去之前既不知道听众是谁，回来后又未和任何一个听众发生联系，怎么到了余秋雨的笔下，就成了我投靠工人造反司令，（《借我一生》中甚至说成是“工总司的司令们，不限于陈阿大一人”）得以钻进编写组的原因呢？还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一是余秋雨说我没有上过大学，其实我在1956年进北京外交学院学习，1957年五四青年节受到过全院表扬，真可谓年少气盛，形势大好，不料两个月后因为在反右中替一位右派学生辩护了几句，受到了党内严重警告的处分，被迫重回母校华东师大附中教书。在“左”的气氛浓重的年代，这是我的一个心病，不敢轻易告诉别人，余秋雨误认为我没有上过大学，这倒不能怪他，问题是为什么学历不高的中学教师就不能编写教材？这是哪一家的逻辑？余秋雨未免太小觑中学教师了！二是余秋雨写道：“大家散步闲聊时见他过来，往往就停止说话。”在《余秋雨访谈》（载《美文》2002年第4期）中说得更明确：“（我）见他对造反派如此献媚，便从此不再理他。”这真是荒唐离奇，试想：既然同在石一歌组，一起开会，互相传阅稿件，晚上一起吃夜宵；等等，能不理吗？再提一下，余秋雨先生直到1992年4月还在理我：送了一本刚出版的《文化苦旅》，并亲笔题写：“光萱雅正”，这究竟说明什么问题？为何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变？另外我还想反问一下余秋雨先生：你在1976年9月被朱永嘉指定为访日代表团成员，朱永嘉不研究鲁迅，你受此重任，总得向他“讲点鲁迅”吧？希望你向广大读者披露一下。又，你过去在《答余杰先生》的公开信中大言不惭地说自己是受周纯麟司令的委派，前去日本监督朱永嘉的，经我指出破绽后，你开始避而不谈，却反过来一口咬定我是“诽谤者”。我是不是“诽谤者”，历史和读者自有公论，要紧的是你既然谈了大量“文革”往事，那你总得向大家说说朱永嘉是如何选中你的？朱和你有哪些密谈？你不是在山间养病嘛，为何又急急忙忙跑来向朱永嘉报到呢？按你在《朝霞》事件中的说法，你是一个“写作组之外”的青年，莫非朱永嘉这次挑中你，还是看重你的“写作组之外”的身份？把这许多事情删去不谈，余氏“记忆文学”还有什么可信性可谈？

我向来待人诚恳，言行谨慎，可是到了余秋雨笔下（第203页），我竟成了一个专门盯梢、打小报告、趋炎附势的“风派人物”。老陈因支气管炎咳血不止，我一样着急担心，可是余秋雨却精心替我“设计”了一份小报告，交给冯岗，再由冯岗给余秋雨过目，在时隔二十多年之后，余秋雨又只字不漏地背诵给广大读者。请看，这就是余氏“记忆文学”的创造性！我这里只想说明两点：一，冯岗和夏其言原来都在《解放日报》担任过副总编辑，夏老还在回忆录《“文革”十年琐忆》中回忆了他和冯岗的友好情谊，冯岗在清查时担任学习班党支部书记，是夏老的左右手，这是市委的精心安排，乃是不言而喻的事，冯岗已于1986年去世，我现在要问余秋雨：“你在文中为何褒冯而贬夏？用心何在？”二，我敢说我和冯岗的接触不会比余秋雨少，因为他是党支部书记，我是党小组副组长，隔三差五要向他汇报，他也常来文艺组检查工作，他不止一次说过这样的话：“我找小余去谈，他还年轻嘛，要他端正态度。”请广大读者考虑：“文化大师”和“金牙齿”的话，究竟谁真实？

第203页还有一处描写：“后来批邓前我称病回乡，在去十六铺码头的公共汽车上也见到过他的身影，便立即遮脸，只怕他看到后揭发我没有病容，是故意逃避。”真是荒谬透顶！试想：“在批邓前夕”，不还是“四人帮”及朱永嘉、王知常等人控制着局面吗？我和朱永嘉、王知常没有任何单独的接触和交谈，这是清查时早就查清楚并为文艺组成员所公认的（必须说明，这倒不是因为自己觉悟高，只是由于自己从小受到的“清高”思想影响还未完全消除，加上“反右”中受过处分，有严重的“自卑”情结，不敢轻举妄动），哪里及得上你余秋雨和朱、王同地办公，同厅吃饭，同室商量大事呢！要我向朱、王去揭发他们“第一号种子选手”（胡锡涛语）的情况，岂不是自己找死吗？余秋雨也未免把广大读者当成“弱智”看了。当然，也有人看得清楚，2002年上半年，我把《余秋雨访谈》、《苍老的河湾》（均载《美文》2002年第4期，后文即为《隐秘的河湾》的初稿）寄给一位当时与余秋雨共事的老同志，他很快复信写道：“资料收到，余秋雨这样对你，太不公平，太不像话，我是历史见证人，你在这些事情上没有什么错。”这使我感到欣慰。

有朋友问我看到余的这番描述有何感想？我当然很生气，赶快找出当年的日记本，在1976年1月24日日记上写着：“下午去虹桥分院8病区访小余。”我还清楚记得当时双方隔着玻璃窗谈话，他再三向我这个“老孙”道谢，我则反复要求他“小余”安心养病。当时余秋雨确实患肝炎被隔离在传染病院。一晃近三十年过去了，从“老孙”到“金牙齿”，有的人是多么会变化啊！

四

最让人不能容忍的是余秋雨对夏其言老人的歪曲和攻击，第205页、206页中写道：“他（指夏老）说天下任何人都不可能完全没有问题，他自己在文革中的问题就很多。”“（老夏）早年与江青熟识，文革中被隔离过一阵。”“（我）终于找到了两个凡是时期任清查组组长的夏某，当面质问当年他们搞的材料的去向。夏某老衰，支支吾吾说全部上缴了，又反反复复地说我的好话。”读了这番描述，谁都会认为夏老是一个“衰老”、说话不清、与江青有深交、经不起余秋雨“质问”的可怜者，至于特地点出夏某是在“两个凡是”时期担任清查组组长的，则更是有微言大义存焉。实际情况怎样？限于篇幅我只想郑重地提出以下几点：第一，夏其言是上海新闻界的老前辈，老地下党员，曾从事抗日救亡活动，解放后任《解放日报》党委副书记、副总编，离休后任上海市老新闻工作者协会会长，他因为和唐纳是老朋友，连带认识了蓝苹（江青），老夏为人正直，解放后与人谈论过唐纳、蓝苹那段旧事，他还不满“妻以夫贵”、“一步登天”的做法，因此“文革”一来，他即被张春桥点名，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长期关入监狱。（请大家找出夏其言《罗织“恶攻”大罪》，载《上海滩》1996年第1期，一读即可了然）余秋雨删去这一切，单说夏老“与江青熟识”，用心何在？第二，夏老是否说话“支支吾吾”呢？2000年10月13日，我和曾文渊（原《文学报》副总编）前去华东医院看望夏老，他尽管腹部动了大手术，但思维敏捷，说话有力，对余秋雨文过饰非的做法非常生气。按理说，我们访问他在余秋雨访问他之后5个月，为什么说话倒不“支支吾吾”，反而显得大声有力呢？第三，夏老曾当面规劝余秋雨：“‘文革’是个大灾难，作为知识分子和过来人，不妨冷静地反思一下，总是有些经验教训可以吸取的，拿我来说，我在‘文革’中受到的残酷迫害是新闻界尽人皆知的，但我在一篇回忆录中对自己被迫违心地喊过口号写过大字报作了检查。”看，明明是好心的规劝，怎么到了余秋雨笔下，却成了“他（指夏老）自己在‘文革’中的问题就很多。”对此事的经过我在《向余秋雨先生请教“规矩”》（载《鲁迅研究月刊》2001年第1期）已作了叙述，读者可以找来一看。我这里只想问余秋雨先生：你在夏老2002年10月23日逝世以前（夏老连遗体也献给了医院）一声不吭，到今天又攻击和贬低夏老，你作为“文化名人”，艺术良心何在？道德标准何在？

五

或曰：你老是围绕自己“金牙齿”等琐事谈多没劲！我也有过这类想法，但反复考虑后觉得：第一，我固然如余秋雨所说的那样：“名不见经传”，但“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总也该有独立的人格和自由吧，稍稍作些澄清和辩护有何不可？“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大家不妨把“文化名人”和“金牙齿”的言论作些比较，说不定还会有些帮助呢！第二，余秋雨其实也很明白，我并不是最重要的知情人，他所以牢牢地抓住我不放，如我明明直到今天也没有同余杰发生过联系，他却说是我向余杰提供了材料；我那篇《正视历史轻装前进》的态度十分诚恳，上海作协两位副主席很快就来信来电，对此文作了高度的肯定，余秋雨却在《收获》206页上说：“那个金牙齿在《文学报》上发文，全国一片哗然”；我实事求是地指出余秋雨那篇《读一篇新发现的鲁迅佚文》不是批邓文章，纠正了某些研究者的提法，余秋雨不但不感谢，还照样骂我是“诽谤者”；等等，所有这一切说到底都是为了堵住所有知情人的嘴，所谓“杀一儆百”是也。既然这样，我又怎能始终缄默不语，“洁身自好”呢？第三，现在人们爱谈“余秋雨现象”，其内涵十分丰富，不过我认为这不是某个人的问题，和大家都有关，它涉及到诸如怎样对待“文革”、对待批评和舆论监督、对待名望地位，等等，这类问题不是绯闻趣事，不宜炒作，而是要认真思考调研，由此及彼，各抒己见，切切不可等闲视之，须知历史老人和后代都等着我们交出完美的答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