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久明：民国史研究的开拓者李新

李旧苗

刊《炎黄春秋》2005年第3期



魏久明，中央党史研究室原秘书长




    去年2月5日，正是大地迎春之际，86岁（1918—2004年）的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原副主任李新同志，伴随春风西行了。他是中央党史研究室自1980年建室以来，年过80岁的、担任过室主任的胡乔木（1912—1992年，80岁）、胡绳（1918—2000年，82岁），担任过副主任的廖盖隆（1918—2001年，83岁）和谢筱 （1916—1999年，82岁）当中，最后一位离开我们的老同志。他们是GCD内著名的史学家，也是党在新时期党史工作和党史研究的开拓者。他们有关zhonggong党史、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和中国近现代史的著作和他们主编的重要史学著作，为研究和编写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做了奠基工作。
    他是个坚毅自信的人
    在这几位老主任中，李新同志的身体是比较差的一个。1988年，他得过一场大病。医院下了病危通知单。医生根据他的病情，确定非要动手术不可，否则，后果是不言而喻的。他躺在病床上，脸色苍白，微微闭着眼晴，呼吸短促，身体十分虚弱，显示生命垂危。但是，他不听医生、家属和机关同志的多次劝说，坚持不肯动手术。他微弱的声音中带着坚定的口气说：我了解我的病情，我相信不动手术也能把病治好。医生说：你要相信科学。李新回答说：科学要实事求是。虽然大家都为他担心，但都了解他坚毅和自信的性格，他决不会在生命的问题上随便作出抉择。他忍受着病痛，慢慢服用中药治疗和调理，奇迹般地恢复了身体健康。连医生都称赞：李新的这种精神了不起。后来，他谈起“为什么冒这样大的风险”时，他说：如果我动了手术，保住了性命，但要少活几年；不动手术，痛苦一点，可以多活几年，因为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随后，他孜孜不息地继续编撰未完成的史书，并抽出时间写回忆录。近十多年来，他几次患病，也接到过病危通知单，但他都跨越了死亡线。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在李新的主持下，先后编撰出版的有关民主革命时期的通史、革命史、民国史，以及相关的资料丛稿、大事记、人物传等，有数千万字。对李新在史学上的成就，国内外都有很好的评价。
    1972年，遵照周总理指示和国务院安排，由李新组建民国史研究组（后改为研究室），研究和编撰中华民国史。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却遭到一些人的反对，说这是为国民党“唱赞歌”。后来还有人攻击他编撰的通史没有坚持“红线”，是“白线”、“黑线”挂帅等等。本来，研究和编撰民国史是很正常的事，因为历史是不断延续的，中国近现代史，是中国数千年历史的一个发展。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者，作为在党和政府领导下的史学工作部门的史学工作者，不仅要学习、研究中国的全部历史，更主要的是研究和撰写中国近现代史，包括中华民国这段历史，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李新对此据理力争。他说：我们研究、编撰1919至1949年这段历史，能不写北洋军阀吗？能不写蒋介石吗？能不写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汉奸卖国贼的行径吗？这些发生在中国土地上的历史，如果这不写，不敢写，能说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吗？问题是如何写嘛！只要观点正确，坚持写历史的真实事实，就是贯彻了红线。他坚决顶住了所谓要停止研究、不便编写民国史，以及不能如实地写民国历史的意见。他说：这不是自己否定自己的历史吗？GCD的历史和国民党及民国政府的历史是密不可分的，“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这对于我们执政的共产党来说，是有好处的。经过三四十年的风风雨雨，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李新主编出版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四卷本，后来陆续编撰出版了《中华民国史》十余卷，《中华民国人物传》十余卷，《中华民国大事记》三十九卷，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获得国内外史学界的好评。听说，国民党的中央党史委员会得知李新编撰出版《中华民国史》后，感到“惭愧”，因为他们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把《中华民国史》写出来，估计也很难写出来。
    李新同志说自己是“研究历史的人”，是“历史工作者”，他一生主张“论从史出”，要写真史，写信史。虽然他在史学研究的道路上几经挫折，但是他想干的事业，都已基本完成了。
    由爱国走上革命的道路
    李新同志是我的前辈，也是知心的朋友。在抗日战争中，他做过青年工作，担任过晋冀鲁豫中央局的青委书记，在延安，他和胡乔木同志一起办过《中国青年》杂志。我也长期从事过青年工作，也办过《中国青年》杂志。因此，我们能够比较容易地接近和交流。在中央党史研究室工作十多年间，我们成了忘年之交。李新同志平易近人，热情好客。他有个“清谈家”的戏称，很喜欢和他人交谈。我们常在一起谈工作，谈历史，谈时事及其它感兴趣的问题。有时道别时，他总是说今天我们没有谈完，下次来再谈，并嘱，有空就来。他不仅学识渊博，见多识广，而且胸怀坦荡，谈论精辟，听了受益匪浅。
    我敬佩李新同志不光是他的为人，他献身党的事业的革命精神，他的科学严谨、求真务实和敢于创见的治学态度，他的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和安于清贫的作风，都是我学习的榜样。李新和一切正直的史学家一样，是一位虔诚的爱国者，他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中国人民的革命和新中国的建设事业。
    李新1918年出生于四川荣昌县，家境贫寒，幼年丧父，兄长以打工的微薄收入为他提供读书学费。他从小聪慧，学习成绩优良。他对我说过，对于生长在山河破碎、年荒时乱年代的人来说，九一八事变对他有着刻骨铭心的影响。
    今年是中国人民全民抗战胜利60周年，李新等一批革命青年成长的经历，反映了中国人民从觉醒到奋起斗争的历史。
    1931年1月春，李新进入初中学习。9月19日这一天，他在学校报栏中看到报上登载日本侵略军占领沈阳的消息，他说：“当时我热血沸腾了，立即跑到学校操场和同学们一起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第二天我们就结队上街开展抗日宣传了。”由于他办事积极，待人热忱，有演说口才，喜欢唱歌，又会吹奏笛箫，很快就成为同学中爱国抗日宣传活动的骨干分子。他组织的学生歌唱队和话剧、川剧队，进行抗日宣传，受到广泛的欢迎。他说：“这些往事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现在想起来仍历历在目。”“当时我们唱到、演到中国屡受帝国主义欺侮，人民备受苦难的时候，演员和群众泣不成声；当唱到、演到我们誓死不做亡国奴，打倒帝国主义的时候，台上台下振臂高呼口号，连成一片。这些情景是永远忘不了的。”这年的11月，他和同学们促进成立了荣昌县学生抗日救国会。
    1932年，上海发生一·二八事件，事前日寇曾向上海工人义勇军进行挑衅，这件事激起了荣昌县声援的热潮。李新的大哥李忠恒，决心参加荣昌“工人援沪义勇军”。虽然他大哥是家里的顶梁柱，但他母亲深明大义，好男当报国，她对儿子说：“我们都有两只手，饿不死，家里你用不着担心。”此事对年仅14岁的李新激励很大，当时他写了一首豪情满怀的长诗和他大哥道别。诗意是：“吁嗟乎！男儿眶中亦有泪，有泪不当别时挥；念我中华五千年，而今乃复遭急危；伤心目击山河碎，壮士安能不奋起；万里出征送君去，不扫倭奴誓不归！”
    1934年，他考进重庆川东师范学校读书时，听说他大哥因反对“剿共”，秘密策划离队上前线抗日，而被国民党军队杀害，十分悲痛。国仇家恨，更加激起李新投身抗日救亡运动的决心，他说：我一定要实现哥哥的志愿，要“为战胜日寇而死！”他在川东师范学校，联络志同道合的同学，组织“众志学会”，担任会长，开始学习和接受马克思主义。他们通过创办《众志周刊》，举办讲演会、演唱会宣传爱国抗日的道理。
    1935年，北平爆发一二·九运动，李新等重庆一批进步学生，发起成立学联，“以北平学生为榜样”，动员青年学生走抗日救国的道路。在重庆各学校的学生代表会上，他被选为学联主席之一。12月24日，重庆学联发动30多所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在全城开展抗日宣传和示威游行。他回忆说，那天各学校100多支爱国抗日宣传队在重庆朝天门集合，人山人海，队伍浩浩荡荡，抗日救国的口号震人耳鼓。队伍走到哪里，市民都和他们同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这次抗日宣传和示威游行成功之后，他们派人到成都、万县以及到上海、北平等地，和全国学生爱国抗日组织联系，以便把重庆的爱国学生运动和全国的爱国学生运动结合起来。这时，李新等人的爱国行动，遭到学校和国民党当局的镇压。1936年夏，重庆当局通知各学校都提前放假，以此来瓦解学生有组织的活动，李新也被学校开除。在这种情况下，李新别无选择，他对老母说：“我要去抗日，不赶走日本，决不回家！”
    他含着泪告别家乡时，望着屋后山上的有名的“三块石”，增添了他的勇气和力量。相传，大舜为百姓造福，晚上耕田到这里，恰好鸡鸣天亮，牛和犁变成三块标志性的石头。李新说，这个传说故事鼓舞我勇往直前。这一年，是李新人生道路和追求的飞跃，他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加入了民族解放的旗帜——GCD，他决心为抗日救国和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而奋斗。1938年初，他和几位战友一道，经历千山万水，徒步走到心中向往的革命圣地——延安，投入全民抗日的洪流。李新所走的爱国、革命的道路，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先进青年普遍走的道路。
    在抗战八年中，李新先后当过编辑、抗日宣传剧团团长、青年干部训练班班主任、中央局青委书记，在太行山一带经历了1942年最艰苦的抗日反扫荡斗争，多次遭遇险情。在一次突围中，敌机一连朝他们投了几颗重磅炸弹，他们周围炸出几个深坑，泥土石块几乎把他身边的一位同志掩埋。他们掀起土石，把这位同志扶起来，竟一点伤也没有，李新和同志们仰天大笑，说：“天不亡我，日寇必败！”
    1945年1月，当时任zhonggong中央北方局组织科长的李新，随着邓小平同志率领的北方局干部，由山西辽县的麻田镇，南下中原。这是邓小平率领八路军的一部，南下中原，实行战略反攻的重要步骤。临行前夜，李新兴奋得睡不着觉。他想起从延安到太行，由太行到中原抗日斗争的烽火的经历，心潮涌动，彻夜写了一首词：“延安万古流芳，延河送别多悲壮。挥戈东渡，滔滔黄水，排空浊浪。高举红旗，仰天长啸，太行山上。望长城烽火，中原离黍，凝眸处，增惆怅。”他感到“增惆怅”词不达意，现在是“打胜仗”的时刻。正要修改时，天已大亮，立即收拾行装，出发了。
    李新到豫东北濮阳一带，把太行山农村减租减息的经验传给当地党组织，以便更好地发动群众，支援前线。后来他担任豫东杞县县委书记，不到半年，迎来抗日胜利的消息。这时，他想起一幕一幕中国人民八年抗战、前赴后继的情景，“泪飞顿作倾盆雨”。他写了一首诗，记录当时的心情：“爆竹连天天未倾，杞人今日尽欢声。八年流血山河赤，忽忆英雄泪满襟。”
    他说：为了中国的生存，为了民族的解放，抗日战争中牺牲了千千万万的人，我是幸存者，当时我和大家一样，主要的愿望是要争取和平建国，争取民主革命胜利。
    可是，事与愿违。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他奉命进入北平，参加国共和谈，在八路军驻北平办事处及北平军事调停处执行部工作。他亲身参加了反对蒋介石破坏和平谈判、挑起内战的斗争。1946年夏，在内战爆发前夕，李新和一部分同志奉命撤出北平。
    李新回河北邯郸在晋冀鲁豫中央局组织部工作。因形势的变化，为加强平汉沿线的工作，他被派到冀南永年县当县委书记。他出色地带领当地解放区的军民，开展反奸反霸斗争，进行土改，巩固和扩大地方政权，动员翻身农民参军，支援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规模的进攻。因为李新在河南杞县、河北永年县“治理有方”，人称他有“百里之才”。
    1948年夏，zhonggong中央华北局成立，他调回华北局主持青委工作。
    不谋权位潜心历史
    在迎接解放战争的胜利、迎接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李新面临着一个新的选择，在新中国的建设中该做些什么呢？
    1948年8月底，zhonggong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同志找李新去西柏坡谈话，要他接任华北局青委的领导工作。李新向任弼时同志汇报了他当县委书记时如何做党的工作，谈到他对组建青年团应如何吸取历史上共青团工作的经验教训的看法，以及建团要注意的问题。任弼时同志表扬了他“你这个县委书记当得不错”，对他谈的青年工作见解，也表示赞赏。当任弼时讲到“你到华北青委去工作”时，李新坦率地说出了他多次反复思考的想法：“我早不想搞青年工作了。”任弼时同志马上问：“你想做什么工作？”李新回答：“做教育工作。”李新当时考虑，全国解放后，新中国需要大批的建设人才，教育工作就是培养人才的工作。任弼时没有想到李新不愿意做青年工作，他考虑了一会儿，说：“当然也可以。不过……”任弼时同志又问：“你根本没有进过大学的门，怎么敢到大学去工作呀！”李新回答说： “到大学去，给教授当徒弟，好好学习，和学生们打好交道，为党培养人才。”任弼时同志听后笑了，鼓励说：“不用怕，大学没有什么了不起，恽代英就没有上过大学，不是也当过教授吗？只要肯学习，你将来也可以当教授嘛。”任弼时同志同意李新的要求，是因为当时党确实需要一批干部去搞教育工作。他对李新说：我就向吴老（玉章）推荐你！从此李新离开政界，同吴玉章同志办教育，走上了教育和研究历史的道路。
    1948年9月，李新任华北大学一部副主任。建国初，他参加中国人民大学的筹备工作。他在中国人民大学担任教学领导工作的同时，还主持中国革命史的研究。后来他长期在中国近代史研究所、中央党史研究室担任领导和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编撰工作。
    李新是一位执着的忠诚的史学家。他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之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都是亲历者。通过实践，他体会到，在中国近现代史中，有很多关乎“国家盛衰，系民生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的经验教训，这是中国人民一笔宝贵的财富。因此，他不计个人的得失和地位的升迁，甘于寂寞做个史学工作者。他说，我们这一代是亲身经历中国历史进程的人，有责任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来编撰历史，使它真正成为信史、真史。他给我讲过这样一件事：他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在太行山一带，一度曾在邓小平同志身边工作。因为他们都是四川人，有时在一起聊天、下棋，和邓小平有过很好的交往。1950年，邓小平给他拍来电报，要他去西南局任青委书记并兼任西南军政委员会的秘书长。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和职务。经过慎重的考虑，他婉辞了，他决心搞教育工作和历史研究工作。他说：他当时没有考虑地位待遇问题，宁肯坐“冷板凳”，而不去赶“热乎”。
    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李新同志除了一段时间管教学工作以外，他的主要精力是主持研究编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通史》和《中华民国史》等巨著。李新同志在中央党史研究室工作多年，他为了集中精力参加研究和编撰历史，没有参与管理中央党史研究室的日常工作。我在1987年初调到中央党史研究室工作时，他半带开玩笑地对我说：我是常务不常驻，他是（指另一位副主任）常驻不常务。他的行政关系在中央党史研究室，党组织关系却在中国近代史研究所，他这样做是为了便于进行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工作。
    作为一位史学家，李新同志非常强调史德，写历史要秉笔直书。他说：“自古以来，要想写真史是很难的，首先在政治上会遇到很大的困难。‘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说明写真史有时会遭到杀身之祸。但是，中国的史学正因此而形成了一个光荣而伟大的传统，即认为写史而不真，有违史德，丧失了史学家的良心。”他说：“尽管有的‘史学家’由于昧心写伪史而飞黄腾达，但中华民族悠久的史学传统并没有失坠，它依然存在于史学界和广大人民的心中。”他非常厌恶为了所谓的政治目的，而把历史歪曲了。他说，我们写历史，不能像《红楼梦》那样，把“真事隐”去了。他在写回忆录中，就写到：“因为我亲身经历过一些历史事实，被一些大名鼎鼎的‘史学家’为了政治目的而把它歪曲了，我的良心使我感到有责任把它纠正过来，因此我必须写回忆录。”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李新在中央党史研究室机关干部春节团拜会上，针对某些现象说：“我们党史工作者要坚持党性原则，写历史不能讲假话，我认为最多写30%的虚话和套话，70%的要写真话，不能写一句假话。”对于所谓历史科学要为现实服务的口号，李新不以为然。他说：“强调史学为现实服务，有些人就借机粉饰历史，只唱赞歌，或者为现实某些失误辩护，以现代人的观点改写历史，这就使历史不能成为真正的科学。我认为为现实服务，就是以史为鉴，资政育人。”几十年来，他培养和带出的一批学生，不少人目前在史学界是颇有盛名的学者，他们当中许多人都是按照他的“要敢于坚守历史，不受任何诱惑。切不可曲学阿世，追求一世闻达，败坏一世的名声”的要求，“直笔写真史，曲笔抒真情，彩笔传忠烈，朱笔诛奸佞”修史做人。
    清贫的共产党人
    李新同志生活一贯简朴，从不计较个人得失，追求物质享受。方志敏在《清贫》一文中写道：“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我一向过着朴素的生活，从来没有奢侈过。” 我们革命队伍中有许多老同志，到现在还保持着这样的生活方式。古人讲“君子安贫，达人知命”，在李新身上所体现的就是这样的革命精神和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
    李新同志在中央党史研究室工作期间，很长时间住在办公室。在中央党校南院83楼，他使用三小间办公室，一间卧室，一间书房，一间办公室兼会客室，约50多平方米。当时中央党史研究室工作条件很差，没有食堂。年至70多岁的李新，每天拄拐棍到中央党校南院食堂跟大家一起排队，打饭到办公室吃。不搞任何“特殊”。不认识他的人，还以为他是看门的老头儿。他中午多打一点饭菜，下午把剩下的饭菜热一热，晚饭就这样对付了。根据中央不能住办公室的要求，中直机关管理局给他在万寿路分了一套三室一厅的居室。这样，他很满足了，可以把办公室和会客室分开了。后几年，才分给他一套部长宿舍。房间多了，没有家具摆设。大客厅里只有一张旧沙发和两把椅子，还是从机关淘汰的旧家具中折价购买的。他使用的破旧电冰箱，是“漏水不制冷”的，他看的电视机是“有影看不清”的。他做八十大寿时，他的学生集资给他买了一台新的电冰箱、一台新的电视机，作为寿礼送给他。尽管这样，他清静寡居，勤做学问，每次见到他，总是乐呵呵的，和你高谈阔论，津津乐道。而感染给你的是一种精神享受，是一种纯清的生活乐趣。就像陶渊明讲的“闻多素人心，乐与数晨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