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海鸣：反思苏南模式——苏州三十年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之一

李旧苗

中国的乡村社会将很可能变得令人难以认识。假如中国在这些情况发生之前允许田野调查，我们将运用第一手材料进行写作，以此反思摇椅上的人类学家所进行的研究。
    莫里斯.弗里德曼：《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Freedman，Maurice　Lineage Organisation in Southeast China.London）前言
    提要
    三联生活周刊2005年第4期“姜人杰的灰色轨迹”说，费孝通提拔了姜人杰，这是没有根据的。据我的考察，姜人杰一案从一个特定方面反映了苏南模式中的企业家及地方官员的价值取向及其互动。如果姜人杰在古代，照他现有的情况是做不了官的。因为是本地人，又没有经过国家的公开考试。乡镇企业给他提供了机会，但是他却借以寻租，土地和房产的上涨更使他可能成为亿元贪官。权力不在阳光下运行，改革就会扭曲。用人情、面子、关系为核心的解释体系，可以说明解释姜人杰的一些问题。但是如果缺乏“利益”和“政治”这两个概念，就不可能理解“苏南模式”的特定社会变迁场景，也不能理解个人生活与社会历史的关系。而这正是弗里德曼要求的研究中国的人类学者必须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社会整体之上。
    时间过得真快。从1978年的zhonggong十一届三中全会到现在，30年过去了。对这一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的作用应该联系各地的实际作一总结。我们在讨论企业家及地方官员的价值取向及其互动对长江三角洲小型企业成长的影响时，首先应明确所谓长江三角洲亦称太湖流域，通常指江南地区，明清时的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江宁（应天）、杭州、嘉兴和湖州八府，以及由苏州府析出的太仓州，共八府一州组成的地区。（参见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8-23页）。苏南仅是江南的一部分， 苏州是苏南的中心，自古以来，有巡抚等驻苏州，治理所属的苏南地区（参见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苏州市志》：全市面积8488平方公里，人口580万；其中市区面积1650平方公里，人口209万。苏州古城始建于公元前514年，距今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以苏州城为中心的行政地区：由于明清苏州城是多个行政中心的所在地，因此以苏州府城为中心的行政地区，也包括了由上而下的3个层级，即巡抚治理下的苏南地区、苏州府以及吴、长、元三县。在这三级行政地区中，前两个地区自不必说，即使是最后一个地区，即吴、长、元三附郭县，地域范围也比苏州城市的地域范围大，因为在此范围内，除了城市地区外，还有面积更大的乡村地区。按照1983年3月1日实行的新行政建制，“苏州市”辖苏州市区及常熟、沙洲、太仓、昆山、吴县、吴江六县市；“苏州市区”则包括城区面积约29平方公里，与郊区面积约90平方公里两部分。由于明清的苏州府城附郭县所辖范围还包括吴县，因此比现在的“苏州市区”要大一些）。“苏南模式”主要是指这一地区。
    也许可以这样简单地说，在过去30年历程里，苏州是中国的最亮点之一，它的特殊性愈来愈被人所认识。苏州经济发展不断保持高速度，一年净增的GDP数字，以及财政收入、合同利用外资、实际利用外资早已位居长三角和全国的前列。同时，市场经济发达，经济自由，渐与国际接轨；教育、科技发展；人民自由，民生改善等。苏州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特别是“地利”，毗邻上海，由于苏州的土地、劳动力成本较低等因素，越来越多的大企业愿意把生产基地放在苏州，苏州各种开发区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这种特殊性并不能超脱一般性，政治改革进展缓慢，与经济改革现状明显不适应；贪污腐化严重，引发社会冲突 ；贫富悬殊矛盾，社会道德水准下降；环境污染。以上分析，联系到我长期调查的“苏南模式”，有许多具体问题。我们倒还不是汉人贾谊说的，“秦皇帝在之时，天下已坏矣，而弗自知也”。只是苏州的农业和工业的转变太快了，对此又没有很好的思想准备和文化基础。逍遥派知识分子的学究式回答，或赶潮流不能说明问题。
    1962年，弗里德曼在《社会人类学的中国时代》（“A Chinese　Phase　in　Social Anthropology”，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ety: Essays by Maurice Freedman, selected and introduced by G. William Skinner. Stanford ,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一文说，在田野工作这一看家本领的基础上，应对现有历史学、社会学的方法和成果加以借鉴，从而达到对中国这一复杂社会的全面认识。“人类学者用以探讨其它社会的民族志方法不足以研究文明社会，因为文明社会的整体是民族志方法所无法掌握的。研究文明社会的人类学者如果想以自己发现的材料说点什么，那他就需要首先考察一下他拥有的材料是否对理解社会整体有用，或者说，是否可以将之联系到社会整体。正是从这个有限的意义上讲，研究中国的人类学者必须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社会整体之上”。最近，我看到了昆山出版的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虽说这是天下文坛萃英，但还是首次从手稿整理出来。当代历史学家赵俪生高见：《天下郡国利病书》反映的是基层意见，实为难得，可与《明实录》的上层意见、《皇明经世文编》的中层士大夫意见相比较。这种上、中、下三个层次的全过程的研究，也许正与我的老师费孝通一直提倡的社会人类学方法相通。就我们在苏州研究而言，上层是苏州历届领导的讲话和文件等；中层是一般的报道和书籍；下层是基层的实地调查，它最有价值，最能反映真实情况。有趣的是乾隆修《四库全书》时，说，“炎武学有本源，博赡而能通贯，每一事必详其始未”，但“激于时事”，“迂而难行，或愎而过锐”。于是清代学者只能读书考证，囿于书房了。然而，现在的时代和情况不同，总书记胡锦涛同志强调宪法权威，特别强调要依法治国，决不允许任何组织和个人拥有超越于宪法之上的权力，都要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胡锦涛总书记号召大家都说真话，不说假话、大话和空话。
    列维·斯特劳斯说得好：“没有一个社会是完美的。每一个社会都存在着一些和他们自己所宣布的规范无法并存的不纯杂质。这些杂质会具体表现成为相当分量的不公不义、无感无觉与残酷，这是社会的天性”。他又说，两句似有矛盾的话：“欧洲社会是惟一产生出人类学家的社会，而且欧洲社会的伟大之处正于此”；“西欧之所以会产生人类学家，正是因为西欧深受强烈的自责所苦，这种强烈的自责迫使它去把自己的形象和其他不同的社会做比较，希望在比较之后，那些社会也被表明为具有西欧社会的种种缺陷，或者是可以借以帮助解释西欧社会的种种缺陷是如何从自己社会内部发展出来的 ”（《忧郁的热带》列维·斯特劳斯 王志明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2年508页）。
    费孝通在1983年所著的《小城镇再探索》中，第一个提出了“苏南模式”的概念。当时，他以为这是全中国社会主义农村的方向。后来，他说明模式分析只是社会学家的一种分析，模式不是样板，反映的是各地因地制宜发展的路子，苏南模式的乡镇企业是地方干部经营的社区所有制，温州模式是个体所有制（《学术自述与反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6年版　91页）。现在成为一面历史的镜子。这也是一种《资治通鉴》呵！费孝通在20世纪90年代，年事已高，对乡镇企业的变化以其局限性的了解受到限制。然而，他关于苏南模式的定义：“干部社区所有制”，实际上并没有过时。90年代中期，苏南乡镇集体企业普遍实施了产权制度改革，有人说宣告了费孝通提出的“苏南模式”的“终结”。其实，终结的是国家和集体企业独霸天下的局面，但是费孝通说的“干部社区所有制”并没有变。在所谓新“苏南模式”中，政府还是“强势”，大量引进外资使苏州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然而，经济发展过多地依赖外资，从长远来看，并非好事。这种“外资依赖症”的毛病，现在的苏州领导是很清楚的，应“把外向型经济与本地经济很好地结合起来，支持更多的本地企业为外资配套，用外资带动民资，把提高百姓收入放在首要的位置”。而且，苏州应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从“苏州制造”变为“苏州创造”，才能永葆生机。目前的世界性经济危机要求我们进一步地思考这个问题。危机会促进改革，但这并不是说，危机必然会促进改革。一句老话，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干部是决定的因素。GCD是执政党，决定因素是领导者的政治见识、决断、意志和担当。面对一个陈旧体制时，首先是要有一种改革的社会道义和历史责任的崇高理想；同时，每一个党员都应在自己不同的岗位上努力推进改革。
    因此，我觉得，现在首先要从政治体制改革的角度来思考问题。1978年的农村改革过程首先是一个政治突破的过程。当时，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彭德怀等平反，1959年庐山会议上受株连打击的老人恢复工作，进入中央委员会，这种深刻的印象是我永远不能忘的。现在继续深化改革，仍然有一个如何实事求是地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总结传统政治体制和创造新的政治体制的问题。令人感到欣慰的是，苏州的政治环境日益健康，不同的利益和政策主张，逐渐都有充分的表达渠道。政治是众人之事，当地领导人不应停留于政治表态，对基层的意见不应想听则听，不想听则不听。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是，必须有制度的保证，制度应保证政治制度上的话语空间，当权者不可也没有办法扼杀无权者的表达权利，而无权者的话语权可以警示和制约当权者的行为。苏州改革30年来，主要方面当然是成绩，但是某些政策的设计和制度安排的弊端或者失误，至今没有被承认和纠正。
    我们这一批1968年上山下乡的老三届虽然现在大多已经退休，但通过多年的学习，对学术和政治难分难解的关系，是看得比较透了。对于政策研究者来说，更应该正视现实。在未来若干年里，也许经济发展不再一如既往地保持快速增长，许多在经济发展迅速时被缓解的社会冲突、矛盾将进一步突出，大量新的矛盾将涌现，情况更加复杂。而且，守旧或创造、听话或不听话，有所作为还是平庸无为，唯才是举还是德才并举，这些老概念不能完全反映日益复杂、深刻的社会矛盾，政府和民众的关系、政治体制的改革和变化。值得注意的是公众的政治表达和政治需要，不仅有了一定的经济利益基础，而且有了全球化信息网络的特征。
    即将枪毙的原苏州市副市长姜人杰一笔贪污8千万，总数近1亿，成为反腐败的一个大案例，传播媒体炒作姜人杰已经是够多的了，至于私下的小道消息是更多了。我是认识他的，但没有什么自己的新材料，却要写姜人杰，把他作为社会学调查的对象，这是有客观原因的。因为我在苏州，特别在吴江调查多年，有一些实际感受。何况，他平时自我吹嘘他是费孝通的学生，临死前还有人要拉已经过世几年的同乡费老来垫背，说是费老推荐做官的，胡说八道一气。我责无旁贷，要写这篇文章，目的是要写出姜人杰犯罪的真实原因及其苏南模式的背景，从通常对犯罪高官有关金钱女色的动物性特征描绘中摆脱出来。三联生活周刊2005年第4期等报刊所谓“姜人杰的灰色轨迹”一文，提供了问题的一个出发点。我们的讨论必须从这里开始，也只能从这里开始。
    据称，姜人杰1948年出生于吴江县震泽镇一个普通家庭。1984年，姜人杰担任了上海缝纫机三厂吴江分厂的厂长、党委书记。1987年4月，他被调入吴江市政府担任副市长，分管工业。1991年初，姜人杰调任苏州市外经贸局副主任。此后，他相继担任苏州市外事办公室主任、苏州市政府副秘书长、苏州市外经贸局主任。2001年2月，姜出任苏州市副市长。
    首先，我们要问这样一个本地人在古代能在本地做官，而且一直从县里做到市里吗？显然是不能的。莫里斯·弗里德曼一个外国学者都很清楚：“根据规定，县官不能是本地人，因为不允许为他自己所在的省份服务，而且他被频繁地调动。他也不期望将他的女儿嫁给其管辖范围内的任何人，或者在他管理的地区购置土地。至少在理论上，在位期间不可能建立亲属关系，因为他不应该雇用与他衙门有关的亲戚”（《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刘晓春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年3月出版  第82页）。
    “日益严密的文官制度，使各级政府首领都由皇帝直接任命的官员担任，这类父母官既受任期限制，又需回避本籍，还被地方士绅牵制，其权力远逊于古代一个小小的百里候”（《走出中世纪》朱维铮著　增订本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7年1月第一版25页）。晚清以后，一个县官不必去受十年寒窗苦，参加全国的科举，也无需一步二步学会官场的上的一套，只要视地方大吏的眼色行事，这就大大地降低了县衙门的威信。而且回避制度已经取消，地方绅士的力量日益强大，世风日下。尤其在乡镇一级这种情形日益明显。
    历史上回避本籍的规定是严格的。如我长期调查的昆山，它的历史县籍进士不断，宋元明清各朝都有大批进士及第。县志记载，他们都是到外地做官。而昆山县历代县官，从三国南北朝开始到清朝宣统年间，没有本地人做县官的。祖冲之这样的外来名人在昆山还做过一任知县。自清宣统三年到1949年5月解放，昆山县历任知县、县长的数十人中，只有一个本地人做过十天的县长，还有一个抗日民主政府的县长也是本地人，做了一年多县长。解放以后，历任县委书记、副书记数十人，只有一位本地人做了一年多的县委书记，二位本地人做过副书记。历任县长、副县长、包括革命委员会正副主任数十人，只有一位本地人做过县长，六位本地人做过副县长。就地方性而言，县一级领导中，以山东海阳县籍贯的人最多。这是由于解放前，GCD准备的南下工作队，昆山县对口的是海阳县，所以多少年就出现这种情形。而且当时这批干部还年青，有的二十几岁就任县委书记、县长。值得注意的是本地人担任地方要职，是近代的事。但是很快地作了调整。1980年代一批优秀的外地大学生担任县委书记、县长，工作成绩突出，今天昆山的良好基础主要得力于当时的班子。本地人做本地官，有的因为是土生土长出来的，特别熟悉本地的情况，而且要长期呆下去，工作是努力的，他们有关系多的好处，但同时又是坏处。而外地人，如历史上的知县往往是干几年，捞一把就走的，但是与地方上关系少，做事受牵制少。就科层制的要求来说，当然是首要着重于不用本地人做本地官，比较而言，这样产生的弊病也许会少得多。
    姜人杰出事后，有的当地干部对我说了姜人杰一些好话。我相信这是真实的，而且是自然的。1994年我在吴江县政府挂职时，姜人杰已经到了苏州，我不认识，但也听说过他的好话。我也相信，他在吴江工作时的表现是好的。这正是费孝通差序格局理论的一个明证。苏南在70年代初基本上还是费孝通说“乡土中国”，依附土地，自耕自食，年复一年，就地生产，就地消费。我在昆山插队，住的草棚，烧的是泥行灶，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吃饭时间看太阳，晴天多出工，雨天就可以少出工或不出工。比不上吴江的江村，他们还有自织自穿。农民不离乡土，人与人之间，非亲即故（姜人杰有亲戚在江村），彼此都是熟悉的乡亲，却有轻重厚薄的分别，这种“差序格局”推演的社会关系网，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每根绳子被一种道德要素维持着”，“最基本的是亲属：亲子和同胞，相配的道德要素是孝和弟”；“向另一路线推是朋友，相配的是忠信”。只是“中国的道德和法律，都因之得看所施的对象和‘自己’的关系而加以程度上的伸缩。我见过不少痛骂贪污的朋友，遇到他的父亲贪污时，不但不骂，而且代他讳隐。更甚的，他还可以向父亲要贪污得来的钱，同时骂别人贪污。等到自己贪污时，还可以‘能干’两字来自解。这在差序社会里可以不觉得是矛盾；因为在这种社会中，一切普遍的标准并不发生作用，一定要问清了，对象是谁，和自己是什么关系之后，才能决定拿出什么标准来”（《乡土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5年　34－35页）；“中国传统结构中的差序格局具有这种伸缩能力。在乡下，家庭可以很小，而一到有钱的地主和官僚阶层，可以大到象个小国。中国人也特别对世态炎凉有感触，正因为这富于伸缩的社会圈子会因中心势力的变化”（同上　24页）。
    又据说，姜人杰“1964年高中毕业，下乡插队到了震泽镇附近的庙港公社红心大队。1969年当上了庙港公社红卫中学的教师，后来到公社文化站任职，在这里他结识了学者费孝通。费老几度到庙港考察，两次都是姜接待陪同，费老很赏识这位颇有头脑的年轻人。1982年，姜人杰在费孝通推荐下，以第一名的成绩被选派到南京大学经济管理干部专修班学习。毕业后，费孝通还征求当地政府意见，表示如果没有合适的位置，他就要留姜人杰在自己身边”。这里说的姜人杰和费孝通的关系全属谎言，为此我调查了当时有关的吴江县委书记、县长、组织部长和当时的庙港镇书记等人。他们并不讳言，是他们推荐和提拔了姜人杰，而费孝通不可能，也没有权力推荐姜人杰。只有一点是真实的，即1981年10月费孝通三访江村时，当时在镇文化站的姜人杰参加了统计工作，至今在江村留有一张他站在后排的照片。
    注意姜人杰是被有关部门选派学习的，在中国古代这种情况通常不可能发生的。弗里德曼说，古代“勤奋的农家少年熟读诗书，通过刻苦的攻读和现实中少有的才智取得晋升之阶”（《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刘晓春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年3月出版  68页），这是常有的事。但关键是“必须通过国家的考试”（同上　72页）。国家考试是政府统考，最低一级秀才也要由省教育长官主持，到进士一级每三年不过一、二百人，唐太宗谓之“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一时曾有明经科是保证世族子弟参政特权的制度，但养尊处优者不可能与寒门子弟在才智方面进行竞争，即使当官，也易成为科举出身的文官或经验丰富的吏书的傀儡。
    所谓姜人杰“第一名的成绩”可能只是吴江选派范围内的成绩，他是老高中生当然比较好（插队的老高中生多得很，有几个人能有这种幸运）。他去的是一种特殊的干部班，这不是公开的，人人都能通过考试进去的。不过，当时这种干部班读书还是认真的，不象现在议论很大的党校文凭和干部的学位问题。问题不在于有关教育的规定缺乏权威性，而在于党校读书的人不该享受特权 。到党校就读的大都是党政机关的干部。这种免费“学历教育”，不可能惠及工人、农民，很自然被群众看成是一种官场特权。所谓“五不文凭”，指党校中的“不用通过国家统一考试”、“不用上课”、“不用做作业”、“不用写论文(以上都可由人代劳)”、“不用私人交学费(可报销)”的文凭。这种说法有些简单化，但还不过是冰山一角。邓小平取消工农兵学员的推荐制，实行传统的高考；现在当公务员要公开考试，以及最近中央将党校学历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等，这些都是进步。长达二十年多的党校学历的弊病从中国历史的角度来看，是很清楚的。只有极少数朝代当权者有过这种特权，后来也取消了。
    朱维铮有一段极为重要的话。他说，乾隆对八旗保证凡是不读书而骑射滿语学得娴熟者，自加录用。而且在官员的录用晋升方面，“不问考试优劣，不计才能高下，不管政绩有无”，以籍贯为主。“这样一来，建立在文化基准上的全部文官制度，就名存实亡了......构成这个政权核心的高级官员，有半数是按照书读得越多越蠢的否定文化标准来选拔的”，“按照文化无用论的另外标准选拔，那么自唐至明不断改造的那一整套文官考诠制度，还有什么用？当知识不再成为推动官员进取的一种力量的时候，那么各个层次的官员便会停止对知识的追求，这不是中世纪的通例么？当文化素养不再成为统治集团成员衡量人品的主要标准以后，那么连中世纪舆论也公认属于卑劣的行为方式，便会被普遍采用作为攫取权力、财富和社会地位的正当手段，这不是中世纪的常规么？”（《走出中世纪》朱维铮著　增订本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7年1月第一版46－47页）
    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实行的是科举制，不管它本身有多少弱点，但它长期实行千年之久，这一存在就说明它对中国封建政治制度稳固所起的作用。封建统治阶级靠科举考试制度来实现其自身的组织、改造和稳定。任何人只要通过县级考试、就有法律特权，免受刑杖之苦等。任何人通过省考和殿考，就有了做官的资格。所以，教育的威望是与做官联系在一起的。“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前提和结论都是“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现在看来，考试本身，如选自四书五经上的某句话的发挥等，是无意义的。但是考试前后的考验和训练是严格的，会有益于人材的选拔。而且，一个山野之人，一下子成为官员，怎么会不尽忠于皇帝呢？俗语说，“二十年风水轮流转”。还是要引用弗里德曼的话：“这一体系所提供的无论是怎样的社会流动的客观机会，毫无疑问的是，它经常被人们认为是推动社会前进的有效机制”（《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刘晓春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年3月出版  68页）。
    作为中国封建政治制度稳固支柱的还有绅士，即“取得帝国功名的读书人在村落社区中享有非常高的地位”（同上）。这个地位与科举制是分不开的。绅士和读书人是有联系而又有区别的。生于绅士家庭中的人，不一定能保证成为一个中国传统的官员和学者。当绅士的条件有两方面：继承和训练。一个家族为培养一个读书人是不惜余力的，因此一个人做官以后，有必要来报答，有必要使家里的鸡犬升天。但是几代人下来，谁知道会怎么样呢？也许是“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大家族人口众多，也导致土地的分散。何况人事关系复杂，变化捉摸不定。当然，作为绅士的人家，官做得愈大，地位也就愈高，影响也愈大。所谓家世显赫，功名富贵。
    同时，我们要指出，在苏南模式中，工农兵学员和拿党校文凭的人在领导干部中占了很大的比例，可能一时是绝大多数。也许将来有机会，象1940年代潘光旦和费孝通一样对数以百计的清代官员来源作一统计，就会看得比较明白些了。如果一个大学，让许多拿假的大专或本科文凭的人当大学的领导和博导，甚至在下面安排许多这样水平的教授和系主任；而不用1980年代以来全国统考出来的大学生、硕士和博士，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大学？可曾似相识的，不仅是某些大学，还有政府机关。
    第二个客观原因是这里有一个常用的比拟“农村包围城市”。GCD是从农村包围城市的长期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文化较低的农民干部自然占了很大比例。苏南模式的环境也有些类似。1980年代初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突破了计划经济体制和单一的城市工业化体制，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改变了农村单一种植业和农业为主的经济结构。这是费孝通从1936年江村调查以来的理想的实现。这种突起的经济对地方政治必然会发生作用，加上当时苏州地市匆匆合并，老干部大量退出，造成了广泛的寻租（rent-seeking）环境，使得一批过去受政治因素和户籍制度影响，不能发挥才能的人有机会获取最大收益，包括财富、权力和声望。特别是大量乡镇企业干部进入苏南政府，获取一定的地位（相反，没有这种经济背景的有文化的城市干部和知识分子则困难些）；同时，随着对外迅速开放，思想教育放松，政治改革进展缓慢，埋下了腐败的蔓延的祸根。如果不能及时地通过思想和党纪教育以及政治改革，就有可能酿成严重的社会政治问题。姜人杰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
    现在已经不是《乡土中国》的无为政治时代。费孝通说，“人们喜欢的是从权力得到的利益。如果握在手上的权力并不能得到利益，或是利益可以不必握有权力也能得到的话，权力引诱也就不会太强烈。譬如英国有一次民意测验，愿意自己孩子将来做议员或阁员的人的比例很低。权力之所以引诱人，最主要的应当是经济利益。在同意权力下，握有权力者并不是为了要保障自身特殊的利益，所以社会上必须用荣誉和高薪来延揽”（《乡土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5年　62页）。

李旧苗

“1984年，姜人杰担任了上海缝纫机三厂吴江分厂的厂长、党委书记”，这是一个重要的阶段。我听前苏州市委组织部青年干部科的一个同志说过，姜人杰原来议过到青年干部科工作，后来回吴江到缝纫机去了。这个厂是一个很好的厂，我去过，和我原来工作过的苏州缝纫机厂比较，它明显要胜过一头。姜人杰熟悉乡镇企业，当然也了解改制的问题。网上传他说，比他钱捞得多的人怎么办，恐怕的确是他的一个思想问题。如果他一直当这个厂长，最后改制给他，他的儿子顺理成章地接班，有上亿的钱，倒是“合理合法”，而且并不少见。
    乡镇企业的评价，现在成为一个复杂的问题，连乡镇企业的定义也被重新定义。80年代，中央发过四号文件，把社队企业正式改名为乡镇企业，这时候乡镇企业就包括，乡镇办、村办、联户办、户办四个方面。但乡镇企业主要指乡村集体办的工厂，强调的是集体所有制。苏南坚持所谓社会主义的方向，当时大出风头，屡出高官。温州就不是这样了。然而，1997年，相当多数的乡镇企业面临亏损和改制的双重压力，《中华人民共和国乡镇企业法》开始从地域上来界定乡镇企业。只要地处乡村，利用农村资源，以农村劳动力为主的，就是乡镇企业。不过，这种做法并不能说明人们对乡镇企业的复杂认识过程和新的难题。苏州市统计局的年报上已经没有了“乡镇企业”这一栏。 90年代，以乡镇集体企业为主要特征的苏南完成所有制的改革之后，这种称谓实际上成了历史，可是有些人还是讳忌太深。
    苏南模式的变化首先是乡镇企业的变化，它是中国农村改革研究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它提供了深刻的教训。这个变化比较1980年左右农业上的生产责任制的变化，远要深刻得多的变化，因为这是从集体经济为主到私营经济为主的变化，但由于主客观原因，这个问题谈得较少。实际上，这是关系到中国农村的前途问题。 各地政策不同，应因地制宜。但比较而言，1980年前后，全国有一个相对比较统一的政策；后来地方的政策自主性较多，有时连苏州市实际上也不了解县里真正在干些什么？少争论，只干不说，成为似是而非的理由；或者会议上说的和实际上做的完全是两回事。这给调查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在苏南乡镇企业的历史上，一方面是“异军突起”，这是从邓小平开始形容乡镇企业最多的字眼。乡镇企业不仅解决了大批农民就业的问题，而且在当地的GDP中占了很大的比例，似乎乡镇企业比国有企业更有效率，不但可以跟当时的国营企业抢原料，抢市场，甚至开始抢人才，抢技术。乡镇企业的利润，不仅对当地的经济、教育、卫生和城市建设有直接影响，而且和市、县、乡镇和村庄各级官员的仕途和薪水都有密切关系。
    另一方面，乡镇企业可以说是地方政府一个附庸，甚至有的就是地方政府的小金库。由于产权不清，社会上的方方面面都向它伸手摊派，企业负担很重。1995年和1996年苏州市的乡镇企业产值利税率、资产利税率均降到历史最低水平，亏损企业和亏损额不断上升。而且，出现一些亏损大户和大镇，已经走入死胡同，靠自己已经很难了，除非是卖工厂。
    我们深入到下面自己熟悉的点上去，问题就更突出了。吴江的江村是费孝通教授60年来一直调查的地方，号称全世界了解中国农村的窗口。仅1996年有关的数据，实际上都是假的。细心人一看牛皮就可戳破。什么产值几千万，效益几百万，利润倒只有几千了。还有多少债务和利息没有算进去！江村的丝织厂承包给私人了。本村女人大多到外面去做工，到浙江的个体户厂里去，工资可拿800元左右，比村里工厂拿400元左右要多。镇上的支柱金蜂集团是从江村的缫丝厂发展起来的，一直很顺利，但现在也很困难，结果“改制”了。农民对本地的企业已经没有多少感情，异化了：对个别发了横财的干部是一肚皮的气。当然大多数村干部也很老实、很清苦。我很理解他们。乡镇企业神话的光环照耀了20多年后，它的光辉慢慢地黯然失色。
    外因是宏观环境的变化。当时对乡镇企业的优惠政策基本取消，能源、原材料价格上涨，税收上升，私营经济的冲击等。特别是由于上面要求高速发展的压力，盲目上马，又不择手段地借债；为了保证上面和职工的分配，挖空企业积累；产值第一，造成产品积压和赊欠。在过去的历史条件下，容许大量地投入资金，搞技术改造和基本建设来发展经济。这主要是靠银行的低息贷款，而银行所做的主要事情也是为了地方经济的发展。据说，以前有些企业的偿还贷款能力70％是来自国家的优惠政策，30％才是自身利润的积累。在前几年银根紧缩的情况下，苏州等县市仍然坚持固定资产高速度地发展。尽管当时高投入与高产出之比也是不那么协调，然而气候一改变，反而占了便宜。所以群众说，“能借到钱是本事，赖着不还钱更是本事。”但是客观形势已经改变。老办法、老经验，实际上行不通了，而且在广大基层干部和群众中造成与中央宏观政策顶牛的印象。
    内因是浮夸、虚报、冒进的老毛病，以及严重的贪污等。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内因起主要作用，这是毛主席的哲学思想。这个尖锐的问题谁也无法回避。
    历史的阴影也许可说明更深层次的内因。苏州的历史特点是地方势力强大，“江苏风俗奢侈浮华”，“钱粮历来不清”（《走出中世纪》朱维铮著　增订本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7年1月第一版206页）到清初大搞了一下，但后来又死灰复燃。直到“清朝一倒，万事自好”（33页）还是一种政治的幼稚病。“大商人利用政府大开卖官鬻爵门路的机会，捐班行贿，以官护商，靠包揽专卖，盗窃抢救国库等手段发财”（《走出中世纪》朱维铮著　增订本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7年1月第一版35）的历史传统源远流长。　
     原江苏省委第一书记许家屯的回忆录说，对别人的“自夸自大，‘虚报冒领’他人成就为已有的行为，更为反感”（《前言》）。但就是他自己在这本书里吹了牛皮。他说，邓小平同志来苏州，听他汇报时，无他人在场。他乘机告了状，说江苏“省委持反对意见的几个老人批评：‘不与中央保持一致’，‘不搞治理整顿还要盲目冒进’。但我们坚持高速发展的方针，到1979年，江苏省的工农业总产值（惠按：所谓产值指标在当时已是经济泡沫）。超过上海、辽宁，跃居全国第1位。以后也保持这种发展势头”（《许家屯回忆录》7页）。但“几个反对我的老人，指责我‘日子才好过几天，又搞浮夸’，‘只顾自己，向上虚报邀功，不想全省的日子怎么过’，把我说成是个极端自私的个人主义者，对我压力很大”（同上5页）。1984年邓小平同志说：“去年我到苏州，苏州地区的工农业年总产值已经接近人均八百美元。我了解了苏州的生活水平。在苏州，第一是人不往上海、北京跑，恐怕苏南大部分地方的人都不往外地跑，乐于当地的生活……这几条就了不起呀！”邓小平赞扬的是苏州地区农村劳动力的就地转移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快速转变。许家屯在海外说，邓小平的讲话是他当年的汇报，联想到他有关乡镇企业是“开关厂”的说法，反映了他的投机心理。许家屯一时连小平都骗了。而且，许的一个儿子的因经济问题被捕，在江苏影响极坏。这种风气带坏了许多人。腐败问题发展到今天，几乎成为一些乡镇企业垮台的主要内因。最后许家屯还是叛国出亡，身败名裂。
     乡镇企业最大的先天不足是社区干部所有制，使得农民实际上对集体产权没有任何支配权。一个镇的大权是在党委书记等少数人手里。其实，邓小平同志早就说过，我们现在的官僚主义，“同我们长期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管理制度必须对经济体制有密切的联系......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下，不妥当、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第一书记，什么事情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全国各级领导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个问题......这种现象同我国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有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328－329页）。
    也许从这个角度，才能理解杨小凯的话，“乡镇企业几乎没有创新性，因为这样的地方政府或集体所有的企业19世纪末在许多国家，如日本和中国清王朝都试验过，但是在保护企业私人权利的宪政秩序下，多数情况下这样的企业和集体所有的企业不具有竞争力”；“乡镇企业对经济发展的负面效应没有受到足够重视”。不仅是“村村办厂、队队冒烟”，简单化和分散化的吸引上海的工业转移，污染了环境；而且“干部社区所有制”决定了乡镇企业的政企不分，二位一体，书记兼厂长。真有些好笑，自己受到批评，所谓乡镇企业是“不正之风的风源”，是“挖社会主义的墙脚”的同时，却不许农民搞个人合伙企业，说是“资本主义”。请问，三年自然灾害时，死了多少人？这个教训告诉我们，凡是和农民对了干的时候， 就要出大问题了。农民对乡镇企业，从关心到不关心。以江村为例。负债谁来还？不还，有的金融部门不答应；要扣，扣得无为生；干部负盈，不负亏，一走了之；农民走不了。再说，1957年前，农村也有股份制，高级社以后是人民公社，一大二公了。农民又一次地被刮共产风，刮掉了集体的公共积累。据说，当时“苏南乡镇工业积累的集体资本，约在1000亿元左右”，流向何处？
    正当苏南乡镇企业发生很大困难的时候，“温州模式”探索一条主要依靠群众自身力量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新路子，一时显出强大的生命力。地方政府开始认识到，要正确地分析乡镇企业的变化，找出和浙江的差距；调整乡镇企业结构，加快个体私营企业发展等。过去江苏总以为乡镇企业是天下第一，浙江是小敲小打的个体户，怎么比得过？今天不同了。
    据称，“产权制度改革，投资主体多元化。具体地说，到1999年底，全省乡村集体企业改制面达92.4%，中小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基本结束，大中型企业的改制面也达52%。在实收资本中，非集体资本占的比重在52%”。请注意，这是关键所在。这种改制后的企业称混合经济企业和个体私营企业，归类于乡镇企业。而过去乡村集体企业才称为乡镇企业。“1999年乡镇工业增加值净增225.7亿元，其中个体私营企业净218.1亿元，占96.6%”。又说，“个体私营企业在乡镇企业增加值中的比重达到40%。在52%的大中型企业的改制面中，运行机制不够规范，法人治理结构不健全”。
    新的精神是“认识上放胆、放心，工作上放手、放开，政策上放宽、放活”，“2000年要完成全省的大中型乡镇企业的制度改革。 要改得使非集体资本的比重超过60%。大而亏的企业，在妥善处理债权债务的前提下，果断地采取破产、拍卖、兼并等方式，尽快盘活存量资产。内部股权比例上，除大而盈利的企业外，一般由经营者控股”。又说，可将一部分资产归职工所有，由职工股东大会决定分配方式；大中型企业一般不以“零资产”实行转让，资不抵债企业可以通过剥离债务，使企业出现一定数量的“净资产”再转让；力争农村个体私营企业经济总量和占乡镇企业的比重（三年后达45%）能够达到或接近浙江、山东、广东的水平。
    这些仍然基本上是技术操作性的报告。问题实际上要复杂得多。至少必须注意二个问题：
    一、为什么江苏的改制工作会拖到这个地步？是早就应当做了，还是目前迫不得已？有人说，苏南的产权改革应1990年左右进行，被推迟了5－10年。苏州大多数的乡镇企业亏本，资不抵债，影响到农民的生活，以市委农工部75％的负债率推导，也许即可明白。实际上是债务危机引发了苏南乡镇企业的改制。集体资产流失严重，试图通过老百姓的集资来弥补，结果诱发了债务危机，使得集体经济接近崩溃，改制成了惟一的选择。“苏南改制显然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只有改制，多种经济成分的力量才能调动起来，这一点不能因为存在不公正问题和不完善问题而被质疑”（2002-5-20苏南改制的前前后后 新望 北京中评网）。
    二、改制就会有流失，但不改就会有更多的流失。但不能否认，党内严重腐败影响到社会的公正分配。以兼并、拍卖、转让、资产重组等方式实现了乡镇集体企业的产权改制，近千亿元集体资产重新分配，这是有序或无序的撤退。有的地方将私有化作为解决税收的惟一重要出路。有些干部私利当头，缺乏法律规范和监督机制，变本加厉；而且，群众无发言权，有些干部清产核资时串通有关部门，在资产总额、资本利润率等方面弄虚作假 。一只是政府行政的看得见的手，另一只是家族等社会网络等看不见的手。办法之一是制造虚假信息，企业资不抵债，但政府和银行不得不为之负责，并且无利可图。似乎没有价值的企业财产，在交易中没有多少价值，但对某些人来说，却正是大可做交易的时机。谁有权参与决策？只有极少数人。有时甚至是定进度、压指标、甩“包袱”。有的工厂有的是非要原厂长吃下来的，不能让他一溜了之，否则要动用检察院了；又强迫群众入股，否则让职工下岗；另外的一种情况是改来改去，总是在原有的厂长经理的家族朋友的圈子里转？有多少中央大员来考察过的大工厂，怎么国家和集体的资产流失到这样少的地步？在这个过程中，逃避金融债务，化公为私，无偿分给个别人。这种风气不是一纸空令就可以制止的。
    苏州改制，从乡镇企业到集体和国营企业基本上都是在“秘密”状态下改的，这些有关的人一夜间成为千万、亿万富翁的人，大有人在。社区干部所有制是不是正变为社区干部及其子女的所有制？这是反映社会现实的一面镜子。干部子女有没有特权？如果有的话，新的不平等是如何造成的？利用权力已经完成了原始积累，你有什么办法？文化大革命中，中央说军队干部子女不参加地方文化大革命的组织，是一下子就做到了。
    先富起来的人是谁？是农村干部和个体户。比较以前的大锅饭，“让一部人先富起来”，是一种进步。它的激励作用可以从不同角度来看，并不说所有先富起来的人都是属于“既得利益集团成员”。但在1980年前后的包产到户中，并没有这样的分化，基本利益是一致的。乡镇企业兴起，中央对地方控制的示弱或新的控制方式重建中，发生了分化。有些地方官员与“农村既得利益集团”相互勾结，升官发财，实惠很大，而普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孤立无援。这是历史的必然吗？问题是这样一个“农村既得利益集团”能否促进农村的民主改革？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在我看来，这个集团中许多人没有文化、低效率的工作经验等经历都使人不容乐观，倒是拉关系、吹牛皮的老办法，令人“敬佩不已”。
    管理层不公正地买断产权，实现私有化，即使有助于社会效率在一定时期的提高，但从长远来说，是一种破坏性的不平等，为社会的正常发展可能埋下了动乱的火种。文化大革命的产生不是毛泽东纯粹个人的行为，它也有一定的基础。当时，有农民对1960年困难的回忆，对干部特殊化的批判，都是证明。苏州目前的许多困难就是由于当时的改制。这是现在的实际！据银行的人说，一下子有关账目的情况就变了，从银行可查出许多真实数字。报纸上有俄罗斯总统普金以侵吞国有资产罪捉拿某报业大王。中国将来会不会在改制上“翻烧饼”呢？
    这是一个眼皮底下的教训，但这不妨碍我认为目前的主流还是一个进步。苏南经济的发展形势，热气腾腾，未去过的人是体会不到的，纸上得来终觉浅。开发区不断发展，如松陵开发区与吴县市接壤，盛泽开发区扩大，我都不认识了。东方丝绸市场的作用很大。盛泽开发区一窝蜂，都说风水好。2000年左右盛泽镇出现一批亿万富翁，还有三个有二十几亿左右资产的亿万富翁，据说其中还有一位是江苏首富；千万富翁总数有几千个。我刚认识的一位。他脸色红润，充满自信，和我说话时直来直去。个体户不怕说自己有钱，这是一个重要的信号！盛泽镇就是在2000年左右经济基础发生了变化。
    上述的苏南私人资本积累与迅速扩张的冲击，对人们不免产生诱惑，姜人杰及其儿子眼看着大量个体私营业主成为百万、千万富翁，心理不平衡、行为扭曲是可以理解的。传说，姜人杰得知可能判死刑时，说：“判我死刑？那别人搞的钱比我多好几倍，怎么判？”这不是一句偶然的话，反映了历史和当前时代的某些特征。
    全国范围内大力发展经济开发区、工业园，结果是农民不断地失去土地，激烈地改变了农民的传统生活方式，所得征地补偿费可能不足以安度余生，这正是影响社会稳定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难题。随着“圈地运动”的发展，地方过度依赖土地收入， 用地违规，甚至是政府炒地。通过土地的有偿出让，确实为城市的发展建设积累了部分资金，但不断产生大量的房地产泡沫。权力非法干预土地问题，同时又没有很明确的亲属回避制度，不可避免地产生腐败，很多贪污问题都是从审批权产生的。
    问题还在深层。这次上海社保案是由苏州一个乡下人张宏坤牵出来的。陈云老早就说过，“江浙一带历史上是投机活动有名的地方，坏分子的活动都熟门熟路”（《陈云文选》1956－1985年　人民出版社　1986年　277页），真是有远见了。现在到处说，苏州没有象上海那样的问题！这要如何看？其实，上海的问题从来都是千丝万缕地和苏州联在一起的。苏州和上海的关系特殊，文革中造反派结在一起，老干部也联合起来反对他们（当时我在上海，去一些老干部家串联过，他们的子女也来过我家，如当时所谓上海“最大的走资派”陈的大儿子），后来乡镇企业和现在生意经也结在一起。上海社保案中一关键人物是苏州农民，决不是偶然的。又如“陈良宇明知其弟陈良军不具备土地开发的资质和条件，为徇私情同意有关部门违规为陈良军征用土地，导致537亩土地被征用，其中183亩系由耕地转为建设用地。陈良军最终违规获得354亩土地使用权，给国家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人民币3441万余元。后陈良军将其获得的土地使用权变相倒卖，非法获利人民币1.18亿元”（披露陈良宇案在津审理相关内情2009年02月16日 新华网天津频道）。 这种类似的土地使用权变相倒卖正是一种“先进性”诱导，并且导致社会结构的恶变，这是真正的问题所在。
    2001年2月，姜人杰出任苏州市副市长，分管城市规划、建设、管理、交通、市政公用、邮政、电信、园林和绿化、房管、房改、房地产开发、防震抗灾、人防工作等13个大类，并兼任第28届世界遗产大会常务副总指挥和苏州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我想，姜人杰可能自以为他真正敛财的机会终于到了。
    苏州地产此时正值高速发展，苏州城市用地的出让方式进行重大改革，将原实行土地有偿使用、协议出让的做法，转变为经营性项目用地一律以招标拍卖或挂牌交易的方式供给，建立了统一规划用地、土地储备收购、土地市场交易等与市场经济发展相一致的供地制度。苏州的拍卖地块在不断地向城市周边扩张，有关数据显示：截止2004年8月底，从实行土地挂牌拍卖以来，苏州已出让经营性土地1423.14万平方米，合计成交总价300多亿元人民币。2001年苏州的房价平均值还只是1700元／平方米。以后苏州的房价也直线上升。姜人杰力挺房价，“政府是不会让房价走下坡路的”。
    这里有多少巨大的利益、天文的数字！比姜人杰搞的钱多好几倍，只要“合理合法”，你也无可奈何。不过姜人杰创纪录的单笔受贿8250万是清楚的，它来源于土地置换。一般说，土地用途不能轻易转变，除非政府特批。姜人杰手上特批的权力，可将工业用地转为商业用地，价格可以相差10倍甚至20倍以上。如苏州工业园区工业用地的价格在每亩15万元左右，而商业用地则可高达每亩300万元以上。姜人杰事先与开发商商量好，以约定的低价拍卖成交，双方再从所得利润中分成。姜人杰事发的直接原因，是福海拍卖有限公司注册资金来源有问题，而这家公司的总经理正是姜人杰的儿子姜荑。据说，到2004年4月，福海拍卖行的业务总量为8个多亿(按5%佣金计，收入可达4000万)，而苏州市拍卖行业一年的业务总量也就20个亿左右。福海拍卖行拍卖的无一不是政府与国有资产。姜荑好大的“本事”，不靠老子是副市长？但我认识的许多苏州市地市级的离休老干部（1953年左右的苏州市副市长的任命是周总理发委任状的，他们这些人在原岗位上一干就是多年，很少有升迁的）的子女 ，只是在做一些普通工作，有些还下岗，真是没有“本事”了。
    至于说到在苏州召开的世界遗产大会和古城保护、交通城建的关系，是比较复杂的历史问题，主要责任不在姜人杰。当时为世界遗产大会，姜人杰曾两次到政协主席会议上汇报，我当面提出过不同意见，有关世界遗产大会建设项目的作用是有限的。至于，姜人杰说苏州市“经营城市的有益探索”，“经营城市的核心就是要有效地利用城市拥有的多种资源，使之转化为真正的生产力”，是含糊其事。什么是真正的生产力？是不是破坏古城、卖地，才是“有效地利用城市拥有的多种资源”？在苏州城市建设和古城大规模改造的加速过程中，要不要真正地按照1982年国务院的批复，全面地保护古城？这还是小平和陈云同志做了批示的。在苏州历史上，从来没有这样中央重视过的例子。如果真的这样做下去，那么苏州古城就会比周庄、同里更好，更有价值。但以后有严重的失误!例如，干将路完全没有按照1982年国务院的批复的规划来做。全面破坏苏州古城，拆老房子，开大马路，建高楼，开汽车，停汽车，人愈来愈多，搞得现在城内走路都难了，只要你在大街小巷转，这样的感觉是愈来愈强烈了。地产商在利益驱动下纷纷涌进苏州古城，加剧商业开发，到处乱搞，一发不可收拾！但这些几乎是公开的错误，还是没有人管，至今如此。不知何方神圣，居然能近年在世界遗产艺圃的西边盖了两栋大楼，破坏了周围的环境！
    尽管苏州市早有类似的规定：“全市干部不准插手经营性土地出让、建设工程招投标、产权交易等重大事项的正常进行；不准以任何名义收受与其行使职权有关系单位、个人的现金、有价证券和支付凭证；不准利用权力为配偶、子女以及身边工作人员牟取私利；不准大操大办婚丧嫁娶事宜，并借机敛财；不准用公款相互宴请，大吃大喝”。但是，诚如有人感叹的，“城建和交通像两个黑洞，多少官员被吸了进去”，“他拥有了太多、太集中的行政权力，把自己置于一个高风险的黑洞口。”城建投资从2002年开始就超过100亿元。苏州房地产开发热同样达到了一个高潮。苏州房价逐年上涨：2001年平均值还是1700元／平方米，到了2003年，市区房价已达到3700元／平方米，2004年更涨至近7000元／平方米。“有权不用，过时作废”，姜人杰为什么不干一下呢？
    姜人杰不懂社会学。其实，米尔斯（Mills，Charles Wright）在《社会学的想像力》一书中早指出，“私人生活充满了一系列陷阱”，“战胜不了自己的困扰”，“由他个人生活的轨道界定”，“受工作、家庭与邻里具体背景的限制”，而且会觉得越了解，“似乎陷得更深”，“造成这种跌入陷阱的感觉的，就是世界上各个社会的结构中出现的似乎非个人性的变化。当代历史的事实同时也是每个男人与女人成功或失败的故事”（ 陈强，张永强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第1版，1－2页，2001年）。
    通过姜人杰的考察，可以说人情、面子、关系为核心的解释体系，如果缺乏“利益”和“政治”这两个概念，就不可能解释当前“苏南模式”的特定社会变迁场景，也不能理解个人的生活与社会的历史的关系。“人们只有将个人的生活与社会的历史这两者放在一起认识，才能真正地理解它们。然而，人们一般不是根据历史的变迁与制度的冲突来确定他们所遭受的困扰。他们一般不将自己所享受的幸福生活归因于他们所处社会的大规模起伏变动。因为他们对自身生活模式与世界历史的潮流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几乎一无所知，普通人往往不知道这种联系对于他们将要变成的那种类型的人，对于他们或许要参与其中的构建历史的过程意味着什么”（同上）。　
    回想2004年江苏省委在南京召开领导干部会议，宣布执行中纪委给予原江苏省委组织部长徐国健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的决定时，李源潮说，“全江苏的党政干部都要引以为鉴。江苏的绝大多数党政干部是好的，是廉洁自律的。但徐国健案件的发生说明，任何党政干部不论职务多高，不论出身多好，不论过去有什么功劳，只要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出了偏差，在思想做了名利、地位、金钱、美色的俘虏，就会经不起长期掌权和市场经济的考验，就会经不起各种腐朽思想和事物的腐蚀，就难免掉入腐化、腐败的泥潭”；“李源潮最后要求，全省要以查处徐国健案件为契机，从教育、制度、监督入手，全面加大反腐倡廉的力度。要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和管理，坚决防止以权谋私。加强制度建设，用制度制约领导干部的用权行为，坚决堵塞发生腐败的漏洞，使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要做到教育在前，使干部不想腐败；约束在前，使干部不能腐败；监督在前，使干部不敢腐败，保证江苏的党政干部队伍是一支真正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清正廉洁、党和人民信得过的队伍”（2004年11月30日人民网时政各地要闻《新华日报》沈伟 金伟忻） 。
    这些话说得多么好！“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这正是苏州三十年改革开放的重要经验教训之一。

老木匠

[转贴]我的乖乖，真让我开眼：国内代表团竟花高价买这个
文章提交者：赤道之雪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从奥兰多到迈阿密的路上，经过一个小的 outlet停了下来休息。我居然发现那里有一个药店，里面的招牌和服务员都是中国人。看来这是典型地为中国游客服务的药店。然后，我就看到同志们轻车熟路地到药店里面要求购买什么深海鱼油，还有什么正宗的美国伟哥。等我们出来，我居然看到一个课长买了一大箱的伟哥，而且是包装的好好的（估计是提前预定的），说花了几千美金。然后他们开玩笑说是领导指定购买的，而且要送给很多领导的，丝毫不避讳。我的乖乖，还真是让我开了眼界了。

在途中吃中午饭的时候，依然是到了一个自助的中餐馆。然后，一路上一位一直看起来很温文尔雅，不太说话，总是睡觉，某扬州的局长表演了精彩的一幕。

我们的局长大人看到餐馆有辣椒酱卖，就打开了一罐，闻了闻，尝了尝，还是决定不要了。参观的伙计说：你拆了封口，就得购买啊。我们的局长哪里见过这样的“强买强卖”，突然发飙，怒斥伙计：你算什么东西？你以为你有钱么？老子的钱比你多得多，你开个破饭店有什么了不起的…等等，把那个可怜的小伙计吓得目瞪口呆。幸亏老板赶出来，估计实在不愿意得罪来自国内的干部，毕竟他们的消费能力要比那些私人旅行团高不少，赶紧道歉，说没关系没关系，随便看，不买没关系。唉，局长大人的形象瞬间全部毁掉了。

一路上我们分别在纽约，奥兰多和迈阿密逛了三个outlet，我们的同志们自然不会放过采购的机会。一个苏州很年轻的局长大人，似乎是海归分子，英文说的很流畅，在纽约直接就购买了一个超级大的新秀丽的箱子，我当时看了都有点呆在了，简直如同到日本买了个大彩电回国一样，也太不至于了吧。但是他让我更加吃惊的是在迈阿密的outlet，他买了著名的维多利亚的秘密的内衣，而且很得意地说：我从纽约开始就在找这个牌子地内衣，终于在这里买到了。难怪广告说：要想打动女人地心，就给她买维多利亚的秘密。

还有一个的同志也是豪放，在奥兰多的outlet买了一个1000美金的LV，说是要送给太太的。我发现我似乎很难狠下心给我的太太买一个1000美金的LV―――诸位，在美国的1000美金的LV在国内就是2000美金的价格哦。我只能买了一个100美金的COACH。

前文已经说了，同志们在奥兰多的选择――鄙视美国的航天城，坚定要去环球影城。同样到了迈阿密之后，他们立即要求导游带大家去所谓的裸体海滩。我们的导游是个年轻貌美的女士。于是我们的同志就开始挑逗导游：导游，到了海滩，你也脱吧。

结果我们的导游似乎对付这样的同志很有经验，不动声色地说：没关系啊，那你也要脱啊。我没有所谓啊，你也要脱啊。我们的同志立刻没了下文了。看来我们的同志还是要提高自身的能力，否则出国了却给女生欺负啊。

到了海滩，我们的同志们及其兴奋地到处张望游荡，可是那里明明挂着一个牌子：警告：从这里向前会有人裸体，禁止在沙滩上游荡。可惜，我稍微看了一下发现只有一些中年男人光着身子在穿梭，而远远的似乎是女士，大多趴在沙滩上，看来要让同志们扫兴了。我们团的最大的领导也饶有兴趣地在沙滩上考察。

总之，这次一周的和这些同志们的相处，实在是一次有趣的经历。由于是代表团，接待的规格比较高，行程安排比较合理宽松；也使得我有机会近距离地接触了今天同志们的众生百态。一方面是感慨他们的自鸣得意的自我感觉，一方面是不愿意与他们同流合污。看来，正如陶渊明所言，实在无法为了五斗米去迎合领导，委屈自己。还是在企业里面快乐自由地生存吧。

剑影秋歌

仔细看完，内容超长。据我所知，费孝通的确对姜人杰有好感，这也没什么好避讳的。费的好感对姜的提升当然也有一定的作用。墙倒众人推罢了。

里面提到一个观点倒很有意思，惠海鸣觉得老子贪污儿子似乎应该去揭发，其实从子为父隐的角度来说，不揭发倒是人伦之常。

旧苗兄，还有之二之三吗？

网事情缘

这个文章有看头。

据球球禀报，惠海鸣是惠浴宇的公子。

李旧苗

原帖由 网事情缘 于 2009-4-27 22:50 发表
这个文章有看头。

据球球禀报，惠海鸣是惠浴宇的公子。

纠正一下，惠海鸣并非惠浴宇的公子。惠浴宇系惠海鸣外公的三弟，惠海鸣外公的四弟即周惠（原名惠珏），曾任内蒙古第一书记。惠海鸣的母亲惠廉曾任苏州市副市长、代市长。惠海鸣父亲是刘铁珊，曾任苏州地委副书记、苏医党委书记。


回秋歌，暂时只有之一，也许会有之二之三吧。



惠海鸣，1947年8月生。苏州大学哲学硕士，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曾任昆山市市长助理、吴江市市长助理、苏州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副所长、zhonggong苏州市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现任吴江市江村研究所主任，吴江市费孝通研究会理事。著有《江村发展及其背景（1957年6月-1965年）》，译有《中国绅士》（费孝通著）。

李旧苗

李旧苗

苏州市委书记王荣调任深圳市委副书记（将有可能出任深圳市市长）



    中评社北京6月12日电／6月12日深圳卫视《正午30分》报道，近日中央批准，王荣任广东省委委员、常委。广东省委批准王荣同志任深圳市委委员、常委、副书记。12日上午，深圳市委书记刘玉浦主持召开全市干部会议，广东省委组织部长胡泽君宣布中央和省委的人事任命决定，王荣在大会上讲话。王荣现年51岁，博士学位，此前任苏州市委书记。
　　王荣简历：
　　1958年出生于江苏省滨海县。
　　1975年高中毕业后在该县农村插队劳动。
　　1976年加入GCD。
　　1978年考入江苏农学院，就读于农业经济系农业经济管理专业。
　　1979年转入恢复的南京农学院，自此连续攻读学士、硕士、博士学位，1988年在南京农业大学毕业。研究生期间，主要学习与研究领域为农村资源经济、发展经济的理论与政策。毕业后留校，继续从事同类学科方面的教学与科研。
　　1988年破格晋升为副教授。
　　1989年任南京农业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副院长。
　　1990年任南京农业大学校长助理。
　　1991年获国家公派留学资助，以高级访问学者身份赴荷兰Tilburg大学进修并合作研究。
　　1992年回国后兼任南京农业大学校长办公室主任。
　　1994年任南京农业大学副校长，同年晋升为教授，享受国家政府特殊津贴。
　　1996年，被批准为博士生导师。
　　1997年调任江苏省农业科学院院长。
　　1998年任江苏省政协常委、省科协副主席。
　　1999年任江苏省农林厅副厅长、党组副书记。
　　2000年任江苏省教育厅厅长、党组书记、省委教育工委书记。
　　2001年6月调任无锡市委副书记、代市长。
　　2002年1月任无锡市委副书记、市长。
　　2003年3月任无锡市委书记。
　　2004年任苏州市委书记。

李旧苗

苏州政坛顺风顺水
王荣前三任书记，分别是陈德铭、王珉和梁保华
王荣前任陈德铭，现任商务部长
陈德铭前任王珉，现任吉林省委书记
王珉前任梁保华，现任江苏省委书记

剑影秋歌

呵呵，下任书记是谁？李云峰，还是蒋宏坤？

剑神隐居江南

王荣8日起身带队赴上海，再赴杭州。8日下午，已让其秘书准备深圳相关资料。如此说来，其实8日已知道要到深圳上任。

金丝铁线

2003年3月任无锡市委书记。
　　2004年任苏州市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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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苏州市委书记就是无锡市委书记，那太湖蓝藻，无锡怪苏州，苏州怪无锡的搞啥么事搞？

李旧苗

呵呵，下任书记是谁？李云峰，还是蒋宏坤？
剑影秋歌 发表于 2009-6-13 15:06

李是现任常委，接任的可能性更大一些，不过他一直从事文字和秘书工作，主政一方的经验肯定是不如蒋。如果李来苏州的话，我猜测李小敏可能会接他的秘书长位子，进常委。而蒋宏坤，也许会平调接李小敏的位子，当然，来苏州也有可能，毕竟，他对苏州的情况，比李云峰熟悉得多。李云峰是无锡人。呵呵，以上纯粹是猜测。

李旧苗

2003年3月任无锡市委书记。
　　2004年任苏州市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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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苏州市委书记就是无锡市委书记，那太湖蓝藻，无锡怪苏州，苏州怪无锡的搞啥么事搞？
金丝铁线 发表于 2009-6-13 17:39

现任无锡市委书记，之前任苏州市市长。

李旧苗

深圳代市长王荣首度亮相　网友大赞“好帅”




    中评社北京6月13日电／深鞠一躬，携教授、博士生导师头衔“空降”深圳任代理市长的王荣完成了在深圳市人大常委会上的首次亮相。“顺民心、惜民力、知民情、重民意”，王荣用这12个字对自己履新感言中的“为民务实”作出诠释，“能够与深圳人民命运与共，我深感荣幸。”
　　一天完成两项任命
　　南方都市报报道，上午亮相全市干部会议，下午接受市人大常委会投票表决，随后立即与深圳市政府领导班子碰头。昨日履新深圳的王荣可谓马不停蹄。
　　在昨日上午广东省委副书记、深圳市委书记刘玉浦主持召开的深圳全市干部会议上，广东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胡泽君宣布，中央批准，王荣同志任广东省省委委员、常委，省委批准，王荣同志任深圳市市委委员、常委、副书记。免去许宗衡深圳市委副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昨日下午，深圳市人大临时举行召开第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在接受许宗衡辞去深圳市市长职务后，表决通过了任命王荣为深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代理市长两项议案。
　　主持会议的刘玉浦随后宣布，王荣正式担任深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代理市长。
　　在一天的时间里，王荣完成了党内职务和政府职务的双项任命。
　　履新感言强调“为民”
　　履历表显示，这是王荣首次在江苏省以外的城市出任领导。在昨日的履新感言中，他对深圳作为改革开放排头兵的地位和经验给予了高度评价。
　　“在我过去的不同岗位期间，我始终注意分享深圳改革开放的经验，不断地从深圳的发展道路当中汲取营养。”任职苏州市委书记期间，王荣曾在2007年专程率苏州市考察团赴深交流两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共商合作发展事宜。昨日，王荣多次提及深圳改革开放经验，认为这些经验“弥足珍贵”。
　　“能够到深圳这个人杰地灵充满活力的地方工作，能够和聪明智慧求真务实的深圳干部共事，能够和勤劳勇敢、敢闯敢试的深圳人民命运与共，我深感荣幸。”
　　在谈到自己就职深圳代理市长后的工作目标时，王荣尤其强调了“为民务实”的施政理念，“顺民心、惜民力、知民情、重民意，使各项工作经得起历史和人民群众的检验。”他表示，在职期间，一定会保持清正廉洁本色，“堂堂正正清清白白做人，扎扎实实兢兢业业做事。”
    上任有利“稳定军心”
　　在昨日上午的全市干部会议和下午的人大常委会上，对于中央和省委安排王荣成为深圳领导班子的一员，刘玉浦表示，充分体现了中央对深圳的高度重视和深切关怀与支持。当前在深圳贯彻实施珠三角《纲要》和《深圳市综合配套改革总体方案》，推动新一轮科学发展关键时期，中央和省委及时作出决定，安排王荣到深圳任职工作，是中央和省委对深圳一份特殊的厚爱。在深圳发展的关键时期，这一安排有利于鼓舞深圳士气，安定人心，有利于保持深圳工作的连续性稳定性，有利于维护深圳改革发展和稳定大局。
　　曾是江苏最年轻省委常委
　　资料显示，王荣2004年10月接替调任吉林省委副书记的王珉，出任zhonggong江苏省委常委、苏州市委书记，是当时最年轻的江苏省委常委。此外，王荣还是十七届中央候补委员。深圳市政府门户网站还公布了王荣的电子信箱[email protected].
　　据了解，王荣在读研究生期间，主要学习与研究领域为农村资源经济、发展经济的理论与政策，留校后继续从事同类学科方面的教学与科研，拥有教授和博士生导师头衔，是一位学者型官员。自2004年他上任苏州市委书记后，苏州的经济发展在全国继续保持领先地位。
　　2006年，时任江苏省委书记的李源潮到苏州视察时，曾评价苏州经济“在总体上实现了一个不含水分的、人民群众得实惠的、老百姓认可的全面小康，对全省是个巨大鼓舞”。
　　代市长亮相被赞“好帅”
　　昨日下午参加人大常委会会议时，王荣一直坐在主席台对面，背对大家，记者只能看到一个侧面的轮廓。
　　在深圳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王穗明介绍完王荣后，一直背对着大家的王荣才走到前面发言席，面向大家，旁边两位本来忙于记录的媒体记者抬头看到发言席上的王荣后，脱口而出“好帅啊。”
　　而在奥一网网友留言中，不少网友也关注到了新任代市长的外貌，称赞他“虎目虎眉”，甚至有网友直言“长得好帅，可以代表深圳形象”。
　　回应追访“有机会见面”
　　王荣的上任也成为港媒关注的对象。昨日下午，不少香港媒体记者为第一时间采访到王荣一直在深圳市人大办公区门外等候。
　　王荣在亮相人大后，随即转赴市政府开会。记者们赶紧跟上提问：“王市长，能请您谈谈对深港合作的看法吗……”
　　一直快步走路的王荣因为记者的采访停下脚步，回过头来对记者挥了挥手，笑着表示，“以后会有机会见面的。”
    网友建“高楼”给代市长捎话
　　王荣来到深圳担任市委副书记、代市长，这个消息昨日刚在网络上公布，奥一网的网友们便表示了极大的关注，希望通过网络把心里话传递给王荣。
　　“A型狮女”对王荣提出了三个期望：1.执政透明化，不忽悠、不作秀，为民做实事；2.深圳是一座移民城市，希望代市长能多关注外来建设者们；3.希望代市长能顶住压力，将房价降下来。
　　除了房价，在“五楼”跟帖的“英雄神仙”则希望代市长能将苏州的城市管理模式复制到深圳来。他建议代市长微服去关外看看，比如离深圳市区最近的布吉，体会一下关内和关外不同的民生环境。
　　截至昨晚记者发稿时，奥一网《给代市长捎话》的帖子已经建到了113层，新闻专题近千条留言向代市长表达期待和寄托。
　　政坛“苏州现象”频出省部高官
　　近些年来其外资经济的发展被总结为经济上的“苏州经验”。与之相随，近20年来，从苏州市委书记、市长任上走出的省部级高官不在少数，这一现象被媒体称为政坛“苏州现象”。
　　较早从苏州走出的省部级高官是刚刚卸任不久的教育部原副部长章新胜。1989年至1997年，章新胜与苏州结缘8年，曾任苏州市长。到美国哈佛大学学习归来后历任教育部部长助理、副部长，党组成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主任。
　　在现任中央委员中，有两位曾任苏州市委书记，分别是现任江苏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梁保华和现任吉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珉。
　　现任商务部部长陈德铭，曾任苏州市长、市委书记，是十七届中央候补委员。
　　此外，曾任苏州市委书记的杨晓堂先后任国家开发银行党委副书记、副行长，中国电子信息集团公司总经理，是十五届中央候补委员。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47岁的现任无锡市委书记杨卫泽亦曾任苏州市长。改革开放后，素有“小上海”之称的无锡，经济总量始终位居全国大中城市前十位，成为全国15个经济中心城市和13个较大城市之一。
　　从苏州走出去的高级官员，多有“学者型官员”之称。和王荣类似，王珉曾是南京航空学院机械制造专业博士研究生，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任教，任职至副校长。陈德铭则是自学成才的学者型官员的典范，他一度被外界评为“罕有的具国际视野的官员”。章新胜曾两度赴美国留学，并获得哈佛大学设计学专业硕士学位。而现任苏州市长阎立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信息与系统专业，曾长期任职于信息产业研究和管理机构。

李旧苗

王荣代理深圳市长　强调清白做人



    中评社香港6月13日电／12日上午，深圳市委书记刘玉浦主持召开全市干部会议，广东省委组织部长胡泽君宣布中央和省委的人事任命决定，王荣任广东省委常委、深圳市委副书记。
　　大公报报道，当日下午，深圳市召开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会议接受许宗衡辞去深圳市市长职务，提请任命王荣为深圳市副市长、代理市长。王荣表示，将坚持高举改革开放的旗帜，顺民心，惜民力，知民情，重民意，保持清正廉洁的本色。
　　深圳市委书记刘玉浦，常务副市长许勤、李锋，副市长卓钦锐、张思平、李铭、唐杰，市府秘书长李平等深圳市主要领导，深圳市人大、政协、各区主要官员、政府各职能部门领导均有出席今天上午的会议。
　　刚刚被解职的原深圳市市长许宗衡涉贪被调查的地震波尚未散去，焦点人物王荣的深圳首亮相格外引人注目。王荣的到来对于深圳稳定人心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临危受命的王荣在深圳众官员面前强调清正廉洁，保持深圳创新精神。
　　强调无私清白做人
　　王荣表示，在过去的不同岗位中，他始终注意分享深圳改革开放的经验，不断从深圳发展中汲取营养。深圳在改革开放中取得的成功和经验令人骄傲，弥足珍贵。对于有机会能够来到深圳工作感到非常高兴和振奋。他称，有信心、有决心、尽心尽力、尽心尽责，不负重托，不辱使命。他将以饱满的热情，求真务实的作风和创新精神，不遗余力地做好本职工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深圳做出应有的贡献。
　　王荣强调，将坚持高举改革开放的旗帜，坚持科学发展的方向，保持为民务实的作风，保持清正廉洁的本色。在以后的工作中将努力做到四点：一是坚持高举改革开放旗帜，使深圳的国际竞争力实现新的跃升；二是坚持科学发展方向，推动深圳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继续走在全国前列；三是保持为民无私的作风，顺民心，惜民力，知民情，重民意，使各项工作经得起历史和实践的检验；四是保持清正廉洁本色，堂堂正正、清清白白做人，扎扎实实、兢兢业业做事，为深圳的繁荣发展不懈奋斗。
　　公道正派 被寄厚望
　　广东省委组织部长胡泽君说，王荣到深圳任职，是中央从全国和深圳工作的大局出发，充分考虑到深圳市的特殊地位和领导班子建设实际，认真研究做出的决定，充分体现了中央和广东省对深圳工作的高度重视。并对其表示在深圳展开工作表示信任。
　　广东省对王荣给出了很高的评价。胡泽君称，王荣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知识面宽、视野开阔，富有改革创新精神，熟悉经济工作，组织领导能力强，工作实绩突出。领导经验丰富，处事沉稳派。考虑问题全面，驾驭全局能力强。公道正派，作风务实。
　　深圳市委书记刘玉浦表示，当前在深圳贯彻实施珠三角改革规划纲要和深圳综合配套改革总体方案、推动科学发展的关键时期，中央和广东省有关王荣到深圳工作的安排，非常有利于鼓舞士气，安定民心。非常有利于保持工作的连续性、稳定性，非常有利于维护深圳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他要求深圳市政府各部门领导全力支持并密切配合王荣的工作。他还希望深圳把反腐倡廉工作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深圳正处于发展的关键节点，土地发展空间的局限，新一轮改革难度的加大，前任深圳市长许宗衡涉贪留下的余震犹在，所有这些注定王荣今次深圳就职将面临巨大的挑战，王荣如何处理官场腐败残局，怎样加强深港关系等都将深受瞩目。
    王荣：清白做人 扎实做事
　　另外，文汇报报道，深圳市人大常委会昨天举行会议，通过任命王荣为深圳市副市长、代市长；此前经中央批准，王荣任广东省委委员、常委；广东省委批准，王荣任深圳市委委员、常委、副书记。王荣在会上更当众公布包括“清白做人、扎实做事”在内的四大承诺，并决心使深圳的国际竞争力实现新的跃升。  
　　zhonggong广东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胡泽君在深圳市领导干部会议上宣布，经zhonggong中央批准，王荣任zhonggong广东省委常委，提名深圳市市长候选人。会议还宣布，zhonggong广东省委批准，王荣任zhonggong深圳市委副书记，并接替许宗衡的党内职务。按程式，市长一职需要经人大通过任命。下午举行的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同时已履行了免去许宗衡市长职务的法律手续。  
　　刘玉浦称王“空降” 有利稳定大局  
　　在上午召开的领导干部会议上，王荣表示，在以后的工作中将努力做到四点：一是坚持高举改革开放旗帜，使深圳的国际竞争力实现新的跃升；二是坚持科学发展方向，推动深圳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继续走在全国前列；三是保持为民无私的作风，顺民心、惜民力、知民情、重民意，使各项工作经得起历史和实践的检验；四是保持清正廉洁本色，堂堂正正、清清白白做人，扎扎实实、兢兢业业做事，为深圳的繁荣发展不懈奋斗。  
　　广东省委副书记、深圳市委书记刘玉浦表示，在深圳贯彻实施《珠三角改革规划纲要》和《深圳综合配套改革总体方案》、推动科学发展的关键时期，中央和广东省有关王荣到深圳工作的安排非常有利于鼓舞士气，安定民心；非常有利于保持工作的连续性、稳定性；非常有利于维护深圳改革发展，稳定大局。  
　　王荣现年51岁，博士学位，此前任zhonggong江苏省委常委、苏州市委书记。今次王荣“空降”深圳，为近日原深圳市市长许宗衡涉嫌多重违纪接受调查而引发继任者的猜测，带来一个明朗的资讯。  
　　网站为王荣辟专栏 提出几点期盼  
　　许宗衡接受调查一周以来，深圳各界在对此事感到震惊之余，都对新市长充满期待。今日上午宣布王荣成为深圳市长候选人之后，网路上反映热烈。有当地网站论坛甚至为即将上任的新市长开辟专栏：“听闻新市长王荣即将上任了，我有几句话想对您说”，半天之内集聚极高人气。网友说：“首先欢迎您在这个特殊的时期担任深圳的市长。您从江苏来，可能对深圳特区还不那么熟悉，这边气候不同，尤其最近经常阴天伴有雷暴。不过我相信在您上任后，会慢慢转晴。希望是如此！”  
　　网友提到对即将上任的新市长几点期待，包括“行政透明化”、“充分发挥深圳特区的先锋作用”，以及“希望能顶住压力，将楼价降下来”等。不少网友认为，苏州发展得不错，深圳和苏州有互补之处。也有网友提出，希望即将上任的市长能将苏州、上海的城市管理模式复制到深圳来。


大公报：王荣调深圳　中央释放几种政策信号




    中评社北京6月13日电／大公报今日刊发署名郑曼玲的分析文章指，这边厢许宗衡刚刚下台，那边厢王荣旋即空降到任，几天之内，发生在深圳市的这场政府要员非正常交替，迅雷不及掩耳，值得玩味。选择王荣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城市的政府主帅，至少可以解读出中央高层释放的几种政策信号。
　　消息称，除许宗衡外，深圳另有三位副市长也正接受调查，该市所有市级、局级官员均被勒令上交旅游证件，除非必需，不得外访。此举显示许宗衡案错综复杂，牵涉广泛，现任官员中难保还有丢官落马之人，从本地选拔市长接任者显然不合适，以王荣无论籍贯出身还是工作经历均与广东、深圳毫无瓜葛的背景，才能确保在行使市长职权时不受此案调查审理的影响。这种安排，从另一角度解读，亦显示中央高层留给纪检机关充分的办案空间，体现对该案彻查到底、绝不姑息的决心。
　　王荣来自近年经济发展生机勃勃的苏州，既有学术研究的背景，又有经济前沿的统筹经验，未来担任深圳市长一职，堪称人尽其才、用得其所。“苏州模式”与“深圳精神”相互嫁接，倘能结出更为香甜的改革成果，以此促成“长三角”与“珠三角”实现竞合共赢，实属可喜。
　　许宗衡被双规时，坊间传闻，声称深圳近期推出的行政体制改革等措施过于冒进，引起保守人士不满，派系斗争中许宗衡成了“牺牲品”。此次物色力主创新的王荣作为接任者，显示中央支持深圳继续作为改革试验田的立场未改，借此粉碎质疑中国改革走向的一些不实传言。可见，许宗衡确因贪腐倒台，那些动辄上纲上线，将简单的查案办案添加上政治斗争色彩，实属无端揣测。
　　王荣火速上任，相信对保持深圳政局平稳、安定人心、推进改革，都有显着效应。但是，许宗衡案所引发的社会震荡，相信不限于此。它所暴露出来的一些制度漏洞，急需修补改进，这项工作的紧迫性重要性，与任命许的接任者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有报道称，许宗衡当年升任深圳市长时已是“带病提拔”、颇受争议。如若属实，则应对干部选拔制度加以深刻反思。否则，长此以往，不仅会助长一些问题干部的投机心理，“培养”出更多的贪官污吏，还将极大降低政府在民众心中的威信和声望。从目前调查情况看，深圳多名官员、多个部门涉嫌违法违规，形成盘根错节的利益链，这显然不仅是许宗衡一人的为官品质不佳，而是整个政府的运作机制出了问题。倘若制度健全、监督到位，即便许宗衡们再怎么挖空心思，恐也难蛀出这么一个大洞来。
　　换人头易，建机制难。如果不及时修正完善对干部的监督管理机制，再来多少个接任者，恐怕也难有大的作为。


专家：王荣调深圳　台商更受关照



    中评社台北6月13日电／台商专家陈明璋昨天说，苏州市委书记王荣接任深圳市长，将有助于改善当地的投资环境，台商权益可望因此更受关照。  
　　中央社报道，曾经担任“陆委会”经济处处长的陈明璋说，王荣任职苏州时期与台商经常往来，深圳是一个开放性城市，台商更多；熟悉台商的王荣到深圳后，应该会更照顾台商的投资权益。  
　　陈明璋称王荣熟识台商  
　　陈明璋说，在广东地区，以往深圳官方对于台商的照顾，就不如东莞官方，像是劳动合同法的执行，深圳当地政府总是站在比较中立的角色，深圳台商的经营处境相对比较困难。陈明璋认为，王荣这项人事案，让深圳当地台商有所期待，期盼深圳的投资环境能因此有所改善。



王荣“空降”深圳　市民冀带来长三角经验




    中评社香港6月13日电／ 时至今日，南京农业大学的很多师生提起王荣仍是赞不绝口。这位新科zhonggong广东省委常委、深圳市市长候选人，一直被视为该校的杰出校友而备受推崇。
　　大公报报道，1978年，时年20岁的王荣考入位于扬州的南京农业大学的前身江苏农学院，就读于农业经济系农业经济管理专业。1979年学校搬回南京，恢复为南京农学院，王荣也随之抵达南京，自此连续攻读学士、硕士、博士学位，直至1988年毕业留校任教，并于当年破格晋升为副教授。此后，他历任南京农业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副院长、校长助理、副校长等职，并晋升为教授和博士生导师，期间曾于1991年获国家公派留学资助，以高级访问学者身份赴荷兰Tilburg大学进修并合作研究。至1997年调任江苏省农业科学院院长时，他已经在南京农业大学学习和工作长达近20年。
　　农业专家擅长管理
　　王荣的主要学习和研究领域为农村资源经济、发展经济的理论与政策，曾经主持江苏省软科学课题《新的农业科技革命与江苏农业现代化》，发表过《绿色贸易保护与中国外向型农业发展》、《关于高校技术转让归口管理问题》、《中国高产优质高效农业指标体系探讨》等学术专着和论文。据称其学术造诣颇高，对教育充满感情且具有学者风范，即便是从政以后还仍然担任南京农业大学和苏州大学等高校的兼职教授。此外，在南京农业大学担任党政职务时，王荣就表现出很强的管理能力，这也为他后来从政奠定了基础。
　　担任江苏省农业科学院院长两年之后，王荣学而优则仕，出任江苏省农林厅副厅长，从此走上政坛。由于具有深厚的学术背景，王荣一直被外界认为是一名典型的学者型官员。
　　不过，王荣本人却并不赞同这一称谓。他在2007年全国“两会”期间与网友交流时曾经坦言高学历令他“占了一点便宜”，但是“我不大赞成别人说我是学术型的官，到了这个位置，都是要按照自己的岗位调整自己，而且到了不同地方，也会适应不同地方发展的内容，来不断充实自己、完善自己”。
　　深民众冀王荣带来长三角经验
　　另外，经历了一周的市长空白期，昨日王荣携苏州的高人气和骄人政绩空降到深圳担任代理市长，从前天的传言到昨日官方的正式公布，王荣成了媒体广泛追逐和深圳社会各界热议的焦点。王荣的长相、背景，王荣将把深圳引向何方，还有市民对这个父母新官的要求，都一一通过网络和人们的口中传送着。
　　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副院长谭刚分析，王荣到深圳，沿袭了深圳建特区以政府主要负责人由中央空降的做法，深圳在国际棋局的重要性得以体现。他认为，空降官员具有一定人脉关系，可以为深圳争取发展机会。他预料，王荣将会继续保持深圳现有的一些做法，王荣在苏州的工作能力将使其成为落实珠三角发展纲要和推进深圳综合改革的可靠推手。而王荣还可以把长三角成功的经验和做法带到深圳，特别是那里的政府执行能力比较强，深圳正需要这样的官员。
    首次以深圳代理市长身份出现在电视画面的王荣，赢得了众多市民的好感，认为这个帅气儒雅的江南才子很能代表深圳的窗口形象。
　　一位深圳市民在网上留言：“王荣，首先欢迎你在这个特殊的时期担任深圳的市长。您从江苏来，可能对深圳特区还不那么熟悉，这边气候不同，尤其最近经常阴天伴有雷暴。不过我相信在您上任后，会慢慢转晴。”
　　很多市民希望王荣能够反腐倡廉。有市民希望王荣主政下的深圳市政府，执政透明化，不要只是说大话空话，真正做到不忽悠、不作秀，为民做实事。
　　更多的市民希望王荣能够关注民生，解决房价、交通、教育、卫生等问题，真正为深圳人谋福祉。
　　也有人给王荣支招，希望王市长能把苏州、上海的城市管理模式复制到深圳来。
　　有冷静的市民称，对王市长还要“听其言，观其行”。
  　迎接挑战 任重道远  
　　王荣“空降”深圳，接替许宗衡遗缺。近年来，历任苏州市委书记均备受中央青睐，先后被委以要职。现任商务部部长陈德铭、江苏省委书记梁保华和吉林省委书记王珉均是由苏州市委书记任上一路高升，而王荣再次续写了这一政坛传奇。
　　在担任苏州市委书记时，王荣曾经提到，之所以出现这一政坛传奇的主要原因在于苏州比较发达，当地官员有更多机会得到锻炼，增长才干。他也直言面临前任的压力，因为“如何在高平台基础上继续保持较高、较快的发展速度，对我来讲确实是面临一个挑战。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进一步在前任的基础上做好工作，需要我付出更多的努力。”
　　不过与担任苏州市委书记相比，此次临危受命的王荣无疑将遭遇更大的挑战。与社保案爆发后的上海相似，许宗衡弊案对深圳的冲击不容低估，其负面效应势必逐步显现。如何整肃当地官场，重树官员信心，将极大地考验这位“不速之客”的政治智慧。
　　推动综合配套改革
　　更重要的是，《深圳综合配套改革总体方案》刚获中央批准，如何抓住这一契机启动新一轮改革，成为深圳特区的当务之急。有分析认为，中央选择王荣主政深圳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倚重苏州的改革经验。改革开放以来，苏州经济以异乎寻常的速度向前发展，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在此过程中，苏州累积了丰富的改革经验，例如由此总结形成的“苏州模式”一直为外界所津津乐道，苏州工业园区的成功经验更是成为各地争相效仿的榜样。
　　王荣曾经比较苏州工业园区与浦东、深圳的异同，认为苏州工业园区能够成功是走了一条不同于深圳、浦东的路径，即全国各地都在所谓的先行先试的环境条件下，苏州工业园区的发展并不是依靠中央政府的特殊政策实现发展，而是通过园区创新获得中新双方的支持，“园区的经验更有说服力和可推广性”。因此，王荣是否会在深圳推广苏州工业园区的经验值得关注。
　　此外，如同深圳与香港一样，苏州与上海地理相近，各方面的合作非常密切，深化与上海的合作自然是历任苏州党政官员的重要任务。王荣在此方面自然颇有心得，同时还对香港颇为熟稔，与很多港商都有交情，他主政深圳之后，深港两地的融合势必会得到更快推进。

邱晓云

剑影秋歌

李是现任常委，接任的可能性更大一些，不过他一直从事文字和秘书工作，主政一方的经验肯定是不如蒋。如果李来苏州的话，我猜测李小敏可能会接他的秘书长位子，进常委。而蒋宏坤，也许会平调接李小敏的位子，当 ...
李旧苗 发表于 2009-6-13 23:55

原来我也是这么想，但最近有人言之凿凿地说蒋会接任，呵呵，八卦八卦。

李旧苗

蒋不论是现任职务，还是从政经历，调任苏州都是合适的，但他的劣势在于年龄偏大，苏州市委书记这个职务，事实上已经成了晋升更高位阶的跳板，而以蒋的年龄，干不满一届就得退二线去人大、政协了。李的劣势在于从政经历单一，从北大哲学系毕业后，除在镇江地委党校当过一段时间理论教员，之后一直在办公厅从事文字、秘书工作，主持全局的经验肯定有所欠缺。前年八月在省里一个座谈会上接触过李，他讲话很客气，也比较谦逊。

金丝铁线

蒋是秦提拔起来的？

李旧苗

蒋是秦提拔起来的？
金丝铁线 发表于 2009-6-15 11:40

金丝兄对小地方的情况很熟悉呀，佩服。蒋不仅是秦一手提拔的，而且秦为了提拔蒋甚至不惜打破官场常规。秦卸任的时候，把市长胡某安排去保税区当管委会主任，让副书记杨某去接任市长，而让排名在杨之后的蒋接他的班，当市委书记兼保税区党委书记，从中可以见出秦对蒋的器重。

金丝铁线

哪里，你是真熟，我是网上瞎逛，胡乱听说的。

李旧苗

秋歌，候任人选应该不止两个，徐鸣也有可能，调徐过来的话，还可以给阎腾出一个位子，作为安抚。

李旧苗

苏南政坛上行走：王荣从处级到副省级仅用10年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王晓东





    6月12日中午，当王荣那幅浓眉朗目的照片冲上各大网站头条时，海内为之注目。这一天，之前任苏州市委书记的王荣被任命为深圳市代理市长。对江苏省的组织部门来说，这并不是什么特别稀奇的事——“过去为苏州主要领导办理调动手续我们已习以为常了”，江苏省委组织部的一位干部对纷纷打进的采访电话回应说。
    有人计算过，这样办理调动手续，从1998年到2004年，平均每两年一遇，而且都发生在苏州历届主政者身上。这次，轮到了从2004年10月起任苏州市委书记的王荣。从长三角到珠三角，从苏州到深圳，从“苏南模式”到“深圳模式”，在引领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的两个城市，王荣开始了新的使命。
    苏南政坛上的10年行走
    王荣的简历，标示着他在苏南政坛上一步一个台阶的前行足迹。2001年6月，在南京待了24年的王荣来到无锡，就任代市长。是时，他从江苏省农科院院长调任省教育厅厅长刚满1年零1个月。到无锡两年后，2003年，王荣履新无锡市委书记，又一年后，46岁的他被擢升为苏州市委书记，并成为最年轻的江苏省委常委——从处级到副省级，王荣只用了10年。
    “王荣到无锡再到苏州的这段时间，外界对‘苏南模式’的反思正进入一个高潮”，江苏省委党校教授储东涛回忆说，那时无锡、苏州、常州的发展高度同质化，重复建设、恶性竞争带来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经济转型迫在眉睫。而王荣是唯一在无锡和苏州都当过书记的干部，“我个人认为，当时调他过去，是希望他承担起‘苏南转型’的探索重任，找到江苏下一轮的经济增长点”，储东涛表示。
    储东涛和王荣相识很早
    1993年前后，省委党校县处级干部培训班的一个学员给时任党校经济学教研部主任的储东涛留下深刻印象。“他上课看老师、看黑板的眼神很专注，一节课下来几乎不见他动身子”，储东涛回忆说，“他当时既不是班长，也不是团支书”。这人就是王荣，当时他是南京农业大学农业经济学系主任(正处级)。
    按照干部管理的惯例，一旦成为省委党校县处级培训班学员，也就意味着进入了省委下一轮拟提拔任用干部序列。这期省委县处级培训班大约有50名学员，但有博士学位的极少，同时喝过“洋墨水”的更少，王荣是当中的佼佼者。与其他学员不同，王荣下课后特别喜欢与授课老师“私下交流”。当时，关于“苏南模式”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是两人交流的重要课题。
    “谈到这个话题时，王荣先不说话，他一直注视着我，听得很认真”，储东涛说，“等我说完后，他再讲他的想法。”储回忆，王荣在和他谈话时说，他们这一代人经历过改革开放的前后，对改革坚定，当国家需要一批人去推动改革时，他们中许多人准备放弃个人的追求去投身改革大业。
    王荣也谈到自己这代人的“不足”：对世界的认知和对市场经济的把握还在适应当中，要边干边学，“始终在不断调整、完善自己，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王荣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二届大学生，1978年进入江苏农学院(南京农业大学前身)，就读农业经济系农业经济管理专业。1985年，他考入我国农业经济学泰斗刘崧生门下，攻读博士学位。
    “当时考进的博士只有两个人，另一个是从北京中科院来的”，现年75岁的南农农经系原主任顾焕章回忆说，“王荣比那人早3个月答辩，因此成为中国首个农业经济学博士。”学生时代的王荣不仅学习优异，且多才多艺，拉得一手令人陶醉的小提琴。
    王荣的大学同班同学、南京农业大学经贸学院教授钟甫宁介绍说，王荣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都是自己考取，并非系里保送。这显示了他扎实的学术功底。王荣的主攻方向之一是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和政策。按照主流经济学的观点，“发展”的概念不仅指经济增长，更包含了社会的变革和协调前进。1987年，王荣和钟甫宁一起跟随导师、资源环境经济学教授刘书凯去盐城考察滩涂利用。“这次考察使我们全面认识了什么是发展”，钟甫宁说。
    发展经济学的思想对王荣影响至深，并体现在他任职无锡、苏州时的施政理念上。2007年太湖蓝藻事件发生后，王荣率先表态：苏南发展欲上新台阶，必须树立以环保优先为核心的发展目标和方向。完成学业后王荣留在母校任教，并在当年被破格晋升为副教授。钟甫宁透露，按照资历和学术成就，王荣原本可以破格晋升教授，但为人低调的他放弃了这一机会，坚持按照常规程序，在6年后才获得教授职称，而那时，他已是南农的副校长。
    王荣为人稳重、厚道，但在任经贸学院院长和副校长期间，他从不偏袒自己的学生，也从未替亲友“打招呼”，“他把这种作风一直带到了后来从政时期”，南农大的老同事们评价说。王荣谦和的个性也颇有口碑。钟甫宁回忆，2006年南农大举办农业经济研究生教育60周年国际研讨会，王荣应邀出席。但他的身份是“学生代表”，只被安排在主席台的最边上就座，而且最后一个发言。王荣以副省级高官的身份，毫不介意地接受了这一安排。
    “每次到南京，只要不是特别忙，他总会到南农大来看看我们这些的老头子”，顾焕章说，“王荣学生时代就善于与人相融，在无锡当书记就和搭档市长蒋定之(现任银监会副主席)的私交很好，所以有王荣在的地方，领导班子都特别团结。”巧的是，备受争议的改革者仇和与王荣都来自江苏滨海县，在同年考入江苏农大，仇和学的是植保。两人都在省农科院任过职。
    今年初，顾焕章受仇和之邀前往昆明办讲座，他将对王荣说过的一句话告诉仇和，“你们两人都很稳重，爱思考，想得远，不受惯性思维约束；你(仇和)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有开拓性、胆子大；他(王荣)在经济发达地区，细腻谨慎。”两人听后的反应都一样——笑了笑。
    苏州履新后，王荣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探索更为执着和系统。“苏州从来不会停留在一种固定的模式上面，我们始终在探索、创新，这是多年来我们不断前进的一个重要法宝。”他让世人10年后再回首。王荣反复告诫苏州官员，在科学发展时代，苏州没有骄傲的资本，全国都处于一条起跑线上。
    “30年来我们听到的赞美声太多了，我们不能沉浸在已有的成绩之中，否则就是影响苏州发展的‘罪人’。必须反骄破满，以新的思想解放推动经济社会的大发展。”从2004年开始，苏州市委市府连续三年的“一号文件”，清晰地展示了苏州对自己发展道路的思考——2004年是《关于促进民营经济腾飞的决定》，直指“富财政，穷民间”的短板。
    为解决“老苏州人”与“新苏州人”之间的“差距感”，苏州市财政投入巨资，解决“新苏州人”的子女入学难问题。为致富民间，王荣不断鼓励苏州人创业，“苏州过去缺乏创业文化，工商气氛不如无锡，”他说，“今后我希望300多万外来人口中有三分之一是来创业的，而不光是就业。”
    2005年，苏州出台《关于促进服务业跨越发展的政策意见》，率先提出“优二保三”。这早于江苏提出“(制造业和服务业)双轮驱动”战略。在这年出访新加坡归来后，王荣向同僚们传递了他的新思路：苏州要重点发展两个方向：一是加快以信息科技为主要内容的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二是加快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为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而制订的“四大行动计划”被王荣天天带在包里。
    王荣推动产业升级的另一措施是对苏州文化的发掘。“苏州博物馆就是他顶住各方面压力建起来的。”苏州同里原党委书记严品华说，眼下，江苏即将召开文化产业创新大会。而在苏州，这早已实践。
    从追赶深圳到执政深圳
    产业升级转型的共同命题，使得苏州与深圳这两个分属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城市有一种奇妙的关联。主政苏州时的王荣一直紧盯深圳，研究深圳，把深圳作为追赶目标。2007年，苏州市GDP为5596亿，在全国城市中排名第五，和排第四的深圳相比，总量相差约1000亿。
    “这1000亿当中，金融业占500亿”——2008年5月苏州首届金融会议上，王荣对分管金融服务业的班子和银行、证券、保险巨头指出——“各位要负一半的责任”。眼下，苏州风投基金全省第一，超过了其他12个市的总和。苏州与深圳的差距在哪里？王荣一言以蔽之：“活力不够，发展方式落后”，最为突出的是科技创新驱动力不强，经济增长主要依赖大量物质投入。苏州研发投入占GDP比重仅为1.7%，与深圳相差一倍。
    王荣对此思考的结果是：如果不是自觉地利用资本市场，如果没有良好的创业投资环境，深圳不会取得今天的成绩。2008年2月，广东省代表团考察江苏，在苏州举行两省座谈会。会上，王荣脱稿发言说：“我们去深圳参观过一个企业，大众激光，是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一个老师南下创业所办的。深圳是创业的好地方！”
    他说，很多人去深圳发展，是带有冒险甚至投机的心理，而选择到苏州来落户，大都是把风险看透了、想明白了才来的，“这说明我们的创业氛围还不够，风险意识还不够，我们要努力，把苏州从打工者首选变成人才创新创业的首选。”
    如今，戏剧性的安排发生，王荣来到他多年追赶的深圳执政。两地共同关注的转型课题，前期对深圳模式的深入研究，无疑成为他履新的有利条件所在。“苏州与深圳的探索模式是全国学习的典范。”一位学者评价说，王荣带着“苏州模式”空降深圳，代表中国发展最前沿的两种模式可望在未来得到融合，引领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潮流。

剑影秋歌

秋歌，候任人选应该不止两个，徐鸣也有可能，调徐过来的话，还可以给阎腾出一个位子，作为安抚。
李旧苗 发表于 2009-6-16 10:34

呵呵，网络上已经到处是这种说法了，为什么不打破下规则呢？阎立同学还是不错的丫。

剑影秋歌

21世纪经济报道的这篇稿子有点意思……

李旧苗

网上传遍，是因为人选早就确定了，之所以迟迟未公布，因为还有个程序问题，苏州市委书记，铁定进入省委常委班子，而新任常委，需要中央批准，因此还得等几天吧。

李旧苗

王荣被选定为深圳代市长的原因




    中评社北京6月19日电／深圳既然要继续发展经济，肯定需要一名熟悉经济发展的干部。这就决定了深圳市长的职位，将在江浙一带选任。已在苏州市委书记任上4年的王荣被选定为深圳代市长还有一个原因：在20多年间，苏州地区的高层官员没有一人在任期内出现腐败问题，因此苏州被称为“廉洁特区”。而王荣调任，中央希望能在深圳推广苏州的廉洁模式。
　　《时代周报》报道，6月12日，王荣被宣布任广东省委委员、常委，深圳市委副书记。当天下午，深圳市人大常委会举行临时会议，表决通过了任命王荣为深圳市副市长、代理市长两项议案。至此，王荣的身份，由苏州市委书记变成了深圳代市长。
　　空降深圳
　　对于王荣的这次调任，外界普遍用“突然”和“空降”来形容。
　　据知情人说，因为许宗衡案事发突然，所以对于这次调任，王荣事先并不知情。他是在6月10日在沪杭考察途中，组织找他谈话时，才清楚调任的事情。
　　据悉，王荣这次深圳上任，属于简装上任，只是将他的秘书带在身边。据一位接近王荣的人士介绍，这名秘书是王荣调任无锡时配备的。2004年，王荣调任苏州市委书记时，这名秘书也跟随他的身边。
　　“突然”的说法，则遭到王荣的好友郭奔胜的反对，郭现为新华社江苏分社副总编辑。“他这次调任深圳并不突然。”郭奔胜说，“如果查阅历史，可以发现，从1998年到2004年王荣接任前，苏州市委书记历任3人，都是2年左右提升至副部级。而王荣在苏州担任市委书记已经4年，升职只是迟早的事情。”
　　郭奔胜认为，广东近段时间干部出事，而深圳又要继续发展经济，肯定需要一名熟悉经济发展的干部。这就决定了深圳市长的职位，将在江浙一带选任。而已经在苏州市委书记任上4年的王荣，的确是非常适合这个位置。“他出任深圳代市长并不奇怪”。
　　除了郭奔胜的这个说法，很多港台媒体还认为，王荣被选定为深圳代市长还有一个原因：20多年间，苏州地区的高层官员没有一人在任期内出现腐败问题，因此苏州被称为“廉洁特区”（姜人杰案属个案）。而王荣调任，中央希望能在深圳推广苏州的廉洁模式。
    低调履新
　　6月12日下午，在深圳市人大临时召开的第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上，王荣正式担任深圳市副市长、代理市长。随后，深圳市政府门户网站“市长之窗”的栏目内容也进行相应更新，并公布了王荣的邮箱。
　　王荣甫一亮相，清新帅气的面容即为媒体和公众称道。网络媒体纷纷转载王荣12日向在深圳人大会场外守候的记者挥手致意的照片，照片中的王荣显得意气风发，颇有亲和力。
　　而他的学者出身、漂亮的从政履历、与香港政务司长唐英年的多年交往，更是被分析人士看好。
　　“今后如有人打着我的旗号或以我的亲戚、身边工作人员的名义要求办私事、谋私利的，无论真假，请大家一概拒绝。这既是大家对我的监督，也是对我的最大支持。”在12日上午举行的深圳市干部大会上，王荣的一番话让与会记者印象深刻。深圳市民纷纷在网上留言，对新来的市长表示支持，并寄予厚望。
　　从6月5日凌晨深圳前市长许宗衡被带走不过7天，王荣的到来对深圳来说似乎显得有些仓促。
　　据深圳一位基层公务员透露，王荣在12日上午还曾来到他们单位，有一个短暂的停留，听取了该单位领导的一些情况汇报。“当时在迎接的时候，只知道他是空降来的副市长，还不知道他就是代市长。”这位公务员笑言。
　　而在继6月12日两次公开亮相后，到17日中午，王荣并没有出现在媒体视野中。在外界纷纷期待王荣的上任“三把火”时，却“没见到他有些什么动作”，一位常驻深圳的媒体人士有些纳闷。
　　深圳市政府公共关系处处长熊星南表示，王荣16日才从苏州回到深圳。17日当天，他会以深圳市代市长的身份出席深圳市委组织的珠江三角洲人才联盟签约仪式、会见越南海防代表团等3个活动。而据了解，在17日上午举行的珠三角人才联盟签约仪式上，王荣并没有发言。
　　迎接新的挑战，王荣也需要准备。
　　“在深圳这片美丽神奇的土地上，您将获得新的体验、新的惊喜、新的收获！”这是深圳市政府门户网站上“市长致辞”的结语，相信也是王荣对未来的期待。
    学优则仕
　　王荣的高校经历和高学历是他简历的一个特色。
　　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二届学生，1978年，王荣进入江苏农学院(南京农业大学前身)，就读农业经济系农业经济管理专业。1985年，研究生毕业的他考入我国农业经济学泰斗刘崧生门下，攻读博士学位，主攻农业经济管理，并成为中国第一个农业经济学博士。
　　王荣曾经的导师，今年84岁的原葆民教授则对王荣赞不绝口，原因是他读书时脑子很灵活，关心社会的很多方面，不死抱书本啃。论文答辩有自己的思考，有独立见解，“是真正下了工夫的”。
　　1988年，王荣完成学业后，留在南京农业大学任教。1996年被批准为博士生导师。
　　1997年，王荣从南京农业大学副校长任上，调任江苏省农业科学院院长，这标志他从学校领导岗位，正式走上仕途。
　　从农业科学院院长开始，王荣历任江苏省教育厅厅长、党组书记、无锡市市长、无锡市委书记；从2004年起，任zhonggong江苏省委常委、zhonggong苏州市委书记。当王荣2004年进入江苏省委常委的行列时，他成为该省历史上最年轻的常委。
　　由于他在学术上的良好成绩和高学历，外界大部分把王荣定位为“学而优则仕”的典型。但跟大多数“学而优则仕”的知识分子涉足政治，特长和舞台仍在学术领域，只是担任副职参政议政不同，王荣从高校和科研院所的领导岗位走向纯粹的仕途，一路都是担任要职，主政一方。
　　王荣也不太认同外界给他扣上的“学者型官员”的帽子。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不止一次地强调，现在的他，已经不是单纯在书斋，而是在“按照自己的岗位调整自己”，“适应不同地方发展的内容，来不断充实自己、完善自己”。
　　萧规曹随
　　2001年，王荣调任无锡代市长。2003年，王荣成为无锡市委书记。1年后，他调任苏州市委书记。调任苏州时，江苏省省委组织部曾经给出了一个对王荣的公开评价，大体可以用“知识面宽，视野开阔，年富力强，富有改革创新精神，熟悉经济工作”来概括。
　　《苏州日报》专门负责采访王荣的记者姚喜新介绍，在苏州主政的5年中，王荣不是大刀阔斧、另辟蹊径的五年，而是在前任们开创的苏州模式下继续提升发展的五年。
    王荣提出了“四大行动计划”即《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行动计划》、《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变增长方式行动计划》、《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行动计划》、《提高市民文明素质行动计划》。这四大行动计划，都是属于苏州模式的深层次发展的内容，也是代表王荣个人政绩的力作。尤其是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方面，被视作苏州实现产业升级转型的重要步骤。
　　而在民生方面，王荣取消了苏州的公共厕所收费，对火车站进行了改造，并打通了北环，轻轨和地铁也同时开工。还开辟了平江等新区，打破了旧城区的统一格局。
　　但总的来说，在苏州5年，王荣的新闻见诸全国媒体的并不多。而民间的百姓对于他们的这位书记，除了“亲民”和“口才好”，也想不出更多的记忆深刻的事情。
　　值得注意的是，王荣在苏州的5年来，苏州每年的经济增长都在20％左右。即使在金融危机到来的2008年，苏州的经济增长也达到了17％。
    温稳守成
　　“其实王荣的新闻性并不多”，郭奔胜总结道，苏州是个经济发达地区，这么多年积累下来，苏州朝前发展，已经成为惯性。王荣做事情，就是在前任们的基础上，带领苏州按照一个已经设定好的轨道继续朝前走。
　　在郭奔胜眼里，王荣是一个很温和而不犀利的人，无论在官场还是在生活中，他都是四平八稳的，既不高调，也不低调。“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就是‘温’。”
　　“但这个性格，很适合现在的苏州。”郭奔胜说，在王荣主政的这5年里，苏州的发展一直很平稳，政治建设也很完整，并没有突发性的危机事件出现。这个特点注定了，王荣不会像仇和那样，也不会有那么多的空间，做出吸引眼球的创新，也不会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这个特点也注定了他在苏州的主政风格是温和细腻而“萧规曹随”。
　　郭奔胜说，虽然王荣并不赞成自己是学者型官员。但他身上却始终带有学者的气息。
　　“有时候会觉得他很理想化”，郭笑了笑，但他说，更多的时候，这种学者的气息是在他讲话时体现出来，因为讲得特别好，条理清晰，而且冷僻的古诗词被他信手拈来。
　　在郭奔胜眼里，脱下官员色彩的王荣，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人。有空的时候，会找他们这些朋友喝个酒，聊聊家事，说说工作上的烦恼。跟大家在一起，也从来不端什么架子。
　　对于王荣的同僚来说，王荣是一个很好接近的人。一位王荣曾经的下属说，王荣见谁都是笑眯眯的，有时候遇见还会主动跟你打招呼，去他办公室，他还会亲手给你泡茶。“不过发脾气的时候也很可怕”，该下属说，王荣发火并不会吼人，但那个时候他的脸色就很难看，说话声音也会抬高，激动的时候还会拍桌子。
    从无锡、苏州到深圳：成功经验相互借鉴
　　无锡、苏州是江苏最为发达的两个城市。无锡一直以实业着称于世，是中国民族工业的重要发祥地，内生力一直十分活跃，改革开放以来曾经长期领跑中国县域经济的无锡县（锡山市）和江阴市都归其管辖。近年来，与苏州如日中天的招商引资相对应，无锡在“招才引智”方面也颇为出彩，特别是吸引海外留学人员归国创业计划的实施，已使无锡初步成为留学生创业的乐土，中国科技创业家的摇篮。
　　王荣在无锡先后担任过市长和市委书记，这段经历不仅让王荣感受了无锡这座城市的实业底蕴与创业潜能，也让无锡受惠于他的理念、风格和能力。博士市长重视人才、科技理所当然，这种对科技、人才的重视及本地兴办实业结合，使随后的一切都有可能。
　　大树底下好乘凉，既是苏州早年发展定位的描述，也是许多人看待王荣在苏州5年不由自主预设的前提。事实上，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原本就该是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财富持续累积的常态。一个优秀地方领导的政绩不仅要能惠及当下，而且应该泽被长远。守成并不比创业轻松，锦上添花与雪中送炭同样不易，定点超越更难，在业已很高的平台上为未来发展积蓄更加辉煌的潜能更是难上加难。对于这些，需要的不仅是勤政、智慧还有廉洁。王荣的答卷无疑是优秀的。
　　从来没有一成不变的固定模式可供一劳永逸地坐享其成。苏州的经验一直在推陈出新，深圳同样如此。长三角与珠三角一直是改革开放的两大重心，各有千秋，各具特色。但坚持自身特色，不需排斥互享经验。教学才能相长，融会才能贯通。长三角需要学习珠三角，珠三角也应借鉴长三角的成功经验。
　　如今，将主政苏州的王荣调任深圳，必将在更深层面上促进长三角与珠三角间的思想交流和经验共享。这不仅有利于深圳而且有益于整个珠三角更上一层楼，也有利于苏州及整个长三角的继续提升。
　　深圳不同于苏州和无锡。论外向型经济，深圳原本就是对外开放的产物；论科技创新型企业，深圳的华为、中兴一直是科技创业创新的标杆和样板。但是高处不胜寒，“深圳为谁抛弃”的讨论已经告一段落，但其引发的疑问却并未阴霾散尽。此时此刻，有着科技教育部门背景、有着苏州无锡历练经历的王荣的到来，无疑吹来了一股清新的暖风。深圳不应该永远只在一座高原上驰骋，它应该不断攀登新高峰，为中国城市发展不断增添新的殊荣、标注新的起点。
    对此，人们有理由期待。

李旧苗

苏州书记或由南京副书记出任
何惜薇　上海特派员

　　悬空了近一个月的苏州市委书记一职，据说最有可能由现任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蒋宏坤担任。
　　本报消息来源指出，zhonggong中央组织部已把相关文件送往江苏省有关部门，相信蒋宏坤“再过几天”就会调任苏州。
　　苏州原市委书记王荣6月份“空降”深圳，取代因严重违纪被免去职务的许宗衡，出任深圳市委副书记和代理市长，苏州市委书记一职悬空至今。
　　期间，苏州市委书记人选引起广泛注意。除了蒋宏坤，还有人猜测苏州市长阎立将获得擢升，也有人觉得可能是从江苏省里调出来的领导，例如江苏省委常委、秘书长李云峰。
　　蒋宏坤（55岁）是江苏省张家港人，一直都在江苏境内工作。1986年6月，他开始担任张家港市外经委主任，随后先后出任该市市委常委、副市长、市委副书记和市委书记，直至2001年10月方调任南京，前后当过南京市委副书记、副市长、代市长，并于2004年1月正式出任南京市长。
　　南京是江苏省会，新加坡多位领导人出访南京时都曾与蒋宏坤会晤。例如，贸工部政务部长李奕贤就曾同蒋宏坤商讨在南京建设“迷你生态城”事项，并获得蒋宏坤支持。该生态科技城后来设于离南京市中心约6.5公里的旅游景点江心洲，已在今年5月举行了奠基仪式。
    联合早报2009-07-08

剑影秋歌

一个月不出场，也真忍得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