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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5-28 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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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 端午在日本
刘晓峰
一
每年五月五日是日本的男儿节。从这一天到来之前半个月左右开始，在日本各地都会看到许多家庭挂出的一面面鲤鱼旗。日本的民俗学家们解释说，挂鲤鱼旗，是为了祈愿自己家的孩子顺利成长。之所以采用挂鲤鱼旗这种方式，一是取意于中国古代鲤鱼跳龙门的传说，认为鲤鱼是出世鱼；一是取意鲤鱼生命力强，多籽、繁殖能力强，挂鲤鱼旗有祈求多子多孙的涵义。鲤鱼旗有大有小。大的被高高的旗杆挑起，顺风飘动，像中国的风筝一样在天空甩着长长的尾巴；小的只有一胳膊长，插在门口。大大小小的鲤鱼旗飘飘扬扬，像是在宣告家业的后继之人正在茁壮成长。
说来日本的男儿节本是由中国端午节发展过来的。但从中国古代的端午开始影响日本到形成今天的男儿节，这其中有着相当长的演进过程。
二
通常日本学者谈到五月端午传到日本，都从七世纪的奈良时代说起。然而，如果直接追根溯源的话，与五月端午相关的观念传到日本，很有可能可以追溯到三世纪。这要从一面古镜说起。
我们知道，在大规模引进中国文化之前，日本没有文字记载历史，这使得许多历史事实茫不可考。但是这一缺憾随着考古学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弥补。大量的出土文物，向我们揭示了那一时代日本的生活情况。日本的出土文物中，很重要的一个大项是铜镜。为什么日本会有大量的铜镜出土呢？这是因为铜镜和日本文化关系极深。铜镜是古代日本天皇一族传世的剑、镜、玺这三种神器之一。日本为数众多的神社正殿，在其他宗教供奉神像的位置上，通常安放的就是一枚铜镜。说来日本文化的核心信仰是日神崇拜。古镜一般多取像于太阳，形状为圆形。镜子可以反射日光，古代人通常认为它有神秘的力量，而崇拜日神者更是如此。在日本，传世的铜镜数量非常之多，据载仅奈良法隆寺到1897年为止收藏的铜镜就有2500枚之多。铜镜还是古代中日文化物质交流的品种之一。根据《三国志·魏志》的记载，景初二年，曹魏赐赠倭女王卑弥呼遣使的物品中，就有“铜镜百枚”。
在日本留存的铜镜之中，有一种“三角缘神兽镜”特别引人注目。学界对这种铜镜的产地有不同的见解。有人认为大多数“三角缘神兽镜”是曹魏所制，有人认为是孙吴所制，还有人认为是日本仿制的。铜镜的背后的铭文和范式的多岐为各种解释都提供了一定的支持。这里我想谈一下于日本京都府福知山市的广丰古坟出土的一面“三角缘神兽镜”。这枚铜镜的后面用隶书体逆时针方向刻有如下铭文：
景初四年五月丙午之日，陈是做镜，吏人铭之，位至三公，母人铭之，保子宜孙，寿如金石兮。
这枚古镜，被认为是日本人或渡海到日本的中国工匠在日本所制。支持这一观点的理由主要有二：一是中国历史上曹魏明帝景初的年号只用了三年（237-239），并没有景初四年。这种常识性错误不可能产生于中国。二是和“吏人铭之”相对举的“母人铭之”的“母人”，用后来写汉诗的日本人的话说，这种用法带有“和臭”，是日本人对中国话想当然的错用，而且迄今为止，尚无人在中国古典中找到“母人”的提法。
费这么多笔墨来确认这面古镜的国籍，是因为铭文中有“五月丙午之日”这六个字，而这六个字与端午相关的观念何时传入日本有很深的关系。
我们知道，古代的岁时节日的设定大多与阴阳消息的变换有关。首先，五月正如《礼记·乐令》“是月也，日长至，阴阳争，死生分”所记载，是天地间“死生分”的重大变化之月。依照汉人的观念，五月于律为“蕤宾”，《玉烛宝典》引班固《白虎通》对此解释说∶“蕤者下也。宾者敬也。言阳气上极，阴气始起，故宾敬之也。”说的也是阴阳消息的变换。这阴阳变化的另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午日。徐慎《说文解字》释“午”云：“牾也。五月阴气午逆阳冒地而出。”端午本是取五月的第一个午日，这是因为这一天被认为是阳气至极，此后阴气生出，并会日强一日。古人于五月午日炼剑、炼镜、采药，都是为了取其至极之阳气，以禳解阴毒之气。《论衡·率性篇》云：“阳遂取火于天，五月丙午日中之时，消炼五石，铸以为器，磨砺生光，仰以向日，则火来至，此真取火之道也。”丙与午于方向并属南，于五行并属火，在五月丙午日日中这一阳之极至的时辰制镜，为的是在最好的时间取“火”。可见制镜者特地标明“五月丙午之日”不是没有缘故的，是对端午这一时令有意识的选择。至于把端午定于五月五日，应该是同把上巳节定于三月三日一样，是后来的事情。
也许“五月丙午之日”这一时间上的选择，只是由于一个渡海东去的中国工匠的个人的行为，也许这只是对大陆历史悠久的铸镜传统的一次简单模仿，但制作于日本的这枚“三角缘神兽镜”却提醒着我们，在七世纪日本历史资料中正式出现端午的相关记载之前，有关五月阴阳消息的变换、有关五月午日的观念意识很可能早已经传入了日本。
三
日本史书中关于端午最早的记载见于《日本书纪》推古天皇十九年（611年）。
夏五月五日，药猎于菟田野。取鸡鸣时集于藤原池上。以会明乃往之。粟田细目臣为前部领，额田部比罗夫连为后部头。
出行狩猎，特别是天皇出猎，在日本古代是一种拥有特殊意义的活动。正像《日本书纪》中的为了占卜而出猎及狩猎途中神与天皇相遇等记载所表现的那样，这一行动含有宣示领域的占有和支配权的意义。但五月五日的药猎与一般的天皇出行狩猎有明显区别。日本古代的药猎主要内容是采集山野的药草和猎取可以成为药材的鹿茸。在中国古代和朝鲜半岛都没有类似的关于药猎的记载。
但是日本的五月五日的药猎之俗实与中国及朝鲜半岛的岁时文化有至深的联系。在中国古代，“五月俗称恶月，多禁”。为了禳解毒气，古人有采集艾草悬门户之上的习俗。在南中国更盛行采药之俗。《荆楚岁时记》载：“是日，竞渡，采杂药。”又云：“是日竞采杂药。《夏小正》：‘此月蓄药，以蠲除毒气。’”采药之外，端午之日制药也被认为别有奇效。《养生论》云：“五月五日宜合截虐鬼哭丹。”唐孙思邈《千金方》云：“五日取葵子微炒为末，患淋者食前温酒服一钱，立愈。”在此日采药制药的特殊之处，实际上都在于取端午的至阳之气以镇此后开始萌生的阴气。日本古代在五月五日药猎时采药，当是受中国影响形成的。而以猎鹿为目标的狩猎部分，则可以在朝鲜半岛的习俗中找到来源。《三国史记》（成书于1145年）卷四十五载“高句丽常以春三月三日，会猎乐浪之秋。以所获猪鹿祭天及山川神。至其日王出猎，群臣及五部兵皆从。”这一习俗被认为与同样猎鹿取茸的古代日本的药猎有很深的联系（高句丽的这一习俗同中国古代三月、九月行射礼之间很可能也有渊源关系）。古代日本五月五日的药猎的形成过程中，实际上融合了中国古代的采药习俗和高句丽的狩猎习俗两方面的因素。至于为什么日本把高句丽的这一习俗移到了五月，比较可信的解释是和日本本州鹿茸的成长期有关。因为五月才是日本鹿茸采集的最好时期。日本学者和田萃、大日方克己等对此问题有很详尽的论述。
四
《日本书纪》记载，天智天皇十年（671），“五月辛丑（五日），天皇御西小殿，皇太子、群臣侍宴，于是再奏田舞。”文武天皇大宝元年（701）五月五日，天皇“令群臣五位以上出走马，天皇亲临焉”（《续日本纪》）。在《养老令·杂令》（718年作成，757年实施）中，五月五日正式被定为节日。经过不断的演进变化，到了平安时代（794-1185），作为国家节日的五月五日的习俗，其内容已经发展成为由四月二十八日的驹牵、五月五日、六日献菖蒲、赐续命缕、骑射、走马、杂技、奏乐等构成的综合行事体系。
弓、马与成为狩猎对象的鹿在古坟时代的壁画中多有登场。日本福岛县西白河郡矢吹的泉崎四号古坟就描绘有骑马射鹿的场面。所以尽管没有直接的史料记载，奈良时代药猎行事的猎鹿，亦可推定是骑猎。因此在五月五日的综合行事体系中，四月二十八日的驹牵、五月五日、六日骑射、走马可以说是和奈良时代的药猎一脉相承的。当然，五月五日有这样多与马有关的行事内容，还和端午的“午”为马有关。
这其中，四月二十八日的驹牵实际上是为五月五日节日的到来进行的准备活动。这一仪式的核心内容是将五月五日、六日骑射、走马要使用的中央政府马寮的马和各国所进献的马先展示给天皇。按照日本十世纪初的《仪式》所规定，准备在骑射、走马中使用的马“漏此列者不预五月节”，没参加驹牵者即失去在五月五日、六日骑射、走马中参加比赛的资格。驹牵这一仪式的政治象征性很强。有资格向天皇贡马的“国”（国为古代日本的行政
单位，古代日本被分为五十余国），按《仪式》规定有山城、丹波、近江、美浓四国，在后来又先后扩大为包括上述四国及大和、河内、摄津、伊势、播磨、纪伊等十国。从地理上讲，这些国都是畿内和交通要道所在的地方。而在将马展示给天皇时，还有由国的最高首长国司亲自牵马的规定，所以它同时也是国司们表达保卫和效忠天皇之心的效忠仪式。
平安时代的端午行事中有献菖蒲一项，这一习俗是从中国的端午习俗中演化而来的。《荆楚岁时记》载∶“五月五日，谓之浴兰节。今人又有斗百草之戏。采艾以为人，悬门户上，以禳毒气。以菖蒲或缕或屑，以泛酒。”而使用菖蒲和使用艾草一样，在民俗观念中认为它有驱邪的功效。端午使用菖蒲辟邪的习俗很早在日本即被采用。《续日本纪》天平十九年（747）五月条载：“太上天皇诏曰：昔者五月之节，常用菖蒲为缦，比来已停此事，从今而后，非菖蒲缦者勿入宫中。”可知，早在天平十九年以前五月节已经有用菖蒲为缦的做法。但是究竟早到什么时候，不得而知。不过《万叶集》卷三所收山前王的挽歌中已经提到使用菖蒲。山前王是天武天皇的孙子，逝于养老七年（723）。所以，这一风俗可以确认在天平十九年前二十几年已经存在。五月五、六日所用菖蒲，通常每年五月三日由六卫府献上，这些菖蒲四日由内药司、典药寮用来装饰成菖蒲舆（又称菖蒲案、菖蒲蓬），五月五日，中务省率内药司、宫内省率典药寮分别将之献上天皇。事详《内里式》、《仪式》。端午使用菖蒲的习俗后来在日本民间更广为流传。
另一项赐续命缕，也是从传自中国的端午习俗中演化而来的。《荆楚岁时记》也记载了古代中国的端午节俗中有以五彩丝系臂的做法，名之为“辟兵”。五彩丝的名称甚多，“一名长命缕，一名续命缕，一名辟兵缯，一名五色丝，一名朱索，名拟甚多。青赤白黑以为四方，黄为中央，襞方缀于胸前，以示妇人蚕功也。”据说戴之“令人不病瘟”。这五彩丝当即相当于日本古代端午赐予臣下的续命缕。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人开始可能接受的是以五彩丝系臂的做法，但后来则演化为佩戴“药玉”。《延喜式》（927年成书）载：“凡五月五日药玉料，菖蒲、艾、杂花十捧，三日平旦申内侍司，列设南殿前。”可知所谓“药玉”的原料，是菖蒲、艾、杂花等。《九历》则对“药玉”的佩法作了详细的记载：“佩续命缕体，先当左胁，以一筋从右肩超，以一筋自左胁出，而相合当前结，以二筋当革带上，自后前回，而结右袖下。但二重之绪四筋，随草垂也。”
五
魏晋以降，出现了纪念屈原投水而死的说法。这种最早见于吴均《续齐谐记》的附会说法后来成了最为流行的关于端午起源的解释。这种解释也很早便传入日本。天平胜宝五年正月四日，日本博士中臣丸连张弓等就中国古代节日的起源向孝谦天皇提出了一份勘奏。关于五月五日的起源，这份勘奏解释道：
昔楚屈原为惠王以被放湘南，遂无所返徵，则亥时而怀沙入汨罗之水而没已。其灵化而为鬼神，为天下做旱涝疫气之灾。或梦想诲曰，为天下作不祥之灾者，皆我灵气所成。欲消灾者，五月五日于罗水祭我灵者，即消灾矣。则风俗此日连楝叶之玉并茎，黏裹而投罗水之中祭之。依此而天下无灾。
这一段话与中国古代的屈原传说比较，多少有些变形，多了屈原灵化鬼神，兴灾求祭的内容。可以说是日本版的屈原传说。传到日本的关于端午起源的另一个传说，见载于《十节记》。《十节记》是今天在中国已经佚失的中国古代岁时专书。多年以来，这本书一直被误认为是由日本人撰著的“和书”。书虽散逸，但今天在日本典籍中保留下来了有关追傩、人日、正月十五日、三月三日、五月五日等岁时节日相关的逸文。因为这些记载在今天传世的中国典籍中大多已经逸失缺载，所以显得弥为珍贵（此问题笔者将在《十节记新考》中详细论述）。五月五日这条记载就是其中已经逸失的一条。日本《年中行事抄》五月五日“内膳司供御节供事条”引《十节记》云：
《十节记》曰：五月五日荃缠，昔高辛氏子乘船渡海，急逢暴雨，五月五日没海中，其灵成水神，令漂失船，或人五月五日以五色丝缠投海中。荃缠变化成五色鲠龙，海神惶隐，敢不成害，后世相传。
这段五月五日为水神忌日的记载，不见于其他典籍，对今天研究端午节起源的学者来说很有价值。闻一多先生曾提出端午与吴越民族祭祀龙图腾的渊源有关系，对此提出反对意见者反对的理由之一即投粽于江是为了让蛟龙害怕，所以这一行为是和祭祀龙图腾相矛盾的。有了这段逸文，我们不仅清楚了端午与龙图腾的渊源关系，为五月赛龙舟找到了一个可能的新解释（海神惧怕五色鲠龙，不敢为害），而且为五月使用五色丝缠裹米粽等找到了一个解释。五月五日使用五色丝缠,此俗当形成颇早。吴均《续齐谐记》云：“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水,楚人哀之。至此日，以竹筒子贮米，投水以祭之。汉建武中，长沙区曲忽见一士人,自云三闾大夫。谓曲曰：‘闻君当见祭，甚善。常年为蛟龙所窃，’曲依其言。今五月五日作粽，并带楝叶、五花丝，遗风也。”端午节并非起源于祭祀屈原,在古代岁时研究者中这已经是常识。这段话当然不外为小说家言。但“今若有惠，当以□（□为木＋柬）叶塞其上，以彩丝缠之。此二物蛟龙所惮”云云,应是有当时俗信做依据的。王嘉《拾遗记》载周昭王二十四年东瓯献二女事,亦记有“或结五色纱囊盛食……以惊蛟龙水虫，不侵此食也”这样的文字。《十节记》中的五色丝缠与《续齐谐记》的五花丝、《拾遗记》的五色纱囊明显是有内在联系的。而蛟龙何以畏惧五色丝，带五色丝食粽，何以得免蛟龙之患，并没有明确的解释。有了“五色荃缠变化成五色鲠龙”做依据，问题就容易搞清楚了。盖古人有同类不相侵害的观念，既然五色丝缠会变化成五色鲠龙，佩戴五色丝缠，当然有免除蛟龙之患的作用。这和古吴越水边之民，多有纹身以避蛟龙所害是一个道理。
顺便提及一下，五月食以五色丝缠裹的粽子，这一习俗也很早便传到了古代日本。《师光年中行事》引《宇多天皇御记》云∶“宽平二年（890）二月卅日丙午，仰善（即膳——引者）曰，正月十五日七种粥，三月三日桃花饼，五月五日五色粽……俗间行来，以为岁事，自今以后，每色弁调宜供奉之。”从“俗间行来，以为岁事”这八字里，可推知五月五日食五色粽在当时已经颇为普遍。
前面说过，端午使用菖蒲的习俗后来在日本民间广为流传。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做法上逐渐演变为在自己的家门口插上辟邪用的菖蒲枝。日语中菖蒲的发音和“尚武”的发音相同，加上古代日本传统的射礼、走马也大多在这一天举行。盘马弯弓在古代日本当然又是男儿的事情。伴随武士社会的出现，天长日久，端午节就演化成了男儿节。至于挂鲤鱼旗的习俗，最早是出现在室町时代（1336-1573）的武士之家，到了江户时代（1603-1867年）中期，在一般民众中间也开始流行，但这已经是很后来的事情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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