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国强：张春桥宦海沉浮与“文革”悖论

老木匠

董国强：张春桥宦海沉浮与“文革”悖论  

       ——安德鲁•维尔德《张春桥和上海一月革命》评介  

    作为一个研究中国现当代历史的中国人，拿一本外国人30年前写的有关中国现当代历史的小册子说事，内心多少有点感到别扭。但我要介绍的这本书确实大有来头。  

    我们先说说这本书的作者。安德鲁•维尔德是目前在美国学界十分活跃的老资格“中国问题研究”专家之一。他1981年从当时的“中国问题研究”重镇密西根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其后曾在哥伦比亚大学（1981-87）、哈佛大学（1987-95）、香港科技大学（1995-97）任教。1997年应邀加盟斯坦福大学，现任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系主任，兼任斯坦福弗里曼•斯普格里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中心主任、斯坦福大学文理学院国际区域比较研究分部主任等职。其早年的学术研究兴趣主要集中于“文革”时期的民众政治参与问题，近20年来则更多地关注于市场化改革的影响和中国社会转型方面，其代表作有《中国乡村的“文化大革命”：空间概念、时间维度与人际关系影响》（2003）、《党内精英与中国发展》（2004）、《当代中国转型研究》（2004）、《历史学视野下的中国“文化大革命”》（2006）、《中国政治的不确定性和民众政治选择：北京红卫兵派性问题起源》（2006）等。他目前在斯坦福弗里曼•斯普格里国际研究院主持的研究项目包括“中国转型经济中的政治与所有权关系”、“中国经济转型的社会学考察：组织结构、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的私有化与精英流动”、“中国农村的政权机构、亲缘关系和家庭财富”等，近期即将发表的重要论著还包括一本写作时间长达20多年的《北京的红卫兵运动》（哈佛大学出版社，2009）。  

    这里要介绍的《张春桥和上海一月革命》一书，是安德鲁•维尔德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习作，当时被列入“密西根中国研究论文”出版计划，于1978年由密西根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本小册子虽然篇幅不大（全书约150页，其中正文约80页，翻译成中文大概只有40页左右），但对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乃至于毛时代的中国政治确实有不少独到的见解，值得真正关心这些问题的人读一读。  

    首先，这本书以“文革”时期位高权重的风云人物张春桥和“文革”运动的阶段性标志事件上海“一月风暴”为研究论述的切入点，选题视角颇具匠心。通过深入考察以张春桥和“中央文革”为代表的中央高层以及以曹荻秋为代表的地方领导层的政治活动，可以充分揭示当时中国政治的组织形态、政治沟通方式、以及特定的个人在组织系统中的角色分工对其政治抉择的决定性影响。而对上海工人造反运动成因和特点的全面透视，则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当时中国社会内部的各种潜流，明了群众造反组织出现、分化与矛盾冲突的社会根源，以及底层民众运动与上层精英决策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就笔者所知，类似这样采用多重视角、以个案研究为基础、最后又能上升到理论层面探讨“文革”运动的研究论著并不多见，国内学者中对此类研究径路有所了解的更是凤毛麟角。  

    其次，作为一项实证研究成果，这本书以较为翔实的资料为基础，条分缕析，推陈出新，颠覆了当时西方学界对“一月风暴”乃至整个“文革”运动的一些错误认知。我个人感受较深的是以下几点：  

    第一、很多西方学者从“社会冲突”理论模式出发，认为“文化大革命”本质上是一场底层民众反抗官僚体制的社会运动。因而在他们看来，上海“一月革命”的出现乃是以曹荻秋为代表的上海旧市委一班人为了维护现行官僚体制和自身既得利益，千方百计镇压群众运动的必然结果。  

    维尔德通过追溯曹荻秋和张春桥的政治成长史，指出曹荻秋等人在著名“毛派”人物柯庆施麾下不断升迁的事实，表明他们与张春桥一样，长期以来一直是党内“左倾”路线的拥护者和追随者。这种政治姿态在“文革”初期并没有发生改变。1966年5至8月间上海声势浩大的“文化批判”运动——批判对象包括老资格“革命音乐家”贺绿汀、著名历史学家周谷城、著名京剧表演大师周信芳等人——就是由上海市委发动的。上海第一个红卫兵组织的出现，以及轰轰烈烈的“破四旧”运动，也与曹荻秋等人的大力支持有关。  

    曹荻秋等人对“文革”运动的困惑与疏离，始于群众运动由文教领域向社会各界蔓延以后。1966年11月前后，中央高层在如何理解“抓革命”与“促生产”的关系问题上出现了微妙的分歧：以周恩来等人为代表的“稳健派”强调“抓革命”的终极目的在于“促生产”，因而他们主张对正在兴起的工人运动加以必要的限制与疏导，以保障正常的生产和社会秩序；而以“中央文革”为代表的“激进派”则认为“抓革命”是当下运动的重点，只有彻底“批倒批臭”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路线，工农业生产和其他各项社会主义事业才有可能实现“全面跃进”。来自中央的两种不同声音，使身处工作一线的曹荻秋们无所适从。从工作职责和经验常识出发，他们更倾向于接受周恩来等人的主张，然而北京市委彭真等人被清洗的教训，又使得他们不敢挺身而出干预群众运动，怕被戴上“镇压群众运动”的帽子。因而在实际工作中，他们先是努力在中央确定的两个相互矛盾的目标之间寻求某种平衡点。而当群众运动在极“左”路线的煽动下变得无可理喻时，他们选择了不置可否、消极观望的姿态。由此可见，如果要追究责任，上海市委一班人的责任底限是“政治不作为”，而不存在所谓“抵制、镇压群众运动”的问题（至于为什么有人要给他们戴上这顶帽子，看了下文大家自然明白）。  

    第二、批判“经济主义”是1967年初上海“文革”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很多西方学者认为，“经济主义”是旧市委一班人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颠覆“文化大革命”而采取的破坏性策略。维尔德对此也提出了不同看法。他重点考察了当时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指出了导致“经济主义”的两个重要原因：  

    首先，从一个较长的时段来看，所谓“经济主义”的出现与“大跃进”失败以后国家用工制度的变化有关。在1960年代初“经济调整”期间，上海不少厂矿企业一方面动员部分在职员工下放农村和支援边疆，另一方面又从农村招收了大量临时工、合同工进企业工作。当时的舆论宣传强调，这种用工制度改革可以达成以下三个积极成果：第一，临时工、合同工的工资和福利水平大大低于正式工，因而大量使用临时工、合同工有利于企业降低生产成本，增加企业对国家的贡献；第二，临时工、合同工主要来自农村，因而大量使用临时工、合同工意味着国家宏观社会分配模式的重大改变，是国家反哺农民、反哺农业的有效手段之一；第三，动员富有技术专长和生产经验的企业职工“下放”和“支边”，可以促进农村和边远地区工业发展，改善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加速工业化和城乡一体化的进程。然而在具体实践中，这个政策的弊端很快便显露出来：第一、临时工、合同工与正式工“同工不同酬”，严重违背了社会主义的“平等”原则，人为地造成了工人阶级内部的阶层分化。“文革”期间群众组织之间的派性冲突与此有很大关系。第二、临时工、合同工收入水平偏低，难以维持正常的生活开支，因而有增加收入的潜在要求；第三、被动员“下放”和“支边”企业员工，则往往因为技术专长得不到发挥、经济收入大幅下降、两地分居、水土不服、生活不习惯等原因，有返回上海原单位就业的潜在要求；第四、企业现有的正式工害怕自己有朝一日也被“精简”，因而也对党、政府和企业有所不满。  

    其次，上述各种潜在的要求转化为破坏性的政治行为，与“中央文革”积极推行极“左”路线有关。江青在1966年12月26日代表中央接见全国临时工、合同工群众组织代表时，不负责任地将用工制度的变化归咎于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表示支持临时工、合同工就“同工同酬”问题向劳动部门交涉。同日，“中央文革”控制下的《人民日报》还发表社论《迎接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的高潮》，要求各地厂矿企业领导层积极支持群众运动，不得以工人擅自离岗外出“串连”、“上访”为由扣发他们的工资和奖金，并责成各单位支付外出串连、上访人员的差旅费。江青等人作出以上表态，显然是想利用部分工人群众的不满情绪制造事端，达到他们自己窜党夺权的目的。然而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上述舆论导向造成的客观后果是“无政府主义”和“经济主义”在全国范围的严重泛滥。从上海的情况看，不但临时工、合同工群体的各种经济要求有增无已，而且包括正式工在内的其他社会阶层也开始以离岗、上访为要挟，提出增加工资、增加福利、改善住房条件等经济要求。“下放”和“支边”的工人也返回上海，提出经济补偿和回原单位复工复职要求。而此时上海市委领导人则被极“左”路线束缚住手脚，无法抗拒来自各方的经济要求，只好“群众要什么我们给什么”、“群众要多少我们给多少”。由此造成的灾难性后果是：银行现金大量流失，直接危及工农业生产和金融安全；大量工人离岗离职加入争取经济权益的街头运动，导致生产停顿、交通瘫痪，其中外贸方面造成的恶劣影响尤其严重；大量现金一下子涌入市场，打破了原有的供求关系平衡，导致市场消费品短缺和价格上扬。  

    由此可见，上海“经济主义”风潮的出现并不是曹荻秋们操纵群众运动的结果，而是“文革”前社会经济体制弊端和“中央文革”推行极“左”政策的产物。由此造成的灾难性后果，也不应该由曹荻秋们负责。  

    第三，许多西方学者认为：上海“一月革命”是革命造反派反对现行官僚体制的一个胜利， “上海公社”体现了张春桥等“激进派”的乌托邦理想。为了澄清上述错误观点，维尔德在相关叙述中突出强调了以下几点事实：第一，1967年1月初张春桥返回上海的使命不是鼓动“革命”，而是重建经济和社会秩序。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上海的无政府状态和众多外商的强烈抗议引起中央领导层的高度关注，连一直持极“左”姿态的“中央文革”也认为有必要加以干预。第二，鉴于上海市委已经完全瘫痪，张春桥在上海的中心任务显然不是从旧市委手里“夺权”，而是如何将失控的群众运动重新置于控制之下。第三，张春桥到上海以后所采取的行动，无一不与上述意图有关：他策动《文汇报》、《解放日报》“夺权”事件，目的在于牢牢控制“话语霸权”，以便形成新的舆论导向；他对群众组织加以重新整合，建立以“工总司”为核心的“反对经济主义指挥部”、“抓革命、促生产联合指挥部”，目的在于借这些御用群众组织之口，提出整顿社会经济秩序的种种措施；他发起成立临时权力机构“上海公社”（后来经毛泽东批示改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目的在于借助这个组织载体更有效地行使权力，协调当地驻军、公安民警和群众组织的行动。第四，鉴于张春桥的使命与许多工人群众组织的政治诉求完全相左，张春桥领导下的“上海公社”严重缺乏群众基础，其支持者大约只占到工人群众的四分之一。如果不是得到中央的支持，这个权力机构一天也存在不下去。这可能是对“群众胜利论”和“乌托邦理想论”的最有力反驳。  

    既然所谓“一月革命”的真相如上所述，为什么那么多西方学者会对此产生严重误解？维尔德对此的解释是：上述现象的形成与1967年初张春桥控制下的上海传媒对历史真相的刻意歪曲有关。而歪曲历史真相的目的，在于维护“中央文革”一贯正确的形象，摆脱由于其愚蠢盲动造成严重后果所应承担的责任。换言之，为了避免极“左”政策的突然改变所造成的尴尬处境，张春桥和“中央文革”有意把上海市委一班人拉出来当替罪羊，似乎上海“经济主义”问题和“无政府”状态的形成是曹荻秋等人“对抗中央指示”、“破坏群众运动”的结果。这样一来，原本属于“纠偏”性质的一系列举措便被冠以“革命”之名。

    除了上述三点关于历史事实的辨析澄清之外，维尔德对张春桥个人政治表现的分析论述也很独到。

    纵观上海“一月风暴”的全过程，我们不难发现张春桥先后扮演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角色：“放火者”和“灭火者”。说他是“放火者”，是因为“文革”群众运动的发生与此前若干年意识形态宣传的不断升温紧密相关，而张春桥和“中央文革”一班人正是这种极“左”意识形态宣传的幕后操作者。其次，在上海工人运动的发展过程中，1966年11月间发生的“安亭事件”至为关键。张春桥在代表中央处理“安亭事件”时，违背了周恩来等人的既定方针，同时不顾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的反对，擅自与“工总司”代表签署“五项协议”，因而对上海政治、经济和社会局势的不断恶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说他是“灭火者”，是因为他在1967年1月奉派返回上海后，转而强调劳动纪律，千方百计地弱化和转化工人运动的能量，并以铁血手段镇压了各种反对势力，从而使上海局势迅速得到控制。而且在此后近十年间，张春桥主政下的上海比其他许多省市要稳定得多。  

    作者基于张春桥的上述表现指出：在探讨中国政治问题时，认为“激进派”一定专注于“动员”和“破坏”，“稳健派”一定专注于“秩序”和“生产”，是一种僵化陈腐的观点，会产生严重的误导。张春桥在上海“一月风暴”前后的角色转换，很好地解释了中国政治中“组织结构”与“政治冲突”的关系。也就是说，一个政治家的政治主张往往与他在组织系统中扮演的角色有关。当他扮演的角色发生变化以后，他的政治主张也会发生相应的改变。举例来说，张春桥和曹荻秋在“安亭事件”等问题上的分歧，主要是中央领导层与地方领导层之间、主管意识形态的官员与主管经济工作的官员之间的角色差异造成的。当张春桥全面接管上海工作以后，很快意识到曹荻秋们所面临的种种现实问题。因而在此后的工作中，张春桥基于其特有的双重身份，与“中央文革”其他人的政治观点有时一致，有时相左。例如在著名的武汉“七二0事件”发生后，张春桥作为“中央文革”的一员，并不反对《红旗》杂志发表“揪军内一小撮”的社论。但是在他直接管辖下的上海，他非但不鼓励群众组织冲击军队，反而千方百计加强与军方领导人廖国政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  

    最后作者还指出，张春桥在上海“一月风暴”期间的角色转换，显然会导致各种政治势力对他的反感甚至敌视。开头他因扮演“放火者”的角色，得罪了上海各级党政领导干部，以及与这些领导干部政治利益较为一致的“保守派”群众；后来又因扮演“灭火者”的角色，得罪了绝大部分“造反派”群众。在这种情况下，张春桥依然能够树立权威，行使职权，归根结底在于毛泽东的宠信和他个人娴熟的政治手腕。然而从长远的观点看，这样的的权力基础并不稳固。毛泽东去世后不到一个月张春桥便迅速垮台，就是一个最有力的说明。  

    以30年后的眼光审视《张春桥与上海一月革命》一书，我们当然无法认同该书的所有观点。但是上面提到的这些内容看来是经受了历史考验的。尤其是维尔德提出的研究径路和理论分析框架，值得我们在进行相关研究时借鉴。
     
    （本文原载《书屋》200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