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木：回忆徐景贤

李旧苗

（一）
    门外还有人三三两两走来，仅约二十来平米的告别厅里已插满了黑压压的人群。哀乐幽幽地、缓缓地荡漾着。我随着人紧贴着人的、沉重而无声的队伍，半步半步地向前移着，走向笼罩在玻璃器具里的你，我的“同年大哥”。
    你向这个生活了74年的世界挥一挥手，走了，没有热闹喧嚣的媒体报道，没有花团锦簇的灵堂装饰。你走了，犹如一片乘风归去的白云。你一生俭朴，从未想到过要为子女留点什么遗产，甚至也没有留下一句话，连遗体也捐献给了社会。记得那次当我对你捐献遗体的决定提出疑问时，你微微一笑朗朗说道：萧木啊，如果有一天我比你先走了，那么你最后一次看到的我就不属于我了，那是属于国家的、医学单位用于科研的一个标本。你细细想想，那不是很有哲学意味吗？
    可是老徐啊，此刻，当我凝视这个你所说的“标本”时，却还是抑制不住泪水的涌流。我知道，那是你自愿作出的选择。遗体捐献申请表上有几个栏目须由捐献者在“是”或“否”下打个勾。“要保留部分遗体吗？”你勾了“否”。“要保留骨灰吗？”你勾了“否”。“遗体捐献要保密吗？”你还是勾了“否”。最后一栏：“要保留遗发留作纪念吗？”你犹豫了一下，终于勾了“是”。
    我一过五十就“尘满面，鬓如霜”；看到你满头乌发，自然不胜羡慕。你解释说，这大概是遗传因子的作用吧？我父亲要到七十过后，鬓角才初见微霜。其实头发的黑白并不代表年龄。
    我懂了。你在打最后那个勾时，一定想到了你一直深深怀念着的父亲、老教育家徐宗骏先生；想到了你还有一双女儿和两个小外孙，你要让他们能永远看到，他们曾经有过一个倘若不仔细看还称得上满头黑发的父亲和外公。
    不过老徐，你留在我记忆里的第一个印象，远比现在要年轻得多，头发也要黑亮得多。那时你理着当时流行的“一边倒”的发型，头发从前额覆盖下来，差点盖到眉尖，黑亮、黑亮。
    （二）
    我与老友徐景贤的第一次见面，时间该是在1961年春夏。
    那时老徐在市委宣传部工作，我则供职于市委办公厅党刊编辑室。为向他约一篇评论稿，我去市委办公机构所在地延安西路33号找他。门房一个电话，他从海格大楼电梯口走出来，硕长的身躯，白皙、清秀的面容，还有那额前显眼的黑发。他远远就伸出手，笑盈盈地向我迎来：“你就是萧木同志吧？让你久等啦！”……
    我说明来意，他一口答应。接着在电梯口的小房间里，连白开水也没有一杯，就我们共同爱好的文学问题，进行了如沐春风般的长时间畅谈。他那儒雅的气质，敏锐的观察力，温和斯文的谈吐，给了我极好的印象。没有想到第二天中午他就把评论稿写好了，而且是自己送到党刊所在地的康平路141号来的。他骑着自行车回头一挥手远去的背影，深深地印入我的脑海。
    当时我们都只有二十几岁。老徐是我那时结识的上海年轻一代作家中最具有书卷气，同时又是最懂得政治，最富有革命激情的一个；只是他的激情是内在的，不是锋芒毕露、咄咄逼人那一种，只有相处久了才会感受到。他出身书香门第，少年时代就接触革命、后来又参加了革命，这使他在五、六十年代那种政治氛围中，可以游刃有余、从容自如。而我则生性拘谨，幼稚而又不善交游，因而非常钦佩老徐的成熟，尤其羡慕他的轻盈和从容。尽管后来知道他其实与我同年，但我一直把他视为“同年大哥”：也许在行事、为人都力求温文尔雅，不张扬、不夸饰这一点上与我有同好，他也与我特别投缘，总是像兄长那样关怀着我，且数十年如一日。
    大约1962年夏秋，我在《上海文学》发表了一篇题为《探索》的小说，起初颇得好评，后来听说在作协一个学习班上《探索》受到了集中批判，认为作者是在给大跃进抹黑，还说要公开发表批判会纪要。那时我实在是想歌颂大跃进的，并视之为一次伟大的“探索”，只是需要从中总结经验教训以利再战。想不到竟被认为“抹黑”，一时既感到委屈，又十分紧张，以至连作协通知我开会也不敢再去。过了一两个月，同是在《上海文学》上发表了一篇评《探索》的长文，虽也指出了一些缺点，但它从总体上、特别是从政治上对《探索》作了热情的赞扬和肯定，使我激动不已。这篇评论的作者就是徐景贤。
    当中苏有关国际共运的论战在内部逐级传达以后，为了急于跟上形势，我开始如饥似渴地，而且往往是生吞活剥地恶补此前很难引起兴趣的马列理论。而老徐则听说已参加了由石西民领导的设于华山路上丁香花园内的写作班，“躲进小楼成一统”，写他的“反修”文章。这段时间我们联系甚少，但《内刊》（《内部未定稿》简称，zhonggong华东局主办）上的文章我每篇必读，特别是署名“丁学雷”的，因为我知道那作者大多为老徐，或是经过他手的。此后便是《五·一六通知》的发表和文革的兴起，老徐先是成了市委文革小组成员，继而又做了曹荻秋市长写有关文革检讨的捉刀者。再后来，写作班以老徐为代表在1966年12月18日文化广场大会上喊出了“革命方觉北京近，造反更知主席亲”的口号。秀才们也造起了反，成立了一个组织。“犹抱琵琶半遮面”，不敢号称司令部，羞羞答答地叫做“市委机关联络站”。
    在这期间，我鼓起最大的勇气和热情主动接受文革洗礼，决心投入其中来一个“脱胎换骨”的改造。后来由于编辑部主任、副主任相继被打倒，我这个编委成了“候补当权派”。而在当时那种形势下，做了当权派总是动辄得咎，难以应对，致使我一度不由自主地成了党刊内部两派矛盾激化的焦点。当一天晚上在余庆路机关食堂批斗当权派有可能动武时，我害怕了，改造自己的决心动摇了，伺机逃了出来。实在也没有想好要逃到哪里去，在街头仿徨了大半夜，稀里糊涂地躲进了当时上海大字报最大的集中地静安公园。这里通宵灯火通明，进出人群如潮，气氛异常热烈。正是从这时起，我萌发了要写一部正面反映这场当时称之为“史无前例”大革命的长篇小说的决心。闷头蜷缩在墙角枯叶堆里默默构思小说的大纲，令我如痴似醉，忘记了饥饿和寒冷。大概也只这么熬了三两天吧，觉得这总不是长久之计，天又要下雪的样子，恰好在公园门口碰到了一个与我私交甚好的党刊造反派头头，就请他代我去找一下老徐，说我想到他那里去“避难”。得到回音后，当天夜里，我敲开了机关联络站所在地武康路2号那扇宽大老旧的绿漆大门，来到人来人往、又像正在争论着什么的大厅，见到了从人群中猛然回头、抽身、向我快速走来的老徐。就像多少年后他自已在《十年一梦》中所描述的那样：“我从头上摘下那顶哥萨克式的皮帽子，解开对襟的中式棉袄．满头冒着热气，慷慨激昂地发表一通演说……”只是这回他是对我一个人说的：萧木啊，你怎么到现在才造反，我一直在等你呢！不过革命不分先后，能够起来造反就好！
    在这一瞬间我对面前的老徐既感到新奇，又有些陌生，赶紧小声说我是当了“候补当权派”来“避难”的。他这才反应过来，噢了一声，把我领到一个小房间，拿来了热水瓶、搪瓷杯和十几个报夹，说你就放心地把自己“关”在这里吧，保证安全，管吃、管住，要看书也有的是！──这时的老徐又恢复了我印象中的“同年大哥”的模样。
    当漫天飞舞的大雪将要送走1966年的时候，上海开始大乱。老徐风风火火、进进出出，日夜奔忙，我却一个人躲在小房间里悠闲地读书看报（几年后有人告诉我党刊某一派的人曾上门去捉过我，被老徐挡掉了，但当时我一无所知）。我既为自己落后于形势而深感到惭愧和焦虑，也为老徐能引领革命新潮流而感到钦佩和欣喜。但有时对这位原先温文尔雅的老友如此快速地成为激进的革命造反派，多少又有点不敢相信。
    我的怀疑很快得到了证实。
    原来老徐是在已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张春桥、姚文元的几次电话授意下才起来造反的，他也因此而一再被红卫兵和工人造反派讥之为“奉命造反”。而他在文化广场大会上那篇后来在上海以至全国产生了不小影响的《造反声明》，则是写作班几个秀才嫌他初稿“造反精神不足”，轮番“炮轰”、多次修改的结果。
    我无意为已经作古的老徐开脱，只想说出一段真实历史。要知道在当时“造反精神不足”是一种耻辱，周围秀才们对他的“炮轰”，则都是出于好心，用当时的话来说叫做“帮助战友”。
    （三）
    被称之为“一月革命”的风暴轰轰烈烈掀起，联络站搬到了淮海路段620号党校大楼，一时俨然成了各路造反派的会聚中心。我向老徐提出随便分配我做点杂事，他知道我有写反映文革长篇的打算，就说你别的什么都不用干，就管管收集传单和各种小报吧，可能对你将来写小说有点用处。我喜出望外，索性把铺盖也搬了来，白天利用各种机会去收集，晚上整理、登录，不到两个月，就装满了三大柜子传单、小报。市革会、新市委相继成立，老徐又推荐我先后参加了市革会专题写作组、《红旗》杂志上海组稿组和市委写作组。写作是我终生心仪的事，何况还有那么多书可以读，工作虽是常常没日没夜，内心却感到从未有过的充实和快乐。此后的老徐，尽管依然可以看到他在许多群众集会上发表激情飞扬的演说，看到他振臂一呼台下万众齐应的场面，但在我印象中却似乎并不快乐。
    从1968年下半年起，我的办公室兼寝室都在康办大院西侧那幢楼房的三楼。大院住宅区草坪周围，停着几辆老字辈马天水、小字辈徐景贤等三、五个市委、市革会头头专用的黑色轿车。我从窗口可以清楚看到他们钻进车门出去，钻出车门回来。我不知道、也不关心他们在忙些什么。有时也隐隐约约听到一些有关“三王”（王承龙、王洪文、王秀珍）先后与老徐权力角逐的传闻，由于一向对此不感兴趣，也从不去问个究竟。只是注意到一点：老徐越来越不像我心目中的那个轻盈从容的老徐了，以至他的外貌也发生了变化。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身体突然发胖，偏又常常裹着一件鼓鼓囊囊的那种供值夜班用的蓝布棉大衣，越发显得臃肿、拖沓，背也微微隆起。我可以想象得出他受到的压力。一次他偶尔来我们办公室，我问他身体、工作怎么样，他回答了八个字：“如临深渊，似履薄冰”。这使我忽而想起了他送给我的那本他创作于五、六十年代的报告文学集《生命似火》，其中有一篇文章《在洪泽湖封冻的日子里》，文中描写了这样一个情景——船民被封冻于湖心，可湖冰不能承受一个人直立行走的重量，岸上人为了给船民送食物，只好横挟一根竹竿，匍匐着一寸一尺向前爬行。其如履如临之状，与老徐此时的心境何其相似。我不由得升起了几丝悲哀。
    看着这种情况有时会产生一种幼稚的奢望，希望我的这位老友还能回到书生本色上来，回到文学岗位上来。我断断续续试写了一个反映文革的中篇《初春的早晨》，请他提提意见，趁这机会向他提了两个建议。一是能否由他向上面打个报告，上海办一个文学杂志。当时全国各地文学刊物都还没有恢复，我的建议可能属于“冒险”，他只回答了一句“这要好好想想”就不再说什么。第二个建议是向他本人提的，我说有些政务你能否脱开一点，抽出时间写点文章。在一旁的嫂子蕴芳大姐竭力赞成，插话说就是嘛，老不写、老不写，笔头子会生锈的！这时老徐感叹一声说：胡适说做了过河卒子，只得拼命向前。我也是，恐怕想要回去也回不去喽！
    这声感叹里自然也含有几分得意，但更多的却是无奈和惆怅。
    几天后他主动找了我，对我《初春》倒是提了很具体的修改意见并一再鼓励我要努力把那个反映文革的长篇写出来，他一定做第一个忠实读者。但对办文学杂志的事则是王顾左右而言他，不肯作正面回答。经我再三逼问，他显得有些窘，苦笑一声说，萧木啊，你政治上总是太天真，有些事是可以做、不可以说的呀！当时我竟没有想到老徐毕竟已是一个不小的官，他说的是一句官场惯用语，他的不回答实际上就是回答：那意思是你们可以先斩后奏呀！后来我告诉朱永嘉，老朱一听就懂。在他的策划、组织下，文艺组陈冀德等同仁一起努力，自1973年初开始，相继创办了《朝霞》丛刊、月刊及外国文艺《摘译》等多种文艺刊物。
    记忆中，大概是在1970年9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天的中午，蕴芳大姐让她的女儿来叫我到她家去，说爸爸有事商量，特别关照一句：中饭不要到食堂去吃。我自幼吃素，又有偏食的坏习惯，每回作客总给主人家带来不少麻烦，因而赶紧到食堂去买了只馒头边走边啃，以为“吃过了”便有了辞谢午宴的理由。但是推不掉了。一桌虽也只是普通佐料、蕴芳大姐却有本事做得十分精细、可口的菜肴已经摆好，还有三只红得发亮的大闸蟹。更让我感到意外的是，老徐带进来一个我既熟悉又陌生的人：熟悉是早已远远见过多次，陌生是面对面坐在一起还是第一回。他就是王洪文。
    惯于字斟句酌的老徐是这样向王洪文介绍的：这是萧木同志，工人作家，曾做过铁路工人。
    我听懂了老徐这样介绍的三层意思。第一，特意点出我曾做过工人，是为了使王洪文与我拉近距离，容易接受我。据此猜测，第二，很可能我将接受一项与王有关的不知什么任务。第三，这两位传闻中磨擦不断的市委、市革会头头，不知基于什么原因，双方似乎有了团结的愿望，而老徐首先伸出了和解的手。
    最后一点使我高兴，前面两点却让我疑窦丛生，忐忑不安。
    盛情难却，我只好再吃一顿中饭。不过那碗在当时颇为稀罕的赤豆晚米饭倒确是诱人，一嚼满口生香。老徐一边缓缓嚼着饭一边吹起了他的养身经：这吃米饭，就讲究个细嚼慢咽。嚼呀嚼，待到嚼出甜味来了，再慢慢咽下去，那样才容易吸收。王洪文点头称是，平时吃饭像救火的我更觉新奇。不料蕴芳大姐揭发说：你省省吧！早一顿、晏一顿，冷一顿、热一顿的，都弄出胃病来了，还好意思说细嚼慢咽呢！王洪文侧起头颇感意外地问：你有胃病？老徐有些窘，笑笑说：有一点，还好。
    吃过饭，老徐把王洪文和我领到内室，关上房门，两人表情严肃地向我大略传达了不久前在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上发生的那场被说成“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的斗争。我受到了极大的震动，同时也明白了王、徐能暂时相互紧紧握起手来的原因。很明显，在庐山全会上，林彪暗中指挥要揪的人，第一个便是张春桥，这不能不使王、徐感受到了极大的压力。“大敌当前”，于是二人便都有了捐弃前嫌、团结对外的意愿。接着老徐拿出文件，向我传达了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大意，和闭幕会上向全党发出的“学一点马列”的号召，然后说，他们两人已商量好了，每天中午抽出两个小时来学马列，雷打不动：只是怕有些地方读不懂，所以要请我做他们的辅导老师。我自然知道，老徐完全可以自学，用不着什么辅导老师：尽管他从未向我说过．但我却不难猜想到，他是想拉住王洪文一起学，才用心良苦地作了这样一个安排。不过我还是乐意接受这项任务，目的只有一个：逼着自己多读点书。
    后来这个学习倒的确“雷打不动”，一直坚持。先只有徐、王二人，不久就扩大到马天水、王少庸等十余人。读的是据说经毛主席圈定的马恩列斯等具有代表性的著作，共三十本。在当时，老徐和我都怎么也没有想到，就因我当了这个业余性的辅导老师，导致三年后我奉命上调进京。先是参加筹备中的十大党章修改工作；十大闭幕，王洪文被选为zhonggong中央副主席，据他说，毛主席交给他的主要任务就是读马列，他就以此为由将我留了下来。仍然是“雷打不动”每天两个小时辅导他，后来又增加了陈永贵、吴桂贤，继续读三十本书。其间也曾先后遵命为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王洪文、华国锋起草过一些简单的文件，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做一些他们交办的文字工作，又在《人民日报》兼了一点职。我不免陷入了苦恼。原因倒并非由于看出了王、张、江、姚有什么“篡党夺权”野心，而是“一仆多主”，很少再有时间自己写作。
    同样，老徐也似乎并不怎么顺心，特别是发生于1974年春天的《朝霞》事件，让他愧疚了多年。我不想在这里细说这一事件发生的原因、经过和性质（注：有关这一事件详见本刊去年第十期“文摘”所载陈冀德《“阴谋文艺”遭遇阴谋记——〈朝霞〉事件》），只想说一句：它是文革大浪潮中一朵小浪花。虽是小浪花却下连基层上及中央，折射出知识分子在那种错综复杂的权力角逐游戏中的无奈和尴尬。
    工人造反派中的一些人抓住《朝霞》上由两位青年作者创作的两篇小说中的个别字句，无限上纲，先选择若干基层单位大肆挞伐，再上报市委要求发动全市大批判。报告送到康办，王秀珍、马天水已批了同意，就等着看徐景贤如何表态。
    没有人知道老徐经历了怎样激烈的思想斗争，最后他终于还是画出了一个表示同意的圈。
    我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深知老徐是非常重友情的，这一点，从1968年秋专题写作组被迫撤销，他细心地为每个人作出尽可能有所照顾的安排可以看得很清楚。但是他画下这个“O”，却使他与几个文友间多年相濡以沫的情谊沾了污点。因为照此办理，那么首当其冲的牺牲品，便是他在1959年就结识的老友、《朝霞》具体负责人陈冀德，还有两位同样也与他相识并为他所热情支持的青年作者。
    陈冀德和两位青年作者也果然陷入了四面楚歌，他们接连写信给我，诉说他们艰险的处境。
    这一事件还牵涉到王洪文，因为很显然，他是支持王秀珍的。
    我得公平地说，在北京钓鱼台那三年多时间里，王洪文对我不仅优遇有加，而且十分尊重，直到最后，他在秦城监狱弥留之际，还一再嘱咐去探视他的妻子向我转达他对我的问候，并希望我将来能实事求是地为他写点什么。但在《朝霞》事件中，我对他情绪激动得近乎失态。我说《朝霞》实际上是我负责的，那两篇小说发稿前我也看过的，要批就批我好了，怎么可以去批革命小将呢？他先一愣，继而笑笑说，那是大水冲倒龙王庙了。你千万别在意，我叫他们不要批了就是。
    这个事件前后也只闹了半个来月，后因张春桥出面干涉、斡旋，很快平息。
    但老徐却陷入了深深的痛苦。
    在局外人看来似乎很简单：不就是为了一顶乌纱帽吗？而身在其中的老徐看到和感到的，却远比这要复杂得多。他只好一个人默默地舔他自己也不知怎么会划下的伤口。
    同年五月间，我因事回上海，顺便去看望老徐。一见面，他就紧紧握着我的手激动地说：萧木啊，我犯了个大错误，对不起老朱、对不起陈冀德，也对不起你。我说已经见过老朱、陈冀德了，他们都很理解你，谁也没有怪你呀！
    他说：他们越是原谅我，我越感到愧疚。多少年后，当我们几个人（徐、朱、陈和我等）各自历尽人世沉浮、尝遍人生百味又相聚在一起的时候，“共剪西窗烛，同话巴山雨”，有时也会偶尔提到这个《朝霞》事件，于是相视一笑，清风朗月依旧。但那一日，我走出老徐家，走在康办大院花坛小路上，心情却十分沉重。说不清对老徐是感到他窝囊还是对他同情。也许更多的还有惋惜。我总觉得像老徐这样一位很有才华的作家，最好不要做官；一旦进入官场，尤其是在这样一种体制下的官场，十有八九要演一场悲剧。
    那时候我竟没有意识到，尽管我谈不上有什么才华，却同样扮演了一个悲剧的角色！
    （四）
    文革一结束，我那部还只写了一半的长篇小说《春江潮》自然成了“篡党夺权”大毒草，难免要受到一场无情的革命大批判。我本人，则先后在炮兵、步兵隔离室和秦城监狱“游关”了一圈，时光已飞走了五年半，再回上海下放劳动八个月，突然升级，1982年11月逮捕法办，判刑9年，押解到提篮桥监狱服刑改造。
    监房门前有一条称之为“小阳台”的长而宽的过道，当年英国设计师可能出于通风的考虑，嵌了一方接一方的铁丝网，以至上下两层楼面可以透过铁丝网相互对望。一次“小放风”我走出监房偶尔往下望望，看到一个犯人伏着身子在吃饭的背影。奇怪的是，他面前的搪瓷饭碗是放在盛有热水的面盆里的，每当调羹舀饭时，那饭碗就晃呀晃的，晃个不停。我忽而想起了什么。再看他戴的那顶哥萨克式的破皮帽又十分眼熟，立刻猜到那一定是老徐！我试着用力咳了一声，果然抬起了一张先一愣、随即惊喜莫名的脸。生离死别了多少年，猝然相逢又隔着一层纸。在这一瞬间这张纸被一下捅破了，他那种真挚、亲切的感情，让我终生难忘。只见他脸上布起夸张的表情，张得大大的嘴巴向我开合了两下。我立刻“听”懂了：他是在问我“好不好”。我重重地点了点头，接着也向他张合了两下嘴巴。他也朝我点了点头，又用调羹敲敲面盆，向我送来了轻松、天真又故意带点滑稽的笑脸。我知道他这是在宽慰我，叫我不要为他的胃病担心，但我却还是禁不住泪水的夺眶而出。
    那年春节后，大队部出于为一些爱好美术的年轻罪犯出去多少有点“一技之长”便于谋生的考虑，让我和两个原为中学美术教师的老年罪犯一起办了个工艺美术培训班，学员从各个中队选拔。因除课堂讲授外还需个别辅导，我便获得了在各层楼面、各个监房自由活动的“特权”。以此为由，我与老徐就有了多次会面。记得第一次相见时，他在拆纱。拆纱是那时提篮桥普通在押犯都必须完成的一项劳役，每天有规定指标。对老徐则有所照顾，也可不拆。我说你怎么还拆纱呀？他说我多数时间是读书，拆纱只是调剂一下精神，好在也没有规定指标。我又问他胃病情况，他说不怎么严重，还可忍受。只是一顿饭得分几次吃，多吃就闷、胀。天热无所谓，天冷分几次吃就得用你看到过的那个土办法。分热水的劳役犯倒是对我“法外开恩”，每次多给一两勺热水让我温饭用，用这个办法吃饭就要舒服得多。又转而问我身体情况，说你好像有些精神不振嘛！我说这里可比秦城好多了，只是夜里仍然睡不好．他说我听中队里你的那几个学员在背后叫你“小老头”，说你总是愁眉苦脸的。萧木，你一定要放开！彻底放开！你看我现在，“无官一身轻”，不是很好吗？
    的确，在我的印象中，在提篮桥的老徐，倒真的要比他当头头的时候轻松得多。人自然老了好些，但清癯，轩朗，不再是臃肿、拖沓，一脸累乏的样子。
    我即将刑满，与老徐又有过一次带有告别意思的见面。他刑期长达18年，当时还剩下一半多。他向我表示祝贺，我则仍是一副苦恼人的样子。我说我们曾一起热烈追求共产主义理想，却从未想到过实际生活的艰难。可笑的是，我出去将要面临的已不是什么理想问题，而是生存最基本的吃饭问题：一家几口要吃饭，子女要上学，我拿什么去供养他们呢？
    老徐说最低工资总还是有的吧？那就艰苦朴素好了。艰苦朴素是革命传统，全社会都视为光荣！
    我说你错了！贫穷光荣是特定时期的道德概念。当一个社会“向钱看”成为主流意识时，贫穷在多数人心目中就将成为可耻！
    老徐沉默了一会说，我还是不能相信你的话。
    出狱后我又被强留于劳改工厂。为着养家糊口，不得不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点滴业余时间，日夜忙碌。由于除了勉强会动动笔杆别无所长．而文稿和书稿尽管不断调换笔名，写的又都是些古代历史内容，还是屡屡遭禁，四处碰壁，直到老徐出狱，我依然没有走出困境。老徐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息和调整．先是读书，后来就陆续写了一点回忆的文章，同样是屡屡遭禁，四处碰壁。但他的应对要比我从容潇洒得多。有时我们见面畅谈，总还是围绕我们共同爱好的文学，他极少提到那些不愉快的遭遇。看得出来，他的达观，他的恬淡，是历经沉浮荣辱、世事沧桑后正在努力追求的一种人生境界。一次我有意挑起在提篮桥讨论过的那个话题，我说如今媒体提倡的是“能赚会花”，大款、大腕成了最时髦的称呼，连小学生都在争比谁家老爸最有钱，你难道还坚持“艰苦朴素”能被全社会视为光荣的观点吗？
    老徐承认这的确出乎他的意料，继而轻松地笑笑说，那又怎么样呢？孔子有个得意门生叫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我们不是还可以学学这位被尊为“复圣”的颜回吗？不管别人如何评论，只顾自得其乐，自己给自己找快乐！
    他这样说时，又让我看到了当年那个轻盈从容的老徐，纵然廉颇已老，却多了几分通透和练达。
    不过老徐也有不通透、不练达的时候，那就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向我道歉，有两次还是在公众场合。因为在他看来，我的长达十七年的监禁半监禁生活，是由于我去联络站“避难”他收留了我，继而又推荐我进写作组及辅导王洪文学马列导致的。听得多了，我就没有好气地说你烦不烦呀，再说我捂耳朵啦！
    其实在我内心一直是非常感激老徐的，尤其是现在。第一，他当时收留、推荐我都是出于好心，人非神仙，谁知未来！第二，即使我后来的曲折和坎坷，对我感悟人生、观察历史也大有裨益，并非一定就是不幸。更何况人生本多彩，我后半生的经历也许还是可遇不可求的呢！我的“放不开”不在这些。数十年来一以贯之地实际上剥夺了我作为公民应该享有的发表作品的权利，这才是我最感痛苦的。写作是我终生爱好，不能写作，我的残生还有什么意义呢？
    1997年10月间，上海永乐电影电视公司两位制片人来找我商谈，想要把我的一部旧作长篇小说《堕民》改编成电视连续剧。我马上想到了老徐。早在60年代，他就做过电影《年青的一代》的编剧，写电视剧本在他也该是驾轻就熟的事。跑去一商量，他果然一口答应。这使我非常高兴，马上与制片人签下了出让改编权的协议。小说所描写的“堕民”是江浙一带特有的被自由民视之为天生的“贱胎”，因而可以公然百般凌辱的一些单独聚集的群体。其来源众说纷纭，鲁迅先生则以为可能是“明初反抗洪武和永乐皇帝的忠臣义士”的后裔。从题材说，是从明代至民国的一段古老的历史，该不会有什么禁忌。但为着避免麻烦，我与老徐还是小心翼翼地都用了无人知晓的笔名。
    连续剧于第二年春夏在浙江横店开拍，投资四百万已拍到四分之三，忽然飞下一纸禁拍令，原因是由于按我与两位制片人签下的协议，片头将出现“根据莫莠小说改编”字样，“莫莠”是我少年时代的一个笔名，后来已经无人知晓。但无所不能的有关部门却已查出，“莫莠”就是“萧木”！
    数百万投资将付诸东流，而尚蒙在鼓里的剧组一两百个演职人员还在横店冒着高温日夜奋战。一旦宣布禁拍令后果很难预料。两位制片人星夜赶回上海，与永乐总经理一起向下禁令的有关部门苦苦恳求无效，两人又不得不来向我哀求，说无论如何要“救救”他们，而“救”的唯一办法，就是我“自愿”放弃署名权。我沉默久久，看着满头汗水、一脸惶恐的两位年轻人，只好说：对不起，是我害苦了你们！
    据说这部名为《苦藤》的电视连续剧后来还是拍成的，但因我又签了一份“自愿”放弃署名权的新协议，所以它与我这个原作者已毫无关系。我不知道中国电视史上还有没有第二个这样的案例！
    我把这个消息告诉老徐，他起先也很吃惊，随后就作了一番自我调侃。他说在他们看来，我和你也都成了“堕民”，连次等公民也算不上。堕民就堕民吧。堕民不也还是“民”吗？有个“民”做做，照样可以活得很自在！
    但再后来，老徐却实在已很难“自在”得起来。除了经济的窘迫，还有偏头痛、冠心病和老胃病等疾病的折磨。背也越来越佝偻，渐渐地，走路单用拐杖已不够，还得加上有人搀扶。前年秋、冬，内耳长了个胆脂瘤破坏了平衡功能，一站立就天旋地转，不得不先后开了两次刀。我因已搬到浦东居住，离他家颇远，只好在他每回手术前连夜用电话向他说上几句宽慰话。传来的总是他朗朗的回答声：放心吧！我在学做少先队员呢——时刻准备着；不过不是为共产主义，而是为自己健康，哈哈！
    最难忘的是最后一次相聚，2007年10月27日江湾湿地公园之游。
    这次游园是朱永嘉发起的，他说他要尽点地主之谊，因为他的家就在离江湾不远的复旦大学宿舍。那天云淡风轻，空气里还残留着桂子幽香。都是白发老人了，漫步在花木葱笼的小径里，少不得指东点西说些湿地陈年掌故。有人提议去看看吴淞口，于是一步步沿石阶而上。这时由蕴芳大姐搀扶着、加上一支塑料拐杖的老徐就显出了艰难，另一边亦需有人搀扶。我说你原来那根有四只底脚的拐杖呢？用那一根走起来要稳当得多。他苦笑一声说，让小偷给顺手牵羊喽！众人奇怪：难道那小偷也是老人？老徐喘着气说，因为那根拐杖的杆子是金属的，多少能卖几个钱，换到一两只烧饼吧？想想也真是作孽！一番话，说得大家都沉默起来。
    待登上江堤一望，只见天水相连，碧波万倾，激浪溅雪，一股天广地阔的宏大气势便迎面扑来。老徐依凭在水泥护墙前，兴奋地用拐杖指画着远处。那烟波浩淼、水光云影间，便是浦江、长江、东海“三水交汇”的奇观。同行有位退休老船长，在一旁为我们逐个评点正在水面“百舸争流”的大小船只，那充满着爱的亲切的语调，使我不由想起了一句成语：如数家珍。
    老徐望着远处起落不停的波涛，缓缓吟出了一句诗：“曾经沧海难为水……”
    我接口说：“除却巫山不是云。”
    老徐忽而转过头来说，大概是1972年春夏吧？你同我一起去北京开会，回来路过南京，许世友请我们暂留一宿，游览长江。在江上我向他们介绍说，你在50年代写过一篇小说：《长江的主人》……你还记得吗？
    我说印象己经很模糊。
    老徐说萧木啊，我还是劝你放开些。你那篇小说的题目就出得好：“长江的主人”！当年你提出要做长江的主人，现在老了，做不得长江的主人，那就做做自己生活的主人吧！
    是夜，我在灯下填了一阕小词，准备赠给老徐，以记此游——
    伫望吴淞口赠友
    调寄《满江红》
    三水奔集，天作合，胥涛竞立。极目望，李仙白帝。苏哲赤璧。金粉六朝随波去，辞赋百代风流客。正清秋，桂子送幽香，云戏鹬。
    当年事，浑莫识；眼前酒，已斟溢。且散发弄棹，西斜红日。举杯酹江发浩歌，点评今古中流楫。唯休说。暮鸦绕乌台、伊人泣。
    万万没有想到，词初成而人已去，公园之游竟成永别！
    （五）
    10月31日傍晚七时许，电话响了，是陈冀德颤抖的声音：老徐走了！今天下午4时30分，可能是因劳累而心脏病突发。从发病到心脏停止跳动，不到半小时。
    四天前，我们不是还一起游湿地公园吗？仅仅相隔96小时呀，我怎么也不敢相信！啊，叫我怎么能相信、又怎么肯相信呢？
    这些天来，为着排遣伤痛，我随意翻读着《列子》，其中有篇《天瑞》，说古人把死人称之为“归人”——
    夫言死人为归人，则生人为行人矣。行而不知归，失家者也。一人失家，一人非之；天下失家，莫知非焉。有人去乡土、离六亲、废家业、游于四方而不归者，何人哉？世必谓之为狂荡之人矣！
    真的，人都有一死，就像人都应该回家一样，正常得很。我们生为“行人”，怎么能一直漂游在外有家不归呢？那不成了“狂荡之人”了吗？老徐从“行人”转化为“归人”仅仅用了不到30分钟时间，这对他自己，对家人，未尝不是一种幸福——我这样边读边想，以安慰自己。
    西谚云：一棵树倒了方可测量。老徐如今倒了，他不仅自愿接受人们的测量，而且还有足够的勇气，自愿接受医学工作者用无情的手术刀按照严格的科学要求解剖、切片，放到显微镜下仔细观察、检验。在生理肌体上，自然会检查出一些被病菌侵蚀的病变组织，但在心理功能上．我敢说即使在显微镜下放大千万倍，纵然能发现盲从，发现错失，但决不可能发现专横、贪婪、欺诈一类“心理因子”。对比时下的官场，我为我有这样一位老友感到骄傲！
    其实在我看来，老徐不仅向国家捐献了他的有形的“生理遗体”，按照马克思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经典定义，他同时还为后人留下了一具无形的“社会遗体”。如果不是用情绪化以至妖魔化的所谓革命大批判，而是用真正科学的历史观，实事求是地对他的“社会遗体”同样来作一番解剖、切片，分析、研究，那么我相信，一定会在人们面前呈现出一部活生生的历史；它既是整部大历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也是人们观察整部大历史的一个窗口。

李大兴

此公文章以及徐、朱的回忆，对文革情况轻描淡写，全无反思、只有为自己开脱。多述说晚年凄凉，未免有博人同情之嫌。远不如张春桥。

陆东洋西

他们对异己者的惩罚并不按照法律和人权的标准，而他们所受到的惩罚也没有按照法律和人权的标准。

除非造成他人或公共的利益实际损失，即违反法律以外，对政治犯不应刑罚，这或许是司法现代化的一个标志。

李旧苗

莫问浮沉叙友情——回忆徐景贤

吴立昌



    2007年10月31日上午，我收到徐景贤9点24分发来的一组照片，主人公是已届92高龄的美国知名绘本作家塔莎老奶奶，正在莳花锄草、绘画写作、饲养家畜、含饴弄孙，她开心地说，“每天、每分、每秒，我都很享受着唷！”“对我而言，随着年岁增长，日子过得更充实”。为什么长我四岁的徐景贤此时发给我这组照片？因为我不久前生了一场大病，说话不便。他十分关心，不断用电子邮件与我联系。当他知道我已拔去导尿管，也觉得“心里放下一块石头”，并说，“我开刀时和你一样，麻醉后小便不通，真是‘憋死了’。此种痛苦，只有过来人才体会得到”。这次他是想以塔莎老奶奶的精神鼓起我对未来生活的信心和勇气。病后感悟颇多，其一为：市场经济大潮中，唯亲情和友情才是无价物——这组照片自然也是无价的。
    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就在我收到这组照片的那天晚上，又惊悉发照片劝慰我的徐景贤竟于下午遽然逝世。告知家人后，我第一个反应就是打开电脑再一次凝视着这组照片，黙黙感受那尽在不言中的拳拳友情。除了哀斯人之远去，叹人生之无常，我又能说些什么！而今，逝者远离我们近三个月了。“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地球仍在运转，人们照常生活。但痛定思痛，与故友四十余年交往的点点滴滴，却怎么也挥之不去。三年前我曾在一段回顾自己写作经历的文字中写道：“当年与我共事的合作者中，有的先扶摇直上后一落千丈，有的‘文革’后又从原来的青年才俊提升为学界文坛名流，也有的与我一样始终是‘中不溜儿’的芸芸众生……然而，不管他们怎样浮浮沉沉或不浮不沉，我仍一律视为朋友（除非他自以为‘非庸’而不屑与庸人的我为伍），因为他们命运的浮沉从根本上讲并不取决于自己。”对于徐景贤，我的态度是莫问浮沉叙友情，当然也不乏因年长于我且有阅历有才干有诚信而产生的对他的尊敬。
    初识徐景贤是在1964年春天，我从工作单位上海作协文学研究所被临时借调到市委宣传部文艺处，任务是编写一个剧目梗概类的资料，时间约两个月。与我具体联系的就是文艺处干事徐景贤，很年青，瘦瘦长长的，背有点点驼，挺和蔼可亲，周围的人都叫他小徐。我更年青，当然不会老三老四跟着叫小徐，叫老徐又觉有点突兀，于是就稳妥地尊称他一声徐景贤同志。任务完成回到所里已经入夏，为了响应毛主席党中央号召，我和几位年青同事在副所长叶以群带领下，进驻丁香花园，“拿起笔做刀枪”，说是参加文艺领域的阶级斗争。没几天，徐景贤也带了电影局几位搞电影批判的同志来了。 两支人马合并为上海市委写作班文艺组，叶、徐二位分任正副组长，徐稍后又任整个写作班的支部书记。由于他比这儿多数人稍长几岁，又是领导，所以宣传部的“小徐”升格为“老徐”，而且此后，不管其地位怎么变，作为朋友的我们，一直仍以“老徐”相称。以群是老一辈理论家，平时不茍言笑，我们对他更多的是敬畏。老徐与我们可说是同辈，相处无拘无束，穿着也与我们一样，十分简朴随便。有一次他要去接待外宾，没有像样的衣服，见我前几天曾穿过一件浅灰色“的卡”（“的确凉”卡其）中山装，身材又与他相当，便借了去。那个年月，年青人穿毛料衣服，不仅奢侈，而且不合身份，“的卡”便宜又挺括，所以我也买了一件，没想到这时倒解了老徐燃眉之急。
    写作班年青人，基本“全天候”在岗。以群多半上午来，老徐除了晚上回家或部里有其它事，大多时间都与我们在一起。叶、徐来了后，主要工作就是传达精神，讨论选题，明确分工，审阅文稿，提出修改意见。老徐既是领导，又是写手，具体修改，动笔撰稿，样样拿得起，勤奋又快捷。在一年多点时间里，我和他合作撰写过好多篇。那时写作班以二三人甚至更多人集体写作为主，发表时也大多署“丁”字当头的笔名，而我和老徐合作用真名发表的倒有两篇。当年刊登二文的报纸他早就没了，后来我将复印件送去，他便惊喜地当作史料保存起来。
    1964年12月，正当人们沉痛纪念在重庆“中美合作所”牺牲的革命烈士殉难15周年时，空政文工团来沪演出歌剧《江姐》。我们看完演出，《解放日报》便火急约稿，老徐就叫我和他合写。随着小说《红岩》深入人心，江姐的形象也为万民所景仰。记得小说刚出版，洛阳纸贵一书难求。我那时正处大学毕业前夕，为了让大家都能很快读到，班里便将弄到的两本书拆散，一页页粘贴在宿舍走廊的墙壁上，几十个同学就是这样凑着昏黄灯光读完了全书。老徐写过同类题材的报告文学《党的儿子穆汉祥》，对《红岩》的理解自然更胜一筹。正基于此，当我们从舞台上观赏到江姐形象后，对英雄发自肺腑的热爱和崇敬，促使我们加班加点一口气写了六七千字赞《江姐》的评论《为有牺牲多壮志 敢叫日月换新天》，《解放日报》为了加大对歌剧的宣传力度，还将其刊于“学术阵地”专栏。走笔至此，忽然想起日前见到《扬子晚报》一篇文章，题为《江姐儿子成美国终身教授》。历史真是有趣，但也令人生畏。
    第二篇写于1965年年初。1962年中国作协在大连召开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邵荃麟提出要重视中间状态的人物，后来被江青概括为“写中间人物”论。1964年下半年，在毛泽东第二个文艺批示强大压力下，文化部及其所属各协会不得不再次整风，邵荃麟的主张自然是批判靶子之一。写作班闻风而上，决定由老徐和我以及从南京大学借调到华东局“内刊”（《未定文稿》）写反修文章的青年教师叶子铭三人合作。我记得讨论提纲是在老徐家里，那是常熟路延庆路拐角处的瑞华公寓楼上，房间挺大，西北朝向有点冷，屋内陈设同主人衣着一样，简朴而随便。讨论了一上午也未结束，老徐留我们便饭，还拿出一个扁平的小小沙丁鱼罐头以示款待。讨论了大半天，然后分工，各自回去写一段，再由老徐统稿，题为《“中间人物”是一个反对兴无灭资的概念》，署三人名字发表于《文汇报》，洋洋洒洒几乎占了整个一版。究竟写了点啥，今天看来实在荒唐。然而，当年我们确实很认真严肃。在讨论和写作过程中，也碰到一些困惑，但还是信多疑少，甚至不敢有疑，因为这是毛主席党中央分派的政治任务，焉能有“自己”容身之地。其实，对批判对象的结论早就有了，我们做的就是怎么通过断章取义、以偏概全、无限上纲等手法，使那“结论”能够自圆其说罢了。对于这样一个批判套路，老徐能躲得过吗？凡奉命批判的每一个人能躲得过吗？
    1965年冬，文艺组分两批下乡搞四清，我参加的是由叶以群带领的第一批，老徐负责第二批。不过等我们半年后回来时，“文革”锣鼓已经敲响，第二批轮换也就作罢。这段日子各个单位都忙着搞运动，最令人震惊的是叶以群被批斗得含冤离世，老徐和我们一样，心里非常难受，且无法理解。不像“全天候”的我们，他要常回原单位。有时也和我们聚在一起，互通情况，交流感受。此时写作任务相对减少，我们留守在武康路2号（写作班已从丁香花园迁于此），白天有时上街看大字报，晚上则去延安西路33号市委门口值班，应付北京红卫兵的冲击。大家一起议论时，皆对大字报揭发的内容半信半疑，对红卫兵的行动觉得幼稚可笑又可恶。老徐性格较为平和，虽与我们有同感，但言词并不像我们那么偏激。这年冬天，大约已是写作班造反以后，有个姓李的北京红卫兵打人致死，有关方面要老徐去处理。讯问肇事者时我也在场，那是嘉定一个公社礼堂的后台，气温很低，北风乱窜。讯问时，老徐始终态度冷静，坚持摆事实讲道理，尽量想把事件来龙去脉弄清楚。只是听到肇事者竟然在将人打伤后还要用开水浇时，才被激怒，说了一句“真是惨无人道！”
    造反后，老徐先是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的负责人，接着上海人民公社成立，稍后又改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他便成了高层领导，而我只是在其所属某部门整天忙些杂事，同他接触越来越少。往后写作班几经变动，我仍只是一具体“写手”，而且是党外的，同他更隔了好几层，除了在台下听他做报告，连面也见不着。虽然我更赞赏他的才干，但私心觉得还是以前的老徐，并没有将他看得如同过去老市委书记那样神圣。1968年秋，妻子去外地工作，我便准备调离上海，所以回到编制所在的原单位作协。二三年后对方城市总算发来了调令，行前我给老徐写了一封告别信，不料他竟找我去话别，还问我，“你真的要离开上海吗？”又表示，如能找到合适的对调对象，他可助我一臂之力。随后分居问题得以顺利解决，我又被调至市委写作组下属的《鲁迅传》写作组。老徐遗体告别仪式上，有挽联称他“用权不为私”，沙叶新回忆说，文革十年身居要职，“但他一人得道，家人并未就此升天”。详情不知，可我信。当初我一没求他，二非他家人，他却帮我解决困难，算不算为私？或上纲曰：这是为了多留一支“黑笔杆” 。某虽不才，他惜才之意也许有之，窃以为这扯不上“为私”。请问：与眼下那些“一人得道”之后还要包庇纵容配偶子女、至爱亲朋疯狂弄权敛财的大小贪官相比，究竟谁能律己，谁有品格，谁更像“人”？！
    “成则为王，败则为寇”，这是得胜的政治家眼里的历史。“不以成败论英雄”，这是局外人或是老百姓的价值观，他们更看重“王”“寇”作为人的品质，尤其是在一个人说了算的“口含天宪”年代。那时候，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老二开始，谁说了也不算，到头来都得听老大使唤，做他的“工具”。当然，位高权重者被上面当“工具”使唤的同时又能使唤其下面的众多“工具”。我曾在一篇杂感中说过：“‘一言堂’之所以形成，发言的固然难辞其咎，但是同时还有许多各个层次、直接间接聆听发言的‘听众’在，他们革命经验丰富，马列主义水平按理说应该很高，为什么也辨不明真假马列，分不清路线正误？为什么只知举手拥护、甚至明知有错也不敢表示任何异议？‘堂’内发言者的想法和意志不正是通过他们层层传达下去，并由他们带领‘堂’外的包括拿笔杆的文人在内的芸芸众生去付诸实践的吗？”当年老徐就是“一言堂”内的重要角色，一件大规格大尺寸的“工具”。这是卷入高层政治斗争漩涡的每个人必不可免的结果。根子在制度，邓小平说：“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毋庸置疑，老徐属于后一种情况，而那些贪官才是利用当下制度之缺陷“任意横行”的坏人。
    再次见到老徐已是二十余年后的1990年代中了，他饱尝铁窗风味十五年，保外就医三年，终于刑满，虽说政治权利还要被剥夺四年，但毕竟可与家人一起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他先是住在内环线西侧一处公房内，我曾和二三友人去看过他。当时说了些什么已记不清，但看得出他的心情是高兴的，只是说话还较拘谨。不久，老徐搬到天平路和女儿同住，与我家相距只有一站路。一天，我邀请他和早期写作班一些同事来我家聚会。除了老徐简单介绍了他在狱中和释放后的情况，严肃话题不多，多的是对当年趣事的回忆。老徐发觉我们没有将沉沦人生谷底近二十年的老朋友忘记，那爽朗的谈笑声便显示出他内心的欣慰。此后我和他隔三差五总有着联系，有时去他家拜访，有时参与朋友聚会。
    老徐在狱中写了无数检查和交代，同时也在对他所经历的十年不断进行反思，再加他的记忆力本来就强，这就使他的回忆录不仅写得顺利，而且可信。我清楚稿子写好托人携带出境时，还碰到不少麻烦。正在为他担心时，想不到《十年一梦》于2003年末在香港出版了，而且很快售罄，2004年2月第一版第二次印刷一出，他就送我一本。“敝帚自珍”是谦词，亦人情之常。我就不止一次听他讲起：又是第几次印刷了；求书者众，书价又贵，有点不堪重负；书流入境内，倒未引起多少麻烦，某书店还置一内部书架供应，等等。在分享他喜悦的同时，我发觉他更在意读者尤其是一些代表性人士的具体评价。他说有关方面对该书总体印象是比较客观，公正，还有一些上面没有掌握的材料。不少退下来的、现职的高干甚至企业界老总都在找这本书看，因为他们想从中了解上海的“文革”史。说到这儿时，老徐高兴之余，又有一种因预期之写作目标实现而舒一口气的神态。他的写作原则是只写事实，不谈观点。回顾历史时免不了的为尊者讳、避重就轻、自我辩解甚至文过饰非一类通病，《十年一梦》里确实不易寻觅。看得出来，作者是在努力将他参与的重要事件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一一厘清，有时虽坦陈当时自己的一些想法，但又力避用今天的眼光进行批判，做“事后诸葛亮”。其实与尊重历史同步，观点亦在其中；上海“文革”十年期间，包括作者自己，什么人该负什么样的责任，读者也就了然于心。在一次交谈时，老徐也曾为他披露的一件从无人道及的史料忧虑过：1975年，除毛远新，国务院某高层领导也向毛泽东汇报过“有人否定文化大革命”，从而促使毛下决心“批邓”。书出来后，他听说该领导在部队工作的儿子要找他。他说他有材料在，倒不怕当面对质，怕的是“秀才遇见兵，有理讲不清”。这事后来他再没提起，想已不了了之。
    近几年老徐用了电脑后，我们多了个“伊妹儿”通道，交流文稿，共享资讯，联系更为频繁。他在境内以笔名发表的文章常常转发给我看，如记叙他的入党介绍人丁景唐晚年文化生活的《老丁半日谈》、指出王蒙自传史实错讹的《王蒙的“硬伤”》等。当后者被多家媒体转载以及王蒙为此检讨的情况，他便及时转告。一篇短文能产生如此效果，真为他高兴。在境外发表的他也不忘发来让我阅读，如张春桥病故后写的《张春桥片断》，就弥补了《十年一梦》未曾涉及的张氏另一侧面。又如上海市委写作班的情况，颇受社会关注，而他在书中仅作为“文革”序曲写了一小节。他告诉我，为此他曾于2005年年末写了《上海市委写作班的来龙去脉》一篇长文，用笔名给了北京某刊，其中最后一段“解剖我到写作班时的心态”，有两千多字，但发表时删去。此文随后又被上海某报转载，后来他干脆将全文投给香港《明报月刊》用真名发表（2006年2月号）。他及时转给我后，我以为他对自己的极左世界观剖析得很真实，很到位，但对文化专制主义的批判，显然触犯时忌，难怪要遭“斩尾”之厄运。
    老徐思想的与时俱进，使我们之间的共识和交流也增多。从他转发给我的材料，如《顾准临终情况》、《毛泽东前秘书李锐访谈》以及网上热传的小说《如焉》等，即可看出一个大概。我也不时发给他一些东西，一次给他我写的两篇杂感，他回信颇有感概：“文章两篇拜读，联系现实，文风犀利，但触及时弊，特别提到‘一把手’等，当然是敏感问题，编辑部是害怕的，但作者只管写，因为不痛不痒的东西，于我辈实在是没有多大意思的”。去年春天《炎黄春秋》发表谢韬《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反响巨大，有对它的“革命大批判”，更有热烈的共鸣。网上连续刊登一次支持并进一步阐术谢韬观点的研讨会记录，由于我的疏忽，我先给老徐发去记录“之二”，他次日回信：“昨天认真看了您发来的谢文专题研讨会发言，觉得是充分说理的。但您发来的是‘之二’，不知有没有‘之一’。如有，请一并发来一读。”迫切心态可掬。我马上将“之一”补上，后来又陆续发去“之三”至“之五”。
    经历大浮大沉之后，徐景贤解剖自己时，“开始觉得原本不是长在自己脖子上的脑袋，终于逐步复位到自己的颈项上来了”；他说，“我们自称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我们却容不得言论自由，更容不得出版自由，而马克思却一针见血地指出过：‘没有出版自由，其它一切自由都是泡影。’我们真是愧对‘老祖宗’了！”于是他醒悟了：“我期待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黎明，早日降临！”作为一位曾经的政治家，这是一次思想大解放；作为交往四十多年的朋友，我更觉得他是一个好人，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他的真诚反思，一定会赢得更多人的尊敬。
    安息吧，老徐。我们也和你一样，“期待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黎明，早日降临！”
    2008年1月26日初稿
    3月1日改定




书生徐景贤


刘景清





    初次见面
    一九六五年一月某日，我遵从上海电影制片厂副厂长王世桢同志的嘱咐，去处于华山路上的丁香花园报到，正式参加电影小组的工作。电影小组的负责人就是徐景贤。
    我能从电影厂走出来，真的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者，电影厂是个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知识也许不多，心计倒颇多，面上一团和气，心里容不得人出点成绩。不久以前，同事刘某悄悄地问我：你有篇稿子被《人民日报》退回来了？我很愕然，他怎么会知道的？在我的逼问下，他才“够朋友”地告诉我真相：原来报纸在发表文章前，时行先征求组织的意见，党支部书记胡某回信说：此人还年轻，下生活是为了改造思想，因此不宜发表他的文章。这把我气得！我能有机会跳出这样的环境，心中焉能不喜！忧者，我是电影小组的后来者，是来顶替我的同事范维珩的。老范觉得他不能适应电影小组的工作，还是回厂参加运动好。在他再三请求下，电影厂才将我去换回范维珩的。他不能适应，我就一定能适应吗？更何况，我不是共产党员，这个政治身份，会给我造成很多尴尬，是以为忧。
    我走进丁香花园东楼，首先找到电影厂的同事赵志强。小赵是个“见面熟”，热情地握住我的手，说：“早几天就听说你要来了。走，我带你去见徐景贤，他是我们电影组的组长。”当我们走进他的办公室，他抬头见到我们，就笑容满面地起身，握了握我的手，说：不用介绍了，刘景清同志吧？你的情况，王世桢同志详细跟我说过了，我也读过你写的几篇文章。欢迎你到电影组来。从今天开始，我们要在一起工作、战斗了……小赵，你带他去熟悉熟悉环境，然后再研究我们的工作。
    这就是我和徐景贤的初次见面，他个子高高的，瘦瘦的，脸长的长长的，跟他的高个子相匹配。双眼灵动，笑起来很爽朗、真诚。也许长得太高，背显得有些弯，给人的感觉特别亲和，没有架子，“礼贤下士”。总之，整个儿一个“白面书生”！
    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在工作中、日常生活里，对于徐景贤的“白面书生”的印象在不断深化着。他是电影小组的总管，我们集体写作的文章，都由他最后定稿。有时他修改一页，我们抄写一页。我对他认真负责的态度，是很佩服的。他不是科班出身，因此修改的文章很少八股气，且文字清新流畅，这正是吾之所好。他也真的“景”贤，没有文人相轻的陋习，以相互扶持为己任，他还帮我在电影厂时撰写的批判电影《林家铺子》的毫无新意的文章介绍给《学术月刊》发表。他没有一点领导的架子，一有空就跟我们海阔天空闲聊，在乒乓桌上来回推挡，由于我技高一筹，常会不服气再来一盘。那时我是单身，星期天常窝在丁香，或徘徊于小桥流水，或迷醉于鸟语花香，他有时也会有事没事来转转，带着他两个天使般的女儿，特别是玲珑乖巧的小女儿，一会儿唱歌，一会儿跳舞，从他的满脸笑意里，我看到了他洋溢着的温情和对生活的满足。
    “逼上梁山”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风雨日益临近，特别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炮打司令部》的发表，意味着造舆论的阶段已经进入尾声，该用实际行动来跟“当权派”算帐了。红卫兵大串联，革命大辩论，工人造反，乱得像一锅煮开了的粥。此时的写作组，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上面的领导已经自顾不暇，不会再来布置什么写作任务，我们除了到处去凑热闹，看大字报外，实在无正经事可做。有些革命性强的同志，已经杀回原单位闹革命去了。
    我不想回电影厂，我留恋写作组的写作环境。我不知道回电影厂去当造反派好，还是当“老保”好。无论造反派还是“老保”，都有我的熟人朋友，我跟他们都很友好。我生性语拙，不会跟他们面红耳赤地辩论真理，更不会趁人之危，去再踏上一脚，或者拉下脸来，打击报复。思前想后，还是远离是非的漩涡，躲在写作组为好。我是个不折不扣的“逍遥派”。
    此时的徐景贤，据我的观察和猜测，更是心乱如麻、左右为难。他是写作组的负责人，除了自己，还得对下属负责。上面没有人说解散，他是不敢自作主张的；别人可以杀回原单位，他是绝不会主动回宣传部的。他受党教育这么多年，现在正受到重用，宣传部的那些领导，谁见到他都会拍拍他的肩，鼓励他：“小徐，好好干！”他能六亲不认，去批斗造反吗？作为一个书生，他没有这个胆。他曾几次对我们说，如果写作组解散，他就回作协去参加运动。他又不是作协的人，也不是作协的领导，怎么能无组织无纪律地去作协参加运动？他想避开宣传部，只能说明他骨子里只是一个书生，他也不能适应，看不透当时的政治风云。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那个寒冷的冬夜，在武康路二号楼下的办公室里，那里彻夜灯火通明，烟雾缭绕、热气腾腾，写作组全体成员在开会。会议的主题是逼迫徐景贤起来造反，造市委的反。会议的主角复旦大学的郭仁杰、朱维铮，王知常们。其实他们尽可以回复旦造反，而且已经这样做了，为什么一定要把徐景贤“逼上梁山”呢？那是因为徐景贤是写作组的负责人，是原市委机关的工作人员，如果他举起造反的大旗，即能抢占造反的制高点，震动整个上海。而此时的书生徐景贤，还在一味推脱、退让，一会儿说支持郭仁杰们在复旦起来造反，他也会跟作协的造反派一起造反；一会儿说他的造反立场不够坚决，负不起这个责任，还是由郭仁杰当头头为好。经过反复的拖延、推让、争论，徐景贤才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无可奈何地宣布带领写作组一起起来造反。此时，窗外已经初现曙色了。
    以徐景贤为首的写作组宣布造反以后，立即得到了中央文革张春桥，姚文元的支持，掀起了所谓“一月革命”的风暴。被“逼上梁山”的徐景贤，自此身不由己，随着职位的不断升迁，由写作组负责人、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负责人，直至市革命委员会负责人、市委书记，他留在我脑海里的书生形象也渐行渐远了。
    再见书生
    时间是最无情的。一晃已过了几十年，把二十世纪留给了历史。我们也都垂垂老矣！其间自然东鳞西爪地听到一些关于徐景贤的传闻。当其时，我每每以“一声叹息”来表达我的感受。但是我并没有决定是否要去探望他。因为我是一个性格内向、反应迟钝、不善于表达的人，见了面反而会觉得说什么都不合适，都会使双方尴尬。直到二零零二年的某一天，我突然接到上海电影制片厂老摄影师沈西林的电话，使我很惊愕。电影厂我有很多熟人，可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和沈西林交往过。他在电话里说：有一次他去看徐景贤，徐景贤问起他，你们电影厂有个刘景清，过去在写作班我们是老同事，这些年不知道他怎么样，有机会我想见见他。沈西林很负责，他先打电话到文学研究所，查询到我家的电话，然后来电告知此中原委……既然老徐转了这么大一个弯找到我，我还能不去见面叙旧？于是我跟陈冀德相约，跟她一起去拜访徐景贤。
    那次见面是在他天平路家里。那是上海常见的新里房子，跟我以前居住的胶州路的住房格局相仿。开门的正是老徐本人。尽管还是那张苍白的长长的脸，那熟悉的笑容，但仍让我微微一怔。因为站在面前的老徐，似乎比过去矮了一截；原来我要抬头看他，现在可以平视了。这就是岁月沧桑留下的印痕吧！这些年来，他在病痛和精神的双重打击下，腰弯得更厉害了。他说有时走路都会失去平衡，不得不由他爱人搀扶着才能前行。
    我们坐在他家的小书房里喝茶聊天，谈身体状况，谈家庭孩子，谈天说地，一无拘束。就像那些坐在公园的凉亭里，坐在超市的购物车上聊天的老伙伴一样。我恍然觉得，坐在我对面侃侃而谈的徐景贤，依然是几十年前的那个白面书生。
    后来他的大作《十年一梦》出版，他也送了我一本，这本书引起了我的很多感慨。倒不是因为本书记述的历史风云，让我长了见识，或使我“不堪回首”。而是因为他那超强的记忆，清晰的思路，流畅的文笔。我敢说，如果没有这“十年一梦”，保持他的书生本色，扬其所长，其成就不是一本《十年一梦》可以相比的。而且，他本人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是非曲折，他的子女会得到更好的关照，他的家庭会更幸福。
    所幸，晚年的徐景贤，已经摆脱了世俗的羁绊，重新做回了书生。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的完美表现，就是他把自己的遗体献给了人民。这是最让我敬佩的。

大表伯

文革余孽们的一曲挽歌。没有悔意，只有痛惜，他们失去的天堂和飘飘欲仙的乌托邦世界。人生旡常，世事难料。也许是他们最大的心得体会。还是这句话說得好；出耒混，早晚是要还的！

kemingqian

徐景贤等属自作自受，但对另外的许多人来讲这场灾难却是飞来横祸。

燕尾服

对于文革  还是恋恋不舍旧情难忘啊
当今不敢彻底清算文革
所以这一伙还耿耿于怀呢

吹笛在湖北

奥斯维辛以后没有诗。这些回忆试图把集中营写出诗来，只能说没良心。

老程

这些人当年主动投入文革洪流，出狱后再倒霉也是罪有应得。写文章为自己开脱，厚颜无耻。
文革时流行过一个名词：狗头军师。说的就是这类知识分子。

亚平

这些人当年主动投入文革洪流，出狱后再倒霉也是罪有应得。写文章为自己开脱，厚颜无耻。
文革时流行过一个名词：狗头军师。说的就是这类知识分子。
老程 发表于 2010-12-18 23:15

老程设想一下，如果当年自己也有这样的机会，是主动投入、还是毅然放弃？

燕尾服

------老程设想一下，如果当年自己也有这样的机会，是主动投入、还是毅然放弃？
问题是45年之后 还不能毅然放弃  这就让 当今 高兴了

老程

老程设想一下，如果当年自己也有这样的机会，是主动投入、还是毅然放弃？
亚平 发表于 2010-12-21 14:14

我那时是初二的学生，轮不到我想。现在反思可能不会那么主动但可能沾边。我若早生八九年，文革伊始最大的可能是个工科毕业的技术员，加之成分较高，估计卷不进太大的漩涡。
80年代我单位的党委书记找到家父，他想趁他在位时把我的组织问题解决了，他让家父转告我交份入党申请。那时我已经准备考外企，进了外企收入会提高不少。我对自己还算有可观认识：一定会是个高水平的工程师，不适合当体制内的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