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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7-13 1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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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 党史出版物触碰到文革题材
中评社香港7月13日电／中国今年迎来建国60周年大庆，围绕60年来的党史、国史研究成为热门话题。观察人士注意到，对于文革等一些敏感的历史，已经不再刻意回避。党史专家说，研究历史的目的是面向现实、走向未来，引导国人特别是年轻人去正确看待历史、正视历史。
大公报报道，zhonggong文献研究会副会长、zhonggong党史研究会副会长陈小津所着的具有丰富“文革”史料的回忆录《我的“文革”岁月》，日前由中央文献出版社正式发行，引发广泛反响。陈小津的父亲陈丕显与胡耀邦一样，是zhonggong党史上有名的“红小鬼”。“文革”爆发前后，陈丕显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与“四人帮”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深陷囹圄达8年之久。特殊的家庭背景及经历，使陈小津成为十年“文革”的亲历者、见证者和近距离的观察者。
提及该书的出版，陈小津表示，“在写作过程中，我把它看作是一次‘闯禁区’的尝试，因为文革在过去一直是比较敏感的题材。但书稿交到中央文献出版社，最终得以顺利出版。中央文献出版社是中央文献研究室下设机构，可以说是国内在党史方面最权威的出版社之一，不少领导人专着都出自该社。这也说明，党史研究对于文革等话题，不再刻意回避。”
有党史专家认为，《我的“文革”岁月》披露的上海“文革”初期乱象、历史人物的介绍，以及大量珍贵历史照片和鲜为人知的故事，都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
原全国人大委员长彭真之子傅洋近日发表的回忆父亲的文章中，也对文革岁月着墨颇多。彭真时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与时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陈丕显一样，在文革中关押多年，饱受折磨。傅洋认为，“也许正是这种独特的坎坷经历，才使他在中国民主法制建设中发挥了特有的作用。”
zhonggong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杰指出，党史是宝贵的财富，中央一直很重视加强研究，上世纪80年代曾成立了中央党史委员会，当时由华国锋担任主任，下面还设党史编审委员会、中央党史研究室、zhonggong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机构。目前几经变迁，现在主要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文献研究室等机构负责进行党史研究、资料征集、重要文献、重要历史人物的研究。
李忠杰说，从1949年到1978走的是一条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探索之路，其中走过很多弯路，但在挫折中逐渐走向成熟。研究历史的目的是面向现实、走向未来。现在zhonggong每次党代会都会对过去5年、10年、30年的历史进行总结，很多党代会还会选取特定某一角度进行总结。
陈小津数说“文革是党和国家所经历的非常特殊、非常困难的历史时期，文革造成了混乱，也促使国人反思。可以说，没有文革就没有后来的改革开放。对于现在的年轻一代，让他们更好地去认知历史、了解历史，永远铭记那段历史，不要让历史的悲剧重演，是非常重要的。”
文革漩涡中的陈丕显与胡耀邦
由zhonggong元老陈丕显之子陈小津撰写的回忆录《我的“文革”岁月》日前正式出版发行。该书融会了作者整理搜集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大量一手史料，并首次向世人披露了上海“文化大革命”初期乱相，真实呈现了胡耀邦、陈丕显等zhonggong老一辈革命家在“文革”时期鲜为人知的往事。
陈小津的父亲陈丕显，是zhonggong党史上有名的“红小鬼”，13岁就参加了革命，曾任共青团中央儿童局书记、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法委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后，陈丕显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身处“文化大革命”风暴中心，与“四人帮”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并身陷囹圄达8年之久。
《我的“文革”岁月》出版后，受到了海内外高度关注。特别是陈小津在船舶航运界的朋友，如台湾“中国航运公司”董事长彭荫刚，美国前劳工部长赵小兰的父亲、福茂航运董事长赵锡成都一次要走几十本，分赠友人。现在，这本书早已到了台湾连战、吴伯雄等人手中，也到了美国国务院的中国问题专家们和哈佛大学的历史学者们的手中。
江青拉拢陈丕显“入伙”
特殊的家庭背景及经历，使陈小津成为十年“文化大革命”历史的亲历者、见证者和近距离的观察者，更是很具说服力和感染力的讲述者。他说，“我的经历是唯一的，全国只有一个上海，上海只有一个第一书记，第一书记只有一个长子。我看文革的角度是无可替代的。”
也正因此，《我的“文革”岁月》中许多内容与普通读者的传统印象不尽相同。比如对四人帮的核心人物江青，留给世人的普遍形象是一个包藏政治祸心的恶毒妇人。但陈小津从个人经历客观记述了“江妈妈的蜕变”，而不再是简单的符号化。
1950年，江青到江苏无锡休养，陈小津时年刚满5岁，与江青混得很熟，小孩子都叫她“江妈妈”。陈小津回忆，“那时的江青比较随和，经常用报纸折成小船、小猴子、小帽子、小鸟什么的来逗我玩儿，有时还手把手教我折上半天。高兴时，她还拿出苏联代表团送给毛泽东的高级糖果，犒劳我一番。江青每次从外面回来，我都会听她用浓重的山东土话在楼下喊：‘孩啊，我回来了。’”
陈小津说，“我作为一个历史的旁观者，现在回过头来看江青这个人，认为她并非天生就是一个坏女人。文革的爆发，似乎使江青感到是她施展政治抱负的天赐良机。一次又一次激烈的党内政治对决令她亢奋，一有机会，她就要施展手腕、表现自己，结果一发而不可收拾，最终成了历史的罪人。”
1966年10月7日晚，陈丕显接到林彪老婆叶群的电话。叶群说：“中央要开工作会议，中央和林总、江青对你很关心，希望你能参加。”陈丕显对叶群的来电很费解，他与林彪、叶群平时几乎没有什么来往，为何突然间如此热情主动地关心自己？而且还提到了江青。尽管当时很疑惑，陈丕显还是决定去一趟北京。
陈丕显到京当天，叶群就带了哈密瓜前来探望。随后，江青请陈丕显吃了两顿饭。她对陈丕显说，“你应该主动接触少数造反派，我和春桥、文元三个人都支持你，给你当顾问。”陈丕显表示“担当不起”。张春桥也来到京西宾馆看望陈丕显，陈丕显没理睬他。后来随着形势发展，陈丕显才明白，叶群要他到北京开会，江青两次请吃饭，以及张春桥看望，都是早就串通好的。
陈小津说，拉拢“入伙”不成，江青很快变脸。1967年，江青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发表了《为人民立新功》的讲话，污蔑陈丕显是“黑小鬼”。她说：“主席还健在，有些人就不听主席的话。有一位旧市委领导人过去是红小鬼，居然会变化到这样，这我完全没有想像到。我是全心全意希望他抓工作的，可是他死不回头……”。
一月风暴中的批斗
上海是文革的“策源地”和重灾区，也是“四人帮”的发迹之地。从张春桥、姚文元炮制《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开始，到王洪文等造反派制造“安亭事件”、批斗陈丕显和曹荻秋，建立上海人民公社，文革中很多重大事件都发生在上海，最终波及全国。而这座中国的最大城市正是陈小津从小生活学习的地方，他在书中用很大篇幅回忆了父辈在“文革”中惨遭迫害，与造反派作顽强抗争的史实。
1966年l2月30日，陈小津陪父母专门去上海市警备区司令员廖政国的家里。廖政国讲，南京军区已经给他们指令，让他们稳住部队，密切关注文化革命的进展。陈小津说，“回到家后，父亲要我到北京去一下，把情况向陈毅老总汇报，请他向毛主席、周总理反映，另外还可以了解一下北京文革的情况。第二天，即l2月31日，我奉父亲之命，离开上海北上北京。不久，弟弟陈东棋也被送到了北京。”
陈小津回忆说，“父亲这样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看望负责上海市卫戍和治安的廖政国司令员，表明他对时局的变化已做了最坏的准备，希望部队在上海人民最危难的时候挺身而出，确保一方平安。而父亲让我和弟弟相继离开上海，也是为了他自己能够轻装上阵，全力以赴地投入到与张春桥一伙的斗争中。”
1967年1月12日上午，张春桥、姚文元策划在上海人民广场召开了“上海革命造反派欢呼中央贺电、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大会”。那天早晨，陈丕显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特意穿上了一套新军装。他认为，穿着军装，造反派就不好拳头棒子往他身上乱砸了。大会开始后，陈丕显和曹荻秋被押上台。台下一遍遍鼓噪：“打倒陈、曹！”“陈、曹不投降，就叫他灭亡！”这次批斗大会后，陈丕显失去了人身自由。他先是被造反派非法关押，随时随地接受批斗，后在长达八年的漫长岁月里，过着囚徒般的生活，饱受凌辱。从1967年5月到1972年12月，陈丕显经受的大小批斗会和审讯有数百次之多，但他始终据理力争，绝不承认强加给自己的“叛徒”等罪名。
许多读者特别是海外人士难以明白，为什么堂堂市委第一书记会被一群毛孩子甚至地痞瘪三殴打辱骂而无还手之力。陈小津说，“主要还是因为当时造反派得到了四人帮的唆使遥控，得到了毛主席的支持，我父亲当时还担任南京军区政委、上海警备区第一政委，东海舰队、南京军区空军、上海警备区很多将领都是我父亲的老部下，要想反击造反派易如反掌。但当时他们这一代高级干部，都觉得混乱是暂时的，都相信毛主席很快就会出来扭转局面，所以一再退让忍让，结果遭受长达数年的折磨迫害。”
给胡耀邦当“通讯员”
有评论指出，《我的“文革”岁月》一书的一大特点是写出了“阳光”。文革本是中国建国之后一段最为黑暗的历史，但在陈小津笔下，不仅刻画了父辈们的坚贞不屈，也写出了当时“走资派”子女们守望相助，老一辈革命者的友情亲情。陈小津说，“当时大家都希望文革早点过去，但没想到一等就是十年之久。十年里，我不绝望、不丧失希望，尽量乐观地去面对挫折和苦难。”
1967年“一月风暴”后，父亲、母亲相继被隔离审查，陈小津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父母们一个个被揪斗、被打成“走资派”，陈小津等人都成了“黑五类”，每天不得不东躲**。后来到了北京，开国上将锺期光的家，就成为陈小津及弟弟陈东棋、叶飞上将的孩子小楠、小毛，还有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的儿子“小马”等人的避难所。锺期光和其夫人凌奔悉心照顾这批失去家的孩子，而锺家的孩子也与陈小津他们亲同兄弟姐妹，有饭同吃。
1973年8月，zhonggong“十大”召开，虽然更多追随“中央文革”的投机人物和造反派进入了中央委员会，但庆幸的是包括邓小平、谭震林、秦基伟等一批被打倒的老干部也当选中央委员。不过陈丕显等很多老干部仍然被关押。因此，许多还有人身自由的老干部都想尽办法解救自己的老战友，胡耀邦就是最积极的一个。
陈小津说，“因为解救父亲的缘故，在1973年至1974年这两年，我频繁往来于京沪之间，打探消息，传递信息。其中，我与耀邦伯伯见面最多，成了他的‘通讯员’。由于我的身份，‘四人帮’一伙都盯着，当时为了从北京带各种消息回上海，特别是耀邦伯伯的一些重要谈话，我常常随身夹带着一些小纸片，有的是日历纸，有的是‘大前门’、‘劳动’等牌子的香烟盒，记的都是只有我看得懂的要点、只言片字，以免被发现。今天这些‘密件’成了珍贵的历史文物。”
根据胡耀邦的建议，陈丕显于1974年9月9日给毛泽东写了封信，信中表达了对领袖的想念、自己的近况以及要求澄清问题、恢复自由的愿望。信寄出一个星期，9月17日，毛泽东做出亲笔批示：“此人如何处理，请在政治局一议为盼！”毛泽东在这个批语后签了名字，写了日期。之后，又加了一句话：“似可作人民内部问题处理。”后来，尽管张春桥等人仍然竭力阻挠拖延，“设悬案、留尾巴”，但陈丕显终于解除监禁。陈小津说，“耀邦伯伯要我父亲给毛主席写信的主意真是太绝、太神了，我永远不会忘记耀邦伯伯对我父亲、对我、对我们家的恩重如山。”
到了文革后期，老干部们陆续得到“解放”，陈丕显以及原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等人陆续进京，都曾住到京西万寿路的中组部招待所。老战友历经磨难重逢，不胜唏嘘，亲如一家。
陈小津回忆那段时间是“万寿路的春天”，受伤的父辈们找到了一个喘息的避风港，露出了难得的笑容。譬如，和他家比邻而居的宋任穷，业余爱好就是给几家孩子们起外号，“宋伯伯说，小津你真精，以后就叫你‘小精’，叶小楠（叶飞女儿）你真懒，以后叫你‘小懒’，江小华（江华次子）你真滑，以后叫你‘小滑’，至于小毛（叶飞女儿），宋伯伯说，这个名字不得了，这个名字不能改，这个毛是毛主席的毛。”
冀望以史为鉴
提到写书的目的，陈小津表示，“我个人的‘文革’岁月，只不过是历史茫茫沧海之一粟。但是，这段岁月却是我们党和国家所经历的非常特殊、非常困难的历史时期。我的个人经历，我的所见所闻，真实反映了那个特殊年代的波澜起伏、风云变幻。我越来越强烈地感到，我有责任把我所知道的这段历史整理出来，记述下来。”
他特别指出，在当今中国政坛，现在“50后”已经成为各级领导岗位的骨干，“60后”的高级干部也越来越多。在文革爆发时，“50后”还都是中学生，而“60后”还都是娃娃，他们对于文革爆发的许多因素和脉络并不是很清楚。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三四十年前那段历史，可以让现在为政者看到很多。因此写这部书也是希望能够成为各级领导干部的参考读物。
陈小津说，“我相信，我的忆述，是我对耀邦伯伯和我父亲等老一辈革命家们的最好纪念。对于当代年轻一代来说，也可从中更加真切地触摸、感受那段蹉跎岁月，永远铭记那段历史，不要让历史的悲剧重演！”
中央文献研究室 领导亲笔修改
记者注意到，在这部耗费作者数年心血的回忆录的“后记”中，特别提到“感谢庆红、德平、毛毛以及很多朋友”。
陈小津说，“2003年非典时期，我在上海工作时，形成了一个大致的章节轮廓。2006年将“征求意见稿”放在了“红小鬼──陈丕显”的网站上。从去年，我下决心把这个书出版，并在9月份把书稿交给了中央文献出版社。我也明白，书中有很多敏感的历史、敏感的人物、敏感的事件，肯定需要一个思考的过程。到了12月份，中央文献研究室领导打电话告诉我他们的修改意见，我拿回来仔细阅读，第二天就回电话表示全部同意。而书稿中涉及到邓小平、胡耀邦等众多老一辈革命家，他们的后代以及曾庆红同志也给了我很多帮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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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7-15 0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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