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中国农民为什么比城里人穷？

永德

中国农民为什么比城里人穷？
  
2009-7-18  文贯中

　　2008年7月16日中国颁发了 《关于全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意见》。在集体仍然保留林地的所有权的前提下，将农村家庭承包制从耕地拓展、延伸到林地，农民获得了盼望已久的对林地的承包经营权，并获得对林木的所有权。在这之前，几千年来一直靠山吃山的农民，在当年推行集体化后便失去了对林木的处置权和收益权。现在将这些权利作为农民生存权和发展权的一部分还给农民，是一件值得庆贺的好事。我由衷为农民高兴。如果政府能够言而有信，坚持这项制度长期不变，一定能够避免林木的过度砍伐，改善山区的绿化和水土流失，增加农民的收入，显著提高山区的农业生产力。

　　中国的农民为什么比城里人穷

　　日常交谈时常常有人问我，为什么一般来说，中国的农民比城里人穷得多？他们的收入差距为什么还在扩大？这两个问题看似简单，其实并不好回答。光从统计数字来看，答案似乎很明显。虽然去年中国的农业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仍高达55％，但所创造的农业总产值仅占全国GNP的13％；而城市人口尽管只占总人口的44％，却创造了87％的GDP。如果将GNP看作一国总收入的近似值，则55％的农村人口只获得总收入的13％；剩下的45％的城市人口却获得了总收入的87％。所以，上面的问题有容易回答的一面，因为光看这些数字，就知道答案了。

　　当然，实际情况比这要好一些。原因是改革开放后，本来被束缚在土地上不得流动的农民，现在总算获得自由，可以外出打工了。他们获得的非农收入，对他们留在老家的亲人来说，不无小补。所以，家中有人外出打工的兼业农日子多少要好过一些。根据2004年1号文件，现在情况最糟的是纯农户，即家里没人外出打工的农户。纯农户中，又以完全种植粮食的纯粮农的情况最为困难。这是因为粮食生产是土地密集型的，需要较多的土地才能获得平均收入。然而，由于现行土地制度下的农地分配规则，中国农民的土地经营规模主要由农户在本村总人口中的份额决定，和所种的作物对土地的要求关系不大，不像在美国等典型的市场经济中粮农的土地规模远远大于菜农、花农等的规模。

　　可是，农民为什么比城里人穷得多、收入差还在扩大的问题，又确实不好回答，因为涉及许多深层次的因素。一般来说，在经历迅速城市化和工业化的经济中，作为一个普遍规律，农业生产总值在GNP中的比重必然日益下降，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比重必然上升。与此同时，农村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也会随之相应下降。如果农村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的下降速度快于农业生产总值在GNP中的下降速度，则农民的相对收入就会改善。如果农村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的下降速度等于农业生产总值在GNP中的下降速度，则农民的相对收入就会变化不大，但至少不会恶化。可是，如果农村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的下降速度远远慢于农业生产总值在GNP中的下降速度，农民的相对收入就会日益恶化。今天的发达国家当年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一般能做到农村人口比重和农业产值比重的同步下降，避免了农业人口的贫困化。而中国却属于第三种情况，即农业产值的比重下降得远远比农村人口比重快得多。

　　有办法使农业的产值在GNP中的比重不下降乃至上升吗？答案是，作为经济的普遍规律来说，这是不可能的。虽然人们须臾离不开对农产品的需求，特别是对粮食的需求，然而一旦满足之后，人们的胃口受生理因素的局限，一般很难扩大。在健康意识大大提高的今天，大家对暴饮暴食的行为更是十分警惕。所以不管食品的价格如何低廉或总收入如何提高，人们无法成倍增加对食品的需求。

　　农民如何才能致富

　　衡量食品支出在总支出中的比重一般称为恩格尔系数，这一系数在所有的国家里都在下降。作为农民主要销售对象的城里人，他们的收入虽然远较农村人口为高，增长的速度也远远超出农村人口，可是城里人的恩格尔系数下降得更快。经济学家由此得出结论，大部分农产品的收入弹性和价格弹性都小于1，无法和服饰、电器、娱乐、旅游、汽车和住房相比。每一百分比的收入增量中，只有少量收入会用于食品，而越来越多的部分会用于各种制成品和各色服务，因而对食品的总需求增加很慢，对制成品和服务的需求却增加很快。所以，对应于这种总需求的构成的变化，GNP中的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比重必然会不断上升，而农业的比重必然会不断下降。这是经济规律，也是表明社会进步的好事。然而，这对农村人口来说却不一定是好事，除非农村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也能相应地不断下降。不然，农民的收入相对城里人就会每况愈下。

　　所以，在一个迅速现代化的社会中，还是要让农村人口从农村中加速转移出来，主要是转移到制造业和服务业中去，剩下的农民才有致富的希望。例如，相对于农业生产总值在GNP中只占13％的现状，如果今天中国只有26％，而不是55％的人口生活在农村，他们的收入就会提高一倍。由于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前提是城市化，所以一般来说，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也就等同于城市化的发展。换言之，用城市化的途径发展制造业和服务业，减少农村人口是一条实现全面现代化的经济的普遍规律。全世界都是走的这条道路。

　　对这么一条经济的普遍规律，在国人中有共识吗？很遗憾，至今都没有。虽然从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以来，中国摸索现代化的道路已经长达166年，东亚地区的其他经济都已先后实现了现代化，可是中国仍然在寻找一条自己的独特的现代化道路。

　　为什么不走世界共同的现代化道路呢？因为很多国人是“不信邪”的，对他们来说，任何经济的共同规律都首先要符合中国的“国情”才能采用。据说中国的“国情”十分特殊，一般的经济规律在中国的特殊国情面前立即失效。所以，中国必须有自己的特殊的经济规律。我们的任务是要找出这些特殊的经济规律来，并向全世界庄严宣示：当代的经济学根本无法指导中国。中国必须在与自己独特的国情相配合的独特的经济规律的指导下，实现自己的现代化目标。殊不知，这种“不信邪”的态度，166年来不知使中国走了多少冤枉路，浪费了多少岁月。

　　话又说回来，这166年中，中国毕竟接受了现代化的观念，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因为鸦片战争之前连这个观念也是不接受的。五千年的泱泱大国怎能接受由西方蛮夷确立的伤风败俗的现代化生产模式呢？这岂不是对祖宗的陈规旧矩的彻底背叛吗？环顾世界，西亚和非洲颇有一些国家至今连现代化的观念也不接受，一心要回到宗教主宰一切的中古时代去。所以，在今天的中国，并没有多少人反对实现现代化，这是要大大庆贺的。可是如何抵达现代化的彼岸呢？

　　一定要搞城市化吗

　　刚才说到，由于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前提是城市化，所以一般来说，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也就等同于城市化的发展。换言之，用城市化的途径发展制造业和服务业，减少农村人口是一条实现全面现代化的普遍的经济规律。可是，对一些强调国情、不信邪的国人来说，全世界都走的是这条道路，难道中国就一定要走吗？

　　首先，搞现代化一定要搞服务业吗？难道服务业不是本身不创造任何价值，只是在流通领域中分享剩余价值的寄生产业吗？于是，本来可以大大吸收农村人口的服务业被长期打入“冷宫”。至今，中国的服务业所吸收的劳动力在总劳动力中的比重，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达5-6个百分点。如果能够提高到世界的平均水平，中国的服务业就能多吸收三千多万的农村人口。

　　其次，对一些强调国情、不信邪的国人来说，搞现代化一定要搞城市化吗？所以，应该大力发展据说可以使工农商学兵结合一体、以军事化的方式后院炼钢的公社制度，后来又提倡农民可以离土不离乡的乡镇企业。如果亦工亦农的乡镇企业职工能够 “织布东窗下，悠然见南山”，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农村工业化吗？特别是搞现代化一定要发展大城市吗？看看当年的上海，看看当年的香港，难道不是充满寄生虫的消费性城市吗？城市发展起来后，不是会有各种可怕的城市病吗？特别是会有大量的贫民窟吗？所以应该大力实行乡村小城镇化，严格限制大城市。这几年又有自上而下，每年花费几千亿的建设新农村运动。

　　可惜乡镇企业好景不长，不但逐渐凋零，而且逐渐私有化。这一定会使一些国人十分伤感。更使他们伤心不已的是，农民工并不因为新农村运动的兴起而更愿意滞留于老家，对毫无生气的许多小城镇也并无留恋，而是熟视无睹，穿行而过，毫不犹豫地直奔遥远的大城市。原因呢？虽然农村在逐渐改变之中，毕竟已经人满为患，难以谋生。小城镇房价确实低廉，可是何处去寻觅一份工作呢？即使勉强找到就业的机会，所付的工资极为可怜，实在不足以吸引农民留下。显然，农民并不因为据说农村工业化和乡村小城镇化更符合中国的国情就欣然牺牲自己的利益，克己复礼，积极配合。不过这样一来，如果连农民都对农村工业化和小城镇化不感兴趣，这条农村工业化和乡村小城镇化的道路是否就更符合中国国情，也就越来越露出了显眼的破绽。

　　在寻找中国自己的现代化道路中，又是要农村工业化，又是要乡村小城镇化，又是要建设新农村，总之，要走出一条与世界上大部分国家不同的现代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道路来。结果呢，至今中国的城市化和服务业都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更远远低于世界的发达国家的水平。中国不是说要以史为鉴吗？谁又来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呢？很难。为什么？因为高唱中国国情特殊论的人，就像当年高唱“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人一样，永远占据了制高点，可以随时质疑别人的动机和目的，诉诸于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而我们的农民，在寻找中国现代化独特道路的漫长过程中，他们却必须要为各种异想天开的社会实验埋单。结果是，中国的现状仍然是55％的农村人口只能分到13％的国民生产总值。

　　也许有人会说，今天中国城市化达到45％，已经相当了不起。是的，根据宋俊岭、黄序主编的《中国城镇化知识15讲》，中国的城市化起点很低。1952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只有达到12.46％（根据著名美籍华裔经济学家赵冈研究，宋朝时中国的城市化一度达到20％以上）。整个1960年代和1970年代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没有什么变化，1978年才达到17.92％。中国的城市化水平的真正提高是从1978年，特别是1990年以后开始的。1990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达到了26.41％，1998年达到30.40％，2007更达到45％。

　　基于这些数据，我同意人们的判断，即中国改革开放30年其实也是城市化加速的30年，代表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一次移民潮。但必须指出的是，由于1960年代和1970年代差不多20年间，中国走了一条城市化、反全球化和反现代化的道路，最近30年的快速城市化带有对这一时期严重滞后的城市化“补课”的性质。设想当年如果没有大跃进的严重失误，没有三线建设的曲折弯路，没有十年浩劫的“***”，没有千万知青和干部的下乡插队，中国在1978年的城市化水平应该会高得多。如果1952年后中国能以每年0.5％的速度推进城市化（尽管1950年代有过激的农业集体化和城市的工商改造，这段时期中国城市化的实际速度比这个速度只略低一点），以1952年的12.46％为起点，1978年城市化水平应该达到26％，而不是18％左右。这一城市化水平虽然仍远远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39％左右），但应该远远高于1978年的实际水平。按照这个假设的数字，1978年到2007年将近30年期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只提高了19％，而不是27％。所以，中国在过去30年间城市化确实是快的，但不应忘记，这个过程的前期带有“补课”的性质。

　　现有城市化模式的代价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经历了30年的快速城市化，目前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仍显著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更远远低于世界的发达国家的水平。而且，目前的城市化模式隐含着不少严重的问题：第一，城市化主要吸收农民来打工，而不是来定居。这和世界的城市化的普遍规律有很大差别。按照北大章铮教授的研究，农村中18到25岁的人到城市打工，好像只是走了一圈，25岁以后大都又回去了，真正在城市里留下来定居的人不多；第二，东南沿海的很多农民，例如珠三角和长三角的农村居民，通过本地村镇的城市化，正在变成城市居民的一部分，这是令人鼓舞的。但今后的城市化主要吸收中西部的农民。由于他们收入水平低，教育水平低，本地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发育程度和东南沿海无法相比，吸收他们成为城市居民的难度会越来越高；第三，30年来，由于中国现行土地制度的种种限制，城市化的成本已经变得越来越高，特别是住房成本高企不下的情况下。面对人口的主要来源是收入低、人力资本少的中西部农民，房价又已抬得如此之高，接下来的30年，中国能不能保持同样的城市化速度是一个很大的疑问；第四，中国实行的两元结构的户籍制度严重歧视、排斥农民进城定居。农民不但面临高昂的城市化房价，而且面对许多不友好的城市制度。

　　现在中国的城市化变成完全由政府支配的过程。任何一个城市要向周边扩大，或者任何一个新兴城市要崛起，都涉及农田转为非农用地的问题。这个过程必须由政府出面征用才能完成。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城市化的土地供应完全由各级政府垄断起来了。为了使土地财政极大化，它们必然把地价越抬越高，给农民的补偿则越少越好。这么做不但使农民难以分享土地收入，使城市化的成本越来越高，也使政府供应土地和住房的责任越来越大。可是，政府本身应该做的事情都忙不过来，还在搞这种本来应该由市场解决的事情，原因是其中的好处一言难尽，所以各级政府乐此不疲。只是这条独特的城市化道路完全违反城市化和市场化的客观规律，肯定是一条不可持久的也是对农民十分不公的道路。

　　如果城市化的成本降不下来，那么未来30年的城市化速度就会大大放慢。主要不是中国没有能力建造楼宇，各大城市满眼都是耸入云霄，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的楼宇，便是中国有强大的建筑能力的明证。可是，这些白天令人羡慕的楼宇一到晚上往往黯淡无光，隐隐地在泣诉它们遭受的寂寞和冷遇。为什么呢？没有足够的有购买能力的人口前来购买或租借。现在开发商风光不再，面对门可罗雀的房市望眼欲穿，一边企盼有贵人降临，一边抱怨政府的宏观调控使房市有价无市，使他们手头积累越来越多的空置楼宇。

　　现在大家都在讨论，十分疲软的房市如果崩溃怎么办？我并不鼓吹房市应该崩溃，但是我主张应该坚决引导房价的逐步而有序地回归到人们的实际购买力所能长期支撑的水平。如果中国做不到使房价下降到一般居民、特别是来自农村的人口买得起或租得起的水平，那么通过城市化吸收农民的速度便会再次下降。

　　由以上讨论可知，因为经济的普遍规律，农业产值占GNP的比重只会继续下降。如果农村人口的比重因为城市化的过高成本而无法有相应的下降，未来农村人口的收入状况就可想而知。我多次指出，城市化的意义，不在于通过剥夺农村实现自我现代化。新加坡的城市化模式对中国的国情来说借鉴意义实在并不很大。对中国这样一个以农业人口为主的国家来说，城市化的意义就在于它尽可能多地、成本尽可能低地将农村人口转为城市人口。如果中国的城市化做不到这一点，而是一味排斥农民，这样的城市化就是最大地违反中国的国情。而现行的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便是导致中国走上这条歧路的制度因素。所以一定要对现行的土地制度和城市的户籍制度作进一步的改革，使之适应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律和中国的真实国情。

浦右淞左

大城市周边的农民还算富裕，因为市场和交通近便，但是除此之外，就恐怕是收入最低的群体了。

就从他们愿意流入大城市参与收入低微、条件恶劣的打工者的行列，就可见家乡的条件更为低劣，一旦农民收入提高，他们那愿意背井离乡，进入陌生而冷峻的大城市呢？而中国迄今为止的发展大多仰赖这些农民工低微的工资和长时间恶劣条件下的工作。但是，你要他们拒绝“被剥削”，走Mao的道路，则更加山穷水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