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老学者夫妇完成篇幅浩瀚的文革资料汇编

李大兴

——周良宵、顾菊英编撰的《疯狂、扭曲与堕落的年代》出版

丁  东

    最近，一对年逾古稀的夫妇完成了一项篇幅浩瀚的文革研究资料的编撰工程。他们就是今年78岁的周良宵先生和75岁的顾菊英女士。他们夫妇195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等机构长期从事史学研究，是元史和蒙古史领域卓有成就的专家。他们晚年转入文革资料的搜集和整理，李慎之生前曾力表支持。经过多年努力，他们完成了长达600万字的文革资料汇编，并于2008年底由香港新大陆出版社有限公司公开出版。
这项成果由三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十年文革前期(1965•11—1969•4)系年录》，约250万字，以编年体方式逐日记载了文革前三年的重要事件。第二部分是《十年文革中首长讲话传信录》，约300万字，共收录文革期间“中央首长”讲话1100余篇。第三部分是《十年文革大事记》，50余万字。前两部分是光盘，第三部分是纸质书籍。《十年文革大事记》前，有作者撰写的长篇序言，表达了作者对文革的痛切反思。
作者在序言中说：“我们这本册子所保留的却很难说有哪一篇是真话。这里面有的是装腔作势，挟虎皮以吓人；心口相违，虚与委蛇以作态；有最肉麻的歌颂吹捧，有昧良知的攻击中伤。在人生百态中间，所有最虚伪、最丑恶、最阴险、最凶残的东西都可以找到。表演者们都是文化大革命中大大小小炙手可热的所谓首长。当时的运动，主要就是通过这批首长们的讲话来进行导演、部署和节制的。因此，它虽然满纸谎言，却是研究文化大革命必不可少的原始资料，值得我们整理、保存。”
值得称道的是，讲话者既包括毛泽东和被官方否定的林彪、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也包括被定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周恩来、陶铸、李富春等。作者不以官方结论划线，为尊者隐，而是一概收入其中，体现了努力还原历史真相的良史品格。

李大兴

《疯狂、扭曲与堕落的年代》总序

　　这一部总名为《疯狂、扭曲与堕落的年代》的书包括：之一《十年文革前期（１９６５·１１—１９６９·４）系年录》、之二《十年文革中首长讲话传信录》和之三《十年文革大事记》三种互有联系又各自独立的书。《系年录》是逐日记事，因事而详系有关原始材料和参考资料。但由于１９６９年４月九大闭幕以后，斗争已主要在中央高层进行，地方的混斗也纯粹流为争夺本地权力的派仗，特别是群众组织的出版物与传单皆被取缔，所以无法再采日录的形式逐日详细提供史实，只能以附录形式编写成１９６９年５月至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６日的《大事记》以足全书。《系年录》与《传信录》两种书都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流传在社会上的原始资料的结集。我们的目的就是抢救和保存这些已濒于灭绝的原始资料，为后世的文革研究提供当时在社会上广泛流传的史料。鉴于这两种书都是厚重的原始资料集，一般的读者很难、也没有必要直接利用它们；而对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大致进程又要求有所了解，所以，我们节取了《系年录》的纪事部分，加上１９６９年５月至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６日的简要纪事，编成为一个节本《十年文革大事记》，以便广大读者阅览。同时，我们也把《系年录》和《传信录》两本资料集作成光盘，随《大事记》发行，以利有需要的读者作进一步的研究。我们深信，研究文革，虽然在今天仍处文网厉禁，但在不远的将来，肯定是中国现代史研究的重要课题，我们希望我们的这个工作能对后来者有所帮助。由于条件的限制，我们的工作，遗漏、错误的地方定会很多，我们期待大家的批评和指正。

李大兴

《十年文革前期（１９６５·１１—１９６９·４）系年录》序

　　这本书是从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１０日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发表，到１９６９年４月GCD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这三年多、也即是文化大革命最高潮时期的编年纪事集。它是一本实录体的原始资料汇集，目的是尽可能的保存那些当时在社会上流传的文献，为后来的研究者们提供第一手的资料。这些材料，尽管现在人看起来，荒唐、横暴、无法理喻，而当时的群众就是根据它的精神运动的。如果不通过这些横暴荒唐的材料，后来人又怎么能够再了解这亘古未有的疯狂、扭曲与堕落的年代呢？

　　所谓的文化大革命，的的确确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毁灭性的政治风暴和灾难，是留给中国人不容忘却、亟需深入总结的复杂课题。它是毛泽东革命思想发展的最高峰，（应该严肃地指出：在所谓文化大革命中所出现的一切灭绝人性，蹂躏人权和仇视知识与知识份子的悖乱行为，以及歇斯底里的阶级斗争理论都是以毛泽东的一贯理论为依据，并且是从《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延安整风运动乃至建国后的一系列运动的左倾顽症中积聚与发展而来。久已有之，于今为烈，如是而已。）是其无尚权威的彻底破产；它是GCD机体上致命浓疮的全面溃烂，是人们对社会主义信仰的最终破灭。不单止此，它也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浩劫，既表现在对民族传统文化的野蛮亵渎与毁坏，还导致于传统道德的堕落和沦亡。文化大革命是由毛泽东“亲手发动”和“亲自领导的”，他当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１９７６年春，行将就木的毛泽东回顾了自己的一生，说：他这一辈子只做了两件事，一是打倒国民党，解放并建设一个新的中国；一是发动并进行了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是把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当成自己最伟大的创造与勋业来自诩的。任何在这个问题上为毛泽东推卸罪责的说法都只能是掩耳盗铃，欺骗不了人的。说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的作为是离开了“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须把它们同毛泽东思想完全区别开来”的辨白，更只能是一个用常识性辞语错误进行诡辩的低级玩弄。毛泽东本人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祸国殃民，既深且钜，罪责难逃，这是毫无疑问的。

　　然而，深入一步来检讨，我们就绝不能局限在指明某一个人的错误，而是要揭露和批判产生暴君与虐政的政治制度、理论体系，乃至于使它赖以生存和肆恶的经济和社会基础，其中也包括传统文化、民族性格等等方面的堕性因素。只有这样，才能解释毛泽东为什么会变成为神化了的暴君，而又为什么当他标新立异、一意孤行时，在上则群僚奴服，甚至在挨整致死时，仍高呼毛主席万岁！在下则数以几亿计的人们，疯魔般地发动起来，为保卫一条自己也弄不清的“毛主席革命路线”竭尽愚忠。详细来检讨理论、制度的谬失和社会的痼疾等方面的原因是一个十分严肃、艰巨而又十分迫切的历史课题。历史研究的任务并不象某些破落的阔少所理解的单单是弘扬与继承祖辈的辉煌与荣耀；更为重要的也许还是反省和批判。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古老而又落后的祖国来说，尤其更应该反省和批判：为什么“地大物博”而又无力自强？为什么别人起飞而我们却在倒退？为什么专制主义在中国至今不得肃清？不能反省和批判的民族永远只能是落后、最终难免于灭亡。能够反省和批判才是我们民族扬弃落后，自新自强，迎头奋进，跻身于当代进步潮流的起点。而文化大革命，正是毛泽东思想、社会主义理论、制度和中国民族劣根性的一次最彻底的暴露。抓住这些病征找出病因，痛下针砭，沉疴才有可治之望，中国才有得救之期。遗憾的是由于某些不可告人的原因，文化大革命的研究至今仍视同禁区。材料禁止流传，立论必依《决议》。为了一己的固权保位，讳疾忌医，置国家民族之前途与命运于不顾，一至于此，真是令人气愤！历史难道是可依靠禁毁而遗忘，可利用一纸决议来任意涂抹与捏造的吗？

　　正是有鉴于前述的原因，作为文化大革命的亲历者，我们义不容辞地挺身出来闯这一禁区。我们认为，当前最迫切的任务是抢救和保存并初步整理将濒于绝灭的有关文化大革命的原始资料。有的朋友听说我们从事这一课题，不无揶揄地取问说：你们能得到中央的档案和内幕吗？对于这一点，我们当然老实承认，完全不能。我们收集到的只有、也只能有当时流传在民间，人各皆知的资料。我们所能作的只能算是一部野史。但是，正史从来就不能取代野史，正史从来就必须靠野史来映证。发生在当时民间千奇百怪，常理难明的事件也完全不是官牍、正史所能包容。可以毫不犹豫地说，离开了这些民间的资料，就根本不可理解和恢复当年文化大革命诡异和复杂的社会面目。谓予不信，可以把当时的官方权威报刊《人民日报》、《红旗》杂志找出来翻翻。那上面除了应该认真看待的堂皇而隐晦的社论与评论员文章之外，其余充斥满版的，半出谎言，半出伪饰，许多事实真像却是半点也看不到的。“尽信书，不如无书”，这就是一个例子。公开的报导尽是撒谎，内部的档案谁说又都是可靠？再说，今天我们连明清的档案也还不能充分自由利用，那么，等待文革档案公布，这又将是何年何月才能盼到？至于说谋发东窗，施行诡秘的拜占庭式宫庭阴谋，从来就是不会形诸官方文牍的，恐怕即使有朝一日档案公布了，也仍不能给我们提供明确的证据。北宋太宗赵光义的《太宗皇帝实录》我们今天是还可以看到的，但找得出“烛影斧声”的半点蛛丝马迹来吗？如果没有了野史，历史岂不更成了胜利者的独家消息？

　　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会知道，当时流传在民间的资料是极其丰富的。不同的团体、甚至个人都可以编发小报、传单，对机关单位及其领导人进行揭露、批判。中央的一些领导人成天忙于没完没了的接见、讲话，这些材料也不胫而走，在全国风行。由于当时候严格保密控制被冲垮，一些原不能为普通人所可接触的文件、决议、指示也纷纷在社会上曝光。甚至一些党内最高的机密案卷也公开流布。所有这些材料（其中当然杂有膺品），究竟实有多少，谁也无法估计。随着时间的流逝，它们已大多毁佚了。一些图书馆的收藏则被限令销毁。几个大的图书馆里据说收藏甚富，但不允许借阅，更禁止复印。因此，我们在搜集时已经是困难重重。在全靠亲朋至友的帮助下，虽穷十数年之力，所得也止于此，离开实际甚远，实难免挂一漏万之讥。了解我们今天情势的读者，是能够谅解这一点的。好在本书的结构很灵活，将来有了新材料，发现了错误，增删补改，都很方便。我们也深知，这一项工作原不是我们两个人、也并不是一次修订就可以满意地完成的。孔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如果我们自己来不及作进一步修订，则谨以待后之能者。

　　下面，我们就编纂中的条例事项作一些必要的申明，以利于读者的利用。

　　一、文化大革命究竟应从什么时候起？到什么时候结束？其间怎样分期、分段？国内外的学者多有分歧。本书包括的时间是１９６５年１１月至１９６９年４月，纯是从可收集到的资料着眼，没有更多学术上的考虑。其中分编、分卷，也只是出于一种提示，以便读者利用；每卷所该的时间内发生的重大事件，我们在标题后载明，也是为便利读者查找。

　　二、本书逐日记事，就事而采录有关的原始资料和参考资料。原始资料尽可能全文照录，参考资料则多重点摘抄。据实录存，完全不论其中的观点是非。

　　三、本书记录，主要限于北京地区的运动情况。地方上所发生的一些有关全局和具有某种典型性质的事件、可资参考者，也间作记录。至于各省市运动的具体情况，当各有专著，决非我们这一种综录之所可得而详。

　　四、对书中有关人物的臧否、事件的评骘，将是后来研究者的课题，我们的责任则是如实地保存原始资料的本来面貌。显然，它们并不代表我们的观点，只是在取舍，编排上是贯彻了我们的意图的。

　　五、原始资料中，传抄翻刻，鱼鲁亥豕之处实多。不同版本也往往面目各异。我们只能择善存之，且一仍旧貌，尽管它有时文义难通。

　　六、一些文化大革命以后发表的平反、定案和批判、回忆的著作，对事实有所补充，错误有所订正，或有助于后人了解情况者，我们也间或作为附录，加以摘引。但是，它们同样不代表我们的观点。

　　七、在某些地方，我们作了些按语，主要目的仍在于帮助读者理解当时的情况。但也有的地方，间出己见，有所议论，亦情之所至，姑妄言之，痛定思痛而已。

　　八、由于材料的阙佚，一些事件被遗漏、甚至发生错误，实所难免，切望读者不吝教正，以利修订。

　　最后，我们在这里还要谨以至诚感谢所有真挚、热情、无私和关心我们这一工作的朋友，是他们慷慨的赐予我们多年珍藏的资料，提供一切可供利用的条件，大大的丰富了本书的内容。有的朋友帮助我们通校原稿，提供修改意见。没有他们，这一工作是绝无法完成的。碍于时势，我们在这里不能逐一把他们的名字列出来，以免不必要的麻烦。但他们的襟怀，他们的情谊将永远铭刻在我们的心中，与本书同在，与天地共存。

老木匠

这很了不起。可惜只能在香港出，带进大陆都可能成为一项罪名。

自觉的梦游人

可悲的是，作者连那些帮助成书的人的名字都不能一一列举，为的，大概就是不想让这些人蒙上泄漏国家机密的罪名！

tian295

河蟹的社会，容不下一本书。

网事情缘

此乃大伟业也。向周良宵、顾菊英这对老人致意！

老木匠

无论如何是件功德无量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