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小立：《舒芜口述自传》读后

李旧苗

说实话，读《舒芜口述自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5月版），内心里没有产生多少震撼。或许大多数关注这本书的人，读后也会有这样的感觉。我们关心的是胡风事件相关的如“交信”的细节的进一步披露，可遗憾得很，舒芜先生说他在《〈回归五四〉后序》（《回归五四》，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8月版）里已经说得差不多了，这里也不想再多说什么。关心胡风案中这段公案的人，大概不会放弃读舒芜撰写的《〈回归五四〉后序》的机会，我也一样。我还记得读过后，思想里似乎一下子产生出一个“空洞”，——无涯的、深不可测又仿佛透出某种说不清的意味。
    这篇《后序》已经读过有一年多了吧，至今我还弄不清那时的感觉应该算是震撼还是迷惑。在胡风事件中，受难者是胡风以及路翎、绿原、阿垅这批人，而受难者无论如何都应该受到同情，得到尊重，这是义务，也是道义上的自然倾向。所以有研究者说，舒芜终将定在耻辱柱上，也是没有办法的。从这个角度说，他的“交信”无论是主动还是出于被动，结果都是一样的。因为它们同样造成了恶劣的后果，而历史评判是不考虑人们的主观愿望的，主观愿望再好，客观效果不好，也不能说好。但历史研究（就广义言）还有一个功能，就是首先要辨清来龙去脉，或许这个功能还是第一位的，因为辨不清来龙去脉，也谈不上形成正确的价值判断。在胡风事件中，弄清前因，可能更为重要。这是由于谁是最终拍板者已经没有争议，而周扬等与胡风的宿怨也大致昭显于天下，唯独舒芜“交信”之事，至今也只能算是一个谜。可能对整个事件来说这事确是不重要，但对舒芜本人却相当关键。所以无论在《口述自传》还是《后序》里，这个细节舒芜说得最详尽，并且他还有叶遥这位当事人的证言。
    有研究者怀疑舒芜动机上的真实性，在他们看来，以舒芜之智慧、之敏感，是不可能不清楚“交信”将导致的后果，为了说明这一点，他们进一步地从舒芜个人的经历和思想来分析，以为像舒芜以前能写出如《论主观》之类的文章，又一贯“紧跟”的人，是不可能没有形势把握和判断能力的，可见，舒芜并没有那么单纯。其实，不仅是研究者有此认识，就是舒芜自己，也未必完全脱离这个轨道。在《口述自传》中，一条主要的思路，就是舒芜先生思想上的自我解剖，他似乎也没有脱离“藉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模式，但这一点对个体来说，却很难能可贵。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知识分子的普遍激进化倾向已经有了一个大致清晰的轮廓了，在这样的语境中成长起来的舒芜是不可能不受到影响的，更何况他的思想的发见者是知名的左翼文艺理论家、诗人、鲁迅的弟子胡风，而对一个有创见，又寻求“进步”的青年来说，知遇之恩所带来的影响无疑只能是一点，即进一步强化了他的左倾，以及对左翼文化的接受。事实上，舒芜的自我剖析也是从这时开始的。颇有意味的是，《论主观》一文发表前后胡风的态度。在这个问题上，舒芜说得像是轻描淡写，实则心存不满。因为胡风，至少在舒芜眼里，有点表里不一。但与此事有关者，恐怕也不是“道德”一条能解释的。重庆的左翼文艺界并不简单，它不是一个独立存在物，它是整个政治化了的左翼文化界的一脉。所以与此事有关的，也必须从这个背景出发去分析，才可能真正理解事情的真相。但就舒芜个人而言，他也是有理由怀疑和不解的。毕竟他是身在异地，可以说是不明就里。他是在胡风的摇控之下完成《论主观》的。在《后序》里，舒芜转述此事时，主要依据的是聂绀弩的话以及胡风《关于乔冠华》中说的“我在《后记》里说明了是想引起批判，这时我说明那里面只有一个论点我能够同意”。已经有研究者对这一席话中“批判”一词的理解得出了截然相反的解释。（参见余世存：《在迷失和回归之间——我眼中的舒芜》，张业松：《关于舒芜先生的是非》，分别载《书屋》2000年第1期、第11期）但问题恐怕并没有那么简单，有些事在当时已经不是非此即彼的了，是不是还有第三种解读方式，比如我们后来常常在开会时遇上的一种情况，有的人在会上刚表完态，私下里就说完全相反的话。这肯定不是道德上的“两面派”所能完全解释的，它应该还有更深刻的社会因素在里面。胡风在他的回忆录里说的“我发表《论主观》的真意，即我在《希望编后记》中所说的，希望用‘无情的批判’来分析《论主观》，用论争的形式冲破国民党的审查，把毛主席关于整风的伟大教导（反对主观主义）带到国统区的文化领域里来，获得一些实践的效果”一段话，后来几乎被原封不动地引入梅志写的《胡风传》中，也多少反映了胡风一方的态度。（参见《胡风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6月版，第220－221页，《胡风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1月版）自然，在《口述自传》里，舒芜表达的对胡风在此事上的做法的不解与不满，也可以看作是他本人对曾经引起争议的这个问题的一种态度。但双方都处在恩怨交加之中，其话语的可信度也需要认真辨析。
　　事实上，舒芜在《口述自传》中的自我思想剖析，也是顺着这个思路走的。这是一条内在的线索，在他看来，是导致他与胡风关系疏离的一个重要因素。但这个因素显然是后来反思的结果。因为直到五十年代以后，舒芜才知道有这么回事，而读到《关于乔冠华》中胡风的话，那就更晚了（据舒芜说，他是1995年才在《新文学史料》上读到此文的，参见《舒芜口述自传》，第141页）。还有一条外在的线索，也是舒芜强调的，这就是社会的大势。剖析这条外在线索显然要比内在的那条轻松一些。“由于极其特殊的原因，南宁一解放，我第一个受命担任的工作却是参加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领导，具体来说就是‘南宁市中小学教师寒假讲习班’的副主任，进入了改造者行列。这就和我所有的朋友解放后的处境都不相同，决定了我解放后的道路。”（同前，第211页）受到重用，随即不断“进步”，只是其一；应该说，在那样的形势下，年轻的舒芜的确是走在希望的田野上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入世情结在舒芜身上也相当典型，他们很容易怀疑自己所从事的学问或理论的价值和意义，在直接现实与间接现实（估且这么说）之间，他们选择前者是必然的，特别是“受宠”之后。在书中舒芜的自我剖析也是可信的。只是他个人的“政治化”的速度之快，让如今的他可能都难以置信。但在一个政治化的时代里，被化成政治动物并不是鲜见的事情。也许随后他所写的两篇文章《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致路翎的公开信》在自我校准的同时，去揭发朋友就是“政治化”的自然结果。可这究竟能否看作是与后来的“交信”一脉相承的呢？
　　“交信”一事大多都纠缠在主动与被动之上，这对舒芜个人来说，的确存在一个“性质”问题。但事情往往也有个前提，这就是在“交信”发生之前，舒芜在批判胡风宗派主义的文章里引用了胡风私人信件。它起码也成为后来的事件转化的一个间接的诱因。至于“交信”之后的结果是舒芜所始料不及，也未必全是舒芜的自我掩饰。正像有的研究者说的，以后的结果当时谁又能料到呢？胡风事件的受害者不原谅舒芜是有他们的道德理由的，他们之间的恩怨太过复杂，而在政治气候深厚之时，个人之间的恩怨是很容易放大和转化为政治上的对立的。我们现在很难理解舒芜是出于怎样的心态去侵犯人的隐私权的，或许他在当时那样非常政治化的“无私”的氛围中还没有这样的意识。但无论如何，仅从个人私德上去分析舒芜，也容易把事情简单化。这种恩恩怨怨只应该存在于他们当事人中间。作为研究者，也抱住一点不放，就可能失之偏颇了。谁都不是神，加害者不是，受难者也不是。他们都有其不可避免的弱点。这是历史的一部分，是不能因后果而有所变更的。
　　读了几本相关的书籍，我总觉得，关于这些事，还需要史料的进一步挖掘和披露，主观的推测太多，总不容易服人。现在的两种对立的观点，至少在我看来，都占有了相当的史料，可是也都没有脱离道德的判断和主观的推测。而他们的分歧正在于后一部分，即道德判断和主观推测之上。

李大兴

在暗黑时代，没有什么是不可思议的。对舒芜先生可以理解，但除了受害者，我们后人没有宽恕的权利。无论舒芜有何种不满、即使他不曾想到后果，把半师半友的胡风给他的信件交给组织，是绝大多数人做不出来的行为。

周泽雄

““交信”一事大多都纠缠在主动与被动之上，这对舒芜个人来说，的确存在一个“性质”问题。但事情往往也有个前提，这就是在“交信”发生之前，舒芜在批判胡风宗派主义的文章里引用了胡风私人信件。它起码也成为后来的事件转化的一个间接的诱因。至于“交信”之后的结果是舒芜所始料不及，也未必全是舒芜的自我掩饰。正像有的研究者说的，以后的结果当时谁又能料到呢？胡风事件的受害者不原谅舒芜是有他们的道德理由的，他们之间的恩怨太过复杂，而在政治气候深厚之时，个人之间的恩怨是很容易放大和转化为政治上的对立的。我们现在很难理解舒芜是出于怎样的心态去侵犯人的隐私权的，或许他在当时那样非常政治化的“无私”的氛围中还没有这样的意识。但无论如何，仅从个人私德上去分析舒芜，也容易把事情简单化。这种恩恩怨怨只应该存在于他们当事人中间。作为研究者，也抱住一点不放，就可能失之偏颇了。谁都不是神，加害者不是，受难者也不是。他们都有其不可避免的弱点。这是历史的一部分，是不能因后果而有所变更的。 ”
——这段话，深为欣赏。知人与论世，都有了。

李大兴

在我的童年记忆里，家里几度深夜举火，烧毁了包括朋友信件在内的许多东西。那是1966年夏天。
文革里烧毁信件相当普遍，因为如果被抄走，就可能害别人。

李大兴

家里一位好友，文革里顶不住揭发了同事，几十年内惭神明，很少再与旧友来往。

而舒芜先生更多在解释、表白。

边走边唱

“或许大多数关注这本书的人，读后也会有这样的感觉。我们关心的是胡风事件相关的如“交信”的细节的进一步披露，可遗憾得很，舒芜先生说他在《〈回归五四〉后序》（《回归五四》，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8月版）里已经说得差不多了，这里也不想再多说什么。”
嗯，自己读时也是这个出发点，不过到底是读歪了，最深的印象是从舒芜口中见识了这个家族的厉害，心里慨叹了好几天。。。

李旧苗

“那么多人受到迫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乃至失智发狂，各式惨死，其中包括我青年时期几乎全部的好友，特别是一贯挈我掖我教我望我的胡风，我对他们的苦难，有我应负的一份责任。” ——舒芜《回归五四》序



    时代人物周报：现在人们提起您，总是把您和当年的“胡风事件”联系在一起，而且还有颇多争议，您怎么看？
    舒芜：“胡风事件” 对于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交信不交信”的问题。其实当时并不存在“交信”的问题。那件事情可以这样说，甲有一件东西，乙借去了，丙在甲乙都不知道的情况下拿给了丁看。甲就是我，乙是当时《人民日报》的编辑叶遥，丙是当时《人民日报》文学组组长袁水拍，丁就是林默涵。当时《人民日报》命题叫我写一篇《胡风的宗派主义》的文章，文中引用了胡风给我的信中的部分内容，叶遥借去这些信核对。那时候胡风已经被上升到反马克思主义的高度了，所以这篇文章在当时批判胡风的时候是一个很次要的内容。叶遥拿到信之后也没有意识到什么，但袁水拍看后觉得很重要，就送到林默涵那里去了。这件事我和叶遥都不知道。
    林默涵后来找到我，我才知道信已经到他手里。林默涵说，你的文章不用发表了，人家已经不想看你说什么，人家要看胡风说什么。当时林默涵作为中宣部文艺局长是非常有权威的，我也不敢反对。但林还留有余地地说：“当然不是说胡风是反革命，但这一次胡风真的很反动。你就把这个写出来，再加上简单的注解。”所谓第一批材料就是这么出来的。所以说，在那种情况下，我确实没有交信。叶遥向我借，她也不知道要送上去。袁水拍拿去也没有告诉叶遥就送到林默涵那里。
    时代人物周报：当时您真的认为胡风所做的事情是在“反党反人民”吗？
    舒芜：这个事情说起来就复杂了。我从抗战初期刚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就走错门了。事实上，我是从斯大林主义入门的。我看的第一个领袖传记就是《斯大林传》，那时候对斯大林崇拜得不得了。后来大家公认的观点就是斯大林把“哲学政治化”，每一条哲学是非都落实到政治是非，这也是斯大林的特点。
    解放后，我的处境和其他所谓“胡风分子”有一点不一样。那时候我在广西南宁，是全国最晚解放的地方。当时把我安排到“知识分子改造”领导层的地位，主持教师学习班等。对于所有胡风的问题，我觉得，我和胡风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只不过是其中比较次的一派，我是诚心诚意希望把胡风改造起来，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我和胡风不断交换意见，后来发现和他在思想上还是有一定距离的，于是就发表文章，表达我自己想改造的意见，希望别人也改造。当时就是这样的出发点，确确实实相信思想改造，认为改造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后来批判的浪潮越来越高，到展开胡风大批判的时候，感觉就不同了，胡风事件的性质就成了反马克思主义。
    “胡风事件”之前，在对知识分子改造的过程中，许多著名知识分子都在报刊上发表了自己的检查。回头看这些，要说是逼迫，好像又不是那么简单。人的思想有时离不开大环境的影响，当时国家是这样，就要这么跟着国家走。我们那个时候真的是相信革命会胜利，相信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胡风这件事也是这样，要说我当时是趋炎附势、贪生怕死，也不是那么回事，但在当时的情形下就是会那样做。
    时代人物周报：50多年过去了，您对当年的“胡风事件”是不是有了自己新的看法？
    舒芜：当然有了，现在想起来，当时所谓“思想改造的公式”就是“不革命=反革命”。这些年我也一直在想，胡风的案件是个焦点，冲出焦点，回想知识分子所走的路，可以说，20世纪的经验需要整个21世纪来消化。上世纪30年代，全世界知识分子左倾，鲁迅、罗曼·罗兰等世界知名作家都是这样。当年曾经有一个记者从苏联归来，写了一篇关于“苏联真相”的文章，遭到全世界的攻击。现在想起来，这里面其实问题很大。
    时代人物周报：现在面对别人对您或褒或贬的两种不同的评价时，您会是怎样一种心情？
    舒芜：那无所谓了，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评价。过去很多人对我的印象不好，这我可以理解，换上我，我也不会有什么好感觉的。但事实是，包括交信等问题，都是有出入的。
    时代人物周报2004年08月18日

李旧苗

对于最关键的“交信”问题，当年负责向舒芜组稿的《人民日报》编辑叶遥的回忆应该更接近历史的真相。
　　1955年3月下旬到4月上旬，文艺界对胡风的文艺思想进行批判，当年在《人民日报》文艺组做编辑的叶遥专门负责此项工作。
　　一次，袁水拍和林淡秋(二人时为《人民日报》文艺组的负责人)到叶遥办公室，谈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组稿情况，袁水拍提到：“胡风的宗派主义严重，若能了解一下他们的宗派活动，也可写点文章。”但三人都感觉组织这种稿子难度很大。最后，他们商定，由叶遥出面组稿，找绿原、路翎、舒芜等“试试看”。
　　叶遥先找绿原。路翎组稿，未成。因叶遥与舒芜的爱人是同班同学，他在舒芜家受到热情接待。叶遥开门见山地说明来意，舒芜便答应了，“他(舒芜)当时回忆了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和胡风曾通信往来等，表示想根据这些信写胡风的宗派主义。我问他那些信是否还在？他说在。”叶遥回忆说。
　　这时，坐在一边听他们说话的舒芜的母亲，从床下拉出一个小皮箱，打开说：“信都在里面哩。”
　　当天，叶遥就经过舒芜同意，把信带回了家。第二天上班，交给袁水拍看，袁看完又转给林淡秋。三人看完很吃惊。“尽管有些内容不知指何人何事，但讥讽谩骂的话大体上是能看懂的。”叶遥说。
　　三人看完，叶遥很快将信送还舒芜。
　　舒芜应约写出《关于胡风的宗派主义》一文后，袁水拍又派叶遥第二次从舒芜那里借来胡风的信，并把舒芜的文章和信—起送给中宣部文艺处负责人林默涵审阅。
　　舒芜根据林默涵的意见又对文章作了些修改，题目改为《关于胡风小集团的一些材料》，林默涵看后送周扬，周扬认为此文重要，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看后亲自改写了按语，并批示先在《人民日报》发表，发表时题目又改为(《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旋即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为小册子。按照1955年6月15日毛泽东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名义为该书写的《序言》所说：“第一、第二两篇题目中的‘反党集团’字样，统照第三篇那样，改为‘反革命集团’，以归一律。”
    “当时只知道事关重大，编辑部的气氛紧张，很少有人大声说话，说明毛泽东主席写按语一事已经悄悄传开了……我们一读按语，它像一声霹雳把我们惊呆了。谁能料到胡风的文艺思想问题一下子变成了重大的政治问题。”叶遥回忆说。
    《瞭望东方周刊》2007年第33期 柴爱新文



牛汉：“如果没有舒芜，胡风的案子也会出来，舒芜不是左右整个过程的人物，他是一个突破口。”“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位置上，舒芜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周泽雄

牛汉：“如果没有舒芜，胡风的案子也会出来，舒芜不是左右整个过程的人物，他是一个突破口。”“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位置上，舒芜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舒芜这枚七路兵，在特定的时间，被特定的人，用来攻陷九宫。
舒芜之责，在和平时期，不过是做人有亏。那么，大不了原来的朋友弃他而去，而欲酿成此一桩旷世冤案，已非舒芜所能为了。

李大兴

胡风案的责任，首在毛、其次则属周扬、林默涵等，舒芜责任不大，但其交信、写文章事，是舒芜应该负责任的，而他一直在辩白。

天边外

这时，坐在一边听他们说话的舒芜的母亲，从床下拉出一个小皮箱，打开说：“信都在里面哩。”
　　当天，叶遥就经过舒芜同意，把信带回了家。第二天上班，交给袁水拍看，袁看完又转给林淡秋。三人看完很吃惊。“尽管有些内容不知指何人何事，但讥讽谩骂的话大体上是能看懂的。”叶遥说。
　　三人看完，叶遥很快将信送还舒芜。
　　舒芜应约写出《关于胡风的宗派主义》一文后，袁水拍又派叶遥第二次从舒芜那里借来胡风的信，并把舒芜的文章和信—起送给中宣部文艺处负责人林默涵审阅。
　　舒芜根据林默涵的意见又对文章作了些修改，题目改为《关于胡风小集团的一些材料》，林默涵看后送周扬，周扬认为此文重要，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看后亲自改写了按语，并批示先在《人民日报》发表，发表时题目又改为(《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旋即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为小册子。按照1955年6月15日毛泽东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名义为该书写的《序言》所说：“第一、第二两篇题目中的‘反党集团’字样，统照第三篇那样，改为‘反革命集团’，以归一律。”
    “当时只知道事关重大，编辑部的气氛紧张，很少有人大声说话，说明毛泽东主席写按语一事已经悄悄传开了……我们一读按语，它像一声霹雳把我们惊呆了。谁能料到胡风的文艺思想问题一下子变成了重大的政治问题。”叶遥回忆说。
    《瞭望东方周刊》2007年第33期 柴爱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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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这段文，我们思考一下，“反革命，反党”的判词，在当时，和今天的语境下，有多大的差距？

执政党被完全“认同”是不是该有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或者说，对于知识分子的思想自由来说，对党的任何质疑是“合理”的，还是“不准”的？本身就是一个判罚的起点。所以，今天我们再来回顾“告密”的定义，实在是一种荒唐的言辞。

准确的说，是个人之间政治“认识”上的反思和批评。。。无论“对错”。

李旧苗

胡风案的责任，首在毛、其次则属周扬、林默涵等，舒芜责任不大，但其交信、写文章事，是舒芜应该负责任的，而他一直在辩白。
李大兴 发表于 2009-8-24 22:46

“那么多人受到迫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乃至失智发狂，各式惨死，其中包括我青年时期几乎全部的好友，特别是一贯挈我掖我教我望我的胡风，我对他们的苦难，有我应负的一份责任。” ——舒芜《回归五四》序

李大兴

舒芜的辩解：

我可以确切地说明一下，所谓“交信”，根本就不存在。我从来没有向任何人交过什么信。当时，只是《人民日报》编辑叶遥奉命给我出了一个“关于胡风的宗派主义”这个题目，向我组稿，我觉得宗派主义这个问题，在当时批判胡风已经达到的程度上，是个“不上纲”次要问题，而且也符合我对胡风早就已有的想法（觉得他太孤立自己），所以就接受这个约稿。我所指的宗派主义，主要是指胡风对于文艺界许多人一概过于否定，过于蔑视。这在他的公开文字中表现得还比较含蓄，在私人通信中就说得很明显。我的文章要说清楚这一点，就不能不引用胡风给我的信。《人民日报》要发表我的文章，叶遥为了核实我文章中所引用的胡风给我的信的原文，向我借信去校对，是借用一下，我就借给了她。“借出去”和“交上去”这两个性质完全是不一样的。我写的文章，引用了胡风给我的信，《人民日报》要发表这个文章，编辑部为了业务上的慎重，希望借书信原件去核对一下，这有什么不可以？何况叶遥女士既是编辑又是我的老熟人。

至于以后的事态发展，那完全非我所愿，非我所料，完全是《人民日报》当时文艺组长袁水拍他们，背着我（叶遥其实也不知道）把信交到林默涵那里，结果搞得不可收拾。等到林默涵从袁水拍手里看到了这些信，那就等于公安部门看到了，我想捂也捂不住了。他找我谈话，我当然是不敢反抗的。既然林默涵发了话，我就不敢不按照他的“指示”编出了那个材料，谁知又惊动了毛泽东亲自介入进来，写了那么一个“编者按”，定了那么一个吓人的罪名，后来的一切更是万万非我所能料到的。

李旧苗

不管是在批判文章中引述私人信件，还是将私人信件借给第三者，更或者是直接把信上交中宣部，都很恶劣，但这三种行为，在恶劣程度上、在告密行为的认定上，还是有差异的，所应承担的责任也是不同的。舒芜如果辩解他在胡风事件中是无辜的，那真是无耻到极点了，但如果说，他在承认自己应负责任的前提下，把有些事情说说清楚，这也是他的权利。当然，他讲的，还有叶遥讲的，也是一面之词，未必符合事实，但也未必不是事实。正如主帖所说的，“关于这些事，还需要史料的进一步挖掘和披露，主观的推测太多，总不容易服人。”




我写完《不准胡风歪曲鲁迅》（这是潘汉年要我写的，题目也是他定的，王元化以为极好。话虽尖刻，但始终从文艺思想问题着眼），即去苏联，记得是四月底，后来已是六月初，三批材料发表，已成“反革命”问题，目瞪口呆。但还是奉“命”作文，欠了许多债，内疚得很。——唐弢1989年2月12日致李辉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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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芜：“胡风事件” 对于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交信不交信”的问题。其实当时并不存在“交信”的问题。那件事情可以这样说，甲有一件东西，乙借去了，丙在甲乙都不知道的情况下拿给了丁看。甲就是我，乙是当时《人民日报》的编辑叶遥，丙是当时《人民日报》文学组组长袁水拍，丁就是林默涵。当时《人民日报》命题叫我写一篇《胡风的宗派主义》的文章，文中引用了胡风给我的信中的部分内容，叶遥借去这些信核对。那时候胡风已经被上升到反马克思主义的高度了，所以这篇文章在当时批判胡风的时候是一个很次要的内容。叶遥拿到信之后也没有意识到什么，但袁水拍看后觉得很重要，就送到林默涵那里去了。这件事我和叶遥都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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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芜首先引用，于是有了“借”，其有胡风的信成为公开，于是不能销毁否认有这些信件。遇到整胡风，舒芜也不得不去交信，这与我党的必须向党交心的政策有关，不交心是不忠诚，如果知道了有其事想不忠诚也不行的。因此，信对于舒芜来讲是必须交的。至于后来产生的严重后果，不是舒芜能控制了的。
但是，舒芜是有责任的，他首先引用了胡风与他的私信。这是与他革命性不强有关的，如果革命性强，把人人看做敌人或者世故一些，自己或许是能脱身的。党性和社会性与个性、个体分不清，这是那一两代人共性。这事是舒芜遇到了，那些受害者遇到这样的事，那些人基本上是更书生气，有的更激愤，他们也许做得更激进一些，也未可知。

tian295

只只兄终于浮出水面了。问个好！

周泽雄

经田兄一说，倒也发现，好久未见只只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