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应台：向“失败者”致敬

李旧苗

龙应台，在酝酿十年、耗时380天，行脚香港、长春、南京、沈阳、马祖、台东、屏东等地后，写下了十五万字《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希望引领读者一同诚实、认真地重新梳理六十年前的这段历史。



　　问＝专访者苏育琪
　　答＝龙应台教授



　　问：当初时是如何动心起念，想写这本书？
　　答：最早想要写一九四九是在一九九九年，十年前就有这念头。
　　那时住在德国，刚好是柏林围墙倒塌、苏联帝国解体的时候。一九八九、九九、四九，对欧洲来说，也都是非常关键的年代。东德和西德也是在四九年分裂为两国，也发生过大难民潮。
　　可是思考这个议题的时候，刚好到台北市政府工作，所以一放就放了十年。在这十年之中，父亲过世，母亲现在常常不认得我是谁，使得我更有感觉到时间的急迫。
　　人总是到了四十岁才开始去想，你父母的来龙去脉是什么？他们也曾十九岁。所以基本上是想要对整个父执辈这一代的人，以及他们那一代的历史，有一个新的认识。
　　我带着一股重大的好奇。另外也因为看到了这一整代人的凋零，所以有一点跟时间赛跑的紧张，想说，我是不是可能用一个文学的方式，对这一整代已经剩下不多的人，做一个致敬跟告别。
　　问：为什么看过去这样重要？
　　答：看现代社会，常常觉得目瞪口呆，怎有这么大的愚昧？甚至于所谓的精英，对于很多事情的讨论，我也会觉得奇怪，怎么会有这样的讨论方式，因为这样的讨论方式，是一种完全不知道前面发生过什么事情的方式。也就是说人不断地在重复以前的错误、以前的愚昧。
　　而在现在的讨论里，往往有一种天崩地裂，好像一切就是从我开始似的，不知道以前曾有过同样的事情、同样的问题、同样的辩论、同样的讨论、在同样的地方跌倒。
　　所以你问为什么看“过去”这样重要，我事实上觉得，看历史从来就不是看“过去”，所有的过去都是现在，也是自己的未来。现在就是不完整的。
　　问：除了借古以鉴今外，你刚特别提到要和那个时代的人致敬、告别。为什么这个这么重要？
　　答：不是“借古鉴今”，“鉴”不“鉴”是另一件事。文明的进步有一把尺，或说一个刻度，就是这个社会里的人，对社会里的“弱势”，照顾到什么程度，就是这个社会的文明进步的程度。
　　以前弱肉强食，慢慢进步到重视身心障碍者、老人、孤儿等要有所照顾。但是弱势也有别的定义：不见得身体比较弱，或者能力比较弱，而是他的“声音”比较弱，他的表达能力比较弱。
　　因此，他让主流社会了解他的心情、了解他的困境，了解他所走过的历程的那种能力比较弱。
　　跟我同时存在的社会里头，有这么多的人，他在我身边，可是他们是隐形人。在我们的教育系统、媒体、晚餐桌上彼此讨论的谈话里，这些人的过去、这些人的生活、这些人所受过的伤、或曾经有过的光荣，是不存在的。
　　之所以在主流社会的集体记忆里不存在的，是因为他们是最缺表达力的人。没有能力把自己的记忆－－痛苦的、或者是光荣的记忆，被主流社会所纳入，这难道不是一种刻骨铭心的弱势吗？为什么我们都会看到残障的人知道他是弱势，精神病人知道他是弱势，少数民族知道他是弱势。但是这个社会的一整层、一整代的人，他的青春岁月、他为自己人生作抉择的自由，刚好在那个时代的结构里被牺牲，以致于这一整代人的生命轨迹、价值，是被主流社会有点像用橡皮擦给擦掉了的感觉。这种剥夺，他为什么不是“弱势”呢？
　　在一个文明社会成熟的过程里头，除了看眼睛看得到的弱势之外，去看到这个历史情感的弱势，恐怕也是一个文明的刻度。
　　问：所以你希望透过这本书，为这群弱势发声？
　　答：我看见一个巨大的落差。这一代人，一方面主流社会对他们很不认识，而且很不在乎；可是同时这一代人又刚好是我们这代人最亲密的人，他直接是我们的父母辈，是我的朋友们的父母。
　　一方面，你如此的漠视他，一方面，他又是你最亲密的人，所以反差很大。我不是带着一个责任感说要为他们发声，而是自己带着巨大的好奇，生平第一次试图去了解你所看作理所当然的事情是否真的那么理所当然？你从哪里一路走来的，你心里最深的那个痛楚跟光荣点是什么。
　　写这本书，最核心的其实是一个感情的付出，而不是一个责任感的扛起—我也扛不了这么重的责任。这一代人，都走了，走得差不多了，一种“知交半零落”吧。在写书过程里，就常常是去找某一位老人家，打电话过去，他的家人，他媳妇、孙子告诉你说，他走了。
　　可以说，我带着深情在写这本书。父亲已走了，母亲快走了，记忆中，我的父执辈一整代人，快走光了。我就想说，那就做一个文学的告别吧。
　　开始在思考一九四九这个题目的时候，我核心关注的对象，是一九四九年前后大批来台的这两百万人。但是一旦进入这个题目之后，我就发现，怎么可能只去了解这一九四九年突然涌入的两百万人，在这个土地上原来已经在的那六百万人，怎么我会知道得那么少？
　　过去这十几、二十年来，所谓的台湾本省的历史，你会看到一点点关于日本战败的一九四五年，然后就是大量涌出的一九四七的二二八。
　　除此之外，进入社会认知的，就很少。我突然生起一个怀疑，怎么会四五到四九这一个大翻转的年代里头，就被一个二二八笼盖了？这么复杂的年代，其他的事情，譬如本地的这六百万人，他的心情到底是什么？他自己的痛在哪里？他怎么去选择记得什么、忘却什么？他记得的，敢不敢说出口？说出口的，是不是他真正刻骨铭心的？
　　至少我自己是无知的，觉得那一块空白很大。
　　但它不可能是空白的。所以这本书转向了，只有一半是关于四九年那些流离过来的、我直接的长辈们的故事。我接着就花了很多时间，在台湾本地去看那些在乡下、庙口，在榕树下面、在河流旁边，还活着的那老人家。那个过程对我是个非常非常大的启发和震撼。
　　问：什么震撼？
　　答：这个震撼就是说，过去这二、三十年来，媒体里所谓老兵的故事渐渐多了，对四九年流离的那些背景还多一点认识。
　　反而是对生活在台湾，尤其是在乡下偏远地方、跟那些大陆流离来台的长辈们同一辈的台湾本省人，我发现他们没有声音的那个程度，几乎还超过那些外省老兵，这给我很大的震撼。
　　问：所以，写这本书，你原先是想找什么，最终发现了什么？
　　答：我原先是找父母那个时代的情感，主要就是一九四九年流离来台的外地人的情感。但在出发了以后，我发现，我这个所谓外省孩子的父母亲是一个历史，我的本省朋友们，他们的父母亲的历史，是另外一种历史。
　　四九年从大陆来台的那群人，你说是意识形态也好，或是他的情感记忆，跟在地人的情感跟记忆，其实有非常大的冲突，是完全不同的历史轨迹。
　　问：是什么样的冲突？
　　答：譬如说，外省流离来台的一整代人，他们前面经过八年或十四年对日战争，乡土全毁，家破人亡，是军国日本造成的。
　　他生命的认知是这样的一种情感。大陆的、我父母亲那辈的人，十九岁决定了一辈子最核心的轨迹，可能就是投笔从戎、爱国，抵抗日本的侵略。
　　但是我的本省朋友的父母们，十九岁的时候，是热情澎湃地加入日本的阵营，对天皇效忠，然后被送到南洋去，也有的被送到华北去。因此，我的本省朋友的父母们，对于日本的情感、对于自己认同的对象、他心深处受伤的地方、以及他的光荣意识，是跟一九四九年来的两百万人相反的。
　　带着这样完全相反的、敌对的、冲突的记忆及情感，来到这个小岛，要开始共同生活，而且是在一个重新洗牌的权力结构里共同生活。
　　我比较深刻的认识到：今天的很多矛盾、冲突、误会、斗争，其实都跟一件事有关，那就是，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九年之间，这两百万人的记忆、情感，跟这六百万人的记忆、情感截然不同，两边都带着很深的创伤。
　　但是两边的人在这六十年的过程里头，从来没有好好地面对过自己的以及对方的创伤，也从来没有去好好沟通过。都是在某种事情、情绪的发展之中爆发了的时候，然后就紧急地去处理、去应付。
　　但是那个根，就是说那一九四九来到的那两百万人，以及在地的六百万人，心里头最深最深的那个创伤，是到六十年之后的今天，都没有真正疗伤过的。
　　问：譬如？
　　答：譬如，那两百万人—其实可能只有一百二十万，带着六十年的我称之为“战败创伤症候群”，对自己的史，还是隐晦不言的。譬如这个社会对于台籍日本兵的历史和情感的欠缺认识、欠缺理解。
　　不认识，你就不知如何去疼惜。
　　问：你把大陆来台的国军和为日本打仗的台籍日本兵相提并论？
　　答：没错。
　　我很想说的是，不要去管他是国军还是解放军，是台籍日军还是伪军，我们换个角度仔细看他：他是一个十八岁的少年。
　　对于国军，中华民国一百年很快就要到了，我们整个社会—包括政府，可能真的应该用更宽阔的胸怀，诚实地、认真地，去面对、去梳理一下六十年前的历史了。应该是时候了，要超越过去受创伤的战败心理。
　　如果还在战败心理笼罩之下，对那段历史既不去整理，也不去解释，更不去诠释，事实上是对那一整代人、牺牲了青春、平凡的幸福、甚至整个生命的国军，非常、非常大的不公平、不公正、不正义。
　　你也许以为，在本土意识抬头那么多年之后，对于台湾的本地史大家都已经有比较深的了解了，何况它是那么“政治正确”的“显学”了。
　　其实再深入后会发现，不是这样的；很多台湾本土史的挖掘，其实是因为某个部份刚好符合眼前的政治权力争夺，它不是为了史而史。我想，现在恐怕也是时候了，我们可以不再用权力的运作来面对我们亲人长辈的历史吧？
　　上一代人，真的是被时代铁轮碾过去的一代人，对他们的时代以最单纯的心，做一个非常诚实的、开阔的面对，才是真正精神意义上的“入土为安” 。
　　六十年，是时候了，真的是时候了！在所有的人都走光之前，给我们的长辈他应得的尊敬和温情，仅只如此。
　　问：你最关切的，是人的什么？
　　答：还是人的尊严吧。
　　这个尊严包括：他应该得到的正义，你什么时候还给他？他应该得到的温柔的对待，你什么时候如份地给？你看得见他的腿在流血，你也看得见他的脸被炮弹削了一半，或者你也知道他身为战犯坐了十年的牢，但是他心痛的地方你什么时候去看见？
　　整个社会的成熟跟文明到了一个程度，才会有这样的认识。台湾这个六十年前在战争史、军事史上的失败者，在这六十年之中，已经累积了相当的文明厚度，我相信我们已经可以用文明的价值回头去看那一路上的辗转沟壑、尸横遍野。
　　问：一年的闭关接近尾声，你最想跟读者说什么？心情是什么？
　　答：第一个感觉是，那么庞杂壮阔的历史，唉，弱水三千，我只能取得一瓢。
　　第二个是，读了一年的资料，和各种来历的长辈做了很多很多接触跟访问。但到最后，我有一种对不起的歉疚感，对不起，我知道了这个时代曾经怎么残酷地对待他们，但是我的知识再怎么累积也只能呈现千万分之一而已。
　　前代人我想说，对不起，我的文字再怎样深刻动人，也无法充分表达那个时代的痛和欠。
　　问：对不到二十岁的读者，想说什么？
　　答：对年轻的一代，我特别想说，请你无论如何，都要把脚步停下来一下，用最谦卑、最温柔、最慈悲的一个心情，来看这本书，做一个入门，然后你会知道你该做什么、能做什么。
　　譬如说，搬个小板凳，坐到你还没走的祖父、祖母身旁，去倾听一次吧。听，比什么都重要。而且，还来得及。
　　问：你希望两岸领导人怎么看这本书？
　　答：对于北京的领导人，我希望他看这本书，从一个“心”的角度重新了解台湾史，而且希望以最谦卑的心情来了解。
　　要跟对方来做朋友、或者做亲人，前提一定是要知道对方在哪里受过伤。你如果对他受过什么伤，不知道而且不在乎的话，那么连起点都没有吧。
　　对于我们自己的领导人，我想说，有两个空缺在这里－－一个是大陆来台四九年的那个外省的空缺，那个集体的战败创痛没有面对过－－你知道，台北军史馆一到所谓“戡乱”这一部份，几乎是整个跳过去的；另一个是本土的创痛—台籍军属和志愿兵的历程，是惊心动魄的，受伤的存在，我们自己这个社会也没有好好的了解过。
　　一个胸有丘壑、有远景的领导人，不能够只知道现实政治的来来去去，他对自己人民隐忍不言的伤，要认识，要体会。
　　(苏育琪、庄沛颖、陈幸萱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