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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9-16 1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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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鲁军《论里根经济学》再版
8月，由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新锐经济学家杨鲁军先生著、著名文化学者朱大可、凤凰新媒体凤凰博报首席评论员钱宏分别作序的《第二次革命――论里根经济学》一书由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格致出版社再版。
杨鲁军在其1987年出版的专著《论里根经济学》中，开创性地严肃探索了里根经济学所蕴含的理论内容，以逻辑的和历史的方法，深入研究了里根经济学产生的历史背景，系统探讨了里根经济学的理论基础、经济哲学思想和创新特质，富有洞见地指出里根的经济政策是对供给学派、货币学派和凯恩斯主义的创造性综合，客观评价了里根经济学的政策效应，即：通过控制政府开支和货币供给量的增长，降低通货膨胀率，为企业创造良好的投资和经营环境；通过削减个人所得税和加速企业折旧，为企业和个人提供改善经营和努力工作的动力；通过减少、调整和改革一系列有碍生产的规章条例，为企业和经营单位“松绑”，提供宽松、自由的市场活动和市场竞争的政策空间。如今，杨鲁军以《第二次革命――论里根经济学》之名，重新整理、推出这部厚积薄发、充满激情的力作。
拂去20年的历史尘埃
——序杨鲁军《第二次革命》第二版
朱大可
里根担任总统期间，大力推行经济复兴计划，采用紧缩货币供应、全面减税、刺激商业投资和削减社会福利等手法，藉此降低通胀率和达成经济复苏的目标。对于这项一揽子计划，里根的政治对手戏称为“芝加哥经济学派”、“供应面经济学”，甚至嘲弄它是“巫毒经济”和“里根经济学”。这种场景跟“印象派”的诞生有异曲同工之妙。“印象”，是美术评论家对莫奈、雷诺阿、毕沙罗、西斯莱、德加、塞尚和莫里索新画风的一种嘲弄，而最终却成为“印象派”的完美称谓。“里根经济学”也源于一种讥讽，而最终却成为里根经济政策的戏剧性命名。
基于里根及其团队的努力，在历经1981年至1982两年的衰退之后，美国经济在1983年开始复苏，令联邦政府获得高额税收，从1980年代初的每年5,170亿美元，提升至一万多亿美元。此后，大幅增加的军事预算，制造了持续的经济增长，并让美国的债务水平追涨三倍，并意外地拖垮了苏联，导致这个头号劲敌的全面崩溃，而美国就此成为无可争议的世界帝国。
里根担任总统的时间，介于1981年1月到1989年1月之间，基本横亘了整个80年代。阅读本书，可以唤起我们对于那个年代的诸多记忆：以“星际大战”命名的主动战略防御体系、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的不幸坠毁、冷战终结、柏林墙倒塌和东西德统一、苏联解体、艾滋病大规模涌现，如此等等。而在中国，我们还可以想起批判知识分子的崛起，以及经济改革和思想启蒙浪潮的涌起。这个重要的语境，就是《里根经济学》第一版问世时的本土背书。
我不是经济学家，甚至天生跟数字有仇，对经济问题不敢轻率置喙。在我看来，经济学家都是长着两个聪明脑袋的怪人，他们的领域深不可测。鲁军的“处女作”加剧了我的这种畏惧。我没有资格来评述本书的重大价值，而我阅读此书的最大快感，主要来自书中所洋溢的气息：它折射了中国80年代的学术风云，以及所有那些活跃于激情时代的面容。
在1980年代，启蒙思想和先锋文学都已经茁壮成长，发出宏大澎湃的声音，成为民众关注的重要领域，但现代经济学却处于萌芽状态，而经济学家更是凤毛麟角，寥若晨星。鲁军的《第二次革命——论里根经济学》的出版，无疑是一个重要信号，标志着这一学科开始介入中国改革，并且最终成为公共领域的“显学”。不仅如此，它还要借助对里根新经济政策的阐释，探寻中国新经济的运行方向。这种探索最终因“历史的错误”而被迫中止，但这部不同寻常的著作，却被存留下来，成为一份睿智而犀利的历史文献。
中国知识界对八十年代始终有着近乎乌托邦的迷恋，尽管那个时代有着巨大缺陷，其中一部分甚至像癌细胞一样，成为中国后续发展的暗黑因子，但它所孕育的思想活力，以及它对中国社会的正面营造力量，是任何时代都无法企及的。它被强行闭合，长期沉睡，却又在这两年的学术叙事中重新复活，显示出觉醒的态势。时隔二十多年，在全球经济危机的背景下，这部再版的《第二次革命——论里根经济学》，终于被拂去20年的尘埃。它将既是流逝年代的见证，也是反思现实和挑战未来的支点。（杨鲁军《第二次革命——论里根经济学》，格致出版社，2009年7月版）
回归完整的亚当·斯密主义！
——在《第二次革命——论里根经济学》再版研讨会上的发言
钱宏
大家好！
我看，今天的集会，可谓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共襄盛举。大家一起庆贺杨鲁军《第二次革命——论里根经济学》再版，研讨“里根经济学”对于解决当下中国经济困境的现实意义，我想，这本身也许就是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经济可能骑稳向好的一个积极亮点。我作为一个非专业人士，能参加这样的盛会，而且还被主席“点将”非要作一个主题发言，我是既盛情难却，又百感交集，思绪万千。
以我的粗浅理解，经济学和经济学家天生就是为政府提供服务。现代经济学奠基之作《国富论》及其作者亚当·斯密是如此，拯救大萧条的《通论》及其作者凯恩斯是如此，当然，我们眼前这本出版在23年前的《论里根经济学》及其作者杨鲁军也本当如此。
那么，紧接着的一个延展而来的问题就是：政府是为谁提供服务呢？在宗法社会、中央帝国、皇朝家天下时代，政府是“私器”，其主要职能是为君主、皇家、王公贵胄服务，其次也兼顾为天下百姓、子民、臣民服务。而当人类进入法治社会、民族国家时代，政府成了社会“公器”，所以，不管其奉行什么主义，其主要职能都必须是提供公共产品，为社会服务、为国民服务、为人民服务。
经济学家们的职能，就是正确地告诉政府：国家财富是怎么来的？财富应当如何分配？财富增长遇到问题时，政府应当怎么办？经济运行在什么状态下将会有怎么的风险以及如何化解？所以，解释经济事件，或为现行政策作注，不是经济学家的本分，而解决现实经济问题，或为政府推出针对经济问题的政策，提供学理基础和价值判断，作“事前诸葛亮”，才是经济学家的本职工作。
因此，众所周知，《国家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开门见山第一句话，就是“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构成这种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或是本国劳动的直接产物，或是用这类产物从外国购进来的物品。”而且，这一切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自然而然地调节，这就是市场。所以，国家要做的，就是为市场的健康运行制定游戏规则和规划中长期发展目标，而不是直接参与市场的经济博弈，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当年，亚当·斯密先生还告诫世人和皮特首相：国家的财富来源于人民的劳动，所以，“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那么它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风险的，因为它注定要威胁社会稳定。”皮特就是那位用“风可以进，雨可以进，国王不能进”的比喻来说明平民的基本人权的首相。在我看来，如果有一个亚当·斯密主义，那么，它应当包含了生产生活与分配需求、市场机制与社会稳定、资本主义动因与社会主义价值三个层面的矛盾运动关系的表达。
基于此，亚当·斯密主义势必成为后来一切共和制民族国家的政府处理经济问题与社会问题的圭臬。我们发现，亚当·斯密之后的时代，每当人们站在历史的转折关头，一切希望实现国家“良治”的人们，特别是经济学家和政府首脑，都会回到他这里寻找走出困境的灵感和另辟蹊径的思想源泉。
当经济运行出现异常波动，产生“泡沫”、衰退乃至大萧条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从亚当·斯密等古典经济学家们的著作中汲取营养，同时又超越它们，及时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告诉英、美政府，市场经济的小波动不必政府出手，自会恢复，但是一旦出现大波动，单纯依靠市场自身恐怕难以复苏，起码是一段并不太短的时期内难以康复，这个时候，如果政府作壁上观，劳动就业情况将进一步恶化，有效需求将严重不足，国家财富来源必将出现负增长，社会福利（经济成果分流）也将大受伤害。所以，政府应当挥动自己“看得见的手”，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刺激经济，包括降低中央银行利率来鼓励投资，大规模地兴建公共工程来提供就业机会，增加社会福利和国民收入拉动内需，将会力挽狂澜，从而鼓起人们面对困境战胜困难的勇气和信心。所以，凯恩斯主义成为罗斯福总统以“救需求”或“救市场”为特征的“新政”的思想理论基础。
当由于过度政府调控和过度社会福利，出现“需求不足以创造自身的供应”，导致欧美经济在上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出现滞胀时，支撑“里根经济学”的供应学派和货币主义经济学家们，再次从亚当·斯密和凯恩斯著作中汲取营养，同时又超越它们，及时显身。明确告诫世人和政府：是“供应创造自身的需求”而非“需求创造自身的供应”。于是，里根总统任内用供应学派的理论解决了经济停滞的问题，用货币主义的理论解决了通货膨胀的问题。尽管里根调侃过“政府不能解决问题，政府就是问题所在”，甚至主张“把联邦政府寅吃卯粮的行为定为违宪。”且被后来的克林顿总统反唇相讥说“政府不是问题，也不是答案，人民才是答案”，但我认为，“里根经济学”并没有完全抛弃凯恩斯主义，减税和实行赤字经济的政策措施也包含着凯恩斯的智慧。正如杨鲁军在23年前就敏锐地指出的那样，里根政府推行国有企业私有化，不惜通过高利率举债，高赤字背债，低利息贷款，低税率优惠，以刺激高投资，扶植新型工业和中小企业发展，结果不但滞胀阴影得以消除，政府税收也未降反增。事实上，里根政府也没有从实质上改变罗斯福以来，政府对社会福利的责任，经过多年的演变，他任内的政府所承担的福利已经远远超过罗斯福时代。所以，里根经济学成为里根总统以“救生产”或“救社会”为特征的“新政”的思想理论基础。
由于中国经受了30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经济社会实践，到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经济学和经济学家，作为一种文化生态和政治生态，正如文化评论家朱大可先生所描述的那样：改革开放之初的现代经济学还处于萌芽状态，而经济学家更是凤毛麟角，寥若晨星。
杨鲁军1987年初出版《第二次革命——论里根经济学》，无疑是一个重要信号，它是中国的经济学家以自己超拔的专业学养开始系统介入中国改革的一个标志性个案，同时，它借助对里根新经济政策的阐释，探寻着中国新经济可能的运行方向。我们中国人有一个好传统，就是勤于读书，勤于阅读历史，但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任何阅读都是当下阅读。那么我就想，杨鲁军的探索，如果当初不因“历史的错误”而被迫中止，那么，这部不同寻常的著作，后来可能就不只是作为一份睿智而犀利的历史文献保留下来，而他本人，也将可能成为凯恩斯那样的不光阐述了他认为的里根经济学的整体经济后果，还将可能确立他作为一个凯恩斯式的“可以影响国家决策的实际从政经验的经济学家的地位。”
如今，经济学在中国早已成为公共领域及一门高考志愿的显学，经济部门包括经济研究部门也早已成了热闹行当。自1990年代始，在官商主导、国有（营）垄断、国民劳动和人身依附的中国特色市场经济条件下，当几万个政府性利益单位参与经济博弈、乃至政治博弈成为事实之后，我们的经济学家，包括所谓“中国经济学家50人论坛”（顺便说一句，我对经济学科发展是否有赖于“人海战术”表示怀疑）和各个大型经济体研究部门培植的或亦商亦学的经济学家，对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争相博弈施加影响，就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格局时。
俗话说，知理则明，有德方久。我不能不坦率地说，这是一种在GDP高增长率掩盖下的，客观上受利益集团各自为政的直接利益驱动的非共生格局，也是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们自觉不自觉地或被裹挟着放弃理，又缺德的既无奈且无能表现。在这样一种格局下，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对于世界范围内的经济、政治时势作出实时的正确评估和预测，不仅成为事实上的不可能，而且缺少一个经济学家应当有的内驱动力也很自然，你叫他们怎么能不接二连三地出现失误，乃至误导政府与国民？所以，“到底什么是经济学家、政府的职能？”这个本来不是问题的问题，就成了一个问题。
基于这样痛苦的经验教训，中国中央政府终于决心放开智库，2009年3月20日正式成立了以前副总理曾培炎为首的“最高智库”或“超级智库”，并以此为契机召开了“世界智库大会”。尽管这个“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未必真能发挥作为“最高智库”或“超级智库”的作用（智库规格，取决于其能够提供的思想理论成果及其客观影响力），但是其成立的动机和客观需求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且其积极意义，还在于中国媒体终于可以公开议论“智库”、“NGO”这个话题。我本人以为，这是中国社会建设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从经济学发展历程中，我发现一个现象，这就是从亚当·斯密，到凯恩斯，从新古典综合派，到供应学派、货币主义，经济学中的大家，往往都不只是单纯具有经济学的素养，或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大凡在经济学，尤其是宏观经济领域卓有建树者，都具有哲学、伦理学，甚至社会学、法学的思维方式。否则，一个国家或这个世界的经济运行，就只有在“政府管制与市场自由”之间作钟摆式选择，经济学家只需根据政府实施什么样的政策而专注于技术层面的完善，或者为政府的某项具体政策作注释。如果实际情况真是这样，那么经济学家及其经济学，尤其是宏观经济学的丧钟就已经敲响！
所以，我赞成这样一种观念，这就是：经济学中的一切争论，都是围绕着具体政策如何最有效，覆盖面最广，对哪些人有利，而政府对人民、公民社会保障不可推卸责任的原则，是不容置疑的。就拿今天在坐的前面给我们作主旨发言的李维森教授来说，他决不只是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教授和副院长，他对税收制度与宪政制序关系的研究，依我看，对于我国经济社会运行走上正常轨道有着十分突出的现实意义。还有，在这次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衰退出现前一年就在《奇迹的黄昏》（动笔于2006）一书向世人发出预警，并在最后提出“放权让利”主张以克服危机的袁剑先生，其学养背景也是社会学而非经济学，他才有这样知理明德的悲悯情怀。
今天，世界经济处于又一个十分紧要的十字路口。自2008年下半年爆发30年代大萧条以来全球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当我看到美国政府提出7千亿美元救市的消息时，我第一个反应是中国作为美国最大的债权国，美国作为中国商品的最大进口国，中国不可能独善其身置之度外，但中国经济的问题根本上不在美国，而在中国自身。于是，写了《“救市”重要，“内需”更根本——救市的美国风格：凯恩斯主义复归？》（2008.9.23）。我想说的是，对于中国的最高决策层来说，宏观经济决策首先要排除各种利益集团（对不起，我说的是包括通过某些经济学家或权威专家“误导”）的干扰，让国民充分意识到政府遏制经济衰退与通货膨胀的决心和善待每一位国民的诚意。
这就回到了第二个问题：政府为谁服务？假如我是一位中国的经济学家，那么，我会告诉政府些什么呢？我想，在这个问题上，也许用不了多久，尤其是包括中国经济在内的世界经济可能再次遭遇滞胀时，里根经济学（至少其中核心价值部分）又将重新成为各国政府的选择。而且，对于中国政府来说，也许还要完整地重温亚当·斯密主义，同时从《国富论》与《道德情操论》中汲取精神营养，以实现国家的“良治”。
既然亚当·斯密主义早就指出了国家财富的源泉是劳动，社会稳定的基础是道义，那么，从就业、税收、生存方式和人格教育、区域和产业均衡发展、国民身心灵健康、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的角度看，我想，中国政府应当从里根经济学中受到的最重要的教益，就是无私无畏地果断扶持各项社会建设，扶持中小企业的成长，在中国，特别是扶持家庭经济、家族经济及其生产力的成长。
关于中小企业的经济社会价值及其商营环境的改善，我和我的几位朋友曾经想做一部大型人文纪录片，片名叫《第三次崛起》（1994-2004），这里就不谈了。如果有朋友感兴趣，会后可以和我联系。
在这里，我想突出这样一个命题：中国的家庭，作为中国社会的细胞，同时作为一个劳动生产的基本单位，是中国社会超稳定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后盾。其理由很简单，家庭，尤其是中国家庭，从来就是“人力资本”及其“人口红利”的基本生产供应者，家庭劳动是众多“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因而家庭，绝不仅仅是“消费者”和“需求者”。
众所周知，中国的改革开放，始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而后逐渐扩大到乡镇企业、城市国营企业的“承包责任制”。我曾把这种以家庭、家族生产力为单位的“承包制”，称为“充满希望”的1980年代的“中国经验”。“中国经验”，相对于1990年代后的“中国模式”（即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式搞以GDP增长率为纲）来说，不仅更具有中国特色，而且，“中国经验”是“中国模式”的社会基础，是中国经济持续30年两位数增长的后盾。
所以，世界上不管是多么权威的专家，或权威的机构，如果不了解、不研究中国家庭生产力的状况，不了解、不研究中国家庭经济、社会效益贡献率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就不可能真正理解，更不可能解释清楚中国经济的奇迹和存在的问题——许多渴望获得下届或下下届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大腕或机构，都想解释清楚中国经济的奇迹，我想告诉他们，这就是一个正确的入口！
中国的第一产业的主力军，主要是家庭生产力，第二产业中的轻工业食品业大部也是家庭或家族生产单位作为组织者，第三产业的发展，尤其是在中国式基建型城市化过程中，家庭生产，特别是所谓“农民工”家庭生产者提供的服务产品，支撑了中国整个城市日常生活的基本运行。
古人云，窥斑可以见豹，只要走进中国的餐馆，哪怕是那看上去不起眼，但遍布国中几乎每座城镇、每条街道的“沙县小吃”（平均只需投入3.5万元就能开一家）、“兰州拉面”、“游子老鸭汤”，或场面再大一点的“湘菜”、“川菜”、“宁波人家”，就不难理解中国人何以能在这次世界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中，既感受到暗流涌动，却又如此从容淡定！
所以，假如我是一位经济学家，我想我一定去创立一门关于中国家庭生产单位的“中国家庭经济学”，写一部名为《生产、生活、生态通论》专著，专门研究包括人口生产在内的“家庭生产函数”，及其经济、社会效益贡献率，对于就业、税收、教育、均衡发展、身心灵健康、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不可或缺的伟大价值。并且告诉我们的政府，乃至亚洲银行、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一切致力于人类身心灵健康事业的社会组织，应当如何扶持中国家庭生产力的成长，回归人类休养生息、安居乐业的常态。
我有一个问题，借今天的盛会提出来，就是：谁说社会化大生产的航空母舰编队，一定不需要“小生产的汪洋大海”？是的，从很大程度上说，现代化，意味着社会化大生产，意味着城市化，但是，如果社会化大生产和城市化，不顾及“人民的安居乐业”这一生产、生活、生态的永恒主题，我想这样的现代化在人类精神价值发展的时间之维上，也未必具有“现代性”。人类行为或劳动，也是一种能量转换，现代化只是通过严密的组织方式和高超的科技手段，使这种能量不断得到最大限度的释放，这是一种进步，但也是一种倒退，因为它给人类一种财富增长、竞争对抗、随心所欲都可以是无限膨胀的假象。“大萧条”已经证明这种“假象”和“倒退”有多么可怕，而这一次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衰退再次证明，无论科技手段多么发达，组织方式何等严密，如果人类再不从这种“假象”中警醒，这场世界经济危机的最大风险将可能是另一次全球“大洪荒”，人类创造的一切都可能重新“归零”。而它不再是“天灾”，而是“人祸”——操纵世界的强势精英贪婪的无限制、无节制和人与社会、人与自然满足其贪婪的手段、资源的有限性之间永恒矛盾的总爆发！各国政府技术方法上修修补补的政策，最多只能暂时掩盖推迟这一矛盾的总爆发。如今，我们经济学家和我们的政府决策者、执行者，必须明确意识到：财富增长是有极限的，竞争对抗是多余的，贪婪施恶是会遭报应的。所以，必须从实际出发，倾听民间的呼声，审时度势，回归简约生活的常态，该出手时就出手。
我的意思是，只要精神上与时俱进，思想上求真务实，决策上坚定果断，就不难明白一个简单真理：小生产的发展——说白了，我指的就是中小企业、家庭-家族生产力的成长，乃至老子崇尚的“小国寡民”式生产方式，永远是人类生活的阳光、空气和水。
同时，如果作为一种“新政策”倾向，政府在政治实践和社会实践上也完全可以做到：“扩大内需”与“扩大外需”并行不悖，中国式的小生产发展与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并行不悖，中国政府利用所谓经济奇迹积累的巨额财富坚定扶持小生产成长与“走出去”进行全球资源有效配置，并行不悖！在当前，世界各国可能既需要“救需求”或“救市场”，也需要“救生产”或“救社会”，也就是需要重新整合罗斯福新政与里根新政的经验教训，超越在“政府管制与市场自由”作钟摆式选择的“世纪宿命”，在理论支点上，回归完整的亚当·斯密主义。
今天的中国政府，与当年里根政府（甚至现在的奥巴马政府）相比，可谓幸运得多。可以说，只要中国政府真的愿意“花钱”，而非“敛财”（4万亿救市实际投入是1.2万亿，这是花钱，1-5月财政收入虽然同比下降，但除各种预算外税费收入之外全国财政仍然盈余累计人民币4,611.7亿元，6月财政收入大涨19.6%，而同期城镇居民收入实际增长才11.2%，这样一比较，当然就是敛财。政府敛财就意味着社会交易成本和生产边际成本的提高，结果，不是增加而是减少了数十万个就业机会，同时还打击了社会创业的积极性。据全国工商联蓝皮书《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报告（2008-2009）》称：“国际金融危机给中国民营经济带来的副作用已经开始显现，随着行业垄断的逐步强化，4万亿投资正在对民营经济产生挤出效应。”），只要中国政府主动降低一点对于GDP增长率的指标要求，丰富或改变一下经济社会发展业绩、政绩（考核）的价值评估标准或体系(请参看拙作《假如里根复活——写于杨鲁军〈论里根经济学〉再版之际》有关“GDE新价值评估体系”的论述、以及《伟大的创举——赞中央电视台“浙江富阳人改变政绩评估指标带来的变化”头条新闻报道》等)，而开始把一部分注意力转移到中国的社会建设和国民意识培育，那么，中国政府完全有能力言行一致地善待每一个国民、每一个家庭，比如，以中国政府这些年的各种财政收入及储备总量，中国政府至少不必象里根政府那样，到金融市场高利率举债、低利息贷款，就能为中国的中小企业、家庭-家族生产单位做点实实在在的事儿，以保持中国的基本就业、区域和产业均衡发展、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
说到这里，如果不因人废事，我想表扬一下上海市政府。我2001年来上海客居，我注意到，2001年上海市政府出台了一个“4050工程”，还有后来又出台了“2030工程”，虽然动机仅仅是为了解决就业，但客观上，也是政府扶持中小企业和家庭生产力的一个很好的范例。
在坐的朋友都知道，进入90年代，伴随城市功能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上海市国有企业的下岗人数达到100多万，其中处在就业年龄段40岁以上的女性和50岁以上的男性，在上海被称作“4050”人员，因为这些人大多数都经历过文革和上山下乡，学历普遍不高，又缺乏市场竞争所需要的专业技能，所以很难重新就业。但他们在家里是上有老下有小，是家里的顶梁柱，最需要一份稳定的收入，因此这个就业弱势群体一直是上海市政府和社会各界所关注的对象。于是，上海市专门出台了一项帮助他们实现再就业的援助计划，叫做“4050”工程。至于具体如何运作及其客观效果，就不必我在这里多说了。
所以，如果说上海市政府实施“4050工程”和“2030工程”，在客观上为中国的家庭-家族生产单位做了点实实在在事儿，那么，我希望通过杨鲁军《第二次革命——论里根经济学》的再版及传播，成为中国各地各级政府积极主动扶持中小企业和家庭-家族生产力“新政策”的一个思想支点，再回馈世界一个“新经济”的理论参照系——这个新的参照系，将是一种回应世界性“人心思变”的“变化的智慧”，一种具有国际感染力的思想理论。
毛泽东1956年在《纪念孙中山》一文中曾经说“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我理解，毛泽东说的这个“较大的贡献”，不只是经济奇迹，也更应当是思想理论奇迹。
谢谢主席先生！谢谢大家！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CCG)核心专家委员会委员、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凤凰新媒体凤凰博报首席评论员、中欧社会论坛首席顾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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