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1978，进京赴考

作者：叶志江

鸡鸣时分

农历丙辰年，神州大地上巨星陨落，地动山摇。九月九日零时十分，一颗牵动着所有中国人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在举国致哀的的背后，更多的是惶惑、不安和期待。经历了十年浩劫的中国老百姓，特别是知识阶层中，一定有很多人虽然每天口上高呼“万岁”，却在心中等待着这一天。那些处于权力中心的大人物自不待言，连我和我周围的朋友们都意识到，这一天将是中国社会从凝固走向变化的解冻点，是中国走向光明或黑暗的分水岭。
当我在武汉一所大学里参加毛泽东的追悼会时，在肃穆的哀乐声中望着电视屏幕上众多中央大员垂首默哀的镜头，我突然想起鲁迅先生挖苦国民党大员在孙中山灵前致哀的那两句诗：“静默三分钟，各自想拳经”，以至于忍俊不禁而想笑出来。我只好死劲掐自己的大腿，免得笑出声来被革命群众当现行反革命扭送公安机关。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同年八月二十日，国民党元老廖仲恺在广州被右派暗杀。其间相隔不到半年。这一幕历史一定让当时在广州黄埔军校任职的叶剑英有过深刻印象。因此，在毛泽东逝世后不到一个月，他便协同华国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逮捕了毛泽东的夫人等几个灸手可热的文革左派。“剑锋”所及，一切迎刃而解。
政局的剧变无疑给我们带来了希望，但真正惠及一大批被打入社会最底层的莘莘学子的变化还得再等一、两年，人们还需要时间从被长期禁锢的思想牢笼中解放出来。

这里需要提及一个人物：温元凯。我和他算是相熟，也有点缘分。文革前他是南京大学的“红专标兵”，我是清华大学的“红专典型”，因而有“南温北叶”的说法。但近年来他住北京我居上海，变成了“南叶北温”。至于他后来平步青云，我行走地上，成了“天温地叶”，已非同日可语了。
这温元凯有一个“鸡鸣”理论。他说公鸡司晨必须鸣得不早不晚：太晚了误事；太早了，天天吵得主人没有觉睡，难免被一刀抹了脖子。
政治上的事便大体如此，虽说天总是会亮的，但你如果在浓黑的夜幕中嚷嚷得太早了，却往往会有杀头之罪。只有在太阳露头前的一瞬间大声呼喊“天亮了”的人才能成为英雄、先哲或预言家什么的。
这“鸡鸣”理论虽说很通俗易懂，但做起来却很难。一九八九年的时候，温元凯等几个社会精英跑到天安门广场上一起“鸣”了几声。但这初试民主的啼声一定是鸣得太早了，所以他先是被主人关进笼子里禁声，后又被放逐到太平洋对岸去闯荡华尔街。
数年后，早已从政治转向经济领域的温元凯回到了中国。二○○八年，或许自以为已探得华尔街股市的深浅，当中国的股市到达五千点时他出了一本书：《牛市一万点》，预测中国的股市很快会达到一万点。结果股市应声而落，一直掉到二千点以下。
看来，这一次他又鸣得太早了。

然而，当邓小平在一九七七年复出后召开国务院科技教育座谈会时，他曾经有过一个准时司晨的机会。
在这次会上，温元凯提出了一个十六字的高考恢复方案：“自愿报考，领导批准，严格考试，择优录取”。这一建议正中邓公下怀，他当即表态：“温元凯，至少采纳你四分之三，”当众人发愣时，邓公幽默一笑：“第二句‘领导批准’可以拿掉。”
温元凯的这一鸣，在时间上拿捏得很准，所选的场合也恰当，他因此被自己和别人称为“恢复高考与留学制度的首倡人”。但也可能他因此而过于自信，以至于后来屡屡“早鸣”。
三十年后，当人们回顾那段历史时，在七七年的会上究竟是谁鸣了第一声并得到邓小平的首肯却成了疑案，温元凯有了争夺桂冠的竞争者。
其实，在鸡鸣时分，千家万户的雄鸡都不约而同地引颈高歌是常见的事，是很难分清谁叫了第一声的。我们能知道的是“雄鸡一唱天下白”，黑暗已经过去，希望就在眼前。几个月后，激动人心的“高考一九七七”便在那一年的冬天改变了千千万万个知青的命运。
而我们这些生活在社会底层，已过而立之年的大学毕业生都在这鸡鸣时分翘首以待。

小镇夜谈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一九七八年前的中国，大大小小的工厂、煤矿、盐田、中小学和建筑安装单位聚集着从“象牙塔”上下来的“堂前燕”——被扫地出门的大学生，因而空前绝后地“人才济济”，甚至成了“藏龙卧虎”的地方。
这些被打入基层的大学生们后来浮出水面的途径虽说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其中也并不乏从基层做起，一步一个脚印，最后成为大公司总裁或“朝廷重臣”什么的。但一九七八年那一次全国范围内的“会考”还是像打开了闸门一样，让许多年过而立、怀才不遇的“才子”们涌现出来，日后在中国甚至是在全世界的政治、经济、科技或文化等领域里大放异彩。

大厂镇，和南京市区隔江而望的工业重镇。清华留美预备学堂毕业的著名化学家侯德榜曾在这里主持建成亚洲第一座纯碱厂，这镇名或许便和这座厂有关。我在一九七七年“阴错阳差”地调到从四川移师大厂镇的“八化建”时，这个从事化工建设安装的单位里便“窝藏”着两个日后在美利坚和法兰西颇有名气的人物。
沈俊，清华无线电系六三级的学生，他在八化建的职务是一名普通的电气技术员。考上清华研究生后去法国留学，获法国国家博士学位，后来成为世界一流的计算机视觉和图像处理专家、法国波尔多第三大学教授。他在计算机视觉领域提出的“边界探测方法”被国际学术界称为“沈氏方法”，并获得美国IEEE计算机学会颁发的“傅京孙奖”。
朱学渊，一九六五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在八化建的子弟中学当一名普通教员。他考入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师从著名力学家谈镐生院士，后在美国蒙大拿州立大学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但让他出了大名的却是他后来涉足历史语言的研究和对zhonggong的辛辣批判。
一九七八年的早春，教育部和中国科学院决定恢复招收研究生的消息让我和这两个人有了较多的接触。
在八化建，朱学渊的玩世不恭是出了名的，见了面果然是名不虚传，满口的政治笑话。对他打算如何准备报考一事却秘而不宣，或顾左右而言它，给我的印象是他早已胸有成竹。他的大姨子倒是个热心人，一见面便要给我作媒，还真的给我介绍了一个身高一米七七的大美人，让我顿觉矮人一头。
沈俊和我却似乎忧心忡忡，这突如其来的希望曾让我们都有点不知所措。我和他在校时并不认识，但我们既是校友又是烟友，为了报考研究生一事多次彻夜长谈、腾云驾雾，可说是一见如故。他戴一付基辛格式的眼镜，在灯光下显得脸色苍白，额头有棱有角，给人一种深思熟虑的感觉。和朱学渊的玩世不恭相反，他认真而又诚恳，我决定考回清华应当说是和他的分析和鼓动分不开的。
我颇有点自知之明，自觉是个有争议的人物。毕业十年了，从没想过还有机会重新走进决定命运的考场，我担心清华园里残留的派性会节外生枝地将我淘汰出局。
沈俊说：你不考清华会成为一件新闻，引起众说纷纭。
我已经制造了过多的“新闻”，也就只好硬着头皮报考清华了。

考场风流

选完了学校还得选专业。
经过十年的变化，校友中有彻底转行的，如电机工程系的学生谢遐龄报考了复旦大学哲学系。他后来当了复旦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近年来频频发表政见，步冯友兰先生的后尘，在政治上“阐旧邦以辅新命”，俨然成了中国的“主流学者”。
我在清华读的是流体力学专业，毕业后去四川，又沿长江顺流而下，先武汉后南京，但无一处和专业有关。我生性好“流动”，遂决定改行，选了计算机专业。这既有赶时髦的意图，肚中也还有个小算盘。
我不考清华会引起众说纷纭，我考清华也有点众目睽睽。考场上马失前足的事必须估计到，改专业而考砸了或可免成众矢之的。
计算机专业的考试以清华计算数学专业的课程为主，要在短短的几个月中恶补该专业的主要课程谈何容易，我还真的差一点考砸了。
初试时，数学试卷的前两道题占了四十分，只要学过计算数学，能记住几个迭代公式，套用一下便可做出。大多数考生都在这两道题上得了满分，而我居然交了白卷，因为我不记得或不知道这几个公式。所幸的是我做对了其余的几道题目，得了六十分，勉强通过初试。
我是和沈俊和许明贤一同进京赴考，去清华参加复试的，许也是无线电系六三级的学生。到了清华后他们去找当年留校的校友打听考试行情，我跟着去了。在一个教师宿舍里我们见到了两个无线电系**级的校友，沈、许两人自报姓名后便聊开了。
在我的记忆中，两位留校的青年教员气宇昻轩，我因自惭形秽，不敢吭声，怕暴露身分。不料，聊着聊着其中一人突然冒出一句：“听说叶志江数学只考了六十分，真是不可思议。”
沈、许两人忍不住笑了起来。气宇昻轩的青年教员不免生疑，转而问我：“这位是……？”我只得含笑作答：“在下便是数学只考了六十分的叶志江。”
果不其然，众目睽睽后也还是难免众说纷纭。

幸好我在复试时“露了一手”，让我恢复了一点“名誉”。复试中最后一道关于编码的“难题”只有我一个人答对，让我因此得了最高分。口试时老师好奇地问我：你原来不是计算数学专业的，怎么能解出这道题。我回答说：这道题和科学画报上的一个数学游戏很类似，我读中学时就做过。
我成了电影《贫民窟的百万富翁》里的贾马尔，那个没有受过教育，但在“智力大冲浪”的节目里因少年时的经历而答对所有题目的幸运儿。
当然，他也很好奇我为什么初试时数学只考了六十分。
我为应付口试很作了些专业上的准备，结果口试时问的全是关于我离校后的经历和改专业的原因等“八卦”事。这同电影里贾马尔被警方反复盘问他的人生经历和答对题目的原因也相仿。

别了，清华

我被清华录取了。
然而，我所担心的文革中关于我的各种传言和残余的派性还是在隐隐约约地作祟。我在清华遇到了力学系副主任，苗日新老师。他告诉我，计算机的人曾到他那里调查我在文革期间有无打砸抢的行为。苗老师对前来调查的人说：“你要是见到叶志江本人，你就不会相信他会打砸抢。如果计算机系不敢录取他，那就让力学系录取他。”
明明是我在文革中多次被打被砸，却要调查我有无打砸抢的行为，这使我不免忿激起来。我报考清华时之所以顾虑重重，怕的就是这种不信任的暗箭。我生性心高气傲，容不得无名的歧视。

在我收到录取通知书后不久，两个不速之客来到我在南京的家中。来客是中国科技大学计算机系的正付主任，他们向我转达了学校对我的邀请，希望我能去中国科技大学读研究生，条件是可立即安排我出国留学。
一边是心存疑虑，一边是热情邀请。我决定离开清华这个是非之地，去科大那一方净土，安心修炼。
然而，清华拒绝了我转学的书面请求，我不得不亲赴清华进行交涉。我和王醒民一同去见了何东昌副校长。何婉言挽留，但我去意已决，何答应研究后再作答复。
两天后，校研究生处的一位处长向我传达了校领导的意见：欢迎留下，但尊重个人决定。我很感谢何东昌校长和他一再劝说我留在清华，当我坚持签字转校时，我甚至能感到他递笔给我时手在颤抖。
是呵，人非草木，岂能无情。在我签字时，我的心也在颤抖。清华园里的一草一木都记录着我们的青春岁月，谁能忘怀！
然而，别了，清华。
这一走，二十一年中我浪迹天涯，再未跨进过清华的大门，直到毕业三十年时才回到清华和同学相聚。但那次返校并未留下多少印象或感触之类的东西，只有当我后来下笔追寻当年的梦时，我才真正再度“回到”了美丽的清华园，那个让我们成为男人或女人的“摇篮”。

草窝凤凰

中国科技大学在文革期间因“战备疏散”的缘故从北京仓促迁到合肥，校舍简陋陈旧，和美丽的清华园完全无法相比。但两者有一点倒是相同的：六三年时清华学生宿舍里的臭虫和七八年时科大学生宿舍里的蚊子不仅都以吸血为目标，而且在数量上也同样惊人。
记得进清华的“第一课”是由高年级学生举办关于臭虫灾情的专题讲座，介绍了他们“因陋就简”地测定臭虫数量的办法：将手放在床板上，熄灯五分钟再开灯，数一数爬到手上的臭虫数量，便可测定灾情的严重程度。据说，每次总有七、八个之多，光听讲都会一阵阵肉麻、肉紧。
尽管当时的革命宣传正在有声有色、大张旗鼓地进行着，要防止地主资本家卷土重来和避免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但对我们这些Freshman而言，那不过是“隔靴搔痒”，让我们痒得心烦的是臭虫，消灭新生的臭虫成了比消灭新生的资产阶级更为迫切的任务。在富于作战经验的高班同学指挥下，新生们将所有的桌椅板凳和双层床统统搬到楼外，用开水和药粉对臭虫打了一场漂亮的歼灭战。
十五年后，清华的臭虫变成了科大的蚊子，照样是吸血。不仅是数量更惊人，而且已由地面部队发展为空中力量，难以采用清华学生“围而歼之”的办法。因为不能“毕其功于一役”，我们每天睡觉前都必须先和蚊子进行一场“空战”：在脸盆里抹一点肥皂水，然后向空中挥舞，用不了几下，脸盆里便像撒了一片芝麻一样粘满了蚊子。
即使白天坐在宿舍里读书也必须不停地抖动双腿，让蚊子难以降落。我后来去了上海交通大学，每当读书，我依旧会抖动双腿，就像巴甫洛夫实验室里的狗，已形成条件反射了。

虽然生活条件艰苦，但在一九七八年后的一段时间，科大校方锐意改革，大胆创新和罗致人才，校园里倒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科大少年班里的神童在全国的名气决不亚于今天的“超女”、“超男”。
温元凯已在五年前就进入科大。我来科大后，这“南温北叶”尽入科大殼中，倒也成了一段佳话。我在食堂吃饭时经常可以见到他，因为没有桌椅板凳，大家都采鸡尾酒会的方式站着吃，边吃边聊，很现代的。那时候的温元凯正是春风得意的时候，每遇他，必侃侃而谈，使我受益非浅。
计算机系的研究生班共招了四人：李国杰、冯玉琳、屈耀双和我。
别小看这当时在全国并不起眼的小小的研究生班，也不要小看科大计算机系的寒酸和师资力量的薄弱。因为没有名家传授，便干脆放羊，让我们四出游学，寻找名师。冯玉琳投奔唐稚松教授，李国杰投奔夏培肃教授，我投奔了孙永强教授，都是国内名师。至于屈耀双，早已列入出国名单，很快就去美国投奔洋教头了。
李国杰和冯玉琳后来成为中国计算机科学的领军人物，草窝里飞出了金凤凰。
李国杰在美国普渡大学获博士学位后回到中国主持研制成功曙光大规模并行计算机，现为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所长、中国工程院院士。他在普渡大学读书时，租用了楼梯下面储藏杂物的一个狭小空间作为卧室。不仅便宜而且促使他将更多的时间化在图书馆和实验室里。
冯玉琳是我们四人中的“长者”，一九六七年便在武汉大学数学系研究生毕业。一九八二年在科大计算机系研究班毕业时，中国刚开始建立博士学位的授于制度，他是第一批在中国获得博士学位的人之一。几年后，他出任中国科学院软件所所长。
这“一软一硬”的两个中科院所长都出自我们这个小小的研究生班。
屈耀双是清华无线电系六三级的校友，他后来在美国成了计算机网络专家，先后在美国IBM和微软公司担任高级工程师，可谓“软硬兼施”。和电脑相比，或许他更爱好跳舞，周末时常常会从西雅图飞到拉斯维加斯去跳舞。他在弗吉尼亚一所大学教书时，我曾跟着他开一、两个小时车去巴尔的摩附近的舞场尽兴，他跳得大汗淋漓，我却只会“慢三步”。

求学京沪

因为我的转校过程就像在舞场上跳“慢三步”一样慢了几拍，我错过了出国留学的机会。科大教务长任知恕专门为此和我谈了一次话，一是保证研究生毕业时安排我出国，二是读研究生的三年中我可选择去任何学校。
佛祖可舍身喂虎，我不过是留在科大喂几个小小的蚊子罢了，何况这里有那么多志同道合的“修道士”，我夫复何求？
除了温元凯、屈耀双和李国杰等人，吴忠超也是在这里认识的，我和他的友谊一直延续到今天。吴给我的最初印象是个大孩子，但除了读书，这个“大孩子”居然没有其它爱好。他后来成了霍金的学生，在冰凉的宇宙中，无疑是需要耐得住寂寞的，坐在轮椅上或缺乏爱好都有助于对宇宙奥秘不懈的探索。

然而，除了李国杰，我的这些朋友都是列入公派出国名单的，一年后便相继赴欧美深造。我独自留在科大，如晋朝人李密所言，外无相知可切磋论道，内无相爱可执子之手，很有点“茕茕孑立，形影相吊”了。
于是，我便“云游四海”，去京沪两地求学。
我先去了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听课。听了什么课已不记得了，但众多男学生如奥涅金一般的骄傲和神采却让我印象深刻，自觉自己成了那个从乡下来的姑娘－达吉雅娜，羞于见人。在人群中还有幸见到过于光远和宋任穷的两位千金，光彩照人，唯有高贵两字可加以形容，我只敢站在远处“偷窥”。
但印象最深的却是这些意气风发的“天之骄子”里三层外三层地挤在教室里看港台录像片的场面。在那个年代，这可是既新潮又刺激的娱乐活动，场面之热烈让我至今都仿佛能听到人群里发出的叫声。
就是这些“天之骄子”在两年后掀起了自费出国留学的高潮，将官方小心翼翼地开启的国门彻底打开了，从此自费留学在全国磅礴兴起，三十年来，近百万华夏学子走向世界，其意义可谓不小，足可与当年李石曾、吴玉章、吴稚晖等人发起的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相PK。
朱学渊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和自费出国留学潮的兴起的回忆》中提及，当年的研究生院英文教员Mary小姐是自费出国留学的幕后“策划者”，功不可没。邓小平最初提出的“走出去，引进来”的设想后来竟以一个未料的方式完美地得以实现。

一九七九年盛夏，我在上海由“热恋”而“热婚”，遂转入上海交通大学学习，并在交大完成学业。
在学生们蠢蠢欲动“走出去”的同时，国外的学者专家也陆续被“引进来”。我到交大不久，美国宾州大学沃顿学院的Carr教授应邀访华，并作为期三周的讲学。Carr是全美计算机协会的主席，有点小名气。上课第一天便出了一道数学题，说他在美国讲课时，有一个学生曾在课程结束时解出了这道题。他希望三周后我们中间也能有人解出这道题。
这可是我生平第一次面对洋教授，还是个名人。因此，我特别想解出这道题，不是三周后，而是当天，好让这个“洋老头”对中国人刮目相看。回家后冥思苦想一番后居然解出来了，而且还推广到更复杂的情况。
第二天一早我站在黑板前等候“露脸”，不料担任翻译的计算机系主任谢教授不肯帮我翻译，一再提醒我不要出丑，让外国人看笑话。我急得只好在黑板上乱画，好在数学语言全世界通用，站在旁边的Carr教授很快便明白他的“难题”被我破解了，紧张兮兮的谢教授在Carr的连连点头下终于轻松地做起了翻译。
外国专家在中国讲学中的这一花絮上了光明日报，Carr教授也成了我的业余导师，我的研究生毕业论文题目便是他回国后向我推荐的，那是破解美国计算机权威Bacus在他的图林讲演中提出的关于函数式程序设计语言中的几个数学难题。
和我的几个研究生同学后来所取得的有重大意义的研究成果相比，我的论文不过是一个数学游戏而言。但我或许创造了一个“记录”，因为我的研究生毕业论文居然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奖。

当然，这比周市长在清华做的研究生毕业论文还是要逊色一些，他可是玩了一个更大也更有名的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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