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 蓝英年、朱正：最新解密历史档案：从苏联到俄罗斯（节录）

ys1937

目录
第一部分
01、需要走进真实的历史
02、一个世纪的漫长接触、影响
03、高尔基与斯大林
04、复杂背景中的历史群像
05、两种传统中的知识分子
06、走出阴影
第二部分
07、蓝英年：海参崴的街道
08、蓝英年：罗曼诺夫王朝的掘墓人——《邪恶势力》译后
09、朱正：“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读皮库利的历史小说《邪恶势力》
第三部分
10、蓝英年：俄国末代皇后与二月革命
11、朱正：怎样的天火
12、朱正：柏烈伟这人
第四部分
13、朱正：解读一篇宣言
14、朱正：《饿乡纪程》中一掌故
第五部分
15、朱正：两个朋友——李大钊与白坚武
第六部分
16、蓝英年：高尔基出国
17、蓝英年：高尔基回国
18、朱正：营救牛兰
第七部分
19、蓝英年：“向帕夫利克看齐！”
20、朱正：关于排队购物的说辞
21、朱正：“实业党”的审判
22、蓝英年：红色麦加朝圣记——重读《莫斯科日记》
第八部分
23、朱正：友好的眼睛看难堪的现实——读罗曼·罗兰《我和妻子的苏联之行》
24、朱正：从王芳妮说起
25、蓝英年：“拉普”总书记阿维尔巴赫
26、蓝英年：时代的弄潮儿西蒙诺夫
第九部分
27、蓝英年：话剧《彼得大帝》彩排记
28、蓝英年：卡普列尔——中国最知名又最不知名的苏联作家
29、蓝英年：去远离莫斯科的……劳改营——从《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到《车厢》
30、蓝英年：日丹诺夫报告的背后
第十部分
31、蓝英年：“灰衣主教”苏斯洛夫
第十一部分
32、蓝英年：爱伦堡的回忆与反思——《人·岁月·生活》中译本序
33、蓝英年：比罗比詹的噩梦
第十二部分
34、朱正：听局中人谈幕内事——读苏多普拉托夫回忆录
35、蓝英年：利季娅打官司
36、蓝英年：利季娅被开除出作协
第十三部分
37、朱正：利季娅——真正的作家
38、朱正：他山之石——读蓝英年著《苦味酒》
39、朱正：换个角度看苏联文学
40、朱正：无可奈何花落去——读格·阿·阿尔巴托夫的回忆录
41、蓝英年：拉利萨，你好吗？
第十四部分
42、蓝英年：谁歪曲历史
43、朱正：眼看世界，心想中国——读《冷眼向洋》增订本

ys1937

29、蓝英年：去远离莫斯科的……劳改营——从《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到《车厢》

去远离莫斯科的……劳改营——从《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到《车厢》

蓝英年

    苏联作家阿扎耶夫的长篇小说《远离莫斯科的地方》1948年在《新世界》杂志发表后，在苏联引起轰动，并获当年斯大林文学奖一等奖。1950年莫斯科电影制片厂根据小说拍摄成同名影片，1954年又被苏联著名作曲家捷尔任斯基改编成歌剧。作者阿扎耶夫也从远东一名科技人员一跃而成为苏联作家协会书记。小说1954年译成中文，在中国同样引起热烈反响。20世纪50年代青年知识分子哪一个没读过这本小说？何止他们，不少老知识分子和老干部也认真阅读过。小说翻译出版正值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大家都真诚地向苏联学习建设经验嘛。至于我们大学生们更不用说了，不仅争先阅读，还举办各种讨论会，连从西直门到清华园的公共汽车上，都能听到年轻学子们激昂的争论。
    四十多年后的今天，书中人物仍神奇般地留在脑子里。只要一搅动，他们立时活跃起来。架设电话线的漂亮姑娘丹妮亚、大胡子总工程师别里捷、一心想上前线的副总工程师阿列克塞、害单相思的姑娘然妮亚以及局长巴特曼诺夫和党委书记泽尔肯德。这些人物能活跃起来，说明他们还有些血肉，不完全是概念的化身。他们忘我的献身精神，他们的痛苦和喜悦，他们真挚的爱情和忠贞的友谊深深地打动过我们这一代人。特别是对远东大自然的绝妙描写，没在远东长期生活过的人是写不出来的，没到过远东的人也未必能感受得到。我在俄国远东住过三年，所以倍感真切。一本描写在远东原始森林铺设输油管道的小说能写成这样也算不容易了。但这本小说仍存在着今天读者无法卒读的缺陷。小说是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写成的。其中教诲的议论必然很多。大框架仍是保守和改革的冲突。一切成就归功于斯大林。不少篇章冗长，作家仿佛收不住笔。如果删去三分之一乃至一半，也未必影响人物的刻画和情节的发展。
    当时我们争论的焦点是：巴特曼诺夫的“严厉的爱”对不对？他为什么动不动就训斥下属？他训斥阿列克塞时，阿列克塞明明有理，何以非但不反驳还报以微笑？他只关心如何完成任务而不关心周围的人。党委书记则是作为他的对立面而出现的，他的作用是尽量冲淡巴特曼诺夫所制造的紧张气氛。这是否是作者有意安排在巴特曼诺夫身边的一个概念化的人物？阿列克塞刻骨铭心思念的妻子为什么最终也没在书中露面，作者是否太残忍了一点？我们当时相当自以为是，认为问题提得深刻。在讨论中努力“正确”理解巴特曼诺夫，对他“严厉的爱”找出各式各样的解释理由。现在看来，是多么幼稚可笑！
    1988年莫斯科现代人出版社出版了阿扎耶夫1964年写的纪实小说《车厢》后，人们才知道《远离莫斯科的地方》中的所有人物，除巴特曼诺夫和泽尔肯德外，从总工程师别里捷和副总工程师阿列克塞到各工段段长、各处主任、所有工程师和工人，通通是劳改犯。作者阿扎耶夫本人也是劳改犯。西蒙诺夫在1966年为《车厢》所作的序中写道：“在《远离莫斯科的地方》中只字未提劳改营，只字未提国家所急需的那条横贯远东的输油管道，不仅是战时自由人的手铺设的，也是劳改犯的手铺设的。”接着他解释“作者为什么没写出这项工程的全部真相，因为那时公布真相根本不可能。”如果我们知道巴特曼诺夫是劳改营的长官，我们的争论便多余了。也怪我们阅读时不仔细，其实巴特曼诺夫一登场便亮明身份：“工程管理局局长身着军服……他全身上下——从雪白的领沿直到擦得亮晶晶的皮靴都闪闪发光。”这正是内务部的军装。小说先在《远东》杂志上发表，后才在《新世界》上发表。为此把阿扎耶夫召到莫斯科，让他根据《新世界》编辑部的意见做重大删改。作者保留了巴特曼诺夫的军服是为“点题”呢，还是匆忙中忘记删去呢？
        按事件发展的时间顺序，《车厢》在前，《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在后。先把罪犯用火车押解到远东，劳改犯才在远东铺设输油管道。但《车厢》比《远离莫斯科的地方》晚出版了四十年。出版时，阿扎耶夫已逝世二十年了。
    《车厢》是阿扎耶夫另一部重要作品。阿扎耶夫晚年在深夜里把自己的冤情向妻子倾诉，由妻子整理成书。他说：“也许为摆脱压得我喘不过气的重负。我确信我近来的病便是多年的折磨造成的。万一我无法痊愈，我的经历便会随我而去。妻子和孩子们便将从别人嘴里知道有关我的一切。噢，我知道别人的嘴是多么恶毒和不公正啊。”不把冤情吐出他死难瞑目。
    1934年12月 1日基洛夫遇刺，大批无辜的人被逮捕。不经审判便判处徒刑，把他们从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地押往西伯利亚和远东。《车厢》所写的便是押解罪犯的列车中的一节车厢里发生的事。关押在这节车厢里的有盗匪、富农和反革命分子。反革命分子中有书中主人公米佳、工程师沃洛佳、绘图员科利亚、掏粪工斯捷潘、歌唱演员彼得罗、惯盗伊戈尔、厂长亚历山大、列宁格勒区检察官费奥多尔和党务活动家济明。作者通过这些犯人的离奇遭遇，多角度地展现出20世纪30年代苏联社会的严峻现实。西蒙诺夫写道：“我读小说时，不能也无法忘记，阿扎耶夫同他的主人公一样，十九岁时莫名其妙地以罪犯身份出现在远东，他所经历的一切同米佳一样。”可以说米佳即阿扎耶夫，阿扎耶夫即米佳。
        1934年米佳十九岁，在莫斯科一家工厂做工，同时在戏剧学院学习。他精力充沛，工作学习两不误。未来充满阳光。新年前三天他同女友玛莎滑冰滑到冰场关门。就在这天夜里米佳被捕了。侦察员指控他对基洛夫遇刺无动于衷。仿佛他幸灾乐祸，对基洛夫案件的审讯的公正表示怀疑，对工人致斯大林信中的“我们明白你在这些日子里心情多么沉重”这句话做了不正确的解释。这当然是无中生有的指控。米佳父亲曾在基洛夫领导下工作，对基洛夫感情很深。米佳受父亲影响从小热爱基洛夫，怎么会幸灾乐祸呢？他同侦察员吵起来，侦察员掏出手枪对准他的脸，叫他冷静，并告诉他有人告发了他，如他能告发别人，帮助安全部门清除敌人，可减轻他的罪行。米佳无人可告发，被判处三年徒刑。他原以为这是个误会，父亲会替他说清，很快便会释放，哪知父亲在他之前已被捕，后瘐死狱中，1955年才平反。米佳完全绝望，幸亏济明等老布尔什维克开导他，叫他坚持住，在任何环境中都要保持做人的尊严。米佳晚年回忆道，如果没有济明等人的支持，他不知自己会怎样，或干出蠢事，或同盗匪混在一起。他们到达位于斯沃博德内市的劳改营后，米佳被分配在化验室，他拼命工作，被提前释放。劳改营留他以普通公民身份在原处工作，他谢绝了，决意返回莫斯科父母身边，寻找不知他突然失踪原因的玛莎。一到莫斯科他才知道父亲被捕，而刑满释放人员在莫斯科不得停留二十四小时。米佳只得返回劳改营，仍在原处工作，但已经不是犯人了。他工作得极为出色，并在冻土地研究方面做出贡献。劳改营替他撤销前科，已经不是刑满释放人员了。他再次返回莫斯科，没想履历表像一道高墙，把他同莫斯科隔开。他不仅仍不能在莫斯科居住，也不能在其他大城市居住，只好第三次回到远东。此时他已完全打消回莫斯科的念头，潜心研究冻土地，并写出一部颇具科学价值的专著。他在写专著时回忆起他和劳改犯们铺设输油管道的日日夜夜，又写了一部小说，发表在《远东》上。这部小说便是《远离莫斯科的地方》。《远东》是一本发行量很小的杂志，小说没产生多大影响。这时苏联虽战胜德国法西斯，但国家遭受严重破坏，极需唤起人民劳动热情的作品，鼓舞人民重建家园。《新世界》主编西蒙诺夫在《远东》上发现《远离莫斯科的地方》，正是自己寻找的作品，便决定在《新世界》上发表。小说给米佳，即阿扎耶夫，带来巨大荣誉，他毫无阻碍地回到莫斯科。尽管他的作品影响极大，人人争读，但在那些艺术上平庸、政治上霸道的作家眼中他仍是有污点的人。他们虽在创作上无法同他竞争，但也有比他骄傲的地方：没坐过牢。阿扎耶夫没能入党，因为同行们咬住他“污点”不放。米佳深夜对妻子说，有人不断对他说：“何必老提过去！”他则认为为了将来决不能忘记过去。“我的经历只是一个人的提醒。我个人的命运以及千千万万经历过痛苦与不幸的活着的和死去的人的命运，是我们整个民族命运中的不可分割的部分。”由此看来，他写《车厢》时已远远超越了个人的动机。
    《车厢》是社会缩影，每个犯人的遭遇都是体制的反映，无产阶级专政的体制迅速转化为斯大林个人专政的体制。基洛夫的死加速了这种转化。
    车厢里的犯人都讲述了自己是如何被捕入狱的。睡在米佳左边的是二十三岁的工程师沃洛佳。沃洛佳在孤儿院长大，后入党考上大学。大学毕业后同女友娜佳结婚。一天新婚夫妇在朋友家听一个聋子闲扯，听得无聊便离开了。后有人告发他听反革命宣传不揭发，便被捕了。侦察员审讯他：“有人当着你的面进行反苏宣传，你应立即揭发，沉默等于包庇敌人。”沃洛佳回答：“我不认为他是敌人，他不过是个自命不凡的无聊家伙。”“你不认为他是敌人说明你赞同他的观点。”沃洛佳便以“不揭发罪”被判刑三年。他在劳改营中完全可以担任工段长。    睡在米佳右边的是绘图员科利亚，与他同年。科利亚在中学同女生尼娜恋爱，两人决定成年后结婚。中学毕业时尼娜在斯大林相片背面写下誓言：“亲爱的科利亚，我向你宣誓：一辈子爱你。我特别写在我们所有人最亲爱的人的相片上。”尼娜把相片赠给科利亚，以示誓词的郑重。但女方父母坚决反对他们的婚事，尼娜屈服了，给科利亚写信：“我最后对你说，咱们一切都完了。别再到处找我。就当我死了。”科利亚接信后气得要命，骂她的誓言一钱不值，当即撕毁誓言，即斯大林相片，用信封退还尼娜：“你既然如此无情无义，我退还你虚伪的誓言，我也撕毁你的爱情。”尼娜父亲把撕碎的相片交给内务部：“你们瞧，这家伙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科利亚被判了三年刑。他急于报仇，中途逃跑，返回莫斯科时被击毙。
    掏粪工斯捷潘老头被判了五年刑。他说：“我们全家靠掏大粪养活。”儿子原是司机，女儿是食堂服务员，全家挤在一间狭窄的地下室里。一天看到墙上的告示：绐掏粪工分房。儿子女儿便也当了掏粪工。他们一天天干下去，从手推粪车改为挖粪汽车，但房子还没有影儿。儿子爱上姑娘，小伙子长得挺帅，女方家里自然没意见，但知道他们的职业后，坚决不干了。同这样的家庭攀亲，还有脸见人？老头向他们解释掏粪工也是工人阶级，他们连听都不听就把他撵出去了。婚事算吹了。不久儿子听说姑娘找了一个社会地位比他高的会计师，马上要举行婚礼，气得要命，发誓报复。老头想出一条妙计：去参加他们的婚礼。婚礼那天父子俩驾着掏粪车来了，孩子们惊叫道：“怎么现在掏粪？”支起粪勺的掏粪车一直开到门口，参加婚礼的人看见粪勺，掩鼻发愣。斯捷潘父子走进客厅，对大家说：“他们玷污了我们工种的荣誉，你们也是劳动人民，想必同情我们。我们是正派人，从未欺负过人。祝新人过得富裕光彩。”没想到会计师事先叫来内务部的人，当场把他们抓住。以私闯民宅罪判儿子两年刑，老子则判了五年刑——因为主意是他出的。
    车厢里还有富农，都是身强力壮的劳力。富农萨瓦反对农业集体化。他说：“我作为阶级被消灭，还要我鞠躬感谢！我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后被送去修白海运河，回来后仍大骂集体化。但他在车厢里人缘很好，保护体弱者不受盗匪欺负。另一个富农丹尼尔比萨瓦温顺，没反对过集体化，但命运更坏。村里办公楼起火，这房子原是丹尼尔的，他同大家一起救火。有人咬定火是他放的，把他毒打一顿送到白海运河。丹尼尔手巧，什么活都能干，白海劳改营报还登过他的照片，作为劳改犯改造好的榜样，提前释放。他想回村弄清到底是谁放的火，谁知一进村便被抓起来。
        伊戈尔曾是惯盗。他是孤儿，从孤儿院逃走，同盗贼混在一起。他人小身轻，作案时由他从窗口爬入，替伙伴开门。一旦得手，他们便快活几日。伊戈尔一伙被抓，关进劳动教养院。教养院文化教育处主任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教育他们，他们哪里肯听。他们看见他有只金表，便发誓要偷到手。伊戈尔夜间来到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窗下，金表放在桌上，灯熄了。伊戈尔钻窗而入，灯马上亮了，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正等着他，抓了个正着。伊戈尔知道完蛋了，没想到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让他坐下，问他为什么要偷表。伊戈尔说他向伙伴们发了誓，非偷不可，这是他们的规矩。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干脆把金表送给他，只说了一句：“这是捷尔任斯基的礼物。”伊戈尔惊呆了，灵魂受到震撼，从此洗心革面。伊戈尔改好了，解除教养。他成了家，过着正常劳动者的生活。一家商店遭抢劫，盗贼咬定伊戈尔参加了。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相信他没参加盗窃，并替他辩明。但祸从天降，大清洗时期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仗义执言，为无辜受害者说话，被捕入狱，于是一切又颠倒过来。侦察员对伊戈尔说：“你是人民敌人的宠儿，他包庇了你。现在你要为抢劫商店承担罪责了。”伊戈尔被判了六年刑。也被押解到远东。因为他们都可以成为铺设管道的好工人。
    车厢里的检察官费奥多尔、厂长亚历山大和党务活动家济明属于社会上层。皆因基洛夫案件身陷缧绁。检察官因身在列宁格勒，不由自主地卷入基洛夫案件中，知道不少隐秘，不再盲目相信斯大林，是车厢里最清醒的人。厂长原是海员，用他自己的话说，“攻打过冬宫，击溃了土官生，守卫过斯莫尔尼宫，有幸亲眼见过列宁。到工厂后被选为红色厂长。”他为因基洛夫案件被判刑的人讲情，认为如此大规模迫害列宁格勒干部太过火了，因而被判了五年刑。他对斯大林坚信不疑，认为斯大林受人蒙蔽，一旦了解真相一定会纠正过火行为。济明属于列宁一代人，曾同斯维尔德洛夫和捷尔任斯基一起流放，组织、发动了十月革命，是党的重要领导人。基洛夫遇刺后大批干部被逮捕，其中有很多济明的熟人。他四处打电话，担保他们是无辜的，怀疑内务部里出了问题，并要求成立老布尔什维克委员会检查内务部的工作，没想到为坚持列宁的组织原则自己反被押上囚车。他对斯大林个人专权已有所认识，但不如检察官清醒。他给年轻人以希望，要他们经受考验，他们被捕不过是个错误，不久必将得到纠正。他的话常招致检察官的冷嘲热讽。他们两人都死于1937年。
    车厢里形成了对立的两伙。所有反革命犯都团结在济明周围。他们还召集党员开会，分析车厢里的形势。富农也受感染，站在他一边。另一伙是盗匪，他们抢夺体弱犯人的东西，克扣他们的口粮，把他们赶到铺下。济明等人不允许匪徒逞凶。匪首便决定除掉济明等人，但济明抢先缴了他们的械，把匪首交给押送队。车厢里正义同邪恶的搏斗写得惊心动魄。米佳在搏斗中起了关键作用，济明准备出狱后介绍他入党。济明不忘在难友中做宣传工作，给他们讲大道理，检察官便对他喊道：“我受不了您这套长篇大论。您现在已不是党务活动家了，不是党员了，您已被淘汰出局！您就老实呆着吧，别装得什么都看不见了。”富农萨瓦也同济明争论：“收起你那一套吧。我在白海运河改造好了，可仍然没有立足之地，只能呆在车厢里。你忠于你的党，可被党送去流放。现在没人相信革命了。你们难道不承认列宁想搞的没搞成！在劳改营里难道能把人改造好？”米佳跳起来要打他，被厂长制止住。检察官插了一句：“这个农民说得不错。把所有有思想的人通通关进监狱，革命就完蛋了。”萨瓦接着说：“你们这些当领导的完蛋了，可还不知道，在这儿瞎逞能。我什么没经历过。我对你们说：折断了农民的脊梁，现在拿什么也粘不起来了。没有农民便没有俄罗斯。咱们大家一起完蛋。”济明和厂长一起用大道理反驳他。
    济明等人有时从列车经过的车站弄到旧报纸，于是读报便成为他们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他们读到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的《关于修改现行刑事诉讼程序的决议》。“第一款，”济明读道：“起诉书在审理案件前二十四小时内交给被起诉人。第二款，审理案件时外人不得出庭。第三款，……第四款，判决不得上诉。第五款，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这些条款把违法彻底合法化了。”检察官指着济明恶狠狠地说，“开始还要早些，几个月前，即从成立内务人民委员部、任命亚戈达为人民委员并建立三人小组的时候起。取消了对政治案件的审判。如你偷了一公斤香肠或一瓶酒，你将受到正常的法律审判。但如果有人告发你讲了个反对苏维埃政权的笑话或对某件事产生过怀疑，夜间就会来抓你，把你塞进‘黑乌鸦’。案子马上办好，提一两个问题便完事。世上便又多了一个阶级敌人。案子十天办完还要出庭干什么。看不见的三人小组并不需要被起诉人出庭：它缺席判决。对判决也不允许上诉。一切都事先想好，不允许被告证明自己无罪。”“谁有权签署这样的决议呢？”有人问道。“加里宁。基洛夫12月 1日遇刺，加里宁次日凌晨便签署了决议。有人从列宁格勒给他打电话，口授济明念的条款。我便因反对设立不受法律监督的机构，并证明决议违法而被送进监狱的。”    济明陷入沉思，大家默默不语。检察官接着指出，如果季诺维也夫等人是凶手，为什么不枪决而只判了十年，加米涅夫判了五年，而大批无辜的人同样判五年到十年，这合乎逻辑吗？大家等待济明的反驳，但济明没有反驳，一直沉默。中途检察官被押下火车，大家以为他已获释，纷纷请他代寄家信，但他知道自己是在走向死亡。
    火车行走了四十天，把这批罪犯从莫斯科押解到远东斯沃博德内市（意为自由城）劳改营。所有人立即投入工作。济明和厂长都担负起重要的领导工作。其他反革命犯也同样忘我劳动。他们忍辱负重，在祖国处在危难之时，用劳动表现出自己对祖国和人民的忠贞。
    阿扎耶夫直到1960年才遇到青年时代的恋人玛莎，这时他们都已成家，并且儿女成行了。玛莎问他为什么不给他一点消息，阿扎耶夫无以对答。现在诉说他曾如何思念她已无意义。在《远离莫斯科的地方》中阿列克塞对妻子济娜的思念表达的正是阿扎耶夫对玛莎的思念。他不知战争爆发后玛莎身在何方，不知她仍在等待他，还是已经把他遗忘。这恐怕便是小说中济娜若隐若现终未出现的原因吧。
    《车厢》和《远离莫斯科的地方》虽然同出于阿扎耶夫之手，但却是创作方法完全不同的两部小说。《车厢》是作家去世前心灵的倾诉，如果能在1964年发表，其震撼力也许不在索尔仁尼琴作品之下。
    （原载《随笔》1999年第 2期）

ys1937

01、需要走进真实的历史

需要走进真实的历史

    李：我最初对您的作品感兴趣是在《读书》上的《寻墓者说》，有人写文章把我们两个人放在一起进行比较，题目叫《从李辉到蓝英年》，这使我感到很荣幸。您这些年发表的文章，让人们看到了不少苏联时代的真实情况。您从历史档案中寻找问题，谈论的话题启人深思，帮助人们走进真实的历史。读您的文章，我觉得在很多方面能产生共鸣。
    谈到20世纪外国对中国的影响，恐怕最为重要的是前苏联。我想在这样一系列关于20世纪的反思专题中，不能没有关于苏俄文学、文化、政治对20世纪中国影响这一方面的内容，题目不妨就叫“一面镜子”或者说“一个参照系”。我想请您围绕这个内容谈一谈。首先我想了解您发现这些历史档案的过程，您为什么会对那些材料产生兴趣？因为您过去从事教学工作，没有作这些普及性学术写作。
    蓝：我到苏联去讲学是1989年 9月，正是苏联大解体的年代，我的兴趣全在政治上，订了七八份报纸，每天都在读报纸，对情况之了解，比很多苏联人还清楚，经常给我的学生和教研室的同事讲形势。后来我看到很多报纸对肖洛霍夫的抨击，说他是斯大林的帮凶，说他对农业集体化大唱赞歌，苏联造成今天的局面也有他一份责任。我感觉到肖洛霍夫不是这样的人，因此就把兴趣转向了肖。当时报纸和杂志很多，我上午上完两节课，还要给教师上辅导课，中午喝瓶啤酒吃点面包就直奔图书馆。到图书馆看书有一个小窍门，你得跟图书管理员搞好关系，否则只能按规定查卡片借书，很费时间。我因为关系搞得好，可以随意进书库看书，甚至周六和周日也可以独自在图书馆里看书。这样我先在里面看，然后把有用的书刊借回去，晚上不看电视，把它看完，再决定哪一份复印或不复印，这样积少成多，一些有价值的材料就积存下来了。
    有的材料是在特定情况下引起我的兴趣。俄国人在饭后都有唱歌的习惯，有一次大家唱歌，唱的都是根据伊萨科夫斯基歌词谱写的歌曲，如《卡秋莎》等，唱了十几首，我回去记下来一看，竟没有一首歌曲是歌颂农庄的。大家都说伊萨科夫斯基也是歌颂集体农庄的诗人，可是“卡秋莎走在峻峭的岸上”，那她是从哪里出来的，从家里还是集体农庄？谁也不知道。他歌颂的是俄罗斯的大自然，歌颂的是大地和人们之间美满的爱情，这也不是对农庄唱赞歌啊！后来，我翻他的全集，只有一首诗算是写集体农庄的，叫《生活地理学》，但是他把农庄写得很不好，说一个农民看见自己的房子起火了，他不去救。为什么呢，因为他要看麦子，怕妇女和儿童把麦子偷走。为什么要偷呢？是因为饿，这也曲折反映出农庄的现实。但是主人公的这种形象与俄国古典作家笔下的形象是大不相同的。俄国作家列斯科夫在小说《岗哨》中写一个人掉到涅瓦河中，士兵看见了。但他是不准离开岗位的，可他宁愿违反纪律而去救人，这表现出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而《生活地理学》这首诗，哪有一点儿人道主义的味道！所以他哪一本选集都不收，唯有全集收了。要找其他歌颂农庄的诗，真是寥寥无几，倒是有提到农庄安了电灯的，但这也谈不到歌颂。他想“歌颂”的，其实倒反映了现实。这些诗对我触动很大，都说他是歌颂集体农庄的诗人，其实他连共青团员和农庄这样的字眼都很少用。我觉得好多问题我们理解错了，我需要了解真相，因此就开始了这方面的资料收集工作。

    李：您说的理解错误，是读者理解的错误，还是翻译介绍过来时就是误导，或者说是作品本身就存在的？
    蓝：两者都有。《被开垦的处女地》，中国和苏联都说它是歌颂集体农庄的小说，可是它的正面人物写得非常令人讨厌，反面人物倒挺真实，这部小说写的是几个教条主义狂热分子领导一群“二流子”清算种田能手。限于过去的条件，对一些作品，我们理解错了，今天需要重新认识它，我就是从这里入手来探讨这些问题的。

    李：后来您是怎么看到那些克格勃解密档案的？
    蓝：我后来最感兴趣的就是这些资料，有好多东西我们过去根本不知道，一看又吓一跳。比如当时《新世界》的主编特瓦尔多夫斯基，也是个著名诗人。依我看，苏联诗人中，前有马雅可夫斯基，后有特瓦尔多夫斯基，他还是苏联作协的书记，可是他的一言一行都被克格勃盯着。他去新西伯利亚市同读者见面，被克格勃主席作为重要情况报告给勃列日涅夫，我看到后感到非常惊讶。当然，这些档案后来都公布在刊物上。再比如法捷耶夫，我早就看过他的遗书，但我还想找到他写的亲笔信，最后终于在《苏共中央通报》上找到了，是影印件，与《红星报》上发表的相比，《红星报》有两处删改，把他对现实完全灰心的话删去了。档案馆我是没有资格去的，但发表出来的材料已经不少了，杂志太多了，在里面查材料像大海捞针，有时根据一个注就能找出有用的材料来，也有一无所获的时候。写这种文章，孤证不行，比如大作家伊万诺夫写了一篇《斯大林为什么要杀害高尔基》，发表在《文学问题》上，题目很吸引人，可是读完文章后发现使用的材料不过硬。几个观点不同的作家从不同角度使用同一材料，这样的材料才可信可用。

    李：后来您第二次去那里又呆了多久？
    蓝：呆了半年，1994年 9月至1995年 1月，第二次去我整天都泡在图书馆里，海参崴有两个图书馆，一个是高尔基图书馆，是国立的；一个是法捷耶夫图书馆，是州立的，查资料跟翻译不一样，非常苦，你得学会披沙拣金。

    李：我对您的经历有兴趣。您觉得个人的经历对于您重新认识苏联文学的真实面貌是不是有影响？
    蓝：我以前一直在大学里教语言和文学选读，1956年曾经翻译过东西，出版社已经接受，后因合作的朋友出问题了，合同废除了，从此很久没有沾过翻译的边。那时候心情非常坏，也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在1952—1953年，我看《远离莫斯科的地方》这样的书，很受感动。“反右”以后，我发生了变化。以后不断挨批。1957年同右派划不清界限，被开除团籍，差点被划为右派。1959年批判我右倾，主要是当时宣传一亩地可以打十万斤粮食，我说：这么多粮食铺在地上该有多厚啊！另外，村里向公社报捷，说农村妇女白天劳动，只用三个晚上就掌握了三千个常用字，我觉得这不可能，就写了一张大字报《虚传捷报》。可以说没有一次运动不挨整，但从没有被打倒过。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我的问题就严重了，1958年姚文元批判巴金的时候，我写过一篇文章反对姚文元，还说过“要实事求是，不要打棍子”的话，寄给当时上海的《文艺月报》。文章没有发表，但是排出了清样，“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清样寄给了工作组，这回的罪名大了，反对姚文元就是反对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嘛，挂了个“牛鬼蛇神”的牌子。我还有一条罪行是吹捧赫鲁晓夫，赫鲁晓夫有一篇文章《作家必须接近生活》，那是教材，我是按着教材上讲的，怎么是我的错？这一条好说，反对姚文元这一条就怎么也不能自圆其说了。我还进过牛棚，当牛鬼蛇神队长，后来红卫兵串联，打派仗，没有人管我了，我就回家了。
    那个时候，读书真难啊。我真羡慕现在青年人有很多书可读，我上大学的时候，什么书都读不着，连“三言二拍”都不让读。“反右”斗争的时候，我拿着书上厕所读，被人揭发说，反右时他还在读书。1958年下放劳动锻炼，我带着书躺在山坡上看，也被人揭发了。搞“四清”的时候，我蒙着皮袄背李商隐的《无题》诗，背《长恨歌》、《琵琶行》，没事嘴里就嘟嘟哝哝，每天晚上开会，太无聊了。我吸烟就是那时学的，原先不吸烟。
       
    李：是不是可以这么说，您写一系列文章，追溯历史真相，本身是在经历一个自己思想变化过程。您的研究中是不是有自己的生活的影子和感受在其中？
    蓝：当然，要不然有些东西想不到。“反右”的时候太荒谬了，真是对知识分子的摧残。我虽没被划为右派分子，但一些要好的朋友，包括女朋友，被划为右派分子。那时候，随时有可能被打入另册，整天提心吊胆。但更难受的是逼你揭发你的朋友们，你明明知道他们是真心帮党整风的。我没干过亏心事，也没人揭发我。我在私下交谈时也有右派言论。20世纪80年代初，我碰见一个当过右派的朋友，那时是中央党校外语教研室教授。问他为什么不揭发我，他说自己倒了霉，何必牵连别人。但也有“火线”入党的积极分子。人跟人不同啊。

ys1937

02、一个世纪的漫长接触、影响

一个世纪的漫长接触、影响

    李：20世纪对中国影响的外国文学思潮很多，像法国文学、英国文学、日本文学等等，但是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当然是苏俄文学，而且它跟中国革命的发展和人民的生活变化关系最密切。对这样的文学和历史进行梳理，把它的本来面目呈现在人们眼前，对我们重新认识苏俄文学、认识斯大林跟知识分子的关系、认识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特点，会有很多帮助。您觉得我们过去介绍和接受苏俄文学的过程，是否存在着一定偏差呢？
    蓝：过去我们接触的苏俄文学基本上都是主流文学，即官方肯定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在鲁迅那个时代多少还能接触一些潜流文学，即作品受到批判作者被镇压的作品。苏联20世纪20年代非主流的作家作品还可以发表。到1934年作家协会成立后，这些人的作品根本不能发表了。我们后来接触的作品都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品。这些作品我认为它们首先是要宣传革命路线，特别强调对人的改造。像《毁灭》中的领导人莱奋生，就是想把他那些战士改造成为布尔什维克。在20世纪20年代就提出了人的改造问题。当然作品写到战斗中表现人的勇敢都写得很好。我觉得也不能像有些人那样对《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彻底否定，这部书教育了很多人，它好的地方对我们还是有鼓舞的，但基本观点仍是图解斯大林的政治路线。

    李：对于这个问题前一段报刊上有许多争论。有人认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产生的背景首先是政治需要，是扼杀人性的，个人的东西都没有了，要大家成为机器，去掉个人的东西，无条件地服从理想、服从领袖的政治目的。苏联解体后，再回过头来看这些，这种文学的负面影响就大于正面影响了。
    蓝：但不能否定它的正面影响。当时许多人都真诚地向保尔学习过，把一切献给祖国，甚至不怕牺牲，志愿到边疆去支援建设。

    李：这种抽象的形象对20世纪60年代甚至知青一代影响很大。有人认为这是一种历史的尴尬，当时人们用很大的热情投人到建设中去，但同时又做了许多错误的事情，不知现在应该怎么看？
    蓝：说受骗也可以，但当时是真心的。保尔实际上坚决支持斯大林的路线，反对所谓的“反对派”，他本人就是契卡、克格勃。保尔这个形象与奥斯特洛夫斯基第一稿是有区别的，原稿中保尔为乌克兰人民利益而奋战，当时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马赫诺和班杰拉打德国人很勇敢，打布尔什维克也不含糊，他们维护的是乌克兰人民的利益，现在都成了民族英雄。原稿中保尔是支持他们的。

    李：国内新出了个全译本恢复这些了吗？
    蓝：不可能恢复，现在恢复的只是后来被编辑删掉的部分。原稿是他自己彻底改过的。当时法捷耶夫说，不行啊，你得重新写，并指出了几点需要修改，但奥的思想感情还是流露出来了，编辑部又作了加工，恢复的当然不可能是原稿了。

    李：怎么知道修改过了，原稿保存下来了吗？
    蓝：那就要看法捷耶夫的信了，他在信里说，尼古拉，这样写不行，有几个问题需要改，不要搞民族主义。法捷耶夫的话他不敢不听。怎么改不知道，但肯定是改了。我不知道原稿是否保存下来。

    李：苏俄文学对中国的影响，在19世纪末就开始形成了，它是随革命运动的发展变化而产生影响的，并且不断深入的。在研究巴金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时，我读到“五四”前后的一些期刊，看到当时俄国文学中的反映民意党、民粹派的作品，随着无政府主义、恐怖主义的传播而引起中国年轻知识分子的关注和倾心。这种影响在“五四”之前就形成了。
    蓝：它们对我们这一代影响不大，但是可以作为影响中国的开端，像索菲娅·佩罗夫斯卡娅、妃格念尔等女性英雄，对中国影响很大。

    李：这种形象在后来的苏联文学中就少了。
        蓝：当时民意党和社会革命党都主张暗杀，后来暗杀起不了作用，但在中国影响大，连梁启超、廖仲恺都介绍过索菲娅。梁启超亲自撰写的《论俄罗斯虚无党》提到“女豪杰苏菲亚”炸死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廖仲恺写过《苏菲亚传》，他感叹道：“女员之多，虚无党之特色也，岂此极灵秀之气，果独钟于女子乎？”虚无党指民意党，苏菲亚即索菲娅·佩罗夫斯卡娅。

    李：苏联文学对中国的影响是继承了俄国文学中那种激进的内容，它影响了孙中山的革命和无政府主义运动。激进主义的影响一开始就很大。
    蓝：后来就不大。“五四”以后影响渐渐消失。远不如鲁迅介绍的果戈理的《死魂灵》和屠格涅夫等人作品影响大。

    李：但文学的影响延续下来了。现在我们怎样看待鲁迅介绍苏俄文学的功绩？他有没有局限性呢？
    蓝：鲁迅的局限性毋庸讳言。首先他对苏联的认识并不那么清楚，都是听别人说的，没有亲自去了解，不像纪德和罗曼·罗兰那样。对苏联体制的了解，他远不如陈独秀。他译的那些书对反专制、反对帝国主义是有意义的，但是他翻译和推出的一些作品，并不都是很好的，比如有一本书叫《不走正路的安得伦》，在文学史上根本没有地位的。他自己译的《工人绥惠略夫》是典型的无政府主义作品。作者阿尔齐巴舍夫（鲁迅译为阿尔志跋绥夫）是颓废派作家，所以后来写出反伦理的小说《萨宁》。他的书读了让人感到窒息。鲁迅让曹靖华介绍了几部艺术性并不很高的书。
    他介绍俄国作家的作品贡献更大。如普希金、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还翻译了果戈理的《死魂灵》和《鼻子》。另外他还介绍了20世纪20年代不少同路人作家的作品，如扎米亚京的《洞穴》、皮里尼亚克的《苦莲》、费定的《果园》等。这些后来都成为禁书。他也说过“最优秀的作品，是描写贫农们为建设农村的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勃鲁斯基》”。《勃鲁斯基》即潘菲洛夫的《磨刀石农庄》，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怎么也不能说这是“最优秀的作品”。这是个大题目，三言两语说不清，但可以肯定鲁迅介绍苏俄文学有很大的局限性。

    李：后来对苏联文学的介绍就很多了。您如何看待？从对人们的政治生活、日常生活的影响来说，20世纪50年代苏联文学的影响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读这个时期的报纸也好，作家的作品也好，随时可以感受到这种涉及各个方面的影响。
    蓝：新中国成立以后，这个问题就更突出了。比如《古丽雅的道路》、《勇敢》等在20世纪50年代都产生过很大影响。有一位党的干部就曾对我说：“我看《远离莫斯科的地方》这本书，主要是学习怎么做群众工作。”对于这些作品，我现在了解多了，看法就不同了。《远离莫斯科的地方》讲的是铺设输油管道，原计划是三年完成，后来换了个管理局长，一年就要完成，有人说人要休息，不然就无法保持健康，不可能一年完成，他说一定要完成，后来果然完成了。当年我读这本书，就觉得这个局长说话蛮横，完全是用命令的口吻。现在看了材料才知道，铺设管道的人其实全是劳改犯，这本书的作者也是一个劳改犯，因言论被判了三年刑。后来这部书得了1948年的斯大林奖，他也当了作协的书记。但这之后他写过一本小说《车厢》，写的就是将劳改犯押往远东，而那个局长在实际生活中是克格勃的头子，三年完成的工程非要一年完成，要累死多少人哪！在人所不能承受的环境中就那么干，看似表现了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实际上是不把人当人看。最初我们读这本书时觉得工人们、工程师们伟大、崇高，可是知道了这个背景后，就觉得不是那么一回事了。

    李：是不是可以也把这样的作品看作“劳改营文学”，早就用这种形式体现出来了？
        蓝：那时是不能叫“劳改营文学”的。我们看到的作品中，描写修建白海运河和莫斯科地铁的，其实全是由劳改犯修的。我到过北方的第一大港纳霍德卡，感觉这里的人与别处的人不一样，文化素质都很差，后来才了解海港原来是由劳改犯修建的，劳改犯分批释放，看守们留了下来，他们在这里繁殖的后代，当然缺乏文化教养。劳改犯中富农很多，所谓的“富农”就是种田能手，种的地多，就是富农，然后打成劳改犯，无偿地去劳动，连莫斯科地铁的设计师都是劳改犯。反革命分子白天黑夜都得干活，干不了就枪毙。所以修建那么多东西，它是没有成本的。

    李：成本就是人的生命。由此看来，鲁迅，包括后来的茅盾，他们看到的苏联文学不少是粉饰太平的，当时苏联的真实情况都没有反映出来。我前些日子看到一篇文章，作者好像能唱许多苏联歌曲，其中有一首号称“第二国歌”的《祖国进行曲》，歌词大意是：“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可以这样自由呼吸，我们有无数的森林、田野和河流，我们亲切的称呼是同志。”过去不知道这首歌的背景，现在知道了有一种受骗的感觉。现在看来，官方承认的作品大多数是虚假的，一种虚假的东西能够影响这么多读者，我认为这其中存在着很大的历史悲剧性。
    蓝：现在俄国的电影，一演到劳改营的场面，就放这支曲子。这些作品里宣扬的英雄主义也是不简单的。像《勇敢》写于1934—1937年，正好是“大清洗”时期，写的是伯力往北、阿穆尔河上从全国各地来的青年忘我劳动建设共青城的情景。当时对我们这代年轻人参加劳动鼓舞很大。但这里面有一个不为人知的背景：斯大林担心这个地方不是俄国的，就把其中的中国人和朝鲜人都迁走，把大量的俄国人迁进来。他以建城的名义，从苏联各地调来积极分子，完成这项光荣使命，号召俄罗斯人到这里来。《勇敢》讲的就是这件事。

    李：当苏联解体后，回过头来，再看这些东西，苏联不但继承了沙皇大国沙文主义的东西，而且还套上了革命的外衣。苏中关系也始终是围绕着俄罗斯民族的利益，表面上是为了革命，实际上是虚假的，包括旅（顺）大（连）问题，明显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中东路问题也同样如此，这样国际主义的东西和民族主义的东西搅和在一起了，历史太复杂了。现在回头看，了解了斯大林时代一些作品产生的真实背景，觉得他们的文学创作对中国的影响是悲剧性的，有很荒唐的东西在里面。
    蓝：它们都包着革命的外衣。这也是个大题目，三言两语说不清。我建议你看看朱正先生写的《解读一篇宣言》。我在俄罗斯看过一本书，叫《一杯苦酒》。作者是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宣传部部长雅科夫列夫。他沉痛反思自十月革命至苏联解体这七十年，其中明确承认苏联继承了沙俄的大国沙文主义。

    李：这令我想起了1948年萧军在东北对苏联人的批评。
    蓝：但是萧军反映的东西都很浅，被刘芝明批判的《来而不往非“礼”也》讲的不过是白俄赶中国孩子，中国孩子往俄国住宅里扔石头。他矛头针对的是白俄，实际上白俄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红军是怎样把白俄打败的，这也是值得研究的问题。邓尼金曾有六大本的回忆录，如实地写出白军是怎么组建的，怎么被打败的。白军是遵守纪律的，因为它们是由军官组成的，是职业军人，不像红军召来一群工农发一枝枪就让他们去打仗。邓尼金当总司令，拿的钱很少，下面的人拿的就更少了，所以发生抢劫。在哈尔滨的那批俄国人，是被打垮的白军。雅尔塔会议，罗斯福希望减少美国损失，要求苏联出兵东北，结果苏联占领东北，态度非常蛮横，把机器都搬走了。而且占着不走，最后还是蒋介石通过杜鲁门施加压力，他们才把东北让给国民党，还不让给共产党。

    李：显然，斯大林在对待中国问题上是典型的大国沙文主义。
    蓝：在海参崴的火车站上就写着：“海参崴虽然离我们很远，但它就是我们的。”这里用的是“就是我们的”这个不常用的代词，而不用通常的代词“我们的”，是有意的。1860年俄国根据不平等条约（1858年订立的《爱珲条约》）抢占了中国的海参崴。海参崴俄语叫符拉迪沃斯托克，意思是“占领东方”。这里有大片土地，丰富的资源，清朝嘉庆年间尚属吉林宁古塔副都统辖区，后清王朝衰败，驻军又少，俄国当然容易侵占了。中国大连就是尼古拉二世占领的。我1953年去大连时，车站上还用俄文写着“达里尼”，就是“远方”的意思，离俄国很远嘛。当时旅顺、大连到处是俄国军人，直到1956年才还给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是战胜国，可是好像战败国似的，他们占领后的态度极为蛮横。我谈的是历史，并不像今天有些俄国人所说的，中国要收回领土。现在中俄东段边境已划定，仍是按现存边界划的，但也不能忘掉历史。

ys1937

03、高尔基与斯大林

高尔基与斯大林

    李：现在对于高尔基评价比较多，特别是《不合时宜的思想》在中国出版，改变了人们过去对高尔基的一些批评态度。高尔基对列宁、斯大林的态度对我们有什么启示意义，在历史比较方面，或者您认为有哪些可以谈的内容？
    蓝：高尔基是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他特别看重知识分子，认为俄罗斯的前途在知识分子身上，千方百计地保护知识分子。二月革命成功以后，他就认为现在应该发展经济、科学、文化，他反对过十月革命。当时，列宁所骂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写的《声明》，就是在高尔基办的《新生活报》上登的，而且高本人还在那一版上写了一篇《无法沉默》的政论，反对暴力革命。高尔基在《新生活报》上指名道姓骂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包括列宁在内。有人要抓高尔基，列宁不允许，有肚量，不能不令人敬佩。

    李：高尔基对俄国知识分子的重视，也是俄国知识分子的一个传统，从“十二月党人”到赫尔岑都是强调知识分子对社会的引导作用。知识分子后来在斯大林时代成了可悲的附庸、点缀，或者是“刀下鬼”。
    蓝：是的。高尔基更多的是受柯罗连柯的影响，柯在十月革命之后，1920年给卢那察尔斯基写过六封信，猛烈抨击布尔什维克的暴力行为，骂他们不经审判随意处决人，骂他们不顾人民死活搞快速共产主义，骂他们不给人民自由，政权靠军事力量维持，“你们在做第一个用压制自由的方法进行社会主义的实验”。1990年我在波尔塔瓦参观柯罗连柯故居时，一位作家指着一张大桌子对我说：“信就是坐在这张桌子上写的。”当时我还不知道是什么信，后来才在1988年第10期的《新世界》杂志上读到，六十八年后才发表。高尔基受他影响，也非常激烈，他跟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翻脸主要是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他出国根本不是治病，而是跟列宁吵翻了，是被逼走的。他一出国，国内就开始审判社会革命党。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都是一起反对沙皇的，一起参加工兵苏维埃，现在把战友给审了，很多人被判刑。高尔基非常恼火，就让法郎士在法国发表公开信，谴责布尔什维克政府，列宁看后气坏了。但高尔基后来回国了。他是1921年走的，1928年第一次回国，住了五个月，1929年、1931年、1932年都回去过，1933年才正式回国定居。他想软化斯大林的政策，尽量保护知识分子。有时斯大林也给他点面子，没有他作家扎米亚京出不了国。但后来同斯大林也闹翻了，罗兰说“老熊被封住了嘴”。何止被封住了嘴，还被关进笼子里。1934年苏联成立作家协会，确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作家只有赞美社会主义和歌颂斯大林的份儿。不想这样做的作家，只能“写了往抽屉里放”。拍马屁也要会拍，别拍在马腿上。穆拉杰利写的歌剧《伟大的友谊》就是例子，竟歌颂起斯大林和奥尔仲尼启则的友谊来。他哪里知道后者是斯大林逼死的（或干掉的），结果遭到日丹诺夫一顿责骂。顺便说一句，穆拉杰利谱的歌曲20世纪50年代初期唱遍全中国，连我都会唱——那首《莫斯科—北京》便是他谱的曲。你猜第一个向斯大林唱赞歌的是谁？帕斯捷尔纳克。猜不到吧？当然他同大部分唱赞歌的人一样并非出于真心，只是为了生存不得不如此。

    李：从1924年到1933年，这十年时间苏联经历了从列宁到斯大林时代的过渡，什么原因促使高尔基改变主意，决定回去呢？
        蓝：高尔基回国有好多原因，给他看病的一个医生所写的回忆录说的比较真实。高尔基说：布尔什维克独裁得太厉害了，应该给他们带进一点民主，所以，我要回去，不然，他们不知道还会做出什么蠢事来。他要给布尔什维克带进民主，这其实是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另外，斯大林需要他，斯大林搞农业集体化是用榨取农民的钱来搞工业化，把粮食卖到西方，再用外汇买机器。斯大林当初搞集体农庄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中就有人反对，如布哈林。斯大林知道高尔基对农民的看法一直不好，高尔基认为农民是非常愚昧的，需要强制，知识分子是俄国的精华。因此他觉得高尔基会支持他，就让各行各业的人给高尔基写信，欢迎他回国，恰好高尔基也想回去实现自己的愿望。

    李：对于斯大林的重视，高尔基是不是也心存感激？
    蓝：有也不会多，他跟斯大林的关系一般，因为斯大林过去仅仅是一个人民民族委员，根本不是个人物，他们之间的关系不冷不热。高尔基回国后，斯大林为了取得他的支持，在许多问题上对他还是尊重的，比如在文学问题上，两个人意见不同，斯大林就让步了。高尔基有时说了些过分的话，斯大林也不计较。高尔基为了满足斯大林的需要，也写了一本很恶劣的书——《索洛韦茨劳改营》，说劳改营管理得非常好。因为当时劳改营中跑出去一个人，写了一本书叫《地狱岛》在欧洲出版，产生很大影响，高尔基要澄清这个问题，消除影响，就去参观索洛韦茨劳改营。那天，犯人们都换上干净衣服，但以他的敏锐的观察力不会看不出问题来，因为所有犯人看报纸都故意倒拿着，暗示高尔基看到的这一切都是假的。高尔基把一个人的报纸正过来，但什么也没说。这本书是他的一个污点。另一个污点就更大了，他写了篇《如果敌人不投降，那就消灭他》，这话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当时他在国外，因几个作家跟斯大林发生过冲突，为了缓和关系，投合一下斯大林的心意他便写了这篇文章。斯大林看过后，大喜过望，让《消息报》和《真理报》同时刊载，后来审讯哪个人就说“伟大作家高尔基说，如果敌人不投降，那就消灭他”。但是高尔基后来还是跟斯大林进行过较量，他希望带来民主，影响斯大林，希望他对知识分子好一点，可是斯大林根本不听他的。为了加米涅夫的事，他们两个彻底闹翻了。本来加米涅夫是莫斯科苏维埃主席，列宁的亲密战友，可是后来让斯大林搞得什么都不是了。高尔基向斯大林求情，让加米涅夫搞文学工作，因为他过去有过底子，斯大林给了面子，让他当了世界文学所所长兼科学出版社总编辑。没想到1934年12月 1日基洛夫遇刺，斯大林动了杀机，几天后，加米涅夫被捕了，说他和季诺维也夫是谋杀的凶手。高尔基知道后非常震惊，便给斯大林打电话，说加米涅夫这件事是不是有误会啊？斯大林以从来没有过的冰冷的口吻说，高尔基先生，不是您教导我们，敌人不投降，那就消灭他吗？这个问题请您不要过问，而且斯大林同志一个人什么也决定不了，还需要审讯。从此两个人关系就疏远了。他们的疏远就是从1934年基洛夫遇刺开始的。这时候，斯大林要作枪毙加米涅夫等人的准备，从批评科学出版社的书开始，其中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群魔》，讲革命者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小说出版后很轰动。高尔基和加米涅夫拟定的出版计划中有这本书。《真理报》发表评论，质问为什么要出版《群魔》，高尔基不识时务，公然写文章辩解，说要了解敌人，就得读《群魔》，并且挺身而出，说出版这本书是他的意思。实际上这是在为加米涅夫开脱。但是高尔基年龄大了，在引文中出现错误，第二天，《真理报》登了一篇《就正于高尔基》，把引错的地方都指出来，并且充满了挖苦之词。高尔基又写了一篇答辩文章，但是《真理报》没登。《真理报》的总编辑是梅赫列斯，是个很坏的犹太人，但高尔基的文章，他是不敢不登的，不登一定是斯大林授意的。这是斯大林向高尔基发出的一个信号，高尔基还浑然不觉，仍旧写文章为加米涅夫辩护。这时，又冒出了个潘菲洛夫，他在《真理报》上发表了一篇《质问高尔基》，因为高尔基在一年前写文章批评他的作品写得很糟，不值得青年作家学习。当时他感谢高尔基的教导，现在又骂高尔基，说高尔基批评错了。高尔基又写了一篇反驳文章，又未发表，这是斯大林给他的又一个信号。由此可见，高尔基跟斯大林还是斗了一番，他们是有较量的，高尔基敢直言。

    李：高尔基也是很复杂的，他有缺陷，但还是尽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
        蓝：当然，高尔基有特殊身份，布尔什维克买武器的许多钱都是他给的，他又是列宁的朋友，在欧洲知识分子当中威望很高。

    李：20世纪30年代，也是高尔基在中国威望最高的时候。有人把鲁迅跟高尔基比较，说鲁迅是中国的高尔基，那只是从影响上讲的，其实两个人是不一样的。
    蓝：是不一样。鲁迅对民族性的探讨非常深，高尔基只看重知识分子，对俄国农民则持否定态度，认为他们愚昧、不开化，而农民在俄国占大多数。他尊重知识和知识分子，十月革命后竭尽全力维护知识分子，很了不起。但作为作家并未写出可以同19世纪俄国伟大作家媲美的作品。早期关于流浪汉的作品还是很好的，晚年的一些长篇小说没法看。不信，你找出《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看看，能否还读得下去，而这是他自己最看重的一本书。鲁迅的作品不仅今天人们仍然爱读，每读还有启发。高尔基是革命的海燕，为革命而创作，如他的《母亲》，列宁就认为是一本非常及时的书。他的威望随着革命的胜利越来越高。高尔基是当时政权所肯定的作家，鲁迅则是当时政权所否定的作家。

    李：高尔基能在一定程度上与斯大林合作，是不是与斯大林把他的地位抬得很高有关系？
    蓝：最初没有作协，有的只有拉普等文学团体，中央不容易集中领导。1932年苏共把所有文艺团体都解散了，准备成立便于领导的各种协会，其中以作协最大。1934年成立作协，除了高尔基之外，谁也当不了主席，因此斯大林需要高尔基回来。高尔基是来自“底层的作家”，十月革命前已很有名气，加上他对布尔什维克在经济上的支持和与列宁的私交，十月革命后是当之无愧的无产阶级第一作家。斯大林再抬也抬不到哪儿去了。斯大林要一统文艺界，需要高尔基出山。在一些文艺枝节问题上斯大林可以向高尔基让步，但要求高尔基帮他巩固自己的权力。在权力上斯大林决不允许高尔基干预。一句话，斯大林需要的只是高尔基这块招牌。后来高尔基为加米涅夫说情，就是干预了政治，斯大林便同他翻脸了。

ys1937

04、复杂背景中的历史群像

复杂背景中的历史群像

    李：最早读您的文章就是谈法捷耶夫之死的，他的性格好像比较复杂。过去一般把他看作简单地听从斯大林的“御用文人”，但读了您的文章后发现实际情况并不那么简单。他的悲剧也是值得我们探讨的。
    蓝：法捷耶夫是一个悲剧性人物，他有自尊心，有才华。后来地位变了对作家同行不太好，他不得不充当斯大林的文学“总管”，斯大林叫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爱伦堡曾经有个比喻，说他与斯大林的关系是元帅与士兵的关系。他自己也说，他一生最爱两个人，一个是他妈妈，一个是斯大林，他一生最怕的两个人也是他们两个人。他的《青年近卫军》写青年们自发组织起来打击德寇，受到斯大林的严厉批评，后来他昧着良心修改了，写了党组织如何领导青年们在德占区同德寇战斗。但他自己对人说，这本书成了什么样子了？法捷耶夫是懂文学的人，却不得不执行违背文学规律的政策。他不相信总书记对作家的指控，但又不能不相信。他内心极为痛苦，只好借酒浇愁，终于离不开酒了。斯大林去世后，他一度振奋过，想改善党对文学的领导，还给赫鲁晓夫等人写过几封信，但他们不理睬他。他在极度绝望的心情下开枪自杀了。

    李：他讲《青年近卫军》改得不成样子了，是在文章中，还是在书信里？
    蓝：都不是，是在跟人的谈话中。他晚年跟非党作家或同文学毫不沾边的人还说一些心里话。

    李：这样修改作品与中国作家也有些相像。为了满足领导的喜好和政治需要，随着形势变化而不断修改作品。
    蓝：但是这里也有所区别，法捷耶夫最后还是认清了斯大林的面貌。他只是不能不服从，而中国作家可能只是觉得自己改造得不够。在斯大林统治最严酷的年代，布尔加科夫、普拉东诺夫等作家，仍写出像《大师和玛格丽特》、《切文古尔》等反映现实的作品。当时当然无法出版，后来都出版了，引起了轰动。他们写的时候坚信总有一天能出版。中国仿佛没有作家在“大跃进”年代写出真实反映“大跃进”的作品，准备以后出版。反映中国历次磨难的作品都是后来写的。

    李：您对索尔仁尼琴和爱伦堡是怎么评价的？
        蓝：索尔仁尼琴确实写过许多好作品，比如《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开创劳改营题材的先河，震撼人心。《癌病房》也很好，《古拉格群岛》不是小说，而是对苏联专制制度各种表现的研究成果，不像文学作品感染力那么大。卫国战争期间，索尔仁尼琴在同朋友的通信中把斯大林跟列宁比，说了不少对斯大林不敬的话。胜利前夕被查出来了，克格勃当着他旅长的面把他的大尉肩章揪了下来。旅长说，你在乌克兰是不是有一个兄弟呀？旅长无法保护自己的部下，只能向他暗示一下。他这才明白事情就出在这上面。他被判了十年刑，经过炼狱后就什么都不怕了。他的成名与特瓦尔多夫斯基的关系很大，《癌病房》本来是要发表的，但是特找不到他，他正躲在一个地方写《古拉格群岛》，耽误了发表。正在这时，作协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他很不冷静，打印了二百五十封信，给代表们寄去，对苏联的图书检查制度猛烈抨击，说作协应该是保护作家的组织，而不是坑害作家的组织。这封信，在西方报刊上登了出来，苏联作协让他写文章声明西方登的信是对苏联的污蔑，可是索尔仁尼琴说，这封信并没有在苏联发表，我怎么写声明，你先登出来，我再写声明。这样，苏联作协主席费定就火了，打电话给勃列日涅夫，要处置他。同时，索尔仁尼琴的书在国外相继出版。苏联尽管对他猛烈批评，但是还是让他出国了。苏联在1967年有过一次真正的文字狱，即因为文字受审判刑的案子，又称为“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事件”。两位作家用笔名在国外发表作品，作品内容并没有攻击苏联，审判他们就因为他们用笔名和在国外发表作品。这次审判激怒了许多作家，他们联名发表抗议，要求旁听，不能旁听的就坐在法院门口抗议。在苏联，作家表现出如此巨大的勇气还是第一次。判决后，仍向最高法院、最高苏维埃甚至苏共中央抗议。作家懂得了如何保护自己。经过这次抗争，苏联政权才没对索尔仁尼琴采取激烈措施，1974年把他一家送出了国。

    李：最近我看到有篇翻译，大概是另外一个作家写文章批评索尔仁尼琴，说他写了那么多反映劳改营的东西，但在作品中对犹太人的死却表现得很淡漠。
    蓝：在当时布尔什维克党领袖中，有许多人是蔑视犹太人的，尽管其中不少人本身就是犹太人。卫国战争时，为了向美国寻求支援，成立了一个苏联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莫洛托夫的妻子也在委员会里。他们工作得很好，争取到大批援助。胜利后，苏联支持建立以色列国，希望它成为苏联在中东的反美堡垒。谁知道以色列成立后倒向美国，斯大林把气都撒在这个委员会上，把这些人都关了起来，对其他犹太人也很不好。战后斯大林发动的反对世界主义运动，就是针对犹太人的。俄国人对犹太人一向不好，沙俄时期发生过多次屠犹事件。索尔仁尼琴是个大俄罗斯主义者，想必也看不起犹太人，所以对他们的命运不关心。直到今天，我在俄国时还常听到俄国朋友说某某是犹太人，却没人说某某是俄国人。其实俄国的所谓犹太人同俄国人毫无区别，这样说便流露出对犹太人的轻视。

    李：爱伦堡的作品我读得不多，只是看过他的一部分回忆录。对他您怎么看？
    蓝：爱伦堡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没有怎么捧过斯大林，但是他在国外发表文章宣传苏联的建设成就，影响很大，威信也很高。卫国战争的时候，写过许多政论影响极大，但是斯大林看不上他，因为他是犹太人，斯大林仇视犹太人。爱伦堡认识很多人，比如布哈林，还有符拉索夫，曾任二十军军长，他跟德国人打仗，由于斯大林的战略错误，军部被德国人占领。被俘虏后，他在被俘的苏联军人中组织了一支解放军，在德国人统帅下打苏联。后来又调过头打德国，并把占领的城市交给苏军。他的功过可以评说，可是后来整个二十军的官兵全被关了起来，其中很多人并未被俘，转到苏联其他军去同德军作战。爱伦堡写过符拉索夫，并且写得很客观。爱伦堡的回忆录《人·岁月·生活》写得好极了，写了许许多多同他有过交往的俄国和欧洲的文化名人。我们今天知道的很多东西都是从爱伦堡的回忆录中知道的。他的很多朋友是犹太人，被抓起来打成特务，问是谁招募的，都说是爱伦堡，结果这些人都被杀了，爱伦堡却没有事，斯大林就是不动他。他自己也说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他说，我早该掉脑袋了，没掉是命大。斯大林死前想搞一次排犹运动，逼所有犹太学者、科学家、作家在一封诽谤犹太人的公开信上签名，也逼爱伦堡签名。爱伦堡找出各种理由拒绝签名，他亲自给斯大林写了封信，说明无法签名的理由。写信时他已作了死的准备。但信发出两三天斯大林便死了。

ys1937

05、两种传统中的知识分子

两种传统中的知识分子

    李：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文化界对历史是如何反思的？知识分子是侧重总结个人的教训，还是回避？
    蓝：苏联解体后，知识分子对十月革命后的七十年历史反思得相当深刻。几乎对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都进行了反思。对十月革命本身也有不少反思。不少人认为俄国陷入今天的困境是革命的后果。他们说俄国粮食产量最高的一年是1914年。“一战”、革命和内战严重毁坏了俄国经济。农业集体化彻底摧毁了俄国农业，征粮队是抢粮队，把农民赖以活命的粮食通通征走，农民不是逃亡便是饿死。赫鲁晓夫回忆录中谈到，一列火车从波尔塔瓦到基辅沿途收集尸体，竟收集了一列车。1990年我到堪察加半岛旅行，听说过一件怪事：一位农民开枪打熊，打伤了，但没打死，逃脱了。一年后，熊来复仇。它进村直奔那个农民家，将他弄死，还弄坏房屋，但没伤害其他农民。我便去了这个村，被熊弄坏的农舍还在，周围农户确实安然无恙。我同他们交谈后才知道，他们祖辈都是从波尔塔瓦逃出的农民。那时这里荒无人烟，又远离俄国中心，苏维埃政权无力捉拿他们，所以活了下来。当年的打手和告密者反思自己罪行的很少，也许他们的良心已经泯灭。其实告密并非个人品质的问题，是体制的产物。从小就向儿童灌输揭发敌人的思想，揭发老子的少先队员帕夫利克·莫罗佐夫被斯大林树为榜样，到处为他树碑立传。当时苏联人为了保护自己不得不告密，告密形成风气，不认为不好。当然，在很多人内心深处仍鄙视告密。

    李：在斯大林时代，苏联作家是不是还有相当一些人保持了清醒头脑？像您前面说的高尔基也好，索尔仁尼琴、爱伦堡，包括法捷耶夫，都可以看作不同类型的人。潜流文学中的作家情况可能好一些，主流作家呢？
    蓝：主流文学的一些作家也有清醒认识。特瓦尔多夫斯基以后就再也不提《春草国》了。这部作品是歌颂农业集体化的，如果他不写，就会像他哥哥一样，被打成富农，送到西伯利亚去了。但他后来很后悔，他是农民出身的，知道什么是集体化。他以后的作品一篇比一篇厉害，后来发表《山外青山天外天》，记述他到远东的访问，已经开始了对斯大林的批判。包括西蒙诺夫，思想也很活跃，反映了不少问题。他曾经写过一个电影脚本《一百个日日夜夜》（不是小说《日日夜夜》），一直就发表不了。他写朱可夫，写朱怎么英勇打仗，战争是朱指挥的，而不是斯大林。当然那个时代作家也有时代特点，他们没有不捧斯大林的，连曼德尔施塔姆也写过赞美斯大林的诗，想不到吧？他不属于主流文学，对当时的情形看得也很清醒。这样的作家很多，他们已经开始反思斯大林给国家造成的灾害了。有的作品甚至是在“大清洗”后写的。我记得女作家利季娅·楚科夫斯卡娅的短篇小说《索菲娅·彼得罗夫娜》写于1939年。小说情节简单，但把“大清洗”的惨状、人人自危的气氛都表现出来了。如你能介绍发表，我就把它译出来。只可惜篇幅太短，成不了一本书。作家对斯大林看法的变化不完全一样。大多数从崇拜到否定，也有矢志忠诚的，如潘菲洛夫。也有一贯敌视的，如布宁。也有跑出去又回来的，如库普林。

    李：俄罗斯的知识分子非常了不起，比中国人深刻，个性更强，能够坚持自己的东西。
        蓝：中国传统是东方式的管治，动辄得咎，并尽量侮辱你人格。苏联动不动就枪决，倒也干脆利落，不搞大批判。不斗你。我们的思想改造太厉害了，你没经历过，大家集中攻击一个人。我第一次在中国人民大学受批判是1951年，那时还是团干部，非常进步。中国人民大学上《联共（布）党史》，老师拿着讲义念，念一句学生记一句，一堂课下来手都累酸了。不少同学有意见，我就向系里反映，与其这样，还不如印出来发给大家看呢！就被批判了，我真不知道错在什么地方。人只要稍有些个性，就一定被磨平。稍有点自己的看法，就一定挨批判。怎么谈得上坚持自己的看法。

    李：由此，我就想到了两个国家知识分子之间的差距，中国的知识分子在自省意识上与苏联相比还是有差距的。巴金的觉醒那是在“文革”之后，而苏联在那样的高压下，还产生了索尔仁尼琴等人，产生了所谓的“潜流文学”。就是法捷耶夫，他一方面是传声筒，是总管，另一方面也对斯大林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而大部分中国作家思想认识并不清楚，这是不是两国知识分子在认识问题的深度上有差别？
    蓝：苏联作家接触西方的东西还是多，而新中国成立以后接触得就极少。尽管苏联很专制，可是渴望自由民主的愿望没有完全熄灭。中国从来没有自由民主的传统，“五四”传统也没继承下来。中国人脑子里装得最多的是封建主义，而不是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习惯于盲从，不习惯于思考。

    李：从十二月党人开始，俄国知识分子有个好的传统，对自己的地位有优越感。而中国“五四”时还强调个人的独立性，后来就是接受改造了，这里的区别就很大。苏俄知识分子与中国知识分子区别还是比较明显的。
    蓝：苏联也有一批打棍子的，其中最著名的是柯切托夫、索夫罗诺夫和格里巴乔夫，赫鲁晓夫称他们三个为冲锋枪手，专门打人。柯切托夫就是写《叶尔绍夫兄弟》的那一位。索夫罗诺夫的剧本《莫斯科性格》曾在北京、哈尔滨等城市上演。谁触犯了他们的同伙，他们就在《文学报》上发表严厉的抨击文章。当时以《十月》为一伙，以《新世界》为另一伙，两伙人斗争得非常激烈。当代中国还没有出现过针锋相对的杂志和围绕杂志形成的作家群，所有杂志都乖乖地听上级的话，面貌也都大同小异（现已不同）。恐怕没有一家杂志的编辑敢同主管部门争论、吵架，坚持发表自己看中的作品，而这些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几乎成了《新世界》的家常便饭。

    李：斯大林时代还允许这样，一群正统的知识分子与自由知识分子冲突？
    蓝：斯大林时代没有，是从赫鲁晓夫时代开始的。他们的思想倾向区别很大，如《不仅是为了面包》和《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就是在《新世界》上发表的，《十月》上发表的都是拥护现行政策的粉饰现实的作品。当然《新世界》也发表吹斯大林的文章，不过发表暴露现实作品更多，这两派对立得很厉害，见面不打招呼。有一个作家，见到特瓦尔多夫斯基说，别老说我是《十月》的人，我不是，我跟他们已经一刀两断了。特瓦尔多夫斯基说，那好，欢迎到我家去做客。

    李：看来，在高压年代，苏联的一些作家还是有自己的看法的。中国的作家组织形式基本上是参照苏联模式，您认为在苏联历史上这样的方式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蓝：协会形式有利于斯大林亲自控制文化界。换句话说，斯大林为控制文化界才成立各种协会，其中作协最大。作协不仅掌握作者的创作命运，还有生杀予夺之权。《文学报》一篇文章可以让作家永远沉默，作协总书记一个条子便可把作家送进劳改营。苏联作协不是一个创作群体，而是执行斯大林等人指令的衙门。日丹诺夫看上小说《金星英雄》，作协便给作者巴巴耶夫斯基颁发斯大林奖。斯大林指定他当最高苏维埃代表，法捷耶夫赶紧补报名单。巴巴耶夫斯基俨然成了与肖洛霍夫、爱伦堡和法捷耶夫平起平坐的大作家。

    李：回过头来看，20世纪70年代苏联文学真正有价值的，是不是还是潜流文学？
    蓝：一些主流作家，像伊萨科夫斯基、特瓦尔多夫斯基也是有价值的。潜流文学当然有价值，很多书写十月革命，写得非常真实。有两本书值得注意：一本是布宁写的《可诅咒的日子》，另一本是吉皮乌斯写的《黑色笔记》，这两个人当时都在国内，还没走呢，他们记录了十月革命后最初日子的实情。

ys1937

06、走出阴影

走出阴影

    李：现在人们对苏联文学有了重新认识。随着苏联解体，人们对斯大林的认识也有了根本性的变化，您怎么看这种情况？
    蓝：这种变化发生在斯大林死后，甚至在死前就有了。不光是对斯大林本人，而且对暴力革命、十月革命、共产主义认识都更为深刻了。作家索洛乌欣把马克思的著作重新与现实对照，反思暴力革命到底好不好。如果二月革命后，实行多党派的联合政府，俄国会成什么样子。“一战”之后，接着又打内战，俄国已经精疲力竭了，人民生活跟野人一样。比如布尔什维克式的公共宿舍，就是一套住宅里住几家，全楼层共用厨房、浴室和厕所，一个屋子拉个门帘住一家。战争将俄国的经济完全破坏了。如果立宪会议召开，成立多党政府，俄国就不会是这个样子，也就不会出现专制局面了。但是，如果俄国没有列宁这样的铁腕人物，也镇不住当时的局面。那个时候，枪毙人是非常随便的。1918年库普林还在俄罗斯给白军办报纸，反对十月革命，后来白军失败了，他同他们一起逃往国外。到1936年，应布哈林邀请回国，第二年就死了。他回国便说明他对斯大林看法有了变化。布宁一直不回来。1945年，爱伦堡和西蒙诺夫访问欧洲。斯大林交给他们一个任务：动员布宁回国。在苏联大使馆吃饭的时候，大家站起来为斯大林干杯，布宁却端坐不动，根本就不可能回来，结果斯大林很不高兴。布宁对斯大林的态度始终不变。这是西蒙诺夫在日记中写的，我喜欢看日记、回忆录这类东西。
李：当时的日记、书信还是比较真实的，至少从个人的角度，不是为了发表。我曾经看过肖斯塔洛维奇的自传，他也是一个有个性的知识分子。
蓝：第一个挨整的所谓世界主义者就是他，清洗知识分子也是从他开始的。他写的《姆岑县的马克白夫人》，里面女主人公叫伊斯梅洛娃，就是影射斯大林的，后来他就被打倒了。清洗是从音乐界开始的，后来转到文学界。肖斯塔洛维奇也是最早看清斯大林本来面目的人。

    李：苏联文学中在树立斯大林个人崇拜方面的主要代表作，其特点，作家的特点，这个问题我觉得可以讲得充分一些。
    蓝：苏联文学中直接歌颂斯大林（不仅是苏维埃制度）的作品不计其数。要说哪一部赞美得最露骨、最肉麻已很困难。在我的印象中，巴甫连科的《宣誓》、《攻克柏林》和《幸福》可算作代表作。根据前两部拍摄的电影在制造个人迷信上产生过极大影响。《宣誓》描写斯大林是列宁最可靠的接班人。《攻克柏林》写斯大林如何运筹帷幄，领导苏联人民战胜德国法西斯。《幸福》写的是战后斯大林如何领导人民恢复国民经济。这三本书中的真正主角都是斯大林。斯大林对影片《攻克柏林》也百看不厌。但在这些作品中，很多地方都违背历史真实。巴甫连科却为此四次获得国家最高奖。巴甫连科善于看风使舵，在文学界是永远紧跟形势的人。他先追随“山隘派”领袖沃隆斯基，沃隆斯基被打成托派后，他投到后来当了作协书记的斯塔夫斯基麾下。斯塔夫斯基在战争中牺牲后，他成了法捷耶夫的小伙计。他会抓讨“上面”欢心的题材，竭尽全力神化斯大林。告密也很在行，知道在什么时候向谁告谁的密。诗人曼德尔施塔姆便是他告密的直接受害者。他有文学才华，所以作品有读者，能影响人。如没有这后一点，前面提到的他的长处便无法开花结果。有的作家具备他的各项长处，但没有文学才华，所以成不了气候。他死在斯大林之前，苏共二十大后揭发个人迷信后果时，他虽首当其冲，但并未听到批评、责骂他的话，他早已安息在九泉之下。

        李：我想到了《联共（布）党史》。这本书对中国的影响太大了，影响了中国几代人的思维方式，包括这些年来历史著作的写作。我觉得应该有人做这样一项工作，将这本书重新校订一遍，加上详细的考证和勘误，看看哪些地方是真实的，哪些地方是编造的，然后出版，以留给人们研究历史一个好的难得的文本。
    蓝：我现在正在重读它，它纯粹是为斯大林歌功颂德的，一切成绩全成他的了。1938年斯大林把所有反对派清除后，开始树立自己了。《联共（布）党史》就是这时候在他直接领导下编写的，完全是在歪曲历史。比如十月革命，他本是不起眼的角色，甚至起主要作用的也不是列宁，而是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托洛茨基。所以十月革命后托任苏俄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和陆海军人民委员，他的肖像同列宁肖像并排挂。凡是斯大林的对头都被写成敌人。几代中国人花了多少时间去学习这种胡说八道的东西，真是太可悲了。对思维方式确有影响，受到“不是朋友便是敌人”这种思路影响。党史上写的一律接受，不会产生丝毫怀疑，思想逐渐僵化，丧失独立思考的能力。解放初期我们学的中国革命史就是套的联共（布）党史的模式。

    李：您怎么看托洛茨基这个人？
    蓝：他是很残暴的人，在对待传统文化上，比斯大林还激进，完全不要传统文化，不要资产阶级的文化，要建立自己的文化。列宁对待传统文化还是要继承的，而托洛茨基所持的就是无产阶级文化派的观点，一切文化从无产阶级开始。不过他崇拜列宁，列宁说过的话他都尊重。斯大林读书很多，特别爱读小说，记忆很好，对待传统文化基本上与列宁的观点相同。我现在发现，他在搞运动的时候，就是他地位不稳固的时候，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才搞的。

    李：当权力和地位受到威胁时，就搞运动，而且不是直接针对你，总是绕着弯子用冠冕堂皇的理由达到巩固地位的目的。
    蓝：斯大林为什么要搞清洗呢？就是他总怀疑别人反对他。他永远也没有敌人，因为还没等别人反对他就被他搞掉了。他通过不断地清洗，不断地巩固自己的地位。1953年，他又要清洗，当时贝利亚、赫鲁晓夫、马林科夫、布尔加宁四人结成一伙。贝利亚制造了个“医生事件”，搞掉斯大林的保健医生。斯大林通过这件事反过来整贝利亚，说此事之所以发生都是内务部丧失警惕性所致。如果斯大林不死，贝利亚的命就难保了。命运让贝利亚取得了胜利。

    李：斯大林的死也是一个谜吗？
    蓝：不是什么谜，是未及时抢救导致死亡。在他死之前，贝利亚四人已经发觉他要整他们，就准备跟斯大林较量。首先要把斯大林的四个亲信除掉。他们偷走了斯大林的《政治经济学》手稿，斯大林迁怒于他的秘书波斯克列贝舍夫，把他赶走；又在酒里放毒药，诬陷斯大林的卫队长符拉西克，又制造了“医生事件”，控告斯大林的保健医生维诺格多夫用误诊方法谋害日丹诺夫等一批党政要人，斯大林把这两人投入监狱。剩下一个警备区司令科欣金被暗杀了。斯大林也老了，意识不到这些，还要整贝利亚，他以为人家怕他。一次他们在一起喝酒，喝了一夜，回去之后，斯大林一直没有给贝利亚他们打电话。直到过了两天，斯大林别墅打来电话，说斯大林两天没有按电铃了，他们都不敢进去。贝利亚等四个人去了，见斯大林穿着睡衣，躺在地板上，还没有死。四个人看后，贝利亚说，他还穿着睡衣呢，看到我们怪不好意思的，等他穿好衣服再来吧。说完四个人就走了，没吩咐采取任何抢救措施，过了两昼夜他们才再来，找了医学院的一批医生，这时人早死了。如果有斯大林的几个亲信在，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因此斯大林的女儿说，是他们杀死了她的父亲，他们见死不救。

    李：我看有文章说贝利亚的儿子最近写回忆录为他的父亲辩诬。您认为历史回忆录方面的写作，对恢复历史原貌，到底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蓝：贝利亚儿子谢尔哥·贝利亚写的《我的父亲贝利亚》我读过，觉得是一部严肃的书。儿子写老子未免带感情色彩，但他披露出不少鲜为人知的材料。历史回忆录对恢复历史原貌起的作用非常大。同一历史事件和人物，不同的人可从不同立场回忆，比以《联共（布）党史》为衡量准绳比较真实。20世纪50年代出版过一本《回忆高尔基》，目的是塑造一个官方需要的高尔基，只选符合他们要求的回忆录，一些极为珍贵的回忆录，如霍达谢维奇和别尔别罗娃的回忆录，均未选入。这种做法实际上有意歪曲高尔基。1917年 7月事变后，列宁躲在拉兹里夫车站附近草棚里，20世纪20年代奥尔仲尼启则的回忆录写得明明白白：陪同列宁的是季诺维也夫，后来季诺维也夫被斯大林处决，拉兹里夫草棚里便没有季诺维也夫了。《联共（布）党史》写的是列宁在草棚中通过战友和学生斯大林等人领导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就差没直说斯大林陪同列宁了。当然，任何回忆录都不客观，只有比较着读才能接近真相。
    （原载《世纪之间》，大象出版社1999年版）

李大兴

前苏联是中国的一面镜子。
本朝体制，乃至大量手段，也是从那儿来的。

陆东洋西

我想到了《联共（布）党史》。这本书对中国的影响太大了，影响了中国几代人的思维方式，包括这些年来历史著作的写作。我觉得应该有人做这样一项工作，将这本书重新校订一遍，加上详细的考证和勘误，看看哪些地方是真实的，哪些地方是编造的，然后出版，以留给人们研究历史一个好的难得的文本。

到现在似乎遗毒未尽，确实彻底而周详地予以批判和辨析的著作并不多见。

ys1937

海参崴的街道

蓝英年

    苏联喜欢用人名命名街道、广场、车站、农庄、工厂以至城市；并且往往用健在的党政领导人和各界名人命名。斯大林逝世前除几座以他姓名命名的城市外，如斯大林格勒、斯大林巴德和斯大林诺戈尔斯克（后改为伏尔加格勒、杜尚别和新莫斯科斯克），几乎全国所有城市都有斯大林广场或斯大林大街。连中国大连也有斯大林广场。苏共二十大后除大连的斯大林广场外，其他以他命名的地方都更改了。海参崴与苏联其他城市一样，多以人名命名街道和广场，不同的是除国家一级党政领导人和全国知名人士以外，还有地方名流，以及同这座城市有关的人士。街名的嬗变或隐或显地反映出这座城市的来龙去脉，沧桑变迁。
    海参崴的中央大街原叫美国大街，纪念战船“美国号”，1859年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便是乘坐这艘战船抵达海参崴的。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总督此行的目的是勘察阿穆尔海湾的地形，确定此处是否适合建立海港。勘察的结果自然是大喜过望，此地确为天然良港，遂定名为符拉迪沃斯托克，意思是占领东方，援引一年前俄军占领北奥塞梯后所建立的首府符拉迪高加索为例，意思是占领高加索。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被认为是海参崴的奠基人，把他奉为俄国的英雄，所以海参崴的博物馆都从他讲起。他1881年死于巴黎，埋葬在巴黎郊区蒙马特勒公墓。1903年，海参崴政府决定把他的遗骸运回国，但这时爆发了日俄战争，决定无法执行。过了九十年，俄国人仍未忘记此事。1990年把他一部分骨灰运了回来，1992年举行了隆重迁葬仪式。滨海边疆区政府决定在他坟上修建一座小教堂，以兹永久纪念。1992年，我已离开海参崴，没见到迁葬仪式。这次重返海参崴，经过他的墓地，并未见到小教堂，大概因为财力不足未能修建吧。
    每次陪同中国朋友参观博物馆，见到画像上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那副睥睨一切的样子心里就讨厌，但并未表露出来。在伯力博物馆里有一幅描绘《瑷珲条约》签字的油画，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身着沙俄军服，昂首挺立，清朝黑龙江将军奕山趴在桌上签字，背后拖着一条大辫子，我看了实在忍不住了，脱口而出：“简直像强盗。”我不知为什么竟说了句俄语。陪我参观的俄国朋友说：“您说的是谁呀？”我一怒之下说：“我说的就是你们的穆拉维约夫总督。”我的俄国朋友是年轻人，不了解历史真相。我给她讲了《瑷珲条约》。告诉她，根据这个不平等条约，俄国割去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中国六十多万平方公里土地。她瞪大眼睛吃惊地望着我，“你们还想要回去？”我对她说，中国决无领土要求，况且边界已由两国政府划定。我谈的是历史，历史不容篡改。
        1917年10月，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外国进行武装干涉。1918年 6月，美国、日本等战舰开入海参崴，中央大街无法再叫美国大街了，改为斯维特兰大街，取自斯维特兰巡洋战船，这艘战船1875年驶入海参崴港口。1924年列宁逝世，为纪念这位布尔什维克领袖，斯维特兰大街改为列宁大街。列宁未到过海参崴，但对海参崴极为关心。1922年11月，他在莫斯科苏维埃全会上说过一句名言：“符拉迪沃斯托克离我们很远，但这座城市就是我们的。”他不用“我们的”，而用“就是我们的”，显然强调海参崴非俄国莫属。这句话至今写在火车站对面邮电大楼的墙上。我每逢经过这里都困惑不解。学过《联共（布）党史》的人都知道，1919年 7月25日，俄国苏维埃副人民委员卡拉汉发表对华宣言，宣布废除沙俄同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苏维埃政府把沙皇政府独自从中国人民那里掠夺的或与日本人、协约国共同掠夺的一切交还给中国人民。”海参崴是沙俄“独自”掠夺的，理应交还中国。怎么三年后布尔什维克领袖却说“就是我们的”呢？邮电大楼正面矗立着一座列宁全身铜像，也是海参崴所剩下的唯一的一座列宁塑像，其余三座都在九十年代拆除了。这座铜像无人照看，头上和身上落满灰白色鸽粪。列宁在大多数俄国人心目中已失去往日的光辉。1993年，列宁大街又改回斯维特兰大街了。
    既然海参崴“就是我们的”，同中国有关的街名当然都得改。我每天经过的海洋大街原名中国街，北京街改为福金街，纪念1957年担任太平洋舰队司令的福金海军上将。绥芬河街改为乌博列维奇街。乌博列维奇曾任远东共和国军事部长兼人民革命军总指挥，1922年10月25日从外国武装干涉军和白军手中夺回海参崴，是革命功臣。但1937年受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牵连被捕入狱，同年被枪决。
    海参崴曾是红军和白军争夺的战略要地，战斗极为残酷，有几条街道便以壮烈牺牲的红军指挥员命名。陡坡街改为苏汉诺夫街，传教士街改为拉佐街。苏汉诺夫和拉佐都是海参崴人民心目中敬爱的英雄。苏汉诺夫是滨海边疆区第一届苏维埃主席，1918年在一次激战中被白军杀死，牺牲时年仅二十二岁。拉佐是红军游击队指挥员，死得更为惨烈，1920年被白军活活烧死。红军杀白军，白军杀红军，双方都杀红了眼。拉佐被白军烧死，但他被烧死前也曾烧死过几个白军游击队领导人。国内战争期间其他地区也大致如此。战争是对生产力的破坏，海参崴则是破坏最厉害的地区之一。像这样好的世界良港，比起世界其他港口来，生产设施、住宅建设和生活水平都有很大的差距。除战争因素外，政治迫害、官僚体制和计划经济也大大阻碍了海港的经济发展，直至今日，人民生活水平比发达国家不知相差多少倍。
    远东大学图书馆位于莫尔多采夫街，也是我常去的地方。这条街的对面是喷泉街，横着相接的是斜坡街，三条街当中有个广场。1989年我初来时，广场当中矗立着捷尔任斯基的生铁铸像，1993年，莫斯科克格勃总部卢比扬卡前的捷尔任斯基铜像被推倒，海参崴的生铁铸像也跟着拆除了，广场变成停车场。我原以为莫尔多采夫是游击队员，因为以游击队队员命名的街道随处可见。没想到莫尔多采夫却是功勋卓著的契卡分子，而斜坡街原来叫明仁斯基街，喷泉街——捷尔任斯基街。契卡的大人物都集中到这里来了。捷尔任斯基是第一任契卡主席，1926年逝世后接替他的便是明仁斯基。明仁斯基也是大人物，但身体一直不好，没有他的后任亚戈达、叶若夫和贝利亚干得那样轰轰烈烈。1934年逝世时，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和卡冈诺维奇等人轮流为他抬灵柩，足以说明他的身份何等显赫。这几条街为何以契卡人员命名呢？我探究一番后才知道，原来滨海边疆契卡总部曾设在这里。苏联所有城市都设有契卡机构，但海参崴的要比别的城市的大，因为二道河子区设有劳改营转运站，押送到远东来的犯人先都到这里。转运站隶属苏联东北劳改营管理局，而这个局也设在海参崴。转运站对押送来的犯人进行“筛选”，体力强的送往科雷马开采金矿，身体弱的暂留在转运站，以后再分别押往其他劳改营。俄国著名作家沙拉莫夫就是从海参崴劳改营转运站押往科雷马的。他在科雷马关押了十七年，写出反映采金犯人生活的《科雷马故事》，轰动一时。苏联一大部分黄金都是犯人在科雷马开采的。诗人曼德尔施塔姆由于体弱多病，留在转运站，1938年瘐死海参崴二道河子。    1937年大清洗时期，居住在海参崴的中国人遭受残酷的迫害，所有中国人都从海参崴迁走。我的忘年交，早已作古的曾先生，便从海参崴押往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原始林，他在那儿伐了十七年树。我问他什么罪名，他说因为头发是黑的。如今在海参崴已找不到一户中国老住户了。
        除了二道河子区，还有头道河子街，纯粹是中国地名，当然中国人就居住在这一带，现在一点痕迹也没有了。中国人以捞海参为生，崴就是海边的意思，在岸边一伸手就能捞到海参，可见海参之多，海参崴也就由此而得名。现在山东和黑龙江的老人仍管海参崴叫崴子，他们都曾“下过崴子”。19世纪50年代中期以前，俄国人不吃海参，后来知道海参的营养价值和经济价值才开始捕捞。我经常在电视上看到俄国海关查获的走私海参，不知有多少麻袋。但奇怪的是海参就是捞不尽。2001年11月初，我陪绥芬河电视台在海参崴拍商业片，其中有钓鱼的镜头，我们租了一条快艇向俄罗斯岛驶去。到了目的地，我们一行五人在艇上钓鱼，半小时便钓了二十多条，喜得主持人小姐大喊大叫。船员看到我们兴致高，也穿上潜水服在俄罗斯岛岸边大展身手，捞海参给我们看，不到十分钟竟捞起七条大海参，看得我们惊叹不已。中国老人说在海参崴伸手便能捞到海参，看来并非虚妄之说。
    离我住得最近的菜市场位于卡马罗夫准尉街。1860年，这个沙俄准尉率领十几名士兵乘坐“满洲号”船在海参崴登陆，“那里荒无人烟”，准尉开始盖营房，被认为是海参崴的第一个建筑者。他登岸的地方还建立起一座纪念碑，用以证明在他之前这里没有居住过捞海参的中国人。
    海参崴到过几位著名的文化人，前有契诃夫后有索尔仁尼琴，但都来去匆匆，没留下什么遗迹。关系较深的只有诗人曼德尔施塔姆和作家法捷耶夫。三年前为纪念曼德尔施塔姆这位杰出而又不幸的诗人，在百年大街“火花”电影院后面，即前二道河子劳改营转运站的旧址，塑造了一尊水泥塑像，但很快被人打掉鼻了。当年折磨诗人的看守人员看来并未死绝，或者他们的后代仍在滋生，这些人岂能容忍为他们的牺牲品建立纪念碑？有意思的是，去年又在原处用生铁铸造了一尊诗人的全身像。我回国的前两天冒着大风前往拜谒，见到生铁像上泼了一道红漆。没想到那些人对诗人的仇恨，竟然如此绵绵无绝期。
    法捷耶夫可算作滨海边疆区产生的作家了，他在海参崴商业学校上过学。他住在姨妈家的一栋小楼里，这栋小楼至今保存完好，是海参崴最漂亮的建筑之一，位于卡马罗夫准尉街菜市场对面。我经过时常会猜想，他姨妈家一定很有钱，不然建筑不起这么漂亮的住宅。法捷耶夫在海参崴商业学校念了七年书，商业学校旧址成为远东大学校部。这是一座20世纪初的建筑物，恢弘、坚固、美观，同苏联时期的建筑物迥然不同。建筑物留着时代的印记，走在街上，一眼便能看出哪些是十月革命前建造的，哪些是斯大林时代建造的，哪些是赫鲁晓夫楼，哪些是勃列日涅夫楼。海参崴也有一条法捷耶夫街，但法捷耶夫自1921年离开后再没回来过。他当了斯大林的文学总管，成为炙手可热的大人物，日子却过得并不快活。他做过违心的事，伤害过不少人，也帮助过一些人。斯大林死后，他思想起了很大变化，决心改组作协，把它从一个衙门化的机关改变成创作团体，但遭到他的助手们的反对。他与有势力的作家，如西蒙诺夫、苏尔科夫、特瓦尔多夫斯基一一吵翻。他向苏共中央求援，可赫鲁晓夫等人正陷入你死我活的权力之争中，没有理睬他，使他完全绝望。他虽再没返回过远东，但一直怀念远东，怀念他充满理想的美好岁月，不然便不会一直在写《最后一个乌德格人》了。乌德格是个人数极少的民族，至今不足两千人，他在远东打游击时同他们接触过，从此难以忘怀。
    有些街名我听起来别扭，如马卡罗夫街、库兹涅佐夫街和涅韦尔斯科依街。马卡罗夫曾任旅顺口太平洋分舰队司令，1904年日俄战争期间被日本鱼雷炸死。两个帝国主义国家为争夺中国领土打仗，哪方人被打死了都活该。库兹涅佐夫曾是苏联海军主帅，在他领导下，苏联海军一度称霸世界，也许还有点让俄国人骄傲的地方。涅韦尔斯科依是俄国海军上将，1855年率俄国战船占领了黑龙江出海口庙街，为了纪念尼古拉一世，竟把庙街改成尼古拉耶夫斯克。1898年沙俄“租借”旅顺、大连后，为了讨好尼古拉二世，曾想把大连也改为尼古拉耶夫斯克，尼古拉二世怕犯了祖宗的讳，没有批准，但还是把大连改为达尔尼（远方）了。
        还有一条街名不仅我听起来别扭，俄国人听起来同样不舒服，这便是梅赫利斯街。1938年梅赫利斯到海参崴来过一趟，因为他是大人物，便以他的名字命名了一条街。但他此行的目的是诱捕布柳赫尔元帅（即加伦将军），布柳赫尔元帅到莫斯科后不久便被枪决了。梅赫利斯是斯大林最宠信的人之一，卫国战争期间他经常代表斯大林视察各战区，不知迫害了多少苏联将领，战争初期，巴甫洛夫大将便是因为他的栽赃而被处决的。他在斯大林面前自称“癞皮的犹太狗”。1953年，梅赫利斯死在斯大林前面，对以后新领导人之间的权力之争不构成威胁，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无人提起。现在大多数俄国人都知道梅赫利斯是何许人了。20世纪90年代，梅赫利斯街改为邵尔斯街。邵尔斯是苏联国内战争中的英雄，1919年在战斗中牺牲。
    （原载《收获》2002年第 2期）

ys1937

罗曼诺夫王朝的掘墓人——《邪恶势力》译后

蓝英年

    《邪恶势力》的作者是苏联作家皮库利。皮库利在中国是个陌生的名字，很少人听说过；但在苏联名声极大，超过法捷耶夫和肖洛霍夫（当然并非指他作品的价值）。他的读者超过苏联任何一个作家，仅在普希金和托尔斯泰之下，被誉为苏联的大仲马。我说他可以同中国的金庸媲美。有这么大的名气，为什么中国没介绍呢？我想是因为苏联文坛有意贬低他，把他定为通俗作家。他写的都是历史小说，多采用野史，并常突破《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所规定的框框，为史学界所诟病。他又从未获得过各种奖项，所以苏联作品在中国泛滥时期，也没有哪家出版社肯把遭苏联官方冷遇的作品列入选题。
    皮库利的作品极多，到底出版了多少本书我也弄不清。我从俄国朋友那里知道，他最受欢迎的小说是《宠臣》和《邪恶势力》。《宠臣》写的是叶卡捷琳娜二世开拓疆土的功绩和豢养面首的恶习，《邪恶势力》则道出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覆灭的原因。
    《邪恶势力》中的主要历史人物，除沙皇尼古拉二世和皇后亚历山德拉外，便是妖人拉斯普京了。《邪恶势力》虽为小说，但并非戏说。其中大多数人物和事件，在别的书中都得到印证。如我所读过的俄国人爱德华·拉津斯基写的《尼古拉二世的生与死》，美国人斯坦伯格和俄国人赫鲁斯塔廖夫合写的《罗曼诺夫王朝覆灭》，英国人罗伯特·梅西写的《尼古拉与亚历山德拉》和中国人李永昌写的《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传》。这些著作讲述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同《邪恶势力》讲的大致相同，只是没有后者生动。除论述末代沙皇的专著外，在亚历山大三世重臣维特伯爵和临时政府首脑克伦斯基的回忆录中，也都提到《邪恶势力》中的人物和事件，特别是拉斯普京。皮库利在书中一再说他写的是政治历史小说，并引用大量史料，所以《邪恶势力》虽非信史，但对历史并未虚构，仍可当历史书来读。不过皮库利使用的材料大多不出于正史，而是当年报刊上发表的揭露拉斯普京的文章和警察的秘密报告、沙皇和皇后的通信，以及与拉斯普京有关人物的回忆录，其中既有他虔诚的信徒也有他凶恶的敌人。如他的死党维鲁博娃和发誓掏出他肠子的伊利奥多尔神甫。帝王将相进入正史，像拉斯普京这样的角色进入不了正史，只能将他贬入野史。
    我说拉斯普京是妖人不够准确，应当说他用虔诚的话语迷惑住沙皇和皇后，特别是皇后，以及一群上流社会的贵妇，公爵夫人和伯爵夫人。他除了善于蛊惑人心外，还有高超的房事本领。有了这两点，他便把一大群贵妇攥在手心，通过她们钻入王室，最终控制了王室。
        拉斯普京是西伯利亚托博尔斯克省波克罗夫斯科耶村的农民。但他从小不爱劳动，受不了耕田种地的辛苦，长大成了无赖，靠欺骗和诱惑妇女过活。看见饭店有人吃饭他便凑上去讨，不给便死皮赖脸不走。村里人都怕他，知道得罪了他准遭殃。1917年沙皇覆灭后，他家乡的村民们纷纷揭发他。卡尔塔采夫说：“有一天他偷干草垛围栏换酒喝被我抓住，打了他一顿。他恶毒地报复了我：奸污了我小女儿，又拐走我妻子。我的两匹马也不见了。”有人揭发拉斯普京参加鞭身派活动。这个宗教派别的信徒先一起跳舞，跳到疯狂时便倒在地上群交。拉斯普京不仅糟蹋本村妇女，把邻近村子的妇女也糟蹋遍。地方志编辑得出结论：肉欲在拉斯普京身上爆炸，仿佛淫乱魔鬼在他身上附体，他给兽欲包上敬神的外衣，从而打下拉斯普京现象第一块基石。拉斯普京这个姓便是从“放荡”一词派生出来的。他身上还有一个特点不得不提：天生有一副铁打的身体，具有牲畜般的耐力。他五十岁时可以从中午狂饮纵欲到次日凌晨，然后精神抖擞地上教堂做晨祷。晨祷后再重复前一天的功课。正常人是受不了的。就是这样一个游民、淫棍和酒鬼，一个大字不识的恶棍，竟实际上掌握俄罗斯帝国权柄数年之久。
    如果拉斯普京一直呆在西伯利亚农村，祸害的范围还是有限的。但命运的恶作剧却把他送入专制君主的内宫。沙皇和皇后对他敬若神明，言听计从，他的胡言乱语被当作上天的神谕，帝国大厦如何能不倾覆？
    尼古拉二世和亚历山德拉皇后不相信皇族，不相信贵族，更不相信人民，只相信上帝。他们派人四处寻找上帝的代言人。1905年革命被血腥镇压后，他们更胆战心惊，抛出成立杜马的诏书。1905年成立的俄罗斯人民同盟，即黑色百人团，又叫黑帮，为竞选杜马的席位，派人四处搜寻宣传高手。与此同时，皇后也派人到民间寻找圣徒。传说西伯利亚出现了一个未卜先知的圣童米季卡，地方官吏把他送到皇宫。这是一个神志不清的残疾儿童，豢养人用鞭子抽他，他发出痛苦的哞哞声，这哞哞声便被说成上天的预言。米季卡到皇宫后不会使用马桶，在墙角里把屎拉得一堆一堆的。女官们踩得满脚都是，虽说是圣徒拉的，感觉总不愉快。一次米季卡被抽得太厉害，歇斯底里发作，倒在地板上。皇后看着他，大概受到强烈刺激，也歇斯底里地倒在地上打滚，导致流产。这么一来，只好把圣童和豢养人送回西伯利亚。这次寻找圣徒失败了。黑色百人团派沃斯托尔戈夫神甫到西伯利亚寻找宣传高手，发现了拉斯普京，把他带回圣彼得堡。黑色百人团中央委员会考问他，这时拉斯普京尚未进入角色，只会说：“我主上帝，上帝保佑我们大家！”因而没被黑帮看中，认为他不过是农村常见的无赖，命令神甫把他送回去。但沃斯托尔戈夫神甫不肯认输，把拉斯普京当成他的晋升法宝。此路不通走彼路，神甫打定主意通过贵妇们把拉斯普京捧起来，自己跟着沾光。他看出拉斯普京能说会道，一肚子坏水，准能飞黄腾达。神甫下了赌注，给他置办服装，把他带进有权有势的伊格纳季耶娃伯爵夫人家。临行前，神甫训导拉斯普京：“你要保持本色，你的力量就在于你的野性，要把它发挥得淋漓尽致！”神甫还给了拉斯普京一段铅笔、一个小本和一把小刀。小刀后来派上用场。拉斯普京一进门便对伯爵夫人吼叫道：“你怎么搞的，老妖婆？瞧，把什么丢人现眼的玩意儿挂在墙上。你这是让鬼闹的！买这幅画花的钱够庄稼汉买条奶牛。你看，我用法力废掉它！”拉斯普京在挂在墙上的半裸的《娜娜》油画肚脐上狠狠地打了个叉。喝茶的时候，神甫向他要了小刀，悄悄溜出去，在拉斯普京打叉的地方用小刀割破，又回到他身边。过一会，一个人从外面跑进来，对着伯爵夫人耳朵说了几句话。老太婆站起来，虔敬地向大家宣告：“拉斯普京长老说得对，神已在我家显灵了。娜娜承受不住长老的法力，撕裂了。”拉斯普京在众人眼里威望陡增，已变成神人了。他同沃斯托尔戈夫神甫回到家中，大笑不止。神甫说功劳应归功自己，是他把拉斯普京变成神人的。后来他们吵翻，神甫说出真相，但那时拉斯普京神人的地位已无法动摇。接着，拉斯普京施展他的第二种本领——高超的床上工夫。第一个跟他上床的是戈洛温娜伯爵夫人的女儿蒙卡。事后，蒙卡对女友男爵小姐库索娃讲述拉斯普京“圣化”她的经过：“他跟我干的事无法用语言表达！你知道吗，他干这种事的时候还强迫我祈祷，真的，他把向基督祈祷同畜生般的姿势结合起来，感觉特别强烈。我的身子掏空了，就像倒干酒的罐子。我的身子没有了，只剩下灵魂。同长老发生关系后我觉得自己也成了圣徒……他真是个十足的畜生。”此后，蒙卡成为拉斯普京的死党，专门向他推荐女人。蒙卡对女友们说：“这算什么，好朋友？说到底这并不是爱情，只是一种特殊的祈祷方式，如同谁都可以上教堂，谁都可以向上帝祈祷一样。你也去祈祷吧！”如果向拉斯普求助的女人不肯上床，蒙卡便劝说道：“不做这种特殊的祈祷长老就没力量，办不成事。”
        苏联著名精神病学家别赫捷列夫揭示出拉斯普京对女性影响的秘密：“他的力量在于他天生好征服人的个性和善于立即把自己摆在所有求见女人亲密无间的位置上……‘虔诚的’长老在前厅迎接每位来访的女士，先用自己‘温柔的’大手摸遍她们全身每个部位，似乎研究她们的形体，一下子拉近了她们同他的距离，此刻她们已成为他的候补情人。”精神病学家接着写道：“还有性催眠术，拉斯普京有极强的性催眠术，对正在退化的上流社会女士效果尤佳。”1976年才去世的杜马右翼党团领袖舒利金在回忆录中写道：“退化的女人经常为她们毫无感觉而痛苦。她们往往解释说这是因为丈夫枯燥乏味。一旦英雄触摸她们，她们身上的性欲便会苏醒。不过很难找到英雄。身处下层的女人可以期待王子，而生活在王子中间的女士则需要从低于自己的社会阶层中寻找英雄。因为圈子里的男人她们都领教过了。于是她们便蔑视社会习俗、阶级差异、传统偏见甚至卫生要求。她们便聚集在拉斯普京周围。”舒利金强调：“在此之前，她们已深深堕落，在上流社会走过一段淫荡的道路。”于是拉斯普京身上的臭味变成最迷人的香水味，他指甲里的污垢也别具风味了。
    总之，“娜娜撕裂”后，拉斯普京成为首都贵妇的偶像，过起花天酒地的生活，但仍无缘进入皇室。一天，蒙卡对拉斯普京说有位太太想见他，但她身份显贵，不能揭开面纱。拉斯普京不高兴地说：“面纱不能揭，裤子总可以脱吧？”这位太太便是黑山公主米利察。她父亲是黑山国王，把她和妹妹斯坦娜送进俄罗斯莫尔尼女子学校上学。黑山国王希望她们永远留在冬宫，充当他的间谍。米利察嫁给尼古拉二世的皇叔彼得·尼古拉耶维奇大公。她们的任务是向皇宫提供先知、巫师和长老。米利察同拉斯普京会面没留下记载，但确实是她为拉斯普京打开通向王室的道路。这时，拉斯普京已甩掉他的引路人沃斯托尔戈夫神甫。神甫在他身上花了很多钱，把他制造成神人，结果落了一场空。神甫把拉斯普京恨之入骨，成为他最凶恶的敌人之一。米利察的大伯子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又称尼古拉沙，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过俄军总司令，是个极端残忍、全无心肝的酒鬼。尼古拉沙的一条母狗得病，兽医没能治好，被逼上吊。米利察对他说拉斯普京能治活母狗。拉斯普京被召到大公位于图拉的庄园。算拉斯普京走运，他一到母狗病就好了。尼古拉沙觉得这个庄稼汉有两下子，两人遂成为酒肉朋友。皇族的恶棍交上草民的无赖。一天，尼古拉沙大公觐见沙皇，见侄子脸色阴沉。沙皇对皇叔说：“我没有一个可靠的人。大臣们是一群恶棍。侍从们以服侍我为荣，可一转脸就骂我和皇后。我能相信谁？”尼古拉沙说他发现一个聪明的农民拉斯普京，能预言天意，定能保佑沙皇全家平安。“奇怪，”沙皇迟疑地说，“您，尼古拉沙叔叔，伊格纳季耶娃伯爵夫人和黑山姐妹都向我提到拉斯普京。”“是的，陛下，他能给您带来好运，从他嘴里您能听到动荡的俄罗斯大地的声音。”1905年11月 1日，沙皇在日记中写道：“同来自托博尔斯克省的神汉拉斯普京见了面。”从沙皇的口气上看，他并未看中拉斯普京。他对皇叔说，他的姓有淫乱之意，想必是淫乱之徒，不宜留在宫中。后来拉斯普京成为沙皇的“家庭成员”，但沙皇的态度同皇后对他的态度仍有区别。
    如果皇后是神经正常的女人，拉斯普京未必能进入皇宫。两位黑山公主知道皇后是个歇斯底里的女人，为巩固自己在宫中摇摇欲坠的地位，便打出拉斯普京这张王牌。米利察打算通过皇后的密友维鲁博娃把拉斯普京“献给”皇后。她们带拉斯普京来到维鲁博娃家。拉斯普京马上布道：“作孽不怕，但要忏悔。忏悔吧，然后再作孽。上帝派那么多魔鬼到人世上来，就是让咱们尝尝作孽的滋味。基督向凡人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忏悔吧！’他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基督知道人间是个肮脏的猪圈。要是我们什么孽都不作，怎么忏悔呢？所以不少人就作孽……明白吗？”同他们一起来的一位大学生反驳拉斯普京，拉斯普京咆哮起来：“我替上帝说话，可这家伙……我不吃饭了。”说着转身向房门走去。其实这时拉斯普京已达到结识维鲁博娃的目的，找借口甩掉黑山公主。同他甩掉沃斯托尔戈夫神甫一样。自此，拉斯普京同维鲁博娃紧紧勾结在一起，直至他被杀害。维鲁博娃对皇后的影响仅次于拉斯普京，有必要对她介绍几句。维鲁博娃是御前大臣塔涅耶夫的长女，嫁给海军少尉维鲁博夫，改姓夫姓。她长得又高又胖，像个石墩子。苍白的脸像盘子，眼睛像蝴蝶结。她不是多愁善感的人，但内心深处蛰伏着情欲。她工于诡计，做事表面为皇室，实际为私利。她同拉斯普京是邪恶的一对。
        现在轮到维鲁博娃把拉斯普京“献给”皇后了。这次会面安排得非常巧妙。一天，维鲁博娃同皇后联手弹琴，维鲁博娃突然问皇后：“陛下，您还没有感觉吗？”皇后感到一阵寒冷，回头一看，一个骨骼粗大的男子向她走来。“不要害怕，这是拉斯普京，是好人，像信任我那样信任他！”维鲁博娃说。拉斯普京默不作声，突然抱起皇后，边走边抚摸，并轻声说：“别害怕，亲爱的，你怎么抖得厉害！噢，你怕什么呀？人人都是亲人嘛……”皇后双手搂住他的脖子，放声痛哭，一面哀求：“用劲，用劲！抱紧我……啊，真舒服！”拉斯普京转身瞪了维鲁博娃一眼，让她出去。拉斯普京对付老娘们的丰富经验都用上了。他们发生关系了吗？似乎没有，因为浩如烟海的材料中从未提到这一点。拉斯普京很精明，他要利用的是皇后的权势而不是肉体，他有享用不尽的女色，何必再添个皇后？皇后给拉斯普京的一封信流传下来。原件是伊利奥多尔神甫从拉斯普京箱子里偷出来的，后来交给杜马主席罗将柯。罗将柯把这封信和其他有关拉斯普京的淫秽材料拿给皇太后和沙皇看。信中写道：“我心爱的……没有你我非常痛苦。只有当你，我的老师，坐在我身旁，而我吻着你的手，把我的头倚在你神圣的肩膀上，我才感到轻松。那时我只有一个心愿：枕着你的肩膀，在你火热的怀抱中睡去……”信里讲的似乎是男女之间的事：淫棍满足荡妇的情欲。皇后是淫荡的女人，美男子奥尔洛夫就曾是她情夫，后被沙皇毒死。但奥尔洛夫对皇后没有任何影响，更别说控制她了。要想控制皇后，只有让她把他当成神人。拉斯普京冒险了。他雇人把儿童室的枝形水晶吊灯链子锯了个口，然后突然跑进儿童室，出来对皇后说：“妈妈（他管沙皇叫爸爸，皇后叫妈妈），千万别让孩子进儿童室，我看见了……”几天后，枝形吊灯从天花板上訇然落下，摔得粉碎。皇后跪在地上感谢拉斯普京救命之恩，沙皇任命拉斯普京为内宫掌灯人。这个头衔使拉斯普京不用禀报便可随时入宫。但拉斯普京完全控制王室则在1912年10月之后。1912年10月，沙皇一家到波兰斯帕拉镇打猎。患血友病的皇太子在斯帕拉湖上划船，船快到岸时，小男孩等不及了，向岸上跳去，不小心碰到船舷。两周后长出血瘤。血友病是王室病，来自英国维多利亚女皇。她的子孙与欧洲各国王室通婚，把血友病带到欧洲各王室。俄国皇后便是维多利亚外孙女，血友病携带者。血友病只传给男孩而不传给女孩。皇后生了四个女儿才生出皇太子，可他偏巧是血友病患者。
    沙皇立刻把最好的御医召到斯帕拉。大夫认为应当动手术，但血友病患者不能开刀。大夫让沙皇夫妇作最坏的准备。这样就出现了王位危机。如太子夭折，皇后因患妇女病不再生育，王位将落入亚历山大三世其他支系手中。太子体温升到摄氏39.8度，沙皇和皇后急得不知如何是好。一天，皇后脸上露出笑容，刚刚收到被大臣会议主席科科夫佐夫赶到波克罗夫斯科耶村的长老的来电。拉斯普京在电报中说，上帝看见皇后的眼泪，太子能活下来。奇迹果然发生了：体温开始下降，血肿渐渐消散。这个谜底可在苏联时代出版的《沙皇内幕、藏医巴德马耶夫档案材料》一书中找到。巴德马耶夫是首都著名藏医，布里亚特人，王公大臣都找他看病。他同维鲁博娃和拉斯普京串通一气。维鲁博娃把加剧出血的草药掺进太子的食物中，等病情重了，拉斯普京便在万里之外祈求上天的“神力”，维鲁博娃停止放草药，太子便痊愈了。自此，拉斯普京完全控制了皇后，皇后对他唯命是听。
    拉斯普京在皇后的庇护下，纵欲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向他求助的女士一进门便脱衣服上床，然后他才肯写字体歪歪扭扭的条子。他周围的女士一律不准戴乳罩。他说话时一手抓一个乳房。他经常同女人一起洗澡。一天七位女士陪他洗澡。路上碰到一个肮脏的女乞丐，拉斯普京要她一起去洗澡。洗完澡，他把男爵夫人在巴黎订做的衣服给了女乞丐，让男爵夫人穿女乞丐的衣服。他们从澡堂出来时，被等在那里的摄影记者拍下来。图片配上一篇描绘拉斯普京洗澡的文章在《新时报》上发表了。拉斯普京色胆包天，竟奸污了太子的保姆，还妄图强奸宫廷女官丘特切娃。皇后得知后对保姆说：“你能让我相信你的话吗？我看你卷入反对长老的阴谋。你老实说，还对谁说过？”“丘特切娃。”皇后把保姆赶走，沙皇把丘特切娃召来。丘特切娃证实保姆受辱。沙皇说：“这么说，您不相信拉斯普京是圣徒啦？”“为什么我要相信呢？”“如果我告诉您，我得以度过革命后的艰难岁月，倚仗的就是拉斯普京的祈祷，对此您有什么想法？”俄罗斯伟大诗人丘特切夫的孙女两眼直视沙皇说道：“我斗胆表示怀疑，陛下。”“那我就不挽留您了。”丘特切娃解下宫廷女官的肩饰，放在皇后面前：“皇后陛下，拉斯普京的行为使我可以不再留在您的身边，我向您告辞。”皇后知道拉斯普京企图强奸女官，却极为平静地说：“可是，亲爱的，拉斯普京不是打扫院子的酒鬼呀。您应为此感到高兴。”倔强的丘特切娃顶撞道：“在我看来，任何女人都不会为此而高兴。”皇后有点尴尬：“我说得不准确。如果不高兴，至少可以接受吧。”“陛下的话我听着奇怪。”“有什么奇怪？那样圣灵就会进入您体内。”丘特切娃走了。这段话便引自她后来写的揭发拉斯普京的材料。皇后以己度人，但并非所有女人都是丧失理智的荡妇。
    拉斯普京同神职人员一一反目。他同把他从西伯利亚带到京城的黑帮分子沃斯托尔戈夫神甫吵翻。拉斯普京一到京城便住在神甫家。他得势后，神甫骂他忘恩负义，神甫为他花了不少钱，可他只顾自己往上爬，不提携恩人。拉斯普京把一个装得鼓鼓的钱包甩在他面前，照着他眼睛就是一拳，当天就搬走了，但没忘在屋子当中拉一堆屎。神甫只好在臭气熏天的屋里唉声叹气，怨自己瞎了眼。
        拉斯普京的另一个敌人伊利奥多尔神甫则凶恶得多。伊利奥多尔原是顿河哥萨克人，后加入黑帮，是蒙昧的爱国主义者。他认为俄国的一切苦难都来自犹太人和知识分子。他在察里津教区胡作非为，无法无天。纠结一帮信徒，手持油漆刷子，看见戴眼镜的人便给他一刷子。伊利奥多尔在京城结识了拉斯普京，请他到察里津驱鬼。拉斯普京的驱鬼活动在伊利奥多尔逃到国外后所出版的《圣鬼》中有详尽的描述。拉斯普京只替女人驱鬼，不管男人的事。他先替马车夫老婆莲卡驱鬼，但不顺利。莲卡对拉斯普京大叫起来：“你干吗摸我？我让你摸！给你臭脸一巴掌，让你知道莲卡的厉害。”拉斯普京捂着脸退了出来：“这鬼真厉害！去她的吧，真是坏娘儿们，打得真疼。”第二个驱鬼的是女商人列别杰娃，个子又高又大。拉斯普京在住宅里找鬼，在放着大床的屋里停下来：“鬼在这儿无处可逃。叫列别杰娃进来。”女商人和拉斯普京留在屋里，丈夫和伊利奥多尔在客厅喝茶。突然听见屋子啪的响了一声，接着便是摔打声，却听不见人说话。丈夫祈祷道：“上帝啊，快帮助长老制服鬼吧！”拉斯普京拿着撕掉的大襟从屋里出来，浑身是汗，额上有块擦伤。“鬼好厉害，玻璃窗都打碎了，好容易才把鬼抓住。”第三个仍是女商人，年轻漂亮，丈夫又老又丑。她因性饥渴被认为魔鬼附体，时常大喊大叫。拉斯普京带走小媳妇后老丈夫觉得不对劲：“干吗他和她在一块儿时我得坐在这儿？”伊利奥多尔让他放心：“长老是圣洁的。”卧室里不断传来哈哈笑声，还有拍打裸体的声音。丈夫几次站起来要进去，都被伊利奥多尔制止住。捉完鬼，两人一起出来，大口喝茶。丈夫气得要抽妻子。拉斯普京向他要二十卢布驱鬼钱，丈夫狠狠地说：“找鬼要去吧！”
    1908年末，大臣会议主席斯托雷平策动报刊揭发拉斯普京。诺沃肖洛夫副教授出版了一本小册子，揭发拉斯普京是淫乱的鞭身派教徒，并指责正教院纵容拉斯普京酗酒纵欲。报上登出受骗女人的忏悔信，她们是拉斯普京驱鬼的牺牲品，还附有他在女信徒中间可耻的照片。拉斯普京不敢在察里津驱鬼了，带着伊利奥多尔返回波克罗夫斯科耶村。伊利奥多尔是蒙昧的爱国主义者，但并非酒色之徒。他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俄罗斯，所以当他觉悟到自己错了，便幡然悔悟。路上，他从拉斯普京的醉话中看清他是地地道道的恶棍，除肉体享受外不会做任何对国家有益的事，遂同他彻底决裂。他套出皇后给拉斯普京的信锁在老家箱子里，便打定主意偷出这封信。信很快便弄到手。他也溜出波克罗夫斯科耶村。这封信以后让沙皇和皇后十分难堪。
    拉斯普京还有两个神职人员敌人：王室的忏悔神甫费奥凡和大主教格尔莫根。他们都是虔诚的君主主义者，劝沙皇摆脱臭名昭著的拉斯普京。费奥凡觐见皇后时说：“渎神小丑拉斯普京到这儿来享用皇上的葡萄，可我这个体弱多病的种葡萄的人不是为他在室内辛勤劳作的。陛下，我不说还有谁对您说呢？断绝同拉斯普京来往吧，再不要把魔鬼奉为神明了。”哪知皇后听了他的话咬牙切齿地说：“我再也不愿见到您了。”费奥凡把十字架一抡，愤怒地哭着说：“您与拉斯普京同归于尽！”格尔莫根大主教在沙皇那儿同样碰了钉子。沙皇说：“我不明白为什么把拉斯普京同安德烈耶夫的《安那马太》（此剧被禁演）混为一谈，那是愚蠢的剧本，可拉斯普京是聪明的人，在我们家里备受欢迎。”大主教粗暴地回答：“您从哪儿看出他的智慧来？我想把他培养成神甫，让伊利奥多尔神甫教他。伊利奥多尔为他耗尽心血，可他连一篇祈祷文也背不出来。拉斯普京是个笨蛋！”沙皇挥挥手让格尔莫根走了。
    伊利奥多尔、费奥凡和格尔莫根决定自己惩治拉斯普京，剪掉他的生殖器。等到12月 6日拉斯普京到正教院来时他们便动手。失去这个宝贝，拉斯普京便成了废人。格尔莫根找来头脑不大健全的米季卡，把剪刀交给他：“我们把他裤子扒下来你就齐根剪，剪得什么也不剩。”拉斯普京来了，他们把他拖到圣像前，让他跪在地上。伊利奥多尔历数他反对教会和道德败坏的罪状。伊利奥多尔念一条，格尔莫根就拿十字架在拉斯普京脑袋上打一下，打得他头破血流。剪子贴着他肉体时，他猛地扑向格尔莫根，把他撞倒，想挣脱出来。他们扭打成一团，滚到前厅。拉斯普京把门撞开，逃到街上，急忙坐马车逃跑了。拉斯普京径直来到维鲁博娃家，喊道：“看他们怎样对待我！差点更糟，多亏上苍没抛弃我。”“天哪！天哪！天哪！”维鲁博娃惊叫不止，马上带他去见皇后。
        格尔莫根和伊利奥多尔受到严厉惩处：前者发落到破旧的日罗韦茨克修道院“休息”，后者流放到大森林中的修道院做赎罪杂役。伊利奥多尔身上的哥萨克血性发作了，发誓要掏出拉斯普京的肠子。他的誓言被妓女古谢娃1914年夏天实现了。古谢娃原是相貌端正的农家姑娘，因贫困所迫当了妓女，后因染上梅毒鼻子烂掉。她要为不幸的姐妹向淫棍报仇。她头一个复仇目标便是拉斯普京。伊利奥多尔告诉古谢娃到波克罗夫斯科耶村找拉斯普京，并给她路费。古谢娃披着黑大衣在拉斯普京家门口等他。拉斯普京出门接电报时看见古谢娃：“你这没鼻子的女人到这儿来干什么？”“赏几个钱吧。”古谢娃嘶哑地说。拉斯普京从钱包里掏钱。突然黑大衣罩在拉斯普京头上，匕首立即刺入他肚子，划开肚皮露出肠子。这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拉斯普京没在皇宫，留在村里养伤。拉斯普京一直反对同德国打仗，如果他在京城，能否避免这场战争呢？曾担任过大臣会议主席的维特伯爵认为可以避免：“你们不了解拉斯普京的非凡智慧。他比你我更了解俄国、她的精神和历史走向。拉斯普京全凭感觉懂得这一切。遗憾的是现在他受了伤，不在皇村。”著名国务活动家维特持这种观点已经让人难以理解了。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苏联著名历史学家、红色教授学院领导人波克罗夫斯基院士竟赞同维特的观点：“拉斯普京更了解所发生的一切可能产生灾难性的后果。”密探们1915年的报告中有这样一则记载：“‘去年，’拉斯普京对我们说，‘我在医院里听说要开战了，我请求沙皇别打仗，为此给他发了二十封电报。”如果世界政治家都无能为力，一个几乎不识字的农民如何能防止战争？
    伊利奥多尔脱离教会后，跪在弗拉基米尔市车站肮脏的站台上向民众忏悔：“我请求被我侮辱过的俄罗斯伟大的知识分子原谅。我请求受我迫害过的全体犹太人宽恕……最后我请求因视力不好而戴眼镜的人原谅，我曾粗暴地攻击过他们。”接着他向听众大声喊出：“请听着，我告诉你们，俄罗斯没有沙皇，俄罗斯没有正教院，俄罗斯没有政府，也没有人民的杜马……只有一个大坏蛋拉斯普京，畜牲和盗贼，他一个人顶替了沙皇、正教院和整个政府！”伊利奥多尔知道拉斯普京也要掏出他的肠子，便化装成女人，带着搜集到的拉斯普京的材料，逃到国外。他在国外出版了《圣鬼》，皮库利的这本历史小说中的不少材料便取自这本书。伊利奥多尔后来在美国纽约一家饭店看大门，死于纽约第十林荫道。伊利奥多尔是黑帮分子，坚决拥护专制制度，但却反对听信拉斯普京的沙皇和皇后，可谓反动派反对反动派吧。

ys1937

续

    拉斯普京病愈后来到莫斯科，名义上向去世的格尔莫根大主教的圣尸鞠躬，实际上给承包商包揽军队内衣生意。他在索科尔尼公园内的雅尔饭店演出了轰动全国的丑剧。拉斯普京同内衣承包商在雅尔饭店单间喝酒，感到闷气，便带承包商来到大厅。密探详细记录了拉斯普京的表现。他掏出一摞一百卢布钞票撒向吉卜赛歌女，歌女们笑着抢钞票。饭店老板怕出事，向大厅里的人说这人不是拉斯普京，没想到他的话激怒了拉斯普京：“谁说我不是拉斯普京？我是真正的拉斯普京。”他怎么证明自己是拉斯普京呢？密探写道：“拉斯普京露出生殖器，继续同歌女们谈话，并向她们散发纸条‘无私地去爱吧！’合唱队指挥指责他行为下流，拉斯普京反驳道，他在美女之间永远如此。为了让大家相信，他说出一串向他献身的女人的名字，并说出她们可笑的和淫秽的细节。”饭店老板急得给市长阿德里阿诺夫打电话。市长不敢管拉斯普京的事，只问了一句：“他付钱了没有？”但报纸勇敢地揭露了拉斯普京闹事的细节，舆论哗然。密探把记录交给警察司司长准科夫斯基将军。将军整理了一份材料准备呈交沙皇。准科夫斯基在皇宫接待室里碰见拉斯普京。“原来你在这儿，我正找你呢。”说着便按拳击规则朝他肋骨打去。准科夫斯基闪电般的拳头把拉斯普京打倒在地。准科夫斯基把材料呈上，有意强调拉斯普京炫耀他对皇后和宫廷女士们的影响。但沙皇不相信任何人，只好请他的家庭事务评判员萨马林评估准科夫斯基将军的报告。萨马林原是战舰上的海军上尉，被皇后相中，成了她的面首。他在宫中陪沙皇喝酒，同皇后睡觉。萨马林仔细看过报告后认为准科夫斯基写的都是事实：“陛下，拉斯普京在雅尔饭店表现得太过分了。”为此挨了皇后一记耳光。皇后见到维鲁博娃大哭道：“又把一大堆脏东西倒在我们门口。雅尔饭店里当然有女人，谁又否认过，可为什么非把拉斯普京拉扯上？这是阿德里阿诺夫市长为他设的陷阱。”阿德里阿诺夫被指责为“无所作为”，被摘掉沙皇侍从将军的胸章。市长平白受诬，一肚子火气找拉斯普京。一进门便破口大骂：“我日你妈，你在雅尔饭店光屁股的时候我管过没有？”“你没管过。”拉斯普京见他来势汹汹，气短了几分，给他出了个主意：“你给沙皇写信，说我在雅尔饭店没光屁股，表现得像天上的鸽子。你要写得让沙皇相信你，而不再相信狗杂种准科夫斯基。”写给谁呢？”阿德里阿诺夫问道。“就写给维鲁博娃。”市长照办了。几天后又戴上沙皇侍从将军的胸章。“现在轮到准科夫斯基了。”皇后说。沙皇把准科夫斯基将军召来，捋捋胡子说，他不再信任他了，可以摘下侍从将军的胸章。准科夫斯基摘下胸章，啪地一声扔在桌上。“我要上前线，给我一个师。”将军说。他指挥一个师，并率领这个师参加了革命。准科夫斯基将拉斯普京打倒在地时他的命运便已决定。1926年，苏联著名社会活动家科尼送准科夫斯基去疗养时说：“历史将肯定您反对拉斯普京的勇敢行动。”拉斯普京把一个虔诚的君主主义者变成革命者。
    俄罗斯帝国大臣会议主席兼内务大臣斯托雷平也因拉斯普京而失宠，最终被害。他第一个下令在报纸上揭露拉斯普京的淫乱，揭露拉斯普京势必牵连皇后以至沙皇。沙皇下令停止发表揭发文章。于是斯托雷平采用两面手法，一面发表，一面查禁。先让读者看了，然后查禁。这种做法沙皇当然不满。沙皇对斯托雷平说，拉斯普京是笃信上帝的人。斯托雷平反驳道：“笃信上帝？他拉宫廷女官洗澡，还顺便从街上拉几个妓女。我觉得妓女也比他干净得多。”沙皇希望大臣会议主席会见拉斯普京，也许两人能化敌为友。斯托雷平按照沙宁的旨意接见了拉斯普京。大臣会议主席这样记述这次会面：“拉斯普京的一双灰色眼睛在我身上扫来扫去，嘴里喃喃念着圣经中不连贯的话语……我感到心里升起一股对这个恶棍不可遏制的仇恨。但我感到这人身上有一股强大的催眠力量，我感到他对我精神产生的令人厌恶的影响。我克制住自己，对他呵斥了一顿。我直截了当告诉他，他完全掌握在我手中，如果严格依法办事，我可以把他碾成粉末。我命令他立即离开彼得堡，返回老家，并永不再到这里来。”会面的结果完全违背了沙皇的意愿，两人关系非但没改善，反而恶化了。拉斯普京蔑视大臣会议主席的权威，没返回西伯利亚。1911年秋天，斯托雷平到基辅参加亚历山大二世和圣奥莉加纪念碑揭幕式。临行前，他同十月党党魁古契柯夫会面，后者流亡国外后回忆起斯托雷平对他说的话：“现在回首往事，我懂了，有一件事皇村不能原谅我：我没同拉斯普京搅在一起。他们再三把我跟他往一块捏，几乎强迫，就像逼我娶媳妇似的。我能同任何魔鬼搏斗，但我无力抗拒为拉斯普京撑腰的势力。”斯托雷平已预感到死亡。1911年 9月14日，斯托雷平在基辅歌剧院遇刺身亡。凶手博格罗夫是警察司的密探。从沙皇对斯托雷平被暗杀的冷漠态度上可以猜测他是预先知道的。当然，沙皇除掉斯托雷平不仅因为他仇恨拉斯普京，还有其他原因。如斯托雷平治国本领比沙皇强得多，而沙皇嫉妒一切能力比他强的人。
        斯托雷平的继任者是财政大臣科科夫佐夫。科科夫佐夫担任大臣会议主席后拉斯普京来求见。科科夫佐夫在国外出版的回忆录中描述了他们的会面。他们见面后互相对视，谁也不说话。还是科科夫佐夫忍不住了，说道：“你白盯着我看，你的眼睛对我不起作用。我这罪人曾拨款让你从西伯利亚到京城来，我准备再拨一次款，你要多少都可以，只要你返回西伯利亚。别再装疯卖傻了！我不相信你是圣徒，你的催眠术对我不起任何作用，给我滚回秋明去。”科科夫佐夫抢先觐见沙皇，告诉沙皇今天见过拉斯普京。沙皇问他印象如何，科科夫佐夫回答的原话是：“陛下，我在监狱总局供职十一年，走遍俄罗斯母亲大地，所有监狱我都到过。只有一个囚犯向我扔过饭盒，这人是疯子。”“您谈谈拉斯普京吧！”沙皇提醒他。“我说的就是他。在西伯利亚为数众多的游民、歹徒和流浪汉当中，像拉斯普京这样的人要多少有多少！这是典型的刑事犯，他一只手画十字，另一只手不慌不忙地用刀子割断您的咽喉。”沙皇的回答令人瞠目结舌：“您有您的朋友，我有我的朋友。”没想到性格温顺的科科夫佐夫比性格暴躁的斯托雷平更果敢。新任大臣会议主席在报纸上发起对拉斯普京的猛烈攻击，把拉斯普京的丑闻弄得家喻户晓，连前线的士兵都知道了。沙皇要求科科夫佐夫禁止报纸提拉斯普京的名字。科科夫佐夫说只有一个办法可以堵住报纸的嘴：让拉斯普京滚回西伯利亚去。大臣会议主席紧逼沙皇：“您允许我采取措施让拉斯普京永远留在波克罗夫斯科耶村。”沙皇被逼无奈，只好说：“我亲自对他说，让他走……”科科夫佐夫虽取得胜利，但下台已不可避免了。当了两年半的大臣会议主席和财政大臣辞职了，拉斯普京又回到京城。科科夫佐夫向沙皇告别时，没想到沙皇大哭起来：“请原谅，都是这两个女人逼的，从早到晚老是一套。阁下，我心里明白，不论巴尔克（财政大臣）还是哥列梅金（大臣会议主席）我根本不需要，如您能原谅我就请原谅吧。”沙皇不需要可皇后需要，因为拉斯普京需要。皇后离不开拉斯普京。沙皇说过一句名言：“宁肯要一个拉斯普京，胜似一天十次歇斯底里发作。”
    斯托雷平和科科夫佐夫都是坚定的君主主义者。他们为捍卫罗曼诺夫王朝不遗余力。正因为捍卫王朝，才要坚决割除毒瘤——把拉斯普京赶出王室。他们也都因拉斯普京而垮台。有趣的是，没有一个革命党反对过拉斯普京，不论是以暗杀著称的社会革命党还是在政治舞台上初露头角的布尔什维克党。但几乎所有在朝的高层人士，从大臣们到杜马主席，都把拉斯普京视为不共戴天的死敌。先后担任过杜马主席的古契柯夫和罗将柯都对拉斯普京恨之入骨，皇后也对他们恨之入骨，咬牙切齿地说：“真该把他们绞死！”
    杜马主席罗将柯向沙皇禀报杜马的事后，谈起拉斯普京：“拉斯普京呆在皇室起到任何革命宣传都起不到的作用。拉斯普京对教会和国务的影响让每个正直的人不寒而栗。为保护这个骗子，国家竟动用全部机器，从正教院大主教到大批密探。”沙皇问道：“你们为什么都认为他是害人精呢？”罗将柯列举拉斯普京的淫秽丑行：“这是警察从市场上没收的诺沃肖洛夫的小册子，记下拉斯普京的淫乱行径。还有这张照片，拉斯普京同两个女人鬼混，一手抓住她们一只乳房，下面有他亲手写的：‘通往拯救之路’。警察能给您送来三筐材料，证明拉斯普京带着一群又一群女人上澡堂。这儿有一封夫人的信，请读一读。拉斯普京使她失去贞操。后来她摆脱了他。一天，她突然看到拉斯普京同她上中学的女儿正从澡堂出来，夫人当场就疯了。”罗将柯针对禁止报纸揭发拉斯普京的做法指责道：“我们报纸不停地骂大臣、正教院和杜马，我经常被骂得狗血喷头，仿佛我是最坏的畜生。可不许骂拉斯普京，好像他是皇族，你们的家庭成员。”罗将柯进一步逼沙皇：“是否允许我在这次朝见您之后，可以对别人说，您撵走了拉斯普京，从此他不会在皇村中出现？”沙皇停了一会儿说：“我不能许诺。”罗将柯走后，他中学时代同学、现任宫廷卫戍司令的杰久林给他打电话：“你刚离开皇上，咱们贤淑的皇后就扑通一声倒在床上，说自己犯病了。所有御医当然都无能为力，只有拉斯普京能救她。”杜马主席同拉斯普京的斗争仍以失败告终。十月革命后，罗将柯投奔邓尼金，1924年死于白军将领弗兰格尔士兵手下。
    沙皇的家庭成员、大公主奥莉加同样憎恨拉斯普京，在看内务大臣所拍摄的沙皇家庭影片时，看到拉斯普京的镜头频频出现，气愤地对母亲说：“又是这家伙，我已忍无可忍。”“他替咱们大家祈祷。”皇后反驳道。奥莉加忍不住了，大声对母亲说：“没人到咱们家来，我们什么都怕，连山洞里的野人都不如。到咱们家来的只有一个拉斯普京，他想来就来。妈妈，你也应该听听医院里的伤兵都说什么。一切都让我讨厌，我不如上前线当卫生员，只要看不见你心上人就行！天哪，你没长眼睛吗？你难道看不见大家怎样讥笑咱们吗？”皇后不仅不为女儿的话所动，反而把她的话告诉了拉斯普京。拉斯普京决定报复公主，想出一般人想不出的坏招儿。他散布流言：“皇后让我腻烦了，我现在跟她女儿奥莉加——这小妞还有味！”内务大臣赫沃斯托夫知道后说：“把她抓起来！”“要真是公主怎么办？”他手下的人问道。“先抓后放。”大臣回答。密探打电话来：“拉斯普京在罗德别墅，肆意淫乐，大把花钱。派车去接奥莉加了。”半小时后电话铃又响了：“公主来了，大厅里乌烟瘴气，怎么抓呢？”内务大臣下命令：“立刻抓起来，送到内务部。”美人送来了，同奥莉加长得一模一样，穿的也是公主的服装。“奥莉加”吸了一口烟，向警察司司长喷去。内务大臣给了“公主”一记耳光：“部里谁管娼妓，叫他来辨认一下。”监督首都夜生活的警官来了，一眼便认出“公主”原来是妓女穆西卡，揍了她两个嘴巴便轰出去了。
        军人同样憎恨拉斯普京。担任军队总司令的皇叔尼古拉沙，曾把拉斯普京引见给沙皇，现在见他炙手可热，全不把自己放在眼里，反而向沙皇讲自己坏话，从嫉妒转为仇恨。他叫侄子把拉斯普京赶走，沙皇不听。皇后想派拉斯普京到大本营为俄军祈祷，总司令回答道：“来吧，他一到我就绞死他。”沙皇亲自担任军队总司令后，皇后到大本营送圣像。她邀请参谋总长阿列克谢耶夫一起散步，委婉地问他：“请拉斯普京来为军队祈祷好不好？”将军口气坚决地回答：“他一来我便辞职。”拉斯普京的秽闻传到前线，官兵们痛骂“德国女人”（皇后）和拉斯普京，士气一落千丈，但沙皇仍把他留在宫中。
    拉斯普京和皇后不断向沙皇耳朵里吹风，说现在到处吹捧总司令，说功劳全是他的，而对沙皇连提都不提。于是1915年夏天。沙皇解除了尼古拉沙总司令的职务，亲自担任。沙皇的决定遭到除大臣会议主席哥罗梅金和内务大臣赫沃斯托夫外全体大臣的反对。由正教事务大臣执笔给沙皇写信，恳请他不要亲自担任总司令。除哥罗梅金和赫沃斯托夫外，其余大臣都在信上签名。后来签过名的大臣都被撤职。
    沙皇担任总司令后便到设在莫吉廖夫的大本营去了，国家权力落到皇后手里，即拉斯普京手里。1911年斯托雷平遇刺后，拉斯普京便开始干预国事，参预任命大臣。他的话沙皇往往听从，但也有不听的时候。现在沙皇离开京城了，他想让谁当大臣会议主席谁就能当，想让谁当内务大臣谁就能当。皇后选择大臣时先让拉斯普京和维鲁博娃“面试”，如他们说“能行”，便任命了。这有点像叶卡捷琳娜二世选面首。宫廷女官在下面向女皇报告：“这个疲软，那个坚挺。这个微不足道，那个硕大无朋。”选出来的便上叶卡捷琳娜大帝的龙床。
    拉斯普京任命大臣毫无原则，也不收贿赂。全凭一时兴致。任命年近八十岁的哥罗梅金是因为喜欢吃他夫人做的土豆。哥罗梅金夫人是做土豆的能手，会煮，会蒸，会炸，做出的土豆非常对拉斯普京的胃口，并且一做好就用汽车给拉斯普京送去。于是拉斯普京说：“我看老头能行！”哥罗梅金便当上帝国大臣会议主席，即政府首相。他已老得到了不打吗啡便睡觉的地步了。当了大臣会议主席后，哥罗梅金表现得相当奇怪，竟说他不过问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帝国首相竟不过问战争，这样的大臣会议主席对拉斯普京自然没有危险，不像斯托雷平和科科夫佐夫。
        任命赫沃斯托夫为内务大臣完全是开玩笑。赫沃斯托夫是酷吏，当过下诺夫哥罗德省省长。巡回演出团到下诺夫哥罗德市演出。赫沃斯托夫看上女主角，吩咐警察局长：“你去告诉她，跟我唱个痛快，然后上床睡觉。”遭到女演员的拒绝。赫沃斯托夫一怒之下下令：“把剧场门窗钉死，再给内务部发电，就说剧团里全是# ##。”省长想不到剧团团长菲格涅尔（著名女革命家菲格涅尔的哥哥）是有背景的人。他逃出下诺夫哥罗德便向内务大臣马卡罗夫和宫廷大臣弗里德里克斯告发赫沃斯托夫。罪行太明显了，沙皇只得降旨：赫沃斯托夫或辞去省长职务，或剥夺其宫廷侍从的称号。赫沃斯托夫选择了前者。保留宫廷侍从称号仍可竞选杜马议员。正逢举行第四届杜马选举，沙皇担心杜马左倾，便把内地所有反动分子“选入”杜马，赫沃斯托夫也在其中。这样他便来到京城。1911年拉斯普京路经下诺夫哥罗德时找过赫沃斯托夫，赫沃斯托夫慑服斯托雷平的权力没理睬他，拉斯普京为此一直耿耿于怀。一天，拉斯普京在饭店里同一名吉卜赛歌女争吵。只听吉卜赛女人说：“大胡子，把钱交足再上我的床，不然我打烂你这张丑脸。”拉斯普京没带足钱，心情很坏。这时他碰到也到饭店来的赫沃斯托夫。拉斯普京对他说：“我路过下诺夫哥罗德时你招待过我吗？”赫沃斯托夫此时已知道拉斯普京的权势，只嘿嘿地笑。后来一起喝酒，怨气消除了。拉斯普京嫌吉卜赛人唱得不好，指了指赫沃斯托夫：“唱呀，让这群狗崽子看看俄国人是怎么唱的。”赫沃斯托夫用动听的男中音唱起来，并拍着手轻盈地跳起舞来。拉斯普京也跟着跳，开心极了。跳完舞，两人拥抱在一起。拉斯普京说：“你小子真行，能干点事。”几天后，皇后给大本营的丈夫写信：“你需要一个精力充沛的大臣。如你需要他，打电报告我：赫沃斯托夫能行，我就明白了。”连用语都是拉斯普京式的。接着赫沃斯托夫又到维鲁博娃那儿“面试”，维鲁博娃对赫沃斯托夫的印象也很好。沙皇马上收到皇后的信：“你要能见到赫沃斯托夫就好了。何时回来？我问这问题是想撤换谢尔巴托夫（坚决反对拉斯普京的内务大臣），杀杀大臣们的威风。”几天后，皇后又写信说：“真的，我觉得我长尾巴了（俄语中尾巴同赫沃斯托夫谐音）。”1915年 9月，赫沃斯托夫被任命为内务大臣，取代了谢尔巴托夫。赫沃斯托夫做梦也没想到唱歌能唱出内务大臣来。

ys1937

续

    赫沃斯托夫当上内务大臣后马上同提携自己的恩人冲突起来。沙皇专列的行程表是内务部制定的，赫沃斯托夫只把沙皇行动路线的副本交给皇后一人，但德国人马上就知道了。沙皇专列刚驶离萨尔内车站，立即被内务部情报部门阻拦，因为德国轰炸机迎面飞来。原来皇后把行动路线副本给拉斯普京看了。皇后在信中宽慰丈夫：“赫沃斯托夫把你的秘密行动路线告诉我，我对任何人都只字未提，只告诉了咱们的朋友，以便他随处保护你，为你的安全祈祷。”行动路线肯定是拉斯普京酒醉后泄露出去的。苏联学者无法确定拉斯普京是德国间谍，但皇后所知道的重要情报他都知道。他清醒时并不谈政治，但喝醉后爱吹嘘他同皇后关系如何亲密，什么都说。德国情报部门不利用他便是傻瓜了。如果沙皇专列遭敌机轰炸，承担责任的将是内务大臣。于是赫沃斯托夫想方设法在皇后眼中败坏拉斯普京的威望。他把拉斯普京灌得烂醉如泥后立即送往皇村，让他现出原形，哪知一到皇村他马上清醒。他又听说拉斯普京想让施秋梅尔当大臣会议丰席兼内务大臣，取代他和哥罗梅金。他听后怒火中烧。大喊一声：“我要砸烂这个联盟。”他在街上截住拉斯普京，把他带到内务部密室。拉斯普京说他同施秋梅尔没有任何关系，一定让赫沃斯托夫当大臣会议主席，两人友好分手。赫沃斯托夫发现拉斯普京仍在把施秋梅尔往大臣会议主席宝座上捧，发誓把拉斯普京打倒，撵出皇室。赫沃斯托夫本是恶棍，恶棍斗恶棍，采用的当然也是恶棍的手法。赫沃斯托夫有件秘密武器：黑山修士马尔达里。这位俊美非凡的男子已在贵族太太、小姐们的卧室里“修行”两年了，床上工夫不让拉斯普京。赫沃斯托夫把马尔达里找来，直截了当对他说：“钱，我不给，你从娘儿们身上去捞。但我保你仕途坦荡。去搞维鲁博娃，她虽有点瘸，但这别有韵味。”马尔达里很快回来报告，维鲁博娃搞到手了。“现在撩起教袍去干皇后！”内务大臣命令道。但这次没成功，因为马尔达里急于报捷，战术不对头，被赫沃斯托夫赶走，所以在俄国辉煌的面首史里没有留下马尔达里的名字。一计不灵又生一计。赫沃斯托夫让警察司司长别列茨基毒死拉斯普京，但别列茨基没毒死拉斯普京，只毒死了他的猫。赫沃斯托夫把宪兵将军科米萨罗夫召来，把十万卢布往他面前一摆，说道：“你把这头骟猪给我宰了。”宪兵将军拒绝了，说他不是职业杀手。赫沃斯托夫想起伊利奥多尔神甫在国外出版的《圣鬼》，里面有大量揭发拉斯普京和皇后的材料，用这本书打垮拉斯普京，连同皇后一起搞臭。他派亲信到国外去找伊利奥多尔神甫，但亲信在边境上被捕，并马上招供了。赫沃斯托夫的尾巴反而被人抓住。但赫沃斯托夫并不示弱，在内务部举行记者招待会，把拉斯普京的全部丑闻都公布出来，不少地方自然牵扯到皇后。报刊检查官禁止发表他的谈话，他本人被沙皇撤职。赫沃斯托夫又败在拉斯普京手下。这份极为有趣的谈话记录十月革命后才发表，但他已无缘得见，因为1918年他被枪决了。
        在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大力支持下，拉斯普京把施秋梅尔捧上大臣会议主席的宝座。施秋梅尔的祖先是来自德国的犹太人，他的姓便是德国人的姓。皇后和拉斯普京逼迫沙皇任命施秋梅尔为大臣会议主席，沙皇觉得在同德国作战期间任命一个姓德国人姓的人担任大臣会议主席不合适。他对皇后说，任命施秋梅尔为大臣会议主席将在国内产生“雷击”效果。拉斯普京说：“我看那老头不错。我跟他亲过吻，他哭了。”1916年 1月20日，施秋梅尔就任大臣会议主席，在国内引起一片反对声，皇族也起来反对。沙皇御弟米哈伊尔来到大本营质问沙皇，沙皇回答道：“施秋梅尔是个好人。”米哈伊尔立即反驳道：“这对一个大国的大臣会议主席来说还很不够。老百姓在思考：这是政府无能还是背叛？”沙皇把话岔开。他忘记了十年前自己对施秋梅尔的严厉批示：“二十四分钟内赶走这个贼。”那时施秋梅尔担任雅罗斯拉夫尔省省长，是个不折不扣的强盗。他把农民的奶牛、母猪甚至小鸡都赶进自己庄园，对没有东西可抢的农民严刑拷打。他的劣迹呈报给沙皇时，沙皇大怒。才有“二十四分钟内赶走这个贼”的批示。杜马主席罗将柯带头反对这项任命，认为这表示对德国投降。第四届杜马大多数议员同样反对，他们都是沙皇挑选出来的最保守的君主主义者。他们坚决拥护君主专制制度，但反对沙皇听信皇后和拉斯普京的话任命施秋梅尔为大臣会议主席。
    陆军大臣苏霍姆利诺夫是老色鬼，当大臣只是为年轻的太太捞钱。为领取出差费，他不惜从京城到远东海参崴，抵达后并不下火车便立即返回。辎重运不到前线，士兵不但没有弹药，连服装也没有。他对战术一窍不通，一味强调冲锋。苏霍姆利诺夫被杜马弹劾，关进彼得保罗要塞。苏霍姆利诺夫太太为拯救身陷缧绁的丈夫，只得去找拉斯普京：“救救我丈夫，别让他蒙受耻辱。”拉斯普京回答得很干脆：“脱衣服上床。”在这张床上将裁定帝国第一大案。苏霍姆利诺夫主持陆军部六年，其他渎职行为不算，仅贪污就高达八十多万卢布。拉斯普京带苏霍姆利诺夫太太去见皇后，皇后听完她悲惨的爱情故事落泪了。但要释放苏霍姆利诺夫，必须得到司法大臣亚历山大·赫沃斯托夫（前内务大臣赫沃斯托夫的叔叔）的批准。皇后召见司法大臣，一连两小时向他解释苏霍姆利诺夫无罪，应立即释放。没想到老赫沃斯托夫不肯放人。他说不能释放判决过的重犯。拉斯普京给皇后出主意，不放人就撤换司法大臣。皇后同施秋梅尔商量后换上马卡罗夫，即斯托雷平内阁的内务大臣。谁料马卡罗夫也是拉斯普京的仇人，不但不放苏霍姆利诺夫，还逮捕了替皇后秘密向德国汇钱的犹太银行家鲁宾施泰因，气得拉斯普京大骂皇后：“这个臭娘儿们怎么事先不跟我商量一下。我把多勃罗沃利斯基浑身打上肥皂，现在塞不进去了。”但他最后还是把赌棍多勃罗沃利斯基塞进司法部，苏霍姆利诺夫才得以释放。床上决定的事拉斯普京一定办到。
    苏霍姆利诺夫的继任者波利瓦诺夫是位出色的陆军大臣，他入主陆军部后大刀阔斧地整顿，把一个烂摊子变成行之有效的机构。道路畅通了，弹药供应充足，士兵有衣服穿。苏联历史学家公正地指出，没有波利瓦诺夫，俄军无法抵抗德军。但波利瓦诺夫也是拉斯普京的对头，拉斯普京便向皇后进谗言：“波利瓦诺夫太傲慢，皮鞋总是咯吱咯吱响，折磨人神经，可找到什么可显摆的了！”于是皇后逼沙皇：“你要答应我，立即撤换陆军大臣，为了你自己，为了你的儿子和祖国。”波利瓦诺夫被免去陆军大臣的职务。沙皇撤换大臣有如走马灯，读者看得眼花缭乱。这不能怪本书作者，要怪只能怪沙皇了。我译这本书时开头也弄得晕头转向，后来列了一张表才弄清楚：从1914年至1916年两年期间。大臣会议主席换了四个，内务大臣换了六个，陆军大臣换了四个，外交大臣换了三个，司法大臣换了四个。绝大多数大臣都是按拉斯普京的意愿任免的。沙皇到大本营之后，拉斯普京通过皇后竟指挥起军队来。他说做了一个梦，得到神的启示，应在里加附近进攻。沙皇便下令进攻，结果俄军大败。西北战线司令官鲁茨基将军来到大本营，向沙皇指出不能这样打仗，不久便被撤职。此时拉斯普京已到了天怒人怨的地步，不仅全国老百姓憎恨他，贵族对他也忍无可忍了，必除之而后快。
    杀死拉斯普京的三个人都是君主主义者。他们是为维护罗曼诺夫王朝、捍卫专制主义而杀死拉斯普京的。对这三位谋杀者简略介绍一下。
    德米特里·帕夫洛维奇大公（1891—1942年）是尼古拉二世的堂弟，父亲帕维尔是亚历山大三世的兄弟。他母亲是希腊公主。因丈夫同嫂子埃拉有染，生德米特里后羞愤自杀。埃拉是皇后亚历山德拉的胞姐，所以德米特里自小便时常出入皇宫。沙皇和皇后都很疼爱他。德米特里流亡国外后回忆道：“根据盗马贼、肮脏淫乱的庄稼汉写的文理不通的条子安插他的人，这些人不可能管理好我们的国家……旧体制必然把罗曼诺夫王朝引向毁灭。劝告无效，只好采用谋杀手段。”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身居瑞士，多次发表反对希特勒的讲话，并坚信苏联红军必定战胜德国法西斯。他至死都是忠诚的爱国主义者。
        尤苏波夫公爵（1887—1967年）是俄国最富有的家族的后裔，娶沙皇外甥女伊琳娜为妻。他同皇室关系密切，可以随时看望舅舅和舅妈。革命后流亡巴黎，财产都留在国内，过着清贫的生活。出版过《放逐之前》、《放逐之后》和《拉斯普京之死》等书。希特勒向苏联发动进攻后，拼命拉拢尤苏波夫，许诺归还他全部财产，并拥立他为沙皇，但遭尤苏波夫言辞拒绝。战后，苏联记者到巴黎访问他，他问起自己的旧居现做什么用，记者告诉他现在是列宁格勒市教师之家。
    普利什凯维奇（1870—1920年）没有显赫的身份，但有杜马和黑色百人团的支持。他曾是黑色百人团的思想奠基人。他从不掩饰自己的反动观点，是民主的顽固敌人。他以君主主义者的方式热爱专制王朝，热爱俄罗斯。他坚决反对杜马中资产阶级左翼政党，仇恨二月革命，主张推翻克伦斯基领导的临时政府，复辟沙皇的专制政权。克伦斯基把他关入监狱。十月革命后，他走出牢房，转而反对苏维埃政权。后被犹太复国主义者毒死。
    谋杀拉斯普京只是他们阴谋的第一步。谋杀成功后立即调四个近卫军团包围皇村，用刺刀逼迫尼古拉二世逊位，把皇后亚历山德拉关入修道院。宣布皇储阿列克谢继位，尼古拉二世的皇叔尼古拉沙为摄政王。他们的阴谋未能得逞，反而受到沙皇的严惩。
    如何处死拉斯普京，在什么地方处死，是他们考虑的重点。杀死人比消灭尸体容易。他们决定在尤苏波夫府邸的地下室毒死拉斯普京，然后把尸体抛入涅瓦河。下手日期定在1916年12月16日。尤苏波夫把地下室装饰得宛如豪华客厅，然后把拉斯普京诱入地下室，请他品尝搀有氰化钾的点心和甜酒。下毒的事由拉佐韦尔特医生完成，他在点心和酒里撒入大量剧毒，一块点心或一杯酒便可马上使人毙命。为引诱拉斯普京入圈套，尤苏波夫开始同他接近。他们曾一度一起纵酒寻欢，再次接近并不突然。尤苏波夫知道拉斯普京是好色之徒，便用自己艳绝一时的妻子伊琳娜做诱饵，答应安排他们见面。拉斯普京听说把伊琳娜介绍给他，喜出望外，马上答应到尤苏波夫家做客，条件是尤苏波夫必须亲自去接他。12月16日深夜，尤苏波夫把他接到地下室。同伙躲在楼上。尤苏波夫请拉斯普京品尝下过毒的点心和甜酒，拉斯普京吃了三块点心，喝了几杯甜酒。尤苏波夫等待拉斯普京倒毙，但他毫无反应，只要求赶快请伊琳娜出来见他。尤苏波夫惊呆了，不是氰化钾是假的便是拉斯普京确实有神力，因为下的剧毒足够毒死几十个人。尤苏波夫借口上楼招呼伊琳娜，对同谋者说毒药对拉斯普京不起作用。他们决定如果毒不死他便用手枪把他打死，决不能让他活着出去。尤苏波夫拿了一把手枪下楼，拉斯普京说喉咙发痒，要喝茶。拉斯普京转身看尤苏波夫橱柜上装饰的十字架，这时尤苏波夫朝他后背开了一枪，拉斯普京应声倒地，德米特里和普利什凯维奇等人冲下楼来。医生把拉斯普京的脉，已经没有脉搏了。医生宣布拉斯普京已经死亡，大家把他拖出地下室，放在雪地上。德米特里等人进屋取毯子，好把尸体裹起来，投入涅瓦河。尤苏波夫一人面对死尸，忽然发现拉斯普京睁开眼睛，接着一跃而起，向他扑过来。一场搏斗开始了。尤苏波夫好容易挣脱出来，拉斯普京向大门跑去。一边喊道：“尤苏波夫，尤苏波夫，我明天就告诉皇后。”普利什凯维奇听到外面喊声跑了出来，看见拉斯普京向门口跑去，朝他开了一枪，没打中，又开了一枪，仍未打中。这位神枪手紧张起来，莫非拉斯普京真有咒语保护，他拼命镇静下来，开了第三枪，这一枪打中脑袋，拉斯普京倒下了。尤苏波夫公爵邸宅里的枪声引起警察的注意，跑来询问为何开枪，普利什凯维奇激动地对警察说他们杀死了拉斯普京，叫他不要向上面报告。接着，德米特里亲王用汽车把拉斯普京尸体拉到涅瓦河边，扔进冰窟窿里。凶手都不是职业杀手，留下许多可疑之处，警察根据这些蛛丝马迹，很快便查到他们头上。几天后。拉斯普京的尸体被发现。尽管他们面对铁证仍矢口否认谋杀拉斯普京，但沙皇对他们严惩不贷：德米特里亲王押往波斯，听凭波斯特遣部队司令官巴拉托夫将军处置。尤苏波夫公爵流放到库尔斯克省拉基季诺村。沙皇的命令倒救了这两个人。尤苏波夫十月革命后也流亡国外。不然尤苏波夫肯定活不到1967年，德米特里也未必活到1942年。
        这三位君主主义者所做的即中国时常发生的“清君侧”。尤苏波夫在《拉斯普京之死》一书中明确说：“我们认为拉斯普京仅是一个赘瘤，必须割除，以便俄国的君主政体恢复蓬勃的生机……人们相信皇上如今定会斥退包围着他的拉斯普京集团，亲近忠于皇上的正人君子。”这不过是他们的一厢情愿而已。
    尼古拉二世是专制君主，凡事一人说了算，很少采纳大臣们的建议，杜马形同虚设，除皇后外只信任拉斯普京一人。这一点，他远不如他远祖叶卡捷琳娜二世。女皇养面首，但并不只听面首的话，时常征询大臣们的意见，能做到公“私”分开。尼古拉二世在皇后的巨大影响下把国事变成家事，把拉斯普京当成家庭成员，反对拉斯普京便是反对他本人。尼古拉二世为俄国的昌盛发达做了什么呢？什么也没做，放弃了几次改革的机遇。但他对未来的革命却作出巨大的贡献。他屈从皇后的意志，听信拉斯普京的妖言，把国家机器搞得如此腐烂，激起全国各阶层对皇室的极端仇恨，以致军队不肯镇压群众，将军拒绝下命令，士兵拒绝向群众开枪，自己不得不逊位，否则，也许罗曼诺夫王朝还能苟延残喘一段时期。这对革命是千载难逢的机遇，列宁抓住了这个机遇。克伦斯基说没有拉斯普京便没有列宁。如果拉斯普京不把政权搞垮，便不会爆发二月革命，列宁也就无法夺取政权了。从这个意义上想想克伦斯基的话，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原载《邪恶势力》，群众出版社2000年版）

彼亦一是非

ys1937 兄，有没有营救牛兰那一篇？我想看看。

ys1937

ys1937 兄，有没有营救牛兰那一篇？我想看看。
彼亦一是非 发表于 2009-9-27 15:24

19、朱正：营救牛兰

营救牛兰

朱正

    1931年 6月15日，共产国际潜伏在中国的秘密工作人员牛兰和他的妻子在上海四川路235号住处被公共租界巡捕房逮捕。
    牛兰（1894—1963年），本名雅科夫·马特维耶维奇·然德尼科，牛兰是他在中国所用的许多化名之一。出生于乌克兰，苏联契卡（克格勃的前身）工作人员。共产国际东方部在上海设立远东局，他就在远东局联络部工作，负责管理秘密电台、交通及经费等事项。另一个身份是红色工会国际分支机构泛太平洋产业同盟秘书处秘书。因共产国际信使约瑟夫在新加坡被捕后供出了他来，他也就在上海被捕了。逮捕的时候发现他们夫妇随身携带有多国护照，在上海有多处住所，足以表明这不是普通的外国侨民。8 月10日由中国方面引渡，14日押解南京，以“危害民国”罪受审。
    牛兰被捕，苏联立刻进行营救活动。一个通常的例行的程序，是发动各国有影响的知名人物向中国发出抗议和营救的电报，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另一方面，也计划采取更直接的营救措施。据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著《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一书中透露：“营救牛兰夫妇既有公开的、也有地下的活动——外国方面由理查德·左尔格（有时用“约翰逊”这个名字）领导，中国方面是潘汉年。”（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 291页）杨天石在《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一书中也说到了这事：“为了营救牛兰夫妇，zhonggong保卫部门和苏联红军总参谋部上海站迅速共同制定了计划，由潘汉年和该站工作人员里哈尔德·左尔格共同负责。此后，宋庆龄即与他们密切配合，为营救牛兰夫妇做了许多工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 371页）
    宋庆龄是为母亲奔丧，于1931年 7月末离开德国，8 月13日到达上海的。据前引爱泼斯坦的书中透露，“当她还在柏林或返国途经莫斯科时，就已有人告诉她关于牛兰夫妇的危难并请她援助。”（第 290页）她不负所托，回国之后立刻把这事担当了起来。
    左尔格、潘汉年营救活动的材料，我见到的有东德作家尤利乌斯·马德尔著的《佐尔格的一生》一书（群众出版社中译本，1986年版）。其中有一小节的标题是“营救两位同志的斗争”，写的就是佐尔格受命营救牛兰夫妇这件事。看来这书的译者没有查阅相关资料，以致书中根本没有出现“牛兰”一名，只用诺伦斯、努伦斯等名字，而且把牛兰被捕时的公开身份“泛太平洋产业同盟上海办事处秘书”译成“工会的远东泛和平主义秘书处的干部”。但是书中说的一些情节，例如说“1931年 8月14日，英国巡捕把鲁格夫妇交给了蒋介石警察局”。可知说的就是营救牛兰夫妇的事。
    佐尔格为营救而进行的活动，这书中说，“佐尔格小组成功地与被关在死牢里的鲁格夫妇取得了联系，并随时用电台向莫斯科中央总部报告营救工作的进展情况。”具体的营救方案，这书中说：“佐尔格了解敌人官僚体制的弱点，要求组织给他送来两万美元，用以贿赂南京腐败的军官和法官。”（第69页）接着，这书中详细叙述了“组织上派两位德国同志担当秘密交通员”，各携两万美元分途前往上海送交佐尔格的经过。这两位秘密交通员中的一个是奥托·布劳恩，就是后来在江西指挥红军作战的大人物李德。他在《中国纪事》一书中没有说到自己担任送款专使这事，但是谈到了用行贿的办法营救牛兰的事。他说：“1930年，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人员诺伦斯·鲁格被捕，他办公室里的许多文件也被查出，只是当时对腐化的中国法官进行了贿赂，才使他免受死刑和处决。”（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 3页）
    GCD中央特科在这件事情上给予了佐尔格小组一些怎样的合作，公众当然无从知道这个秘密。公开的活动却是可以知道的。陈修良著《潘汉年非凡的一生》一书中说：
潘汉年在“特科”工作期间，遇有必要，他可以不顾个人安危，通过各种公开合法关系与敌人斗争。1932年，国际进步人士牛兰博士夫妇被国民党拘捕，扣押在南京，引起了上海文化界的愤慨。潘汉年挺身而出，进行营救牛兰夫妇的斗争。他利用社会合法形式，在汉口路老半斋菜馆请客，邀集上海一些名人，如柳亚子、田汉、郑振铎等，商讨联合发表致南京国民党政府函电，表示抗议，要求立即释放牛兰夫妇。（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22页）
    从另外的资料中可以知道，这次宴请的日期是1932年 7月10日。
    营救的结果，据《佐尔格的一生》书中说：
    这两位送钱的德国共产党党员圆满地完成了党组织交给他们的艰巨任务，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将钱送到了目的地，交给了佐尔格。佐尔格收到钱后，立即开始实施他的计划。他成功地用这笔钱贿赂了国民党政府内的有关人员。1932年 6月，鲁格夫妇获释。并被允许离开了中国。（第70页）
    这就与事实完全不符了。这是蒋介石直接过问的要案，不论多少美元行贿都不可能成功。    牛兰夫妇是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之后才趁机出狱的。这些都是后话了。
    宋庆龄营救牛兰最重要的一次行动，任何他人也无法代替她的行动，是她亲自出面同蒋介石本人谈判：中国释放牛兰夫妇，苏联遣送蒋经国回国。当年前往苏联留学的蒋经国，这时已经是苏联手中的人质了。显然，只有苏联最高层（或者说，就是斯大林本人）才能作出这种交换高级人质的决定，才能出动宋庆龄这样高级的谈判代表。这也可以看出苏联方面是如何看重牛兰这一要员了。中国方面也同样看重牛兰这一要犯。前引杨天石书中有蒋介石1931年12月16日日记：
    苏俄共产党东方部长，其罪状已甚彰明。孙夫人欲强余释放而以经国遣归相诱。余宁使经国投荒，或任苏俄残杀，而决不愿以害国之罪犯以换亲儿。绝种亡国，天也，余何敢妄希幸免！但求法不由我毁，国不为我所卖，以保全我父母之令名，无忝此生则几矣。区区嗣胤，不足撄吾怀也。（第 370页）
    在这本书里，作者杨天石讲了他对这事的看法：
    以蒋经国交换牛兰夫妇，这一主意显然来自莫斯科。牛兰夫妇被捕后，莫斯科不仅动员了许多国际知名人士出面营救，而且愿意以蒋经国交换，这一事实说明牛兰夫妇在共产国际中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同时，这一条件通过宋庆龄提出，也显示出宋和莫斯科方面的密切关系。有材料说，宋庆龄是共产国际发展的秘密党员，这是可能的。（第 374页）
    外国名流的抗议电报，潘汉年左尔格的秘密计划，以蒋经国作交换的提议，所有这些都没有达到营救牛兰的目的。宋庆龄又采取了一项新的行动。据前引爱泼斯坦的书中说，“在营救牛兰夫妇的公开活动中，宋庆龄是中心人物。1932年 7月12日，她组成了‘牛兰夫妇救援委员会’。”（第 292页）这事在杨天石的书中是这样说的：“1932年 7月 1日，南京国民政府以‘危害民国’罪审讯牛兰。7 月 2日，牛兰以绝食相抗。11日，宋庆龄偕同牛兰夫妇的辩护律师陈瑛意到江宁地方法院看守所探视牛兰夫妇，劝他们进食。同日，与蔡元培、杨杏佛、斯诺等组织牛兰夫妇上海营救委员会，宋庆龄任主席。”（第 375页）《中国论坛》的编者伊罗生（英译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集《草鞋脚》的编译者）也以国际援救牛兰委员会代表的名义多次探监。
    据我看来，五个月之后成立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实际上就是由这“牛兰夫妇上海营救委员会”扩大改建的。除了原来营救委员会的成员大都成了同盟的盟员之外，还尽量吸收了一批重量级的文化教育界的知名人士入盟，更加重了这一组织的分量。除了仍旧把营救牛兰夫妇作为实际上的首要任务之外，还加上了营救其他##的任务，加上维护一般人权的口号，以争取更多的同盟者。我这看法有一个有趣的旁证。在前引爱泼斯坦的书中列举了参加“牛兰夫妇救援委员会”的部分成员名单，其中包括鲁迅和胡适（第 292页）。可是人们都知道，这两人都没有参加牛兰救援委员会，他们只参加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爱泼斯坦是把这两个团体混为一谈了，可见在他的心目中，这是一回事。还可以注意的一点是：在民权保障同盟成立之后，营救牛兰的活动即以同盟的名义进行，不再以营救委员会的名义进行了。
    （注：本篇是《关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几件事》一文的第二节。这篇全文见《鲁迅回忆录正误》增订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

ys1937

09、朱正：“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读皮库利的历史小说《邪恶势力》

“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读皮库利的历史小说《邪恶势力》

朱正

    1896年 5月26日，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在莫斯科举行加冕典礼。这场盛典就是一场灾难。那些为一只面包和一块香肠吸引来到霍登广场上的有五十多万人。而组织工作做得很糟，竟挤死了许多人，广场周围布满了尸体。这次庆典是由皇叔谢尔盖·亚历山大罗维奇主持的。人们要求审判他，追究惨案的责任。沙皇的反应却是：这事永远不许说。波别多诺斯采夫迎合着说：谁也没有打死人，是老百姓自己挤死的。公开承认皇室成员犯了错误，就等于削弱君主制度。
    尼古拉二世就这样戴上了沙皇的冠冕，开始了末代沙皇的统治。皮库利也就从这里开始了他的历史小说《邪恶势力》。小说写的是尼古拉二世一朝的故事，一直写到1917年二月革命他逊位为止。在这部小说里，他当然是个贯串始终的人物，却不能说是最重要的人物，比较起来，在小说中，皇后亚历山德拉就比他更重要些。而来自西伯利亚的农民拉斯普京，又比皇后更重要了。这三个人，就是邪恶势力的领袖。
    尼古拉二世本是个庸才，做了沙皇就只能是个昏君，却又要厉行专制独裁，以致民怨沸腾。到了1905年 1月 9日（俄历），在首都圣彼得堡发生了开枪射击和平示威群众的事件，打死一百多人，打伤几百人。这个“流血星期日”引起了一系列的罢工，农村暴动，士兵哗变，标志着俄国第一次革命暴力阶段的开始。在这一次革命中，对霍登惨案负有责任的皇叔谢尔盖，被社会革命党人卡利亚耶夫刺杀了。这谢尔盖，他长期兼任莫斯科军区司令，暴行累累，他的所作所为，用列宁的话来说，“甚至比许多革命者更能使莫斯科革命化”。社会革命党人刺杀他，是这一场革命题中应有之义。小说在写了这一场刺杀之后，还提到了这样一个细节：谢尔盖的妻子向当皇后的妹妹为刺客求情，她说：“我将终生感谢卡利亚耶夫，我知道，他冒着生命危险，曾经三次跑到马车前面，但没有投炸弹，因为看见我和孩子们坐在马车里……这种高尚行为促使我请求你们宽恕这个年轻人。”可是皇后不能欣赏这种高尚行为。卡利亚耶夫被绞死了。
    如果说，尼古拉二世的十年独裁专制已经足以激起这一场革命，那么，1905年拉斯普京被引进皇室，就使得情况更加速恶化了。他先是成了皇后的亲信，再通过皇后影响沙皇，直到可以干预国家的大政方针和大臣的任免，权倾一时。宫廷里昏天黑地的腐败，可以随便举几个小例，1915年秋天，这时已经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间，俄国正作为协约国之一同德国交战，皇后却要拉斯普京帮她悄悄把一大笔款子转入德国。一个小报记者勒热夫斯基，因为拉斯普京的关系当上了红十字协会的全权代表，享有在首都火车站倒卖急用车皮的权力，前方急需的榴弹炮也可以等一等，车皮要让给乔治·博尔曼公司运送巧克力！他这样做当然大有甜头。有人在他家的卫生间里发现，一个暗柜里藏了不少钱，还有一火柴盒没有加工的钻石。普罗托波波夫被拉斯普京安排出任内务大臣，做官可是要本钱的，他去向犹太商人借十五万卢布：“只要我当上大臣，就马上还，全部还清，甚至可以提高利率！”他当上了，觐见沙皇，沙皇问：“您已经参观过我夫人的医院啦？您觉着怎样？”新任大臣马上明白：即算自己没有裤子穿，也得把十万卢布奉献皇后。一个和拉斯普京关系很深的犹太冒险家犯了事，沙皇特地给司法大臣下了一道圣旨：“我命令您停办马努伊洛夫的案子，不要把他送交法庭。”司法大臣当然无力抗旨，他感慨说：“如果事情闹到要斩断我伸向暴露无遗的刑事犯的手的地步，这就意味着，帝国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
        他们也预感到来日无多了吧，他们也怀着对于日渐逼近的电闪雷鸣的恐惧。正像一句名言所说的那样：当他害怕的时候，他是可怕的。“俄国盛产名牌避雷器——绞刑架。”对此，小说作了这样的描写：“整个冬季都在##围剿，到处审判，法官们急不可待地对‘暴民’处以绞刑、枪决和焚烧。监狱人满为患。囚徒们甚至被杀死在牢房里。步枪从牢门的监视孔中伸进去，人紧贴墙站着，子弹就像钉子一样，把人钉在墙上。”
    在这里，关键的人物是拉斯普京。在皇后眼里，他是神人，是上帝的代表，他的谵语和梦呓，都是必须遵行的神谕。这事是怎样发生的呢？小说的作者有这样的议论：“大地上永远存在造神工厂……在期待神灵显圣的地方。逻辑思路已经变得不可思议，一切健全的意识都成为有害的东西。皇后认为僧侣、香客和疯修士是俄国人民中的精华。教会的主教中（是的！）也有具有哲学头脑的卓越人才。然而皇后恰恰不需要他们。如果疯狂的号叫更像神的启示，那又何必倾听凡人的明明白白的话语呢？”于是，拉斯普京应运而生。“假如不是腐败细菌大量繁殖的环境帮助拉斯普京，他也形成不了拉斯普京现象。”
    沙皇的堂叔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大公是个著作不少的历史学家，他以一个史学家的敏感和皇族的近距离观察这一切，他在日记里写下了自己的思考：“不可调和的社会主义的萌芽不断成长壮大，一想到发生在涅瓦河畔与皇村里的种种事情——拉斯普京之流……形形色色的德国佬，以及与他们臭味相投、狼狈为奸的俄国人——内心里便感到一阵恐怖。”作为皇室的一个成员，向沙皇进了最后一次忠告。这一封可说是直言极谏的奏折中说：“你信赖皇后，这可以理解。然而她所说的一切，都是对事实的巧妙歪曲……不要再听信她的枕边风了……你正处于新的动荡时代的前夜。我要进一步说——是崩溃时代的前夜。”他原来想，沙皇看完奏折就会把他逮捕起来，结果情况并没有这么严重，只不过派特务盯梢而已。
    盯梢发出危险警告的人，或者干脆把报警者抓起来，并不能阻止危局的出现。在前线，俄军在撤退；在后方，食品在涨价。对此，小说作了概括的描写：“不仅没有劈柴，也没有面粉、肥皂和黄油，煤油也很少运来。历史上俄国第一次知道何谓票证（糖有特制的券）。食品店从夜里便排起长龙。”看到这情况，大工厂主普梯洛夫无限忧心地说：“沙皇政权的日子已屈指可数，……现在革命一触即发，需要的仅仅是一根导火线。”
    一些与沙皇政权有着共同利益的人还在想把死马当作活马医。于是问题又集中到拉斯普京身上了。沙皇的弟弟米哈伊尔大公当面对沙皇提出“以前拉斯普京只是个笑料，现在已经是巨大的祸根，必须把他除掉。”可是沙皇并不这样看。再说，他也知道，皇后也决不会答应这样干，米哈伊尔这话算是白说了。
    既然不能说服沙皇来做这事，一些人就只好自己动手了。贵族尤苏波夫和杜马代表普利什凯维奇在1916年除夕设计把拉斯普京谋杀了。可是，正如舒利金对普利什凯维奇说的：“恶的根源难道仅仅在拉斯普京一人身上吗？杀死毒蛇有什么意义呢，如果早已经被它咬伤的话？拉斯普京的毒汁已经渗入我们帝国的血液，君主制已经不可救药了。我们设想一下，您杀死拉斯普京，俄罗斯难道就能变得好一些吗？你们拿起斧头的时间太晚了……在1905年就该这么做！”
    是太晚了。对于沙皇政权已经无法起死回生了。1917年 3月 8日彼得格勒爆发革命，15日尼古拉二世下诏逊位。距拉斯普京之死不过75天。这个妖孽可说是与尼古拉二世一朝相始终。
皮库利写的是小说，可不是“戏说”，书中人物和事件，大都在历史上实有其人实有其事。读它，可以大大增进我们对这一段历史的了解。在接受历史知识的同时，也接受了历史的教训。《中庸》里说的“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这一段历史提供了一个极明显的实例。
        这部书是蓝英年、谷兴亚两位先生合译的。蓝先生又是研究俄罗斯和苏联的著名学者，著作甚丰，深受读书界的喜爱。这部译本可说是信、雅、达三美兼备的精品。他写过一篇《俄国末代皇后与二月革命》（收在他所著的《苦味酒》里，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简明扼要地概述了这一段历史，读者最好先找来看看，再读这部《邪恶势力》。
    （原载《出版广角》月刊，2001年第 6期）

ys1937

10、蓝英年：俄国末代皇后与二月革命

俄国末代皇后与二月革命

蓝英年

    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被称为血腥的尼古拉。他登基后发生过霍登惨案、流血的星期日和1905年革命。这笔账算在他头上并不冤枉他，因为他是一国之君，理应对这几桩血债负责。但霍登惨案他事后才知道，“心情非常沉重”。1905年 1月 9日加邦牧师率领工人到冬宫向沙皇呈递请愿书，大臣会议认为在群情激愤时刻（旅顺口刚刚陷落）不宜举行游行，由司法大臣和内务大臣劝阻加邦取消游行计划。但加邦非但不劝阻，反而向游行的工人保证沙皇一定会接受请愿书，结果士兵向和平游行群众开枪，死伤数千人。尼古拉听到后“极为震惊”。1905年各地工人罢工，农民暴乱，各地政府对工人农民进行残酷镇压。后尼古拉作出让步，10月17日颁布宪法，批准成立杜马，暂时缓和了国内矛盾。
    尼古拉恶名昭著，把皇后亚历山德拉遮盖住了。史书只提血腥的尼古拉，而不提亡国的亚历山德拉。其实亚历山德拉对罗曼诺夫王朝的覆灭起的作用要大得多。从罗曼诺夫王朝立场上看，亚历山德拉应了中国古代“妇人误国”的古训。但如换个角度，未尝不可说她是二月革命的发动者，罗曼诺夫王朝的掘墓人。
    亚历山德拉是德国黑森——达姆施塔特公国的公主，素有欧洲祖母之称的英国维多利亚女皇的外孙女。她早年丧母，被外祖母接到英国，受的是英国贵族传统教育。她姐姐嫁给尼古拉二世的皇叔谢尔盖大公。她到俄国参加姐姐婚礼时遇到当时正是皇太子的尼古拉，两人一见钟情，1896年结婚。尼古拉是忠实的丈夫，慈祥的父亲。婚前他曾同芭蕾舞女演员有过一段恋情，但婚后对亚历山德拉一往情深。在俄国沙皇中用情如此专一者恐怕只有他一人。尼古拉生性柔弱，胸无主见，遇事迟疑不决，本非帝王之才。亚历山德拉则性格刚愎，易于激动，甚至歇斯底里，并迷信鬼神。但这对夫妻极为恩爱，他们遗留下的六百五十三封书信便是佐证。
    亚历山德拉初嫁到俄国时，对一切不习惯，又不会讲俄语，惧怕社交，躲入深宫。罗曼诺夫皇族对她也不亲热，皇太后就不喜欢她。她交结了嫁给俄国大公兄弟的黑山公主姐妹，她们都是神秘主义者，相信招魂术。1906年黑山公主姐妹把“神人”拉斯普京引见给亚历山德拉，从此拉斯普京便成为她最信任的朋友，精神上的支柱。
    拉斯普京是俄国历史上最神秘的人物之一。不知多少人研究过他，但他的真正面目至今若隐若现。他是西伯利亚农民，少年时胆大妄为，放荡不羁，后忽得神启，痛改前非，皈依东正教，云游四处，朝拜圣地。据说他具有特异功能，眼睛可催眠。他为人狡猾，善于应变，观察力很强。1905年他从西伯利亚波克罗夫村来到彼得堡，已以“神人”面目出现在上流社会妇女崇拜者面前。她们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把他奉若神明。1906年他被引见给沙皇一家后，很快揣摩透他们的心思，讨得他们欢心，成为他们最亲近的朋友。拉斯普京在皇后庇护下一度权力无边，炙手可热，可随意任命撤换大臣。但他并无政治野心，只求别人不要妨碍他过寻欢作乐的日子。1916年被尤苏波夫等贵族杀死。
        亚历山德拉结婚后一连生了四个女儿，愁肠百结，一心渴望生儿子——王位继承人。1904年终于生下皇太子阿列克赛。但灾难也随之降临。维多利亚女皇是血友病基因携带者，她的女儿们嫁到欧洲各国皇室，把血友病也带到那里。女性是基因携带者，生出儿子可能是血友病患者。血友病患者身体外部受伤流血不止，内部出血无法制止，引起外部肿胀，疼痛难忍，以致死亡。亚历山德拉盼望多年的儿子阿列克赛便是血友病患者。她为王位全力看护儿子。但阿历克赛已犯过几次病。1912年阿列克赛又犯病了，并且病情十分严重，疼痛得昼夜号哭。亚历山德拉请遍名医。个个束手无策。宫廷已准备发表太子逝世的消息。亚历山德拉给返回波克罗夫村的拉斯普京拍了份求救电报。拉斯普京立即回电：“上帝见到您的眼泪，听到您的祈祷。请不要过度悲哀。小家伙死不了。病情并不像您想象的那样危险。别再让医生折磨他。”奇迹发生了，亚历山德拉收到电报后，阿列克塞不再疼痛，沉沉入睡。病情逐渐转好。1915年 1月，亚历山德拉女友维鲁博娃从皇村乘火车返回彼得格勒，路上出了车祸，头盖骨砸破，椎骨断裂，从废墟中抬出已不省人事。尼古拉和亚历山德拉去看她，医生说已无望生还。拉斯普京闻讯赶来，抓住她一只手呼唤乳名：“安努什卡，安努什卡，醒醒，站起来。”维鲁博娃果然站起来。拉斯普京满头大汗，疲惫得快站不住，说道：“她不会死，但残废了。”维鲁博娃果真活下来了，但走路拄拐杖。这两件事对亚历山德拉影响极大，拉斯普京在她心中巩固了“神人”地位。
    1904年以前，亚历山德拉对国事不感兴趣，从不过问。1904年以后她开始关心国事，因为同儿子未来王位有关。但并未过分干预。她主要的活动是听拉斯普京的“神谕”，并为“神人”的不体面行为辩解。拉斯普京越来越放荡，肆无忌惮。贵妇们有事求他，一定要与他一起洗澡或上床。他的荒淫无耻行径受到社会舆论猛烈指责。再加上他反对战争，报刊便说他和替他辩解的亚历山德拉是德国的帮凶，俄国的祸害。1914年 8月尼古拉对德国宣战，英法接着也对德国宣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时拉斯普京被识破他真相的女崇拜者古谢娃刺伤，在秋明养病。他后来对人说：“要不是那臭婊子用刀刺伤我，绝不可能爆发战争，我不允许。”战争也使亚历山德拉陷入绝望。德国是她的祖国，俄国是她丈夫的国家，理智上应当支持俄国反对德国，实际上她也是这样做的。二月革命后临时政府对她审查，未曾发现她通敌的证据。
    战前拉斯普京同皇室的关系已成为社会舆论和第三届杜马抨击的目标。亚历山德拉也狂热地同任何反对拉斯普京的人作战，并且战无不胜，因为尼古拉总是屈从于她。大臣会议主席科科夫佐夫秉承皇太后旨意，向尼古拉报告拉斯普京的劣迹，亚历山德拉知道后要求尼古拉撤换科科夫佐夫，科科夫佐夫便被七十六岁的老臣格列梅金代替。格列梅金已风烛残年，对亚历山德拉（实际是拉斯普京）言听计从，成为他们手中的工具。然而亚历山德拉的对手并非都是软弱可欺之辈。莫斯科宪兵团团长准科夫斯基把拉斯普京在莫斯科雅尔饭店寻衅逞凶之事报告给俄军最高总司令尼古拉沙大公，尼古拉的皇叔。这位把拉斯普京恨之入骨的总司令拿着这份报告去找尼古拉，大声喊道宫廷里有股恶势力，要把皇后和拉斯普京召到大本营，按家族方式解决。总司令要处死拉斯普京，然后把亚历山德拉关进修道院。尼古拉惊慌地回答道：“这件事我一点也不知道，连想都没想过。”尼古拉当然不会把他们召到大本营，因为不久前拉斯普京想到大本营为将士祝福，总司令曾说：“欢迎，他一来我立刻把他绞死。”亚历山德拉到大本营看望尼古拉时，曾劝说总参谋长阿列克赛耶夫接见拉斯普京，总参谋长当面回答皇后：“他一来我就辞职。”
        1915年 9月尼古拉撤换了俄军最高总司令尼古拉沙，自任总司令。这是尼古拉所犯的致命错误，在俄军节节败退时刻自任总司令，必将承担战争失利的一切责任。毫无缘由地撤掉在军队中威信极高的尼吉拉沙，将领们不会赞成，必将疏远尼古拉，使他得不到军队的支持。这在1917年 2月充分表现出来。撤换尼古拉沙的决定是在亚历山德拉的逼迫下做出的。亚历山德拉保护拉斯普京破坏了尼古拉同军队的关系，把军队从他身边推开。尼古拉亲任最高总司令之前，亚历山德拉还只是庇护拉斯普京不受人伤害。皇太子离不开拉斯普京，保护拉斯普京便是捍卫王位。尼古拉任总司令后经常呆在大本营。国内事务便由亚历山德拉独自处理。1916年 9月22日她给丈夫的信中写道：“……我已毫不羞涩，一点也不惧怕大臣们，俄语说得像喷泉！再没人笑话我的语法错误。他们看到我浑身充满精力，我把听到看到的一切都转告你，我是你后方坚强的支柱，你的眼睛和耳朵。”她向罗曼诺夫皇族、杜马、不听话的大臣以及一切反对拉斯普京的人宣战。皇族预感到这个歇斯底里的德国女人会毁掉罗曼诺夫王朝，1916年11月 1日在基辅会齐，商议对付她的办法。大家一致认为现在已到了灾难时刻，大臣会议实际上只听命于拉斯普京一人，完全藐视杜马，拉斯普京荒淫无耻的流言传遍全国，甚至传到前线士兵耳朵里。不仅民怨沸腾，大臣们已无法管理国家。必须让尼古拉让步，组成对杜马负责并得到人民信任的政府，坚决把拉斯普京赶出皇宫。大家公推尼古拉皇叔尼古拉·米哈洛维奇大公到大本营转达家庭决定。大公带着皇族致沙皇的信去见尼古拉。尼古拉未明确表态，把信转给亚历山德拉，她在11月 4日给丈夫的信中写道：“我读了尼古拉（皇叔）的信气炸了肺。你怎么不打住他，对他说，如果他再敢提到那个人（拉斯普京）和我，你就把他流放到西伯利亚去。”皇族做了最后一次努力，请亚历山德拉姐姐埃拉劝说她。埃拉刚一提到拉斯普京名字，亚历山德拉面色陡变，请姐姐马上离开。自此任命大臣的唯一标准便是喜欢不喜欢拉斯普京，或以拉斯普京的一时好恶为标准。一天夜间拉斯普京在酒店寻欢作乐，不满意茨冈人合唱，嫌低音不浑厚。忽然看见宫廷侍卫官霍沃斯托夫。侍卫官是个胖子，拉斯普京觉得他嗓子一定粗，让他同茨冈人一起唱。霍沃斯托夫也喝醉了，便扯着嗓子唱起来。拉斯普京听了大为满意，让亚历山德拉任命他为内务大臣。霍沃斯托夫在内务部看到拉斯普京的材料后恨不得杀了他，自然未被任命。七十六岁的大臣会议主席格列梅金已无力领导政府，十三名大臣中八人联合辞职。尼古拉也看到这样下去大臣无法治理国家，决意用司法部长霍沃斯托夫（侍卫官霍沃斯托夫的叔父）接替格列梅金。但亚历山德拉写信请他先等一等：“等到星期四我们的朋友见到他印象如何再做决定。”拉斯普京见到霍沃斯托夫，“他接见拉斯普京像接见求见者”，尼古拉自然不会任命这样的人了。拉斯普京亲信推荐的施蒂默尔接替了格列梅金。亚历山德拉给丈夫的信中写道：“他很看重拉斯普京，这一点极为重要。”施蒂默尔是奸佞小人，没有一点治国本领。政府渐渐瘫痪。亚历山德拉逐个报复签名辞职的大臣。军事大臣波利万诺夫是极有能力的人，一年多时间内给养和武器供应有了很大改观，对1916年冬天俄军大量歼灭德军起了决定性作用。但他厌恶拉斯普京，谴责施蒂默尔从军事部拨出四辆汽车供拉斯普京寻花问柳。波利万诺夫很快被撤职。外交大臣萨佐诺夫在协约国享有很高威望，英法两国对他尤为信任。他赞成欧洲议会制，亚历山德拉担心他的主张影响俄国的君主专制，对儿子的未来王位造成威胁，让尼古拉将他免职。外交大臣由施蒂默尔兼任，引起英法疑惑。两国大使都向本国政府报告，无法同对外交事务一窍不通的人打交道。二月革命后克伦斯基想把沙皇一家送往国外，英法两国拒不接受，便是撤换萨佐诺夫的后果。
    大臣会议中最重要的职位莫过于内务大臣。1916年10月沙皇突然任命普罗托波波夫为内务大臣，导致四个月后政府倒台。普罗托波波夫是拉斯普京吃喝玩乐的伙伴，同他一起嫖娼宿妓，一度染上了花柳病。亚历山德拉在给丈夫的信中写道：“拉斯普京恳求你任命普罗托波波夫，起码他认识我们朋友四年了，并非常爱他，这对任命一位大臣足够了。”
    施蒂默尔和普罗托波波夫的任命引起杜马的愤慨。仿佛斗牛士手中的红布，招惹得所有议员都要冲过去同他们拼命。立宪民主党领袖米留科夫站在杜马讲坛上大声吼道：“叛变和变节的可疑流言到处传播。这些流言涉及到高层人物，对谁都不留情……皇后的名字同围绕着她的冒险分子一再提起……是愚蠢还是变节？”杜马和政府势不两立。国家无人管理，城市居民没有燃料和面包。忍无可忍。尼古拉也觉得施蒂默尔治理不了国家，用特列波夫替换他。亚历山德拉知道后惊恐万状：“你竟撤换了大臣会议主席，我喉头哽塞……我非常难过，因为他爱我们的朋友。”特列波夫知道只要有拉斯普京干扰政府便无法正常运行，提出上任的先决条件是把拉斯普京走狗普罗托波波夫赶出政府。亚历山德拉立即到大本营找尼古拉，这对恩爱夫妻这次争吵得十分激烈，但亚历山德拉还是占了上风。普罗托波波夫保住内务大臣的位置。
    拉斯普京不仅对政府发号施令，还干预军事行动。1916年冬季布鲁西洛夫将军冲破奥军防线，大举向前推进，亚历山德拉给丈夫写信：“我们的朋友认为进攻太猛，牺牲过大。”尼古拉下令布鲁西洛夫将军停止进攻，错过取胜的战机。总参谋长阿列克赛耶夫绘制了两幅俄军军事力量部署地图。一份自己使用，另一份交给尼古拉。尼古拉的地图出现在亚历山德拉的梳妆台上。从现存史料上看，拉斯普京并未被德国情报机构收买，因为他现有的权力是任何情报机构所无法给予的。也未查到亚历山德拉通敌的证据。但只要向拉斯普京提供美酒和女人，他什么人都交往。而且说话无遮拦，有一次竟说“他想同王后干什么就干什么。”克伦斯基说，“德国情报机构不利用这个宝贝简直不可思议。”
    亚历山德拉同拉斯普京的关系闹得沸沸扬扬，报刊添油加醋，把他们的关系描写得耸人听闻，四处流传，连前线士兵都知道皇廷内出了德国奸细，士气一落千丈：我们在前线同德国人拼杀，宫廷里的“德国女人”却同德国勾搭。忠于沙皇的军队越来越少，连皇家近卫军也背叛了他。尼古拉成了孤家寡人。1917年 2月尼古拉的政权已到千钧一发之际，皇叔山德拉大公来到皇村，央求亚历山德拉不要再干预国事，管管家务就行了。亚历山德拉打断山德拉大公的话，两人大声吵起来。亚历山德拉从大公话中听出杜马要求撤换普罗托波波夫，气急败坏地要求尼古拉解散杜马，决不能撤换拉斯普京留下的人（这时拉斯普京已被尤苏波夫等贵族杀死）。杜马主席罗将柯听说尼古拉要解散杜马，立即赶去见他，两人谈了二十八分钟，未取得任何结果。罗将柯最后对沙皇说：“陛下，我们处于伟大事件前夕，结果难以预料。看来您选择了解散杜马这条最危险的道路。我确信不出三星期将爆发扫除一切的革命，您也保不住王位。”但罗将柯的话还是对尼古拉产生了影响，他把新任命的大臣会议主席戈里岑召来，决定“成立对俄国议会负责的内阁”。傍晚戈里岑再度被召入宫中，尼古拉告诉他要返回大本营：“我改变决定，今晚去大本营。”这是他同亚历山德拉商议的结果，她坚决反对君主立宪制，要把一个完整的君主专制国家留给儿子。
        3 月 8日（俄历 2月23日），即尼古拉返回大本营的次日，彼得格勒妇女到街上抢购面包，但面包店早已空空如也。愤怒的妇女捣毁了面包店，沿街高喊“面包！面包！”很多人加入她们的队伍，形成浩浩荡荡的游行大军。游行持续了四天，参加游行的人数越来越多，情绪越来越激昂。士兵们不但不向他们开枪，反而参加到他们队伍中。3 月10日游行队伍手举红旗，高喊：“打倒德国女人！打倒普罗托波波夫！打倒战争！”捣毁了内务部，释放出##。3 月12日（俄历 2月27日）近卫军也加入游行队伍，沙皇政府垮台，政权转入杜马手中。游行队伍手持红旗，高唱马赛曲来到杜马所在地塔夫利达宫。克伦斯基热烈欢迎他们，按人数比例把他们组成士兵代表苏维埃，军队一连出一名代表，一千个工人出一名代表，新组成的工兵代表苏维埃在塔夫利达宫另一个厅里办公。二月革命完成，两个政权并存时代开始。
    《联共（布）党史》第五章第五节写道：“在国际妇女节那天，即俄历二月二十三日，女工们响应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党委员会号召，纷纷跑到街道上去游行示威。”仿佛二月革命是布尔什维克领导的。这一节下面还有一段话：“当时布尔什维克党实际工作方面的领导，是由设在彼得格勒而以莫洛托夫同志为首的我党中央局负责实行的。”简言之，二月革命是以莫洛托夫为首的布尔什维克中央局领导的，但这同《莫洛托夫访谈录》中他自己的说法相矛盾。二月革命发生时他同中央局的另外两名委员什么也不知道。他们找到高尔基，高尔基告诉他们工兵苏维埃代表正在开会。莫洛托夫问在什么地方开会，高尔基告诉他在塔夫利达宫，他才找到那里去。游行队伍中有位姓尤列涅夫的布尔什维克，后成为苏联著名外交官，他不相信二月革命会成功，在克伦斯基办公室对社会革命党领导人说：“军营中的骚乱已平息。现在很清楚，工人和士兵将要分道扬镳，我们不应对革命抱有幻想。”他的话也证明布尔什维克并无发动二月革命的计划。
    俄国末代皇后亚历山德拉为捍卫儿子的王位做了她所能做的一切。如果尼古拉二世不事事屈从于她，听从理性的忠告，罗曼诺夫王朝还会苟延残喘下去吗？恐怕谁也无法断言。
    （原载《苦味酒》，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ys1937

11、朱正：怎样的天火

怎样的天火

朱正

    熊熊的烈焰在普罗米修斯高举的双臂间燃烧，这是他盗来送给人间的天火。旁边，是宙斯派来惩罚他的恶鹰，在啄食他的肝脏……这是装帧艺术家张守义为《张西曼纪念文集》设计的封面图案，应该说很有象征意义。
    《张西曼纪念文集》虽然在1995年 6月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可是不好称作新书。因为张西曼教授早在1949年 7月去世，书中所收的文章，大多是他在去今六七十年前的旧作了。今天把这些文章辑印成册，让人们看看六七十年以前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被认为其中的先进分子的见解，很能引起人们思考许多问题。
    1895年，即中日甲午战争之翌年，张西曼出生于湖南长沙的一个阀阅之家。堂兄张百熙是清末名臣，历任工部、吏部、户部、邮传部尚书；他曾弹劾李鸿章，举荐康有为，可说是有胆有识。张西曼本人于1911年和1918年两度赴俄国留学，接受了俄国文化的熏陶，后来更主张“接受苏俄伟大十月革命的组织方法和经验以促进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张西曼纪念文集》第 257页，以下简称《文集》）。这不但是他始终不渝的信念，而且可说是他一生的全部事业。他发起组织中苏文化协会，创办《中苏文化》杂志，以增进中国人对苏友好的感情。在这本纪念文集里，他的许多亲友都写到他在这一方面的贡献。他的同乡老友田汉在悼诗中说：
      能有几个人
      像他这样
      固执亲苏亲共的真理
      二十年如一日？
（《文集》第13页）
    老友常任侠说：“对于政治，他有一贯的对苏联人民友好的信念，对列宁崇敬的感情。”（《文集》第32页）共产党人对他的这种态度作了很高的评价。姜椿芳说：“他有1908年就参加同盟会的资格，南京的国民党反动派拿他也无可奈何。他就这样坚持斗争。而苏联方面，无论是大使馆、对外文化协会和中苏友好协会都很看重他，许多事情要靠他做，许多事情要靠他对当时的会长孙科讲……当时要是没有他这样一个人物，好多话我们还不好说，好多事情还难于开展。”（《文集》第80—81页）
    他的这种态度，使他得到了一个“西曼诺夫”的外号。好些诗文都提到了这事。于刚的诗说：“古道热肠正气，长怀西曼诺夫！”（《文集》第44页）屈武说：“他是非常亲苏的，因而人称他‘西曼诺夫’”（《文集》第49页）。孙大光说：“有人送他一个绰号——西曼诺夫”（《文集》第 133页）。不但友朋间这样称呼，反对他的也这样称呼。朱学范说：“反动分子甚至在背后给他起了个‘西曼诺夫’的诨号。”（《文集》第66页）也有称他做“西曼斯基”的（《文集》第47页）。
    不论是在友与敌的眼中，张西曼简直就是个俄国人。（《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13—214页）。张西曼不遗余力的宣传苏联，就不论比谁都更是普罗米修斯了。这纪念文集里有一阕《临江仙》，一开头就说他“纲领辉煌催赤化，人间窃火英雄”（第 118页）。《文集》封面的图案也是从这个思路构想的吧。
    在这里，两个称呼是一个意思。“西曼诺夫”是说他的态度；“普罗米修斯”是说他的这种态度所起的作用。从收在这本书中他的一些文章来看，“西曼诺夫”这个称号他是完全当之无愧的。可以举几个例。
    1939年 9月苏联继纳粹德国之后进兵波兰，这是根据苏德秘密协定而采取的行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从此开始。对于此事，张西曼却说：“苏联的出兵东欧阴谋中心的波兰，是在保卫那原有而被宰割的同胞……以革命的武力来谋本族或他族的解放，就是‘争取和平’的真义。”（《文集》第 241页）
    在解密的苏联档案中可以看到，在1939年 9月27日里宾特洛甫与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会谈记录中有这样一段话：
        在1939年 8月23日的莫斯科会谈期间，建立独立的波兰计划成了公开的事情。好像从那时起，苏联政府也倾向于明确瓜分波兰的想法。德国政府明白这一观点，决定实现准确划界。德国政府认为，独立的波兰可能会成为经常不安定的策源地。德国和苏联在这一问题上也想到了一处。（档案号 N0：05754，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4卷，第520～521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张西曼称波兰为“东欧阴谋中心”，就比德、苏两国外交部长说的“经常不安定的策源地”分量更重一些了。
    1941年 4月13日，苏联同正在跟中国作战的日本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条约中还包含一项声明：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此举严重损害了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一时舆论哗然。救国会诸君子发表了致斯大林的公开信，表示绝对拥护中国政府宣布这一条约涉及中国部分无效的声明。而张西曼的说法是：“苏联因感在远东之孤立，而西方反动派更在加紧鼓励吞灭欧陆的希特勒德国执行‘防共同盟’的十字军任务，为减轻东顾之忧和分化轴心阵线起见，乃于 4月13日与日寇订立一时权宜的中立条约，为期五年。但对援华初衷并无损害。”（《文集》第 286页）好一个“并无损害”，原来苏联的“援华初衷”就是这样么？
    抗日战争刚刚结束时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实际是1945年 2月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背着中国许诺给斯大林的。苏联乘机收回它在日俄战争中失去的东西。条约及有关附件规定了外蒙古独立，大连商港国际化，苏联租用旅顺口为海军基地，中苏共同经营中国长春铁路等。对于这个条约应该怎样评价，1989年邓小平对来中国访问的戈尔巴乔夫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胜利时，美、英、苏三国在雅尔塔签订秘密协定，划分势力范围，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利益。那是斯大林时期。当时中国的国民党政府同苏联签订条约，承认了雅尔塔的安排。”（《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93页）
    其实，苏联方面也心中有数，知道这是一个不平等条约。《米高扬关于1949年1—2月中国之行向苏共中央主席团提交的报告》中引用了斯大林发给毛泽东一份电报的内容。电报谈到关于旅顺的条约时候，说：
    由于GCD人即将掌握政权，局势正在发生着根本的变化。苏联决定一旦对日和约缔结，因而美国军队从日本撤走，它就废除这项不平等条约，并从旅顺撤走自己的军队。（引自《毛泽东与斯大林赫鲁晓夫交往录》，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25页）
    在谈判中，斯大林还直接对毛泽东说：“我们认为旅顺条约是一项不平等条约。”（同上书，第94页）
    在1945年那时，中国作为对日作战的战胜国之一，被迫接受这样一个条约，实在是一件无可奈何的事。签约十天之后，张西曼写了一篇文章。文章内容不必引用，只看题目就够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保证了中国的复兴》！（《文集》第 285页）
    不可解的是，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为什么没有给西曼诺夫授勋。
    我毫不怀疑张西曼的人格和操守，也毫不怀疑他的爱国心。我深信，他是真正相信了这些，以为这真是科学的真理，真以为照这样做了就会造福他的祖国和人民。当年相信了这些的，岂止一个张西曼！刚才提到了鲁迅，他应该说是比张西曼更有思想、更有识力的人物，不也是一个普罗米修斯吗？他就说过：“现在苏联的存在和成功，使我确切的相信无阶级社会一定要出现。”（《鲁迅全集》第六卷，第19页）不但中国哩，鲁迅还说：“在现在，英国的萧，法国的罗兰，也都成为苏联的朋友了。”（同上第四卷，第 475页）为什么在中国和世界，不少有头脑、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都相信了这些？这显然是不能用盲从来解释的。
    1991年苏联解体，宣告了一场历时七十四年的试验的终结。现在还剩下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这些普罗米修斯窃来了怎样的天火？
    （原载《二十一世纪》双月刊，1996年 8月号，总第36期）

ys1937

12、朱正：解读一篇宣言

解读一篇宣言

朱正

一、

    1919年 7月25日，俄国苏维埃政府发表第一次对华宣言，宣布废除沙俄同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废除俄国在中国的特权。宣言说：“苏维埃政府把沙皇政府独自从中国人民那里掠夺的或与日本人、协约国共同掠夺的一切交还中国人民”。“请中国人民了解，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唯一的同盟者和兄弟是俄国工人、农民及其红军”。（《中##史大事年表》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 6页）
    这篇由副外交人民委员卡拉汉（当时译作喀拉罕或加拉罕）签署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的宣言》，不知道是因为传递中的耽误还是别的原因，到翌年4月3日才在中国的报纸上公布。1920年 5月 1日出版的《新青年》杂志第七卷第六号上，以“对于俄罗斯劳农政府通告的舆论”为题，全文转载了这一宣言的译文，同时刊出了好些团体和报纸的反应。宣言受到欢迎的情况，李达说：
    1920年春季，第三国际东方局派了一个代表来到中国，他的名字是Vitinsky。我们替他取了一个中文名字，叫做吴廷康。他是和他夫人同来的……他首先到达北京，和李大钊等数人交换意见。当时，苏联宣布废除沙皇压迫中国缔结的不平等条约，一般知识分子都对苏联有好感，所以新文化界人士到处请吴廷康讲述苏联情况，对于当时像云雾一般的苏联，有了相当的了解。特别是相信社会主义的人，更喜欢与吴廷康相联系。当时充任英文翻译的人是张太雷。由于李大钊的介绍，吴廷康到了上海，首先访问了新青年社的陈独秀……经过两个月的时间，吴廷康就劝陈独秀、李汉俊等发起组织GCD。（《李达自传》，《党史研究资料》第 2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2页；又：李达《GCD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 6页，说的与此大抵相同，唯明确说是在 4月）
    李大钊在《亚细亚青年的光明运动》一文中说：
    最近俄罗斯劳农政府，声明把从前罗曼诺夫朝从中华掠夺去的权利一概退还，中华的青年非常感佩他们这样伟大的精神。但我们绝不是因为收回一点物质的权利才去感谢他们的，我们是因为他们能在这强权世界中，表现他们人道主义、世界主义的精神，才去钦服他们的。（《李大钊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 181页）
    1922年苏俄代表越飞来华谈判建立外交关系问题，很长时间都没有结果。10月18日的《晨报》刊出了张西曼的《我们对于中俄会议应有的表示》一文，其中说：
    1920年 4月 3日苏俄外交委员会声明将从前俄国帝政时代在我国东三省和他处用侵略手段所取得的土地和各种权利一律放弃的通牒，可算是最重要和最公正的表示了！俄国国民，原是世界上酷爱自由、真理和主持人道正义的民族。这种优美的国民性，在俄国文学和哲学方面，无处不可窥见，我们要知道：俄国国民对于我们所表示的好感，完全不是一种示惠的手段。不过他们在1917年间，一度颠覆专制的政治，再度推翻官僚式的局面，确立平民政治的基础以后，想尽力于援助在国际上被侵略的民族和在一国内被压迫的阶级的事业罢了。别的且不说，他们慷慨的将从前一帮文明强盗——官僚和武人——在我国所掠夺的种种权利，全数退还我们。并且没有向我们提出各种无理的交换条件；他们所希望和要求于我们的，就只“树立亲善的邦交”而已。（《张西曼纪念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 258页）
    在以后的许多年间，一些出版物宣传中苏友好，都以这篇宣言为苏联对中国友好的第一个证据。后来中苏关系和苏联的情况都有了很大的变化，而一些历史著作对这一宣言还是充分肯定的。史学家胡绳主编的《GCD的七十年》中说：
        苏维埃俄国政府曾发表第一次对华宣言，宣布“废弃（沙俄在中国境内享有的）一切特权”。这个宣言在1920年三四月间冲破反动派的新闻封锁由《东方杂志》等刊物发表出来。长期饱受资本主义列强欺凌的中国人民得知宣言的内容后“无任欢喜”。《新青年》刊登了中国舆论界的反映（引者案：似应作反应），指出宣言体现了俄国宪法的“要铲除资本主义侵略主义的精神”，我们应该由此前进一步，“研究俄国劳农政府的主义”，赞同“俄国劳农政府所根据的真理”。宣言的发表，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给予了新的有力的推动。（《GCD的七十年》，中##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6页）
        几十年过去，尘埃落定。人们可以看看这篇宣言的字句所包含的实际意义是什么了。

二、

    关于废除中俄之间的不平等条约，这篇宣言说：
    自从1917年10月之后，劳农政府就取得大权，用俄国人民的名义通告各国，表示愿订永久和平底意思，并且说这种和平底基础，应由各国彼此归还从前所侵略底土地和赔款，不问国底大小；以及说各国对内，应该自主；各国对工人农人，不得以势力来压制，使他们不能上进。并且声明凡从前与日本、中国及协约国所订的密约，一律取消；因为这种密约，仅仅供给从前俄皇和协约国政府压制剥削其人民：尤其压制剥削中国的人民，仅仅是他们资本家和俄国军阀的私人利益底缘故。（据《新青年》第7卷第6号所载译文。另一种译文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版《五四运动文选》第 359~362页）
    这里说的，是十月革命胜利的第二天由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和平法令》。那时，经过了三年的大战，俄国已经“被战争弄得筋疲力尽、困顿不堪、痛苦万状”（《和平法令》，《列宁选集》第 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 354~356页），就前线的态势说是处于劣势，就后方的局势说是民怨沸腾民变蜂起。彼得格勒街头的骚乱导致了二月革命和沙皇政体的覆灭。二月革命之后形势继续恶化。布尔什维克执政，列宁知道，必须立刻退出战争。《和平法令》呼吁“立即实现”“不割地（即不侵占别国领土，不强迫合并别的民族）不赔款的和平”。上面所引宣言中的这段话，其中有的意思在《和平法令》中可以找到。但是，《和平法令》从头到尾没有出现“中国”一词，也没有有关中国的暗示，这本来是一个跟中国无关的文件。关于废除密约的事，《和平法令》也只是说：
    本政府废除秘密外交，决意在全体人民面前完全公开地进行一切谈判，并立刻着手公布地主资本家政府从1917年 2月到10月25日所批准和缔结的全部秘密条约。本政府宣布立即无条件地废除这些条约的全部规定，因这些规定多半是为俄国地主和资本家谋取利益和特权的，是保持和扩大大俄罗斯人的兼并的。
    宣布废除的，是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之间临时政府同外国签订的密约。这一段时间里，中俄之间并未签订新的密约。宣言所说的废除##的事，是不能追溯到《和平法令》去的。宣言这样写，大约是要说早就有此好意吧。
    宣言接着说：
    劳农政府，曾经向中国提议磋商废止1896年的##，1901年北京和约（即庚子条约），以及1906年、1907年和日本所订的协约，把从前俄罗斯帝国政府时代所取于中国的，以及取于中国又转让与日本及协约国的，一概送还中国。
        废除对中国造成重大损害的##、庚子条约等等，是中国人多年的愿望。宣言表示要这样做，当然受到中国人的欢迎。1922年越飞来华，主要议题就是中苏建交和废除不平等条约。同他谈判的外交总长顾维钧回忆说，“越飞建议中国正式宣布废除与其他西方国家缔结的条约，苏俄将支持中国的这一立场。他想了解我的反应，我是否认为中国政府能在国际事务方面同苏俄合作。我当即向他解释说，我个人认为中国的目的首先是要废除不平等条约，并在平等互惠和互相尊重领土完整和主权的基础上与所有国家建立新的外交关系。在巴黎和会上采取的就是这种立场。中国将遵循这一政策。我告诉他，我感谢他方才所阐明的对中国表示同情的观点，至于达到这一目的的方法，我准备向内阁汇报，予以慎重考虑。我对他说，他对中国的目标的理解是正确的，但是他所提议的方法尚需慎重考虑。过了两三天，内阁根据我的汇报和建议讨论了这个问题之后，决定授权我正式答复越飞。同越飞的第二次会见十分重要，因为他在听取了我的答复之后透露了苏俄的真正立场。我告诉他，中国政府已考虑了苏俄的建议，我们十分赞赏苏俄给予支持和实行合作的表示，不过中国政府对于不平等条约并不想采取单方面的政策。中国政府拟通过正常途径进行谈判，以期有关各国乐于同中国合作，实现中国所欲达到废除不平等条约的目的。唯有在有关各国明确表示它们不同意通过谈判修订条约或阻碍中国实现其国家目的时，中国政府方考虑采取直接宣布废除现有条约之政策。越飞对我的答复显然大失所望。”（《顾维钧回忆录》第 1分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 317页）
    很清楚：废除中俄旧约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中国政府能在国际事务方面同苏俄合作”。如果愿意合作，具体地说，在当时就是单方面宣布废除与其他西方国家缔结的条约，才能谈到废除中俄旧约的问题。由于中国政府没有接受合作的提议，越飞来了，又走了，至于条约呢，依然如故。由此看来，越飞的意思，与其说是出于对中国的同情，还不如说是要求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制造事端，以配合苏俄推动世界革命的政策。
        苏俄希望尽快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于是又派了特使卡拉汉来华谈判。中国方面的谈判代表是王正廷。在谈到废除沙俄同中国签订的以及同其他列强签订的有关中国的一切条约时，卡拉汉有意不提苏俄同外蒙签订的条约和协议，使之不在废除之列。当时外蒙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苏俄却希望通过谈判使它在外蒙的驻军合法化。（《顾维钧回忆录》第 1分册，第334~335 页）这就是说，一方面要谈判废除旧的不平等条约，一方面又要增添新的不平等条约了。

三、

    宣言说：
    凡从前俄罗斯帝国政府时代，在中国满洲以及别处，用侵略的手段取得的土地，一律放弃。在那块土地上的人民，愿意成那样的国，采那种的政权，一任人民底自由选择。
    沙皇俄国在满洲以及中国别处侵占了多少中国领土，1969年 5月24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中有个统计：
    1858年 5月28日的《中俄瑷珲条约》，割去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六十多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
    1860年11月 4日《中俄北京条约》，把乌苏里江以东约四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占去；
    1864年10月 7日的《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割占了中国西部四十四万多平方公里领土；
    1881年 2月24日的《中俄伊犁条约》和以后几个勘界议定书，又占去七万多平方公里中国领土。
    为了让人们对这些数字有一个印象，中国政府的这一声明说，这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被俄国占去的中国领土“相当于三个法国或十二个捷克斯洛伐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中苏边界问题的声明》，人民出版社1969年版，第 4~5页）。
        从1919年苏俄对华宣言发表，直至今日，这些被占领土并无尺寸归还。如果有谁以为苏俄曾经许诺“归还”这些土地，那只能怨他自己没有细读或者没有读懂宣言的原文；宣言涉及领土问题，本来就没有说“归还”，只说是“放弃”。它并没有说“还给你”，只说“我不要了”。要懂得这里说的“放弃”是什么意思，人们就得回想一下当时的形势。那时东西伯利亚一带并不在苏维埃政权的有效管辖之下，谢苗诺夫的白卫军在这里活动，滨海省和库页岛被日本占领。为了应付这一局势，苏俄决定在色楞河及贝加尔湖以东至太平洋这一片土地上建立一个名义上的独立国，就是1920年11月 1日宣布成立的远东共和国，据称是实行不同于苏俄社会主义制度的民主制度，以赤塔为首都。宣言说的，放弃所占中国领土，“在那块土地上的人民，愿意成那样的国，采那种的政权，一任人民底自由选择”，其实是将来在这里成立一个远东共和国的预告。不久以后瞿秋白以晨报记者的身份前往俄国，途经赤塔，还访问了远东共和国的总理兼外交部长克拉斯诺晓科夫等高级官员。他在发回的报道中写道，这些官员“极力辩解远东国不是社会主义的国家”（《访远东交通总长及食粮总长记》，1921年 1月21日《时事新报》，见《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一卷，第 165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在另一篇报道中，瞿秋白写下了自己观察所得的印象，他说：“远东共和国的建设本来含着缓冲国的意义，所以第一次统一会议的宣言，就郑重声明远东共和国是纯粹民主主义的国家。我们这次到赤塔后，见着外交部顾问白伍君及远东电信通信社中诸位都如此说。然而我们看他近日的政策——而且政府中重要人物都是共产党党员，——似乎所谓纯粹民主主义的政体这句话，不过对外人的话。”（《东俄之近状与华侨》，1921年 1月16日《晨报》，见《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一卷，第 157页）后来谢苗诺夫败走，日本占领军撤退，远东共和国即于1922年11月14日重新并入苏俄。当然又是根据当地居民的意愿。这以后，就是“放弃”也不再说了。

四、

    关于庚子赔款，宣言是这样说的：
    劳农政府，并抛弃庚子赔款。我们对于这一层，所以不惜再三提议的，因为听说这一项赔款，我们已经声言放弃，而中国政府，反拿来供养从前俄罗斯帝国驻在北京底公使，和驻在中国各地方底俄罗斯帝国底领事。现在任命这种公使和领事底政府，早就消灭，而从前被任命的公使和领事，居然得日本和协约国的援助，反安居在中国，天天在那里欺蒙中国人民；中国人民，应该明白这件事，驱逐这帮欺诈的人出境。
    看来，苏俄政府首先是为了这件事才发表这篇对华宣言的。它不能容忍被推翻的旧政权派出的公使和领事继续以外交代表的身份安居在中国，享用庚子赔款。它告诉中国，再不要送钱给这些人了。最好是把他们驱逐出境。这意思在1920年 9月27日发出的第二次对华宣言中说得更加明白。在它向中国提出的协定要点中有这样的条款：
    五、中华民国政府承担下列义务：本条约签订以后，中国政府立即同未经苏俄政府委任而自命为俄国代表和领事代表的人断绝关系，并把他们逐出中国国境。
    将中国境内属于俄国使馆和领事馆的房产以及使馆和领事馆的其他财产和档案，归还以苏俄政府为代表的俄国。
    苏俄政府放弃中国因义和团起义而付偿的任何赔款，但中华民国政府不得在任何情况下，把此项赔款付给非法提出此种要求的前俄国领事或任何他人或俄国团体。
    这也表明当时中国政府的颟顸。竟不知道一个国家发生革命了，被推翻的旧政权派出的驻外使节当然也就丧失了外交代表的身份。天津《益世报》评论此事说：
    俄帝国早已覆灭，而吾国犹承认俄使俄领，天下之至愚无过是者；世岂有代表之国已不存在，而代表自身尚能独立存在之理？俄约之害，与夫庚子赔款之巨，前俄帝国已不能要求吾国履行，而俄使尚能要求吾国履行，岂非怪事？古语曰，刻木为吏，今俄使以一人而使已亡之俄帝国，对吾国尚有余威，是尤甚于刻木为吏矣。（转引自《新青年》第 7卷第 6号）
    当时苏俄宣言中声明放弃的庚子赔款，是并不曾到他手上的东西。并不是中国将赔款送去，他不要；他说放弃，是要中国不把这钱送给他所敌视的旧俄的使领。到了1924年中苏建交的时候，苏俄关于放弃庚子赔款就有不同说法了。卡拉汉在同王正廷讨论《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草案的时候，增加了一些条件。顾维钧回忆说：
    庚子赔款是苏俄政府于1919年宣布废除的不平等条约的一项内容。沙俄在庚子赔款中占有很可观的份额，所以虽然苏俄在协议草案中再次声明废除这一条约，但该条约又同时规定，扣除以庚子赔款为担保的各项义务所需之后，所剩余的款项要由苏俄确定其用途。据我记忆，为此要成立一个双方人数对等的委员会。（《顾维钧回忆录》第 1分册，第337—338页）
    虽然中国代表在委员会中占据多数席位，但任何决议都必须经全体一致同意方能生效。委员会主席将由中国代表担任。由于中国代表占据多数席位，就中国的国际声誉来讲，并非不利，所以我认为此方案尚可接受。如果我的记忆正确的话，我不同意其中一点，即任何决议都必须经委员会全体成员一致通过方能生效。关于教育和慈善事业基金的分配问题，委员会实际上听命于苏俄代表，但若没有中国代表的同意，任何决议都无法通过。（同上书，第 347页）
        庚子赔款的余额是要归还了，但是成了对中国施加影响的一种手段。

五、
  
    中东铁路，是根据1896年##修造的，于1903年建成。密约第二条规定：
    凡续造进中国境内黑龙江及吉林各火车道，均由俄国自行筹备资本，其车道一切章程，亦均依俄国火车章程，中国不得与闻。至其管理之权，亦暂行均归俄国，以三十年为期……（转引自《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61页）
    这是一条严重侵犯中国主权的铁路。中国人早就要收回它了。现在苏俄对华宣言说：
    劳农政府把中东铁路矿产林业等权利，及其他由俄罗斯帝国政府，克伦斯基（Kerensky），土匪霍尔瓦特 （Horvath），谢米诺夫（Semenoff）和俄国军人、律师、资本家所取得的特权，都返还给中国，不受何种报酬。
    这个表示当然受到中国人的欢迎。不过，说返还中东铁路，同说放弃庚子赔款一样，放弃的都是并不在自己手上的东西。当时，中东铁路是在白俄分子奥斯德穆夫掌握之中。卡拉汉来华的使命之一，就是想解决中东路的问题。顾维钧回忆说：
    早在他到达中国之前，他就曾企图与满洲的张作霖大帅达成一项解决办法，其目的显然是为了恢复俄国对中国中东铁路的既得利益。苏俄当时对满洲以及西伯利亚和朝鲜境内白俄的活动感到不安。中东铁路总经理就是一名白俄分子。这个白俄总经理能力很强，在中国住了多年，对中国的国事民情都很了解。但是苏俄不信任他，所以加拉罕要与张作霖大帅达成协议的目的之一就是想用一个莫斯科指定的人来接替这个白俄总经理的职位。（《顾维钧回忆录》第 1分册，第 331页）
    顾维钧还说：
    苏俄政府与满洲当局都认为中东铁路问题非同小可。越飞先生和加拉罕先生先后都曾以苏俄政府官方代表的身份，试图与张作霖大帅达成某种解决办法，以便能重新控制与苏俄接壤的满洲境内的这条十分重要的铁路。莫斯科急于寻求解决办法的目的不仅仅限于恢复对这一重要交通干线的控制权，而且或许更为重要的是想防止以奥斯德穆夫为首的管理机构利用白俄分子的活动来反对苏俄政府。（同上书，第 348页）
    瞿秋白在《晨报》发表的报道《哈尔滨俄侨之舆论》也反映了苏俄政府的这种态度：
    还有许多旧帝国、谢米诺夫、霍尔瓦特及哥尔萨克政府所派在中东路上的职员，他们所代表的旧政府，旧势力已经完全消灭，他们当然失却自己的资格。这般人亦应当及早撤换，另换真代表中东路侨民利益的人物。（1920年12月10日《晨报》，见《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1 卷，第141—142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宣言放弃庚款，是为了断绝旧外交官的经济来源。宣言交还中东铁路，是为了同张作霖拉关系，以撤换路局的白俄分子。其实哪有归还铁路的意思。为了争这条路，1929年苏联还出动重兵到中国境内来打了一仗。
        还有一个有趣的证据可以证明宣言中关于归还中东铁路那一段话是虚伪的表态。本文所引宣言的译文，是据1920年 5月 1日出版的《新青年》杂志第七卷第六号所附录的文本。我还在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1919~1924） 中看到过另一种译文，篇末注明“（载《五四运动文选》第359～362页，三联书店1959年版）”。题注说：    “1920年 4月间中国报刊公开发表的译文不够准确，本文是根据俄文重译的。”现已查明，这篇新译所据的俄文原本是1958年莫斯科版《苏联对外政策文件汇编》第二卷。我把新旧两种译文对照看了一遍，发现新译本比旧泽本少了一段，少的正好是本节开头引录关于退还中东路的这一段。显然，这是苏联在编印对外政策文件汇编时删掉的。如果我不是在《新青年》上看到这篇据最初发表的原文译出的文本，而仅仅看了这篇重新译出的文件，我就不会知道这篇宣言曾经提出归还中东铁路的问题。这也就是《苏联对外政策文件汇编》的编纂者所要达到的目的罢。

六、

    本文前面说到越飞1922年来同中国政府作外交谈判这事：“越飞来了，又走了，至于条约呢，依然如故。”这当然是人人都看见了的历史上的事实。还有人们在很长时间里无法看见的事实，就是越飞本人的意见同任命他为外交代表的苏俄政府的意见并不相同。从解密的档案资料中，人们可以看到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24号记录，时间是1922年 8月31日。会议决定发给越飞如下电报：
    中央认为，在同中国谈判时，从1919年到1920年的总宣言（引者注：即两次对华宣言）中得出直接指示是不能允许的，当时中国对这个宣言并未作出相应的反应。您所提出的问题应作为共同讨论的题目，只能以同中国的总条约形式加以解决。至于蒙古，关于它的国家法律地位问题和从蒙古撤军问题应通过俄中蒙签订协议来解决。解决这个问题时，不允许排除蒙古本身。这与我们承认中国对蒙古的主权并不矛盾。在中东铁路问题上，必须规定一些保证条件和主管部门在给派克斯同志的指示中所提出的我们的一些特权，例如，俄国、远东共和国和中国均等地参加中东铁路的管理工作。在租让企业问题上，中央同意放弃治外法权和俄国的受降权（原注：显然是指放弃所谓庚子赔款中的俄国份额），但需要作出更准确的表述。所有这些让步都要求以法律上承认的形式作出回报。一旦可以在此基础上同中国政府沟通，中央认为在同日本谈判开始之前，起草一个初步的议定书是可行的也是需要的。关于同日本谈判的问题，中央同意您的建议，即从法律角度据理力争，但不搞最后通牒。
    中央书记斯大林
    这份电报清楚地表明，原来对华宣言中所作的种种许诺，例如放弃中东铁路的特权，放弃庚子赔款等等，实际上都一笔勾销了。越飞这位谈判代表所得到的授权是，不能以这两篇宣言作为谈判的基础。接到这个指示，一直怀着世界革命这一信念的越飞很觉得为难。他在 9月27日写信给卡拉汉、斯大林、列宁、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拉狄克说：“我不明白，不能从我们1919年和1920年的宣言中引出具体指示的指示是什么意思……”“当然，耍某种‘手腕’可以把这些宣言说成一纸空文，但我认为，这将是我们对华政策的破灭，而最终则是我们全面灭亡的开始，因为在对外政策上我们成了最一般的帝国主义者，在很大程度上不再是世界革命的推动因素。”（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一卷，第115 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被托洛茨基称为“一位真正的国际主义者”的越飞无法赞同这样的政策。他是在1927年自杀身亡的。他在这信中的一些话竟成了很准确的预言，苏俄在对外政策方面同一般的帝国主义不再有什么区别了。后来毛泽东称他们为新沙皇，是很恰当的。他们在1922年不再承认对华宣言的时候，就已经是新沙皇了。可悲的是，那时，甚至那时以后很长时间，中国人还在宣传这宣言，赞美这宣言。毛泽东揭露新沙皇，这是他的一大功绩，一大贡献。
    （原载《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 5期）?

ys1937

13、朱正：《饿乡纪程》中一掌故

《饿乡纪程》中一掌故

朱正

    瞿秋白的《饿乡纪程》，记下了他作为《晨报》记者于1920年冬至1921年初前往苏俄采访时旅途中的情形。他是12月18日到达赤塔的。在这里，他访问了赤塔华侨联合会会长。书中记下了访谈的内容：
    赤塔有一华侨旅俄东部西伯利亚总联合会。在后贝加尔省共有分会十二处，侨商共有七万人，赤塔当地有四千多人。那时华侨的商务，屡经战争，已很凋敝；到满洲里的交通断绝已久，侨商所有货物，都是旧存的。如其再有半年，交通不能恢复，赤塔以及各地华人商铺都得倒闭。至于中国侨商，在此地的自己颇能维持秩序——据他这样说。以前捷克斯拉夫，谢美诺夫，日本人一直到现在的多数党政府，无论那一种当权的人来，都和华侨会联络，信任他们。华侨会向来能自己组织巡防队之类的商团武装起来抵御红胡子。现在——就是我们在赤塔的时候——有些红胡子却冒充信仰共产主义，共产党有时竟相信他们，他们也就倚势妄为，处处和华侨会为难。然而无论如何，华侨会必定竭力维持“国人”的利益。我们华侨会费尽心血，却还要听许多闲话，也真难说了。……（《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5—76页）
    这里说的“红胡子冒充信仰共产主义”是怎么一回事呢？他在1921年 1月 1日写的通讯报道《旅俄华侨问题》（载 1月14日《晨报》，署名秋白）要说得清楚具体一点。这篇报道说：
原来中国商人、商会、领事馆都备有手枪及军械，本为自卫起见，而且都有旧俄政府发给的执照。远东政府成立之后，中国人所有手枪执照，都呈缴内务部。谁知道正在这时有二个中国人，一叫连柯，一叫赵永禄，从莫斯科来，他们已入共产党，来到赤塔要和此地华侨联合会联络。华侨联合会因为他们两人都是匪类，从中国逃出来的，所以不答应他们。他们于是另招一班在此的小偷、胡匪等人组织一个中国工人联合会，来和华侨联合会为难。远东内务部却偏信他们，从此对待华侨联合会的态度大不如前。（《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61—162页）
    赵永禄这人，却是在苏共中央档案中留下了姓名的。B.乌斯基诺夫的《在苏俄的华人共产主义组织（1918—1920年）》一文是根据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写成的，其中说到：
    1920年 6月，在华工联合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华工共产党党团提出建立中央机关的决议案。6 月25日即代表大会闭幕的第二天，成立了华人共产主义者中央组织局。次日，华工联合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华工共产党党团致函列宁，表示：“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是我们的堡垒和希望。中国工农得解放的一天终将到来，那时，五万万中国劳苦大众将同俄国无产阶级携手并进。”
    1920年 7月 1日，俄共（布）中央组织局批准，华人共产主义者中央组织局成为苏俄境内华人共产主义组织的唯一中央机关。该局设在莫斯科，并和俄共（布）中央密切合作。
    为领导党组织，还建立了地方局，地方局跟俄共（布）委员会协同工作。例如，在俄共（布）中央委员会远东局下面设立了这样的组织局。领导该局的是共产党员赵永禄。（见《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十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10—411页）
        从瞿秋白写的通讯报道中，人们可以知道赵永禄这人的点滴情况，像这样的人，也要用来做华人共产主义组织的领导人，也可以看出苏共急于建立华人共产主义组织迫不及待的心情。这样的人物和组织，可以叫他发表致敬的函电，捧场的文章，使自己产生一种在世界上并未陷于孤立境地的感觉，可是他们同自己国内并无联系，更不能发挥什么影响和作用，大约不久就被抛弃了。前些年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中发现的材料中有这样一件：共产国际派驻远东的全权代表Б.З.舒米亚茨基1921年 1月21日致共产国际—工作人员利别茨基的信中说：
    中国的工作。中国工作的进程是：工作重心已经移到中国国内的一些地方，不得不指出，我们这里存在的那个GCD主义组织的中央委员会根本就没有威信，起不了任何作用，其成员也没有工作能力。事实上我们上海的那个三人小组——革命委员会才是领导机关。这个革命委员会目前领导着中国六个省的中国共产主义组织和规模相当的五个中国青年团组织。这些组织掌握着四种周刊，其中的《共产党》是起领导作用的，还有两家报纸。（引自俄国石克强整理、李玉贞译《俄罗斯新发现的有关zhonggong建党的文件》，见《百年潮》2001年12月号，第57—58页）
    就在就近起用赵永禄的前后，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的代表魏金斯基却有了重大收获。张申府在《GCD建立前后情况的回忆》一文中说：
    1920年 4月，共产国际东方局的代表魏金斯基来华，考察中国革命运动的实际情况，帮助中国建立共产党。他来到北京后，经北京大学俄籍教员柏烈伟的介绍，见到李大钊和我，他与我们就中国的问题进行了广泛的交谈，特别希望我们建党。在北大，魏金斯基还召开过几次座谈会。后李大钊又介绍他到上海去见了陈独秀。（张申府《所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17页）
    李大钊，陈独秀，北京大学教授，《新青年》编者，文化思想界耀眼的明星，远不是赵永禄之流可比的。有了他们愿意出面来建党，当然工作重心就到了中国国内。就在舒米亚茨基写这信后半年，zhonggong“一大”召开，GCD成立。赵永禄也就成了zhonggong史前史上的一个人名。
    舒米亚茨基说《共产党》是周刊，却说错了。李达主编的这刊物1920年11月 7日在上海创刊，是月刊，有时还不能按期出版。
    （原载2007年 6月28日《南方周末》）?

ys1937

14、朱正：柏烈伟这人

柏烈伟这人

朱正

    柏烈伟（ПoЛeВoй） ，也有译做柏烈威或者鲍立维的。俄国人，20世纪20年代在北京俄文专修馆、北京大学俄文系任教师。
    我是最初从鲁迅致李霁野、致台静农的信中看到这人的名字的。他托李霁野向在广州的鲁迅提出翻译《阿 Q正传》的要求。鲁迅1927年 2月21日复李霁野的信中说：
    柏烈威先生要译《阿 Q正传》及其他，我是当然可以的。但王希礼君已经译过，不知于他（王）何如？倘在外国习惯上不妨有两种译本，那只管译印就是了。（我也没有与王希礼君声明，不允第二人译。）（《鲁迅全集》第十二卷，第20页）
    柏烈伟还为他计划中的译本索取了作者的相片。鲁迅 4月 9日致台静农的信中说：
    我的最近照相，只有去年冬天在厦门所照的一张，坐在一个坟的祭桌上，后面都是坟（厦门的山，几乎都如此）。日内当寄上，请转交柏君。或用陶君（引者注：陶元庆）所画者（未名社似有）亦可，请他自由决定。（同上，第29页）
    《阿 Q正传》之外，柏烈伟还要翻译鲁迅的其他小说。他通过李霁征求鲁迅对选目的意见。1929年 3月22日鲁迅复李霁影的信中说：
    柏烈伟先生要译我的小说，请他随便译就是，我并没有一点不愿意之处，至于那几篇好，请他选定就是了，他是研究文学的，恐怕会看得比我自己还清楚。（同上，第 154页）
    从《鲁迅全集》的注释中可以知道：“他要译的《阿 Q正传》未见出版。”是译出了却没有付印呢，还是没有译完，甚至只是说是要译却没有动手呢，人们就不知道了。
其实，柏烈伟的身份，更重要的还不是俄语教师和释译家，他还是中##史上不能不提到的人物，zhonggong的建党，还同他颇有一点关系。共产国际派魏金斯基来中国建立共产党，就是柏烈伟把北京大学的同事李大钊介绍给他的。张申府在《GCD建立前后情况的回忆》一文中说：
    1920年 4月，共产国际东方局的代表魏金斯基来华，考察中国革命运动的实际情况，帮助中国建立共产党。他来到北京后，经北京大学俄籍教员柏烈伟的介绍，见到李大钊和我，他与我们就中国的问题了进行了广泛的交谈，特别希望我们建党。在北大，魏金斯基还召开过几次座谈会。后李大钊又介绍他到上海去见了陈独秀。（张申府《所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17页）
    还有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
    1920年，约在 5月间，共产国际伊尔库斯克远东局派了一位代表威金斯基来华，他以记者身份偕同旅俄华侨（具有俄##籍）杨明斋作助手，路经北京，由柏烈伟介绍与李大钊先生接触。据杨明斋后告诉我，他和威金斯基初来中国的时候，对于中国情形十分陌生。他们的使命是要联络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人物，但不知找谁是好。他们从少数俄侨口中探得了一些五四运动的情形，知道现居上海的陈独秀是这一运动的领袖，而上海又是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中心，因此他向威金斯基建议立即去上海找陈先生。他虽对陈先生毫无所知，但认为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必须找有学问的人才能号召。威金斯基接受了他的建议，因而找到北大俄国籍教员柏烈伟作介，首先认识了李先生，再拿着李先生的介绍信到上海去找陈独秀。关于这件事，杨明斋曾向我夸耀，表示日后的事实发展证明了他这个大胆建议的正确。（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81页）
    威金斯基经过柏烈伟认识了李大钊，又经过李大钊的介绍到上海去会见了陈独秀。他的这次上海之行取得了圆满的成功。一年之后GCD成立，陈独秀、李大钊，都是zhonggong建党之初的领袖人物。在这件事情上，柏烈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这么一个起过重要作用的活动家，后来怎么在共产主义运动中不见踪影了呢？张西曼所著《历史回忆》中的《北大俄文系的厄运》这篇里说明了这人的后来情况：
    北大俄文系经苏使馆的协助，除聘有俄方伊凤阁（使馆汉文秘书），诗人铁捷克（著有《中国怒吼吧！》等），作家伊文等勉强任教外，也不能有所振作和发展希望。另有一败类华名柏烈伟，他自命为研究中国《诗经》的专家，来到中国锻炼普通语文的。十月大革命后他运动当上第三国际驻天津的文化联络员，对于民十年（引者注：1921年）前后秘密从华北入苏的中国青年（瞿秋白、俞颂华、李仲武、凌钺和其他多人），都给以绸制长方小块的秘密入境证件，但对中国境内的路费等绝未发过丝毫补助。他却对第三国际报上了许多花帐，侵蚀了若干公款。等到他的上司发现了他的舞弊，就要调他回国查办。他震于党纪国法的森严，就声明脱离苏联国籍。混到日寇进陷北平的时候（引者注：1937年 7月29日北平沦陷），他似乎短期被捕，以后就声请入了美国籍，束装渡海了。在他未叛党前，我还与他合编过中俄对照的简明俄文法，出版后销路很不错，但所有版税都被此贼吞没。（《张西曼纪念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 311页）
    张西曼说的这事，也可以算是党史上的一条掌故。

ys1937

15、朱正：两个朋友——李大钊与白坚武

两个朋友——李大钊与白坚武

朱正

一

    李大钊（1889—1927年），北京大学教授，GCD中央委员会委员，受人崇敬的革命先烈。
    白坚武（1886—1937年），先后担任军阀李纯、吴佩孚的幕僚，后来又受日本军方指使阴谋制造伪华北国。卢沟桥事变后不久，以“汉奸首领”罪处死，久已被世人遗忘。
    这两个人，可是好朋友。
    1907年，18岁的李大钊从河北乐亭家乡来到天津，考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他自己说：
    钊感于国势陵夷，慨然起研究政治以期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思想，乃与二三同学乘暑假之便赴天津投考学校。其时有三种学校正在招考：一系北洋军医学校；一系长芦银行专修所；一系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军医非我所喜，银行亦违我素志，故皆决然弃之而入法政。是校为袁世凯所创设，收录全国人士，规模颇大。钊在该校肄业，习法政诸学及英日语言。随政治知识之日进而再建中国之思潮亦日益腾高。此六年间均系自费。（李大钊《狱中自述》，2006年人民出版社版《李大钊全集》（第五卷，第 226页）所收有删节，此处所引，据《党史研究资料》第二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7～108页）
    同时考进这学校的，就有河北交河县人白坚武。
    他们在这里求学的几年中间，闹过一次学潮。这次学潮，在郭廷以编著的《近代中国史事日志》中有极简略的记述：1910年（宣统二年）10月19日（夏历九月十七日）：
    保定各学堂学生罢课，要求开国会，并争东三省路矿（10月20日及10月21日京、津学生继之）。（郭廷以编著《近代中国史事日志》下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371页）
    这次风潮，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大约是天津闹得最凶的。白坚武日记中说：
    冬月，国会请愿风潮起，法校独为大吏怒，欲以兵围焉。余与李君寿昌约待之，后竟无事。（《白坚武日记》，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 4页。按：白氏日记自1915年12月22日起逐日记载，此前只有简略追记，无详细月日。本文引用时，此日之前者注印本页码，之后者即在引文之末注以六个阿拉伯数字，首二字表年，中二字表月，末二字表日）
    学潮闹起来，参与的不会只有少数人。他单单和李大钊相约，从容面对军队包围的威胁，可见他们的交情和志趣，也可以想像当时颇有点燕赵之士慷慨悲歌的气概。
    1913年 6月，他们毕业了。李大钊是赴日本留学。白坚武入直隶都督冯国璋幕中。李启程去国的时候，白已随军南下，竟无从话别，就写了《南天##，适将去国，忆天问军中》一诗，以抒思念之情：
      班生此去意何云？破碎神州日已曛。
      去国徒深屈子恨，靖氛空说岳家军。
      风尘河北音书断，戎马江南羽檄纷。
      无限伤心劫后话，连天烽火独思君。
（《李大钊全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40页）
    所谓“南天##”，是指国民党癸丑讨袁之役，号称“二次革命”。袁世凯命冯国璋为江淮宣抚使，率军沿津浦路南下，进逼南京。白坚武以书生从军，诗中就拿班超来比他。自己行将去国，却怀着屈原似的忧国之心。
    李大钊在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留学三年，“益感再造中国之不可缓”（李大钊《狱中自述》，载《党史研究资料》第二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7～108页）。在国内的白坚武，也常常怀念这位远别的挚友，一天接到了他的来信，兴奋地在日记中说：
    久不接李寿昌讯息，念甚。前日捧其手札，太快慰。年来堕落，深愧我进德修学之良友。闻渠近作《联邦论》，胸中颇具有统系底案数则，欲以相告，苦无能达。（151224）
    他是把比他小三岁的李大钊看作“进德修学之良友”，想起他就使自己深觉惭愧的。
    乙卯年除夕。一年将尽夜，万里未归人。在四邻的鞭炮声中，独居北京的白坚武在孤寂中写了三首诗，一首《除夕感怀》，牢骚满腹，一首《除夕寄内》，抒发对留在家乡的妻子的怀恋，一首就是《除夕怀李寿昌》：
      阔别李君久，山河有泪痕。
      精诚翻海立，肝胆照人温。
      鸡塞乡音寂，国门残梦喧。
      蓬瀛当此夜，杯酒更何论。
    这诗一开头就教人想起杜甫怀念李白的诗：“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末句又使人想起他的另一首怀念李白的诗：“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他多少有点把两人的关系看得有如杜甫李白那样的文章道义之交吧。对于李大钊近作《联邦论》这个题目，他也有些思考，可是李远在蓬瀛，又何能杯酒论文呢。
    李大钊回国之时，梁启超汤化龙他们正在筹办《晨钟报》，即邀他担任该报总编辑，他又邀白坚武合作。1916年 8月15日《晨钟报》创刊号上，刊出了李大钊写的《“晨钟”之使命》、《新生命诞孕之努力》两文，同日还刊有白坚武的《议会与政党之回顾》一文。可是半个月之后白即因为“意见不合，脱离晨钟报关系”。不久，李大钊也脱离了。多年之后，白坚武重提旧事，说：
    昨晚无意检得五年《晨钟报》创刊一纸，上载余之《议会与政党之回顾》一文，词意俱美；在当日系有感而作，至今日亦尚有可纪之价值。《晨钟报》为学友李守常所主办者，约余任主笔，时帝制甫倒，由申到京后，以余之此文宣布，刘崇佑、汤化龙等意见有出入，余同守常先后脱出该报。
    《晨钟报》是研究系的报纸。这两位朋友是无法同研究系走到一块去的。
    后来，李大钊在学界，白坚武在军界，不再有共事的机缘，但是书简往来，诗歌赠答，是不曾间断的。
    白坚武游十三陵，作诗一首：
      销沈王气黯燕门，陵迹犹闻野老论。
      驴背纵谈兴替事，万山无语看中原。
    李大钊很欣赏这诗，作《复辟变后寄惺亚》一诗作答。诗前有小序：“复辟变后，仓皇南下，侨居沪上，时惺亚在赣江，赋此寄怀”：
      英雄淘尽大江流，歌舞依然上画楼。
      一代声华空醉梦，十年潦倒剩穷愁。
      竹帘半卷江天雨，蕉扇初迎海外秋。
      忆到万山无语句，只应共泛五湖舟。
（《李大钊全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 257页。）
    白坚武骑驴游览于帝王陵寝之间，历代兴亡，都来心头眼底。一种落寞苍凉之感顿生。诗中的这种情绪，很引起李大钊的共鸣，才起了同他“共泛五湖舟”的想法吧。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白也很喜欢李的这一首。他在日记中说：“守常并寄见怀诗一首，浩气凌云，悲歌斫地，如见其人。惟哀愤稍过，会当有以慰勉之。”
    一次白收到李一信，日记中就此写下了一段感慨：
    守常为人品洁学粹，俯仰今日之污世，大材不克收相当之用。余年来清友惟斯人耳！来函有言：“今日所能得之佳象，最佳亦与今象不甚相远；今日所能得之恶象，最恶亦与今象不甚相远。兄试澄心以思，吾等所夙兴夜寐所购求之好消息，实亦至无聊赖。放眼神州，即吾侪所谓好消息之一境，衡诸国家政治之性质品位，尚不知相去几千万里。此真所谓沧海横流，人间何世也矣。”可谓伤心见道之语，非一般时流政客所能梦见也。
    白坚武在南京李纯幕中的时候，李大钊曾因为参与某项政治活动，由白介绍同李纯相见，“代表某君有所接洽”。李大钊离开南京之时，白赋诗送别：
    守常北行，吾党感于年来行役之不得尽其材，缘斯自负所天，湛然深悟者，惟兹一人。吾党灵光，赖以仅存。于其行也赠以诗，以敦其志：
      海内儒冠尽，神州已陆沉。
      文章千古事，赤血铸丹心。
    夜十二时匆匆作。
    这里的“吾党”，不是说政党组织，只是吾侪、吾辈、吾曹、同气、同调等等意思，总而言之：自己人。
    李大钊送过几期《新青年》杂志给他，他在第四卷第三号上看到了沈尹默、胡适、陈独秀、刘半农几位的白话诗，手痒起来，也做了一首《葫芦行》，“并将所作白话《葫芦行》歪歌函寄守常一阅。”这诗似乎更像现在一些人学做的七言古风，是没有能放得开的解放脚，很难说是“新”诗。这里就不引录了。不久，响应来了：“接李守常函一件，并白话诗三首”，就是现在收在《李大钊诗文选集》的《山中即景》（三首）和《悲犬》。
    五四运动爆发，学生集中天安门游行，火烧赵家楼。白坚武在日记中说：“晚闻北京学界全体以国权丧失，联合游行街市，作示威运动，焚卖国党曹汝霖宅，殴章宗祥几毙，足征人心未死。”这位北洋军人的同情完全在学生方面。
    1920年春天，第三国际派维金斯基来中国建立支部，先在北京同李大钊等人接触，一时间，报刊上宣传社会主义的文章多了起来，同时也引起了反对的舆论。反对者抓住“过激党”这个来自日本的不确切的译名大做文章，白坚武对这些论者很不以为然。他在日记中说：
    凡奸人之倾陷人，恒先污之以丑名，以挡清议之驾；次则累之以危祸，以坚权要之心，计乃得售。余观于今之以过激名义陷人者，往往不脱此圈套。过激二字，原本不能成立。何所谓激，何所谓不激？无如世人总是浑蛋多，闻见往往囫囵错过，遂令小人横行，正谊消灭耳。
    有这样的见识，才有两人这样的交情，也才会有第三国际代表维金斯基和柏烈伟会见他，同他“谈中国现在并将来”的事。（日记中译作包利克，外金斯克）
    白的日记中流露对李怀念之处甚多，例如：
    寄李守常一函，叙别来状况。契友久别，通函不易，着笔意绪纷涌，正不知从何处说起。    身在虚伪场中，每忆共晨夕之旧侣清友，有如繁奢喧嚣，酣睡后残酲已退，斜月上窗，顿思清醴。此其余意，余尝一征之，再绎之，不知大千世界有同证者否耶？
    1921年 6月 3日，北京大学等国立八校教员因教育基金和教育经费独立问题向政府请愿，与卫兵冲突，有人受伤。当时情况马叙伦回忆说：
    到了这日（6 月 3日），北京国立八校的教职员既决议向徐世昌说话，上年分手的公立中小学教职员也自动地临时加入，还有小学以上的学生也共同来做教育经费运动，一共有三五千人，都齐集在##内外，请马代部长（邻翼）率领往总统府见徐世昌，马先生倒并不推辞，可是，总统府早已关了新华门（总统府大门），布置了队伍，在门外迎接我们，我们一到，就被拦阻，就被枪击。我是以八校教职员会联合会主席的身份，和联合会书记李守常（大钊）先生走在教职员学生前头。我和几个同事都被打得头青脸肿……（马叙伦《我在六十岁以前》，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68页）
    白坚武听到这事，很关心李大钊的安危。日记中说：“北京教育界大受武力摧残”，“阅北京学生界通电，教职员被摧残者李守常亦在其列，殊为悬虑，斯真率兽食人也。”

二

    不久，白坚武入吴佩孚幕中，颇得吴倚重。这就开始了李大钊同白坚武交往最密切的一段时期。共产国际要在中国的实力人物中寻找合作者乃至代理人，这时很看好孙中山和吴佩孚两人，为了争取这两个人的合作，越飞和马林都作过不少努力。在争取吴佩孚的工作中，李大钊和对吴很有影响力的白坚武的交情就是党的一笔重要资产。白坚武日记：“李守常自京来电，有要事相托，已托陈仲甫来接洽。“现在虽然不知道陈独秀这次洛阳之行的具体情况，但是可以断言就是为了执行共产国际的争取吴佩孚的任务。由党的领袖亲自出马，也可见对这一任务的重视了。
    1922年 5月的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吴佩孚打败了张作霖。以曹锟、吴佩孚为首的直系军阀成了国内最强大的军事集团，北京的中央政府也在其操纵之中了。吴佩孚一时成了国内政坛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共产国际也就更加紧了争取吴的工作。
    战事刚刚结束，吴佩孚要在政治上进一步有所作为了，这时，白坚武一面为他起草主张”恢复法统“的通电，一面上条陈，“请吴子玉将军聘李大钊、王试功、万鸿图、张书元、张则民诸君为顾问，赞助进行统一问题。”推荐五人，李大钊名列第一，置于参议院议员王试功、万鸿图和众议院议员张书元之前。不久之后，白的日记中就有“李守常来，接谈两日，为吴公赞助”的记载。李大钊这回到洛阳去两天，大约就是为了贯彻执行共产国际争取吴佩孚的方针。
    从解密的共产国际档案中可能看到当年争取吴佩孚的一些情况。
    维连斯基致契切林和托洛茨基的电报中说：“中国政治中的主要人物是吴佩孚将军，他掌握着军队、财政、交通以及内政部，南方多数省份现在投靠了吴佩孚，其结果是孙逸仙政府几乎彻底垮台，经我们中国朋友长时间做工作，6 月27日，我受吴佩孚的邀请访问了他的大本营，进行了非常有意思和有益的谈话，最后吴佩孚委托我转交给俄国武装力量领导人托洛茨基一封信，信中谈到俄中在远东任务的一致性问题。我认为这是中国和苏俄之间签订军事政治协议的出发点。”（《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一卷，第97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这里说的“孙逸仙政府几乎彻底垮台”，指陈炯明在广州发动反对孙中山的军事叛乱。“中国朋友长时间做工作”，大约就是李大钊通过白坚武做的工作。
    越飞在给吴佩孚的一封谈他本人来中国谈判的使命的长信中，这样称颂吴佩孚：
    俄国人民一直密切注视着中国人民为从政治上和组织上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而进行的民族斗争。我们都怀着特别关注和同情的心情注视着您，您善于将哲学家的深思熟虑和老练果敢的政治家以及天才的军事战略家的智慧集于一身。（同上书，第99页）
    从这些档案资料中可以看到，当时共产国际有一个颇为奇特的想法，就是要促使吴佩孚和孙中山这彼此怀有甚深敌意的两个人携手合作。派克斯给加拉罕的电报中说：
    吴佩孚认为同苏俄签订协议是他取得最后胜利的必要条件。我试图说服他转向国民党，同孙逸仙和解，现在还未取得成效：前半部分他接受，后半部分他断然拒绝。昨天内务总长孙丹林（吴佩孚安排的人）来访，让我相信他能防止吴佩孚同孙逸仙发生冲突。（同上书，第98页）
    1922年 8月25日越飞从北京发给加拉罕并呈送斯大林的电报中说：
    （格克尔）从吴佩孚那里回来了，说从未见过这样完美的军事秩序：秩序和纪律极其严整，操练和训练比赞许的还要好。他受到最高礼遇，包括军事礼遇。吴佩孚及其政治顾问宣称完全同意我信中的意见，都说自己亲俄。吴佩孚给我寄来一张照片，并作了以下声明：
    1、 不值得与现时的中国政府打交道，它不中用，将在七至十天内被他们驱散。顾维钧外长是亲英分子，但鉴于他很老练，是可以接受的。
    2、 孙逸仙是中国的思想领袖，吴佩孚是军事领袖，两人联合后将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国。现在他们在进行谈判，希望他们达成协议，孙将任共和国总统，并亲自兼任军事部长和总司令。（下略）（同上书，第 107页）
    引文末句或有错字。想来原意是：吴任军事部长和总司令。
    这里说的孙吴二人在进行谈判。确实有这事。1922年 8月30日越飞给加拉罕的电报，通报他的信使从孙中山那里回来的情况，其中有这样一句：“他（指孙中山）谈了他同吴佩孚谈判的情况”（同上书，第 113页）。在俄国，当然是极希望促成孙、吴的合作。1922年 9月18日越飞给吴佩孚的信中说：
    我个人觉得，只有您与孙逸仙先生一起建立的政府，才是唯一能够使中国摆脱严峻局面和建立统一而独立的中国的政府。这个政府完全可以指望得到俄国的全面支持。（同上书，第132 页）
    可是俄国想让这两个人合作的愿望是太不现实了。1922年11月 2日孙中山给越飞的信中说：
    从我们最近一次交换信函时起，我就同吴佩孚进行了接触，试图弄清在统一中国和建立强大而稳定的政府方面同他合作的可能性。很遗憾，我不得不指出，与他打交道确实很困难。我所掌握的情报使我认定，他现在对我的态度实际上很强硬。（同上书，第 144页）
    促使孙吴联合的主张没有成功。邓中夏的《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中有一段文章说到了这事：
    当时GCD确有一种机会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以现今共产主义叛徒陈独秀做代表，他当时对于吴佩孚确有很大的幻想，而有所谓“孙吴联合”的主张。北京方面李守常同志确是同意此种主张的。（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7页）
    邓中夏当时是zhonggong中央委员，竟也不知促使孙吴联合是共产国际的主张，而以为是陈独秀提出来的机会主义的主张，也可见这事是在严格保密的条件下进行的，不是参与其事的，就是中央委员也不让知道。
    这件事情虽然没有成功，李大钊还是利用白坚武对吴佩孚的影响力帮共产党办成了一些具体的事情。重要的一件就是，让共产党派几名党员到铁路上去开展工人运动。
    派党员到铁路上去工作，是zhonggong建党初期的一件大事，甚至在1922年11月举行的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也得到了肯定，拉狄克在会上的发言中说：“当吴佩孚同张作霖打仗时，他有长江一线和那里的兵工厂做后盾，但是他没有掌握北方的铁路，控制铁路的人被日本收买了。他是怎么办的呢？他向年青的GCD寻求支持，共产党派了一些党代表给他，在战争中间，党代表们牢牢地掌握了铁路，供在那儿进行革命斗争的吴佩孚部队使用。……后来，工人向吴佩孚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共产党人也使这些要求部分地得到实现。”（同上书，第二卷，第 353页）
    关于此事。有过多种记载。我见到的最早的是邓中夏：
    经过李守常同志向吴佩孚御用内阁交通部总长高恩洪建议每路派一密查员，得其允许，于是京汉、京奉、京绥、陇海、正大、津浦六条铁路都有一个密查员（守常同志荐去的共产党员）。这样一来，第一，我们可以免票来往坐车不用花钱，并且任何同志都可利用免票乘车；第二，六个密查员都有百元以上的薪水，除一定生活费外其余归党。此时，正因职工运动费用支绌，得此不无小补；第三，密查员是各路现任职员最害怕的，因此共产党员得着护符，不仅不怕人而且使人怕，得以往来各路，通行无阻。这六个密查员，当然不对任何人宣布，实际上即是职工运动特派员，主要的是在各路工人群众中活动，帮助工人组织俱乐部和进行斗争。对于交通部则选择某地为工人所最痛恨的交通系的职员，胪列其营私舞弊的罪状，作成报告进去。再则这六个密查员对交通部虽是有固定的人名，但出发各路可换别的同志，真的，这样一来，我们在铁路上的工作得到顺利的发展，差不多六条铁路都建立了工人俱乐部，共计十六个之多。（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5—26页）
    高恩洪是吴佩孚的蓬莱同乡，吴的亲信。因为吴的提名于 6月12日入阁任交通总长，翌年初因曹锟和吴佩孚的矛盾而下台。他让共产党员到铁路上去当密查员，是因为他要打击交通系在铁路上的势力，却给共产党提供了开展工人运动的条件。只是李大钊跟高恩洪非亲非故，既不同乡又不同学，可说是素无渊源。他是通过白坚武才同高拉上关系的。白与高都是吴的心腹人。从白的日记中可以看到他同高过从甚密。包惠僧的回忆录是说到白坚武的：
    1922年 5月前后，党通过李大钊与孙丹林（北京政府的内务总长，吴佩孚的亲信）、高恩洪（交通总长）、白坚武（吴佩孚的参谋长）的私交关系，介绍张昆弟（后在湖北牺牲）、安体诚（后在上海牺牲）、陈为人（后病故）、何孟雄（后在上海牺牲）和包一宇（后脱党）到交通部工作，先是用密查员名义，后改为育才科视学名义。高恩洪对他们的要求是调查交通系在各铁路上的小组织和骨干人物，以便进行清洗交通系在各铁路上的势力。党的计划则是，要在每条铁路上有一个公职人员身份的人作掩护，来秘密进行工人的组织工作。交通部根据当时的工作条件，分配张昆弟在津浦路工作，何孟雄在京绥路工作，安体诚在京奉路工作，陈为人在正太路工作，包一宇在京汉路工作。（《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8页）
朱务善的回忆文说得更加简明，却突出了白的作用：
    那时在吴佩孚幕下有一位政治顾问名白坚武者，是守常同志的老同学。据守常同志当时对我们说，白坚武曾建议吴佩孚“保护”劳工，吴大帅欣然采纳了这个建议。后来白坚武曾向守常同志说请其介绍共产党员在铁路担负工作。北京党组织和守常同志一致认为可以利用时机在各铁路上打下我们工作基础，于是决定指派了六个党员同志到京汉、京奉、陇海、津浦各线当秘密检查员的工作。他们在各铁路上权威很大。确实，我们在上述各铁路进行了不少的工作。（朱务善《zhonggong成立前后在北京工作的回忆》，见《“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 100页）
    在这件事中，起关键作用的是两个人：居中联系促成其事的是白，最后签发委任状的是高。
    白坚武日记，“李守常来函，道知人不易，少年人偶尔失检可谅也。但不知属于何项事耳。”李在信中只提出了应该原谅年轻人的过失这个原则，收信人也弄不清楚他为何要说这些话。我想大约就是为了铁路密查员的事。张国焘回忆说：
    这六个年轻的共产党员顶着密查员的特殊头衔，携着铁路长期免费乘车券，在铁路上各处活跃，发展铁路工人的组织，经常向铁路当局提出改良铁路工人生活的要求。他们把高恩洪所赋予他们排除梁士诒交通系的使命置诸脑后，一心一意的干他们心目中认为是纯洁的职工运动。这在吴佩孚和高恩洪看来，不是帮助他们，而是给他们增加麻烦。彼此间的关系也因而恶化起来了。（张国焘：《我的回忆》（上），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 245页）
    大概李大钊已经听到吴高对密查员的作为不满的反应，他想到白是这事的中间人，于是写了这封信，希望得到他的谅解吧。
    白坚武日记中所记的二人最后一次交往，是“鄢公复以李守常、李寂庵之介绍重来洛，余甚爱其才，惜军幕有人满之患，为介绍于农商部李印泉。覆守常函告衷曲。”这次所介绍的鄢公复其人的情况，待查。在这事以后不久，就发生了“二七”惨案。
    1923年 2月 7日，根据吴佩孚的命令，在汉口江岸、郑州和长辛店等地发生了屠杀铁路工人的惨案。这一意料之外的暴行给予zhonggong的打击是沉重的。维经斯基就中国形势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的报告中说：“听马林说，在汉口罢工遭到破坏后，我们的人情绪非常沮丧，对今后工作的前景看得过分悲观。”（同上书，第 234页）吴佩孚成了工人运动的死敌。共产国际对他的评价也立刻改变了。在《向导》周报第24期上发表了孙铎（即马林）写的《吴佩孚与国民党》一文，其中说：
    吴佩孚现在这些行为，已足证明他是一个比以前世界上一切的专制皇帝还专制的人物。京汉路惨杀的四十余工人，林祥谦的枭首示众，施洋同志的枪毙，都可以提醒中国人民要反对洛阳军阀的专制。
    从此，共产国际就一心一意争取孙中山了。
    白坚武对“二七”事件的态度，他在日记中逐日有所反映。京汉铁路总工会定于 2月 1日在郑州举行成立大会，白的日记：
    闻五路工人在郑州开会，吴使制止。余函劝可准其开会，倘有逾范行动，再加以制裁。
    郑州工人开会，闻已和平制止。余劝解吴使之效果，仅至此耳。天下事多为无识人所扰。
    2 月 4日京汉铁路工人二万余人举行总罢工，全路为之瘫痪。对于出现如此事态，白在日记中评论说：
    ##结社，本为法律所许，军警等官张大其辞，一禁迫便为多事，况匾额亦不准其挂，遂致演京汉路罢工，殊暗因势利导。
    京汉路尚未通车，各路亦有响应之讯。余虑一误再误，复函谏吴使勿终信小人之言，并会商李倬章参谋长谋郑州军警速决此事办法。
    2 月 9日罢工结束，京汉路恢复通车。这天白坚武在从郑州开北京的火车上。日记中说：
    闻车小工言，知工人渐悟自身利害，从事结合。凡言被煽惑者，均不知工人内容者。
    他认为，工人运动，并不是由于谁的煽惑，而是为自身利害而斗争，是军警的过分行动才激起工人罢工的。他的同情是在工人一方。在事情发生之初和惨案发生之后，他两次上书吴佩孚劝谏，希望能在法律范围内解决，希望能用温和的办法解决。虽说他的劝谏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但他在这次惨案中是没有责任的。不过这只是他个人的态度。站在李大钊的政治立场上看，只要白坚武还是吴佩孚的高级幕僚，就是敌对营垒中的一人，也就不便同他再有所交往了。

彼亦一是非

好滴好滴，谢谢

ys1937

续

三

    1923年 8月，苏俄派加拉罕来华谈判恢复两国的外交关系。那时苏俄在外蒙古有些损害中国主权的活动。加拉罕不愿谈这个问题，却要求中国先同意恢复外交关系，以致谈判迟迟不能开始。10月，曹锟就任总统。不久，中国代表王正廷即与加拉罕进行谈判。谈判进行了相当长的时间，到1924年 3月，草签了一个协定草案。这份草案只规定废除沙俄同中国签订的条约，却不包括苏俄同外蒙古所签订的条约；在苏俄从外蒙古撤军的问题上接受了苏方一些有损中国的条件；草案还承认了苏俄对俄国东正教教会在中国的房地产权。草案重提了废除辛丑条约和退还庚子赔款的事，但规定在扣除以庚子赔款为担保的各项义务所需之后，余额由苏俄确定其用途。中国政府讨论了这份草案，认为这些规定都是不能接受的，决定解除王正廷谈判代表的职务，以后改由外交部与加拉罕谈判。
    加拉罕得知中国的这一决定，立刻作出强烈的反应。他致函中国外交部，要求在48小时之内宣布接受他同王正廷草签的这一协议。他威胁说，如果中国不在所限时间内给予圆满答复，中国政府必须承担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
    在国内，一些支持苏俄立场的人也对政府施加压力。李大钊就是这些人中很积极的一个。顾维钧回忆说：
    北京大学派了一个代表团来到外交部要求与我面谈。我记得代表团的团长是李大钊。他是那个由大约八至十名北京大学的教授和学生组成的代表团的发言人。他的主要观点是王正廷博士与加拉罕先先生所达成的协议草案是中国外交史上最好的协议。他想了解政府予以否决而不批准的原因所在。向他们讲明政府何以反对这一协议并不困难，于是我便向他们解释了协议草案中的各点，并着重指出，外蒙问题是中国对该地区的主权和中国领土完整问题，不容随意侵犯。在谈判中，王博士无权将过去俄国与中国或任何其他方面所签署的有关外蒙的条约排除在外而不置于废除不平等条约之列，从而默认外蒙不再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李大钊教授的回答使我极为震惊，他说即使把外蒙置于苏俄的支配和统治之下，那里的人民也有可能生活得更好。他讲话时非常激动，以致使我觉得他已失去了辨别是非的理智。因此我便对他说，他当然可以发表或坚持个人的见解，但是我，作为中华民国的外交总长，有责任设法维护中国领土和主权的完整，使之免遭任何外国势力的侵犯。由于考虑到李大钊教授的意见与我的见解完全相反，我便告诉他，鉴于我们的观点截然不同，我没有必要就此问题与他讨论。于是我说了句“请原谅”，便起身告退了。（《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分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39—340页）
外交总长是从国家利益出发，马克思主义革命家是从国际主义出发，当然彼此听不懂对方所说的语言了。在李大钊，倒是早在一年多以前就发表过这种意见的。1922年11月 7日，即所谓“十月革命节”，他就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十月革命与中国人民》一文，一开头就说：
    在十月革命的火光里，诞生了劳农群众的国家和政府！这是全世界劳农群众的祖国，先驱，大本营。（《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 401页）
    不言而喻，这也是他李大钊的祖国。率代表团给顾维钧施加压力，也就是在为他的那个祖国效劳。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个对俄外交问题，他要求：“要即日的无条件的承认劳农政府！”“要即日无条件的开始中俄会议！”“我们要严重的监视外交当局的对俄外交！”
    有意思的是，在中苏谈判这一件事情上，白坚武采取了和李大钊大致相同的态度。他在日记中说：
    中俄交涉协定大纲，本平等互惠之精神，平妥无大损，犹可为桑榆之收；徒以顾维钧与王正廷争私见之故，多所挑剔，并中途收归外部以专职责，全不知中国所居国际地位及笫三国之居心，深堪痛恨。连日吴电中央迅为决定，并约齐萧两使、王副使、冯检使等协争。电王兰亭秘书长陈元首速定俄约，为国家留光荣。
    熙钰（字宝臣）来洛，聆其言，似受国务员之委托，为辩护中俄会议停顿而来者。余告以现日国际环境，过此以往，即此不满足之规定恐亦不可得。
    清末以来，少年新进为公使者，恒于国情及政治方针隔膜，一遇交涉或特殊事变，非眩于外即人云亦云，无形中断送国家权利者曷可胜数！即如中俄协定大纲，膺外长者纵不争私见，就其所宣示之意见亦近于无意识矣。
    他以为王正廷所签草案是好的，把顾维钧贬得很低，顾王只是私见之争。他日记中说的由吴佩孚出面，约齐燮元、萧耀南、王承斌、冯玉祥联合通电给内阁施加压力，这事顾维钧也说到了：
    我曾收到一份由北京政府所管辖的各个省份的高级将领和督军们拍来的电报，其中包括吴佩孚将军。当时，人们认为他是北方的领袖，至少是军界的领袖。此外，他还是曹锟政权的主要支持者。这份通电是由齐燮元和长江下游、四川、河南以及山东等省的督军签署的。电报显然是在吴佩孚将军的怂恿下发来的，但其幕后操纵者却是王正廷博士本人。电报中所讲的与以李大钊为首的代表们所提出的非常类似，亦即认为协议草案是表明中国能使人承认它是与一个外国处于平等地位的国家的第一个协议。电报还提出了同样的问题，即既然这是中国所签订的最好的协议，我有何把握能把它修改得更好？（《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分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40—341页）
    顾维钧有一点没有说对，促使吴佩孚发动这份通电的并不是王正廷，恐怕应该说是白坚武。据白日记，王正廷派吕咸到洛阳向吴游说，事在27日，而吴发电报，早在22日之前。
    由于顾的坚持，加拉罕不得不作了一些让步，草案作了一些修改之后，于 5月31日签订，这就是，《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
    李大钊是GCD早期领袖之一。GCD成为执政党之后，对于领土主权问题有了不同的观点。例如，1969年 5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中苏边界问题的声明中，就以赞同的态度援引了这个《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

四

    1924年10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白坚武随军驻秦皇岛大本营。23日，冯玉祥倒戈，由前线潜回北京发动政变，囚总统曹锟。吴佩孚率残部二千余人浮海南下。##转移到奉系手中。白坚武的处境也一夜之间从峰巅坠落到了深谷。他的日记中止于10月22日，直到1927年 9月 6日才恢复日记。这三年时间，在他的日记本上，是一片空白，而在历史书上却不是空白，这三年正是多事之秋，发生了许多事情。和本文有直接关系的，就是李大钊的死。
    李大钊是GCD北京最高领导人，也是国民党北方负责人之一。为了安全和同加拉罕联系的方便，zhonggong北方区北京地委就设在东交民巷西头俄国兵营28号。兵营属苏俄大使馆管辖。李大钊以及北京共产党国民党的一些领导人也多在兵营住宿。1927年 4月 6日上午十点多钟，北京军警和宪兵闯入俄国兵营，接着又包围了苏俄使馆旁的中东铁路办事处和远东银行，查抄文件，抓人。李大钊看到军警来了，即着手烧毁文件，可是来不及了，文件还是被搜去不少。李大钊等六十余人被捕。4 月28日，李大钊等二十位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被处绞刑，另一些人被判徒刑。
    关于此事，顾维钧回忆说：
    1927年 4月 6日，我任总理和外交总长时，中国宪兵袭击了苏俄使馆并没收了大量秘密文件。袭击的命令是张作霖大帅下的，由安国军宪兵在张作霖总司令部外事处的指挥下执行的。我记得，这件事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但是，外交部和国务院在事件发生前均未得到通知。
    听到这个消息后，我感到十分不安。我和张大帅总司令部的人以及执行袭击任务的宪兵队长研究了这件事。我记得他们对我解释说，他们之所以没有通知外交部，是因为他们深知外交部不会同意。他们也知道，这件事一定会使外交部为难。
    当时，在政府不知道的情况下，在苏俄使馆里的李大钊被捕了。后来，他被判处死刑。（《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分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64—365页）
    事发之前，李大钊已经得知将要出事的信息，本来是可以避开的。章士钊回忆说：
    当张作霖为大元帅时，受帝国主义之唆使，蓄意搜俄使馆，对守常不利。杨皙子先从汪伯唐所得此讯，急走告吾，吾谓吾妻：窃恐守常不肯趋避。已而果然。盖共产党之萃集俄使馆者约百三十馀人，守常闻讯，遣去百许，独二十馀人坚守不动。或曰欲走而未及走也。然恶耗酝酿，亘四五日，欲走则径走耳，无来不及理，守常及同辈二十馀人执意成仁，于斯益可信。此时吾曾为守常事晤杨邻葛，反复讨议甚久，以邻葛之悍，亦为之浩叹不置，并恨其无法相救，其时帝国主义之惨毒，盖可知也。（章士钊《我所知道的守常》，见《回忆李大钊》，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 146页）
    章士钊说他同杨宇霆（邻葛）“讨议甚久”，以表示他为营救的事出过力。对此，梁漱溟另有一种说法：
    我记得1927年春有一天去东交民巷旧俄国使馆访看守常，只见来人满屋，大都是青年求见者。守常接待忙碌，我不便打扰他，随即退出。不多日后就闻知他全家被捕消息，原来他家属大小均同住一起，还有些同志亦同住的，因而被拘捕时一同遇难者颇有多人，但亦有恰好出门而得幸免者。当时正是张作霖自称大元帅驻军北京和执政之时。我闻讯从西郊赶入城内访章行严先生，愿与章老一同出面将守常家眷保释出来，俾守常少牵挂之念，至于守常本人在势不能免于一死了。惜章老不同意，自称与杨宇霆交好，他可保守常亦不死。结果直至守常死时，亦不知其家人儿女安全否。（梁漱溟《记李守常（大钊）先生事》，见《梁漱溟全集》第七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84—485页）
    杨度透露将有搜查俄使馆的事，这话后来白坚武也听说了。他在日记中说：“李子衡之少君李兆瑞来谒，叙故友李守常在京俄使馆之轶事，闻被捕之先一日，杨度君曾密告之，而守常殊大意，未及避去，以故遇难。”
    这时白坚武自己也在困顿之中，但是总还是尽力设法帮助一下亡友的遗属。日记中有：“年来学友零落，李守常既以共产死，张适吾又以被俘病死，余皆恤其遗孤，以表畴昔故旧之谊。念人世如此，感慨系之。”“李守常夫人来函告贫乏，余现日生活困难，未能兼顾，前者接济之二百元已属勉输，现实无能为力。他日略有转机仍当尽力接济耳。”
    一日，和一友人叙谈，“言及李守常陈独秀向年之情操意趣，慨然惜之，不禁悲从中来。”
    李大钊本人，倒是从容就义的。他在狱中写的供状中，很平静也很真诚的表白了平生素志：
    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于再兴民族之事业，虽政治上之方略与当局有所不同，而于爱护民族之主权，期将国命民生进至于安康之域，自问殊无贰致。今既被逮，惟有直言，倘以此而应重获罪戾，则钊实当负其全责，惟望当局对于此等爱国青年，宽大处理，不事株连，则钊感且不尽矣。又有陈者，钊夙研史学，平生搜集书籍颇不在少，如已没收，尚希保存，以利文化。（李大钊《狱中自述》，载《党史研究资料》第二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 112页）他要求的，是能够保护他的青年同志，不要株连。对于身后事的交代，只表示希望藏书不要失散，到死还在为未来的文化着想。

ys1937

续

五

    李大钊死后，白坚武还活了十年。
    1927年吴佩孚最后失败，流寓四川。白坚武同他分了手，回到天津，作寓公了。没有了收入，生活都很困难。前些年在北京买了栋房子，租出去，房客又总是拖欠房租。又从一些老关系那里筹措了一笔本钱，开了一个干鲜货栈，觉得这样也好：“下野而谋生，不得已而逐十一之利，慰情差胜于无，以视在政治得非分之财者则有天壤之别矣。”可是他自己不会经商，雇请的经理又不得其人，也赚不到钱。“仁和栈张经理梦九又来通融资金，以年十余万之生意仅敷开销无余利，前途尚虞危险，由今之道而不改弦更张，只有收束耳。”“至仁和货栈一视，尹经理国勋在栈时极少，所经手款项外放等事无一有成绩，无一能负责任，糊涂而无良心，……余谋生之术太拙，又加以疏忽大胆，故所事恒失败。”他已经拮据到这等地步：有朋友欢迎他到东北一游，“余应而未往，盖旅游经费亦负担不起也。”
    这只可以说是“隐于商”，其实他两眼还是注视着政坛，一心还在想干一番事业。国民党战胜了北洋军阀，可是在国民党内，蒋介石、冯玉样、阎锡山、李宗仁这四大军阀之间的矛盾很快就尖锐化明朗化了。1929年 4月，发生了蒋介石同桂系的战争，蒋取得胜利。接着，蒋又布置了对冯的战争。冯的部将石友三、韩复榘叛冯投蒋。冯阎合作同蒋打了一场中原大战。又是天下纷纷的局面了。白坚武看了，心里痒起来，于是就卷进这漩涡中去了。
    日记：“石〔友三〕感于日来环境立脚不易，有请余往筹助之意，余应之。……今日风云扰攘，就中原言之，冯、阎、张〔学良〕三方之局势已成，若又从而附之，任在何方亦为牛后之列，且亦不为人所欢迎。余意欲集合石友三、王金钰，刘春荣孤臣孽子无所依附之军成一组，最小之限度，对前三方形势之下足以自存，不至随时感风雨飘摇之患。以余之平日在各方信誉，当可完成此大计。”
    “作同志军盟约四条，以备时局有变化，为孤臣孽子利害相同之军团结存在张本，天下事有备无患。蒋介石一日而在，此等军队固可依蒋而在，奉公尽职。盟约则为中央无主备也，下一柱闲棋为来日地耳。”
    为了这事，他仆仆道途，很忙碌了几个月：到德州会见石友三，到徐州会见王金钰，到开封会见韩复榘，为石友三划策，起草电文，又作为石的代表到太原去见阎锡山。他以吴佩孚的幕僚，来做石友三的幕僚，真也太自贬身价了。石友三是个成不了气候的人物，几个月共事之后，日记中写下了对此人的评价：“晚接石汉章来电，又询同人前途办法。既为团体之一员，遇机会不能彻底，平常又忽东忽西，所谓‘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绝物也’，此等人不堪指导矣。”对于自己这几个月的辛苦奔波，他总结说：“余自退隐津沽以来，本不愿轻出，徒以情面所关有兹一出，竖子不足与谋，真不值耳。友谊一场为之赞助，告一段落亦属对得起，不可在无聊环境中太拖泥水也。”
    对于这一次活动的目的，他作了这样的表白：“午后陈湘帆来叙，言及《新天津报》对余外出具微辞。余之进退纯以友人之谊，国家之故，意在扶助友人树立根据，若能凭藉时会打破##，是即余对于国家之所以自效，亦即余之夙志也，舍此别无他图。”
    他以为自己这些活动是没有结果的，不值得的。可是有人却不这样看，中原战场上蒋军第三军团总指挥何成濬（王金钰的第47师即在其麾下）就对白坚武的活动很感到头疼，以为他起了很坏的作用。属于阎锡山部的傅作义当时任天津市警备司令，他告诉白坚武：“何雪竹电各方，言余组同盟军扶阎倒蒋，将时局变化之责全推之余身，实则非真相也。果为余主持，石汉章何至回蚌？石头城早已攻下，何至有今日现状耶？竖子无谋，遂令余拖泥带水，亦复可笑。”可见别人对他兴风作浪的能力是并未低估的。
    这一场忙碌过后，冷静下来，他为自己今后定出了这样的方针：“余于现日混乱局中，各方作为均不合于余之意旨，惟有默守不问，所有约请一律逊谢，公私皆无参与之必要，何须自去拖泥带水耶。”
    蒋方在中原大战中的胜利结束了混乱的局面，不愿同国民党发生关系的白坚武一时也没有参与的机会了，于是回过头来经营他的仁和干鲜货栈。
    “九一八”事变发生，他在报纸报道之前就知道了：“向晚何庭流来，言日兵实行占据沈阳、长春、安东、营口、哈尔滨等处。蓄心积虑，已非一日。所怪东北当局平时既根本准备之毫无，时变到来又无神敏应机应付之可能，惟历次入关贪得一时之便宜，忘却永久之祸患，为可痛耳。事势至此，急切别无良法，惟有以卧薪尝胆之精神，期以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再雪此耻耳。”这天的日记接着还写了他对日后收复东北之后，移民实边，充实人口等等加强国防的种种思考。
    在致吴佩孚的信中，他把失陷东北的责任归之于国民党：“此次东北事变为党治之总罪案，尚不知自省，反益复争权分赃，计崩溃之期不远。”他认为“国民党误国至此，理应退避，以谢国人”。
    “一·二八”事变爆发，他这样看此事对于中日两国的关系：“日军犯沪。在中国以自乱，内争数月，无人之政府不能先事预防，固为自致其侮，而日军一逼再逼，致自焚之祸，将来亦有不堪问之结局也。……为日本计，即欲倒国民党，扶助中国另成一新局面，亦非横冲直撞所能作到；若是所为，是自暴其无理于世界也。……中国如何，另一问题，日本则末日将至耳。”他把日本横冲直撞扩大对华侵略，看作是日本走向末日的一个步骤。
    有几个失意政客想组织一个“宪政期成会”，约白坚武加入，“余以无此兴趣谢之，今日理论非可收效者也。昔清廷预备立宪，急进之士视为不足与谋，尚复毅然倒之；今党治视昔之清廷何如，而谓可向之请愿开放政权耶？余今日手无斧柯，又不能上山为寇，然心实反对国民党之一人，有实行反对者，余必为其中之一分子，若加入理论中请愿，余惟谢不敏耳。”
他在这一年除夕的日记结尾处写道：“大凡怀才有抱负之人，不能扼之常〔此处印本疑有脱漏〕之不得，志若终不得展，则挺险横决而已。且毁誉是非亦非定于一时，俗谚所谓最后见者，终有大白之一日，否则负污名以长没，亦所甘心，较沉沦不得伸亦愉快多矣。余畴昔尝一参蓬莱之政，但北洋派相携出于自争自溃自杀而莫克挽。既而静观国民党之施设，亦颇望其成功，积年累月亦濒于绝望。返视国家民族无一领导自拔自救之人，余忍之久矣，最后不能不一试，会待机会耳。”这不但是他一年的总结，他前半生的总结，也是预示他未来的作为。他忍耐得太久了，有机会就要一试了。

六

    到了1933年，他所等待的机会出现了：时局又起了大变化。
    日本占据东北，在那块土地上建立了一个伪“满洲国”之后，到1933年初又开始了新的侵略行动。1 月 6日进攻山海关，2 月24日又向热河进攻，3 月 4日占领承德。白坚武在日记中说：“热河全部之失，不出一星期。无人之境急行军，亦不过如此，可谓前此未有之奇，如是将领，不亡何待矣。”他看到，热河之后就是华北，华北已经处在日军的枪口之下了。他不希望华北成为第二个满洲国。怎样来避免这个前景呢？他异想天开，想在日军攻占之前，先弄出一个“华北国”来。他觉得这个危急存亡的局面给了他一试身手的机会。可是他一无钱二无人，怎么能够实现这个设想呢，于是想去寻求日本人的支持。从长远来说，日本人未必会赞成建立一个不同于“满洲国”的“华北国”，但是就眼前来看，却不妨利用他来同中国政府捣乱。日本人看到，他反对执政的国民党态度是坚决的，又同军界有甚深的渊源，是一个可以利用的人物。于是他们就勾结起来了。
    他的日记明显反映了他的心情和态度：
    五时晤日本参陆两部代表坂垣少将，谈华北军事近情。前方已崩溃不能成军，再无革新之局，则救济无望，坐侍沦亡而已。目下急起直追尚虑不及，安有徘徊延伫之余地。余日来感于人员之无训练、无责任心，旷日误事，悲痛万分，然本身已心力交瘁矣。
    古北口及滦东日军俱压迫甚紧，京津再无自动改革之局，待日军到时华北又成满洲国第二，自救之机会永失矣。吾人为保全人格，尊重体面计，始终不仰外人之鼻息；若一味迁就，则面目全非，将不能达彻底救国之主旨，何以见国人乎。
    当时在白坚武同日本人之间牵线的是何庭流。他是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生，时任天津市政府外事秘书。看来他同日本军方有特殊关系，或者干脆就是日本特务，所以能够在报纸报道之前把“九一八”事变的信息告诉白坚武。白定居天津不久，何就陪日本新闻记者来访问过他，后来又多次带领日本军方人士来同白接触。白的“华北国”计划，就是通过何同日本人联系的。“偕何庭流晤日友坂垣少将，商洽一切，结果尚佳。午后同日友?崎一良、何庭流、余三人结盟。”“访日友林康夫叙谈。偕何庭流同救国，决心既定，成败利钝在所不问。”“向晚收到接济费五万圆，分配各人。晚移入新居，从此决心进行，成败利钝置之度外矣。”这五万圆是从哪里收到的，日记中未写明，当然不问可知。这不但是肮脏的钱，而且是罪恶的钱。可是有意思的是，他把这钱分配给党羽的同时，也汇了五十圆给李星华，李大钊的长女。到了这样的时候他也没有忘记帮助一下亡友的遗属。
    拿了日本人的钱，就得办日本人的事。第一件事就是布置刺杀于学忠。于原是吴佩孚部将，吴败后投奉张，成了东北军的重要将领。1932年 8月受任为河北省政府主席。他手握重兵，对日本毫不妥协，深为日方忌恨，决心要除掉他。白跟他曾在吴佩孚部下同事，不久前还有些往来。这时于学忠成了他的华北国计划的头一个障碍，也就顾不得私谊了。于学忠在《我是怎样被日寇逼出华北的》一文中说，白坚武和何庭流一共布置了三次暗杀活动，第二次是“收买我的随从副官巫献廷和51军司号官傅鉴堂对我进行暗杀。……据二人口供，系白坚武、何庭流所主使，已酝酿多日，枪是何庭流亲交的，钱是白坚武所发的。”（见《文史资料选辑》第十四辑，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69～170页）于学忠还说，这次阴谋行刺的第二日晨八时，日本驻津总领事还给省府来电话约于晤谈，就是窥探谋刺是否成功。这事白坚武在日记中有记载：“翟子符引傅传达长来见，余勉以国家大义，晓以利害，伊允为效力。给资三千圆，令结合同人。”“非常之事运用多日今始克就绪，余对傅鉴塘除至诚报告外，并以严重礼节促其效力。彻夜劳忙未能一刻安眠，黎明复遣人询探讯息，诚以华北存亡在此一举耳。”“得确实信息，傅子泉偕其友吴树增为奸人所陷，报国捐躯，闻之痛绝。”
    在布置刺杀于学忠的同时，另一项重要的活动是运动军队。“马廷福来见，神气态度似张效坤之流亚。自言对14旅确有把握，其同人俦侣言在18旅、14旅中亦具有好感。反于之同人俱集，余之所计定可实现耳。晚召杨砥山来，令往保定运用18旅之一大部分。……于其行也，送旅资千圆，运用资两万圆，勉以大义，期以重任，欢欣鼓舞而去。”“午后马治安、杨紫丞来见，陈报运用情形。”“14旅张俊卿团长遣人欢迎马治安往部指挥。余告治安可即往。”
    拉出队伍来就要举行暴动。“午后召马治安来议定往塘沽接收14旅，协同13旅首义。同往者日友三野少佐、大迫中佐助同运用一切。天不亡中国，此举幸而成功，国家从此有望耳。”
让正在侵华的日本军人参加中国的救国活动，这话说来真太离奇。白坚武辩解说：“余决心久矣，非忍痛打开一局，救国之局无从实现。晋文公、唐太宗皆曾借外兵定国，大丈夫视终局如何耳，一时浮议安足计耶！今日仅外卿耳，必要时请外兵亦所弗惜，然非所谋于小丈夫也。”    为了鼓励这些拉来的队伍肯卖命，他给两个团长悬了赏格：“先入津者给资30万，官兵另有厚赏，擢升军长；入京先到者并以卫戍司令相待。时机已迫，好自为之，勿落人后也。”可是这次暴动又失败了，“治安及张俊卿团长情急智乱，仓皇逃遁，今尚存亡莫卜，出师未捷先折大将，损失殊大，不胜痛恨。”
    行刺和暴动都失败了。正好这时中日签订了塘沽协定，“签字后，日当局对倒党救国运动暂行不助”。白坚武一时就无所事事了。再说他感到住在国内也不安全，于是就动身到“满洲国”去。在那里，他常去找日本和“满洲国”的一些要人，请求他们援助。可是日本人对他越来越冷淡了。
    他向日本人提出：“招集热河民兵 2万人为解决华北根本。热民储枪甚多，日本收枪易激民变，不如移河北，一举两得。此亦少少转移之法，为日计亦殊佳，犹历代定鼎移民。”这个计划得到了热河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大佐的赞同。后来松室调任龙江特务机关长，这事就半途而废了：“余之来热由松室发起，今事至半途，借债拉友，一塌糊涂矣。不告之于始期，而告之于中途，此所谓教人骑虎，又从而止之，何可为训？种种失信，奚以为人矣？”“热河之行本由松室敦约，乃松室调任龙江后一无回音，致令我劳民伤财，一无所成；及何庭流晤之于新京始告我底蕴，殊恨其不早耳。”其实他应该早就感觉到这底蕴，即日本军方并不支持他的热河计划：“日友三野友吉力阻余热河之行，余再四譬说伊终坚持，其劝余在津合作大亚细亚主义。”你自以为这“为日计亦殊佳”，也许正是他不愿你插手之处呢，这日本人的事也难办的很哪。
    领不到钱，热河之行还借债赔了钱进去，日子也就更难过了：“日用不足，当金表百圆”，要过端午节了，“余正处山穷水尽之际，乃当皮衣付三十元，实无法也。”“托向土肥原助筹小款以资运用。”
    1935年，白坚武还策动了一次兵变。6 月26日北平军分会所属铁甲车大队驻丰台的第六中队长段春泽率部叛乱，冲击永定门，因已有戒备，失败了。（邹文敬《“九一八”后日寇制造“华北国”的阴谋》，见《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七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年版，第66～73页）他还进行过一些策反军队的活动，也都没有结果。“日来心绪极劣，感今后之无路，英雄无用武之地，此生不能成业，便当入山为僧，了此残生矣。”
    1937年 7月 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9 日“午后，《大公报号外》：中日军停止冲突，保安队接防宛平县城。图穷匕首见之局，能拖几时。”“何庭流函潘燕生约余往平任要职。此何时也，余安可仕！复庭流代谢而已。”当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开始之后，他无法再同日本合作了，终于也同何庭流分了手。白坚武的日记终止于 8月14日，“八一三”上海战起也记了一句。以后即没有了。据日记印本的编辑说明，“9 月，在冀南肥乡县被国民党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冯玉祥所逮捕，旋经审讯以汉奸首领罪被处决。”不知道当时宣布的罪状是怎样写的，就凭他自己日记中所记的那些事实，判他十次死刑也可以了，杀得不冤枉。
    不过，如果要问他自己主观上的想法，那么我们在他的日记里还可以看到这样一些话：
    何庭流偕东京日日新闻社、大阪每日新闻社记者小村俊三郎来访，余告以中国变乱，以幅员之广，民众之多，交通之不便，当然需经长久之时间方有最后之成功。各友邦于兹期中，只宜善意的赞助维持，若出以过度之干涉，实于彼此不利云。
    日友三野友吉及同人何庭流、吕圃芹来叙，言中日共同利害，只宜经济提携。不宜土地侵占。
    中国人救中国总宜表明严峻光明气概，方能令外人钦服，溥仪之傀儡吾等决不屑为也。
    黄郛北来之内容，将以华北为牺牲品而实行其妥协卖国。张志潭、王克敏等卖身投靠，不惜为虎作伥，可杀也。
    白坚武的悲剧，就在于他以为他做的一切，日本人希望他做的一切，包括行刺、策反这样的事情，都是为了中国的利益。“余为救国大计，万不得已出此方径，自信终可质之天地神明也。”这是多么的悲哀呵。

七

    李大钊与白坚武，这两个同窗好友，年轻时有着共同的志趣。后来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但主观上都是为了中国的改革和进步。中国知识分子中很多人都是这样想的。他们可以说是两个典型。
    李大钊是在俄国使馆中被捕，被张作霖绞死的，白坚武是因为同日本人的关系被冯玉祥处死的。
    俄国和日本，这两个邻国，都对中国有太多的关心，太大的影响。要了解近代的中国，就必须了解同这两个邻国的关系。
    李大钊成为俄国的朋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俄国宣扬的马克思主义，曾经在世界范围内吸引了几代知识分子。白坚武成为日本的朋友，就有点莫名其妙了：日本宣扬的大亚细亚主义，难道可以算作一种理论吗？这大约也就是二人身后荣辱之分的原因吧。
这两个人，给后世留下了许多可供思考的题目。
    （曾收入《辫子、小脚及其它》，花城出版社1999年版）?

ys1937

16、蓝英年：高尔基出国

高尔基出国

蓝英年

    本文标题是为同另一篇文章《高尔基回国》呼应，如不加说明，读者难免产生歧义。这里是指十月革命后，1921年10月，高尔基离开已经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俄罗斯，而不是指高尔基曾多次离开过的沙皇统治下的俄罗斯。这次出国，八十年代以前出版的各种苏联文学史和汗牛充栋的高尔基传记都一笔带过，一律解释为“出国疗养”。我过去对他这次出国也未留意。后来读过几本俄国侨民作家回忆录，特别近几年接触到高尔基部分档案（不少档案仍未公布，如他致列宁、斯大林和他前妻彼什科娃的大部分书信），便产生疑问：为什么呼唤革命的海燕在革命成功后却离开社会主义祖国到意大利去，并一住便六年多。我渐渐意识到官方为了制造它所需要的高尔基形象——列宁和斯大林的亲密战友，布尔什维克坚定的盟友，苏维埃政权的一切敌人最严厉的抨击者，苏联同西方进步知识分子联系的牢固纽带，而有意掩饰高尔基出国的真正原因，如果找出真正原因，几十年塑造的并深印在几代人脑子里的形象便会受到严重损害，但却能使我们接近真实的高尔基。而真实的高尔基对我们更可贵。
    二月革命前，高尔基支持过布尔什维克，特别在经济上。他同列宁关系良好，尽管在造神论等一系列问题上发生过争论，互相仍视为朋友。二月革命后关系发生变化。高尔基认为现今主要的任务是捍卫二月革命成果，提高国民经济，发展科学、教育和文化。列宁则坚决要求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向临时政府夺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十月革命爆发前夕，10月31日，高尔基在他主持的《新生活报》上发表《无法沉默》，公开反对暴力革命。高尔基的这种立场十月革命后必然使他陷入布尔什维克反对派的境地。七十年后才得以同读者见面的他的政论集《不合时宜的思想》，便是他同布尔什维克抗争的记录。高尔基关心的是革命后广大知识分子的命运，而布尔什维克首先考虑的是如何巩固政权。布尔什维克坚决镇压反对、反抗以至妄图推翻苏维埃政权的人，不管他是否是知识分子或在文化领域做过多少贡献。高尔基则以自己的特殊身份竭力关心、帮助、保护、拯救知识分子，并不看重他们对布尔什维克的态度。双方的冲突便不可避免了。
    当今在俄罗斯走红的宗教作家罗扎诺夫，1918年给高尔基写了一封求救的信：“……屋里没生火，没有劈柴。女孩子们望着冰冷茶灶旁边最后的一块糖。半瘫痪的妻子躺在床上，两只浑浊的眼睛望着我。孩子惊恐的眼睛……马克西姆什卡（高尔基名字昵称），亲爱的，我该怎么办？我已给你写过很多信，都撕了，这封马上寄出，不然我又撕了。我写了20本书出不来，书商罢工了吧。马克西姆什卡，你能否想办法让书出版……马克西姆什卡，我抓住你的手不放，……我完蛋了，完蛋了，完蛋了。”高尔基收到信后立即给罗扎诺夫女儿寄去一笔够三四个月用的钱。高尔基很早就认识罗扎诺夫，但两人并非朋友，因为高尔基从不赞成罗扎诺夫的哲学观点。不认识高尔基的人向他求救，他也有求必应。一位年轻女诗人生了孩子弄不到牛奶，找高尔基要。高尔基给供应部门写信，要求发给她牛奶。为了加强效果，在信中末尾说明孩子是他的私生子。后来许多年轻妇女找高尔基要牛奶，高尔基在信中一律说是他的私生子，以致引起供应部门人员的怀疑：高尔基哪儿来的那么多私生子？为了帮助、营救著名作家、学者，高尔基跑断了腿。诗人勃洛克病倒，必须出国治疗。高尔基同卢那察尔斯基立即行动起来。高尔基亲自给列宁写信，由卢那察尔斯基转呈。但迟迟不见下文。高尔基携带医生诊断书面见列宁，列宁让他找明仁斯基。明仁斯基在肃反委员会里负责出国事宜。明仁斯基也爱惜革命诗人勃洛克，但认为不需要出国治疗，只要改善生活条件就行了。他所说的改善生活条件是增加勃洛克的口粮定额。高尔基和卢那察尔斯基不同意，又分头找布尔什维克领袖们。最后终于批准勃洛克到芬兰治疗，但批准的第二天，勃洛克便死了。另一位诗人古米廖夫因所谓塔甘采夫叛国案被捕，高尔基联合各创作协会上书彼得格勒契卡主席团，保释古米廖夫，“因为他对俄国文学意义重大”。这对契卡当然不是理由，古米廖夫被枪决了。这是两个失败的例子，还有许多成功的例子，我无法一一列举。用他好友、著名男低音歌唱家夏里亚平的话说：“多少人经过他的请求而从监狱中释放出来！他可真是好人。”
    高尔基为了让知识分子有口饭吃，巧立名目，成立了许多协会和出版机构。以1918年秋天成立的世界文学出版社为例。这个出版社吸收懂各种外语的人，既不确定选题，也不规定交稿日期，译什么书都行，译多少字没人管，但参加出版社便能领到一份口粮，同后来正规出书的世界文学出版社完全不同。这时高尔基开始同布尔什维克第三号人物季诺维也夫发生冲突。季诺维也夫是列宁的得力助手，十月革命后任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列宁和政府迁到莫斯科后，他便是北方最高领导人，炙手可热，权力无边。季诺维也夫对高尔基所作所为极为反感，认为高尔基在他的地盘上跟他作对，多次在报刊上指责高尔基。高尔基也不示弱，在1918年 4月 9日的《新生活报》上指名道姓抨击季诺维也夫。语气之激烈，言辞之尖刻，实属罕见。此文后来收入《不合时宜的思想》（苏联作家出版社1990年版，第 192页）。季诺维也夫一怒之下竟抄了高尔基的家，高尔基到莫斯科向列宁告状，俄国诗人霍达谢维奇在回忆录《名人墓》中写道：“高尔基寻求列宁的保护，经常给他打电话、写信或亲自到莫斯科见他。应当说列宁竭力帮助他，但也从未真正制止过季诺维也夫。列宁当然很看重高尔基，但只是作为作家，他同样倚重季诺维也夫，一个久经考验的布尔什维克，后者对他更重要。”季诺维也夫碍着列宁面子，不敢对高尔基下手，但处处跟他作对，直到高尔基无法再在彼得格勒呆下去。不少高尔基研究者认为，高尔基同季诺维也夫的冲突，是迫使他出国的原因。但高尔基在彼得格勒呆不下去可以去莫斯科，有列宁在，没人敢欺负他，再说他同莫斯科苏维埃主席加米涅夫的关系还过得去，所以这种说法不能令人信服。
    不久前读了著名美籍俄国学者索罗金的《漫长的道路》，作者认为列宁下令解散饥荒救济委员会是导致高尔基出国的直接原因。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
    1921年俄国发生灾荒，伏尔加流域饿殍遍野。为了救济灾民，高尔基同普罗科波维奇（立宪民主党）、库斯科娃（社会革命党）等社会名流商议，并以自己名义建议政府成立饥荒救济委员会，向西方呼吁，请求富国赈济俄国灾区。列宁对高尔基的建议极其重视，这从列宁1921年 6月28日给粮食人民委员特奥多罗维奇信中的紧迫语气中可以看出：
    “高尔基提交了一份饥荒救济委员会方案。一刻钟后李可夫看完，到他那儿去取。明天政治局会议上决定。给莫洛托夫打电话，让他明天给您 5分钟发言时间。我个人认为高尔基的方案可以同我们的结合起来。” 6月29日政治局原则上通过高尔基的方案。7 月21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做出成立饥荒救济委员会的决定。委员会在全国各地拥有很大权力，并还拥有国外代表。文坛宿将柯罗连科同意挂名誉主席的名，加米涅夫担任主席。李可夫、克拉辛、卢那察尔斯基等政府要员和社会各界名流参加委员会。名流包括尚未被消灭的各政党领袖以及在西方有影响的学者、作家和演员，这些人在委员会的人数大大超过布尔什维克代表。布尔什维克希望利用他们的关系获取西方的援助。名流们觉得在祖国危难时刻能稍尽绵薄而洋洋得意。他们给西方政府、慈善机构和有影响人物写信，向西方报刊发表谈话，恳求西方拯救濒于死亡的俄国人民。他们的积极活动产生良好效果，大批救济物资源源运往俄罗斯。法国作家法朗士把1921年获得的诺贝尔文学奖金全部捐献给俄国灾区。美国也向俄国拨发了大批救济粮。不久前发表了高尔基1922年 7月10日致美国亚当斯女土的信，高度评价了美国第三十一届总统、当时任救济总署署长的胡佛所起的作用：“美国有权为自己的儿女骄傲，他们在辽阔的战场上，在传染病肆虐的、孤独的和人吃人的环境中，如此无畏而出色地工作。这件工作除具有拯救百万即将饿死的居民的直接任务外，照我看还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它在俄国人心中唤起被战争扼杀的人性感觉，恢复被破灭的各国人民友爱的理想，实现各民族友好合作的愿望。”这封信列宁未看到，不然定会严厉批评高尔基。
    名流们为所取得的成绩欢欣鼓舞，并以为能同布尔什维克领袖们平起平坐，共同治国，渐渐忘乎所以。饥荒救济委员会的成立便引起流言：这是未来的联合政府，暂时不便公开。委员会出版了《救济报》，版式同立宪民主党的《俄罗斯新闻》一样。不少人不仅更加相信流言，而且断定布尔什维克完蛋了。布尔什维克领袖们警觉起来：决不允许资产阶级政党头头们兴风作浪，要坚决肃清流言。然而名流们自不量力，得寸进尺，竟向政府提出最后通牒：必须派一个由他们组成的代表团到西方去，并派人监督救济物资的分配，否则集体退出委员会。国际联盟主管赈济俄国灾民的南森也向苏维埃政府建议允许西方代表监督粮食在俄国的分配。这更加深了布尔什维克对名流们的怀疑，决定解散委员会，并把他们一网打尽。列宁急于把高尔基同他们区别开，恳请他尽快出国。高尔基出国后再逮捕名流，不致让他陷入尴尬处境，另外也嫌他在国内碍手碍脚。
    解散饥荒救济委员会18天前，出国还来得及。8 月 9日列宁给高尔基写信恳请他出国：“阿列克赛·马克西莫维奇：我把您的信转给了列·波·加米涅夫。我累得筋疲力尽。您在咯血，可您还不走！这实在太过分，太不合理了。您到欧洲一个好的疗养院去，既可以疗养，又可以多做两倍的事。的确如此。在我们这儿，您既没有条件疗养，又干不了工作——只是一味奔忙，徒劳无益地奔忙。去疗养吧。我请求您别固执了。您的列宁。”从“可您还不走”，“这实在太过分，太不合理了”，“别固执了”，可以看出列宁盼望高尔基出国的急迫心情。显然列宁劝高尔基已不止一次了，但高尔基不肯走。高尔基在1921年某月29或30日（原信无月份）致列宁的信中有这样的话：“出国对我也无意义”，“我看不出有出国的理由”，“您不要催我，最好多给我一点行动自由”。高尔基只字未提出国治疗，并不认为身体坏到非出国疗养不可的地步。高尔基同样没理解列宁 8月 9日的信，仍同名流们一起“徒劳无益地奔忙”。
    南森的建议使列宁下定解散饥荒救济委员会的决心。8 月26日列宁在致斯大林等政治局委员的信中坚决要求解散委员会。委员会很快被解散，大部分名流委员被逮捕。曾在上海居住过的著名俄侨作家扎伊采夫，也曾是饥荒救济委员会委员，在回忆录《莫斯科》中描写了名流们是如何被捕的：“我们坚持委员会向欧洲派遣代表团，以便弄到更多的粮食和钱，然后送往灾区。这不合‘他们’心意。开始讨价还价。不是我们向他们让步便是他们向我们让步。……我们按规定 5点钟前到达一幢住宅参加会议。今天决定下一步怎么办。委员会下了最后通牒。不放代表团到欧洲募捐我们就关门大吉，因为地方机构帮不上忙。情绪紧张而激愤，……时间一点点过去，天色已晚。窗外穿皮夹克的人影闪动，加米涅夫还没到场。焦躁，困惑。大家掏出表看表。我在同大厅相连的一间屋里，我记得走廊里响起一片嘈杂声，不知是什么声音，从哪儿来的声音，但马上便明白大祸临头了。刹那间十几名穿皮夹克、长筒皮靴的人举着手枪从昏暗中冲了进来，其中的一位大喊了一声：‘根据全俄非常委员会的决定，逮捕在场的全部人！’”
    逮捕名流对高尔基不啻晴天霹雳。名流响应他的号召，走出隐避角落，现在通通被投入监狱，仿佛他做了圈套诱他们往里钻。1922年被驱逐出境的社会革命党领袖库斯科娃后来回忆道，高尔基一听说要逮捕委员会中的名流，立即赶往她家，面无人色，劝她赶快逃走。但她往哪儿逃？只能束手就擒。为了营救被捕的人高尔基找遍了布尔什维克领袖们，但毫无结果，“徒劳无益地奔忙”。高尔基怀着满腹怨气，1921年10月16日离开俄国，到国外“疗养”。
    高尔基临行前同列宁达成默契：他除在国外疗养外，还尽力密切苏维埃政权同西方知识分子的关系，当前首要任务是为灾区募捐。列宁12月 6日致高尔基的信便是提醒他别忘了他们之间的默契：“大家要我写信给您，问您是不是能给肖伯纳写封信，让他到美国去一趟，再给威尔斯写封信，据说他目前在美国。请他们两人协助我们进行救济饥民的募捐工作。”列宁知道解散饥荒救济委员会对高尔基是沉重打击，促使他愤然出国，而他在国外对布尔什维克还相当有用，想用资助方式缓和他同苏维埃政权的关系。列宁12月12日给“维·米·莫洛托夫并转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信便是缓和关系的一个步骤：“克列斯廷斯基写信对我说，高尔基离开里加时囊空如洗，他把希望寄托在从斯托莫尼亚科夫那里得到一笔稿费上。克列斯廷斯基认为，必须把高尔基列入由党或苏维埃负担医疗费用到国外去就医的同志里面。我提议由政治局提出建议，由克列斯廷斯基把高尔基列入这类同志之中，并检查一下，务使他得到必要的医疗费用。列宁。”没料到高尔基不想依赖布尔什维克，不想同他们关系过密而失去自己的独立性，拒绝接受他们的资助。高尔基的妻子安德列耶娃给列宁写信说，尽管“高尔基囊空如洗”，“但他不接受资助或借贷”。看来高尔基的怨气未消，不久便做出让列宁大为恼火的事。1922年夏天，高尔基在法国听到布尔什维克准备审讯左派社会革命党的消息，极为震惊，想阻止审讯。高尔基并不赞成社会革命党的纲领，这也是导致他同第一个妻子彼什科娃分手的原因之一。但他反对从肉体上消灭同布尔什维克政见不同甚至公开反对他们的知识分子——社会革命党成员。他写信给在西方知识界享有盛名的法国作家法朗士，把审判说成是准备“杀害那些曾经真诚为俄国人民解放事业服务的人”，要求他进行干预，向苏维埃政府“指出这种罪行是不能容忍的”。写这封信的两天前他还给代替列宁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的李可夫写了一封信：
    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
    如果审讯社会革命党人将以杀人告终——这将是有预谋的杀人——最卑鄙的杀人。
    我请您把我的意见转告托洛茨基以及其他人。我希望我的意见不致让您惊讶，因为您清楚在革命全过程中我上千次向苏维埃政权指出，在我们的不开化的文盲国家里消灭知识分子是丧失理智的罪行。今天我相信，如果社会革命党人被杀害——这种罪行将在社会主义欧洲引起震惊。他们将对俄国进行道德封锁。
    果不其然，审讯在欧洲引起极大震动，许多著名社会学家向苏维埃政府提出抗议，第二国际和维也纳国际要求派代表列席审判会。高尔基仍不甘休，把致法朗士的信打印两份，一份寄给《社会主义通报》，于 7月 3日发表，另一份寄往莫斯科。正在哥尔克养病的列宁读了高尔基的信怒不可遏，9 月 7日给正在国外处理共产国际事务的布哈林写信：“我读了（在《社会主义通报》上）高尔基那封恶劣的信。本想在报刊上骂他一顿（关于社会革命党人的事），但又考虑，这样做可能有点过火，应该商量一下。也许，您常见到他，同他交谈吧？请把您的看法写信告诉我。”列宁知道高尔基在欧洲知识界享有崇高威望，不愿意失去这样的朋友，所以没有公开骂他。但他们的分歧是显而易见的。高尔基需要出国疗养，很多布尔什维克领袖同样需要出国疗养，这不是高尔基1921年出国的主要原因。也不是因为同个别领导人关系的恶化，而是在文化和革命问题上同布尔什维克存在着重大分歧。分歧随着革命的发展越来越大，最终迫使高尔基出国。揭示出高尔基出国的真正原因必然损害已经程式化的高尔基的形象，但是否同样损害真实的高尔基的形象呢？我看未必。
    （原载《文汇读书周报》1997年10月 4日）

ys1937

17、蓝英年：高尔基回国

高尔基回国

蓝英年

    题目须做一点说明。高尔基曾多次出国回国，本文所指的是高尔基1921年10月离开已经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俄罗斯，在国外侨居 6年多，于1928年 5月从意大利索伦托返回苏联。很多人把高尔基回国定为1928年，这并不准确，因为1928年他只归国观光，并未定居。1928年他在苏联住了 5个多月，10月返回索伦托。1929年、1931年、1932年都是 5月来到苏联，10月返回索伦托。1933年 5月才回国定居，所以准确回国年份应是1933年。此后高尔基没再离开过苏联。
    1921年高尔基出国的原因以及他在国外干出让列宁恼火的事，我在拙文《高尔基出国》中已写过，不须赘述。高尔基怀着悲愤心情离开祖国，心中块垒长期未消除。1924年 1月15日在致罗曼·罗兰的信中写道：“……我不返回俄罗斯，我越来越觉得我是没有祖国的人。我甚至想我在俄罗斯不得不扮演一个可怕的角色——众矢之的的角色，……1918年初我明白了，任何政权在俄罗斯都不可能再存在，而只有列宁一人能扼制疯狂的无政府状态在农民和士兵当中蔓延。然而这决不说明我赞同列宁的做法。我曾多次指出，摧毁俄国知识分子，他摧毁的正是俄国人民的核心。我尽管对这人怀有好感，从他那方面说，他也喜欢我，我相信这一点，但我们的争论引起彼此精神上的敌意。” 6天后高尔基获悉列宁逝世的消息，极为震动，马上坐下来写回忆列宁的文章《弗·伊·列宁》。在悲痛中更多回忆起列宁对他的关怀和教诲，写道：“我和共产党人分歧的地方，是在如何评价知识分子在俄国革命中的作用这个问题上……知识分子过去是，现在依然是，在今后长时期内也还是拖拉俄国历史这辆载重大车的唯一驮马。十三年以前我是这样想的，也就这样错了。”仅仅六天思想便发生彻底转变对高尔基那样的思想家是不可能的。前面是辩论语气，同结尾那句也不协调。布尔什维克领袖们对高尔基的回忆录很不满意。托洛茨基同年 4月在《消息报》上发表文章：“我对高尔基的文章很不满意。高尔基不理解伊里奇，用他近年所特有的知识分子亲昵的口吻述说列宁。”托洛茨基把高尔基的文章改了一遍才发表。上面引用那段话的最后一句难保不是他加的。所以说列宁逝世改变了高尔基对布尔什维克的态度是没有根据的。因为不久高尔基得知苏联教育人民委员部下令各图书馆不出借资产阶级哲学书籍的消息勃然大怒，在一时冲动之下想脱离苏联国籍。他对苏联态度的转变大约在1926年以后，1927年他已萌生回国看看的念头。
    什么原因促使高尔基回国呢？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中写道：“我一向把高尔基从意大利归来直到死前的可怜行径归因于他的谬见和糊涂。但不久前公布的他二十年代的书信，促使我用比那更低下的动机——物质欲——解释这种行为。高尔基在索伦托惊讶地发现，他既未获得更大的世界荣誉，也未获得更多的金钱（而他还有一大帮仆役要养活）。他明白了，为了获得金钱和抬高荣誉，必须回到苏联，并接受一切附带条件。”20世纪七八十年代索尔仁尼琴在苏联威望很高，很多人把他奉为反斯大林主义的英雄，所以接受了他这种看法。但索尔仁尼琴的看法过分情绪化，不符合实际。高尔基在欧洲文化界威望极高，如日中天，1928年 3月29日他六十寿辰之际，罗曼·罗兰、法朗士、巴比塞、阿拉贡、肖伯纳、威尔斯和茨威格等50位知名作家向他祝贺。他稿酬优厚，由苏联和西方支付。他本人生活极为简朴，不需要更多的钱。同他在同一间屋檐下住了近三年的俄国诗人霍达谢维奇因政见不合而同他分道扬镳后写道：“俄国社会中传说高尔基生活奢侈，……我郑重声明：在我同他接近的年代根本谈不上什么豪华。说高尔基有多少别墅和终日宴饮，都是一派胡言。”从高尔基回国后的表现上，看不出他接受任何附带条件。他同斯大林的关系可以说一度彼此让步，以达到各自的目的。20世纪90年代以后，赞成索尔仁尼琴看法的人越来越少。俄侨医生马努欣经常替高尔基看病，记录了高尔基对他说过的一段话：“在国外呆够了。社会主义民主应当进入布尔什维克党内，并不知不觉包围他们。必须竭力影响他们，不然不知他们还会干出多少蠢事。”高尔基看到苏维埃政权已经巩固，苏联发生不少可喜的变化。斯大林逐渐独揽大权，个人独断独行。高尔基想把民主引进苏联，“软化”斯大林的强硬政策。这同他一贯主张一致，较为可信。但高尔基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影响力，埋下后来产生悲剧的种子。
    苏联也热切希望高尔基回国，斯大林向他招手。1928年斯大林几乎击败了自己所有的政敌，可以按照自己心愿建设社会主义了。他认为改变国家应从工业化着手，主要实行农业集体化从农民身上榨取工业化资金。但他的农业集体化政策受到布哈林等人激烈反对。斯大林读过1922年在柏林出版的高尔基写的《论俄国农民》，了解高尔基对农民的看法，相信他会支持自己的主张。斯大林此时仍需要人支持，而高尔基是最理想的人选。
    斯大林开动宣传机器，《真理报》、《消息报》带头发表向高尔基致敬的文章，同时发动机关、团体和学校给高尔基写信，盼望心爱作家早日回国。斯大林还要找一个人充当他同高尔基之间的联络员，这人必须绝对执行他的意志，还能获得高尔基的欢心。这人很快找到，他是红军粮食供应部主任哈拉托夫。1921年哈拉托夫担任过科学家生活改善委员会主席，而这机构是高尔基向列宁建议设立的，所以高尔基认识哈拉托夫。斯大林任命哈拉托夫为国家出版联合会主席，并把动员高尔基回国的任务交给他。于是1927年 8月高尔基在索伦托收到哈拉托夫从苏联寄来的《科学家生活改善委员会五年活动（1921—1926）报告》。高尔基看到他走后工作仍有人做，大为感动，给他回了一封动情的信，两人关系拉近了。同年 9月 1日哈拉托夫给高尔基写信，邀请他1928年回国参加庆祝他六十大寿和创作活动三十五周年的纪念活动，并告诉他政府已成立纪念活动筹备委员会，由党政要人布哈林、托姆斯基、李可夫、卢那察尔斯基等人组成。高尔基一贯厌恶这类活动，收到信后非常反感，回信中写道：“让纪念活动见鬼去吧”，“这太妨碍写作了！”斯大林非常希望高尔基为他写一本传记，像《弗·伊·列宁》那样，使他永远竖立在每个苏联家庭的书架上，比报刊上千篇一律的赞美文章和各地建造的数以万计的塑像更能使他流芳千古。这是哈拉托夫最重要的任务。哈拉托夫担心直说遭高尔基拒绝，便采用暗示手法。1932年 1月哈拉托夫给高尔基写信，谈到已经临近的高尔基创作活动四十周年时，笔端忽然一转，写道：“撰写约·维（斯大林）传记所需材料我们已经给您寄去，请告诉我您还需要什么材料以及何时需要。”仿佛谈论已经决定的事，但高尔基从未答应过替斯大林写传记，并随着两人关系的变坏至死未写。哈拉托夫应做的事都做了，但没有完成最重要的任务。
    1928年 5月28日，高尔基回到阔别六年的莫斯科。受到隆重欢迎自不必说。高尔基在保安局人员簇拥下，沿着他青年时代浪迹的足迹做了一次旅行。看到的都是斯大林希望他看到的。同年10月12日返回索伦托。在不到五个月的时间内，高尔基已显露出自己坚毅的性格。先是为作家巴别尔鸣不平。巴别尔1924年开始在《新处女地》杂志发表描写第一骑兵军战士的短篇小说，1926年以《骑兵军》为书名结集出版，获得好评，但得罪了第一骑兵军军长布琼尼。这位骑兵老总1924年在《十月》杂志上发表文章，猛烈抨击《骑兵军》，把巴别尔骂得狗血喷头，从此抬不起头。高尔基1928年 9月30日在《真理报》和《消息报》同时发表《谈谈我怎样写作》的片断，其中有一段为巴别尔辩解的话：“布琼尼同志曾痛骂巴别尔的《骑兵军》，——我觉得这是没有理由的。因为布琼尼本人不仅喜欢美化自己战士的外表，而且美化马匹。巴别尔美化了布琼尼战士的内心，而且在我看来，要比果戈理对查波罗什人的美化更出色、更真实。”布琼尼不服，在《真理报》上发表致高尔基公开信，高尔基毫不示弱，也在《真理报》上公开答复布琼尼。高尔基所以旧事重提，仗义执言，除希望巴别尔重新振作起来外，还捍卫他一贯主张的创作自由的原则。接着又同拉普展开论战。拉普以无产阶级作家自诩，但高尔基对他们创作评价不高，却赞扬他们所攻击的普里什文等作家。高尔基在1926年致谢尔盖耶夫—岑斯基的信中写道：“……当前俄国只有三位‘一流作家’：您，普里什文和恰佩金。除以上三位外还有高尔基，但他就差多了。”拉普如何咽得下这口气，反唇相讥，高尔基既然把这三位作家引为同类，所以自己也是“巧妙伪装的敌人”。西伯利亚拉普分会走得更远，对高尔基的攻击同辱骂相差无几，以致联共（布）中央不得不于1929年12月25日做出决议：“……这些言论与党和工人阶级对待伟大的革命作家高尔基同志的态度是根本对立的。”
    1929年被斯大林称为大转变的一年，这一年斯大林掌握了绝对权力，开始了他一人统治国家时期。这一年高尔基第二次返回苏联，做了一件令斯大林开心的事，也做了两件让他不快的事。
    夏天高尔基参观了索洛维茨群岛——苏联最著名的劳改营。此前不久，英国出版了一本《在地狱岛上》，作者是从索洛维茨劳改营逃出的马尔扎戈夫。此书在欧洲反响很大。苏联希望消除此书所产生的恶劣影响，所以，用索尔仁尼琴的话说，“他们认为最好莫过派刚好不久前回到无产阶级祖国的伟大无产阶级作家马克西姆·高尔基走一趟。他的证言将是对那本卑鄙的国外伪造出版物的最好的驳斥！”话虽说得尖刻，但高尔基确实负有这种使命。应当说高尔基不辱使命。他把管理犯人的契卡人员大大赞美了一番。这些话发表在《消息报》上。对此很多人都无法理解。1992年 1月利哈乔夫院士发表的文章说，高尔基赞美劳改营不是没有条件的：“上面让高尔基明白，如果他能消除对劳改营的指责，将放松对劳改营的管治……，高尔基遵守了诺言，可刽子手们没遵守。”利哈乔夫曾是这里的犯人。
    1929年 9月高尔基回到莫斯科，又卷入一场争论中。这场争论是由三年前皮里尼亚克的小说《永远明亮的月亮的故事》引起的。小说情节是红军集团军司令员加夫里洛夫奉命从南方到一座小城做手术。他觉得自己身体很好，用不着做手术，可一个“腰板挺直的人”非要他做不可。加夫里洛夫只好服从命令，上了手术台。上麻药时因心脏麻痹死在手术台上。这同伏龙芝开刀致死的情形完全一样。皮里尼亚克影射伏龙芝是斯大林害死的。斯大林当时忙于权力斗争，没对皮里尼亚克下手，只没收了刊载小说的《新世界》杂志，现在到了跟皮里尼亚克算账的时候了。同时收拾在国外发表丑化苏联社会的小说《我们》的作者扎米亚京。8 月26日《文学报》发表了沃林的文章《决不允许的现象》，吹响进攻的号角。所有作家同声谴责这两位遭难的作家兄弟。全俄作家协会召开紧急会议，撤销了皮里尼亚克主席职务。就在这时，高尔基突然在《消息报》上发表了一篇标题意味深长的文章《论浪费精力》：“我们是否慎重对待这些人呢？我们是否学会评价他们的工作和才能，而不是过分严厉地对待他们的错误和行为呢？我们是否学会教育助手们，并率领同路人一道前进呢？我觉得我们不会。傲慢地宣称：‘有没有同路人一样’，是没有说服力的。我们形成一种恶劣习惯：把人抬到荣誉钟楼顶上，过些日子再从上面把他们摔入烂泥。”高尔基公开出来替皮里尼亚克辩解并非偏爱他的作品，仍然是捍卫创作自由的原则。高尔基这篇文章立即引起拉普的围攻，他们把高尔基称为调和主义者。9月17日《真理报》发表别斯帕洛夫文章，支持对皮里尼亚克的批判，发表高尔基文章的《消息报》连忙同高尔基划清界线，高尔基陷入孤军奋战的境地。《十月》杂志第9期又发表了普拉东诺夫的小说《疑心重重的马卡尔》，向这场争论火上加油。农民马卡尔反对官僚主义和滥用职权，出门寻找真理，结果在列宁著作中找到。列宁写道：“我们的机关是臭狗屎。”这些机关让列宁深感头疼。普加东诺夫因这篇小说也成为抨击对象，还加上同他合写小说《契—契—奥）的布尔加科夫。一句话，所有有才华、有独创风格的作家都受到拉普的围剿。高尔基虽寡不敌众，但并未屈服，又写了一篇《还得谈谈这个》：“我认为我们滥用‘阶级敌人’和‘反革命’两个概念，而滥用这两个概念的人，多半都是没有才华的人，社会价值可疑的冒险家和损公肥私的人……那些‘思想一致的人’公然在皮里尼亚克以及不少作家的脑袋上试试自己拳头是否有力，并竭力让领导相信只有他们才懂得如何捍卫工人阶级思想意识的纯洁性和青年们的贞洁。比如扎米亚京，这个工人阶级意志和理想所创造出来的现实的凶恶敌人……，可据我所知，扎米亚京和布尔加科夫，以及所有被诅咒过和正在被诅咒的人，并不妨碍历史完成自己的事业，伟大而壮丽的事业。”然而这篇文章竟未刊登。高尔基的言论当然不合斯大林心意，但要一统文艺界仍少不了他，况且高尔基赞扬了索洛维茨劳改营，帮了斯大林的忙，所以还得让高尔基几分。不刊登他的文章，不过示以颜色而已。
    这次回国，高尔基对苏联出现的不正常现象已有察觉，对斯大林排斥、打击列宁时期老同志尤为反感。高尔基回到意大利后，1929年11月27日给斯大林写了封信，表达自己对国家前途的担忧。这封极为重要的信60年后才在《苏共中央通报》上发表（1989年，第 3期）。高尔基写道：“遗憾的是，最善于思考的青年往往患有悲观情绪并对现实持怀疑态度，而正是他们渴望学习老布尔什维克的经验、著作和言论。现在他们看到他们的导师一个个从党内消失，被宣布为异端者，这不能不让他们困惑。城乡之间矛盾的实质他们不可能感受得如此深刻，如此形象，像主张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人所理解和感受的那样。迫使以自己笨拙的因而也是掠夺式的劳动把土地变得贫瘠荒芜的农民集体而有效地劳动和爱惜土地——这是历史的必然性，然而对这种必然性青年们懂得很少。
    “党对青年教育的影响并非它所能做到的那么大——部分原因可以用党内磨擦来解释。过去这些磨擦可以‘择优’，造就布尔什维克，可现在磨擦制造出数量可观的两脚废物，其中包括‘马哈伊斯基分子’（波兰马哈伊斯基的追随者，鼓吹无政府主义思潮，敌视知识分子）后者卓有成效地向党内老知识分子进攻，向党内为数不多的文化力量进攻，党不得不把明显的平庸之辈安插在文化的战斗岗位上。精力旺盛、极端自私和‘渴求权力’的青年看到官员昏聩无能，便竭力往上钻，占据显要地位。革命词句和狐狸般狡诈是他们唯一的武器。您自然明白，在这种条件下，布尔什维克无法造就同自己相称的接班人，具有他们所有的充沛精力和追求目标。可依我看学生应比老师更聪明、开阔和深刻，因为时代越发展，对新世界建设者要求越高。”高尔基所指的老师无疑是布哈林、加米涅夫和卢那察尔斯基等知识分子出身的老布尔什维克，对他们被“两脚废物”所代替深感痛心，并怀疑后者能否成为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唯一让斯大林欣慰的是高尔基出于对农民的严重偏见而支持他所实行的农业集体化。
    斯大林1930年 1月17日给高尔基写了回信，此信收入《斯大林全集》第12卷中。斯大林在信中偷换概念，把清洗老布尔什维克说成批评和自我批评。但信的调子是克制的，斯大林还将有求于高尔基，还希望他为自己写传记呢。
    1930年高尔基没回国，7 月 8日收到哈拉托夫的信：“近日斯大林建议我给您寄一份材料：政治保安总局汇编的《全俄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总结》。因为他说您正研究这方面问题。”这便是1928年《沙赫特事件》和1930年《工业党》的审讯材料。这是斯大林对科技知识分子大规模的镇压，把工矿企业发生的事故通通推在他们头上。高尔基在这两份材料影响下写了为世诟病的名文：“如果敌人不投降，那就消灭他。”斯大林得到这篇文章如获至宝。1930年11月15日在《真理报》和《消息报》上同时发表。此后高尔基这句名言便成为恣意迫害无辜的有力论据。1938年 7月西伯利亚军区检察官伊沃什向维辛斯基反映，他们那里用残酷手段逼犯人招供。维辛斯基回答道：“我们不打算姑息敌人。打烂人民敌人的脸有什么不好。您不要忘记，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高尔基说过：‘如果敌人不投降，那就消灭他。’”高尔基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难道他真相信那两份材料吗？还是因为给斯大林的信写得过于尖锐，想缓和一下关系，对斯大林做出让步？
    高尔基回国定居后，1933年 8月17日组织 120名著名作家参观白海—波罗的海运河。这条运河是由劳改犯开凿的。运河管委会对作家们招待得再好不过。每日都是佳肴美酒。平时沾不到荤腥的作家们在这次旅行中大饱口福。但吃了人家的饭就得给人家写文章。于是他们对政治保安局大唱赞歌，分头写出《国家与它的敌人》、《保安总局、工程师、规划》、《契卡人员》和《彻底打垮敌人》等数十篇。高尔基同失宠的前拉普总书记阿维尔巴赫和运河管委会主任费林把作家们所写的文章编成一本书：《以斯大林命名的北海—波罗的海运河开凿史》。高尔基此举并未为自己增添光彩。他难道不知道运河是劳改犯（大部分是农业集体化的“富农分子”）在非人的条件下开凿的？他编这本书是再次向斯大林让步以便在其他方面影响他还是有意讨他欢心呢？不过此后高尔基同斯大林的关系更为密切，两人经常见面，高尔基可以随时给斯大林打电话。斯大林也在文学问题上向高尔基请教。苏联作协筹委会主席格龙斯基写道：“斯大林经常向高尔基让步，甚至不同意的时候。”高尔基在苏联的威望达到顶点，他的话往往被当成指令。高尔基同斯大林的良好关系持续到1934年年底，以后完全变了。
    高尔基同斯大林关系的转折点是1934年12月 1日基洛夫遇刺。他听到这消息时正在克里木疗养，接着听说斯大林把基洛夫遇害的罪魁祸首定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两人已于12月16日被捕。高尔基想拯救加米涅夫，匆忙赶回莫斯科，立刻给斯大林打电话，询问斯大林是否发生了误会，斯大林以从未有过的冰冷语气回答道：“需要这样。阿列克赛·马克西莫维奇，我奇怪您为什么张皇失措。难道不是您教导我们大家：如果敌人不投降……？而他们，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您还不了解这两个两面派……再说您也知道，斯大林同志一人什么也决定不了——需要调查，然后审讯，只有法庭才能裁判他们的罪行。”
    高尔基同加米涅夫关系不错。加米涅夫担任莫斯科苏维埃主席时关心知识分子的生活，尽量帮他们解决困难，同季诺维也夫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完全不同。另外，加米涅夫不仅喜欢文学，还有文学才华，写过论赫尔岑和涅克拉索夫的文章。他退出政坛后，在高尔基的请求下，斯大林让他当世界文学所所长兼科学出版社总编辑。他和高尔基一起准备出一套世界文学名著。加米涅夫准备把余生献给文学事业时却因被定为谋杀基洛夫罪而被捕。1935年 1月20日《真理报》发表了扎斯拉夫斯基的评论文章《文学的腐烂物》，就科学出版社出版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群魔》写道：“为什么科学出版社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偏偏选中《群魔》呢？出版这本被奉为‘十九世纪最伟大的小说’，想向苏联读者兜售什么？……众所周知，《群魔》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艺术性最差的一部作品，它所引起的轰动不在艺术上，而在于它是反动政治的旗帜。这部小说是对革命的恶毒诽谤……。”文章针对的当然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而是出版这本书的科学出版社的总编辑加米涅夫和高尔基，因为世界文学名著丛书出版规划是他们共同制定的。实际上是斯大林向高尔基发出警告。高尔基本应沉默，但却挺身而出，1 月24日发表了公开为加米涅夫辩护的文章《关于〈群魔〉的出版》：“我坚决支持科学出版社出版《群魔》，……我这样做是反对把合法文学变成非法文学，这类书在‘地下’出售；以违禁诱惑青年……。”第二天扎斯拉夫斯基又在《真理报》上发表了第二篇文章《就正于高尔基》，嘲笑高尔基观点前后不一致，挑出引文中记错的地方。文章来得之神速，语气之粗暴，文辞之刻薄，令所有人大吃一惊。如果不是高尔基，大家确信受批评的人一定会“进去”的。这是斯大林发出同高尔基决裂的信号。大概怕高尔基不能领悟，三天后又发了一次。《真理报》 1月28日发表了潘菲洛夫的《致高尔基的公开信》。这位蹩脚的小说《磨刀石农庄》作者，竟敢公然向高尔基挑衅，简直不可思议。而他谈的又是去年的旧事。高尔基曾批评他滥用方言，潘菲洛夫表示接受，并还到高尔基家致谢。怎么一年后又说高尔基嘲弄他呢？当天高尔基便写了《关于“公开信”以及其他的信》，但《真理报》总编辑梅赫利斯拒绝发表。如果无人指使，潘菲洛夫不敢给高尔基写公开信，梅赫利斯也不敢不发表高尔基的文章。高尔基明白了斯大林的信号，提出出国请求，但遭到拒绝。斯大林中断了同高尔基的联系，就连商洽斯大林接见罗曼·罗兰的时间，也得通过作协书记谢尔巴科夫。他的行动受到秘书克留奇科夫的监视。高尔基编《我们的成绩》杂志时的助手什卡帕在回忆录《追随高尔基七年》中，记下了高尔基对他说的话：“我被包围了，封锁了，只好原地不动……。”罗曼·罗兰说：“老熊被封住了嘴。”何止被封住了嘴，已被关进笼子里。
    高尔基临终前同斯大林有过一次较量，但他失败了。这得从一个女人谈起。她姓布德别尔格，高尔基圈子里的人都管她叫姆拉。被称为“白银时代老太太”的著名俄侨女作家别尔别罗娃专门为她写了一本书，称她为铁女人。姆拉精明过人，酷好冒险，精通英、德、法数种语言。她表面上是高尔基女秘书，实际上是女主人，同高尔基共同生活了12年。1919年结合，1933年分手。她没同高尔基一起回国，迁居英国。别尔别罗娃说姆拉“是双重间谍：向安全总局报告欧洲情况，向英国情报部门报告苏联发生的事”。高尔基对姆拉非常信任，同欧洲作家交往都由她任翻译。1933年高尔基决定回国定居，不知如何处理自己的档案材料，其中包括别人写给他的信和自己的回信抄件，以及同来访者的谈话记录。信又可分四类：第一类，他彻底转向苏联前同侨民文化名人的通信；第二类，苏联作家和学者到国外开会或访问期间给他写的信；第三类是流亡国外的社会革命党人同他辩论的信；第四类则是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到国外出差、疗养时的信，有布哈林、李可夫、克拉辛和皮达可夫等人的信。信里有不少骂布尔什维克的话，也有不少骂斯大林的话。高尔基同儿子马克西姆和姆拉一起商议如何处理让他头疼不已的档案材料。马克西姆提议用它们放焰火，高尔基和姆拉都不同意。最后三人决定由姆拉带往英国保存，并达成协议：以后如有人携高尔基亲笔信索取，姆拉也决不交出。斯大林知道高尔基有批档案材料在国外，也知道档案材料的大致内容，极想得到它们，因为这时斯大林已决心从肉体上消灭自己的政敌，高尔基的材料是他们反对自己的有力证据。斯大林的情报显然来自姆拉。我过去接受了别尔别罗娃的观点：“高尔基临终前想见姆拉一面，同斯大林达成交易：高尔基交出档案，斯大林把姆拉接到莫斯科，并保证她来去自由。”当时也觉得这种观点不符合高尔基的为人原则，但1991年以前没看到新材料，便接受了。现在看来这种观点是错误的，这等于说高尔基为见心爱女人一面竟出卖了大批朋友。别尔别罗娃所以得出错误结论，是因为她只查到姆拉1936年 6月到过苏联。高尔基 6月 1日从莫斯科市内搬往郊区哥尔克别墅。经过新处女地陵园时，一定要下车看看儿子马克西姆的墓，那天风很大，患了感冒，18日便去世了。别尔别罗娃没弄清姆拉回国的日子，因为姆拉有关自己到苏联的事从不说实话。她向很多人矢口否认1958年以前到过苏联。其实她自1933年 4月至1936年 7月起码到过苏联六次。1966年 1月俄国著名历史学家尼古拉耶夫斯基给美国苏联问题学者费希尔的信中写道：“……1935年高尔基庇护加米涅夫，斯大林不准高尔基到巴黎参加作家大会，要求他交出档案。高尔基委派彼什科娃（高尔基前妻）到国外向布德别尔格（姆拉）要回档案，遭她拒绝。……布德别尔格1936年4月乘坐在边境等待她的专列抵达莫斯科。”姆拉是4月把材料送到莫斯科的，那时高尔基并未生病，谈不上“临终前见一面”。高尔基看出斯大林要杀害老布尔什维克，档案关系他们性命，派波什科娃抢先要回，以免落入斯大林之手，但没成功。而斯大林则不费吹灰之力便得到这批档案，把反对派攥在自己手心里。
    高尔基死得突然，因而不少人猜测是斯大林害死的。老作家维·伊万诺夫1993年在《文学问题》上发表文章的标题便是《斯大林为什么杀害高尔基》。但细读他们的文章，都缺乏令人信服的证据，只能算作假说。然而1935年斯大林同高尔基彻底破裂却是不争的事实。高尔基公然庇护斯大林决定消灭的人，是斯大林决不允许的。斯大林不再期待高尔基为他写传记，选定法国作家巴比塞写。巴比塞写的《斯大林传》充满赞美之辞，解放前由徐懋庸译成中文，书名改为《从一个人看一个新世界》。斯大林不再需要高尔基，把他打入冷宫。
    高尔基回国后在多大程度上完成自己的心愿？对斯大林有多大影响？可以说微乎其微。但在斯大林1930年发表的《胜利冲昏头脑》、《答集体农庄庄员同志们》，以及任命加米涅夫为世界文学研究所所长、布哈林为《消息报》总编辑上，仍能看出高尔基的些许影响，审判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莫斯科第一次公开审判，是在高尔基逝世两个月后进行的，也算给高尔基一点面子。
    （原载《随笔》1998年 1月号）

ys1937

19、蓝英年：“向帕夫利克看齐！”

“向帕夫利克看齐！”

蓝英年

一

    帕夫利克是一位俄国少年的名字，姓莫罗佐夫。帕夫利克·莫罗佐夫是何许人，恐怕中国读者没人知道。但在俄国和现已独立的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包括波罗的海三国中，五十岁以上的人，没有一个人不知道帕夫利克·莫罗佐夫的。因为这些国家五十岁以上的人都参加过少先队，戴过红领巾。他们入队的时候，必须在莫罗佐夫的铜像、水泥像或石膏像前宣誓（铜像不多，水泥像不少，很多城市都有，石膏像则每所中学校都有），给他戴上红领巾，然后齐声高唱队歌，队歌中有句歌词便是“向帕夫利克·莫罗佐夫看齐！”少先队每次活动的时候唱队歌，也要唱“向帕夫利克·莫罗佐夫看齐”，所以他们从小便记住了他的名字。
    苏联对莫罗佐夫的宣传超过对任何人的宣传，甚至超过对斯大林的宣传。不知有多少街道、学校、图书馆、集体农庄、轮船和飞机以莫罗佐夫的名字命名，有多少作家为他树碑立传，多少诗人为他唱赞歌，多少画家为他作画，就连明信片、邮票和火柴盒上都印着他的像，连斯大林也没有享受过如此的殊荣。我就没听说过火柴盒上印斯大林像的事。1952年我在苏联《星火》画报上看到过一幅画，一位少先队员站在屋子当中，昂首挺胸，面对仰倒在椅子上的白胡子老头，老头左边坐着一位左手托腮的中年男人。这幅油画是1952年全苏美展获奖作品，画家是切布拉科夫，收入特列嘉柯夫美术馆。我不明白画的意思，便去问苏联老师。她告诉我少先队员是苏联少年英雄帕夫利克·莫罗佐夫，农业集体化时告发父亲，左手托腮的是他父亲，白胡子老头是他祖父。我记住了帕夫利克·莫罗佐夫是告发老子的少年英雄。

二

    帕夫利克生在乌拉尔格拉西莫夫卡村，村子位于原始林区，居民多数是沙皇时代从白俄罗斯迁移过来的农民。这里地广人稀，只要辛勤劳动，要开垦多少耕地就能开垦多少。莫罗佐夫一家有三个壮劳力，帕夫利克的祖父谢尔盖、叔父伊万和父亲特罗菲姆。伊万和特罗菲姆后来各自成家，在农业集体化之前，大家日子过得不错。但他们没有文化，不懂得什么是社会主义，只想着“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特罗菲姆娶塔季扬娜为妻，帕夫利克是他们的头一个孩子。1932年，乌拉尔农业集体化的那年，帕夫利克十二岁，进入村里刚开办的小学，告发了父亲特罗菲姆。特罗菲姆内战时期参加过红军，为捍卫苏维埃政权流过血。复员后三次被选为村苏维埃主席，在村子里人缘很好。帕夫利克因告发父亲成了英雄。记载帕夫利克英雄事迹的书多如牛毛，但内容大致相同：帕夫利克这年春天向苏联政治保安局，即后来的克格勃，告发父亲，说父亲是苏维埃政权的敌人，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帮助苏联建设共产主义。告发三四天后特罗菲姆被捕，消失在极北地区的劳改营中。后来帕夫利克和他八岁的弟弟费佳被苏维埃政权的敌人杀死在森林中，帕夫利克被宣布为英雄。从此苏联儿童便在课堂上学习帕夫利克英勇的斗争精神，以他为榜样，也向苏维埃政权告发家里的人，包括自己的父母，如果他们变成敌人的话。
    真实的情况是帕夫利克的父母闹翻了。邻居们说塔季扬娜是邋遢女人，屋里脏得下不了脚，她从不打扫。特罗菲姆受不了，打了她几回，但她仍然不改。特罗菲姆一怒之下，离家出走，跟别的女人过去了。这在那时的农村是极其平常的事。父亲离家后，喂马养牛，清除牛棚马圈，准备过冬的劈柴等活都落在帕夫利克肩上。母亲帮不上忙，弟弟们年纪又太小。没有父亲帕夫利克无法应付。他母亲想，只有用惩罚手段吓唬特罗菲姆，他才会回心转意。五十年后，当年的乡村女教师卡宾娜回忆道：“母亲怂恿儿子告密。她是个愚昧的女人，整天惹丈夫生气，结果丈夫把她抛弃了。她唆使儿子告密，她想，特罗菲姆一害怕，就会回家。”帕夫利克的小学同学说得更干脆：“特罗菲姆不离家出走，帕夫利克便不会告密，也不会被杀害，也就成不了英雄。可当时不能这样写。”
    帕夫利克告发父亲什么呢？乌克兰和库班农业集体化后，大批“富农”流放到西伯利亚和乌拉尔，也有人流放到格拉西莫夫卡。这里紧靠西伯利亚，气候异常寒冷，冬天气温降到零下四十度。南方人受不了，他们想离开，返回故土或到气候温和的地方去，但没有村苏维埃的证件寸步难行。作为村苏维埃主席的特罗菲姆便偷偷给他们开证件，帮他们离开。这批“富农”是被武装人员赶出家门，什么东西都没带出，便被押解到这里来的。很多人倒毙在路上。把他们赶到原始林区就是让他们自生自灭。这些“富农”都是勤劳农民，种田能手。他们可能贪婪，但绝不是懒汉。他们忙不过来的时候雇工，但不会亏待雇工。他们知道，如果亏待雇工，雇工便不好好干活，吃亏的还是自己。他们生活得比懒汉们好，便成了“富农”。特罗菲姆这样做违背了苏维埃政权的政策，势必受到惩处。但帕夫利克和费佳为什么又被杀害了呢？是谁杀害了这两个孩子？

三

    区苏维埃派法官来到格拉西莫夫卡村，未经调查便在村里召开公审大会，审判帕夫利克的祖父、祖母和舅舅，宣判他们是杀人凶手，并对他们立即执行枪决。审判声势浩大，向全区直播。那时直播是在各村安装大喇叭，让各村的人都能听到法官宣读的判决辞。接着从中央《少先队真理报》到州、区报纸大量报道这次公审大会。法官说，帕夫利克带着弟弟费佳到森林采浆果，祖父和堂兄丹尼拉在森林里把他们杀死。我看过部分审讯记录，祖父和堂兄都否认杀死帕夫利克兄弟。祖母根本没到过树林。审讯并没提到舅舅，不知为何舅舅顶替了堂兄。我怀疑这两个孩子并非他们三人所杀。帕夫利克住在祖父母家，他们把他养大，对他有感情，下不了狠心亲手杀死自己的孙子。舅舅是帕夫利克的教父，很喜欢外甥，怎么会杀他呢。他们肯定不满意帕夫利克告发父亲的行为，可能会骂他，打他，但不会杀他。那么谁杀的呢？为什么要杀呢？我从材料中找不到可信的凶手。俄国有位专门研究帕夫利克·莫罗佐夫的学者德卢尼科夫，研究了十四年，仍找不到凶手，但断定凶手不是被处决的那三个人。他提出凶手是“执行者”，即为了造成一种声势浩大的社会舆论，把儿子告发老子的审讯宣传得耸人听闻，必须把儿子杀死，然后把他变成英雄，所以必须有个执行者。这人是谁并不重要，就像帕夫利克是不是少先队员并不重要一样。女教师卡宾娜和其他当地居民后来都说，1932年偏僻的原始林区还没有建立少先队，帕夫利克不是少先队员，但这并不妨碍舆论工具根据来自上面的指示，把顽劣少年变成优秀少先队员。
    斯大林所推行的农业集体化，遭到农民的顽强抵抗，他们不交粮食，不加入集体农庄。苏维埃政权需要粮食出口、供应城市居民和养活军队。但经过战乱，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苏联粮食的产量远远低于沙皇时代的1913年。斯大林认为地方领导人推行农业集体化不得力，派他的亲信到各地督战：莫洛托夫——乌克兰，卡冈诺维奇——高加索和库班，苏斯洛夫——乌拉尔。格拉西莫夫卡位于乌拉尔，是农业集体化进展最慢的地区，不要说“全面集体化”，连“片面”也达不到。农民就是不交出他们赖以为生的口粮（根本没有余粮）。格拉西莫夫卡处于原始林中，农民藏匿的粮食征粮队很难找到。向农民施加暴力，他们不开口仍找不到粮食。农民以家庭为单位，必须从家庭突破，而儿童正是突破口。这不知是多年控制苏联意识形态的灰衣主教苏斯洛夫的创意，还是斯大林的“英明”决策。
    “‘儿子反对老子’的社会模式的出现并非偶然。”俄国学者德卢尼科夫写道，“对政权有利，不但如此，这种实践还是必不可少的。革命后十五年（从帕夫利克告密的1932年算起）家庭仍然是抗拒布尔什维克掠夺、捍卫自己的‘细胞’，农村家庭尤其如此。儿子——告密者从内部破坏家庭，使家庭丧失抗拒能力。帕夫利克的例子帮助政权恐吓那些藏匿粮食并确信家人和孩子不会告密的人。家庭必须变成国家的基层组织，服从国家并受它监督。消灭私有财产和毁坏家庭成为斯大林时代唯一的过程。格拉西莫夫卡的审讯只是全民族悲剧的一个插曲。”
    国家实行工业化和扩建军队都需要粮食，但粮食极端匮乏。人民不满的情绪直线上涨。布哈林在秘密报告中写道，集体化完全失败，农庄散伙，农村挨饿，国家越来越贫困。斯大林受到指责。斯大林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反击政敌对他的攻击，果断采取四项措施：一、找到廉价的、无偿的实现工业化的劳动力，这就是被划为富农和被加上各种其他反革命罪名的人，强迫他们修建运河、海港、水电站和铁路；二、不惜任何代价夺取粮食，不管农民死活。据统计，农业集体化期间，农民死亡的数字为六百万至两千两百万；三、坚决镇压不满情绪；四、把责任推给布哈林等人，让他们为国家的贫困和人民的饥饿承担责任。
    从1932年起，苏联宣传机构为了毁坏农村家庭，扫清农业集体化的障碍，铺天盖地地宣传告密小英雄帕夫利克，并及时提出相应的政策。不仅儿童受到教育，大人也受到影响。新政策规定，揭发藏匿粮食的富农，揭发者获得被没收富农财产的百分之二十五。于是没有财产的农民也学帕夫利克的样，把告密当成一种致富的捷径，踊跃揭发富农。但过于积极的农民，一连揭发四个富农，便获得足够的富农财产，自己也变成富农，只好去充实劳动大军了。

四

    在莫斯科召开的共青团中央委员会议上，联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波斯特舍夫代表斯大林发言：“帕夫利克应当成为苏联所有儿童的光辉榜样。”宣传帕夫利克的指示从上面传达下来：“为所有儿童剧院编写戏剧脚本、拍摄影片”，“印刷歌颂英雄少先队员帕夫利克·莫罗佐夫的书籍和宣传画”。《少先队真理报》报道，苏联全体少先队员捐钱购买“帕夫利克·莫罗佐夫号飞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奠基人高尔基一马当先，响应党的号召，在帕夫利克遇难地建立的纪念碑上写道：“对他的怀念不应消失”。
    1934年 8月苏联作家协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召开前，帕夫利克传记的第一个作者索洛明把自己的作品《在富农巢穴中》寄给高尔基和其他几位作家。只有高尔基立即回了信，批评他的书写得肤浅、拙劣，没有经过深思熟虑。高尔基写道：“如果写得巧妙，表现出莫罗佐夫所具有的强大精神力量，少先队员帕夫利克·莫罗佐夫的英雄行为对少先队员会产生极大的社会教育意义。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会明白，如果亲属变成人民的敌人，那他就不是亲属了，只是敌人，没有宽恕他的任何理由。”高尔基接着写道：“读者读完这本书会说，这是瞎编的，并且编得不高明。罕见的材料糟蹋了，就像用金子做鸡圈门把手一样……”一个月后，中央各大报刊载了高尔基写的文章，果然比索洛明高明得多。我摘录其中的一段：“与破坏分子——杂草和小偷小摸人的斗争，教会孩子们与两条腿的大家伙们斗争。这里我要提到少先队员帕夫利克·莫罗佐夫的功绩，这个孩子明白，有血缘关系的人，完全能够成为精神上的敌人，而对这种人决不能宽恕。”
    斯大林用高尔基的嘴宣布，现在主要的任务是监视和揭发家庭中的破坏分子，两条腿的大家伙，这个光荣的任务落到孩子身上。现今苏联的头号英雄已经不是为农业集体化而斗争的小英雄，而是家庭的告密者。“对他的怀念不应消失，”高尔基声称，“应当为这位小英雄建立纪念碑，我坚信纪念碑必将建成。”高尔基的信心未必来源于自身，因为决定在莫斯科中心建立纪念碑的人不是他。原先准备建立在红场入口处，后来不知为何改建在了较为偏僻的街区。
    苏联作家协会代表大会期间，再次提出莫罗佐夫的问题。高尔基提醒作家们注意：“新人的成长特别鲜明地表现在孩子们身上。”作家马尔夏克做完儿童文学的副报告之后，由少先队员向作家们致辞。我看到过一篇速记稿，是一位叫阿拉的女孩子代表西伯利亚儿童的致辞：“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高尔基）说得对，应当给帕夫利克·莫罗佐夫树立纪念碑。我们少先队员们，一定要做到。我们相信，全国都会支持我们。值得为帕夫利克·莫罗佐夫树立纪念碑。你们在世界任何地方能找到国家为孩子树立的纪念碑吗？我们这里有几千个这样的纪念碑。”有几千个因告密而被杀害的少先队员？小姑娘大概夸大了数字。《共青团真理报》报道，作家们当场捐款，高尔基带头捐了五百卢布，作协主席团成员跟着捐款，接下来便是作家们了。报纸没有报道其他作家各自捐了多少卢布。
    作家们（文艺工作者）开始各显神通，用各种体裁讴歌告密小英雄。作品太多了，我只举苏联著名导演爱森斯坦为例。爱森斯坦1925年拍摄的《战舰波将金号》是苏联电影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1929年被美国全国电影评议会选为“世界电影佳作”的第三名。这位大导演决心表现帕夫利克的英雄事迹，一时却不知从何处入手。他终于在俄国作家屠格涅夫那里找到灵感，把《猎人笔记》中的《白净草原》作为展开故事的背景。屠格涅夫不是写了五个孩子吗？其中有两个还叫帕维尔和费佳呢。要表现帕夫利克如何英勇，就得表现富农如何凶狠。要表现富农凶狠，还得表现他们的对立面对他们如何残酷镇压。征粮队带着武装人员到处搜寻富农藏匿的粮食，掀翻屋顶，挖开坟墓，把家里翻个底朝天。不懂政治的艺术家把农业集体化表现得血腥味太重了，违背了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宣传政策。电影拍好后审查机构没有通过，爱森斯坦本人受到严厉的批判，从此一蹶不振。后来他又拍摄过几部历史题材的影片，但始终未能重获斯大林的欢心。

五

    把帕夫利克制造成告密英雄完全是斯大林的计谋。告密行为从儿童培养起，他们长大成人后，告密便成为一种自觉的行动。为个人利益诬告他人是一种卑鄙的行为，在哪个社会都为正派人所不齿。人应当保持独立人格，有正义感、荣誉感、同情心，懂得尊重隐私权。但在斯大林执政时期，这些道德观连一点影儿都没有。布尔什维克政权把人类这些高尚品德统统归入资产阶级道德或封建社会道德的范畴。认为人道主义、平等和博爱都是资本主义虚假的宣传，苏联不需要这些骗人的把戏。斯大林要建立苏联的新道德，一种同以往的完全不同的道德。苏联政权公开提倡告密，把告密视为光荣的行为，尽管很多人仍坚持全人类共同遵循的道德观念，不肯接受这种东西。苏联提倡告密是革命的需要，政权的需要。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后，进行过几次大规模的镇压，人民处于惊恐之中，与此同时，生活水平直线下降，人民对政权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为了巩固政权，必须把这种不满情绪压下去。要了解人民的情绪，仅靠克格勃等机构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把全体人民动员起来，一起揭发具有不满情绪的人。为此苏联建立了强大的情报网。每个单位都设有情报员，情报员与克格勃人员单线联系。每个情报员负责监视几个人，注意他们的一举一动，把他们的言行记录下来。等到克格勃人员找他汇报情况时，直接把记录材料交出去。情报员自己不能主动找克格勃人员，这些监视别人的人自己也被别人监视。举一个有趣的例子。加林娜·维什涅夫斯卡娅是享誉全球的苏联大剧院女高音歌唱家。1989她和丈夫回国的时候，我在电视上看到欢迎他们的盛大场面。她也被克格勃招募为情报员，不定期地向克格勃大尉报告大剧院几位演员的言行。加林娜对此十分厌恶，但每次大尉叫她，她又不敢不去。她报告的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因此受到大尉的批评，认为她的报告没有价值。加林娜痛苦万分，却无法摆脱大尉。1955年赫鲁晓夫带布尔加宁和米高扬到南斯拉夫“负荆请罪”，改善苏南关系。为了调剂气氛，还带了个歌舞团，加林娜被选入歌舞团，认识了布尔加宁。布尔加宁当时是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又是一个六十岁的老鳏夫。他对加林娜一见钟情，从贝尔格莱德追到莫斯科。一次布尔加宁请加林娜吃饭，加林娜正准备动身，大尉来找她，要她报告最近的情况。加林娜忍无可忍，对大尉说了一句：“您给我走开，别再纠缠我！”说完转身就走。加林娜离开大尉后害怕了，在苏联谁敢让克格勃大尉走开？其后果不堪设想。加林娜见到布尔加宁后，告诉他对克格勃大尉说了不应该说的话。布尔加宁把“别再纠缠我”理解成大尉追求她，醋劲大发，马上叫副官给克格勃主席谢罗夫拨电话。电话接通后，布尔加宁对着听筒把谢罗夫痛骂了一顿，让大尉马上从加林娜身边滚开。大尉从此消失得无影无踪，加林娜不用再做情报员了。布尔加宁是苏联领导人当中最有文化修养的人，如果后来成了加林娜丈夫的大提琴家斯拉瓦不出现，加林娜可能嫁给布尔加宁。后因加林娜和斯拉瓦与作家索尔仁尼琴关系密切，被迫流亡国外。从加林娜的例子可以看出苏联情报网撒得多大，但加林娜摆脱克格勃的方式是极为罕见的，谁能像她那样摆脱克格勃？很多人一生都摆脱不了克格勃的“纠缠”。并不是所有人都憎恨告密，因为告密是升官发财的捷径，报复的有效手段。在正常的社会里，人们是通过辛勤劳动获得合法的财富。但苏联情况不同，除尖端科技部门外，再怎么努力劳动生活也仍然贫穷。现实迫使人们走上邪路。苏联是官本位社会，当了官便有了一切。很多人是通过告密当官的，即使主要不是靠告密爬上去的，也一定告过密。告密者未必把告密看作光彩的事，但在实际利益驱使下，照样告密不误，因为现实中有滋生告密的肥沃土壤。
    1989年我到莫斯科的时候，告密小英雄已失去往昔的光彩。我请一位俄国朋友带我去看帕夫利克·莫罗佐夫的纪念碑，他不屑地说：“那有什么好看的，早该拆了。”我只好独自前往，很快便找到帕夫利克·莫罗佐夫的铜像。铜像竖立在圆水泥墩上，手里举着一面迎风招展的铜旗，周围没见到一个少先队员。我走到水泥墩前，上面刻着1932年 9月某日遇害的字样，日子记不清了。以后我又到过莫斯科几次，没再去看帕夫利克的铜像。1991年铜像被拆除。
    今天俄罗斯已没人再提帕夫利克，大概也没人再告密了，因为失去了滋生告密的土壤。没人需要告密，因此也就没人告密了。
    （原载《随笔》2004年第 2期）

ys1937

20、朱正：关于排队购物的说辞

关于排队购物的说辞

朱正

    鲁迅在1932年写的《我们不再受骗了》是一篇全面为苏联辩护的文章。20世纪50年代，实行向苏联一边倒的路线，这篇文章编进了中学课本里。当年的中学生，现在六十岁左右的人，大概都能记得的吧。文章里，对于苏联存在排队购物的现象，是这样辩解的：
    新近我看见一本小册子，是说美国的财政有复兴的希望的，序上说，苏联的购领物品，必须排成长串，现在也无异于从前，仿佛他很为排成长串的人们抱不平，发慈悲一样。
    这一事，我是相信的，因为苏联内是正在建设的途中，外是受着帝国主义的压迫，许多物品，当然不能充足。但我们也听到别国的失业者，排着长串向饥寒进行，中国的人民，在内战，在外侮，在水灾，在榨取的大罗网之下，排着长串而进向死亡去。
    排队购物，是物资匮乏的表现。这一点鲁迅当然知道。对于这“许多物品不能充足”的原因，鲁迅说了两条：“内是正在建设的途中”，目前的吃苦正是对于未来幸福的投资，想起日后建设成功了的种种幸福，甚至目前的吃苦本身也有某种幸福感了；“外是受着帝国主义的压迫”，责任并不在自己，而在帝国主义身上。
    作了这样的辩解，鲁迅以为还不够。文章还拿在苏联境外的两种排队来和苏联境内的排队购物作陪衬：
    一是别国的失业者，排着长串向饥寒进行；
    一是中国的人民，排着长串进向死亡。
    这进向饥寒和进向死亡的两个长串，难道不是比排队购物的那一长串更可悲悯么？对比起来，这排队购物，就不但是可以忍受，甚至还是颇为幸运了。
    这当然是极其雄辩的文章，辞强足以夺理。可是慢着：在苏联境内购物的长队，是触目可见的现实，而别国存在那进向饥寒和死亡的长队，却是一种比喻和象征的说法。人不但会在内战外侮水灾榨取这些困苦中进向死亡，即使是在幸福丰足的生活之中，人不也是每过一天即接近死亡一天了么？在这个意义上说，每一个人从母腹来到世间，他就排入了进向死亡的长串之中。鲁迅自己就说过：“新的应该欢天喜地的向前走去，这便是壮，旧的也应该欢天喜地的向前走去，这便是死”（《热风·随感录四十九》）。用这样一个反映大自然中新陈代谢规律的想像中的排队，来作现实中购物排队的陪衬，多少总有些不伦吧。
    苏联物资匮乏的原因，鲁迅说了内外两个方面。多年以来，在鲁迅以前和以后，许多出版物都是这样辩解，这样宣传的。这样说是不是事实呢？不是的。现在已经解密的苏联档案提供了另一种答案。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的《苏联共产党最后一个“反党”集团》一书，是1957年苏共中央 6月全会的速记记录。从会上中央委员们的发言中可以看到，当年斯大林、马林科夫他们的领导，给农业造成了多么大的破坏。下面，摘抄一点会上的发言中有关物资匮乏、人民生活艰难的材料。
    阿里斯托夫（苏共中央书记）的发言：
    我想回忆一件小事，它表明斯大林时期马林科夫同志是怎样为人处事的。党的十九大以后，我被选为中央书记，这时收到了从梁赞州的里亚日斯克来的一份报告，说那里没有面包，没有奶油，等等。报告指出：马林科夫在党的十九大上宣称，粮食问题最终地和无可改变地解决了，而在里亚日斯克，在梁赞却没有面包，劳动者没有面包吃，更不用说香肠和黄油了，——怎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马林科夫同志委托我对这个报告进行核实。我进行了核实。马林科夫问：那里的情况怎么样？是一时供应不上？我说，不，哪是什么一时供应不上。那里根本没有面包卖，储备如此。马林科夫说：“阿里斯托夫同志，您可不要惊慌失措呀。”我从他那里得知，这是斯大林交给的任务。“您给斯大林同志写一份核实结果的报告。”——这是出乎我的意料的。我报告还没写完，斯大林突然要召见。……斯大林走进来，说：“梁赞那边发生了什么情况？”大家都不做声。“谁去过梁赞？”那时我站起来说：“我去过梁赞。”“那里发生了什么情况？是一时供应不上？”我说：“不是，斯大林同志，不是一时供应不上，那里很久没有面包，没有奶油，没有香肠了。我和拉里奥诺夫（引者按：当时苏共梁赞州委第一书记）早晨六七点钟就去排队，进行了核实。到处都没有面包。我检查了储备，储备非常少。”看得出来，我汇报的情况与马林科夫在我之前汇报的情况不一样。前面的汇报粉饰太平，说一切都很好，包括粮食问题。（第330～332页）
    福尔采娃（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中央书记）的发言：
    在这个会上，同志们都谈到了梁赞的情况，但是这种状况是普遍存在的。就说莫斯科吧，和全国其他城市相比，一向是享受优惠待遇的，然而就是在莫斯科，直到前不久每个人一次只能卖给一公斤以下的面包。我刚才说过，莫斯科是受到特别照顾的，可是这里出售的面包都掺入了40%的马铃薯和其他东西。这都是事实嘛。（第450～451页）
    关于斯大林时代的农业，别利亚耶夫（苏共中央书记）说了一件事：
    1954年伏罗希洛夫曾经到斯摩棱斯克州去了一趟。他从那里回来时对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说过，就是把卡尔·马克思派到那里，他也一筹莫展，因为那里的集体农庄已经被搞得陷于绝境。的确，这个州的农业状况糟透了，然而同志们都知道，1953年以前（引者按：斯大林死于1953年 3月 5日）岂止斯摩棱斯克州的情况如此。（第 498页）
    马祖罗夫（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白俄罗斯部长会议主席）也对比了斯大林和赫鲁晓夫两个时代的情形。他说：
    1953年以前是什么情况？当时集体农庄甚至连土豆都不种了，因为收购价格才三个戈比一公斤。亚麻被连根拔掉了。畜牧业完全垮了。这正是马林科夫同志领导党中央的时候。……只是由于赫鲁晓夫同志的倡议，1953年和以后几年在农业方面才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定。这样，我们白俄罗斯才在农业方面取得明显的进步。作为例子，我可以举出下面的数字。1952年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我们每天能提供20～50吨牛奶出售，现在是每天出售 250吨。今年，仅仅在明斯克的国营商店销售的牛奶人均占有量就是 150公升。至于买面包过去要排多长的队啊！各个城市都缺少面包。由于赫鲁晓夫同志在党中央积极力量的支持下亲自干预，抓住不放，解决了开垦荒地的任务，我们才解决了面包问题。现在，不仅在白俄罗斯、全国各地都不缺面包了。（第 565页）
    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是要撤销赫鲁晓夫的第一书记职务，于是中央委员们要求开了这次全体会议批判他们。赫鲁晓夫就坐在会场里。这些发言者在讲到他的时候，就不免有些溢美之词。到了1964年，在把赫鲁晓夫赶下台的苏共中央十月全会上，人们对他就大加贬斥了。苏斯洛夫在那次全会开幕时作的主题发言中说：
    我国的农业状况与赫鲁晓夫不着边际地吹嘘相反，仍然不能令人满意。1959年至1962年四年中，农业产量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一点七，而计划要求每年应增长百分之八。1963年的歉收更使情况恶化了。因此，我们在供应居民肉类、面包、杂粮以及其它产品方面遇到了一定的困难。（第1028页）
    以上只不过是从这部有一千多页的书中摘抄的点滴材料。就从这里可以看出：斯大林马林科夫们的领导对农业的破坏。弄得没有面包、没有黄油、没有香肠、没有牛奶……，要买这些，就得排长队。鲁迅为这些现象作辩解，是对苏联情况过于隔膜了。
    不要责备鲁迅，他当时几乎是没有可能了解到苏联的真实情况的。福尔采娃在这次全会上说：“你们都十分了解，当时曾经大肆宣扬我们国家的成就。不加证明地宣扬国民经济各个行业的成就，同时又千方百计地掩饰缺点。……明明知道存在着严重的缺点，却在报刊上、在报告中、在讲话中，一个劲儿地宣扬成就，制造百业俱兴的假象。”（第449—450页）
    当年鲁迅能够看到的，只是那些一个劲儿地宣扬假象掩饰缺点的报刊，今天我们却可以看到苏共中央的绝密档案。我们能够看得清楚些，不是我们比鲁迅高明，而是比他幸运。
    （原载《同舟共进》1998年第 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