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回到马克思还是回到凯恩斯？

李旧苗

1883年是一个能给所有经济思想史家留下深刻印象的年份，正是在这一年：马克思逝世，凯恩斯出生。逝去的是一个饱尝颠沛流离饥寒交迫之苦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者诅咒者，出生的则是一位父母均为博士一生春风得意享尽富贵荣华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维护者和缺陷修补者。
    120多年来，世界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在相当大程度上都与这两个人的思想学说和政策主张有关。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学说中的革命结论曾衍生一个称作“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集团”和现在仍活跃甚至在一些国家执政的共产党人；凯恩斯仅凭国家干预和需求管理政策就使得二战后的资本主义制度获得了60多年的熨平波动相对平稳快速的黄金发展期。仅仅两个人就能产生这样的长期影响，这的确是个令人啧啧称奇的历史现象。
    特别是本轮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从美洲欧洲到亚洲，无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人们还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人们，大家几乎不约而同地又想到了这两个人。据说，2008年圣诞节前后，欧洲图书市场上《资本论》的销量是10年前销量的100倍。甚至连法国总统萨科齐都开始煞有介事地研读起《资本论》来并准备用马克思主义的一些主张来充实自己的资本主义改良建议。而美国、欧洲、日本和中国等重要经济体，几乎无一例外地在按照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政府赤字的宏观调节政策和解决内需萎缩、经济衰退、失业扩大等一系列恼人的问题。
    人们都十分清楚，“回到马克思还是回到凯恩斯”这是截然不同的两条道路，是基于对金融危机不同诊断提出的政策处方。
    “回到凯恩斯”，这是对所有遭受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困扰国家用政府干预矫正市场失灵的政策行动的一种概括，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都采取了这类可归结为凯恩斯主义倾向的反危机措施。所以，在“回到凯恩斯”这一口号下，几乎不存在根本分歧，那些几十年来一直信奉新自由主义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采取各种反危机措施方面甚至走得比经典凯恩斯主义更远。我们都知道，理论上说，凯恩斯理论与凯恩斯主义理论以及后凯恩斯综合派理论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但所有在上个世纪业已出现过可与凯恩斯沾亲带故的思潮和政策主张，在本轮金融危机中欧美一些国家政府的综合配套刺激方案前，都已显得内容单薄和苍白无力了。目前西方主要经济体已经在货币政策、财税政策、收入政策和各项社会保障政策等方面几乎穷尽了所有可用的招法，这些招法不仅牵涉需求刺激、预期引导甚至包含强化监管和国有化这些多年以来一直受到责难的各种行政性手段的运用。从本质上说，凯恩斯主义解决的主要是中短期宏观需求失衡问题，是一项仅与经济体系中流动性和总需求水平扩张有关的经济学流派。而本轮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原因极为复杂，这种复杂性不仅表现在各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同70年前相比已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还表现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体制性弊端、社会矛盾及文化价值观等方面均累积了年深日久的问题。这些问题单靠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和政府干预等政策是不能够解决的。因此，许多人在危机和衰退的打击下，自然会想到那个早在160多年前就给资本主义制度从道义上宣判了死刑了伟大思想家——马克思。
    “回到马克思”，其暗含假定是本次金融危机生成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制度，无论是微观经济主体的贪婪还是政府政策及监管机构的失误，都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体制性现象，要矫正那些扭曲的经济行为和治愈金融危机及经济衰退，都必须采取一些更有力度的制度性变革措施，而不能小打小闹修修补补来达成战胜金融经济危机的目标。从已获取的资料看，自2008年9月美国次贷危机演变成全球金融海啸进而在2009年1月开始美、欧、日等重要经济体出现明显的经济衰退趋势以来，怀念马克思的情绪在欧洲抬头倾向明显。这是因为，欧洲资本主义与美国式资本主义存在相当程度的差别。在美国的意识形态中，自由资本主义模式下冷酷竞争式资本主义200多年来始终占据统治地位，从来未发生过动摇；而在欧洲有相当多的国家实际上信奉的是社会民主主义，它们对美国式资本主义一直就颇有微词。当然，对美国在世界经济政治生活中的一股独大现象也常常心存忿忿。正因为如此，在美国终于拖累全世界成为全球金融海啸和经济衰退的发源地和罪魁祸首之后，在欧洲各国的社会情绪中出现同美国截然不同的意识形态倾向就很容易让人理解了。除了上述欧洲式“回到马克思”之外，还有一种非欧洲式的“回到马克思”，如古巴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委内瑞拉的总统查韦斯以及中国某些学者和干部，在他们看来，这次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腐朽的又一次证明，社会主义制度肯定优越于资本主义制度，“回到马克思”这一口号在他们的理解中就是要坚定自己原本的社会主义信念。对于我们理论工作者来说，分析这一部分人的思想倾向和政策主张似乎更有现实意义。
    在改革开放30年有关中国经济体制模式的讨论中，中国的许多经济学家在论及发达市场经济时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把美国当成是市场经济的楷模。的的确确，美国市场的经济体系、金融市场机制的发达完善程度在西方国家中稳居冠军宝座已有近百年的历史，这些经济金融优势加上政治军事教育科技等方面的优势和影响力，说20世纪是美国世纪也毫不为过。一个国家能够在近百年时间中保持全面竞争优势，这背后肯定有其资源、战略、体制和人事方面的成功经验。但在本轮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中，美国却突然成了灾难的发源地、罪恶的渊薮，美国用“有毒的债券”骗了全世界，全球大多数国家学习的经济体制榜样倒下去了。从这一点说，美国在这次金融危机中遭受的不仅仅是金融损失、经济损失，更重要的是制度公正性和道德信任方面的损失。任何社会思潮都是一定社会环境的产物，当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持续时间足够长，当危机和衰退造成的失业和贫困超越范围广泛人群承受度时，人们就自然会想起那个曾经宣告“资本主义丧钟已经敲响”的伟大哲人马克思。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财富积累和贫困积累必然累积出无法解决的社会矛盾阶级矛盾的冷静分析、关于资本根植于剥削土壤的深刻断言、关于资产阶级“把一切都淹没在利己主义的冰水之中”的精彩评语，还有恩格斯的《1844年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篇调查报告，都在告诉人们：资本主义制度是不合理的制度，它一定要被更公平有效率的社会主义制度所取代。如果美欧日等主要经济体的危机和衰退持续时间达5年以上，资本主义制度就会出现信任危机，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就会出现动乱；假若这场全球金融危机在2010年基本消退，世界经济在两年内基本复苏，人们就会重新称许资本主义制度的自我修复能力。也就是说，未来几年的经济发展演变将最终决定全球社会思潮的走向。
    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愤世嫉俗者中的“回到马克思”倾向，还是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反资本主义斗士出于共产主义信念的“回到马克思”之类的想法，都无法否认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即：在20世纪的两种经济制度竞争中，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已惨败于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那场经济制度竞争出现的是一种出人意料的政治结局——苏联解体、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集体转向资本主义。在那场制度竞争中有一个异数，那就是既坚持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又大步迈向市场经济彻底融入了全球化的中国。通过短短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就由一个贫困孱弱的穷国变成了一个GDP 总量居世界第三、进出口总量居全球第二、外汇储备居世界第一的经济大国、金融大国。但认真总结中国经济神话的奥秘，得以创造这个奇迹的并不是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的那些传统马克思主义，而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GCD人在新时代创造的中国式马克思主义。从这一点说，如果依照某些反资本主义斗士在本轮危机下表现出的“回到马克思”倾向里所暗含的政治经济主张去实践，中国的未来发展也许会遭遇左倾复归的风险。
    本轮金融危机对中国、对欧美日、对新兴市场经济体、对世界所有国家都是一次难得的发展和调整机遇。毫无疑问，以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为本轮国际竞争的初始条件，中国在充裕的流动性、健康的银行体系、安定的政治社会基础、强势的政府动员能力等许多方面都拥有反危机比较优势，现在要做的就是如何继续在体制、战略、政策和人事方面进行深入的调整和改革，不在各种错误口号中迷失方向，在保障经济快速成长中达到发展模式转换的目的，彻底解决过去30年中在环保、民生、吏治、政府效率、资源使用不经济等方面积压的问题，并以更积极的姿态在全球化中发挥作用。无论发生了什么情况，现在及以后相当一段时间的世界仍然是“1+X”（即占绝对优势的美国与若干大国共同主导世界），中国的目标应当是在未来的30年中，把这个“1+X”变成“2+X”，即占据较大优势的中美和若干大国共同主导的世界。
    那么，在“2+X”的新世界格局中，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演变趋势是什么？我确信，到那时，人们肯定还不会忘记在1883年出现的死生交替的两位哲人——资本主义的思想掘墓者马克思和资本主义的政策维护者凯恩斯，但历经几十年方方面面的翻天覆地变化后，人们也许会更多地想到那个已被遗忘多年首次提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趋同论”的荷兰伟大学者——简·丁伯根。

李旧苗

亚当·斯密与凯恩斯之争又起



陈彩虹




    古典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与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二者孰是孰非一直争论不休。在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金融风暴中，人们似乎抛弃了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各国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伸展得很是充分。于是，“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之争又起。但由于金融风暴来势凶狠，扩张神速，影响巨大，已容不得过多的理论纠缠，理论的争议被淹没，甚至于我们听到这样的说法，“一九二九年经济大萧条时没有凯恩斯，今天人人都是凯恩斯”。
　　“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是经济理论长期争论的焦点，也是市场经济制度安排和运行选择的难题。所谓“看得见的手”，是指主要依靠政府运用各种工具来调节或控制经济运行的制度体系，即国家干预。
　　就理论渊源而言，亚当·斯密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是两位不同时代的英国经济学家，贡献了不同的经济学理论，也为不同时代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提供了理论的解说和实践指导。
　　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史来看，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模式，曾主导了资本主义国家早期的经济发展。但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的西方世界经济大萧条之后，凯恩斯主义开始盛行，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式似乎寿终正寝。凯恩斯主义的“凯恩斯革命”直接导致了国家概念的重新确定和政府职能的变化，划分出了西方世界一个崭新的时代。虽然后来的经济学理论出现了许多新的派别，也有大量对于凯恩斯理论和古典经济学理论的综合学说出现，而且西方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已经成了日常的事项，但“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之争从来没有停止过。当然，争论的内容有了很大的变化，现在的争论大多集中在政府多大程度上对经济进行调节和控制，而不是断然地不要政府的调节和控制。实际上，西方国家的政府也一直在“拿捏”着干预经济，理念上仍然坚持“不能也不应过多干预”的原则。
　　从西方经济学的理论逻辑来看，“看得见的手”之所以出现，是因为“看不见的手”具有相当程度的盲目性，完全的自由放任会使市场由理性走向非理性，引来市场的无序和疯狂，形成经济危机，这便是学界常说的“市场失灵”。因此，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适时、适当地干预，便可以纠正“市场失灵”，促使市场理性回归，实现市场运行正常。
　　那么，“看得见的手”（政府干预）会不会“失灵”？失灵了又由什么来挽救？是回到自由放任上去，还是继续用“看得见的手”来对付以往带来的问题和灾难？对前者，答案明确，而对后者现有的经济学理论没有清晰的答案。
　　现在的问题是，经济危机或灾难是不是都由“看不见的手”造成的？
　　历史上的许多金融和经济危机的确是由“看不见的手”造成的。如果你读过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的《疯狂、惊恐和崩溃——金融危机史》，在他讲的每个危机故事里，都可以看到“看不见的手”导致危机的直接作用。
　　按照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假定，“看不见的手”之所以会带来危机，在于人性的基本规定是“自私”或“自利”的，人们总是试图“以最小的耗费获取最大的收益”。这种人性的潜在倾向就是贪婪，市场正好给这种人性提供了一个广阔无垠的扩展空间。在其他外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这种人性规定就会必然走向极端性的贪婪，带来人的行为走向疯狂，结果以社会性的危机或灾难告终。由于人性的顽固，加上市场力量强大，一个铁的定律就是：在市场环境下，金融和经济危机是不可消失的，人们都自然而然地认定其为人性的使然和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所为。
　　这真是一个莫大的误解！
　　——十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起源于泰国，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掌控着泰国货币铢的价格，没有让市场的力量通过供求的自我调节来达到某种价格均衡，结果加大了泰铢的“官价”与市场价格的差距，给投机者带来了巨大的谋利空间。投机者与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较量的结果，是大量外汇外流，整个金融体系迅速陷入困境，泰铢贬成准废纸一张。
　　当时的另一个新兴市场——韩国，虽然受到了危机的影响，但并不是危机的中心，也存在某种规避危机的可能机会。就在韩国外汇资金有所外流之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积极介入”改变了这个国家在危机中的位置，韩国迅速从危机的边缘走到了中心，轻微的危机一下子变成了严重的灾难。人们也许还记得这样的过程，在危机初期，韩国政府这只手不知所措，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操纵，由紧缩型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一推出，整个韩国就不再有远离灾难的希望，韩元的价值一夜之间从天空坠落到地面，外汇储备被一掏而空，以至于韩国人不得不动员起来捐金献银填补危机的黑洞。直到今天，那场危机带来的后遗症尚没有消除，韩国人完全失去了对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控制权。
　　对眼下的金融风暴，人们的一种认识是，美国房地产市场泡沫的破灭是其起因，是市场出了问题。我们拉长一点历史的长度来看这次金融风暴，就发现其根本的原因，在于美联储（美国中央银行，名义上不是政府机构的货币政策制定和操作者）这只“看得见的手”，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就一直在美国市场注入巨大的货币量，在九十年代把网络吹成泡沫之后，再将房地产又吹成了泡沫。按照美国人提供的数据，从一九八○到二○○五年，美国的货币供应量M3增长了近二十倍（见《美元大崩溃》，彼得·D.希夫、约翰·唐斯著，陈召强译，中信出版社二○○八年版），以至于从二○○六年开始，美联储不再公布货币供应量M3指标，以免引起外界对于货币量增长过度的担忧！
　　人们对这次金融风暴的另一个认识是，美国监管部门对金融机构和金融衍生产品的监管不严造成了这次灾难，市场缺少了那只“看得见的手”。展开来看这次风暴的抵押信贷制度和机构（如“房利美”和“房地美”）、金融衍生产品制度、资产证券化制度等等，可以看到许多这样的金融制度和金融机构，不是政府这只手亲自安排的，就是政府这只手高举起来认同了的。如房利美和房地美就是准政府机构，它们部分地代表着政府的意愿进行着“金融创新”。
　　既然运作主体是政府或准政府机构，那么，政府机构就应具备足够的知识、丰富的信息，以及快速的反应体系和敏锐的决策体系，再加上适时的纠错机制。按照哈耶克的理论，知识和信息是高度分散在社会个体的，政府机构获得知识和信息有一个学习和收集的过程，但是，知识和信息具有某种滞后性，而政府对信息的掌握又不可能完备，其次，政府机构的反应体系和决策体制，一定服从于政府机构的既定程序，这是政府权力实施的基本要求。在上述约束条件下，政府要非常有效地运作“看得见的手”达到较高的水准，是很困难的。这也就是“看得见的手”的作用虽然受到重视，却没有成为终极和唯一工具的重要原因。
　　金融和经济危机是非常特殊的紧急状况。这时，分散在社会个体的危机知识和信息迅速集聚和暴露出来，社会个体的认知空前统一，为政府机构快速领会和掌握这些知识、信息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政府“救市”的社会支持基础也陡然厚实起来。从政府机构内部来看，危机迫使政府机构的反应加快，在非危机格局下的一般程序荡然无存，这样快速的反应和程序简化便于有效决策，政府机构在危机时刻有了特殊的内部机制支持。与此同时，危机的出现，也将所有社会个体的利益诉求和政府的行政目标短期内高度一致起来，危机成了一个经济体内共同的敌人，政府的纠错热情和认错道德也能够达到较高的层次。
　　综上所述，危机出现后，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救市不仅是必要的，也有取得成效的内外部基础。有内外部基础并不意味着救市的行为就一定能够取得成效，问题的关键在于，政府对于危机原因是否有准确的判断，以及在此判断基础上运用“看得见的手”是否适度。
一般而论，当判断危机是“看不见的手”造成的时候，市场的作用容易被全盘否定，政府的救市行为容易过激，从而突破一定的边界，因而救市的同时，也埋下另外一次更大灾难的祸源。反之，判断危机是由“看得见的手”造成的时候，政府的救市行为则会相对缓和，它会将以往政府机构不当的行为作为救市时改造的主要对象，通过适度而非猛烈的短期调节，结合市场本身的力量（包括破坏性力量），慢慢地纠正以往的错误偏差，使经济运行重新进入到一个合理的区间内来。在这里，“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与危机之间关系的厘清，具有重大的实践价值，不同的诊断会形成不同的历史性选择，自然预示着不同的未来。
　　在美国，这次金融危机原因的理论认定和舆论渲染，太多的分量指向了“看不见的手”，对过去“看得见的手”引出危机的根源性作用，则没有深刻的反省，当然就谈不到相应的对策设计和方案出台了。若是孤立地从美国来看，这样的救市理论和舆论鼓噪，将给政府更加重用“看得见的手”来救市提供强有力的支撑，甚至于对“看得见的手”极端化的使用也默然认可，在美国社会埋下未来更大灾难的恶种。在此，我们说，美国时下救市的种种政策选择和工具运作，很难说真正救得了市，相反，它们很可能导致出更为严重的危机。
　　令人深感不安的是，美国社会各界并非不清楚“看得见的手”的无度使用，正是这次危机的真正根源，许多人采取轻描淡写或视而不见的立场，大大地指责市场的非理性，转移世人的视线，为政府大打出手来救市造舆论。虽然美国大力度运用“看得见的手”来救市，可能带来更大的灾难，但借助美元国际货币的特殊历史地位，美国完全可能将危机在更大范围向外部经济体转移（这一点容另文详细讨论），它有助于减轻美国承担的危机损失。这种出自美国利益需要的理论和舆论渲染，无疑有着美国国内深厚的利益支持基础，“看得见的手”再次过度使用的救市方案，很容易在国内达成一致。就这一点看，美国的救市，具有强烈的以邻为壑的底色，在带给美国某些救市效益的情况下，将带给全世界潜在且难以度量的巨大灾难。
　　例如，美国政府机构一反通常做法，通过直接的资金注入或投资购买，成为一些商业机构的所有者，并继续想方设法阻止国外资本，特别是美元储备量巨大的国家（如中国）的资本进入。尽管美国国内也有一些不同声音，但最后的结果是“国有化”部分私有企业成为现实，外国资本被挡在门外。从美国国内来看，一方面，政府机构用公众的税收来“拯救”私有企业，为少数私有企业甚至于私人的巨额损失“埋单”，制造出了国内极端化的不公平，并将引出超常的“道德风险”；另一方面，政府机构的裁判角色与球员角色合二为一，新的国家垄断型商业机构已经出现，未来市场竞争的平等起点已被毁坏，如此格局下的种种弊端也已经现出苗头。由于公平的“优胜劣汰”市场环境被破坏，它将带来美国国内新的矛盾和冲突，引发后续可能更为严重的经济灾难。
　　但是，从世界范围内来看，由于国外大量的美元储备不能够通过投资美国的商业机构流回到美国，一方面，美国的商业机构特别大的金融机构的股权和控制权不会旁落，另一方面，美元储备量大的国家就只能将美元用于购买美国的国债等金融产品，使得国外的美元储备被迫成为美国政府可随意使用的资金来源，将世界他国的美元储备牢牢地捆绑在美国的经济体上，当下则是牢牢地捆绑在美国的金融危机和可能进一步深化的经济危机之上。本来是美国人自己应当承担的一切，却在政府直接注资救市和拒绝国外资本进入的选择下，把危机转移到持有美元储备的其他所有国家。
　　又例如，美元贬值已经达到历史新高，但美国人还在继续玩加大货币供应量的游戏。美联储的基本利率已经降到接近于零。美国央行负债方数额，在二○○八下半年短短的几个月之内，就由九千亿美元左右陡然增大到两万多亿美元之巨，其中一部分就是通过印制美元来实现的。经济学的常识告诉我们，没有经济基础支持的货币供应量增加，只会带来日趋严重的通货膨胀。鉴于美国的危机已经从金融领域扩展到了实体经济领域，经济下滑的同时又巨额地增大货币供应量，未来的通货膨胀是肯定无疑的了，唯一不能够肯定的是通货膨胀的程度有多大。
　　从某种意义上说，当贸易跨越国界，而且一个国家的制度货币（如美元）成为贸易的中介时，经济全球化就已经开始；当许多国家储存某个国家的货币成为常态，而且数量在增长时，经济全球化就已经达到极高层次。当今就是一个经济全球化极高层次的世界。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未来经济的运行，特别是出现金融和经济危机时，我们依靠哪只手，有两个主要问题值得深思。
　　一、历史经验表明，在一国或一个经济体之内，纯粹的“一只手”主义，不能够解决经济运行的复杂问题，“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结合起来使用，应当是有效的选择。不幸的是，这样两只手的结合，是一个巨大的理论难题，更是实践难题。它需要思想，更需要技巧，还需要道德。
　　二、在经济全球化的环境下，一国或一个经济体之内“看得见的手”的使用，特别是像美国这样国家的使用，都关联到其他国家的利益，由此产生了全球道德诉求。同样不幸的是，我们没有高居于各国之上的世界政府，也没有统一的全球道德准则，国与国之间的利益分配和灾难承受，只能通过各国综合实力的博弈来实现。这样的博弈能够达到合理或相对合理的境况么？

李大苗

美国央行负债方数额，在二○○八下半年短短的几个月之内，就由九千亿美元左右陡然增大到两万多亿美元之巨，其中一部分就是通过印制美元来实现的。
李旧苗 发表于 2009-10-15 16:55

这样的说法肯定成问题，所有的债，都是收拢货币，放出债券，可流通或不可流通的，可转让或不可转让的，短期的或中长期的，总之，是M1的转持和与M2的增加，无需印刷美元，印刷的是国债券。

李大兴

国内经济学者似不脱非此即彼式的思维，纷纷纠结于是“看不见的手”，还是政府干预这一类问题上。

李旧苗

经济学“拳击赛”：凯恩斯ＶＳ弗里德曼

张守一


    一、开场白
    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中创立的古典学派，推崇自由放任，政府只是“守夜人”，敲敲小锣，喊几声“平安无事”。马歇尔在189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中创立的新古典学派，继承了自由放任的衣钵。直到1929－1933年爆发经济大萧条，人们才对这种经济理论提出质疑。自从1936年凯恩斯出版《通论》以后，政府干预经济即宏观经济调控在西方经济学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上世纪70年代，英、美等国出现了低增长、高通胀的“滞胀”局面。凯恩斯主义显得束手无策，新自由主义应运而生，影响迅速扩大，导致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
　　在西方经济学中，学派林立、争论激烈，经济学“拳击赛”没有停过。面对当前金融危机，需要安排凯恩斯与弗里德曼进行一场“拳击赛”。让他们当“拳击手”，是因为他们是经济学两大学派的代表，简称凯派与弗派。下面的介绍与评论，不限于他们的学术观点。凯派分为英、美两个分支。英国分支的代表人物有琼·罗宾逊、卡尔多、斯拉法等；美国分支的代表人物有萨缪尔逊、托宾、索洛、克莱茵、斯蒂格利茨等。弗派是由几个并行的小派构成，如货币主义(弗里德曼)、合理预期学派(卢卡斯)、所有权学派(科斯)、供给学派(拉弗)等。各个小派之间、各位大师之间的观点都存在差别，但大同小异。
　　安排凯派与弗派进行“拳击赛”，是让他们对政府要不要干预经济、政府干预经济的工具、政府怎样干预经济、政府干预经济的效果是好是坏，以及未来西方经济学的发展等问题发表各自的看法。这对了解当前政府干预经济是非常及时而有益的。
    二、凯派与弗派“拳击赛”的四个回合
    (一)第一回合：政府要不要干预经济？
　　凯派：需要干预，因为市场存在缺陷。先把货币需求(灵活偏好)放在一边，只谈消费与投资。先说消费，随着收入的增加，居民把新增收入用于消费的比例越来越小，用于储蓄的比例越来越大，使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成为一条规律。再看投资，其目的是赚取利润。当经济兴旺时，招来大批投资，机器设备、建筑材料与施工队伍供不应求，价格上涨；投资的结果是商品供给的大量增加，出现供过于求，商品价格下跌。在成本上升与收益下降的压力下，新增投资的利润不断减少，使边际资本收益率递减又成为一条规律。
　　弗派：且慢！凯派关于边际资本收益率下降的说法即使能够成立，也不能作为政府干预经济的理由。因为，随着收益的下降，投资减少，产量下降，商品供求自动达到均衡，无需政府干预。
　　凯派：看来弗派不懂潜在增长率概念，它是在各种资源得到合理配置和使用时所达到的增长率。弗派所说的增长率，是在大大低于潜在增长率条件下所达到的低水平供求均衡，大量资源闲置，大批员工失业，社会发生动乱，甚至葬送资本主义制度，难道还不需要政府干预吗？
　　让凯派继续讲解供求问题。在不考虑外贸的情况下，社会总需求由消费与投资需求构成，由于两项需求都不足，社会总供给就会超过社会总需求，两者之间出现“缺口”。面对供过于求的局面，厂商纷纷减产，解雇员工，失业者没有收入，消费需求进一步萎缩，产量与就业随之减少，如此类推。厂商减产，促使投资减少，通过乘数作用，会对GDP造成成倍的下降。如果供求“缺口”不由政府需求及时弥补，则经济就会走上恶性循环的轨道，最终爆发经济危机。
　　现代研究表明，市场机制的缺陷除上面讲过的以外，还有以下几条：(1)它是事后调节机制。当经济出现问题后再调节，有时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2)过度竞争。一方面导致许多中小企业破产；另一方面又会出现垄断，它们承受的竞争压力很小，甚至没有压力，不去开发新技术，降低成本(例外情况存而不论)，利用减少产量、抬高物价的手段牟取超额利润，使资源配置与使用达不到理想状态。(3)许多公共产品，小至路灯、公园，大至电视广播、义务教育、气象预报、国防军事等，人人可以享用，政府承担经费，但没有市场价格。(4)像文物、字画之类的商品，供给只有一件，需求量很大，由供求关系决定价格的机制失去了作用。(5)在很多情况下，投入可以计量，产出不能计量，如航天事业、各类著作的学术价值。还有投入可以计量、而产出为零的情况，如科学试验的失败、不被社会承认的研究成果等。(6)还有外部性。一类生产者或消费者的活动，在市场机制之外对另一类生产者或消费者造成伤害。如果前者对造成的伤害不付出代价，那么，前者得利，后者遭殃。生产者或消费者的活动对其他生产者或消费者造成的正面影响，可作类似的分析。外部性的范围越大，市场机制的作用就越小。对外部性造成的正或负面影响，市场机制无法作出惩罚。如果政府不闻不问，就会扭曲市场关系，不会再有公平竞争。面对市场失灵，是放任自流，还是进行监管，显然应该选择后者。
　　本来有“两只手”，但长期以来，弗派只注重“看不见的手”(市场调节)；而凯派不同，除重视这只“看不见的手”外，还使用“看得见的手”(宏观调控)。“两只手”的力量不仅比“一只手”大，而且效果也好得多。
　　个体与集体之间存在三种关系：(1)对个体有利的事，对集体也有利。如中国农业改革，农民增加了收入，改善了生活，而国家增加了农产品收购量，改善了城市的供应，促进了轻纺工业的发展。(2)对个体有利的事，对集体无利。如干部贪污受贿，前者“获利”，后者受损。(3)对集体有利的事，对个体无利。如村镇政府强占农民土地，前者“获利”，后者失利。还可以补充四种情况：(1)对一个人有利的事，对另一个人也有利。如医生看病，病人恢复了健康，医生获得了收入。(2)对一个人有利的事，对另一个人无利。如一个人侵占另一个的财产，前者“获利”，后者失利。(3)对一个集体有利的事，对另一个集体也有利。如两个村庄共同修建水库，灌溉双方的农田。(4)对一个集体有利的事，对另一个集体无利。如一家工厂排污，污染了另一家工厂。此时，前者对排污不付出代价，成本下降，从中获利；后者治理污染，成本上升，甚至污染不能治理，企业破产。在上述七种情况中，对一方有利、对另一方也有利的有三种，对这些情况政府不必插手；对一方有利、对另一方无利的有四种，对这些情况政府必须进行干预，协调他们之间的关系，解决他们之间的矛盾。长期以来，弗派只看到了前三种情况，看不到后四种情况，抱残守缺，不堪一击。
　　弗派：不需要政府干预。凯派关于政府干预经济的一大堆理由，都是强词夺理。
　　经济学原理证明，无论社会财产归谁所有，只要能够自由交换，就能使资源得到最优配置与使用，无需政府干预。瓦尔拉斯早就说过，经济系统就像天体系统一样，让它自由运转，就能达到一般均衡。市场竞争能使每个买者和每个卖者找到自己理想的交易伙伴，政府干预就是充当“第三者”，破坏“婚姻关系”。
　　市场机制中最重要的是价格，它能传递信息，调节生产，改进技术，降低成本。各种资源流进，直到满足需要为止；反之，当某个部门的资源过剩时，价格下跌，资源流出，直到达到均衡价格为止。由此可见，价格调节可以把市场秩序摆平，政府干预不是多此一举吗？！
　　凯派经常拿经济危机吓人，其实，它是政府干预经济造成的恶果。“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凯派就是一帮庸人，不断折腾，把经济当作一个酒鬼，喝一瓶，刺激一下，又喝一瓶，再刺激一下，时间一长，这个酒鬼必然酒精中毒，爆发经济危机。
    (二)第二回合：政府干预经济的工具
　　凯派：政府干预经济的工具多种多样，可以说是十八般武艺，样样俱全。第一是财政政策，收入方面有税率、税种和其他收入；支出方面有投资，拨款和补贴。第二是货币政策，包括利率、准备金率、贴现率和公开市场。第三是将两种政策结合起来朝同一方向使用。第四是将两种政策搭配使用。
　　弗派：停！将两种政策搭配使用，这不是凯派的功劳，而是弗派的功劳。上世纪70年代，英美一些国家出现了低增长、高通胀的“滞胀”局面，凯派无所作为，当时是美国里根总统和英国撒切尔夫人在台上执政，他们用宽松的财政政策对付“滞”，如增加财政支出，特别是大规模增加国防费用，扩军备战，这项政策能拉动经济增长，增加供给；用紧缩的货币政策对付“胀”，如提高利率，抽紧银根，减少需求，把价格降下来。资本主义经济同时患两种病，就要吃两种药，并将它们结合起来，进行综合治理。虽然这次用两种政策的搭配治好“滞胀”怪病，但弗派反对政府干预经济的立场是一贯的，这只是一个特例。
　　凯派：好！不争论，就算将两种政策的搭配使用是弗派的功劳，还有第五种工具，即法律手段。
　　弗派：这一条不要讲，制订和实施法律是保证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基本前提，两派没有分歧。如果没有法制建设，市场经济就要乱套。虽然弗派主张法治，但与凯派不同，不赞成立法范围过宽，主张取消农业补贴，最低工资标准，限制价格，环境保护，安全生产，商品检验，贸易与证券交易以及有关养老金、退休金、奖学金、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险之类的立法。福利种类过多，水平过高，财政支出庞大，赤字越滚越多，而收效甚微，培养很多宁可领取政府补贴，也不愿就业的懒人，还会出现贪污腐败，社会道德败坏。但儿童、未成年人和残疾人等弱势群体需要保护，对低收入者可以采取负税政策，即个人和家庭的收入低于一定的水平时，不仅不纳税，还可以得到补贴(负税)。缩小贫富差距，维护社会稳定。
　　凯派：还有最后一种工具，就是政府行政命令。这方面的内容太多，不能一一列举，只讲几个例子，举一反三。例如，当市场出现严重通货膨胀时，政府可以发布冻结工资与物价的命令；当日用品严重短缺时，可以实行凭证供应；通过土地供应调节房价；对企业进行表扬、奖励、劝告、警告等。
　　弗派：对此想得不深不细，暂且不谈。
    (三)第三回合：政府怎样干预经济？
　　凯派：如果经济过热，增长率过高，物价居高不下，面对这种情况就要实施“双紧”政策，控制供求，把增长率和物价降下来，实行“软着陆”。如果处置不当，可能出现“硬着陆”，损失巨大。
　　如果增长率过低，失业增加，物价出现负值，表明经济过冷。针对这种情况，需要实施“双松”政策，刺激供求，拉高增长率，使物价回到正常水平。
　　如果经济出现“滞胀”……
　　弗派：打住！这个问题上面已经讲过，不要重复。
　　凯派：政府干预经济是一门大学问。每项政策的调控力度分为微调、小调、中调、大调，既可以将两大政策结合朝一个方向使用，又可以采取不同方式将它们搭配使用。调控措施出台的时机非常重要，既不能早，也不能晚；否则，不仅不能起到正面的作用，反而会起负面的作用。例如，2008年开始，我国面对经济增长率偏快、物价上涨偏高的局面，中央要求实施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到了下半年，美国金融危机波及我国，以出口为导向的企业，外来订单大幅减少，许多企业倒闭，大批农民工返乡，通过连锁反应，使其他行业的企业出现了不景气，经济增长下行的压力加大，物价不断回落。针对新的经济情况，中央及时调整政策，即实施宽松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如上所述，政府干预经济除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外，还有其他措施。及时灵活使用各项政策，既是科学，又是艺术，问题复杂。上面只是就政府干预经济讲了几条大的原则。
　　弗派：别拿宏观调控的复杂性吓人，政府干预经济既不是科学，更不是艺术，它会破坏市场经济秩序，只能是祸害。
    (四)第四回合：政府干预经济有效还是无效？
　　凯派：非常有效。从理论上看，当供求关系出现“缺口”时，用增加政府需求填补这个“缺口”，能使经济恢复正常。从实践上看，面对1929－1933年经济大萧条，美国罗斯福总统于1933年初推行“新政”，1934年开始见效，使美国经济繁荣发达起来，提高了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成为超级大国。
　　弗派：完全无效。凯派关于政府干预经济有效的言论，都是站不住脚的。先说降低失业率。由结构、摩擦、自愿等失业构成的“自然失业率”，是供求均衡时的失业率，是任何时候都存在的。凯派用投放货币刺激经济，企图把失业率降到“自然失业率”之下，表面上看，会引起物价上涨，实际工资下降，厂商愿意增产，多雇员工，但这是短期效应。随着物价的上升，员工要求增加工资，实际工资回到了原先的水平，厂商减少产量，解雇员工，实际失业率又回到了“自然失业率”的水平。可见，政府干预失业是无效的。
　　再说控制物价。缘于货币投放与价格波动之间存在时滞，政府不知道这个时滞的长短，在决定货币投放量时不是过多，就是过少，反而加剧了价格与经济的波动，政府干预物价只能是干吃力不讨好的蠢事。
　　综合起来看，用财政政策刺激经济，扩大支出，如果不相应地增加货币供给量，财政增加支出的数量不大，则其作用有限；如果财政扩大支出的数量很大，资金不是来自借债就是来自增税，则财政扩大支出所创造的需求，就会被干预承受者(地方、企业、民众)需求的减少所抵消，产生“挤出效应”。减税是常用的财政政策，第一次减税，干预承受者的收入增加，消费与投资随之增加；政府又一次减税，干预承受者不难猜到，政府不断减税，财政赤字越来越大。为了填补财政亏空，政府必然借债或增税，干预承受者的收入减少，消费与投资又回到了原点。政府减税可以刺激经济的说法，不过是一句空话。如果政府增加财政支出的资金是来自增发货币，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其后果必然是引发通货膨胀。用货币政策即增发货币来刺激经济，上面对其后果已作了分析，不必重复。在弗派看来，即使同时用两种政策刺激经济，同样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毫无意义。
    三、比赛简评：近期与远期
    从近期看，新自由主义引发了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变成了“过街老鼠”。目前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政府纷纷出台了救市措施，如中国4万亿元资金，美国2008年7000亿美元、2009年初7870亿美元等，用来对付危机，拯救经济，凯派取胜。弗派自知理亏，纷纷沉默不语，潜伏下来，等待时机。
　　从远期看，可能出现三种情况：(1)如果这次各国政府出台的救市措施，能够在近期(如2009年)见效，摆脱危机，经济恢复正常，那么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凯派在西方经济学中会重新占据主导地位。(2)如果这次各国政府出台的干预措施失败，或在不久的将来，西方一些国家又出现“滞胀”局面，凯派又显得束手无策，那么新自由主义就会卷土重来。(3)可能出现新的经济理论或学派，新“拳击手”浮出水面，与凯派和弗派进行战斗，并能打赢他们。未来的情况究竟如何，让我们拭目以待。

WIND

5# 李旧苗
垃圾文章.张生声称:以弗里德曼为代表性人物的他所谓的新自由主义导致了这两年的经济危机.

李旧苗

不是张生，是张老，将近八十岁的老头了，呵呵。张守一，1931年生，1960年毕业于莫斯科国立经济学院。先后在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工作，历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研究室副主任、主任等职，现任中国数量经济学会理事长。荣誉学部委员。

WIND

7# 李旧苗
呵呵.

彼亦一是非

1960年毕业于莫斯科国立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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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人彻底失去兴趣。张老行文实在轻佻，愣把弗老搞成了“杂文家”